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常说：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康熙帝的知己之臣是李光地，乾隆帝的知己之臣则是和珅。和珅之于乾隆帝，可谓如鱼得水。君臣知己是不太容易遇到的事情。刘备与诸葛亮是正面的典型，和珅与乾隆帝是反面的典型。对于朝廷、国家与社会，前者可以起到促进和谐的作用，后者则只有腐化的作用。为什么说和珅与乾隆帝是知己，而不仅仅是和珅投君所好，乾隆帝包庇纵容奸臣的关系？请看这样一件事情：
乾隆帝晚年把帝位让给嘉庆帝，自己做了太上皇。这个时期的乾隆帝已经变得老态龙钟，步履艰难，就是在宫内行走，也需要人扶掖。朝鲜使臣描述说： 乾隆帝记忆力减退，“早膳已供，而不过霎时，又索早膳，宦侍不敢言已进，而皇帝也不觉悟，其衰老健忘，推此可知”。但是嘉庆帝还要向他请示汇报工作，和珅作为宰相常常陪着一起入见。乾隆帝生命的最后几年，精力已经不济，常常一人枯坐着。有一次，他们入见，乾隆帝正闭着眼睛似睡非睡地口中念念有词。嘉庆帝在一旁“虽极力谛听，终不能解一字”。过了很久，他忽然睁开眼睛问道： “这些人什么姓名？”嘉庆帝不知所云，瞠目结舌。和珅答道： “高天德、苟文明。”这两个人是当时白莲教率众起义的首领。嘉庆帝听了和珅的答话更是莫名其妙。事后问和珅： “上皇说的是什么？你所对答作何解释？”和珅答： “上皇所诵为西域秘密咒，念咒可以使所厌恶之人于数千里之外无疾而死，或有奇祸。奴才闻上皇念此咒，知所欲咒者必为教匪悍酋，故以此二人名字对答。”乾隆帝并没有明说，和珅何以知道所问就是这件事情？它所代表的意义只能说是君臣知己。常言道，知子莫如父，知父莫如子，可是连父子之情都不能与此相比。和珅与乾隆帝的心灵沟通实在是太深了。
对于乾隆帝宠信和珅的原因，通行的说法都是强调乾隆帝后期，体力渐衰，精神不支，理政不如早年之勤劳，办事不如早年之决断，用人不如早年之明察，又贪图享乐，容易受到蒙蔽；或专制主义制度必然如此，云云。这些说法太理性化，太政治化，说是知己就比较接近乾隆帝的内心隐秘之处。和珅之所以受到乾隆帝的格外宠信，升迁极快，贪赃巨大，而言路不敢攻或攻不倒他，奥秘就在此。乾隆帝晚年不像康熙帝与雍正帝那样注意朝政风气。康熙帝在熊赐履犯了轻微的错误之后就命他休致，雍正帝就更不讲情面，鄂尔泰也仅仅有轻微的过失，就加以惩罚。因为要顾忌到舆论和制度的公正，就不得不如此。而和珅贪污那么严重，精明过人的乾隆帝怎么可能一直蒙在鼓里？包庇和珅的代价非常之大，乾隆帝决不会不明白这个道理。和珅固然机敏过人，善于揣摩上意，而乾隆帝能得到和珅这样一位知己臣工也感到很难得，无论如何，也要包庇他，不能失去他。下面简单讲述和珅的发迹史。
和珅像和珅（1750~1799），满洲正红旗人，钮祜禄氏，字致斋。父亲名常保，隶满洲正红旗，时任八旗副都统，母亲系河道总督嘉谟之女。曾祖父尼雅哈纳曾因军功得到“巴图鲁（勇士）”称号，授三等轻车都尉的世职，世袭罔替。家世虽不显贵，但也不太低。和珅在10岁左右与兄弟和琳一起入咸安宫官学读书。咸安宫官学位于西华门内，隶属内务府，为贵族学校，比八旗官学更优。每年只招收90名学生。凡入学者，每年可以得到一份口粮，即使超过十年，也不会被除名。
咸安宫官学首先学习满汉蒙语文，主要功课就是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还要学习骑射。和珅天性机敏，记忆力好，学习成绩优异。和珅不仅经史优异，而且擅长诗画，文才斐然。他通晓多种文字，对满文、汉文、蒙古文、藏文等都很熟悉，而且擅长书法，他的字与乾隆帝的字也很相似。
乾隆三十二年，和珅与内务府大臣、户部侍郎英廉的孙女结婚。这一年，他承袭了三等轻车都尉。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和珅应戊子科顺天乡试，虽然他对儒家经典很熟悉，仍然名落孙山。此后又得授三等侍卫职，挑补粘竿处，为皇帝的御前近侍。侍卫负责皇宫、行宫的警卫，又有陪同娱乐的任务。御前近侍一般选自八旗大员子弟，得到这个接近皇帝的机会，就为将来的发达奠定了基础。在清朝，由侍卫而入仕，甚至最终升至宰相高位者颇不乏其人，正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
乾隆四十年（1775年），和珅被擢升为御前侍卫，并授为满洲正蓝旗副都统，从此青云直上。和珅受到乾隆帝的赏识事出偶然，而理有必然。关于和珅的发迹因缘有多种说法，仔细分析可以看出这对君臣相得的奥秘，以及古人对乾隆帝的委婉批评。
据陈康祺《郎潜纪闻》卷二所记载如下：
有一天，乾隆帝出宫，坐在乘舆中阅边报，有奏要犯脱逃事，乾隆帝微怒，诵《论语》“虎兕出于柙”一句。扈从的众御前侍卫以及粘竿执事等，都愕然相对，互问皇上说什么？只有和珅答道： “皇上说典守者不得辞其责”，皇上为之开颜。问和珅，你也读《论语》吗？和珅答： “是。”皇上又问他家世、年岁，和珅奏对都称旨。自此以后施恩礼遇日隆，升官不依次序。
薛福成的《庸庵笔记》的记述则不同：
皇上大驾将出，仓促求黄盖不得，高宗（乾隆庙号）问： 是谁之过欤？各官员瞠目相向，不知皇上所指何人。和珅应声道： 典守者不得辞其责。高宗见和珅仪度俊雅，声音洪亮，说道： 你们这类人中也有此解人？又问和珅的出身，则官学生也。和珅虽无学问，而四书五经尚稍能记忆，一路抬轿行走，高宗详加询问，奏对颇能称旨。
另据陈悼之《归云室见闻杂记》记载：
和珅扈从皇上游幸山东，皇上喜欢乘小辇出行，辇驾于骡，行十里一更换，其快如飞。一日，和珅侍辇旁行，皇上侧脸问和珅： 你是何出身？和珅答： 生员（秀才）。又问： 你下考场了吗？和珅答： 戊子年曾赴举。问： 何题？答： 《孟公绰》一节。皇上说： 还能背出你的文章吗？和珅随行随背，矫捷异常。皇上说： 凭你的文章也可以中举了。其知遇实由于此。
当时会试及顺天乡试头场四书三题，是由皇上出题。既然顺天乡试是皇上出的题，乾隆帝也就可以判定和珅的应试文的优劣了。
又有这样一个传说，乾隆帝之所以宠爱和珅是因为在他做皇子的时候，有事入宫，见一位妃子对镜理发，他从背后去蒙她的眼睛闹着玩，妃子用梳子向后一击，把他的前额击伤。次日他去见皇后，被问到额上的伤，他说出原因，皇后大怒，竟把妃子赐死了。乾隆帝用小指染朱砂在妃子的颈上点一红印，并说： “是我害了你，如果人有灵魂，二十年以后，再相聚吧。”二十年以后，乾隆帝求黄伞不得，问“是谁之过？”和珅回答： “典守者不得辞其责。”乾隆帝细看和珅，觉得似曾相识，骤然又想不起来，后来追忆起妃子的事情，觉得和珅长得酷似这位妃子，而且脖子上的红印犹在，想必他就是妃子转世，和珅因此得到乾隆帝的宠爱。（《清朝野史大观》卷一，《和珅获宠原因》）这是无稽之谈，大概是在拐着弯地骂乾隆帝与和珅。
其实，和珅得到乾隆帝赏识的真正原因，不在于有文采，而在于两人是知己。为什么是知己？前面涉及《论语》的两种说法可以印证。这两种说法，大同小异，文中所引“虎兕出于柙”“是谁之过”出自《论语·季氏第十六》，事情是这样的：
有一次，在鲁国季氏做家臣的子路与冉求来告诉孔子说，季氏要攻伐颛臾。孔子批评他们说，这不是你们的过失吗？颛臾是社稷之臣，怎么可以攻伐？冉求说，是季氏一定要这样，我们并不同意。孔子说，周任有这样的话“就列朝班，不能纠正君主的过失就辞职”。看到君主有危险，就要跌倒，而不扶持他，那么这样的大臣有什么用？你说的话是错的。比如，老虎和犀牛跑出了木栅，龟玉在匣盒里被毁坏，是谁的过失？（古人注释： “在柙而逸，在椟而毁，典守者不得辞其过”。）
与今人一样，子路和冉求都把过失归于“君”，（季氏对于鲁公是臣，但是对于子路和冉求相当于君。）而孔子却把过失归于臣。孔子并非不责君，只是间接地责君，不是矛头直指君主。后来的孟子太突出责君。责君的客观逻辑必然是“取而代之”。所以搞完了“取而代之”的朱元璋皇帝会痛恨孟子。孔子之责臣与责君是一体，不是两件事，但是表面上更强调责臣。因为孔子认为，臣应该在国家政治中起更大的作用。
君的责任固然重要，但是臣也不是没有主动性。尤其是地方官，不能因为上面有昏君，他们就可以上梁不正下梁歪。《孝经》说，国家只要有七个忠臣，君无道，也不至于亡国。孔子责臣的用意是，无论君如何昏暴，臣都不可以丧失原则。这样，即使有昏君，只要大臣不丧失原则，老百姓就仍然可以活命。而如果做大臣的不能尽责，甚至助纣为虐，贪官比君主昏暴更糟糕，老百姓可就无噍类了。《论语》这一段文字是孔子批评子路和冉求在季氏那里既不能尽谏君之责，又不能辞职，所以有过。儒家的基本精神是做好官，如果不能谏，就应该辞职；后期儒家对孔子的思想有所修正，即使不能谏，也可以不辞职，仍然可以为老百姓做好事。皇帝所赞成的就是这种儒家的修正主义。
乾隆帝诵《论语》“虎兕出于柙”一句的用意是责臣。和珅固然是熟读《论语》，马上知道皇上所说是什么。其他人连这一点都不知道。但是，仅仅知道这一点也不能成为乾隆帝的知己。能与皇上的心思相符合才行。和珅说“典守者不得辞其责”，不是他记忆力有差，而是更进一层意思——责臣。乾隆帝就是要责臣。孔子的意思不也是责臣吗？不过，与乾隆帝的责臣不是一个意思。孔子以“虎兕”比喻暴君，以“龟玉”比喻明君。与暴君讲理不通，就辞职；对于明君可以讲理，要尽力谏阻。不谏阻又不辞职，就为过。但不是替君主背过。君有君之过，臣有臣之过，各自承担各自的责任。乾隆帝或和珅在此处所理解的孔子的话，与《论语》的意思不一致，是误解或歪曲了孔子的意思。孔子的意思是臣不谏君又不辞职，就是失职。孔子要求臣做好监督君的工作，责君是臣最重要的一项工作。孔子之责臣是责臣没有尽到责君的责任。乾隆帝之责臣是责臣没有做好君主交付的工作（决不包括责君）。孔子的臣道是儒家，乾隆帝的臣道是法家，两者的内容和目的都不同，不可混淆。
前文说过，汤斌因为在布告中写了一句“爱民有心，救民无术”被人告发，触怒了康熙帝。康熙帝说： “古人善则归君，过则归己，如今的道学，便是过则归君，善则归己。”做皇帝的当然喜欢“善则归君，过则归己”的大臣，而不能容忍“过则归君，善则归己”的大臣。责君就是“过则归君，善则归己”。能自觉修身，又自认为是真道学的康熙帝尚且如此，好大喜功的乾隆帝焉能不如此，即如此，焉能不把和珅视为知己？乾隆帝称和珅为“解人”，就是明理识趣的人，和珅能识解乾隆帝思想之深趣，只有这种善于把正理歪说的奸臣才能博得乾隆帝的欢心，是为知己。
乾隆帝与孔子的意思是不一样的，有微妙的差别。古人记述这两个故事，意在谴责乾隆帝只能责臣不能自责，而和珅逢君之恶，更为可恶。他们歪曲了《论语》，好像孔子主张大臣应该为君主的过失负责。不过，这种谴责非常隐晦，今日读史的人如果不先读懂《论语》，恐怕是无法理解其隐喻之意的。懂得了它的隐喻，也就知道这两种说法都是在拐着弯地批评乾隆帝与和珅。否则为什么这两种版本都是关于“是谁之过”的？今人如果不懂得古人“责难于君”的思想，以为古人只是一味地拥护君主专制，其实是没有读懂历史。我们应该知道，古人始终只能使用古人的语言和方式来表达思想，责君的思想不能明明白白，非隐晦曲折不可，又由于如今的新概念汉语不能与古汉语相通，这样就只能把古人许多宝贵的精神财富都“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了。
关于和珅是乾隆帝的知己，民间还有一个传说。乾隆三十年（乙酉年）乾隆帝出完了贡士的考题，让太监将《四书》送还内阁。和珅向这位太监打听皇帝出题时的情状，太监说，皇帝捧着论语的第一本，从头翻到尾，这才微笑着欣然命笔。和珅翻到最后几页，深思良久，猜出是从“乞醯焉”这三个字上出题，因为“乞醯”二字，嵌有“乙酉”两个字，与这一年的干支暗和。他把这个秘密泄露给某些人，结果这些人果然考中。和珅所猜的这两个字，在《论语》第五章《公冶长篇》中，原文是： “子曰： ‘孰谓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诸其邻而与之。”［孔子说： “谁说微生高这个人直爽？有人向他讨点醋（醯），（他自己没有），就到邻人那里转讨一点给人。］和珅能从《论语》中，猜出这两字，与其说他善于揣摩上意，不如说他是乾隆帝的知己更确切。
从此以后，和珅开始不断地升迁。乾隆四十一年正月，授户部右侍郎；同年三月，命以户部侍郎衔在军机处行走；四月，授内务府总管大臣，为皇帝理财；八月，调任镶黄旗副都统；十一月，充任国史馆副总裁，戴一品朝冠；十二月，令和珅兼步军统领，并赐其享受“紫禁城内骑马”的待遇。此时的和珅年仅26岁，一般官员都要到了65岁以后，年老体衰了，才能得到这一优待。和珅一路升上去，曾任理藩院尚书、户部尚书、兵部尚书、吏部尚书、领侍卫内大臣、军机大臣、大学士，封一等忠襄公。此外，又兼任多种职务，管太医院，崇文门税务监督等。
乾隆帝非常疼爱他的小女儿和孝公主，他常说： “我这小女儿长得很像我，一定有福气。”又说： “你可惜不是个男孩，要是男孩的话，我一定立你为太子。”和孝公主性格刚毅，不像一般的女孩子。她有些力气，据说十多岁就能拉弯十石硬弓。乾隆对这个小女儿提出的任何要求，总是百依百顺。
和珅为了讨好乾隆帝，就想法讨好这位和孝公主，以博得乾隆的欢心。一次，他们去圆明园游玩，圆明园福海之东有同乐园，皇帝每年赐大臣在这里观剧。乾隆年间，每到新年，园中还设有一条买卖街。这条街上，凡古玩估衣，茶馆酒肆，一切应用之物，应有尽有。这些走买坐卖的，都是那些专门为宫中办事的皇商经营。和珅跟随乾隆帝和和孝公主来到买卖街闲逛，走到一家店铺门前，和孝公主见到一件大红呢夹衣，微露喜欢之色，和珅立即以二十八金的高价把那件衣服买了下来，进献给公主。以后，和珅更能攀龙附凤，成为皇帝的儿女亲家。他将女儿嫁给宗室子弟。乾隆帝为他儿子赐名丰绅殷德（“丰绅”为满语“福泽”之意），得尚乾隆帝的爱女和孝公主。和珅可是权势熏天了。
或有人认为，自乾隆三十九年于敏中结交太监高云从的事件暴露后，乾隆帝就一直想找一个在拟旨方面可以取代于敏中的人。恰恰在此时，君臣相知，和珅颇有文采，机智善言，遂脱颖而出。当时在中国的英国使臣也看出了乾隆帝与和珅的特殊关系： 在乾隆帝出行的时候，“和中堂紧随着皇帝御驾后面”，“除了和中堂之外，没有其他大臣和皇室宗亲人等跟随着皇帝陛下，足见和中堂地位之特殊”，“和中堂的态度和蔼可亲，对问题的认识尖锐深刻，不愧是一位成熟的政治家。”
和珅的升迁速度之快甚至超过了乾隆帝的内弟傅恒。当年傅恒在乾隆五年任蓝翎侍卫，两年后迁内务府大臣，而和珅在受乾隆帝赏识一年后由侍卫升为内务府大臣；傅恒从乾隆五年担任蓝翎侍卫到乾隆十年入值军机，用了五年的时间，而和珅却只用了一年。和珅升迁之快竟然超过乾隆帝的至亲傅恒的原因何在？人们一般认为，这同和珅较傅恒更富于文采有关。因为乾隆帝善于舞文弄墨，是否擅长诗文是乾隆帝选拔官吏的一个重要的参考条件。
乾隆帝特能作诗，喜欢触兴吟诗并到处题诗，当然许多诗也并非乾隆帝本人所作，由词臣代劳者不少，和珅就是词臣之一。而和珅高于一般的词臣之处是特别能夸皇上的诗做得好。和珅说： “皇上万机之余吟咏，分章叠韵，精义纷论，立成顷刻，真如万斛泉源，随地涌出。昔人击钵催诗，夸为神速，何曾有咏十余韵至十叠者！”极赞乾隆才思敏捷，出口成章。这固然不假，乾隆帝做诗数万首，然而却没有一首拿得出手。诗人不必以韵多取胜，而要以神韵称雄。乾隆帝自己不可能不懂得这个基本的道理，不过，和珅能深解乾隆帝的阴暗心理： 只要是自己的特点，也就是优点，这些肉麻吹捧就很受用了。
乾隆帝上朝时，咳嗽吐痰，和珅立即“以溺器进之”。也许这本来就是御前侍卫做的事情，和珅自然做得很好。由此也可以看出和珅与乾隆帝之间的关系的亲昵成分。当年汉武帝用儒者孔安国做侍中，执掌唾壶，因为可以与皇帝零距离接近的缘故，时人多以为是儒者之荣呢。那么，和珅为皇帝进溺器当然也很令人羡慕了。这使人想起北宋有一位奸臣丁谓也做过类似的事，一次在中书省进餐，宰相寇准的胡须沾上不少菜汤，参知政事丁谓起身替他擦拭，寇准笑着说： “参知政事是国家的大臣，怎么能干出为长官擦胡须的事呢？”在下者与在上者越是亲密接近越容易分享权力，太监就是如此。
和珅还用了许多小恩小惠，贿买在乾隆帝身边工作的一些太监。这些都为他带来了极大的好处。
乾隆帝喜欢玩，尤其是游山玩水，乾隆帝常常自比康熙帝，以为康熙帝六下江南之事是应该仿效的。其南游路线也是沿着康熙帝当年南下的路线。几次南游耗费巨大，正直的大臣如纪晓岚就劝乾隆帝不要出游了，被骂一个狗血喷头。和珅则极力赞成。从乾隆四十一年四月和珅担任内务府大臣时起，乾隆就把理财的重任交给了他。和珅负责为乾隆帝理财，必须保证银子花的跟淌海水似的，又永不枯竭，皇上才高兴。和珅是捞钱能手，工作很称职，自然得到乾隆帝的赏识。一些历史学家认为，乾隆帝六次南巡，造成的国民经济的巨大耗费，是乾隆后期国力衰退的主要原因之一。另一个原因就是和珅的贪赃枉法。有这样的皇帝，必然有这样的大臣，相得益彰。皇帝的开销是由内务府支出的，当内务府不敷支出时，和珅可以用崇文门的关税所得供内务府开销。和珅在为皇帝弄钱之时，也把银子往自己家运。
和珅为皇帝筹款的方式之一是要督抚“贡献”，这些钱最终还是摊派到老百姓头上。地方官吏也就借机多捞。有的官员说： “我之所以加倍、加数倍者，实属层层衙门用度，日甚一日，年甚一年”，“州县恃督、抚、藩、臬之威势以取于民，上司得其半，州县得其半。初行尚有畏忌，至一年、二年，则成旧例，牢不可破矣”。
和珅为皇家弄钱的另一手段是把其他官员的财产抄没归公，当然是抄罪臣的家。官员们贪污受贿后终归要把钱财运回老家，或购田建宅，或藏匿转移。雍正帝时期，就大兴抄家之风。在这方面，乾隆帝也不甘落后。被查抄的财物不管是侵吞的公帑，还是搜刮的民脂民膏，一律收入内务府库，成为皇家财产。
和珅经手的抄家案子甚多，他的精明手段很能称乾隆帝的意。比如，乾隆后期最大的一起贪污案，乾隆四十六年，清查甘肃布政使王亶望为首的侵吞“监粮”案，就为皇家回收了300多万两白银。除了银子，还有乾隆帝喜欢的珍宝字画等。乾隆帝的聚敛是在公正的旗号下干出来的。在和珅任户部尚书（犹今日之财政部长）的乾隆四十五年，乾隆帝批准创立议罪银法。就是根据官员的罪行轻重罚银赎罪。这主要是针对地方官员而设的，但议罪的对象也包括富裕的商人，因为他们更有钱。议罪银收入，大部分解归内务府广储司供皇室消费，少部分留在地方作水利工程等用途。承办和追取议罪银的，是军机处专门设立的机构“密记处”。密记处由和珅直接负责，秘密进行。这也算是和珅做户部尚书为皇家搞的一项创收。
吏部对罪官正常的处罚是罚俸和停发养廉银。名义上议罪银是比吏部所主管的公开罚俸制度更轻的处分，但在实际上却更严厉。因为罪官出多少赀赎罪，没有一定的标准，由罪官自定。罪官为保险起见，也多自愿从重认罚。俗话说，破财免灾，留着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乌纱帽保住了，今后还可以再行聚敛。乾隆帝抓住罪官的这一心理，让罪官自报认罚的数量，由官员本人自己评估官缺肥瘦及收入多寡，谁敢少报呢？罚款动辄数万两，多则十几万或几十万两。其经济惩罚自然要比停发养廉、罚俸重得多了。皇帝雅好字画古玩，缴纳艺术品也能博取皇帝欢心。和珅积极推行议罪罚银法，为乾隆帝聚敛了大量银子和艺术珍宝。乾隆帝真是精明透顶了。
为了从官员身上弄更多的钱，一些官员交纳议罪银均由和珅代奏代办，议罪银的数额虽说是由罪官自定，罪官也要大致了解皇帝的胃口，自己尽量少损失而又能满足皇帝的胃口最好。这就要从乾隆帝的知己和珅那里摸清皇帝的底牌，为此他们也要贿赂和珅。这样，岂不是要交两份罚款了？如果不交两份罚款，和珅必然会在皇上面前给罪官上眼药，那么，乾隆帝就会不满意罪官自认的罚款。如果和珅替罪官说上几句好话，就可以继续任职，甚至能补上更大的肥缺。这又成了一个新的陋规。当年，雍正帝极力铲除陋规，如今乾隆帝却又制造陋规。
贪官从百姓身上弄钱，皇帝以对贪官罚钱的手段反贪。于是皇帝的反贪就造成了越反越贪的局面。这使人想起老子的那句名言“圣人不死，大盗不止”。皇帝越是以公正廉明要求官吏，贪官越是前仆后继，贪污不止。因为议罪银的惩罚制度，等于强迫贪官污吏非聚敛不可，这势必加重了老百姓的经济负担。
自从议罪罚银法实施以来，和珅的权力和财富都大大膨胀了。为了遏止和珅，并使官员们的贪污行为有所节制，乾隆五十五年一月，内阁大学士尹壮图上奏说： “近来朝廷的有些严罚示惩，反而近于宽纵。如督抚自蹈愆尤，不予罢斥，不过罚银数万，以充公用。因有督抚等自请认罪罚银若干万两者，得到宽免。在桀骜之督抚，借口以快饕餮之私。即清廉自矢者，不得不靠属员资助，日后遇有亏空营私，不得不曲为属员庇护。是罚银虽严，不但不能动其愧惧之心，且潜生其玩忽易与之念。臣请永停罚银之例，将罚项改为记大过若干次，如才具平常，或即罢斥，或量才予以京职，不许再任外职。”
尹壮图所说很有道理，陈辉祖就是因为其弟侵吞冒领赈济银两，自行议罪，认罚3万两银子，因不堪重负，又去侵吞1600两银子。乾隆四十七年，山东巡抚国泰（姓富察氏），勒索属员白银8万两，国泰的父亲文绶在一年前缴纳的议罪银恰是8万两。两者之间的关系已是昭然若揭了，然而皇帝对此就是视而不见。
尹壮图对议罪银的认识，出发点是吏治的清浊。但乾隆帝的出发点却是财源的创收。看问题的出发点不同，结论自然不同。乾隆帝反驳尹壮图说： “督抚等坐拥厚廉，以其尸位素餐，故议罚充公之项，一令其自出己赀，稍赎罪戾，亦不过偶尔行之，非定例也。”贪官污吏所谓的罪行，归根结底是加重了老百姓的负担，经济上惩罚他们，必然更加重老百姓的负担。记大过，没有银子入府库，就减轻了老百姓的负担。到了乾隆晚期，政绩与银子是画等号的，只要有银子往上交就好，对于督抚，只要自己出钱就可以“稍赎罪戾”。那么，“罪戾”与政绩也就混淆了。这就是经济政绩的逻辑性结果。这与乾隆早期的思想是不相符的。
清廷选拔和衡量官吏的标准是“清”、“慎”、“勤”、“能”。尹壮图强调一个“清”字，这是首要条件，后面的“慎”、“勤”、“能”才有积极意义。按照这个标准，和珅不“清”，他的“慎”、“勤”、“能”都用之于捞钱，于国计民生又有什么用处？乾隆帝则不然，首先强调一个“能”字。和珅积极推行议罪罚银法，尹壮图却反对。皇上的抉择是以聚敛为能干，为皇家多捞银子就是好官。以这样的标准拣择官员，和珅当然是能人、好人，尹壮图就是大逆不道了。
一般认为，乾隆后期，他的思想发生了变化，青年时代的锐意进取精神荡然无存，晚年实行的政策与青年时期大相径庭。在乾隆二十三年九月，乾隆帝曾说，对于地方官员的亏空，限内完赃减等条例将使他们更加肆行无忌。当初他曾批评那种看重经济政绩，而轻视教化政绩的治国思想。从表面上看，前后是有巨大的变化，其实在本质上丝毫没有改变，从来都是一样的。哪一点一样？就是乾隆帝一以贯之的君主为国家主体的思想。所谓“君者为人伦之极，五伦无不系于君”，“臣奉君；子奉父；妻从夫，不可倒置也”。（《清实录》乾隆十一年六月）这话是他年轻时期说的，以这种君臣思想为指导，最终也只能是这种结局。所以谈不上前后思想的变化，只不过是具体的行事方法有所变化而已。
乾隆帝文过饰非，不许臣工批评，他对于尹壮图大为不满，要尹壮图就奏疏中所说督抚中有人“以措办官项为辞，需索属员，派令资助”，据实参奏。尹壮图回奏说： “各省督抚声名狼藉，吏治废弛，臣经过各省地方，体察官吏贤否，商民半皆蹙额兴叹。各省风气，大抵皆然。若问勒派逢迎之人，彼上司属员授受时，外人岂能得见？”当年，康熙帝提倡风闻上奏时也说过类似的话，然而尹壮图用这话答复皇帝，就是顶撞。
尹壮图的复奏，被乾隆帝视为对自己临御五十多年政绩的否定。乾隆帝斥责说： “折内所称，伊经过之直隶、山东、河南、湖广、江、浙、广西、贵州、云南等省，商民半皆蹙额兴叹之语，竟似居今之世，民不堪命矣！朕临御五十五年，子惠元元，恩施优渥，普免天下钱粮四次，普免各省漕粮二次，为数何啻百万。偶遇水旱偏灾，不惜千百万帑金补助抚恤，赈济兼施，草屋穷檐之民，共霑实施，凡身受恩膏者，无不家喻户晓，小民等具有天良，方将感戴之不暇，何至蹙额兴叹，相聚怨咨？”又说“小民等爱憎之口，或因吏胥侵扰，或因偶挟微嫌，间有一二人怨其守令，亦属势所难免。若谓普天之下民不堪命，竟至疾首蹙额，相互告语，怨及朕躬，则断断无此情理”，“尹壮图对于朕爱民勤政之意，懵然罔觉，忍为此蹙额兴叹之语，几于摇惑人心，岂伊自外生成，独非大清之民乎？”令他具体指出谁人“蹙额兴叹”，于何处见此情状。
这充分体现了乾隆帝“君主为国家主体”的思想，这种思想与“民为天下之本”的儒家思想大相径庭。尹壮图读四书五经，与和珅不同。尹壮图体会原意，用之于治国；和珅领会的是皇帝的心思，用之于逢君之恶。
尹壮图说吏治有问题，乾隆帝认为是对当今太平盛世的诬蔑。这本来是两件事，乾隆帝故意混淆两者的区别。可见是心虚，自欺欺人，以势压人。从乾隆五十五年十一月至五十六年二月，乾隆帝连降十余道谕旨打压尹壮图，并吹嘘自己的治绩。他说： “朕历观史册，自明国以溯汉初，仅有汉文帝赐农民田租之半，史臣已侈为美谈，从未有如我朝普免正供再三再四者。朕爱养黎元，如伤在抱，惟恐一夫不获，施惠犹以为未足。是以宵旰忧劳，勤求民虞，至今年逾八旬，犹日孜孜，无事无时，不以爱民为念。虽已到小康，犹心怀大惕”，“若如尹壮图所奏，则大小臣工等皆系虚词贡谀，当面欺罔，而朕五十余年以来，竟系被蒙蔽，于外间一切情形，全无照察，全然不知”。如果以为乾隆帝不了解下情，不清楚和珅的劣迹，不知道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而是真的相信自己统治的老百姓生活都是富裕的，那就太天真了。他对实际情况其实是清清楚楚的。正如慈禧太后为了要体验民情，提出要吃窝头一样，于是乎，就是有了栗子面的窝头。慈禧太后说，这老百姓平日吃得也不错嘛。人们会说，最高统治者不真正地了解民情，其实是人们不了解最高统治者。
尹壮图对吏治的批评，也就是间接的责君。这是古人的一贯做法，皇帝大臣都心照不宣，只有今人不懂。乾隆帝认为尹壮图把自己视为被官员蒙蔽的昏君了，也等于是对小康社会的诬蔑。乾隆帝登基之时，曾向大臣们表示欢迎批评，说： “即使朕之谕旨，倘有错误之处，亦当据实直陈，不可随声附和。如此则君臣之间，开诚布公，尽去瞻前顾后之陋习，而庶政不能就绪之事就很少了。”如今，为什么会变得如此容不得批评意见？这变中亦有不变，只要是君主为国家主体的精神不变，欢迎批评的态度也就不能贯彻始终。乾隆帝前期，他的君臣观，多少有符合儒家之处，中后期则完全是法家那一套。
乾隆五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乾隆帝命尹壮图随户部侍郎庆成到各地去“盘验仓库”，以确证现在是否为小康社会。尹壮图要求“密往访查”亏空，才能得到确实情况。乾隆帝却说是“无此政体”，而是预先通知各地官员，并告诉他们说，让尹壮图盘查是为了治他“莠言乱政”之罪，“若所盘查仓库毫无亏缺，则是尹壮图以捕风捉影之谈为沽名邀誉之举，不但诬地方官以贪污之罪，并将天下亿兆民人感戴真诚全为泯没，而朕五十五年以来子惠元元之实政实心，几等于暴敛横征之世”。这等于是事先就否定了尹壮图的意见。又说“即使偶有亏缺之处，一闻钦差启程信息，早已设法弥补”，既然如此，还有什么可查呢？不过是折腾尹壮图罢了。
庆成是奉命出差，自有沿路驿站的接待，按品级支取廪给。尹壮图就不同了，他是“自请盘查之员”，只供驿马，不得支取廪给。尹壮图沿途辛苦窘迫不堪。他陪着庆成到处观察大好形势。首先在山西大同盘查仓库，结果自然是“丝毫并无短少”——能有别的情况吗？再从山西赶到山东、直隶、再往江南。历时40天。中途尹壮图上疏要求回京，说： “昼夜兼程，诚恐偶冒霜露之疾，不能平安回京，以受朝廷处治”。乾隆帝不答应，尹壮图沿途陆续上奏，说“各省均无亏空，沿途所经各州县地方，百姓俱极安帖，随处体察，毫无兴叹事情”。那么各地方的吏治自然是“清明”的。既然如此，议罪银法也就真的是偶然为之了，本来它也是由和珅秘密进行黑箱操作的业务，没有取消的必要。
乾隆帝指示： “尹壮图谬妄无知，以蹙额兴叹之言诬及朕躬，诬及百姓”，“尹壮图不但无君，而且无亲，人伦丧尽，岂可忝居朝列，玷污缙绅。尹壮图着革职，交庆成押带来京，交刑部治罪”。尹壮图被刑部拟斩决，乾隆五十六年二月四日，乾隆帝宣布对尹壮图“加恩”的处分决定： 免其治罪，以内阁侍读用，仍带革职留用，八年无过，方准起用。
乾隆帝先是把尹壮图折腾一番，又“从轻发落”。这是乾隆帝“仁慈”的一面，他毕竟不能称为昏君，他明明知道尹壮图无罪，整治尹的目的是为了堵住臣工批评的言路。今后大臣们谁还敢批评时政呢？
尹壮图到底有什么罪过呢？按照孔子的标准，他没有不责君之过，只有不辞职之过。古人以四书五经入仕，若完全按照孔子的原则为官，有几人能不辞职呢？在昏君无道的时期，甚至连辞职都是大逆不道。朝廷不允许官员按孔子的原则为官，科举考四书五经的意义被异化，不过像和珅这样将四书五经巧用于逢君之恶的事情，毕竟不多。有人说，科举制度造成了“习惯性说谎”，这显然是倒果为因的认识。事实是，官场政治的客观逻辑造成了“习惯性说谎”。乾隆帝拒谏饰非，大臣们都以尹壮图为教训，谁也不敢再惹火烧身了。乾隆后期，大臣们大多谨小慎微，慎而不言，“清”一旦不存，“慎”、“勤”、“能”都没有积极意义了。
从另一件乾隆帝包庇和珅的事情，也反映了乾隆帝吏治思想的阴暗面。
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五月，发生了两广总督富勒浑的家奴殷士俊案件。经江苏织造四德等揭发，在殷士俊住居的常熟家中，查出现存以及出借的银钱竟有2万余两之多，并有田三百六十余亩，房屋三所。又起出殷士俊之子殷孝基捐监部照一张。乾隆帝由此断定，殷士俊作为一个家奴如此富足，肯定是勒索致富，而根源在主子富勒浑，因而将富勒浑革职。家奴之罪，必然牵连主子。既然富勒浑的家奴的不法行为可以追究，和珅的家奴更甚于此，为什么不可以追究？六月中旬，御史曹锡宝疏劾和珅家奴刘全“恃势营私，衣服车马居室，皆逾制”，“服用奢侈，器具完美，苟非侵冒主财，剋扣欺隐，或借主人名目，招摇撞骗，焉能如此”。
乾隆帝此时正在避暑山庄，接到曹锡宝的劾疏，遂对在行宫伴驾的和珅进行诘问。和珅回答： “刘全因家人众多，宅内不敷栖止，是以令其在宅西附近兴化寺街居住，一向派在崇文门税务上照管一切。素著尚为安分朴实，平时管束家人甚严，向来未闻其敢在外间招摇滋事。或因奴才扈从皇上出外日多，无人管教，渐有生事之处，亦未可定，请旨饬派严查重处。”（《乾隆实录》卷一二五六）和珅颇机智，回答模棱两可，比起尹壮图对皇上的态度恭顺得多。乾隆帝听了和珅辩解后认为： 刘全久在崇文门代他的主人办理税务多年，其例有应得的工钱，稍有积蓄，亦属事理之常。着留京办事王大臣会同皇孙绵恩，以及都察院堂官传见曹锡宝，令其就所奏情节逐条指定事实，如有以上情节，即据实参奏，从严审办，如若徒托空言，就是以无根之谈入人于罪。（《乾隆实录》卷一二五七）乾隆帝宁愿相信和珅的家奴无罪，而不愿意相信别人的揭发。
第二天，乾隆又说，“曹锡宝如果见刘全倚仗主势，有招摇撞骗情势，何妨指出实据，列款严参，乃托诸空言，或其意本欲参劾和珅，而又不敢明言，故以家人为由，隐约其词，旁敲侧击，以为将来波及和珅吧？”既然参劾和珅的家人，就等于参劾和珅，那么，弹劾知己和珅岂不就是把矛头指向了皇帝？官场争斗的逻辑就是如此。如果皇帝置身事外，尚有可能把事情搞清楚，一旦皇帝认为某人是自己的知己，就动他不得了。
和珅又上疏辩解说，他曾询问刘全有无此类事情，刘全回答说： “不但从不敢招摇滋事，交接官员，即所谓房屋宽敞，器具完美，容或有之，亦非可以挟以出外之物。我与曹御史名姓，素未闻知，彼又何从进宅目睹？”可见曹锡宝并没有眼见，而是徒托空言了。这样他就是犯了诬罔之罪。
曹锡宝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在参劾刘全之前，曾把他的奏疏送同乡侍郎吴省钦看过。吴省钦卖友求荣，立即跑到热河向和珅报告。和珅马上令刘全把逾制的房屋拆除，凡一切逾制衣服、车马、器具全部藏匿转移或销毁，不留痕迹。六月十八日，留京办事王大臣回奏传询曹锡宝的结果。据曹锡宝说： “我与和珅家刘全向来从不认识。即伊在崇文门管理税务，我亦不知道。伊与额税之外有无擅自加增，及别项情弊，亦未有人说过。我因闻刘全住屋服用甚是华美，路过兴化寺街留心察看，见有房屋甚是高大，我想伊系家奴，焉有多赀造此华屋，恐有借主人名目招摇撞骗之事，是以具奏”。（《乾隆实录》卷一二五七）这不能不令人怀疑： 刘全家的房屋高大，即使把房屋拆除，也有痕迹；平时出门衣服车马都有人看见，岂能蒙混过关？查出实情本不困难。可是人人都知道乾隆帝明显包庇和珅，必然是“查无实据”了。实际上，刘全的钱财至少有二十余万，还有铺业四处。他家的深宅大院规模远远超过了一般管家的规格。
乾隆帝说： “看来该御史意欲参劾和珅，而又不敢明言，故为此奏，隐约其词，以为旁敲侧击之计。”可见，他是在包庇和珅了。
乾隆帝摆出一副实事求是的态度命令绵恩、都察院堂官并步军统领衙门司官一员，带着曹锡宝，先至刘全家中“看视住屋，究有若干”，而后再到阿桂等大臣的家奴住房察看，“有比刘全多且大者，则当诘询曹锡宝，何以转不参劾之故。一经比较，情伪立见”。其实，即使和珅和刘全事先作了准备，只要是真正调查，也可以“情伪立见”。只不过，他们慑于皇帝与权臣的淫威，不敢真正调查，事情当然无从查起了。
刘全有没有违制，不在于事实，全在于人的主观意识，信则有，不信则无。归根到底，这是人的认识是否具有有效性的问题，这是哲学的基本问题，也就是求真的问题。古人常说的“天人合一”，就是认识的有效性的中国式表达。人类总是在这个最基本的问题上出错误，权位越高越容易出错误。所以柏拉图设想的“理想国”中的统治者应该是哲学家。当西方的传教士来到中国时，看到中国的官吏是通过考四书五经入仕的，赞叹说，中国的官吏都是哲学家。虽然中国的科举考试早已异化，但是也仍然出了一些哲学家。中国哲学在解决认识的有效性的问题上，方法最科学，首先强调修身，因为只有祛除私心杂念，人的认识才能具有客观有效性，否则，“实事求是”与“自以为是”就没有区别。
七月十八日，乾隆帝宣布此案处理决定。他说： “我朝纲纪肃清，大臣中亦无揽权藉势、窃弄威逼之人。此所可以自信者”，“曹锡宝未察虚实，以书生迂腐之见，托为正言陈奏，必启门户党援之端”云云。因此又牵涉到纪晓岚，乾隆帝知道纪晓岚一向与和珅不睦，认为曹锡宝是受纪晓岚指使“挟嫌报复”。此案以曹锡宝革职留任了结。曹锡宝受到皇上的打压，从此一蹶不振，郁郁而终。
从乾隆帝对尹壮图、曹锡宝只打压而不杀这一点可以看出，乾隆帝的头脑是清晰的，一点也不糊涂，他只要保住和珅。人生得一知己是很难的，绝不能失去。此后，终乾隆之世，无人再敢触动和珅。有了乾隆帝的庇护，和珅的地位稳如泰山。《清史稿》中说，乾隆帝中年之后，“大臣恃宠乱政，民迫于饥寒，卒成祸乱”。乾隆后期政局败坏的主要原因是和珅的擅权和贪污，归根结底是乾隆帝宠信和珅所致。
在此之前，弹劾制度多少起过一些作用。在制度面前，和珅的能力偶尔也有不济的时候。乾隆四十七年，他的羽翼之一，山东巡抚国泰，受到御史钱沣弹劾，揭发国泰贪纵营私，勒索属员，升调以行贿多寡为标准，以致历城等州县各亏空八九万两之多。乾隆帝命和珅与左都御史刘墉（刘罗锅）率钱沣前往山东盘查仓库。和珅事先通知国泰做好准备，在刘墉等到达之前，国泰向商人们暂借银子填补亏空。但刘墉、钱沣颇精明，他们知道市银与官库帑银规格不同。帑银每五十两铸成一锭，市银轻重不统一，明显不一样。他们在历城县发出布告： 凡商民借给官府市银，应尽快领回，迟则封库入官。商人生怕借出的银子充了公，纷纷领回银两，库藏一下就空了。盘查结果，亏空4万两。他们又盘查了章丘、东平、益都三州县银库，同样亏欠。全省共查出亏空达200万两。和珅无法包庇，国泰被处以死刑。乾隆帝并没有把此事看做是对和珅的打击，否则也可能要包庇。
和珅有贪污之王的美称，连皇宫财物也敢侵吞。和珅一面大肆贪污，一面扶植亲信，广收贿赂，比如当时两淮盐政征瑞一次向他贿赂银20万两，他嫌少，非40万两不收。此后大小官僚谁也不敢少送。和珅把握朝政卖官鬻爵，有时甚至到了欺君的地步。兵部侍郎玉保，诗才敏捷又究心兵家诸书，因此被乾隆帝赏识，想任玉保为山西巡抚。有人却先以厚赀贿赂和珅谋求此缺，最终连皇上的意愿都没能实现。朝鲜在华使者郑东观说： “阁老和相用事将二十年，威福由己，贪黩日甚。内而公卿，外而藩阃，皆出其门。纳赂谄附者，多得显要职位，中立不倚者，不是获罪，也必然潦倒。上自王公，下至舆夫，莫不侧目唾骂。”（《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下编卷一一）
和珅是大学士中最有实权的人物，负责处理各种政务，乾隆后期的官场腐败，政以贿成，从中央到地方，“营求财货，惶惶惟恐不及”的局面与和珅始终得到乾隆的赏识和庇护有明显的因果关系。但是，乾隆帝也不并把大权完全交给和珅，这是乾隆帝自以为精明之处。首席宰相是为人正直平和的阿桂，和珅虽然善于钻营和倾陷，但他却无法超越阿桂，阿桂始终是横在他前面的巨大障碍。这是乾隆帝玩弄平衡的君术、显示的是君势，完全谈不上君道。直到嘉庆二年（1797年）八月阿桂去世，和珅才当上首席宰相，然而不到一年半的时间就因乾隆帝去世而被嘉庆帝逮治下狱，赐令自尽了。在清朝，权臣的势力再大，也没有超过君势，这是清朝君臣关系的一个特点。
军机处、内阁的几位宰相，阿桂、王杰、董诰等恪守“以道事君”的为臣之道，都不愿与“以佞事君”的和珅同流合污，他们的关系一直就不和谐。阿桂老成持重，不愿与和珅公开争执，对和珅一直是采取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尽管他们同在军机处，却不在一处值班。阿桂在军机处值班；和珅或在内右门内值班，或在隆宗门外近造办处值班；和珅的“生死之交”福长安也在造办处；王杰、董诰等人在南书房。一般是在入见皇帝时才能碰到，有时在军机处相遇，也无话可说，私下里绝没有任何交往。他们对和珅时时提防，对于和珅的势炎以期能有所遏止。和珅更是处心积虑地要排挤他们。
前文说过，乾隆四十六年甘肃回民起义，朝廷派阿桂与和珅前往平叛。阿桂由于正在患病，暂时不能起程，和珅先行一步。和珅自知毫无军事才能，在诗文方面显示小聪明，可以蒙人，指挥平叛岂能如此？他拖拖拉拉，慢慢地到了兰州，令清军四路出击。海兰察一路取得胜利，和珅头脑发热，以为正是天赐良机使他立功，立即命令清军对起义军发起总攻。由于和珅的瞎指挥，总兵图钦保阵亡，清军大败而归。和珅却向乾隆帝诬告诸将不听他的调度，对于图钦保的阵亡，也瞒而不报。乾隆帝知道海兰察英勇善战，必是和珅瞎指挥无疑。他说，和珅想让朕颠倒是非，斥责无错之人，朕是不干的。和珅更加调遣不动海兰察等高级将领了，还常遭戏弄。
阿桂抱病前来，和珅把他瞎指挥打败仗与诸将不听指挥的因果关系颠倒过来，说成是诸将不听指挥，才打了败仗。阿桂不信，和珅说： “诸将傲慢无礼，公不妨一试。”阿桂说，不听将领者斩。和珅又问当下应如何用兵？阿桂笑而不答。次日，阿桂点兵，让和珅旁观。诸将无不惟命是从。阿桂问和珅，诸将没有傲慢抗命的，你的尚方宝剑该杀谁的头？和珅气得要死。
阿桂对和珅的做为非常不满，如实上报皇上。乾隆帝下旨斥责和珅，命他立即回京述罪。不要以为和珅就要倒霉了。乾隆帝派和珅往兰州，本意是想让他跟着阿桂狐假虎威，立一点军功。和珅是皇上的知己，他也不申辩，因为皇上是不听申辩的。他另辟蹊径，只上奏详报西北兵力部署情况及自己对战况的分析建议。乾隆帝好大喜功，对于在前方打败仗，而纸上谈兵却谈得好的和珅不但不反感，反而大加赞赏，任命他为兵部尚书。和珅从一个败军之将，一下子就变为军事专家了。阿桂平定了回民起义好像也有和珅纸上谈兵的一份功劳似的。
和珅入值军机处以后，阿桂不屑于与他争执，“小事一任和珅，至于大事，指陈利害，和珅亦惮之”。早晚入朝的时候，阿桂必定站在离和珅数十步远的地方，和珅知道阿桂不愿与自己交往，有时故意与阿桂说话，阿桂随口回答，但始终不离开自己站立的地方。
乾隆帝晚年，福康安是最受宠信的大臣之一，官至大学士，本应在朝廷任职，他却常年在外奔波。他固然是个将才，可以为朝廷平定叛乱，但是因为与和珅不合，又心高气盛，不服和珅。不知是乾隆帝听从和珅的意见不让他留京，还是乾隆帝怕他在朝廷上与和珅对抗，故意把他派出去带兵打仗，乃至于他的母亲逝世都不想让他回京。
阿桂支持福康安。福康安曾跟随自己行军打仗，作战勇敢，立有军功，两人间有一定感情。福康安和乾隆帝关系亲密，据说是乾隆帝与傅恒妻子所生的私生子。如果他能留在朝中，对和珅的权力是一大制约。清军击退廓尔喀入侵以后，朝廷绘制五十功臣像，起初将阿桂排在最前面，阿桂不允，建议将福康安置于第一。和珅痛恨二人，伺机予以打击。
和珅终于对阿桂实行了报复。乾隆五十四年，清朝发生湖北按察使李天培命令漕船携带桅木，以致漕运迟延的现象。这一案件的揭发，实际上是和珅一手策划的。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先是李天培受福康安之托，为其代购桅木，然后让漕船托运到北京。福康安以大学士身份让地方官为自己办私事，李天培私自下令漕船托运货物的行为都是违法。和珅知道这件事情以后，示意巡漕御史和琳参劾，并向乾隆帝建议让阿桂作为钦差大臣审理此事。这是设好的陷阱，阿桂果然陷入其中。他在审理福康安后，将此案含糊了结。和珅立即向乾隆帝报告，乾隆帝对阿桂的舞弊行为极为愤怒，严厉斥责说： “你受恩深重，如果有良心的话，就应该将真实情况向朕汇报，不该欺蒙朕，朕屡次严旨催促以后，才含糊其辞地予以报告”，“看来阿佳不知道朕办事一向大公无私，没有任何偏向。何况朝廷就是要加恩或者治罪，最后决定也应该由朕作出。难道因为福康安是傅恒的儿子，立有军功，就可以对这种事情置之不问吗？如果福康安违法，阿桂掩盖，而朕居然不闻不问，那么亲信大臣必将串通一气。这样下去。阿桂、和珅等都是拥有一定权力的大臣，还有什么事情干不成？”结果将李天培革职发往伊犁充军，福康安革职留任，罚总督俸禄十年，公爵俸禄三年，阿桂等因庇护官员，均交部议处。
军机章京管世铭是阿桂最为信重的属员，疾恶如仇，后来担任御史，决心参劾和珅。弹章尚未写好，乾隆帝就降旨，要其继续留在军机处。清制： 凡是军机章京升任御史又奉旨入直军机处者，其工作仍和军机处章京一样，不得按照言官的特权上疏言事。管世铭为此惭愧不已，感叹自己枉为言官。其实，这是阿桂的苦心安排，阿桂深知，和珅是扳不倒的，就从暗中保全他，让他效力于将来，现在不能惹火烧身。阿桂后来对管世铭说： 你报效国家的时间还很长，何必急于显示自己的忠心呢？
阿桂见到朝政日坏，深为国家的前途忧虑，他临终前悲愤地说： “我年八十可死，位将相恩遇无比可死，儿子若孙已佐部务，无所不足可死。忍死以待者，实欲俟皇上（嘉庆）亲政，犬马之意得以上达，如是死乃不恨。”可是，他终究没有看到这一天就含恨去世了。
嵇璜大学士嵇璜也与和珅关系不睦。嵇璜（1711~1794），江苏无锡人，善于治河，乾隆四十五年为文渊阁大学士。他和乾隆帝同岁，因年老体弱，请求退休，但乾隆帝不许。说是“朕得一做伴老臣，亦属升平盛事”。他一直在朝中和乾隆帝做伴，直到五十九年（1794年）去世。嵇璜为官廉洁，虽然官至大学士，诸子也担任地方官职，但家中十分清贫，他的女婿曾作诗感叹： “老屋区区留不得，而今始识相公贫”。和珅却多次在乾隆面前诬告嵇璜，以致乾隆帝不时降旨斥责，甚至告诫说： “曹操和王莽的行为是人臣不应该效法的”。这使嵇璜在朝中整日提心吊胆，而且作为一个清官，他也不愿意与和珅同流合污。
嵇璜的书法颇佳，负有盛名。有一次，和珅请他为自家中堂屋柱写一副楹联，并送来了宣纸。嵇璜只好答应。然后邀请翰林学士数人到家中饮酒。席中，书童报告说墨已经准备好了，嵇璜喝斥书童，说现在有客人不能写。众人却要看看嵇璜如何写字，嵇璜便当众挥毫，就在将写好的时候，站在一旁的书童却将墨洒在了纸上，嵇璜怒骂书童，诸翰林劝解一番。次日嵇璜将已经污秽的宣纸还给和珅，楹联还是没写。他邀请众人喝酒，让书童将墨洒在纸上，就是想让大家作证： 字没有写，是出了意外事故。这当然是他的表演。
在军机处，只有王杰常与和珅发生正面冲突。王杰为人耿直，居官以廉洁著称，深得乾隆帝和嘉庆帝的信任。王杰为官40年，甘于清贫，做了大学士也与当学生时没有什么两样。一日，有在外地做官的门生来看他，送黄金做祝寿之礼，他说： 以前我对你说过什么？现在如果收你的礼物，我说的话还算数吗？王杰身材不很高，几根银须，和蔼可亲。虽然颇近人情，而不时流露刚毅之气。他刚刚入直军机处的时候，和珅势焰正炽，大学士梁国诒被和珅耍弄欺侮得像小孩一样，而王杰不屑与和珅交往，除了奉谕旨议论朝廷事务以外，就离和珅远远地坐着。和珅有时找他说话，他也含糊应答，不愿与之交谈。
据《清史稿·王杰传》记载： “王杰在枢廷十余年，事有可否，未尝不委曲陈奏。和珅势方赫，事多擅决，同僚多隐忍不言，王杰遇有不可，辄力争。皇上知之深，和珅虽厌之而不能去。王杰每议政毕，默然独坐，一日和珅执其手戏言‘如何生得这样柔美’？王杰正色说，‘王杰手虽好，但不能要钱！’”
王杰是乾隆帝特意选拔的状元，仕途顺利，一直深受信任。王杰是陕西韩城人，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中进士，在殿试中原本名列第三，本来该科状元由江苏武进人赵翼夺得。乾隆帝考虑到自本朝实行科举取士以来，江苏状元人数居全国之冠，而山西、陕西、甘肃等西北地区，入清以来还未出过一位状元。当时平定西北的战争刚刚结束，乾隆帝念及西北等省的劳苦，有意在西北地区选拔一名状元，于是便把王杰与赵翼的名次互换，赵翼由状元降为探花，王杰则由探花升为状元。乾隆帝对于自己特别选拔的人才当然就会照顾、偏袒，何况王杰本人非常正派，和珅虽然善于构陷也拿他无可奈何。
当时，和珅往往利用首席军机大臣阿桂在外出的机会擅权，王杰常常据理力争。
据说，有一次，和珅请精通医术的礼部官员陈美为自己看病，王杰正主管礼部，陈美告之此事后，王杰说，和珅是奸臣，你一定要用药将他除掉，否则别来见我。陈美不敢以药毒杀和珅，但也谢绝为和珅看病。后来和珅对陈美实行报复，将他贬为知州。
和珅构陷董诰也不成功。嘉庆元年（1796年），董浩授东阁大学士，他才华出众，一身正气，不愿附和和珅，和珅担心他与王杰等人联合起来与自己作对，于是在朝中极力排挤。太上皇召嘉庆帝的老师朱珪进京，将授职内阁，嘉庆帝欣然赋诗祝贺，和珅以“嗣皇帝欲示恩于师”向乾隆帝汇报。乾隆帝很生气，对董诰说： “你在军机处、刑部很久了，按法律儿皇帝应该如何治罪？”董诰叩首不止，请太上皇息怒，乾隆帝默然良久，说： “你是大臣，好好为朕辅导儿皇帝。”和珅构陷嘉庆帝的阴谋因此没有得逞。和珅却又唆使其亲信指责朱珪在任两广总督的时候不能认真缉盗，以致两广地区治安败坏，于是罢朱珪之召。后来，董诰之母在嘉庆二年去世，董诰回原籍浙江守制。时值五省白莲教起义，朝廷急需大臣咨询，乾隆帝命董诰治丧完毕就回京上班。董诰处理完丧事立即回京。乾隆多次询问廷臣： 董浩何时回来？但董浩回京之后，和珅却不给通报，董诰只能在乾隆帝外出时于途中接驾。和珅的欺君之罪，当然也就暴露出来了。由此可见，乾隆帝不可能永远被和珅欺骗。对于和珅的劣迹，决不可能永远不知道。
乾隆帝老了，对和珅的依赖程度越来越大。和珅看见乾隆帝日渐衰老，就开始为自己寻找后路，他探听到要立永琰为皇太子的消息以后，便向永琰作出亲近的示意。乾隆六十年（1795年）九月初三，乾隆正式宣布册立永琰为皇太子，和珅在九月初一就向永琰进献如意，泄露机密，设法和永琰拉关系，同时又不时在新皇帝面前显示自己的权威。乾隆帝做了太上皇，和珅的权力又所有发展，“专擅甚于前日”。他令各级官员将所上折稿，抄录一份，关会军机处，又规定各部官员须将所奏之事，预先告知军机处。而对各路奏报则任意延搁，有意欺弊。嘉庆帝对和珅的种种政治手腕极其鄙视，但惧于乾隆帝的威势，不敢与和珅作对，只好和他曲意周旋，凡是遇到和珅向自己请旨，就说： “惟皇爷处分，朕何敢与焉！”
和珅的机警，揣摩乾隆的心思，往往八九不离十，故很能讨乾隆的喜欢，然而这都是一般奸臣的水平。和珅所具有的优势其他人却不具备，那就是前文分析过的，他修改了孔子的思想，把儒家的君臣之道修改为法家的君臣之道，这正符合乾隆帝的阴暗心理，这才是和珅的文采的实质。一般的奸臣可没有这种文采。我们对于和珅与乾隆帝的关系所作的解释应深入到哲学层面，即认识的有效性问题。王阳明由体悟得出“致良知”三个字，这本不难理解，人若没有良心，黑白的客观标准在哪里呢？如果乾隆帝不是将“天下主”三个字念念不忘的话，凭和珅的才能，怎能受宠？孔子的思想被乾隆帝与和珅曲解自有其奥义。经过反反复复地文字狱之后，清朝人要批评皇帝，只能如此隐晦。我们不能因为不懂古人的思想，就不论青红皂白地把古人思想搅成一锅糊涂粥，全盘端掉了事。
嘉庆四年（1799年）正月初二，88岁高龄的乾隆皇帝去世。乾隆帝一死，第二天嘉庆帝就迫不及待地把和珅革职下狱，赐死，并为尹壮图申冤。他说： 尹壮图上疏指出地方钱粮亏空，“其事虽查无实据，而所奏实非无因。似此敢言之臣，急宜录用”。为什么嘉庆帝能认识到和珅的奸诈，尹壮图的忠直，而乾隆帝认识不到？当然不是，乾隆帝必然知道和珅奸诈和尹壮图的忠直，如果乾隆帝年轻，一定不会重用包庇和珅，而打击尹壮图。皇帝做久了，人老了，必然昏聩，就偏爱奸臣，讨厌忠臣。所以皇帝年轻一些必有好处。当然这是指条件（才干、道德）相同的情况，不可把年轻的昏君与年老的明君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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