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7年7月15日（农历六月初六）天亮之前，鉴湖女侠秋瑾在故乡浙江绍兴被清政府杀害。一个33岁的女性因政治原因而就义，在中国历史上这是第一次，她的死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作为当时舆论中心的上海，各种不同背景的报纸都迅速作了详细报道，《神州日报》连续公布浙江省发布的有关通报、函电、文告，并转录外电、外报刊出的有关消息。《时报》除了对秋瑾案始末作了连续报道之外，还发表了《哀秋瑾案》、《记秋女士遗事》、《对于秋瑾被害之意见书》等几十篇有关秋案的评论文章和诗词、漫画，对秋瑾慷慨赴死的报道也非常传神，“行至轩亭口，秋瑾不作一声，惟注视两旁诸人一周，即附首就刑。观者如堵。”
《申报》发表了各种体裁的有关报道、评论等30多篇，累计达3万多字，包括秋瑾被捕与就义的情况报道，绍兴府公布的有关秋瑾“罪案”，秋瑾被害之余波，秋瑾男装持手杖照片，秋瑾生前演说稿，秋瑾好友徐自华撰文，吴芝英书写的秋瑾墓表等。
《申报》在当月的一篇报道中称赞秋瑾“时或垂辫作男子装，到处演说颇能动人。现方 创立女子体育所，殊负新学名誉。此次惨被株连，无不同声叹息云。”在7月22刊出的《秋瑾之演说》中高度评价她组织女报、提倡女学、追求女子独立的作为，并以热情的语言写道：“闻女士擅口才，每登演说台，雄辩恣肆，往往倾动众耳，掌声如同白日春雷。”并摘录了秋瑾慷慨激昂的演说《敬告姐妹行》，字里行间满溢着对她的“才”、她的“志”的无比推崇。
7月23日，也就是秋瑾被杀第8天，刊出她的6首遗诗。
7月25日，发表《论绍兴冤狱》评论，直接指出冤案是绍兴府假公济私、捏造告急所造成的。
8月13日，登出官方伪造的《绍狱供词汇录》，后面还有“编者按”：
按秋瑾之被杀，并无供词，越人（浙江人）莫不知悉。有之，则惟“寄父是我同党”及“秋风秋雨愁煞人”之句耳。而今忽有供词，其可疑者一：秋瑾之言语文词，见诸报章者不一而足，其文辞何等雄厉，其言语何等痛快，而今读其供词，言语支离，情节乖异。其可疑者二：然死者已死，无人质证，一任官吏之矫揉造作而已；一任官吏之锻炼周纳而已。然而自有公论。
《时报》也说：
浙省官场，因外间人言啧啧，群为秋女士讼冤。大吏授意某某，求秋女士书函等件， 仿其笔迹，造通匪等函件，以掩天下耳目。此说若真，官吏之用心，不可问矣。
10月6日《申报》刊出的《徐锡麟传》一书广告中，有“徐手刺皖抚，剖心而死，祸及秋瑾女士大狱……小像七幅，并有秋瑾女士墨迹一章”等语，尽管是广告，其中却充满了对秋瑾的敬意和惋惜之情。
在1907年那样暗无天日的年头，包括《申报》在内的上海各大报纸都曾为秋瑾生命的丧失而感叹，而悲恸，所以他们一而再地为她的冤死而呼喊，一而再地提起杀人者，出卖者和赞成、默许杀人者。无论是曾和秋瑾同在日本留学，当时为绍兴府中学堂监督的袁翼，绍兴士绅胡道南，巡抚幕僚姜梅簃、章介眉，还是带兵到绍兴的标统李益智，甚至久负盛名的汤寿潜都遭到了舆论的谴责。至于杀人的主谋绍兴知府贵福、浙江巡抚张曾扬就更不必说了。
《中外日报》、《时报》、《文汇报》等倡言无忌，大声疾呼，指斥贵福等的罪恶，不留余地。对秋瑾没有确供就被杀害，舆论更是一致谴责，普遍称为“秋案冤狱”。认为没有证据， 秋瑾只是办报、办学的回国女学生而已，所编《中国女报》爱国情绪昂然而气宇平和，没有煽动激越之辞。
《文汇报》说：“绍府贵守，无端杀一女士，竟无从证实其罪，是诚大误。”《神州女报》 发表题为《秋瑾有死法乎？》的尖锐评论说：“浙吏之罪秋瑾也，实为不轨，为叛逆。试问其所谓口供者何若？所谓证据者何若？则不过一自卫之手枪也，一抒写情性之文字也。”
署名“瘁民”的《浙江之危机》一文严正指出“杀学生，杀女士，无口供，无确证，仅 谓‘有通匪笔据’，‘有绍绅告密’。不宣布，无以塞人民之望！”
《述浙省官吏之罪状》一文同样指出“妄杀秋女士。无口供，无见证，无实据”，既没有正式审判，也没有明白宣布的罪状，因此严厉谴责“杀人以媚人”的张曾扬，“戕无辜之国民”的贵福，“纵部兵以肆淫威”的李益智。
据陶沛霖《秋瑾烈士》一文回忆，“秋瑾就义后，陶心云驳浙抚和绍兴知府致电军机处，电文很长，谓：‘绍府蒙上，浙抚欺君，秋瑾无供无证，处以极刑，无法可据。彼所根据者，是彼心腹中野蛮之法律。’电文揭发贵福之暴行很详。”
贵福受舆论攻击不已，也深以当时没有确证为忧，因此对被捕的大通学堂学生及教员程 毅等六人严刑逼供，“跪火练、火砖，惨状不忍睹”，试图在他们口中得到秋瑾“通匪”的证据，但终无所得。今天，当我们一再提起秋瑾的时候，也不该忘记那些默默无闻的名字！
直到1908年10月25日，少年胡适参与编撰的《竞业旬报》第31期还发表了《好个大胆的贵福》的评论。
《卖友者之将来》一文对于告密者冷嘲热讽，义正词严—“秋某之死，不死于侦探， 而死于告密；不死于渺不相关之人，而死于素号开通，昕夕过从之人。”
急得袁翼为此上书浙江巡抚为自己辩白：“今《神州日报》为秋瑾死事，不察实情，听访员之言，遽诬翼告密。”也可见舆论影响的一斑。
上海报馆还直接致函因为争路权而名动一时的汤寿潜，要求他作出答复。一时间，报纸 上出现了多封戏代汤寿潜复上海报馆函，极尽嬉笑怒骂之能事。杭州知识界因秋案而对汤大为不满，他是绍兴人，又负有声望，秋瑾被捕后，张曾扬曾征询过他的意见，而他的意见是不利于秋瑾的。
舆论当然也不会放过旁观的“看客”，署名“佩韦”的《致浙省绅界书》，责备他们“不敢异议，是不惟无义气，无热血，亦且胆小如豆，胆小如粟矣。是天下可鄙可怜之人”。
以“主持清议为天职”的报馆，连篇累牍地发表《浙绅之对于党狱》、《责难浙绅篇》、《对于秋瑾被杀之意见书》、《敬告当道诸君》、《敬告浙抚张公》、《敬告全浙士绅》等评论， 面对专制政府“杀我无罪之同胞”，他们发出了“湖山虽好，倘蔽以黑幕之云，则一转瞬间， 秋雨秋风愁杀人之天耳！”的慨叹。
江苏省教育总会发出《致浙省议长议绅谘议官学界诸君询问绍案公论书》，强调“庶政公诸舆论”，“官民共负责任”，反对无罪杀戮，谴责告密、赞从和虚与委蛇的行为，严正指出：“敝会未经调查，窃以报馆为舆论之代表，其所记载容或有一二传闻失实，然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凡诸陈说，非为一人，为全体也；非为浙江，为天下也。”
安徽旅沪学界同人发表《论浙狱公启》说：“上海各报，平时著论，尚有宗旨不合议论，不能画一者，对于此案，则众口如一，亦足以见公是公非之所在矣！”“虽在雍正、乾隆年间，先后大兴文字之祸，号为野蛮专制者，尚未闻有不由刑部定罪，即可妄杀之事。”并提出由各省学界联名向北京控告，为秋瑾昭雪或由上海各报先行发起。
1908年2月29日，《神州日报》刊出记者《公祭秋女士大会述闻》。10月20日，《杭州 白话报》刊出《各地绅商对于秋瑾墓案之评论》，转载了10天前上海《新闻报》有关浙江当局试图毁平秋瑾墓，严拿徐寄尘、吴芝瑛等的消息之后，“沪地商绅大动公愤，连日会议”，10 月13日，“江苏绅士上书江督，力争此事，由江苏省教育总会沈友卿、太史同芳领衔。”
“明夷女史”的《敬告女界同胞—为浙江明道女学堂女教员秋瑾被杀事》一文则给予 秋瑾之死极高的评价：
至于以国民之权利、民族之思想，牺牲其性命而为民流血者，求之吾中国四千年之女界，秋瑾殆为第一人焉。则秋瑾之死，为历史上放光明者，良非浅鲜。
今则以巾帼而具须眉之精神，以弱质而办伟大之事业，唤起同胞之顽梦，以为国民之先导者，求之吾中国二万万之女界，秋瑾又为第一人焉。人皆谓秋女士之死，阻我女界之进步，而不知适所以振起二万万人之精神也。则秋瑾之死，为社会之影响者，尤非浅鲜。
面对屠夫的凶残、看客的冷漠和“人血馒头”的愚昧，这是我们在秋瑾被杀害之后那个 黑暗岁月所看到的一线亮色，或许稍可告慰英灵于九泉之下。
正如当年发表的《敬告为秋女士呼冤者》一文所说：“女士之死，海内冤之。哭以诗者有人，吊以文者有人，传其遗事者有人，刊其著述者有人，闻其冤而愤浙中士绅致函诘责者有人。”
1907年8月8日，《振华五日大事记》第24期发表《中国女侠秋瑾之真相》。9月初，无生的短篇小说《轩亭复活记》在上海《女子世界》增刊本发表（后改题为《秋瑾再生记》，由竞存书局出版）。小说描写夏瑜（后改为秋瑾）死而复活，鲁迅先生1919年4 月发表的小说《药》中塑造的“夏瑜”就源于这里。
主办《女子世界》的陈勤，来自浙江南浔，“因鉴湖女侠恶耗……本社拟即赓续之以继女侠之志”，于1907年12月创刊《神州女报》，创刊号载有徐自华（寄尘）的《神州女界新伟人秋瑾女士传》，吴芝瑛的《秋女士传》和《祭秋瑾女士文》，佛奴的《秋女士被害始末》，佚名的《论秋瑾之被杀》，《秋瑾有死法乎》，还有徐自华的《祭秋瑾女士文并序》，《挽秋女士四章》，王钟麒的《秋瑾女史哀词》，孔繁淑的《哭秋瑾七律四章》及《吊秋女士》，《吊越女》，《挽鉴湖女侠》，《浙祸》，《挽秋女士》，《哭秋女士瑾》，《挽竞雄》等大量悼念秋瑾的诗词、联语。
《秋女士被害始末》记载了六月初一到初六这六天的情况，其中说临难的那一刻“秋女士是时从容如故”。作者当时置身绍兴城中，或得自口碑，或亲历其事，他的记录因而是可信的。
1908年1月，《神州女报》第二号发表《吊秋璇卿女士文》，徐自华的《为秋瑾营葬事致吴芝瑛女士书》及《哭秋璇卿女士》，《哭秋女士》，《哭秋瑾娘》，《挽秋璇卿女士联》，《挽秋女士瑾》等大量诗词、联语，其中不乏“惨成七字狱，风雨断肠天”这样令人长久难忘的 沉痛诗句。
陈勤还和吴芝瑛等一起，通过各种关系把秋瑾的遗稿交给各大小报刊乃至《万国公报》 发表。
徐自华曾和秋瑾在浙江浔溪女学共执教鞭，两位才华不凡的的女杰，相近的身世，相同 的志趣，使她们订下了文字之契，结成生死之交。她们结伴泛舟西湖，有过埋骨湖山之约。所以秋瑾遇害之后，她和另一位才女吴芝瑛风雪渡江，将秋瑾移葬西湖，她写的墓志铭，吴芝瑛的书法，加上金石名家胡菊龄的篆刻，号称“三绝”。她创立“秋社”，守护先烈的英魂，耿耿忠心数十年，至死不渝。
少年英俊的《孽海花》作者、江苏常熟人曾孟朴不仅带头与30多人联名电奏抗拒张曾扬调任江苏，而且在秋瑾被害第三个月就在他主持的上海《小说林》第五期上一口气刊载了秋瑾遗诗21首，第六、七期连续发表徐寄尘的纪念文章《秋女士历史》（1907年11月）和《秋瑾轶事》（1907年12月）；接着刊出了多种以秋瑾为题材的小说、戏曲，小说有包天笑的连载长篇《碧血幕》，戏曲有吴梅的《轩亭秋》杂剧，龙禅居士的《碧血碑》杂剧，啸卢的《轩亭血》传奇等，只因《小说林》出到1908年9月就停刊了，这些作品大多没来得及登完。萧山湘灵子的《轩亭冤》传奇（又名《中华第一女杰轩亭冤传奇》），写成于1907年9月9日，距秋瑾遇害仅三个月零三天，其中有《叙事》一篇说：“秋瑾何为而生哉，彼生于自由也；秋瑾何为而死哉，彼死于自由也。自由为彼而生，彼为自由而死。”
1907年9月下旬，古越嬴宗季女的《六月霜》传奇，由上海改良小说会社出版单行本。
同年，黄民编《秋雨秋风》史料由竞存书局出版，此外还有大兴书局石印、佚名编的 《鉴湖女侠》和广东铅字排印本、沧桑客编的《秋女侠冤狱汇案》史料。
1908年，上海复汉社印行了《流血女杰秋瑾》诗文集。1909年，陈勤创办《女报》月刊，在第三期后专门出了湘灵子编的《越恨》等增刊，这是有关秋案比较完整的专辑，收集了当时报刊上发表的大量有关秋瑾一案的史料。
可以说，直到清廷垮台，在这片秋瑾洒尽全部热血的大地上，有关她的书一直没有中断 过出版，这是我们这个民族值得庆幸的。
秋瑾之死的创痛长留在一个民族的记忆深处，因而她的面容才一而再地浮现在我们的面前。
秋瑾弟弟秋宗章曾在《国闻周报》（14卷22期）发表过一篇《六月六日与李钟岳》，详 细叙述了山阴（绍兴市那时分山阴、会稽两县）县令李钟岳在秋瑾被害前后的言行，及最后自尽的选择。
李钟岳，字崧生，别号晴岚，生于山东安邱，耕读传家，进士出身，先后任浙江江山、 山阴县令，深得民心，所以离任之日有数千人自发送别。贵福在决定逮捕秋瑾之前把案子交给他和会稽知县李瑞年会同办理，他曾多次委婉陈辞，遭到贵福否决。1907年7月13日，军队荷枪实弹包围大通学堂之时，他在现场，曾在门外向士兵大呼“但加逮捕，弗许伤害”。
秋瑾被捕后，先是押在山阴狱中，贵福要李钟岳严刑拷问，推其本意恐怕是他不想担当 杀士的恶名，所以企图借李的手杀秋瑾。
第二天，李钟岳仍不肯刑讯逼供，只是让秋瑾自己写供词，于是留下了“秋风秋雨愁煞 人”这七字传世的绝命诗。秋瑾遇害两星期后，张曾扬致电贵福：“报纸中载：该匪当堂书‘秋风秋雨愁煞人’七字，有无其事？有即送核。”当日，贵福复电“七字在山阴李令手，已晋省。”可见实有其事。
贵福怀疑李钟岳偏袒，有意开脱。在得到浙江巡抚同意“将秋瑾先行正法”的复电后， 立即召见李，令他执行。李说：“供、证两无，安能杀人？”好一句“供、证两无，安能杀人？”，百年之后依然掷地有声，这是人性、良知的声音。
有史料说：“既而斩决秋女士，竭力阻拒，几至冲突。”应是可信的。然而他的争执是无 效的，杀人的命令已下，口舌之争已属无谓。
时已子夜，他提审秋瑾，告诉她“事已至此，余位卑言轻，愧无力成全，然汝死非我意，幸谅之也。”说完，这个父母官当场“泪随声堕”，身边的吏役也都“相顾恻然”。秋瑾知道生命的终点马上就要到了，她提出了三件要求：“一、准许写家书诀别；二、不要枭首；三、 不要剥去衣服”。李钟岳，一个小小县令，他答应了二、三两个要求，在那个黑暗的年代，杀人要砍头，如果是女子还要剥去衣服似乎都成了习惯，秋瑾并不畏惧死亡，她想捍卫的只 是一点点做人的尊严，不要身首异处，不要在被杀之后把纯洁的躯体暴露在这个罪恶的天地之间。李成全了她最后的两个愿望，使她从容走向绍兴轩亭口。
秋瑾被杀，贵福又令李钟岳去秋家搜查军火，当然是什么也没查出。
他身处官场，却天良未泯，不唯唯诺诺，唯命是从，既不肯逼供，查抄军火又无功而返，竟然还提出无证不可杀人，因此得罪了顶头上司，贵福他们当然容不下他，不久他就被撤职。目睹秋瑾的死，贵福他们的横暴而无能为力，在离开绍兴前夕，他“将大堂所陈天平架等劈毁”，并留下了“若借此想见好上台，便是禽兽”这样的话。
在离任到杭州赋闲之际，李钟岳每天反复念叨着“我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两句 话，对秋瑾之死深自内疚，认为自己无能让秋瑾活下来，别人虽可原谅他，但自己却受到良心的责备。痛苦、悲愤之余，他逐渐产生了以身殉道的念头，经常独自一人将密藏的秋瑾遗墨“秋风秋雨愁煞人”七字“注视默诵”，并为此泣下。甚至到了一天三五次，以至七八次的地步。在良心的自责下，他几次自杀未遂，但他死志已决，最终自缢于屋旁，终年53岁，离秋瑾被害还不到一百天。“身后萧条，几不能棺殓。”噩耗传出，无论识与不识，都为他叹息。
另有一人，是绍兴“府署刑席”，我们只知道他姓陈，绍兴人，“闻以办秋瑾案为不然，告病辞去”。
在文明的阳光没有照到的时代，在普遍的人性没有觉醒的时刻，李钟岳，一个地方官的 选择，呈现了人性中美好的一面。1912年7月21、22日，《民主报》连续报道《西子湖滨之血泪》，《新浙江潮》主笔王卓夫说：“李公为专制时代良吏，既因秋案如是，乃附祀秋祠以光泉下，该社均表同情。”
至于张曾扬想调任江苏，遭到当地反对，离浙不久就抑郁而死。贵福想调任浙江衢州不 成，调安徽被当地所拒，最后只好改名换姓。
会稽知县李瑞年后来被委为萧山县知事，沈定一通电反对，指他为秋案祸首，也没当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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