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族统治者与汉儒联盟，就取得了统治中国的合理性，而依靠汉儒清官治理庞大的帝国，是符合国家最高利益的。君主的贤明与否决定了政府的清廉还是腐败，君主贤明的标志之一是选用有德有才的官吏。这就是君臣以义合。在中国历史上，康熙朝的君臣关系特别能体现这一点。康熙帝服膺理学，以安定民生为做君主的本分，而养民与爱民是要通过官吏去具体实行的事情。所以皇帝的清浊是首要条件，吏治问题又是一个关键的中间环节，两者都事关国运的长久。 　　清承明制，国家设置六部，以吏部为六部之首。吏部之所以如此重要，在于吏治是民生的保障。康熙帝深刻了解到吏治与民生的因果关系，他说： “自古帝王治理天下，惠育百姓，必先澄清吏治，而后民生得遂。” 　　吏治的核心是“实心为民”。康熙帝说： “选用一官如其心中没有百姓，不念民生，便是用人不当。”他十分强调督抚大员的表率作用。他说： “民生的安危，取决于吏治的清浊；吏治的清浊，则取决于督抚的表率。倘若督抚清正，实心爱民，那么下吏哪个敢不洁己奉公？” 　　中国的封建政治制度走的是人治路线，强调治人崇德。而治人之要首在治吏。用人标准，简单说就是“清”、“慎”、“勤”、“能”这四条。做臣子的，往往把“慎”视为第一位，其次为“能”。康熙帝则把清廉作为选择官吏的第一条标准，他说： “居官既廉，办事自善。”并常以廉吏的事迹来激励百官，表彰清官鼓励官吏争当清官。他说： “尔等为官，以清廉为第一，为清官甚乐，不但一时百姓感仰，即离任之后，百姓追思，建祠尸祝，岂非盛事？从来百姓最愚而其实难欺，官员是非善恶与否，人人有口，不能强使之毁誉，尔等须要自勉。” 　　康熙帝是以什么方式来选拔官吏的呢？首先，他不喜欢科举考选的方式。他说，科举人才多是只会“记诵之学，文词之末”的书生，对于国计民生往往一无所知。武举也是只能得到弓马娴熟的一介武夫罢了，这是一种低级的选才方式。他更喜欢亲自明察暗访，每年都要用大量的时间去地方巡视，查访吏治。他说： “凡居官贤否，惟舆论不爽。果其贤也，问之于民，民自极口颂之；如其不贤，问之于民，民必含糊应之。官之贤否，于此立辨矣。”还有一个选拔官吏的方式就是保举。他说： “朕观人之识见精神有限”，“天下之官员，朕一人何能周知？惟左右大臣是赖”。通过保举，既避免了一人不能周知的局限，又给康熙帝提供了一个考察官吏是否结党营私的机会。如此人所举之人俱是庸劣不堪者，他自己必然是结党营私的污吏，喜好裙带襟连任人惟亲；如此人所举之人皆是公忠为国的清官，他自己必是“实心为国无私之贤臣”；如此人所举之人良莠不齐，他自己可能是一个见识不精、才力有限的人。对于大臣或地方官推举的人才，康熙帝还要亲自面试，并颇能识人。 　　康熙帝非常赞同唐太宗李世民所说“得贤能之臣，为国家之大瑞”的观点，称之为“千古名论”。康熙帝发现和培养了不少清官，康熙朝著名的清官有： 大小于成龙，张鹏翮、邵司尧、陆陇其、赵苍璧、彭鹏、郭琇、陈瑸、施世纶、傅拉塔、王骘、靳辅、汤斌、张伯行、宋荦等等。其中汤斌、张伯行、宋荦三人都是河南人，故被时人誉之为“中州三贤”。 　　康熙帝的专制统治具有明显的开明色彩。有一点要特别指出的是，康熙帝的这种开明色彩，已经不再突出表现在容忍不同意见的“虚心纳谏”方面了。它的具体表现是提倡清正廉洁，任用清官“敷治”天下。在清代历史上，康熙朝以清官迭出著称，清官往往又是理学家。重用清官是康熙帝治术的最大特点，这一长处为雍正帝所继承和发扬，又不幸被乾隆皇帝所抛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