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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了解这一时期的高级形式的社交，我们必须先记住这样一个事实，即妇女和男子处于完全平等的地位。我们必须不为那些诡辩的和有恶意的关于女性是低劣的说法所迷惑，这是我们时常在这一个时代的对话体文章中遇到的；也不可以被象阿里奥斯托的第三篇讽刺文那样的文章所迷惑，他把女人看作为是一个危险的已成熟了的孩子，一个男人必须学会怎样驾驭她，尽管他们中间有很大的隔阂。他所说的这些话里也确有一定的真理。正因为受过教育的妇女和男子的水平相等，所以在这一时期的婚姻中，从互相依赖和互相补充的认识上所产生的情投意合，就不能象以后在北方的文明社会里那样得到发展。
在上层阶级中间，对于妇女所进行的教育和对于男人所进行的教育基本上是相同的。在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人毫不迟疑地使儿子和女儿都受到同样的文学乃至语言学的教育（见本书第229页）。的确，意大利人把这种古代文化看作是生活中最珍贵的事物，他是愿意他的女儿们也分得一份的。我们已经看到王室的女儿们在拉丁文的说和写上达到了如何完美的高度（见本书第241页）。其他很多妇女，至少也必须能够阅读古代作品。才能领悟当时的谈话，其中大部分是关于古典作品的问题。许多人对于意大利文诗歌非常热中；从威尼斯的卡桑德拉·菲德尔时代以来（约在十五世纪末），多数的意大利妇女在这种诗歌（无论是有准备的或是即席之作）上成了名。其中有一个叫维托利亚·科伦纳的的确可以说是不朽的。如果上边所说的活需要任何证明，那是可以在她的诗篇的近乎男性的雄壮的音调上找得到的。即使是写爱情的十四行诗和宗教诗篇，它们的特征也是如此地准确而肯定，完全摆脱了软弱无力的感情，没有在女人诗篇中常见的外行情趣，使我们毫不犹豫地认为它们是男作家的作品，如果没有明确的外部形迹证明它恰好是相反的话。
由于教育的作用，上层阶级的妇女，在个性上是和男子一样地得到了发展的。直到宗教改革时期，在意大利以外的妇女的人格，即使是地位最高的，也很少有突出的表现。有几个例外，蒙巴伐利亚的伊莎贝拉、安茹朝的玛格丽特、卡斯提尔的伊莎贝拉等是由非常的环境所逼造成的。在意大利，在整个十五世纪里，统治者的妻子，尤其是佣兵队长的妻子，几乎都有一种鲜明可识的个性，并且取得了她们应得的一份丑名或光荣。于这些人之外，又逐渐增加了一群彼此很不相同的最有名的妇女（见本书第158页）；其中有的所以出名，是由于她们的美丽、气质、教育、美德和虔城加在一起使她们成为圆满无缺的和谐人物。不存在“妇女权利”或妇女解放问题，只是因为这件事情本身是理所当然的。受过教育的妇女自然要和男人一样地追求富有特色的、完整的个性。她们要求使男人趋于完美化的那种智力的和感情的发展来使妇女趋于完美化。尽管如此，但人们并不期待她们积极从事于文学活动，即使她们是诗人，所要求于她们的也只是某种强烈的感情的流露，而不是小说故事或日记中的私事。这些妇女是不大考虑社会上的事；她们的作用是对男子中的有名人物施加影响和节制男性的冲动与任性。
当时能够给与伟大的意大利妇女的最高赞颂是：她们有男人的精神和勇气。我们只须看一看英雄诗篇里的，特别是博亚尔多和阿里奥斯托的作品里的大多数妇女的十足的大丈夫气概，我们就会确信，摆在我们眼前的是那个时代的理想。在今天“女丈夫”的称号有褒有贬，语义双关，但在当时却只含有赞美的意思。吉罗拉谟·利阿里奥的妻子和后来成为他的未亡人的卡特丽娜·斯福查具有这个称号的一切光荣；她勇敢地先在利阿里奥的谋杀者面前，后在凯撒·波几亚面前保卫了她丈夫的世袭领地弗尔利。虽然最后失败了，但她却赢得了国人的赞赏和“意大利第一位妇女”的称号。我们能够在文艺复兴时代的许多妇女们身上发现这种英雄气概，虽然没有人有同样的机会把她们的英雄行为显示于世界。在伊莎贝拉·贡查加身上就可以清楚地辨认出这种气概，而在美第奇家族的克拉莉斯，菲利波·斯特罗齐的妻子的身上也不逊色。
这一类型的妇女能够听象邦德罗所写的那样的故事而无害于她们的社交。当时社交的主要风气不是象现在这样女人气，或者说是对于某些猜想、神秘感和敏感的尊重，而是一种对于力量、美和充满了冒险与投机的社会状态的意识。由于这个理由，所以我们看到：和最标准最高雅的社交形式一起，存在着我们这个时代所谓猥亵的事情，忘记了易遭猥亵侮辱的妇女们的坚强的品格会使这种猥亵受到谴责和抵消。
因此，在所有一切对话体作品和论文中，我们找不到关于这些问题的绝对证据，这只是很自然的事，虽然对恋爱的性质、妇女们的地位和身分都曾经自由地加以讨论过。
在这种社交中一直不露面的似乎是年轻的姑娘们；她们即使不是在修道院里教养大的，也仍然被很谨慎地与这种社交隔开。我们很难说，究竟谈话太随便是因为她们不在场，还是因为谈话太随便而才把她们挪开的。
即使是和妓女们的交往似乎也采取了一种更为高雅的性质，这使我们想起了古代雅典的妓女的地位。有名的罗马妓女恩佩利亚是一个有才华有文化的女人，曾经从一个叫多密尼克·康帕纳的人学习写十四行诗的艺术并且还有音乐的才能。美女伊莎贝拉·露娜出身于西班牙，人缘颇好，她似乎是一个菩萨心肠和恶鬼口舌的奇特的混合物，她的嘴以后有时给她带来麻烦。在米兰，邦德罗认识一个雍容不俗的名叫卡特丽娜·第·圣切尔索的姑娘，她擅长演奏乐器、歌唱和朗诵诗篇。从我们所读到的关于这一问题的一切记载，很清楚：访问这些妇女并有时和她们住在一起的那些有名人物要求她们具有一定程度的才华和教育，而对那些有名的妓女，人们也不会怠慢和不予重视。即使和她们的关系已断，人们总还希望获得她们的好感，这就表明逝去的温情已经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但是，整个说来，这种文字之交和人们公认的社交生活形式所认可的交往比起来仍是不值一提的，而它在诗歌和文学上所留下的痕迹也大部分是属于丑恶性质的。令人非常惊讶的是：在1490年——即梅毒出现以前——在罗马所看到的六千八百名这一类的人中间，几乎没有一个女人曾经以任何较高的才艺出名。上面提到的这些人全都是属于1490年以后不久的那一个时期的。吉拉尔第在构成他的《故事百篇》的序言的那些小说中最好地说明了娼妓的生活方式、道德和哲学，以及其中的某些人在晚年时代表现出来的伪善和魔鬼般的恶念，她们虽有肉欲和贪心，但未必不能有深情厚爱。皮埃特罗·阿雷提诺在他的《论述》里所给我们的与其说是这帮不幸妇女的真实生活的描绘，不如说是他自己的堕落的品格的写照。
君主的情妇们，如上所述（见本书第72页），是为诗人们新歌颂和为艺术家们所描绘的，因此她们就为当代和后代所熟悉。我们仅仅知道阿丽斯·帕雷尔斯和胜利者弗里德利希的情妇克拉拉·德亭的名字，而关于阿尼丝·索雷尔我们只有一个半传说的故事。但文艺复兴时代的君主——弗朗索瓦一世和亨利二世，情况就与此不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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