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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国民经济的组织 在实行劳动分工的社会里，人们对劳动的分工与协作方式提出了各种不同的设想。我们可以将这些设想区分为五种不同的社会组织形式，其一是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人们可以将发达的私有制形式称之为资本主义制度；其二是在私有制前提下，定期地没收私有者的财产并对其实行再会分配的社会制度；其二是工联主义制度；其四是生产资料的公有制，这种制度以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名称闻名于世；其五是干预主义制度。 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历史悠久，它贯穿于人类以动物状态向现代文明的高级阶段的全部历史发展过程之中。私有制的反对者力图证明，人类社会的最初阶段并不存在着完整的私有制，因为一部分可利用的耕地被周期性地再分配。他们企图从私有制“仅仅只是一个历史范畴”这一论断中推导出消灭私有制无害的结论。他们这种论证的逻辑错误太明显了，以至于我们无法就此问题与他们作进一步探讨。在远古时期的社会合作中尽管还没有财产的私有制度，但这一事实丝毫不能说明人类在进入较高级的文明阶段后仍然没有财产的私有制。如果历史能够在这个问题上证明什么的话，那么，它仅仅说明，任何一个民族都不可能在没有私有制的前提下以严重的贫困以及半动物的蛮荒状况下崛起。 早期的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反对者们所反对的并不是私有制本身，而是反对财富分配不公现象。为了消除收入和财富分配的不公，他们建议定期对财产实行重新分配，或至少对他们所处的时代最引人注目的生产资料——土地进行重新分配。至今在那些以从事原始农业生产为主，经济、文化尚不发达的国家里，平均分配、平均主义的思想依然十分盛行。人们习惯地将这种主张称为农业社会主义，实际上这种称呼并不确切，因为这种思想和主张与社会主义毫无关联。首开社会主义先河的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并没有在农村实行将土地变成公有财产的社会主义，而是实行了把土地平均分配给农民的农业社会主义。在其他大部分东欧国家，借土地改革的名义将大农场主的土地分配给农民，是具有相当影响力的一些政党追求的理想。详细地分析和研究这样的制度显得有些多余。几乎没有人否认，实行这种改革的唯一成就就是减少了农业收成。只有在那些农业生产方式尚处在原始状态的地方，这种改革所导致的生产率下降的现象才不致于发生。人们承认，摧毁一个拥有现代化设施的农场是一种毫无意义的行为。在工业和交通领域照此方法实行平均分配则更是不可思议，因为一条铁路、一座钢厂和一个机器制造厂不可能被拆卸开来。只有在人们要把建立在不限制私有财产基础上、并且实行劳动分工的国民经济摧毁，使之倒退为自给自足的农庄经济时，才能向定期实行财产分配的方向迈进。 工联主义者企图将平均分配财产的主张引入现代化的工业社会中来。工联主义者既不想把生产资料平均分配给个人，也不愿将它交给社会，而是要将它分配给在有关企业或生产部门中就业的工人。①由于不同的生产部门情况差异很大，人与物的生产要素的结合情况各不相同，采用这种方法绝对不可能实现财产分配的公正化。假如按照工联主义的主张分配生产资料，那么从一开始某些生产部门的工人就会比其他部门的工人分得更多的财产。我们不妨分析一下实行这一方案必然导致的问题和困难。在经济生活中，常常有必要将资本和劳动力在不同的生产部门之间进行转移。按工联主义的办法，我们怎么能够将某一生产部门的资金抽调到另一个生产部门，以便后者得到更多的资金配置呢？或者还可以把工人抽调到另一个生产部门，从而使后者的人均资金占有量变少吗？资金和劳动力在这种情况下根本无法进行转移，这一事实证明工联主义的主张荒谬到了极点，而且毫无任何社会意义。我们假定，在某一社会团体上建立一个有权实行这种转移的最高权力机构，那么，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再也不是工联主义，而是社会主义。事实上，工联主义的主张如此荒谬，以至于只有那些看不清事物本质、头脑混乱的人才会赞同他们的原则。 ①有些人将工联主义视为社会理想和奋斗目标，但法国工联主义者“直接行动派”组织却把工联主义当作他们在统一工人联合会中的斗争策略。这两者之间有很大区别，不能混淆。将工联主义作为斗争策略的人既可用来为实现工联主义的社会理想服务，也可以借此达到与工联主义的理想毫无关系的其他目的。例如，法国工联主义者当中的一部分人就在利用工联主义策略去争取达到社会主义的目标。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一种社会组织形式。在这个社会组织内，一切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使用权都属于社会共有，由一个类似强制机器的国家来支配它们。至于是否按照平均主义原则或其他的什么方法分配红利的问题，对我们评价社会主义是无关紧要的。此外，社会主义国家机器是否占有一切生产资料和财富，并由国家分配给各个企业管理，或将财产交给名义上的所有者管理？或者按照社会化的原则，一切“所有者”只有权按照国家下达的指令使用他占有的生产资料？诸如此类的问题，对于分析社会主义也不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假如由政府决定生产什么？怎样生产？向谁出售？以什么价格出售？那么，在这个社会里只剩下了一个名义上的私有财产，事实上一切财产都已经社会化了。在这种情况下，经济生活的驱动力再也不是企业家或财产所有者的赢利动机，而变成了被迫履行自己的义务和被动地服从上级的命令了。 最后，我们再来谈谈干预主义。现在有一个流传甚广的观点，即干预主义观点。干预主义认为，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者之间还存在着社会组织的第三种可能形式，即通过来自上级的垂直命令（即干预）手段，对私有制实行调整、控制和领导。 有关对财产实行周期性再分配的学说以及工联主义的主张，我们在下文不再提及。无需对这两种体系进行进一步分析，现实生活中也不会有任何有份量的人物支持它们。我们只打算研究社会主义、干预主义和资本主义等问题。
2·私有制及其批判者 人的生活并非充满了幸福，地球并非天堂。社会组织对此并没有罪过，但是人们却习惯于将责任归咎于它。我们的文明以及一切文明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私有财产制度。那些想批判现代文明的人，都是从批判私有财产制度入手。一切使批评家不满意的东西，全都是因为私有制造成的，特别是那些恰恰从根本上是因为人们人为限制和压制财产的私有制，导致它无法发挥全部的社会影响的恶劣现象，也被说成是私有制的过错。 批判家惯用的手段是给人们勾画出一幅图景，如果按他们的设想去做，一切都会变得美伦美奂。他们把自已装扮成世界上无所不能的主宰者，把别人的愿望说成这恰恰是他们自已也追求的愿望，借此从思想上抹掉一切与其他人的不同之处。每个为强者鼓吹权益的人，也觉得自己是强者；每个赞同奴隶制的人，他从来也不曾想到，他自己本人也可能会变成奴隶；每个迫使他人做违心事的人，都是为了针对别人而不是他自己，那些鼓吹寡头政治的人，他本身也属于寡头政治家；谁热衷于开明专制或独裁统治，他就会毫无自知之明地幻想着自已扮演一个开明专制君主或独裁者的角色，或者幻想自己能够成为专制君主的君主，独裁者的独裁者。就像没有任何人愿意将他自己置于弱者、被压迫者、被强奸者、无任何特权、甚至是没有任何权力的仆人的位置一样。同样，那些主张社会主义的人是想要担任社会主义里的总经理或总经理的上司这一角色，而不是社会主义本身或别的什么。社会主义的梦想告诉人们，没有任何其他的东西比生活在这种制度下更美好了。 一些文献为了证明这些白日梦想家的梦想合情合理，创造出一个对利润率和生产率进行比较的固定格式。这些文献的作者指出，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与理想的社会主义制度截然不同，一切背离社会主义理想的事物都是落后的、非建设性的。私有制经济不能适应国民经济中高度发达的生产力。这个论点长期以来是针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最严厉的抨击要点。直到最近几年人们才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在我们所论证的大部分情况中，社会主义公共团体与资本主义公共团体的处事方法别无二致。即使在那些事实上存在着两种社会制度的矛盾和冲突的地方，社会主义制度也必须毫不迟疑地实行在资本主义制度中已被证明是正确的原则，现实生活告诉我们，一些人背离这些正确的原则，导致了失败，但他们依然把这些失败变成批判、控诉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理由。生产率的概念逐渐变成了主观意识，它永远也不能成为客观批判的出发点。 那么，这些白日梦想家的冥思苦想究竟是什么？进一步探讨这个问题没有什么价值。总之，在他们梦想的世界里，所有的人都充满了工作热情，具有服从感和献身精神，准时、准确无误地执行他的命令。但问题是，怎样才能让这个梦想在活生生的人类社会中实现呢？那种简单统计及计算得出的假设——即一旦将资本主义多年来创造的经济成果进行平均分配，就可以满足全社会所有成员的需求，并可以保证足够每个人生存的需要——是完全错误的。社会主义不可能通过这种途径来达到明显提高广大居民生活水平的目标。他们向所有人许诺的财富和优裕的生活，只能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劳动比资本主义具有更高效率，而且社会主义制度能够节省大量的多余和非生产性开支的前提条件下才能实现。 首先，我们来思考后一个问题，即取消一切生产和推销商品所需的花费，也就是由于竞争以及做商品广告造成的开支。很明显，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不存在这方面的开支。但是，人们不要忘记，即使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它的分配机构所需的开支也不小，也许比资本主义制度中的竞争和广告推销费用更大。然而，对此类支出的意义的评价并非决定性的。社会主义者毫不犹豫并理所当然地假定，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劳动生产率至少与资本主义的劳动生产率相同。他们试图证明，前者比后者更高。然而，事情却并非社会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理所当然。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产量与生产的类型密切相关。对各种生产的单个分析表明，工人的切身利益与他正从事的那部分工作的产量有着最密切的内在联系，其意义是决定性的。只有当每个工人最大限度地使出他的力量，因为其劳动成果决定了工资收入的高低，而且每个企业家都竭力提高生产效益，即用比他的竞争对手更少的资本和劳动消费来进行生产，资本主义经济才能创造出如此之多的物质财富。那种把资本主义商品推销机构的高额开支当作攻击对象的错误作法，可以看作是一种目光短浅的行为。有人指责资本主义浪费，因为在繁华的商业街上有许多领带商店，还有更多的烟草商店，他们恰恰没有看到，这些销售组织仅仅只是具有极高生产效率的生产组织的最后一个环节。由于这个生产机器是私有财产，所以它取得了生产的一切进步，并且会不断取得进步。企业家唯有坚持不懈地参与竞争，假如他不能用最有效的方式生产，那么他就会被别人毫不留情的吞并或消化掉。因此，他们必须不断地改进生产方法和扩大生产规模。失去了这种刺激，生产不会进步，实施新的生产方法也不再具有其经济性。如果提出取消商品广告可以节省多少费用这一问题，那就大错特错了。人们不禁要问，如果提出取消了生产厂家的商品广告，那么究竟应该生产多少产品？这个问题是那些主张取消商品广告的人所无法回答的。 只有先工作，先生产，才能谈到消费。消费的多寡取决于工作量和生产量的大小。这是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最典型特征。因为这种制度将这一动因传递到该社会的每一个人身上，促使每个人创造出最高的生产效益，取得最多的劳动成果。而在社会主义制度中，每个人的劳动与他所得到的利益两者之间缺乏直接的联系。工作的动因不是他自己劳动所得，而是来自上级的命令，工人生产量的多寡取决于他们自己的责任感和义务感。关于这种生产组织为什么没有可行性的一个明显的证据，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中提出。 资本主义制度不断受到谴责的另一问题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享有优先权问题，即这些人可以不劳而获。如果我们从个人主义的立场来观察资本主义制度，那么，不难看出这一制度的严重缺陷。为什么某些人应当比别人过得更好？但是，如果我们不从个人角度，而是站在全社会的立场上来看待这一问题，就会发现，财产所有者只有在他对社会作出了不可缺少的贡献的条件下才能保住其舒适的地位。财产所有者只有在以下情况下才能获得的优越的地位，即，他必须将生产资料投放到社会最需要的生产领域中去。假如他不这么做——或将财富储存起来——那么他就会蒙受损失。倘若他还不及时纠正或改变其做法，那么他就会毫不留情地被人从优越地位上挤下来，就再也不是财产所有者了，另外一些比他更适合这一位置的人就会取而代之。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只有那些最称职的人才能永远拥有生产资料。不管他们愿意与否，都必须不停地致力于将他们的生产资料使用到能够获得最大利益的地方去。
3·私有财产和政府 所有的政治权势者、所有的政府、所有的国王和一切共和国的国家机构都不断地从私有财产中获得财富。所有的政治权力都具有一种内在的趋势，即力图毫无节制地发挥其影响，尽可能更多地扩张其影响范围，从而统治一切。不允许他人和事物在没有统治者干预的情况下自由发展，这是每个统治者密而不宣的目标。这种倾向与私有制完全背道而驰。私有制为个人创造了一个不受国家控制的领域，它对政府的意志加以限制，除了反对政治权力的扩张之外，它允许出现其他政治力量。因此，私有制成为所有不受国家和强权控制的生活基础，成为自由、个人自治赖以植根和获取养料的士壤，它对人类的一切精神和物质的巨大进步产生了深远影响。人们在这个意义上将私有财产称之为个人发展的基本条件。然而，对这样的表述我们只能有保留地加以认同，因为个人与整体、个人主义思想与集体主义思想及其目标、或者甚至个人主义哲学与包罗万象的科学等等之间的一般比较仅仅只是一个空洞的标语而已。 迄今为止，从来没有出现过一个自愿放弃对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及其自由和影响力加以限制的政治强权。政府只有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会容忍私有财产、但它从不主动承认这样做的必要性。即使是那些自由主义的政治家，一旦他们掌握了权力，也都会或多或少地背离自由主义的原则。压制私有财产，滥用政治权力、藐视一切国家权限之外的范畴。以上种种倾向深深地植根于统治者的心理之中，以致于使他们不愿对任何事情袖手旁观。一个自由主义的政府是一个客观存在的矛盾综合体。看来，人们不能指望通过人民共同一致的信念以及他们的说服力量迫使政府接受自由主义或使之成为自由主义政府。 人们很容易理解，在一个由一些同样富裕的农民组成的社会里，这些农民会逼迫其政治统治者承认臣民的私有财产权。每一个减少私有财产权的企图，都将在这里立即遭到所有臣民结成的统一战线的反击，从而导致政府的垮台。在一个不仅具有农业、而且具有小手工业，特别是有大企业、大工业主、矿山主和交通业所有者的社会里，事情就明显不同了。在这样的社会里，统治者完全有可能对私有财产实行干预。可以断定，没有别的任何东西比对私有财产进行斗争在政治上对政府更有好处了。这是因为广大群众很容易被煽动起来反对私有财产。因此，很久以来，一切专制君主、独裁者和暴君的思想是，与“人民”结成同盟来反对业主阶层。不仅拿破仑二世的皇权专制以凯撒主义作为统治基础，而且普鲁士的霍亨索伦王朝在普鲁士关于德国政策和宪法之争中也接受了拉萨尔的思想，即通过实行财政预算和干预主义政策，展开反对自由资产阶级的斗争，借此赢得工人群众的支持。这正是施莫勒和他的学说鼓吹的“社会君主专制”的基本思想。 但是，尽管有种种敌视和攻击，私有财产制度仍然被保存下来了。政治统治者的敌意，文学家、道德学家、教会和宗教人士的反对，群众中根深蒂固的嫉恨和敌对情绪都没有能够达到取消私有财产这一目标。那些想以其他的生产和分配方法取代私有财产的每次尝试，都总是很快就被证明是荒谬的。人们不得不承认，没有私有财产是不行的。尽管这违背了他们的本意，但还是不得不承认私有制这一事实。人们从不愿承认这一事实，即反过来重新实行生产资料的私有制的原因就在于，人类有意义的经济秩序、人类社会的共同生活如果背离了这一基础就会完全进行不下去。他们还没有决心同那些可爱的意识形态决裂，仍然认为私有财产是万恶之源，遗憾的只是目前还不能放弃它，因为人们的道德水平还没有高到这种程度。尽管这一事实不但违背了他们的意图，而且与每个权力组织的内在冲动相悖，但出于无奈，这些人只有向政府建议，顺应私有财产，但不要公开承认这一点，内心深处仍然坚持敌视私有财产的意识形态，与此同时，还要记住，这是因为政府本身还很虚弱，而且还因为考虑到强有力的富裕社会阶层的利益才不得不偏离反对财产私有制的这一正确原则。
4·社会主义的不可实行性 关于社会主义的不可实行性问题，人们常常习惯于用以下理由加以解释，即人类不具有社会主义制度下所需要的道德品质。他们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绝大多数人不会像在生产资料私有制条件下那样竭尽全力地完成每天赋予他的工作任务。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每个人都懂得，他的劳动报酬取决于他的工作，收入的增加或减少取决于他劳动产量的大小。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每个人都会想到，他的收入并不取决于其贡献，因为他的全部工作量仅仅只是全社会工作总量的一个被除数，全社会的工作总量不会因为某一个人的懒散和懈怠而受到明显的影响。如果这种令人担忧的想法成为社会的普遍现象的话，那么，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产量就会非常明显地降低。 以上针对社会主义的种种异议是完全有根据的。但是，它们还没有涉及事物的本质。我们可以假设，如果我们有可能采用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核算方法，并用同样严格的尺度，来测量社会主义制度下每一个同志的劳动量的话，那么，社会主义的可行性就再也不取决于该制度下的每一个同志的愿望是否良好了；那么，社会就有可能计算每个同志对全社会经济活动的参与量，按其实际贡献的大小，在一定的范围内划分档次。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不可能对经济进行核算，这一点使任何社会主义都变得不可实行。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对利润的核算有一个准绳，它告诉每一个人，他经营的企业是否可以在现有环境下有效运转，他的经营方式是否最合理，也就是说，各种生产资料的消耗是不是最低。当企业不赢利时，需要采取相应行动，将原材料、半成品和劳动力投到消费者比较急需、比较重要的生产领域中去。或为达到同样的目的采取更节约的方法进行生产（即最大限度地减少资金和劳动力的消耗）。譬如，当确信采取手工生产的方法不赢利时，这就意味着，采用机器生产的方法可以使投入的资金和劳动力产生更高的效益。在资金和劳动力的消费带来较低产出的地方，坚持采用老一套生产方法，是一种不经济、不讲效益的行为。 如果人们计划建造一家新的企业，那么，事先必须进行分析核算，这个企业是否赢利或采用什么样的方法才能有利可图。例如，若想修建一条铁路，就必须估算该铁路将达到的最大运量和它的运输能力，从而计算出是否值得把资本和劳动力投入这项工程。如果计算结果说明这项铁路工程不赢利，那么，就意味着要把本来用于修建铁路的资金和劳动力投放到其他更加需要资金和劳动力的工程中去；世界还没有富裕到能够修建这条铁路的程度。当某一项工程是否必须开始进行这一问题出现时，价格核算和利润收益的核算不但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它还监督并控制着企业家的每一步行动。 唯一使我们有可能进行合理化生产的资本主义经济核算原则是建立在资金核算基础之上的。由于市场上所有的商品和服务都具有其相应的、用货币表示的价格，所以，各种不同的商品和劳务都可以使用一个统一的计算方法。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资料实行公有制。这种制度不了解商品和劳务在市场上的交换规律，同样也不认识较高级别的商品和劳务的价格。因此，这种制度缺乏合理的企业经营手段和合理的经济核算手段。所有不同的商品和劳务如果没有一个共同的分母的话，经济核算就无从谈起。 有人列举了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在进行一条铁路工程建设时，有多种方案可供选择。譬如说，在A和B之间有一座山，人们可以将铁路修在山上，也可以绕山而建，还可以挖一条隧道。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人们可以轻而易举地计算出怎样的修建方法最有利可图。首先了解三种不同线路各需的建筑费用以及每条运输线路必需的生产成本和经营成本以及它们之间的差额。从这些量的比较中可以毫不困难地确定，修建哪一条线路最赢利。类似的核算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则不可能进行，因为它不可能将所涉及的各种不同的商品和劳务的质量和数量简化成一个统一的衡量尺度。社会主义制度对经济生活中通常或每天遇到的问题束手无策，因为它不具备计算、核算的手段和能力。 正如我们所了解的那样，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经历了相当长时间的考验。仅就物质福利和人们的富裕程度而言，它使得今天的地球能够养活比资本主义早期多得多的人口。这种制度需要社会主义制度所不理解的货币核算。鼓吹社会主义的作家们的一切努力，即，人们如何在没有货币核算和价格核算的情况下也能生活的论调，证明都是徒劳的。他们在这一方面的一切尝试均以失败而告终。 社会主义社会的领导者面临着一个他们无法完成的任务。他们没有能力选择并决定，在无数可能采用的生产方法中，究竟哪一个是最赢利的。这样一来，社会主义经济就会走向混乱。在这个混乱中，很快会出现不可制止的普遍贫困化现象，从而不得不倒退到我们的祖先曾经历过的原始状态中去。 社会主义的思想家们按照他们的逻辑赐给了我们一个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图景。在这个社会里，一切生产资料都属于人民的公有财产，生产管理权全部在政府——即全社会的中央权力机构——手中，政府独自决定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以及采用什么方式分配已生产好的产品。我们无法想象这个未来的社会主义理想王国是民主政体呢还是其他组织形式，再说这个问题也是次要的。即使是一个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也必须具有一个组织严密的行政官僚机构，在这个机构里，除了最高首脑之外，每个人都是行政官员和执行者，尽管从另一方面看，他也许以任何一种方式参与了中央意志的形成。我们不能把这种社会主义国家机构同过去几十年在欧洲、特别是德国和俄国出现的那种大型国家企业进行比较。所有这样的国家企业里的生产资料都不是私有财产，它们与众多的私营企业进行商品交换，而且从这些企业获得各种各样的激励，并用这些激励来促进其企业生产。例如，国营铁路接受其供应商和工厂提供的火车头、车厢、信号设备和经营工具以及其他设施等等，这些设备和设施在其他的资本主义的铁路企业被证明是适用而且可靠的。从那里得到了更新设备的推动力，以适应身边和周围所发生的技术和科学的进步。 众所周知，国营企业和市政企业基本上都是失败的。由于这些企业的生产费用高昂，需要从税收金中领取补贴，以维持其生存和经营。当然，这些公共企业大都具有垄断地位，譬如，绝大多数此类企业的经营项目是生产城市交通设施和照明设备；它们没有必要总是将其经营上的失败反映在众目睽睽的财政资助方面。在一定的情况下，这些企业可以利用它们手中的垄断地位将产品的价格和向用户提供的服务价格提高到仍然可以赢利的程度，从而掩盖其经营状况不良的事实。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低产出、低效益的表现形式虽然与此不尽相同，而且也不能这么容易地被人觉察，但事情的本质却完全相同。 然而，所有这些社会主义企业的经营尝试都没有给予我们进行评判的依据，即，生产资料社会化的理想一旦实现，它究竟意味着什么？在未来的社会主义国家里，除了社会主义企业之外，还应该有私有财产的拥有者们所从事的自由职业；社会主义经济的领导者缺少一个为市场提供一切经济活动的市场价格的标准尺度。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这种标准尺度的形成过程是，在市场上对所有的商品和劳务进行交换，由此确定每种商品的交换比例，并用货币的形式表现出来。在以财产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制度中，人们可以将所有经济活动的结果用核算的方式加以控制。通过会计核算和利润核算的方法，审核每一种经济活动利润。事实表明，对大部分国营企业进行的利润核算都不能采用同私营企业的利润核算相同的方法进行。当然，货币核算的方法也为国营企业和集体企业判断其经营的成败提供了一定的依据。但是，在一个完完全全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下，利用这种依据的可能性也不复存在了，因为这种经济制度里不存在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不存在生产资料在市场上的交换，所以既不能标出商品的货币价格，也不能实行货币核算。在一个纯粹社会主义制度的社会里，由于实行了集中统一的领导，主管部门没有办法为生产每一个产品所需的费用找到一个共同的分母。仅仅只对生产各种不同的产品自然支出和自然节省进行比较，不可能达到计算出真实价格的目的。如果不可能为各种不同专业技能的工时费用，企业建筑和经营必需的钢铁、煤矿、各种建材、机器及其他物资费用找到一个共同的价值尺度，那么，核算就不可能进行。只有将所有的商品用货币的方式进行表述，核算才能进行。当然，货币核算也有其不完善之处，甚至有严重的缺陷，但我们实在找不出一个比它更好的方法作取代之。对实际生活来说，一个健康的货币体系下的货币核算己经足够了。如果我们放弃它，那么任何一种经济核算都不可能进行。 以上是国民经济学家对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可能性问题而提出的最重要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异议，在这里，这一制度必须以放弃那种体现在所有企业家、资本家、农庄主以及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的工人对市场价格的形成的共同作用的脑力劳动的分工为代价。没有它，理性，即经济的可预见性，是难以想象的。
5·干预主义 社会主义的理想模式己经开始越来越多地失去其支持者。国民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对社会主义问题进行的富有说服力的研究表明，社会主义的理想模式是不可行的。这些研究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与此同时，许多地方进行的社会主义试验均以失败告终。这一切使那些社会主义的狂热鼓吹者也感到迷惘。人们逐渐认识到，一个健康的社会离不开财产的私有制。然而，长期以来，人们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敌视却留下了一种先入为主的偏见，这就是，尽管人们已经认识到社会主义的缺陷及其不可实行性，但他们仍然不想公开承认他们愿意重新赞成自由主义关于私有财产的观点。虽然人们承认生产资料的公有制、社会主义均不可行或至少在当今行不通，但另一方面，他们却宣称，对生产资料实行毫无限制的私有制也同样是有害的。因此，他们试图在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和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之间找到一条中间道路。他们愿意让生产资料的私有制继续存在下去，但他们主张同时对其所有者——即企业家、资本家和地主——的行为通过国家或上级的行政命令的方式加以调节、控制和领导。他们绘制了一幅具有调控功能的蓝图，希望通过国家的行政命令对资本主义和财产私有制加以限制，也就是说，通过国家的干预来避免资本主义和财产私有制带来的不良现象。 如果我们来分析国家干预的几个例子，分析它带来的影响和后果，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这种干预主义的性质和影响。国家对经济生活最重大的干预是决定商品和劳务的价格，而不是让自由的市场形成这些价格。 在国家允许价格自由形成的情况下，市场是不受干预的，由市场决定价格的高低。在这种情况下，售出商品所获得的收入抵偿生产成本。如果国家指定了一个较低的价格，那么，成本就会高于收入，因此商人和生产者就会将那些除了因库存而导致很快的价值下降之外的商品储存起来，拒不出售，以便待价而沽，或者，他们等待国家收回成命。如果国家不愿意这种商品在交换中消失，那么国家就不能对此类商品实行限价。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必须立即发布命令，将库存的这种商品按规定的价格售出。 但是，即便如此也不足以解决问题。只有在供求相互平衡的情况下才会产生理想的市场价格。其原因在于，当国家规定的价格较低时，需求就会增长，而供给却保持不变。此时，库存就无法完全满足要求按这种价格购货的买方的需求。通过改变价格来调节供求的市场机制此时再也不起作用了。那么，一部分按照国家定价购买商品的买主在没有得到满足的情况下离开了市场。那些较早进入市场，并且懂得利用与卖方之间的关系的人，获得了库存的全部商品，其他人只能眼巴巴地看着他人交易。国家若要避免这种违背其本意的干预结果，就必须增加一些规定商品公价或强制购买以及限量配给等措施，并且规定，每个购买者可以按规定价格购买一定数量的商品。 在国家实施干预时，库存的这种商品却已告售罄，这样一来，下面的问题就更困难了。由于国家定价太低，生产和销售这种商品不能赢利。于是，制造商要对该商品实行限产或干脆停产。若国家要求继续生产该商品，就必须让制造商承担责任。为此，国家必须规定原材料和半成品价格，规定工资标准。由于人们认为这一产品特别重要，国家的指令此时就不能仅仅只约束一个或少数几个生产部门，而是要包括所有的生产部门，因此，需要对所有货物的价格，劳动工资，对所有的企业家、资本家、地主和工人的行为作出规定，进行调控。倘若有几个生产部门没有被囊括进来，那么，资本和劳动力就会涌入这些部门，国家想通过干预而达到的预期目标就无法实现。国家希望那些它认为重要的、并按其指令生产指定产品的生产部门占有更多的资金和劳力，然而事与愿违。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恰恰在于国家干预本身。这一点，却被人忽视了。 上述例子明确告诉我们，国家在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经济体制中对企业的干预达不到预期的目的。这种干预不但没有意义，而且恰恰事与愿违，因为它不仅没有消除它想消除的“祸害”，反而让这些“祸害”得到了繁殖。商品定价的指令颁发之前，政府认为商品的价格太贵，而现在商品却从市场上消失了。这一点是本想向消费者提供廉价商品的政府万万没有想到的。在它看来，短缺、购买不到商品本来是一个比价格昂贵更大、而且大得多的祸害。从这个意义上看，人们可以对政府说，它的干预毫无意义，与其本意南辕北辙，这种经济干预政策既不可行又不可思议，因为它违反了经济逻辑。 如果政府不就此改弦更张，让事情重新进入正轨，不是放弃其干预政策，而是再次举起它规定的价单，那么，它必须在此之后继续干下去，发布指令，不允许提高价格；接着还要发布指令，售出全部库存商品，并且实行限量配给，制定相关产品的价目表和工资标准，最终还要对企业家和工人实行强制劳动。这些规定不能仅限于一个或少数几个生产部门，而且要包括所有生产部门。要么放弃对市场的干预；要么由政府全面接管生产领导权和分配领导权，舍此之外，别无选择。要么是资本主义，要么是社会主义；不存在着中间道路。 凡是经历了战争和通货膨胀的人，对上述过程及其运行机制都不陌生。在战争和通货膨胀期间，政府总是试图亲自规定价格。今天，每个人都知道，政府规定物价的最大成绩是导致这些被定了价的商品从市场上消失。甚至凡是实行了行政机构定价的地方，结果都与此相同。例如，当政府对房租利息实行限制时，马上就出现住房紧张状况，在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实际上取消了房租利息。其结果是，以维也纳为例，尽管战争开始以来居民总数明显减少，尽管其间各区镇造了数千幢新住宅，仍有数千人无家可归。 再举第二个例子，即限定最低工资或工资单。 如果企业家和工人之间的关系没有受到立法措施或工会的高压手段影响，那么企业家为每个工种规定的工资相当于工人将原材料加工成产品的增值部分。工资不能定得太高，否则企业家无法进行成本核算，从而被迫停止这种不划算的生产活动。同样，工资也不能定得过低，否则工人将会转移到其他收入较高的工业部门，从而迫使企业因缺乏劳动力而停产。 在国民经济中有一个对所有工人从事的工作进行核算的工资率，每个企业家都根据这个工资率从事赢利较高的生产项目，同时据此招收工人。国民经济学习惯于将工资率称为统计工资或自然工资。在同等条件下，当工人的数量减少时，工资率上升。当用于生产的可拥有资金量减少时，工资率就会下降。这里必须注意的是，简单地谈“工资”和“劳动”是不完全准确的。劳动效率在质量和数量方面（以每单位时间计算）有很大差别，劳动工资的情况也是如此。 假如国民经济的状况是静止不变的，那么，在没有政府干预、没有工会施加压力的劳动力市场上就不存在着失业工人。这个假设的静态社会仅仅是国民经济学理论分析思考问题的辅助手段，它为我们的思维提供了一个参考系数，便于我们将真实生活中的经济发展过程及其反差进行直观的比较。我们可以幸运地说，生活从来都不是静止的。国民经济从来都没有静止，而总是在不断变化和运动，新事物和从未有过的事物层出不穷。总是有一些生产部门停产或受到限制，因为这些部门生产的产品没有市场需求。而另一些生产部门被扩大或者甚至还要重建和新建一些生产部门。如果我们仅仅回头看看过去的几十年，我们就可以立即列举出一系列新兴工业，例如汽车工业、飞机制造业、电影业和人造纤维工业、罐头食品工业、涡轮机制造业和无线电制造业等等。这些新的工业部门吸收了数百万工人，其中仅仅只有一部分大是人口自然增长产生的新的劳动力，其余都是从技术较为精良的生产部门中分离出来的劳动力。 涉及到单个生产部门，这种变化可能会小一些，工人没有必要被迫转行或被迫从事一项新的职业。只有那些进入谋取就业年龄的青年人才会以较大的规模加入新的或是被扩大了的生产部门。但从普遍意义上讲，资本主义制度加快了人类进步的步伐，增加了人们的物质福利。其进步速度之快，超出了人们的想象，以致于人们不断地产生一种需要适应它的紧迫感。在二百年前或更早的时候，如果一个年青小伙子学习一门手艺，那么他会想到，他一辈子就会按照所学的方法从事这门手艺，无论他怎样保守，怎样固步自封都不会给他带来危害。而今天却完全不同了，即使普通工人也必须适应不断变化的条件，他必须不断学习和补充新东西或改学其他的技能。他也许要离开原先就业的生产部门，因为这个部门不需要过去那么多的工人了，到另外一个新建的或需要增加工人的生产部门去谋生。即使他继续留在老企业里，如果情况需要的话，他也必须学习新东西。 这一切都直接关系到工人工资的变化。如果一个企业雇用的工人太多，那么就必须解雇一些工人，这些被解雇的工人很难在同样的生产部门找到新的工作。劳动力市场上解雇和失业的压力又压低了这一生产部门的工资。这种压力促使工人考虑是否转入那些需要雇用新的劳动力、而且愿意支付较高工资的生产部门。 由此我们可以清楚明了地看出，怎样才能满足工人寻找新的就业机会以及获得较高工资的愿望。在通常情况下，如果政府和其他社会团体或组织对市场不加干预，劳动工资的水平是不能任意提高的，否则会引起工人不欢迎的副作用。在禁止其他生产部门和其他国家的工人移入的情况下，人们可以提高某一生产部门或某一个国家的工资。这种工资的提高是以牺牲那些被禁止迁入的工人为代价的。如果工人的自由迁移没有受到阻碍，那么他们得到的工资就会低于允许他们自由迁入之前可以得到的那份工资。一部分工人的工资改善是以牺牲另一部分工人的工资利益为代价的。这种禁止迁入的政策仅仅只对那些缺乏劳动力的国家或生产部门的工人有利。凡不属此类情况的生产部门和国家，其工人的工资只能在以下情况下才能得到提高，即，通过增加投资或通过改进生产技术的途径，使劳动生产率得到普遍提高。 如果政府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一个高于统计工资或自然工资的最低工资标准，企业家们就会认为，他们无法维持那些在低工资水平的情况下才能赢利的企业。因此，他们就会实行限产措施，解雇工人。那种人为的、由外力强加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增加工资的举措只能导致一个后果，即失业率的增加。 在一般情况下，今天人们还没有在很大范围内要求以立法的形式确定一个最低工资标准。然而，工会的强硬态度使确定最低工资的要求有满足的可能。为了与企业主进行谈判，工人们团结起来，并且组织了各种团体和工会，但这些组织不应当干扰市场，否则与已与人都不利。至于说，工人卓有成效地捍卫了他们的权力，毫无顾虑地中断已生效的合同或停止生产，都远远不会造成干扰劳动力市场的后果。造成劳动力市场新形势的主要原因是当今在绝大部分欧洲工业国家盛行的罢工压力和结盟的约束。由工会组织起来的工人不允许未参加工会的工人就业，尤其在罢工的时候，前者更是公然采用武力阻止后者取代罢工工人。在这种情况下，工会向企业主提出的工资要求的影响和作用恰恰与政府法律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的作用相同。如果企业主不想让他的企业停产，他就不得不满足工会提出的工资要求，支付工人工资，同时还必须采取限产措施，因为成本提高之后，以原有的规模进行生产已不可能找到同样大的销售市场了。那么，工会强迫提高工资就成为失业的原因。 由于上述原因造成的失业范围以及延续的时间与不断出现的因劳动力需求的转移而造成的失业完全不同，因工业的发展和进步的原因而造成的失业，其影响范围不广，持续时间亦不长。某一生产部门过剩的劳动力很快就可以在一个新的企业或一个被扩大了的企业中找到就业机会。假如工人有自由迁移的权力，从一个企业转入另一个企业不受法律或其他类似的障碍阻挠的话，那么他们对新环境的适应过程一般并不困难，而且适应期相当短。此外，通过扩大职业介绍机构的方法，还可以有助于人们更有效地减少此类失业问题。 然而，由于强权因素介入劳动力市场所造成的失业，并不是一种暂时的或在短期内就能消失的现象。只要造成它的原因继续存在，那么它就无法治愈。换句话说，只有法律或工会放弃干预，使工资在寻找就业机会的失业工人的压力之下重新下降到政府和工会没有干预之前的水平，达到一个每位寻找职业的人都能找到工作的标准，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此类失业问题。 如果失业工人得到政府和劳工联合组织的帮助救济，灾难可能会变得更大。假如失业是因为国民经济的动态变化造成的，那么这种失业救济只能推迟失业者对新环境的适应速度。若失业人员老是找不到工作，在此期间仍得到救济，那么，他就会觉得没有必要寻找一份新的职业。至少他会拖延向新的职业过渡的时间，或者优先考虑变换工作地点。此外，他不会考虑新的工作地点的工资是否符合他的要求等等。如果失业救济金普遍定得不很低的话，可以断定，只要失业救济金有保障，失业问题就不会消失。 由于政府或政府容忍的工会组织施加压力而引起的人为提高工资水平造成的失业问题，其解决办法就涉及到，谁来承担这个负担？是企业主还是工人？国家、政府以及公共机关从来是不会承担这个负担的。它们将这些负担不是加在企业主身上，就是加在工人身上，或者让两者共同承担。若工人必须承担这个负担，那么，他们就会丧失因人为提高工资带来的部分或全部收益；而且其损失还有可能大于人为提高工资所带来的收益。企业主可以用以下方法解除支付失业救济金所带来的负担，即把用于失业救济金目的的开支计入他的工资成本。在这种情况下，失业救济金实际上提高了劳动力费用，正如再次将工资提高到高于静态工资水平一样，使用劳动力的利润率受到了限制。因此，雇用那些本来可以获得更大收益的工人数量随之减少。失业率继续上升，并且没完没了。为了筹集失业救济金，政府还要向企业主征收税金，根据后者所获的利润以及根据其财产征收税金，根本不考虑企业主雇用工人的数量。这种情况加剧了失业率的增长。这是因为，当资金被用尽或者至少资本重新形成的速度被迫减慢时，劳动力就业的条件就变得更为不利了。① ①即使全世界或所有的生产部门通过政府或工会的干预及强制命令同时人为地提高工资，其结果也只会是资金被耗尽，接踵而至的便是降低工资。这个问题我在附录的注解中已详细论述过。 由于人们不能挪用国家行政费用和公共事业的开支与失业作斗争，剩下的办法就可想而知了。为此，必须从税款中或从其他资金来源中抽出专款来解决失业救济金问题。这种方法只能缓解某一生产部门的失业问题，与此同时，另一生产部门的失业率却增加了。 无论我们从哪个角度来观察干预主义，其结果都是相同的。它带来的后果是其倡导者和追随者不愿看到的。从干预主义本身的观点来看，它是自相矛盾、毫无意义的。所以说，干预主义政策是一种没有意义的政策。
6·资本主义是一切社会关系中唯一可行的制度 在我们这个实行劳动分工的社会里，究竟哪一种社会制度最为适宜？对此，人们提出了种种不同社会制度的设想，并对其可行性进行了详细的考察，但每次考察都得出了一个相同结果，选择的可能性只有一个，即，不是实行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就是实行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二者必居其一。任何介于两者之间的中间形式都是荒谬的，或在实践中被证明是不适当的。如果人们认识了社会主义的不可行性，那么就无法否认资本主义是实行了劳动分工的人类社会里唯一可行的社会关系的形式这一事实。历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对这些考察的结果并不感到惊讶。尽管在群众和政府中存在着许多反对资本主义的人，但它始终没有垮台，没有被迫让位于那些深得某些理论家和实践家欢心的其他社会制度。究其原因只有一条，那就是世界上还没有其他任何一种可行的社会制度可以取代它。 重新退回到中世纪的社会经济形态中去是不可能的，这一点非常清楚，毋须解释。中世纪在欧洲各民族居住的土地上只养活了相当于今天生活在这块土地上人口总量的一小部分。它为每个居民提供的满足其生活需要的物质要远远少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提供给现代居民的物质财富。假如有人要把现代居民的生活水平降低到现有水平的十分之一或二十分之一，并且在生活水平人为降低的情况下要求每个人必须有满足感，还要让每个现代人把这种满足感视为自己的义务，人们肯定会回答，这是不可能的和不可思议的事情。那么我们可以说，倒退到中世纪也同样是不可思议的。那些主张退回中世纪的作者声称，回到一个“新”的中世纪是人们唯一值得追求的社会理想，他们谴责资本主义时代，谴责资本主义的物欲的思维方式。许多此类作家认为，人们返回中世纪的经济和社会形态之后，可以继续保留资本主义创造的一切生产技术。这样一来，也就保持了资本主义时代人类创造的高级生产力。没有任何东西比此类作家的论点更“物欲”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创造的生产力是资本主义思维方式的结果，也是资本主义经济的成果。从这个意义上讲，也是现代科技的结果。而现代科技正是资本主义——必须发展科技——的精神指导的产物。几乎没有什么东西比卡尔·马克思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某些主张更荒谬了。马克思认为：“手工磨产生了封建领主社会，蒸气磨产生了工业资本家社会”。蒸气磨的设想之所以能出现，是因为有了资本主义社会这一前提条件。事实上是资本主义创造了技术，而不是技术创造了资本主义。那种可以将我们经济生活中的技术设备和物质财富保留下来，而将其赖以立足的思想基础清除掉的想法也同样荒谬的。事实上，当人们将其思维方式重新改变成传统主义和专制主义的时候，就不可能继续合理地从事经济活动。企业家既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活跃分子，同时也是推动现代科技发展的积极因素。人们不能想当然地将他们视为仅仅只考虑自已过舒适安宁生活的一群人。 假如人们认识到，除了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制度之外，其他的任何社会制度都是不可行的。那么，他们就会自然而然地得出这种作为人类社会的联合与协作的基础的私有制必须受到保护的结论，并且必须同任何消灭这个基础的企图作坚决的斗争。从这个意义上讲，自由主义捍卫财产的私有制，反对任何企图消亡它的行为。如果人们因此将自由主义者称为私有制的辩护士，那么，这个称号是恰如其份的，因为希腊语中辩护士这个词汇的含义与捍卫者的含义完全相同。当然，应当尽量避免使用外来词汇，最好使用简单的德语表达方式。这是因为许多人容易将辩护士“Apologet”和辩护书“Apologie”这两种不同的表达方式混淆在一起，从而产生一种印象，好象只有为不正义的东西辩护时才用辩护这一字眼。 比澄清因词汇使用不当而产生的下意识的误解更为重要的是要人们确信，财产私有制的结构根本用不着捍卫、辩护、论证以及宣传解释。一个社会要想继续存在下去，就离不开财产的私有制。由于人们离不开社会，所以他们必须坚持私有制，以便他们的自身利益和所有人的利益不受损害。可以说，只有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社会才能继续存在。那些主张私有制的人，同时也是在主张保护人类社会的联合，保护人类文化和人类的文明。他们是社会、文化和文明的辩护士和捍卫者。由于他们要实现这个目标，所以他们各尽所能，利用他们所有的一切手段来追求和捍卫私有制。 主张生产资料私有制的人从不宣称，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是完美无缺的。世界上没有尽善尽美的东西。资本主义制度也不例外，它也有这样或那样，部分或甚至是完全不合理的地方。但它同样又是唯一可行的社会制度。人们可以在不改变其性质，不损害其社会制度的基础——私有制的前提下，对这个社会的某个或某些机构加以改革。但从大体上应当顺应这种社会制度，因为人们别无选择。 从“自然本性”讲，我们也许并不喜欢资本主义制度的某些地方，但是我们不可能改变自然进程的性质。譬如说，假如某人认为（事实上有这样看问题的人），有些人进食的方式是生吞活剥，整块消化，令人厌恶，对此，人们没有必要与他争吵。但也许必须告诉他，只有这个方式，否则就会饿死，舍此之外，别无它途。财产问题也与此相同，不是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就是所有人都挨饿受穷。 自由主义的反对者习惯将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称之为乐观主义。他们想借此谴责自由主义，或借此对自由主义思维方式的特征进行挖苦。 把自由主义理论特点称为乐观主义，借此使人们产生一种自由主义宣称资本主义世界是宇宙中最完美的社会制度的错觉，这纯粹是废话。对自由主义这个完全建立在科学基础之上的意识形态而言，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好坏与否，人们的看法的好坏与否，或者人们是否从一种哲学的或形而上学的立场来拒绝它、采纳它，这些问题是不需解释的。自由主义来源于国民经济学和社会学等纯粹科学，这些科学体系本身并不认识孰好孰坏的评价标准，而仅仅只判断客观事物是什么？它是怎样的？如果这些科学告诉我们，在人们可以想象的一切社会组织中，只有一个，即以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制度具有生命力和生存能力，而其他一些想象中的社会制度都行不通，那么这完全不是乐观主义的称号所能概括的。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有生命力、有影响力的论断与乐观主义毫无干系。 如果反对自由主义的人硬要坚持其立场，继续断言资本主义制度是一个很坏的社会制度，只要这个断言包含着价值评判的因素，那么它就是极为主观、极不科学的，其出发点就是错误的。然而，只要它是有根据的，哪怕它对资本主义制度内的某些问题理解错了，国民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也能予以纠正。姑且不谈别的，尽管他们还没能成功地证明其他社会制度是否更有成效，仅就发现资本主义社会的许多缺陷这一点而言，对我们研究社会政策就具有重大的意义。但科学却成功地证明，人们设想的那些种种取代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形态的设计方案，都是矛盾百出、荒谬不经的，因此，它们并不能发挥其支持者想要它们发挥的效力。 奢谈乐观主义，特别是将乐观主义的称号强加在自由主义头上，以营造一个不利于自由主义的氛围，在这里显得多么不公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人们同样有权利将那些设计社会主义或干预主义社会制度并且认为这种制度行得通的人称之为乐观主义者。 大多数从事经济、政治问题研究的作者都从不放弃任何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毫无意义、而且幼稚可笑的进攻机会。他们不是鼓吹社会主义就是赞扬干预主义，甚至将农业社会主义和工团主义当作光芒四射的社会制度，用近乎狂热的词句大加褒扬。另一方面，极少数作家也采用相当温和的语言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赞扬加以认同。如果人们愿意的话，也许会将资本主义的乐观派的桂冠戴在这些作者头上。但是，如果有人果真这么做了，那么他们更有千倍的理由将社会主义、干预主义、农业社会主义和工团主义的夸张乐观派的桂冠带到自由主义的反对者头上。事实上这种事情并没有发生，仅仅只有那些自由主义的作者，譬如巴斯蒂亚特等人被戴上了乐观主义者的帽子。它说明，这件事所涉及的完全不是一场科学分类之争，而恰恰说明了政党政治的扭曲。 再说一遍，自由主义所主张的并不是要人们从片面的角度观察资本主义制度并且说这个制度好，自由主义想要说明的仅仅是，只有资本主义制度才是人们要达到其追求目标的合适制度。社会主义、干预主义、农业社会主义和工团主义等社会制度的种种构思都是行不通的。那些不能承受这一真理的神经衰弱者因此将国民经济学称之为一门不幸的科学。而国民经济学和社会学所要告诉人们的恰恰是世界的真相。同样多灾多难的还有其他一些科学，譬如机械学，因为它教导人们，永动机是不可能成功的；还有生物学，因为它讲授的是生物的进化和消亡。
7·卡特尔、垄断与自由主义 自由主义的反对者宣称，自由政策的前提条件目前已经不存在了。如果在一个单一的生产部门里，许多中等规模的企业展开激烈的竞争，在这种条件下，自由主义也许能行得通。且看，如今到处都是托拉斯、卡特尔和其他的垄断企业统治着市场，反正自由主义已经过时了，不是政治消灭了自由主义，而是自由经济在其发展过程中的必然趋势消灭了自由主义。 劳动分工使经济专业化。只要经济在继续发展，这个过程就不会停止。不久前还有生产所有类型机械的机器制造厂，如今，机器制造厂如不将其生产限制在特定的机器品种上，它就会失去竞争能力。随着专业化分工的发展和进步，与单个企业进行协作并提供产品的圈子就会越来越大。一个仅生产少数几个布匹品种的纺织厂，其顾客范围可能要远远大于一个生产所有布匹品种的大纺织厂。毫无疑问，这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随着生产专业化的发展，会出现某些只生产单一品种，但其产品的销售市场遍及全世界的企业。如果没有关税政策和其他的反资本主义措施来遏制这一发展趋势，那么就会出现每个生产部门只剩下相当少的、甚至只剩下一个唯一的企业，它以极高的专业化程度进行生产，并向全世界提供其产品的情况。 然而，我们今天面临的实际却与上述情况相差甚远。这是因为，所有的国家都推行旨在保护本国经济的政策，采取保护关税和其他诸如此类的措施来保护国内市场，将那些在世界市场上失去竞争力的企业人为地保存下来、而且有时甚至新建一些类似的企业。这种政策不是从商业的角度出发，它反对企业的集中趋势，其目的是为了使消费者免受生产商和垄断组织的剥削。为了检验这种论点是否有根据，我们假定，全世界的生产分工已经发展到每一种类的商品生产已经集中到一个企业手中了，以至于消费者作为买方，始终只与一个唯一的卖方打交道。在这种情况下，有一种凭空想象的经济学理论认为，生产者就有可能任意抬高价格，以获取超额利润，因此会导致消费者生活状况的明显恶化。人们可以毫不费力地看出，这种想象是错误的。垄断价格——如果它不是由于国家干预而形成的话——只有在拥有特殊的地下资源的前提下才能形成。一个获得比别人更高利润的单个加工工业产品的价格垄断，只会引起其他企业争相效尤，造成这一行业的竞争。垄断在这个竞争过程中被打破，其利润也随之被拉回到平均水平。在通常情况下，加工工业不可能产生垄断。这是因为，在每种经营资金水平一定的情况下，生产进程中的资金总量，拥有劳动力的总量以及社会产品的总量是有限的，如果减少某一个或若干个生产部门的资金和劳动力，减少其产量，以保持垄断企业的单位产品的较高价格，增加垄断企业的总利润，由此而释放出来的资金和劳动力就会涌入其他的生产部门。假如所有的企业都为了达到提高产品价格的目的而实行限产措施，那么就会有更多的工人和资金被释放出来，接踵而来的是，市场上资金充裕，劳动力价格相对低廉，刺激人们投资新建企业，导致有关企业的垄断地位被再次打破。所以说，在加工工业领域建立一个包罗万象的卡特尔或万能垄断机构的设想是完全行不通的。 只有占有地下资源和地下能源才能形成真正的垄断。关于把全世界的农业可耕地集中到一个国际垄断者手里的设想，不属于我们研究的范围。本文只考察因对已发现并且可以利用的矿产资源的占有而造成的垄断现象。目前有人对一些不重要的矿山实行了垄断，而且还有可能对其他一些矿山实行类似的垄断，他们有可能获得成功。这将意味着，这些矿山或矿井的拥有者将获得较高的地租，消费者将限制其消费量并寻找替代品来取代这些变得越来越昂贵的原材料。 世界性的石油垄断会引起对水电、煤炭等等诸如此类产品的需求增长。从世界经济的角度以及区域经济的角度来看，这将意味着我们要更加节约地使用开采出来的这些不可替代的昂贵材料，为后人留下更多的资源。在没有实行这种垄断的经济中，情况则与此完全不同。 人们谈到自由经济的发展时，总会想起令人恐怖的幽灵——垄断这一字眼。其实，我们没有必要对此感到恐慌。因为真正能够实行世界性垄断的只有为数极少的初级产品，它给我们带来的影响有利还是有弊，我们还不能立即作出回答。在那些观察这个国民经济问题时带有浓厚偏见的国民经济学家看来，这种垄断是一种堕落行为。因为它给占有者带来了高额利润。但对于那些从不先入为主、客观地看待此问题的人而言，这种垄断会促使人们更加节省地使用人类拥有的数量有限地下资源。如果人们妒嫉垄断资本家的利润，完全可以采用提高矿山地租的方法，使其利润流入国库。这种方法既无危险，也不会给国民经济带来任何不良的后果。 如今，具有实际意义的国家垄断和国际垄断这两类垄断与世界垄断的原则区别在于，国家垄断和国际垄断都不是在自由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它们是反自由经济政策的产物。几乎所有用垄断的方法对一定商品的市场施加影响的尝试，只有在关税把国际市场分解成小小的国内市场时才有可能成功。此外，拥有特定地下资源的所有者会建立卡特尔组织，他们在其资源所在地的一个狭小的范围内通过提高运输费用的方法，建立旨在排挤其他地方的资本家参与竞争的保护区域。 人们在评价托拉斯、卡特尔以及独家占领某种商品市场的企业时，犯了一个原则性的错误。他们认为“统治市场”、“垄断价格”都是垄断资本家所作所为的结果。事实上，垄断资本家既不能统治市场，也没有能力去规定价格。从最真实、最严格的意义上讲，只有对那些人们维持生存必需的、须臾不可离开的、并且是不能替代的商品，才能实行市场统治和价格垄断。众所周知，目前还没有一种商品符合这一前提条件。还没有任何原材料，能给消费者造成必不可少的依赖。垄断价格的形成和竞争价格的形成条件不同，两者之间的区别是，垄断资本家在特定的前提条件下，以较高的价格（我们称之为垄断价格）出售较少量的商品，其价格高于市场上多个销售商竞争出售该种商品时的价格（我们称之为竞争价格），因此获得了较高的利润。实现垄断价格和超额利润的前提条件是，消费者在物价升高时不立即作出限制消费、减少购买量的反应。反之，在商品价格过高而导致销售量减少的情况下，则不可能取得高额利润。如果某一工业部门在市场上获得了垄断地位，并利用其垄断地位将其产品的价格变成垄断价格，那么这个工业部门的利润就会高于平均利润。事实上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在这种情况下，其他一些企业家不愿意投资新建生产此类产品的企业，因为他们担心，如果建立新的生产同类产品的企业与其竞争将会把垄断价格压低到竞争价格的水平，这样做不但得不到相应的利润，反而得不偿失。但是我们必须估计到，那些生产与垄断企业同类产品的企业会以更低的成本来生产此类商品，它们完全有能力以竞争者的身份加入角逐。与此同时，那些生产同类替代产品的企业必然也要投入竞争，他们将利用其有利条件扩大生产替代产品的规模，从而打破垄断局面。所有这一切均证明，凡是那些没有占有特定原材料的垄断企业，即加工工业中垄断企业是非常罕见的。即使在加工工业中出现了垄断企业，也是由于特殊的外部环境，即拥有特定的法律优惠、专利权、关税和税收的特权以及政府的特许制度等原因促成的。早在一、二十年前人们曾经讨论过铁路运输的垄断问题。当时人们曾经提出对铁路运输实行垄断的特许制到底要延续多长时间的问题，至今也没有废除铁路运输垄断制的迹象。如今载重汽车和飞机已成为铁路最危险的竞争对手。但是，早在它们出现之前就已经有了水路运输，但其竞争力有限。除水运之外，在为数众多的交通工具的比较和竞争中，铁路运输的价格标准仍然不能超过一定的限度。 今天人们经常谈到，自由主义理想的资本主义制度的一个重要前提已经被垄断的形成消除掉了，这种说法不仅是一种严重的夸大其词，而且是对事实的歪曲。无论人们怎样翻来复去地谈论垄断问题，但他们总是要回到问题的基本点上，即只有在占有特定地下资源和地下能源的前提下，或者在立法和行政等措施干预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形成垄断价格。经济发展的事实表明，除了矿山及其相关的工业部门之外，根本还谈不上排除竞争的趋势。如果人们对自由主义提出抗议说，古典国民经济学和自由主义理想的创始人曾经坚持的竞争条件目前已经不复存在了，那么这种说法是毫无理由的。为了重新创造这些竞争条件，需要人们接受并采纳自由主义的主张，这就是：在国内市场上实行贸易自由化以及在国际市场上也实行贸易自由化。做到这几点就足够了。
8·官僚主义化 在另一方面，人们也很习惯说自由主义社会理想的前提条件如今已不复存在了。他们认为，在一些大企业中，由于劳动分工的发展与进步，人员越来越庞杂，机构越来越多，其管理方式与国营企业的管理方式越来越相似，自由主义最反对的官僚主义现象也越来越严重。官僚主义化导致了大企业的管理机构日趋雍肿沉重，革新越来越困难。企业领导人的选择和提拔再也不是根据他在经营活动中的精明干练和实际能力，而是按工作年限的长短来论资排辈，常常要凭藉人事关系之类的不客观方式。这一切使私人企业对国营企业的优势丧失殆尽。他们认为，自由主义思想家反对与工作热情、首创精神无缘的国营企业，他们的主张曾经是有道理的，但今天的情况较之以前大不相同。如今私人企业与国营企业相比较，简直是别无二致，前者变得同样官僚化、吹毛求疵和形式主义化。 为了证实这些异议是否言之有据，我们必须弄清官僚主义化和官僚主义的经营方式究竟是什么？它与商人以及商业经营之间的区别在哪里？商业精神与官僚主义精神之间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和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之间的矛盾在精神领域的体现。那些拥有生产资料的人，不论这个生产资料是属于他的私有财产，还是他从财产的所有者手中有偿转借而来，他们都必须不断地注意精心使用这些生产资料，使其满足现有条件下最迫切、最急需的社会需求。如果他们不这么做，他们就会亏损，其财产所有者和企业家的地位先会因此动摇，最终被挤出场外。他们再也不是财产的拥有者和企业家，而是出卖劳动力的劳动者，从此再也不承担——从消费者的角度看——将生产引入正确道路的领导任务。资金核算和利润率核算是商业和企业经营活动的最重要手段。通过这些核算，企业家和资本家拥有一个高度精确地控制着商业行为的操作方法，他们可以据此判断每一步骤——即每一个商业行为进展的情况，以及这些步骤将对整体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和后果。资金的簿记和核算制是资本主义企业家最重要的而且也是必不可少的精神武装。歌德曾恰如其分地讲道，复式簿记法是“人类智慧的最完美的发明之一”。歌德有权这么讲，因为他没有那些蹩脚作家常常对商人怀有的偏见。这些小文人的合唱词里不断重复道，资金核算和聚敛金钱是世界上最可耻的东西。 预算、簿记、核算和企业统计使那些即使是最大、最复杂的企业可以准确地考核每个部门的成绩。因此，也可以对每个部门领导人的行为在整个企业中的作用进行评价；企业的领导就掌握了评判每个部门领导行为的准绳，他知道，这些部门负责人的价值如何，应该给他们多高的报酬。若想被提拔到更高、责任更重大的岗位，他们必须以其在本部门的毋容置疑的工作实绩来证明他们是胜任的。用企业核算的手段来控制部门领导的活动，这一方法，同样的可用来考核各个部门工作的总和——企业的整体工作，企业中的组织措施和其他类似措施的影响。 当然，这种精确控制的作用也是有限的。在一个部门之内对每个人工作成绩或失误的掌握就不能采取企业对部门领导评估的相同方法。此外，还有一些部门，其工作对整个企业的贡献不能用核算的方法加以评估，例如，设计室、法律事务办公室、秘书室、统计室以及诸如此类的部门工作，是不能采用与销售部门，以及生产部门同样的方法进行核算的。对上述部门工作成绩的评估，必须通过其主管领导，进而通过全企业的整体成绩加以评估。因为全局的工作好坏与否具有相当的透明度。评判者（部门领导和企业领导）可以据此作出正确的判断，并将交付他们管辖部门的实绩体现在其工资收入上。 国家管理机构与这种事事必须实行利润核算监督的企业恰恰相反。尽管每位国家机构中的管理人员都以同一方式受到监督——即是否较好地履行了他的职责。但是，他们工作得好坏与否却不能以核算的方法表示出来。某一地区或某一辖区的工作好坏与否，其管理费用的高低是否适中，人们无法凭借一个客观标准加以确定。因此，在评判国家管理机构中官员的工作时，常常由于缺乏客观标准而出现了凭主观、想当然的推测，甚至为独断专行、为所欲为的做法敞开了大门。同样，对于某一个局的设置是否必要，该局的雇员人数是多还是少，该局的内部机构设置是否合理诸如此类问题的解决，都夹杂着上级的一些不客观、不实事求是的观点。在国家管理的范畴内，只有唯一的一个领域可以采用一个无可争议的标准来判断其工作的成败，即战争的指导工作。但是，即使在这一方面，至多也仅仅只能判断是否打赢了。因为人们无法严格而准确地解答以下问题，即在战争开始之前，双方的力量对比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已经决定了战争的胜负？领袖的才能或无能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战争？有关机构的效率和实用性能究竟如何？统帅们已经以胜利者的姿态接受人们的欢呼，为了战胜对手，胜利者做到了一切，他们犯的错误不重要，重要的是赢得了战争。失败者受到了诅咒，尽管他们很有天才，尽管他们尽了一切努力来避免不可逆转的失败。 私有经济企业的领导给予其雇员们一个唯一的任务是，争取创造最高的利润。这个任务包含着资本家对雇员所要求的一切。企业的会计制度使企业家轻而易举地判断雇员在多大程度上完成了这一任务。而一个官僚机构中的领导人却面临另一个完全不同的情况。他或许也向下属交待了他们应该完成的任务，但是，下级为实现这一目标所采用的方法是否正确，他却无法进行检验。如果他不能无时不在地陪着下级官员和下级机构，那么他势必不能判断，利用更少的劳动消耗和物资消耗是否可以取得同样的成绩。其中，我们尚未谈及这些成绩本身并不能用数字表示，仅仅只能大概估计而已。因为我们还没有从管理技术及其对外界的影响的角度来观察事物，仅仅只考察了官僚机构自身的运行情况。从这个意义上讲，仅仅只是研究了成绩与取得这个成绩所付出的消耗之间的关系。由于商业会计的方法不可能用来计算并且确定这种比例，官僚机构的领导人必须他的指示下达到其下级的手中，并且使下级把服从二字视为责任和义务。这些指示中有简括预防措施，以保证顺利地按惯例和规则完成某项具体的任务。每当遇到特殊情况时，下级在考虑替代措施之前，必须向上级单位请示，这个程序既拖延时间又欠妥当，而且每次仅仅只能解决一个问题。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假如这位领导人给每个下级机关、每位部门领导和分支机构授权，允许他们在必要的情况下自行决定替代计划，那么他就必须将管理费用提到极高的地步。这种体制弊端极大，而且不能满足人们的要求。对此，人人有目共睹。许多不必要的开支得到批准，相反，许多急需的开支都不能如数拨发。这是因为官僚机构不是私有财产，它不能像商人那样适应环境，随机应变。 官僚主义的影响首先体现在它的载体——官僚身上。在私有制企业中，雇用一个劳动力不是恩赐，而是一种交易。在这个交易中，雇主和雇员双方都各有一本帐。雇主必须按其劳动量的大小支付给雇员相应的工资。如果他不这么做，就意味着他将冒着工人要跑到支付更多一些工资的竞争对手那里去工作的风险。而雇员却要考虑到自已必须付出与工资同等代价的劳动力，完成岗位职责，以免丧失工作岗位。由于这种雇佣关系是一种交易而不是恩惠，雇员也不必担心他会因为别人的嫉妒而被解雇。因为，企业主若出于个人的恶感而解雇一名可用的、而且工资与其能力相当的雇员，只会有损于企业主自己，而无损于能在别处找到相应工作的工人。企业主可以省心省力地将聘用和解雇工人的权力交给部门领导。因为每个部门领导人都处在被控制的压力之下。他通过自己的工作来行使会计、核算的权力，使他管辖的部门获得最大的利润。出于这一切身利益，他不得不密切注视着在本部门内保持最佳的劳动力的问题。如果他出于个人恶感解雇了一个本来不应解雇的工人，如果他的行为是忠于个人原因而不是出于客观需要，那么他本人就不能不为此事受到惩罚。如果他领导的部门的成绩受到了损害，最终的损失就是他本人的损失。在生产过程中，人的因素和生产的安排因此变得相当顺利。而官僚企业里的情况却完全不同。在那里，每个部门、每个劳动力甚至每个处在领导岗位上的人，都无法了解他们之间在生产中的相互作用，也无法了解他们的工作对企业的影响。这样就为在雇请员工以及工资报酬方面的恩惠或恶感大开了方便之门。公务机关中的官员擢升和人事安排问题，常常受地位显赫、具有影响的人物左右。究其原因，主要还不是左右这一局势的要人的人品低劣所至，而是他从一开始就对担任这一职务的人缺乏起码的客观的评判标准。毫无疑问，任用官员一定要挑选最能干的人。但是，问题恰恰在于，谁最能干？如果判断这个问题就像确定车工或排字工对一个企业有用那样简单的话，那么事情就再也妥当不过了。但是，事实却不然，此时主观臆断、任人唯亲、独断专行就开始作祟。为了尽最大可能地克服这一弊端，人们寻找一种方法，即提出任用和提拔公职人员的形式和条件，把提拔一定的职务与其受教育的程度、与考试的优良成绩、与此人在其他职位上从事工作的年限结合起来，即职务的高低取决于工作年限。这一切当然在最低限度上填补了公职机关人员选拔录用方面的空白。因为公职机关不可能根据利润核算的手段发现最优秀的人材，并将他们安排到适当的岗位上去。公职机关官员的这种选择方法，可以称为去撞一扇已经打开了的门，纯属多此一举。要想满足选拔条件，必须具有学历、通过选拔考试和具有服务年限等等。但这些条件丝毫不能保证选择的正确性。恰恰相反，这种体制从一开始就阻碍了那些极有能力、精明强干的人走向符合其能力和才干的位置，反而把他们排斥在选拔圈外。从来还没有一位宝贵的人材按照上述规定的学历加上工龄的途径走上部门的最高领导岗位。即使在德国这样一个尊重官员的国家里，人们也常常使用“一位真正的官员”这样的表述方式来形容一个没有特点、没有能力的人物，尽管其中也包含着此人诚实正派的褒意。 一个官僚化企业的最显著特点是，该企业缺乏评判企业经营成绩与取得这些成绩所付出的代价的尺度，即缺乏利润率这根准绳。为了弥补这一缺陷——尽管这些弥补措施远远不够，企业不得不用规章制度的形式来约束其经营活动和人事调整。人们谈到关于官僚企业一切弊端都集中在它的僵化、缺乏发明创造力以及它在问题面前束手无策方面，而这些问题在商业生活中是很容易解决的。造成这一切的根本原因在于官僚化企业没有利润率这个判断标准。只要国家机器的活动局限在自由主义指定的狭窄范围内，那么，官僚主义的弊端当然就不会如此明显地被人觉察到。只有当国家，同样也包括乡镇以及地方政府机构开始将生产资料社会化，与此同时，积极参与生产或商业贸易的时候，官僚主义的弊端才会对整个经济生活产生严重的危害。 国营企业若要达到最佳经营效果，就必须满足以下几个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即经济生活中的私人企业要占绝对多数；商品交换必须通过市场进行，并由市场来决定商品的价格；以货币为单位进行利润核算。阻碍国营企业发展以及限制它们发挥其应有作用的唯一原因是：它的领导机关——国家机构并不像私人企业的领导那样，对其经营的好坏与否具有同样的兴趣，承担同样的责任。国家没有赋予国营企业领导人独立的决策权，同时，这些企业的领导也不承担他们因执行国家工商政策而产生的亏损后果。因此，他们非常容易去冒亏损的风险，而这样的风险是一个具有责任感、同时也必须承担风险损失的企业领导人所极力避免的。为此，国家不得不采取各种方法限制国营企业领导人的权力，其中包括提出僵化的工作准绳；由督促委员会作出各种决定；或规定国营企业的经营决策必须经过一个上级机关批准。在这种情况下，国营企业的运作步履维艰、沉重而缺乏应变能力。这一切，导致了几乎所有的国营企业不断地从失败走向失败的后果。 在一般情况下，国营企业不顾及其他任何因素，一味追逐高利润的现象极为罕见。但是，要求国营企业的经营活动满足某个特定的“国民经济”要求或其他特殊需求则是一个普遍规律。国家要求优先购买国内产品，排斥进口商品的情况就是一例。又例如，在规定铁路运输费用时，让一定的商业政策因素发挥作用，鼓励人们修造和经营新的铁路线，以发展某个特定地区的经济；或出于战略上的原因以及其他原因来经营铁路运输等等。以上各种因素一旦渗入经营范畴之内，那么任何试图通过利润核算的手段来控制国营企业的经济活动的做法都是行不通的。假如国营铁路的经理提交一份亏损年度报告并声明：“由我负责管理的铁路，从私有制经济的利润率角度来看，经营状况不好，是亏损的。但是，请不要忘记，如果从国民经济、国家政治、军事政策以及其他诸多的角度来看，它却作出了许多贡献，这是用任何利润率的观点都不能衡量的。”显而易见，在这种情况下，利润核算的方法在评判经营成效方面失去了任何价值。再加上其他种种类似的原因，国营企业在必要的时候实行如同管理监狱或管理税务局相似的官僚式的管理方法。 一个完全遵照私有制经济的原则，即以追求最高利润为目的的私人企业，不论其规模有多大，都永远不会官僚主义化。严格地遵守利润原则，使私人企业，也包括大型私人企业，有可能极为精确地判断每个经营环节、每个生产部门的生产在整个企业活动中的作用和重要性。只要企业关注它的赢利，它就能避免官僚主义的一切危害。今天到处可见的私人企业的官僚主义化现象，其原因完全是由于干预主义把它的观点强加在企业领导工作中造成的。只要企业能够独立自主地从事经营，它就能摆脱官僚主义的危害。如果企业在经营活动中不得不虑及多种多样的政治偏见，担心国家机关的种种恶意刁难，那么，它很快就会失去其进行利润核算的坚实土壤。例如，美国有一些公用事业公司管理的企业，它们为了避免与公众舆论的冲突，以及为了避免与受公众舆论影响的立法、司法和行政等官方机构的冲突，基本上不雇用天主教徒、犹太人、无神论者、达尔文主义者、黑人、爱尔兰人、法国人、意大利人以及所有的新移民。在具有干预主义特征的国家里，每个企业都必须顺从国家权力机构的旨意，以避免给本身造成严重的不利。这样或那样的外部因素对企业以盈利为目的的经营管理正在施加越来越多的影响。因此，严格意义上的企业核算和会计制度消失了，企业越来越多地接受了国营企业的那种不实事求是的、形式主义的处事方法，它们变得官僚主义化了。 大型企业经营管理的官僚主义化绝不是资本主义经济在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必然结果，它仅仅只是干预主义政策导致的后果的一种表现。假如国家机关和其他社会权力机构不对企业进行干预的话，那么，最大型的企业也可以像小型企业一样从事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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