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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自由主义 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初的哲学家、社会学家和国民经济学家们制定了一个政治纲领，这个政治纲领首先在英国和美国，然后在欧洲大陆，最后在人们居住的世界上的其他地区或多或少地成为实际政策的准绳。但是，它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没有被全部贯彻实行过。甚至在人们视为自由主义的故乡和自由主义的模范国家英国，也没有成功地贯彻自由主义的全部主张。从整体上看，世界上有些地区的人们只采纳了自由纲领的某些部分；在其他一些国家或地区，人们不是一开始就拒绝它，或者至少在短时间内就否定它。本来，人们可以以夸张的口吻说，世界上曾经拥有一个自由主义的时代，但事实上，自由主义从来没有能够发挥它的全部作用。 然而，自由主义思想短暂而有限的统治足以改变地球的面貌。一个大规模的经济发展已经开始。人类生产力被解放，生活必需品的生产量成倍增长。在世界大战的前夜——这场世界大战本身是多年来激烈反对自由主义精神的产物，它在一段时期内导致了更加剧烈的反对自由主义原则的斗争、世界上的居民人口空前密集，每个居民都可以比过去几个世纪生活得更好。自由主义创造的富裕，大大地降低了过去的世纪里肆虐无情的儿童死亡率，而且通过改善生活条件，延长了人的平均寿命。这种富裕不仅仅流向一个有选择的狭窄的社会阶层，在世界大战的前夜，欧洲工业国家，美利坚合众国和英国海外领地工人的生活比不久以前的贵族的生活还要美好。他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饮食，可以给他的孩子以更好的教育，如果他愿意的话，也可以参与民族的精神生活，而且他也可以毫无困难地晋升到更高的社会阶层，如果他具有足够的天赋和能力的话。在自由主义思想深入人心，自由主义得到长足发展的国家里，人们不是凭藉财富和高贵的家庭出身出人头地，而是靠自身的力量、靠自己的天赋和才干以及有利的环境等因素脱颖而出，这些人在社会金字塔的顶层中占大多数。旧时代奴仆之间的樊篱被废除了。人人都是平等的公民。任何人都不会因为他们民族属性，因为他们思想和信仰受到歧视或者甚至受到迫害。人们在内心深处停止了政治和宗教的迫害，从外表上看，战争也变得越来越少。乐观主义者甚至认为，永久和平的时代已经开始了。 然而，事与愿违。在十九世纪里，自由主义的敌人变得越来越强大，他们使得自由主义的成就中的一大部分重新化为乌有。今天的世界不再想了解自由主义。在英格兰以外的地方，“自由主义”的名称简直受到蔑视；虽然在英格兰仍然还有“自由主义者”，但是，其中的大部分只是名义上如此，实际上他们只是温和的社会主义者。如今，政府的权力到处都掌握在反自由主义的政党手中。反自由主义的纲领策动了世界大战，导致各民族国家采取禁止进出口、建关设卡、禁止移居自由以及相类似的措施互相封锁。它把国家变成社会主义的试验场，其结果是降低了劳动生产率并由此产生了贫困。如果谁不愿意蒙上自已的双眼，他必然会看出世界经济近在咫尺的灾难征兆。反自由主义的行为正在导致文明的普遍崩溃。 如果人们想了解究竟什么是自由主义？自由主义追求的是什么？就不能简单地回顾历史以找寻它的来历并据此研究自由主义政治家曾经追求并实践了什么。因为，自由主义在任何地方都没有成功地贯彻实行过它所要实现的纲领。 如今，那些自称为自由主义的政党，它们的纲领和行为也不能给予我们关于真正的自由主义的启示。正如我们已经提及的那样，即使在英格兰，人们所理解的自由主义更多的只是与托利主义和社会主义相类似的概念，而不是自由主义的原有纲领。如果还存在着一些自认为与自由主义一致的自由主义者，即使他们赞同将铁路、矿山和其他企业国有化，甚至赞同关税保护，但事实上，人们也会毫不费力地看出，这些自由主义者只是徒有虚名而已。 同样，从自由主义的伟大奠基者的文献里学习和研究自由主义，在今天也是远近不够的。自由主义并不是一种已经完成的学说，它也不是僵化的教条。相反，它首先是人们社会生活的科学的应用。正如自从大卫·赫穆斯、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杰米·本托斯和威廉·洪堡以来的国民经济学、社会学和哲学并没有停滞不前一样，自由主义的学说，尽管它的基本思想并没有任何改变，今天它与创始人所处的时代也不相同了。多年来还没有人对自由主义学说的意义和本质进行总结性的表述。本文对自由主义的论证和辩护，只是其中的一种探讨。
2·物质福利 自由主义是一种真正研究人类行为的学说，其着眼点和最终目的是促进人们外在的物质福利，而不是直接满足人们内在的、精神上的以及形而上学的需求。它并不向人们许诺幸福和满足，而是尽一切可能将外部世界所能提供的物质用来满足人们的诸多需求。 自由主义的这种面向尘世、不求永恒、纯粹追求外在的和唯物主义的观点很容易使它成为多方面指责的对象。人们认为，人的生活并不完全是为了吃喝，还有比吃、喝、住、穿更高级、更重要的需求。如果人的内心世界、人的灵魂空虚而得不到满足，那么即使他拥有人类所有财富也不会成为幸福的拥有者。他们认为，自由主义最严重的错误就是不懂得、也没有为人们更深层次的、更宝贵的追求提供任何东西。 然而，自由主义的批判者的这些言论恰恰说明他们的这种所谓更高级、更宝贵的追求只是一种非常不完整、非常物质主义的想象。借助于政治上人为手段无疑可以使某些人变得富有或贫穷，但它永远不能使人感到幸福，永远不能满足他们最内在、最深层次的追求和渴望。在这一方面，一切来自外部的辅助手段都失去了其功效。政治手段仅能消除痛苦和不幸的外在原因；它可以促使人们建立一个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人人有房住的社会制度。但是，人的幸福和满足并不取决于食品、衣物和住房，而主要取决于人们内心的追求与渴望。自由主义并不是因为低估了精神需求、精神财富的重要性才将其目光仅盯在物质福利方面，而是由于它坚信，任何外在的调节都不可能触及人们的最高或最深层次的追求。自由主义仅仅是试图为人们创造一个外在的富裕条件，因为它知道，人们内在的、心灵的富足感不可能来自外部世界，而仅仅只能来自于他们自己的内心。自由主义除了为人们的内心生活发展创造一个外部的前提条件之外，别无它求。毋庸置疑，二十世纪过着相对富裕生活的公民与十世纪的公民相比，前者更容易满足其心灵的需求，而后者却受着朝不保夕的生存条件困扰，面对敌人威胁的危险而不得安宁。 当然，如果谁同一些亚洲的和一些中世纪基督教的派别一样，完全站在地地道道的禁欲主义立场上，将林中之鸟以及水中之鱼的无所需求和贫穷当作人们行为的理想模式，并以此来指责自由主义的物质主义观点，那么，我们自然对他无所反驳。我们只能请求他不要打扰并允许我们走我们的路，就像我们也不阻碍他按照他的方式将来在天国永生一样。祝愿他在他的隐士庵中与世界和人类安祥地隔离开来。 绝大多数当代人根本不赞成禁欲主义的理想。那些拒绝禁欲主义生活方式及其信条的人，也不应当对自由主义对外在物质福利的追求加以指责。
3·理性主义 人们常常习惯指责自由主义是理性主义。自由主义企图理智地调整和处理一切事物，因而无视人的感觉在人们的社会存在中是违背理性的，即人们的不理智的行为很多，而且会越来越多这一事实。 其实，自由主义完全没有忽视人也有不理智的行为，否则，自由主义就不会一再告诫人们要将理智作为自已的行为准则。自由主义并没有说过人们的行为总是聪明无误的，它一再告诉人们，为了他们的切身利益，必须坚持不懈地用聪明的方式行事。自由主义的性质恰恰是要使理智在政治中生活中人行其道，让人们的行为在各个方面都变得更加理智，对于这一点，人们是没有争议的。 假如某人对一位向他提出理智的生活方式，即健康生活方式建议的医生回答说：“我知道您的建议是理智的，但我的感觉却阻止我采纳和遵循您的建议，尽管这样不太明智，但我还是要做那些有损于我本人健康的事。”在这种情况下，不会有任何人赞同他的作法。无论我们在生活中制定了一个什么目标，为了实现它，我们都会采用理智的方式。谁都不会选择一列火车恰恰要开来的时候跨越一根铁轨。缝纽扣的人都不愿意把针孔到自已的手指头里去。人们在从事的每项工作中都必须总结出一种诀窍——技术。这些技术告诉人们该怎么去做，假如你不想不理智地干活的话。人们普遍承认，人类能够很好地学习和掌握生活中必须的技术。如果某人着手干一项他没有掌握技术的工作，就会被人责骂为工作拙劣，笨手笨脚。 有人认为，政治是个例外，搞政治不能靠理智，而是要靠感觉和冲动。对于应该怎样才能较好地安装照明设施的问题，人们通常都谈得相当有理智，但是，一旦讨论到究竟由谁来安装照明设施？是私人出资还是市政当局出资这一问题的焦点时，人们却都不愿意让他们的理智持久一些。这时，感觉、世界观，或简而言之，不理智就开始起决定性作用了。我们不禁要问，这究竟是为什么？ 按照一个尽可能适用的模式来建立人类社会的机构和组织，是一件平淡无奇的事情，就好比如何修建一条铁路或如何生产布匹、家俱一样。虽然国家和政府的事情比人类的其他活动更重要一些，这主要是因为社会制度是一切其他事物的基础，只有在完善社会里才能保证每个人的正常活动，但是，无论这个制度建设得多么高明，多么美好，它毕竟还是人的作品，因此，它也只能按照人们理智的准则加以评判。正如我们行为的其他方面一样，把政治神秘化只会给人们带来祸害。我们的理解能力是非常有限的，我们不可能奢望人们能够揭开最终的、最深层次的世界秘密，但是，尽管我们永远不能弄清人们存在的意义和目的这个问题，但这也不能阻止我们采取措施来避免传染性疾病，同时妥当地安排好我们的衣食，更阻止不了我们塑造人类社会，用最妥当的方式来达到我们在尘世间想要达到的目标。同样，国家、法律秩序、政府和管理机构也不可能尽善尽美到超出我们理智思维的范围。政治问题是一种解决社会问题的技术，我们也要按照现有的、与解决其他技术问题相同的途径和相同的方法来解决，即通过理智的思考权衡，通过研究现有条件的途径与方法。人类之所以是人类，人类比动物高明，就是因为人类具有理智的思维。为什么他们在政治上放弃了自己的理智，反而相信黑暗不明的感觉和冲动呢？
4·自由主义的目的 一种流传很广的观点认为，自由主义与其他政治流派的最大区别是，它将社会上一部分人的利益，即将财富的占有者、资本家和企业家的利益置于其他社会阶层的利益之上，并代表着这一部分人的利益。这种观点完全颠倒了事实。自由主义一贯注重全社会的福利，从未为某一特殊阶层谋取利益。英国功利主义者的一句名言用一种不那么巧妙的方式表述了这种意思，是为了“绝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从历史学的角度看，自由主义是第一个为了大多数人的幸福，而不是为了特殊阶层服务的一种政治倾向。与宣称追求同样目标的社会主义截然不同的是，自由主义不是通过其追求的目的，而是通过它选择的方法去达到这一最终目的。 有人宣称，自由主义政策若获成功，那将会有利于，而且必然会有利于特定社会阶层的特殊利益。这种说法值得一驳。我们自由主义纲领的诸多任务之一就是要告诉人们，上述论调毫无道理。但是我们并不想从一开始就指责那些反对自由主义的人缺乏诚意，也许他们是凭着自己的良知提出了上述论点——尽管我们认为这些论点有失公允。用这种方式反对自由主义的人也公开承认，自由主义的观点鲜明，它只想做它宣布要做的事情。 持这种论点的人与那些指责自由主义并非为了大多数人，而只是为了某个阶层的特殊利益服务的人截然不同，他们既失之公允，又缺知少识，或者两者兼而有之。他们选择这样的斗争方式，暴露出他们肯定了解自身固有的弱点。他们之所以拿起了有害的武器，恰恰证明他们舍此之外，别无它法。 假如医生告诫一位病人：“请不要食用某种食品，否则将加重病情，带来严重的后果。”任何人都不会愚蠢地答道：“这位医生没有为病人着想，谁为病人着想，谁就应当让病人尽情地享用美味佳肴。”人人都懂得，医生要求病人放弃食用有害食品带来的享乐与愉快，是为了避免对身体造成损害。然而，在社会生活中，有些人却不愿这样看问题。每当自由主义者反对特定的某种民风民俗，并指出这样做会给他们带来有害的后果时，人们就责骂他是反人民的，而表彰那些毫不顾忌将来带来有害后果的蛊惑人心者，他们只向人们介绍表面上带来眼前利益的东西。 理智的行为与非理智的行为的区别在于，前者只牺牲暂时利益，这个暂时利益的牺牲是表面上的牺牲，因为这些牺牲可以通过后来的成功得到补偿。那些避免食用香甜可口但有害健康的食品的病人蒙受的仅仅是暂时的、表面上的损失；其成功——即没有出现身体的损害——告诉他，他并没有失败，而是胜利了。若想避免损失，就必须考虑行为的后果。蛊惑分子利用了这一点，指责要求暂时牺牲眼前利益的自由主义者，责骂他们是心狠手毒的人民公敌。他们知道，指出贫困和痛苦之后再提出建议，是足以使听众感动得掉泪并赢得人心的好方法。 反对自由主义的政策是主张将资本分光吃尽的政策。这种政策旨在以牺牲将来为代价换取眼前的享乐与富足。这同我们谈到的病人的道理相同，这两种现象都是以眼前的享乐换取将来沉重的后果。有鉴于此，有人又说，自由主义铁石心肠与他们的慈善为怀两者之间水火不相容。我们认为，将这样的比喻强加给自由主义，是一种不诚实的欺骗行为。我们谴责这些反自由主义的无稽之谈，不仅是针对现实生活中的政客，而且也针对反对自由主义政党把持的舆论工具，因为几乎所有的“社会政治文人”都在使用这种不诚实的斗争方式。 事实并非那些思想狭隘、见识短浅的普通的报刊读者主观想象的那样，人世间的贫困和痛苦也能成为反对自由主义的理由。恰恰是自由主义者要消除贫困和痛苦。自由主义认为，它所提出的方法是唯一适合并能达到这一目标的方法。如果谁认为他还能提出一个更好的或能达到这一目标的另外的道路，那么他就必须去证实它的可行性。但是，那种认为自由主义并非为全社会的福祉，而是为特定社会集团的利益谋利的看法，并不能代替这种证明。 即使人们奉行自由主义政策，现实生活中的贫困和痛苦也不能成为反对自由主义的理由，因为奉行其他政策是否会带来更多的贫困的疑问依然存在。如今，自由主义政策到处遭到反对和抵制，私有制的发展受阻，因而无法发挥它应有的作用。这一切都不可能抹煞自由主义的正确性，反而恰恰事与愿违。如果人们将现实生活与中世纪及近现代之前几个世纪的状况作一比较，就不难看出，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已创造了多少丰功伟业，假如它没有受到干扰，还会创造出更多的奇迹，只要人们在理论上稍作探讨，就不难得出这一结论。
5·自由主义与资本主义 我们习惯将一个实行了自由原则的社会称为资本主义社会，将这一社会形态打上资本主义的标记。由于这一社会实行的各种不同的经济政策只是或多或少地接近自由主义的主张，并非完整地贯彻了自由主义的思想，所以，现实并不能回答成熟完整的资本主义究竟是什么样以及其究竟能够做到什么的问题。但是，若把我们的时代称为资本主义时代，无论如何都是正确的。这是因为，创造我们时代财富的一切因素都可以归功于资本主义的组织方式和生产方式。资本主义之所以有活力，是因为它从自由主义思想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正因为如此，这个社会中的广大群众的生活得到了保障，当代人的生活条件达到了我们上几代人中连富人以及享有特权的人都不可能达到的水平。 然而，那些形形色色蛊惑人心的空谈家们的看法却与此截然不同。听了他们的议论，也许有人会相信，单单只有一个狭小的社会阶层从这一切生产及技术的进步中获得了好处，相反，人民大众却变得越来越贫困潦倒。事实上，只要稍加思考，就不难看出，一切技术革新和工业革命的结果都直接影响和改善了广大群众的物质需求。一切生产成品的大工业都是直接造福于广大群众的，而一切生产半成品和机器的工业都间接为造福广大群众服务的。过去几十年里大工业的巨大变革，正如十八世纪发生的大规模工业革命一样——人们将这场工业革命冠以一个并非特别幸运的词汇——“工业革命”——首先在更好地满足大众需求方面产生了巨大影响、制衣工业、机械制鞋工业和食品工业的发展，从其本质上讲就是造福于最广大的群众。由于它们的进步和发展，今天的群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吃得好、穿得好。大规模的工业生产不仅只在吃、穿、住方面，而且在其他方面也满足了人们的大量需求。新闻业，如电影工业一样也实现了大规模生产。即使是歌剧院和与其类似的艺人场所也一天比一天更多地成为大众光顾的地方。 由于一些反自由主义政党的颠倒黑白和激烈煽动，人们如今把不断增加的贫困问题以及世界性的贫困化问题更多地与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概念联系在一起。但是，他们的煽动并没有成功地将自由与自由主义这些词汇的价值贬低到他们所希望的程度。无论反自由主义的煽动宣传以何种面目出现，每个政党的人听到自由主义这一概念时，都会自然而然地将它与“自由”（Freiheit）一词联系在一起。因此，反自由主义的煽动宣传家们放弃了将自由主义一词经常挂在嘴边的作法，转而更多地将自由主义思想体系与资本主义社会的某些不道德的行为联系在一起。谈到资本主义，就使人联想到一个心狠手毒、唯利是图的资本家，他剥削同类，无恶不作。事实上，自由主义所主张的资本主义社会秩序是，资本家若要发财致富，唯一的途径是像满足他们自身需求一样来改善同胞的物质供应条件。而反自由主义的人在勾画资本主义的概念时，对这个根本问题佯装一无所知或所知甚少。每当人们谈及人民群众的生活条件人为改善时，这些人都闭口不提资本主义。反自由主义的宣传家凡是提到资本主义时，往往只提资本主义普遍现象中的某种特殊现象，而它恰恰是自由主义遭到遏制时才会产生的特殊现象。资本主义为广大人民提供了诸如食糖一类美味可口的奢侈品和营养品的事实，他们只字不提。但是，当某个国家的卡特尔将食糖的价格哄抬到高于国际市场的价格时，他们才大谈特谈资本主义与食糖之间的关系。我们认为，只要贯彻了自由主义的原则，这种现象绝不会发生。这是因为，在自由主义思想占统治地位的国家里，既无海关也无哄抬糖价的卡特尔。 反自由主义宣传的意图非常明显，他们要把反自由主义政策造成的所有恶劣的后果统统归咎于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本身，他们鼓吹道，自由主义的目的违背了其他社会阶层的利益，帮助和发展资本家、企业家的利益。他们以此为出发点并据此推断，自由主义是一种反对穷人、有利于富人的政策。他们使人相信，在特定前提条件下，很多企业家和资本家赞成关税保护，此外，再加上资本家们赞成生产武器，推动军备生产，所以，反对自由主义的人很快就理所当然地将这种政策宣布为资本主义政策。事实恰恰与此相反。自由主义绝不是代表某一特殊阶层的政策，而是为全体人民利益服务的政策。因此，那种认为企业家和资本家为了他们的特殊利益，赞同自由主义的说法也是不正确的。企业家和资本家之所以赞同自由主义，完全是出于与其他人相同的原因。当然在极个别的情况下，某些企业家和资本家的特殊利益与自由主义的纲领相吻合，这也是有可能的。但是，事实上许多企业家或资本家的特殊利益一贯是与自由主义的纲领相对立的。事情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简单，正如到处有“利益者”追逐“利益”那样。譬如说，某个国家建立钢铁关税，人们不能“简单地”将这一事实称为有利于钢铁工业。因为国内还有其他的一些要求保护钢铁关税的企业家。但是无论怎样看，从钢铁关税中获利者仅仅只有极少数的人。同样的道理，建立和保护钢铁关税这件事也不是行贿就能办到的，因为受贿的也只有少数人。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人们只向税务官员行贿而不是去向他们的对手——自由商人行贿呢？关税保护已成为一个可行的思想体系，这一事实既不会造成利益获得者，也不会产生它的收买者。它只能造就那些将这种思想体系赋于这个世界的思想家，所有的人都在按照他们的思想行事。 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反自由主义思想统治的时代，所有人的思维方式都是反自由主义的，正如一百多年前绝大多数人都用自由主义思想来思考问题一样。如果今天许多企业家赞同关税保护，这就恰恰说明他们接受了反自由主义意图。而这些问题与自由主义本身毫无关系。
6·反自由主义的心理根源 仅从理性的角度来解释社会合作的问题似乎还不能阐明本书要想阐述的观点。这是因为我们用理性主义的观点无法寻找到那些反对自由主义根本原因。有些人之所以反对自由主义，完全不是出于理性和理性的分析，而是由于精神上的病态，由于偏见和变态心理。人们可以根据法国的社会主义者傅立叶的名字将其称为傅立叶变态心理。 我们不需过多地分析由于偏见和嫉妒而产生的针对自由主义的那种恶意。偏见的表现形式是，当某人的处境比他要好一些时，他便产生一种憎恨心理，以至于他并不顾忌自已从这种憎恨中蒙受很大的损失也要给对方造成损害的这样一种行为。有些反对资本主义的人，他们很清楚，自己的处境若在任何一个其他的经济制度下也好不了多少，明知如此，仍然竭力要求换制改革，例如要求实行社会主义。因为他们寄希望于搞社会主义能使他们所嫉妒的富人倒霉。人们常常可以从社会主义者那里听到这种说法，虽然社会主义社会也存在着物质匮乏和贫困，但这种贫困较之现在要容易承受得多，因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没有人会比其他人过得更好。持这种偏见的人并非不可救药，可以用理智的分析使他们克服偏见。我们不用费太大的力气就可以使他们明白，改善他们生活条件的根本途径不是设法使那些过得比他们好的同胞倒霉遭殃，而在于他们在改善自身条件方面所作的努力。 然而，与傅立叶变态心理作斗争，却远比说服人们克服偏见要困难得多。因为这是一个严重的神经系统疾病，一种神经官能症。神经病理学家对此病或许比政治家更有兴趣。但是，要想研究现代社会的问题，今天又不能绕过它。令人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医生们几乎还没有着手研究傅立叶变态心理病这一课题。如果能追根寻源，到唯一能引导人们找到相关知识的心理学分析理论中寻找答案的话，就会发现，甚至精神分析大师弗洛伊德和他的学说在其神经官能症的理论中都几乎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 在数百万人之中，几乎没有一个人在他的生活中实现了他所追求的目标。即便是那些最幸运的人，他们的成就与其年轻时梦想获得的虚荣仍然相去甚远。数以千计的困难和阻碍撞碎了计划的梦想，而他本身的力量却显得很弱小，以致于无法实现主观想象既定要达到的目标。失望和计划的失败，自身的不足与他提出的既定任务相矛盾是每个人最大的、最为痛心的经历，这是最典型的人类命运。 人们可以用各种不同的方式对这种命运作出反应。生活的智者歌德指出了其中的一条道路。他在《普罗米修斯》中呼唤道：“你也许说，我应该憎恨生活，逃向沙漠，因为不是所有的美梦都能成真。”浮士德在最高的瞬间认识到“智慧是最后的结果”，“只有那些每天不得不拥有自由的人，才能像获得生命那样获得自由。”任何尘世间的不幸都能够损害人们的意志和精神。谁想面对真正的生活，而不被生活所奴役，谁就不应当躲避到生活的谎言中去寻找安慰。当企求的成就没有到来，当命运的打击将长期的辛劳所得瞬间化为乌有时，他应当将努力再增加四倍，他应当毫无畏惧地面对不幸。 但是，精神病患者却不能承受真实的生活。这种真实的生活对他来说真是太野蛮、太粗暴、太糟糕了。他不愿像健康的人那样“不畏一切强暴，坚持不懈地”把生活改变得便于接受；他不了解自己的弱点，而是逃避到一种幻觉中去。按照弗洛伊德的观点，这种幻觉是把“自己的期望当作一种安慰”，其特点是“以幻觉来抵制逻辑和真实的打击”。因此，人们无法用令人信服的证据来说服此类病人放弃其徒劳无功的做法。病人必须依靠自身的努力来达到痊愈的目的。他必须学会并懂得为什么他不愿忍受真实，反而逃避到幻觉之中去的原因。 精神病学家也许有一天会宣布他们的研究成果，即说明傅立叶主义是一个患有严重疾病的大脑中杜撰出来的荒唐产品。作者不想在本文里罗列傅立叶撰写的文章，以证明他的变态心理，因为这是精神病专家感兴趣的事情，也许是那些想通过读他的文章而享受一次贪婪的幻想的人们想做的事情。但是可以断定，马克思主义者在他们感到需要的时候，就会离弃装腔作势的辩证法的领域，停止对反对派的嘲笑和中伤，列举几个苍白无力的事例大做文章，但是，他们除了傅立叶的“乌托邦”之外，没有拿出任何新东西。同样，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社会的蓝图构思和设计也没有超出傅立叶早就已经提出的两个假设，而这两个假设与人们的一切经验和智慧都是相违背的：这两个假设一方面指生产的“物质基础”，“人们不需付出任何劳动就可以从自然界得到”。这个物质基础如此丰富，以致于人们根本用不着进行经营就垂手可得，由此产生了“实际上生产可以无限增长”的信念。另一方面，傅立叶在他的假设中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公有制条件下，劳动已从负担变成乐趣，变成人们“生活的第一需要”。在那些物质财富充分涌流、劳动变成乐趣的地方，人们自然可以毫不困难地建立起童话般的懒人国了。 马克思主义站在它的“科学社会主义”的角度上，可以对浪漫主义者和浪漫主义投去鄙视的目光，但是，事实上他们的性质是相同的。马克思并不去排除那些摆在实现其愿望的道路上的障碍，而是在他的幻想中自我满足，期望着这些障碍在幻想中自行消失。 在精神病患者的生活中，生活的谎言具有双重任务。他们在失败中自我安慰，相信奇迹般的成功将会到来。例如，他们认为，社会的种种失败，包括他们设想的远大目标之所以没有实现，其根本原因并不在于这些目标无法实现，而是由社会制度的缺陷造成的。推翻了现有的社会制度之后，他们就可以在未来形成的新社会里得到他们想得到的东西。人们试图让他们理解，他们梦想中的未来的国家制度是行不通的，一个实行劳动分工的社会离不开生产资料私有制这个基础，离开了这个基础，社会就不可能存在下去。然而，人们的一切说服都没能使他们理解这个问题。精神病患者始终抱着其生活的谎言不放。 如果把他们放在生活的谎言和逻辑思维两者之间，让他们去选择的话，他们宁可牺牲逻辑。这是因为，他们如果放弃了在社会主义思想中找到的安慰，或曰离开了这种安慰，生活就会变得更加不堪忍受。社会主义思想告诉他们，导致失败的原因不在于他们自身的过错，而在于社会。因此，社会主义思想抬高了他们低落的自我意识，并将他们从难以忍受的压抑感中解脱出来。虔诚的基督徒也与此相似，他们很容易忍受尘世间遭到的不幸，因为他们将他们的个人存在寄托于来世，并且希望一旦进入来世，他们在尘世间的不幸就会成为过去，受苦受难的人会过上好日子。社会主义之所以变成现代人们解脱尘世间痛苦的一剂仙药，正是基于这个原因。然而，如果灵魂不死，来世报应以及复活等信仰变成了对尘世进行改造的一种刺激的话，社会主义对人们的许诺作用就完全不同于基督教教义了。它给人们规定的义务只有一个，即：赞同并支持社会主义政党的政策，而社会主义政党的政策许诺给人们的只是一些期望和一些要求。 从社会主义思想的这个特点中，我们可以理解到，其追随者中的每一个人期望从社会主义中得到的东西，恰恰是社会主义无法办到的。社会主义的作家们不仅向人们许诺全体人民的富裕，而且还许诺了爱情和幸福，个人的精神和身体方面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都可以发挥他们伟大的艺术才能和科学才干，如此等等。不久前，托洛斯基在他的文章中宣称，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人们的平均水平可以提高到“与亚里斯多德、歌德、马克思相当的程度”。社会主义天堂是一个最美好的王国，那里居住的全都是幸福的超人。所有的社会主义的文献都充满了这样的废话。然而，恰恰是这样一些废话招徕了它的追随者。 人们不可能把每个患有傅立叶——变态综合症的病人都送到医生那里，让医生通过精神分析来治愈他们的疾病。因为其中相当多数的患者拒绝接受医生的治疗。没有任何别的方法比病人自我治疗更有效。他们必须学会认识自我，掌握自己的命运，而不是寻找一个可以承担一切罪过的替罪羊。他们必须认识并懂得人类社会合作的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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