跋文 人类价值的三个渊源

用科学的谬误去摧毁不可缺少的价值：弗洛伊德

    最后，我还要对那种用科学的谬误去不断地摧毁那些不可替代的价值的现象展开讨论；多年以来，这不仅越来越成了我主要关注的一个问题，而且也成了我深感担忧的原因之一。①显而易见，对那些不可替代的价值所作的抨击并不都出自唯社会论者，尽管我在这里所必须探讨的那些谬误大多都会导向唯社会论。实际上，唯社会论乃是从哲学、社会学、法学和心理学等相互关联的领域中所产生的各种纯粹的智识谬误那里得到支持的。在上述哲学、社会学和法学三门学科中，这类谬误大多源出于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所阐发的那种笛卡尔式的唯科学主义和唯建构论。②逻辑实证主义长期以来一直都在努力证明，所有的道德价值都是“毫无意义的”（devoid of meaning），甚至是纯粹 “情感的产物”（emoive）；此外，逻辑实证主义还完全无视这样一种观念：由生物的进化或文化的进化选择出来的那些情感性的回应方式，对于一个发达社会的凝聚力来说具有着至高无上的重要意义。再者，从唯科学主义和唯建构论渊源中衍生出来的那种知识社会学(sociology of knowledge)，也试图以同样的方式贬 损所有的道德观念，因为它声称这些道德观念的捍卫者乃是为了 他们自己的利益而主张这些观点的。

①当我首次在我发表的演讲“The Moral Element in Free Enterprise ” (1961)中使用这种说法之前，我已经为考虑这个问题花去了一些时间。该 演讲已重印在拙著 Studies in Philosophy, etc. (London and Chicago, 1967), p. 232.。

②我现在倾向于把19世纪的唯科学主义以及与之相关的观点称之为唯建构论。关于这种唯建构论在19世纪的发展史，请参见拙著:The Counter-Revolution of Science. Studies in the Abuse of Reason ( Chicago, 1952)。

    尽管我们必须对社会学家所做的某些描述性工作表示感激——也许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也同样有资格获得这种敬意，但是，在我看来，除了那些对特定类型的自然现象或社会现象进行研究的理论学科（theoretical disciplines）以外，无论是一门有关社会学的理论学科还是一门有关自然学（naturology）的理论学科，都是毫无道理可言的。就此而言，我可以相当肯定地指出，那种主张人们应当凭靠自己的力量去建构社会【行为主义者B．F．斯金纳(B．F．Skinner)的观点就极为典型，因为他在今天就是用这些术语重新确认这个观点的】的知识社会学，完全误解了知识增长的过程。我在本书的前几章中便已力图指出，法律实证主义无论是从观念上讲还是从历史上来看都是错误的，这是因为法律实证主义认为：第一，每一项法律规则都必定是从某一有意识的立法行为中推演出来的；第二，所有的正义观念都是特定利益的产物。①

①参见本书第二卷第8章。按照 H. L. A. Hart (The Concept of Law,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1, p. 182）的定义，“古典自然法理论”认为，“在人类世界中，存在着一些特定的人的行为原则（它们有待人之理性的发现【黑体为我所加】）；如果人造法想有效，那么它们就必须与这些原则相符合”。【原译:Hart认为】（OCR注:以下实为Hayek的观点，他只是引用了Hart的一个定义，原译似有误），在法律实证主义与其对立的理论（亦即“古典自然法理论”）之间的对立，实在是人们对“自然的”与“人为的”所作的错误二分法的最明晰的实例之一。当然，法律既不是一种不可改变的自然事实，也不是智识设计的一种产物，而是一种进化过程的结果——在这个进化过程中，规则系统的发展乃是在它同一种变动不居的人之行动秩序不断发生互动的同时得以展开的；当然，这种人之行动秩序与规则系统乃是极其不同的。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精神病学者试图通过释放病人之先天本能的方式去医治病人而做的种种努力，对于文化有着最大的破坏力。我曾在前文赞扬过我的维也纳朋友波普尔、洛伦茨、贡布里希和贝特朗菲，但是我现在却不得不承认，虽说卡尔内普的逻辑实证主义和凯尔森的法律实证主义是极其错误的理论，不过它们还远不是源自维也纳的最糟糕的学说。通过对教育所造成的深刻影响，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很可能成了文化的头号破坏者。尽管在他的晚年，亦即在他所撰写的《文明及其不满》(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①那本书中，他本人也似乎对他自己的学说所产生的某些影响感到了很大的不安，但是他的那个基本目标（亦即消除那些从文化上习得的抑制因素并释放出先天的本能）还是为某些人对整个文明之基础进行最为致命的攻击铺平了道路。对文明展开的这场攻击运动大约在三十年前就已经达到了高潮，而且自那时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在很大程度上也都是在这场运动所产生的各种理论的熏陶下长大的。就当时的情形而言，我在这里只能给读者提供一位论者对精神分析学派的基本观点所作的一种特定的表述(English: aone particular crass expression of the fundamental ideas)；这位论者就是在当时极具影响的加拿大精神病学家奇泽姆(G. B. Chisholm)博士，后来他还担任了世界卫生组织的首任秘书长。已故的奇泽姆博士曾在1946年出版了一本著作，并受到了美国法律界权威人士的高度赞扬；他在这部著作中主张：

①Sigmund Freud, Civilis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 London, 1957 ); Richard La Pierre, The Freudian Ethic (New York,1959)。作为一个一生都在研究货币理论的学者，我早在20年代在维也纳就与马克思主义和弗洛伊德学说进行了智识上的斗争，此后我又涉足了心理学领域。如果说有人要求我对此提供证据以证明包括弗洛伊德在内的那些杰出的心理学家也会对社会现象胡说八道的话，那么对我来说这个证据就是由 Ernest Borneman为这些心理学家的某些论文所编选的论文集，这个选集的书名是The Psychoanalysis of Money (New York, 1976), 其原版为Die Psychoanalyse des Geldes, (Frankfurt, 1973)；这本选集还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精神分析论与唯社会论尤其是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密切关系。

    我们应当根除那种一直被人们视作儿童教育之基础的是非观念，并且应当用智性的、理性的思维来取代人们对前人所肯定的诸多确然之事的盲目信任，……因为大多数精神病学者和心理学家乃至许多其他值得尊敬的人士都是在摆脱了这些道德枷锁以后才获得自由观察和独立思考的能力的。

    他认为，精神病学家的任务就是把人类从“区分善恶的重负”中解入出来，摆脱那些“荒诞的是非观点”，从而来决定人类下一刻。【原译:把人类从“那种区分善恶的禁锢人之能力的负担”和“颠倒黑白的是非观念”中解放出来并由此来决定人类不久之未来的境况，实是精神病学家的使命之所在】。①

①G. B. Chisholm, “the re-establishment of a peace-time society”, Psychiatry, vol. 6, 1946. 那个时候文学观点的特征，有点像 Herbert Read, To Hell with Culture. Democratic Values are New Values (London, 1941)。

    我们现在所收获的正是他们当年播撒的那些种子所结出的果实。一些人游离于他们根本一无所知的传统，甚至于要建立“反文化”，这些桀骜不驯的蛮人【原译:一些人不仅声称自己是从某种他们不曾学习过的东西中异化出来的，而且还宣称要全力建构一种“反文化”（a counter－culture）；这些不受驯化的野蛮人】，实是放纵式教育(the permissive education)的必然产物，因为这种教育不仅没有把文化的责任传递给后人，而且还独尊野蛮人所具有的那种自然本能。据The Times 报道，晚近举行的一次由高级警官及其他专家参加的国际会议承认，当今的恐怖主义分子当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学过社会学或政治科学和教育科学；①弗洛依德公开宣称自己是也永远是无道德主义者，当英美思想界被这样的人所占据，对于同期五十年间成长起来的一代我们还能期待什么呢？【原译:当然，当我获知这个消息的时候，我丝毫没有感到诧异。这是因为在当时，也就是那一代人成长起来的50个年头中，英语世界的思想舞台实是由一些公开宣称自己从来就是而且还将继续是不道德主义者（immoralist）的人 物所支配的；因此，对于从这样一种思想背景中成长起来的一代 人，我们究竟还能指望什么呢？】

①The Times,13 April 1978．

    实在令人感到欣慰的是，在这股思想洪流还未能最终冲垮我们的文明之前，社会中便出现了一种抵制的力量，甚至在该思潮发源的领域内部也出现了一种反叛的力量。三年前，美国西北大学的唐纳德·坎贝尔（Donald Campbell）教授在向美国心理学会所做的题为“生物进化与社会进化之间的冲突”(“the Conflicts between Biological and Social Evolution”)的主席就职演讲中就曾明确指出：

    如果说在当今的心理学领域中，一如我所宣称的那样，还存在着一个一般的背景性假设，即由生物进化所产生的人的冲动无论从个体角度还是从社会角度来看都是正确的和最可欲的，而那些压抑性或抑制性的道德传统则都是错误的，那么依我个人之见，亦即从一种大科学的视角(the enlarged scientific perspective)来看，这一假设现在却可以被视作是一种科学上的谬误；而这种大科学视角则源自于对人口遗传 (population genetics )与社会系统进化(social system evolution) 的综合考察。……实际上，我们还没有充分理解那些可能具有无比重要价值的社会一进化的抑制性系统(social—evolutionary inhibitory systems)，但是心理学却可能正在成为侵损那些极有价值抑制性系统的帮凶。①

①Donald T. Campbell, “In the conflicts between biological and social evolution”,American Psychologist, 30 December 1975, p.1120.

    在作出上述阐述以后，坎贝尔教授又补充指出道，“心理学和精神病学所选的学科新人可能大多是那种急于向文化正统挑战的人。”【原译:“因此，在为心理学和精神病学吸纳新学者的时候，也许应当挑选那些特别渴望向文化正统论提出挑战的人士。”这段原译理解有错】①从坎贝尔教授这个演讲所引起的震动中，②我们完全能够看出上文所述的那些观点在当代心理学理论中的根基是何等的深厚。此外，美国叙拉古大学（Syracuse）的托马斯·萨斯(Thomas Szasz)教授③和艾森克(H. J. Eysenck)教授也做出了与坎贝尔教授类似的颇具助益的努力。④因此我们可以说，希望尚未完全破灭。

①同上书，P. 1121。

②1975年5月号的The American Psychologist杂志就刊登了40页篇幅的文 章，对D. T. Campbell教授的演讲大加挞伐。

③Thomas Szasz, The Myth of Mental illness (New York, 1961), 除此以外，请特别参见他的著作：Law, Liberty and Psychiatry, (New York, 1971)。

④H. J. Eysenck， Uses and Abuses of Psychology (London, 19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