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称：北京人头盖骨
形成年代：距今约70-20万年，属于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家把人类起源至农业出现以前的这一漫长时期称作“旧石器时代”。它是人类在从人猿进化以后，制作并使用工具，以打猎、捕鱼等收集经济生活方式为特征的文化阶段。
类别：古人类化石
发现年份：1929年12月
失踪时间：1941年12月装有北京猿人头盖骨化石箱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专列在从北京前往秦皇岛途中被日本宪兵截走，从此不知去向，至今下落不明。
失踪原因：太平洋战争爆发
发现过程
北京市西南约50公里有个周口店的小村子，20世纪初考古学家的重大发现，使这个村庄一夜成名。1914年，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接受当时中国政府的邀请，来华担任矿业顾问。1918年，安特生在被当地人称作“龙骨山”的地方进行考察时，他发现堆积物中有一些白色带刃的脉石英碎片引起了安特生的注意。这些带刃的石片，像是用来切割某些东西的。他对身边的人说：“我有一种预感，中国人祖先的遗骸就在这里，现在惟一的问题就是去找到它。”于是这位热衷于古代文化的外国人开始在这个地区，不停的寻找化石真正的所在。1921年，安特生和奥地利古生物学家史丹斯基等人在当地群众引导下，在龙骨山北坡找到一处丰富的含化石地点，即后来闻名于世的北京人遗址——“周口店第1地点”。
接着，安特生和瑞典古物学家史丹斯基进行了小规模的发掘，并找到了两颗类似人类的牙齿化石。这两颗化石经北京协和医院解剖系主任加拿大人类学家步达生研究后，被证实是古人类的化石，代表着一个新的种属，于是被定名为“中国猿人北京种”。
1924年，人们又从周口店发掘出了两个中国猿人的下颌骨和3颗保存得很完整的牙齿，这更加证实了安特生的预言。于是，在政府的支持下，1927年开始了对龙骨山大规模的发掘工作。第一年的发掘工作就旗开得胜，获得了500箱化石，而且，步达生在10月16日发现了一颗保存完好的人牙化石，其出土位置离发现第一颗人牙的地点很近。
1927年底步达生回到了加拿大，周口店1928年的工作就由翁文灏和协和医学院的福顿主持。经过他们的努力，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最终同意为周口店发掘工作提供经费。在当时军阀混战的年代，周口店的挖掘工作是十分困难的，刚刚从地质大学毕业的裴文中也来到了这里，起初他只是主要负责人工和账目的管理工作，同时也参与发掘。由于工作认真细致，到年底周口店的挖掘工作就交给他全面负责。
就在这一年年底，周口店的工作面临了新的形势，经过将近两年的正式挖掘，在1928年底，发掘到一层十分坚硬的石层，里面包含的动物化石很少，鉴于这种情况，很多人认为挖掘工作已经接近尾声，这一层坚硬的石层就是北京人居住的洞底，下面不会有化石了。于是，人们相继离开了周口店，只剩下负责主持工作的裴文中留在周口店。
1929年，中国还发生了一件足以记载到古人类研究史册的大事，这就是中国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的建立。这个机构的建立，开拓了中国新生代研究的新局面，直接促成了震惊世界的第一个完整的北京人头盖骨的发现，从而为中国的古脊椎动物学与古人类学研究事业奠定了基础。
在秋季挖掘工作展开以后，发掘部分越来越小，已经到了洞穴底部。但是就在这个狭窄的底部，突然延伸出向南的一块空隙，这块空隙就是以后我们看到的“猿人洞”。工作人员把坚硬的石层被清除掉以后，发现下面居然是新的堆积物。这更加激励了裴文忠的工作热情，他全身心地投入到清理工作中，在最后的挖掘工作中，作业条件越来越艰苦，原来能容纳几个人的空隙到最后只能让一个人进去拿着蜡烛做清理工作。
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幸运之神眷顾了这些孜孜不倦坚持真理的人们。1929年12月2日下午，坚持工作的裴文中和一名老技工发现了一个圆圆的东西，等到这个东西大部分显露出来的时候，人们才发现，这是一颗完整的头骨化石。远古神秘的北京人终于露出了庐山真面目。
这块头骨化石一半露在外面一半埋在坚硬的土层中。在当时兵荒马乱的年代里，让头盖骨在山洞里过夜是很危险的。为了防止节外生枝，裴文中把化石周围的土挖空后，用撬棍轻轻地把它撬了下来。头骨的一部分由于震动破裂开来，裴文中后悔得不得了。不过，这在当时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他也因此看到了头骨的厚度和脑面的结构，破裂的地方后来经过粘接仍很完整，没有使后来的研究受到任何影响。
裴文中怀抱北京人头盖骨头骨挖出来的时候很潮湿，一碰就破。裴文中就用土方法，生了火盆对化石进行烘烤。以脱去化石上的水分，然后在化石的外面裹上棉纸糊上石膏、麻袋片。再进行烘烤，等到外面的石膏变得干燥坚硬以后，裹在里面的化石就不会轻易损坏了。最后，裴文中把包藏有第一个北京人头盖骨的包裹用自己的两床旧棉被包起来，外面再用褥子毯子裹好，像普通的行李一样地捆起来，搭乘12月6日房山到北京的长途车亲自送进北京城内的中国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
当时年仅25岁的裴文中给协和医学院的主任步达生发电报时，这位研究人类化石的专家也不敢相信这件事情是真的。等北京人头盖骨送到北京对头骨进行修复后人们发现，这个头盖骨完美无缺。1930年，当裴文中在整理过去运回的化石时，又从里面拼出了一个相当完整的头盖骨。这两个头盖骨的发现轰动了世界，也彻底改变了周口店的命运，曾经冷冷清清的发掘现场又开始热闹起来了。
在随后的几年时间里，由于没有新的进展，来到周口店的工作者失去了兴趣，陆陆续续离开了。一直支持在周口店工作的步达生在1934年去世，他的工作由德国人类学家魏敦瑞接替。裴文中也在1935年离开了周口店，赶赴法国学习。1931年到达工作队的贾兰坡逐步代替了裴文中的工作，成为发掘现场的负责人。这一位耐得住寂寞的考古工作学者也和当年的裴文中一样，25岁，工作细致，对自己的梦想有着执著的追求。寂寞的枯燥的发掘工作丝毫没有消磨掉贾兰坡的工作热情，一个人孤单的在这里苦苦寻觅，期待着新发现。
1936年的10月22日，在距裴文中发现第一个完整头盖骨的地点往南约10米、高6米的地方，贾兰坡发现了一个女性的下颌骨。这个发现更坚定了贾兰坡的信心，他对每一点蛛丝马迹都不放过。11月15日这天，技工们准备丢掉的一块小小的骨骼化石引起了贾兰坡的注意，他立刻和其他几名技工在一块不被人注意的小土堆里陆续发现了大量的骨骼碎片，到了下午，他们又发现了一个北京人的头盖骨化石，那些碎片经过整理修复，居然也是一个完整的头盖骨化石。接下来的几天里，贾兰坡来不及参加记者发布会，又匆匆赶到发掘现场。紧接着，第五个头盖骨也被发掘出土。而且这一次出土的化石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比上一次发现的要好得多。人们等待这个时刻已经很久了，虽然简单的话语描述了北京人头盖骨再次被发现的过程，但是年复一年的寂寞工作，需要考古工作者有忍受孤独的能力才能坚持下来。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考古发掘工作被迫停止，一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发掘工作才得以恢复。
曲折经历
根据最初支持考古的有关协议规定，化石被保存在当时美国人开设的北京协和医学院B楼解剖室的保险箱内。1941年珍珠港事件前夕，日美关系渐趋紧张，协和医学院亦非安全之地，中国猿人化石何去何从便成为有关人士焦虑的问题了。当时考虑有三种选择：一是把化石运到重庆。可北平至重庆路途遥远，运输也不便。二是留在北平找个妥善的地方秘密收藏起来。可当时日本已经占领北平，在“虎口”中找个安身之所也很不容易。三是运到美国去暂时保存。前后衡量，似乎第三个方案比较合适，何况当时中、美同属同盟国，反对日本侵略。但是由于当初协议中有“人类化石一律不能运出中国”的规定，这个方案迟迟没有实施。当初研究“北京人”化石的学者魏敦瑞离开中国时，提出了将地质调查所的所有人骨化石一起带走，存放到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内的要求，遗憾的是这个请求没有被批准。
后来局势混乱，经过多方协商，重庆的美国驻华大使同意并授权驻北平美国公使馆接受这批珍贵的古人类化石，准备将其安全运往美国保存。从决定运走到最终通知装箱，白白流失了将近几个月的宝贵时间。1941年11月底，魏敦瑞的秘书突然通知研究所要把标本尽快运走后，参与挖掘的裴文中、贾兰坡等人立即着手把化石装箱起运。
这些化石经过多层包裹，以防颠簸损害。他们被装成两个箱子，大箱中装有7盒标本，有北京猿人头骨、上颌骨、锁骨、鼻骨、牙齿、脊椎骨等共数十件；另一件小箱中装有北京猿人头骨、山顶洞人女性头骨、山顶洞人脊椎骨、盆骨、肩胛骨等数十件化石。每块化石都用擦显微镜的纸包好，裹上药棉，外边捆上细纱布和棉花，在化石外包装盒上注明了化石的名称以及所属部位，然后才装入箱中。接着化石被送往北京协和医学院的总务长博文的办公室，由他带到美国驻华使馆，交给当时在中国工作的美国军医威廉·弗利，头盖骨就装在他带着的两个密码箱内，从此，再也没有一位中国人看到过那两个箱子。
威廉·弗利生于1912年，后在纽约行医，是著名的心脏专家。珍珠港事件前，他曾在北京协和医学院任过研究员，后来被征入伍，成了驻天津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医官。弗利于1941年12月6日从北京出发，准备乘坐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专列从北京到天津再到秦皇岛，然后搭乘12月8日抵达秦皇岛的美国船只“哈里逊总统号”回到美国。弗利到达秦皇岛正好是12月8日，当天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正式爆发。日本宪兵队迅速占领了美国在中国设立的各种机构，“哈里逊总统号”也在海上被日本军舰轰击，在长江口搁浅了。弗利乘坐的专用列车刚刚到达秦皇岛便被日本截获，弗利作为战俘被俘虏，他所携带的行李也不知去向。消息传出，举国哗然，谁也不知道珍贵的北京猿人化石流落到了何方。
弗利成了最后接触到这批化石、掌握它的下落的关键人物。多年来，有许多人为了追寻北京人化石曾想方设法套取弗利的“口供”，但对一些关键性的细节，他始终守口如瓶。
1980年3月4日，新生代研究所的相关人员应邀到瑞士大使馆参加酒会。这个酒会是席望南大使为欢迎瑞士著名考古学家、伯尔尼大学的邦迪教授率领的一个旅行团而举行的。邦迪教授于1977年9月首次访华时曾来古生代研究所参观，和很多研究室的人都是好朋友，研究所的贾兰坡也在邀请之列。席望南大使可能预先知道贾兰坡参加过周口店的发掘，酒会上特地和贾兰坡坐在一起，两人从西亚考古一直谈到中国最近的发现，渐渐从周口店的发掘又谈到关于北京人遗骨的丢失。最后，大使主动向贾兰坡介绍了弗利，说弗利是他的挚友，掌握着有关北京人化石下落的关键线索，大使还说弗利是一位可信赖的人，希望贾兰坡教授能够重视这个线索。
后来，大使在3月20日又给贾兰坡写来一封长信，说他在纽约的时候，弗利曾经和他谈过北京人化石失落的事。大使在信里说：“弗利在天津行医，要乘船返回美国（1941年），因为他的朋友害怕日本人的到来，曾把装有著名化石的箱子放在他家。然而，弗利博士没有来得及把这些箱子连同他自己的东西运到船上，就丢下了屋子里的所有东西急忙逃跑，房子随即被日军占据，据弗利说，日本人是最终看到这批化石箱子的人。
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当时他交给中国一份绝密文件，文件中记载了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可能在“阿波丸”上的信息。
“阿波丸”是1941年被日军征用的万吨客货轮。1945年3月28日，“阿波丸”在新加坡装载了从东南亚一带撤退的大批日本人回国。4月1日午夜时分，“阿波丸”航行至我国福建省牛山岛以东海域时，被正在该海域巡航的美军潜水舰“皇后鱼号”发现。“阿波丸”遭到数枚鱼雷的袭击，3分钟后这艇万吨级客货轮转眼间沉没海底。全船人员全部死亡，无一幸免。
1977年我国对“阿波丸”打捞发现，“阿波丸”号从驾驶台以下断成两截，船首位于东南方向，船尾位于西北方向。应该是日本人在驾驶室内安装了自爆装置，究竟是什么东西让日本船长下了如此大的决心按下了自爆按钮呢？它的装载物是什么也成了一团迷雾。有大量传言称，“阿波丸”装载的物资中除了有大量的黄金外，还装载有我国的国宝级文物——北京猿人头盖骨。最终打捞上来3000吨锡碇的事实和美国方面的记载相符，从而部分印证了情报的可信性。但是由于各种因素的限制，打捞工作被停止了。
有专家认为，这是迄今为止，找回北京人化石最重要、最有价值和最具可操作性的线索。对此有过二十余年研究的历史学者李树喜说，把北京人化石和“阿波丸”联系起来“并非猜测”。但是二者是否存在联系仍未可知。
另一种说法是头盖骨可能在日本的皇宫藏着。1942年12月8日以前，东京帝国大学教授长谷部言人及助教高井冬二曾到北京调查猿人化石详情。12月8日清晨，日军偷袭美国的珍珠港，与此同时也占领了协和医学院，派兵直趋B楼存放中国猿人化石的保险柜。当他们发现柜内东西不是真正的化石而仅是石膏模型后，便各处搜查并通过文部省呈报天皇。天皇命令华北驻屯军总司令部负责继续追查。
1945年12月，天津大公报刊发了中央社驻东京的消息，声称这批化石在东京被发现。1943年5、6月间，也有传说中国猿人化石在天津被找到，日本人通知魏敦瑞的秘书去认领，还没有赶到天津，就被通知说找到的不是猿人化石。此后直至日本投降，日本人再也没有言及此事，在北京负责查找的长谷部言人也悄悄返国。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曾多次和日本协商，希望能让化石落叶归根回到中国，但是日方从来都不承认化石藏在日本。沸沸腾腾争论了好几年才不了了之。最新出版的中译本著作《黄金武士》中引述美国相关人士对北京人头盖骨下落发表的评论说“我可以发誓，这些化石（北京人头盖骨）和其他财宝一起被放在（日本）皇宫的地下室里。”
根据裴文中老人的回忆，日本曾经把他带去审问这批化石的去向，可后来不了了之。很有可能日本人已经找到了这些化石。1992年，中方有专家曾与日方有关人士成立了“回归北京猿人化石委员会”。当时有人提供线索说，当时驻丰台日军的一个士兵可能知道情况，但那个士兵只留下电话就被家人拉走了，进一步追查时却受到日方阻挠。中方专家曾希望当年发布化石丢失消息的高景东二帮助寻找化石。但他拒绝了，并否认化石到过日本，甚至连自己到过中国都予以否认，种种迹象表明化石很有可能在日本。
其他还有很多种猜想和说法，为了找到北京人头盖骨，中国、日本和美国各方面都在不停的努力着，也许北京人头盖骨正在某个地方静静地呆着，等着人们慢慢的发现吧！
国宝内涵
人类从哪里来？古往今来一直是困扰着我们人类的一个难解之谜，在人类历史发展长河中，产生了“上帝造人”、“女娲造人”等种种美好传说。然而随着科学的发展，科学家们不断思考和探讨这个问题，人们需要直接的证据——远古人类祖先留下的骸骨来证明这个事实，以化石形式保存下来的人类祖先骸骨就成为最有价值的研究资料。
出土后失踪的北京人化石包括6件头盖骨、15件下颌骨、157枚牙齿及大量骨骼碎块，代表约40个北京猿人个体，为研究人类早期的生物学演化及早期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实物依据。根据一些古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的研究，北京人是生活在距今四、五十万年以前的一种原始人类，也是我们的祖先。北京人在周口店一带生活了长达三十万年之久，大约经历了一个冰河期，到距今约二十万年前，才离开周口店一带。
我们的祖先究竟是什么样子，是怎样生活的呢？根据科学家对北京人的研究表明，他们的肢体很像现代人，但是额骨低平，明显后倾；眉脊骨粗壮，向前突出；面部较短，吻部前伸；下颌骨前部向后方倾斜。北京人的平均脑容量达1088毫升(现代人脑量为1400)，据推算北京人身高为156厘米(男)，150厘米(女)。
经过各国考古学家的论证，证实了北京人已经是人而不是猿；他们已经会制造工具和使用火。这是人和其他动物的最本质的区别。北京人的脑容量虽比现代人小，但比猿类大的多，他们的上、下肢骨，则和现代人已经没有多大区别。这表明从猿到人的发展，是先从手、足开始的。
这些发现和研究，使人们得到了这样一个信息：在人类历史的黎明时代，从体质形态、文化性质和社会组织方面，的确有过“直立人”的阶段。他们既是“猿人”的后代，又是包括现在人在内的“人”的祖先，是从猿人到人类进化过程当中的重要环节。它的发现，成为认识人类起源和发展的一个突破性进展。到目前为止，“直立人”的典型形态仍然是以周口店北京人为准则。
国宝价值
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发现是世界科学史上公认的重大事件。它将人类历史至少向前推进了40万年，为从猿到人的学说提供了大量的、富有说服力的证据。这一发现令全世界为之惊喜，它是旧石器时代远古人类的典型代表，为直立人的存在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它的发现成为古人类考古和研究史上的里程碑。
北京人头盖骨对人类起源的探索极有价值，北京人生活在距今50万年前到20万年前之间，是属于从古猿进化到人这一环节的原始人类，“北京人”的发现在生物学、历史学和人类发展史的研究上有着极其重要的价值。北京人头盖骨的发现，完全证实了我国这古老的土地上，早在几十万年前，就有人类居住生活着。西方曾经对中国境内是否存在过原始人类的怀疑，至此烟消云散了。
北京人遗址的丰富发现内容以及众多石器和用火遗迹的发现，使远古确有直立人的存在得到肯定，为“从猿到人”的伟大学说提供了有力证据。还没有哪一个人种能有数量如此众多的古人类头盖骨化石，北京人化石就成为科学界令人瞩目的稀世瑰宝。但是，就是这样一个伟大的发现，每当人们提起它的时候，总是充满了遗憾，最初发现的北京猿人头盖骨和一些重要化石，在日本侵略中国的时候遗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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