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自由是人之天性，“忠君”是对自由的否定。对此，庄子假借孔子之口说： “天下有两大戒，一是命；二是义。子女对父母的爱是命，不可解体于心；臣民之服从君主是义。无一地无君主，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对于父母不论在何处都要使之安，就是最大的孝。对于君主，不论在何处都要使之安，就是最大的忠（《庄子·人间世》）。古汉语的“义”即是“宜”，是“应当”或“相安、相善”之意。这是无可奈何的“忠君”。庄子所谓： “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宜”与“逃”二字就把臣民与君主的关系点明了。即使是积极的出仕，也是在逃不脱这种关系的前提下的“宜”的行为。朱熹认为，庄子所说的君臣关系是“特出于事势之不得已”。这是臣民的悲哀。如何逃脱做臣的命运？秦政残酷，有人逃入深山，称做“逃秦”。或是隐居，称做“逃世”，古代社会还有一个逃法，就是出家。这是庄子生活的时代所没有的。明清之际，有些人就以遁入空门的方式，逃避做异族臣民的命运。然而即使出家，也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的悲哀。康熙帝御驾亲征西北，有一天游寺院，寺院的住持喇嘛见皇帝不下拜，惹恼了在康熙帝身边的大将费扬古，他上前一刀，就将这个喇嘛的头砍掉了。 　　庄子所说的“逃”，是消极抵抗。儒家的君臣观是积极用世的。孟子明确说： “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之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之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之视君如寇仇。”（《孟子·离娄下》）显然他认为臣民与君主在精神上是平等的，形式上比庄子积极得多了。但是在本质上，庄子与孟子是一致的。朱熹又说，孟子的话，“说得来怪差”。朱熹的思想是不自由的，不是原始儒家的。孔子说：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是说，君臣父子都要尽责。孔子的思想既有庄子式的消极对抗的一面，也有孟子式的积极对抗的一面，是典型的中庸之道。在孔子、孟子、庄子生活的时代，思想自由并有抱负的士人，在本国受不到重用，随便就游事他国，并不太在乎忠不忠君爱不爱国的问题。孔子在鲁国做官，行使宰相的权力，因为看不惯君主的行为，连基本的谏议之责都不尽，更不要说死谏，怅然挂冠而去，离开自己国家，到其他国家谋发展去了。孔子在鲁国不能算是忠臣。孔子的行为是“君臣以义合”的最好注解。 　　君臣关系的实质就是“无所逃于天地之间”。隐居、出家固然是“逃”，“以德抗爵（权）”也是“逃”，而最终都是一个“无所逃”。但是，在精神上则不然，能“逃”出者甚多。庄子本身就是，孔子、孟子也是。高屋建瓴地看透了君臣关系的本质，才可以明了中国历史上君臣关系的规则。 　　在孔子生活的时代，儒家精神在国家政治中没有被实行。儒家的精神在汉唐盛世时期却部分有所实现，标志性事物就是相权对皇权的制约，汉唐时期，丞相“有大臣之风”。汉武帝为了削弱丞相之权，提高太尉为大司马并冠以将军称号，成为比丞相更显赫的大臣。这不是君权一揽，乾纲独断，依然保留了相权的崇高，不过是把丞相的权力转移了。在汉朝，皇帝的权柄下移于大司马大将军之手，具有积极的意义。霍去病的弟弟霍光是任大司马大将军时间最长久的一位权臣。霍光在废掉皇帝另立新君时说过这样一句话： “臣宁负王，不敢负社稷”（《汉书·霍光传》）。此话成为千古名言，充分体现了孔子的“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的精神，与孟子“社稷为重君为轻”的观念是一致的，这样的君臣关系才是儒家之本怀。千百年来，霍光受到中国史学家和政治家的普遍赞颂。这些赞颂都是曲折地“以德抗权”的表现。经过文化断层后的中国人大多看不懂其中的奥妙。 　　参照体现儒家精神的“霍光故事”来认识清朝康雍乾盛世的君臣关系，就可以看出，“乾纲独断”在汉唐盛世不是理所当然的，这是与康雍乾盛世最大的区别。中国历史上的“霍光故事”是“太阿下移”的典型，这样的君臣关系在清朝是不可想像的。乾隆帝自称“太阿从不下移”。至于权臣和珅的欺君擅权，却不可视为“太阿下移”，因为这是皇帝纵容的结果。历来有作为的皇帝都容不得权臣，康雍二帝尤其如此，乾隆帝对和珅却是例外。 　　梁启超曾将“二千年来君主之权分为四种”，第一种是“全权、亲裁万机，毫不被掣肘于他人者”。康雍乾三帝都是。最后一个盛世的最大特色是权力的一元化，这也是最后的盛世留给中国人最大的政治遗产。清人陶贞一说： “君臣之义，本来是相互尊敬而成立的，如果是君主独自承当困难，而臣下拱手享受其成，还是有臣下当面听从不敢违逆的弊端。而所谓困难，是用这样的方式治国，就只是有君而无臣。故君道以用人为最难。而臣下称职之难，也与之俱现。”（《为臣难，为君不易论》）所谓“有君而无臣”，就是权力都归于君主一人，“乾纲独断”是不利于治国的。 　　康熙帝是所谓的“理学皇帝”，对于儒家“圣君贤相”的政治模式是赞同的。在君臣关系上讲究“君臣谊均一体”，有“帝者与师处”的胸襟气度。博得了“宽仁”的美名。 　　雍正帝能做到“霸者与臣处”已属不易。他对于权术的运用十分在行，曾说： “总莫令人看透末后一着，则皆为己用而不令人愚弄矣。然则有意防范更下乘也，总在无声无臭处着脚，则从何处窥探吾之底乎？”（《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十五册，339页）这话是对鄂尔泰说的。何谓“末后一着”？“无声无臭处”是何处？说到底，就是把臣子当工具。比如他明知李绂是清官，却有意摧折。这固然是加强了皇帝的权威，却大大打击了儒臣的积极性。 　　乾隆帝明确反对儒家“圣君贤相”的政治模式，把臣子视为奴役。只求好用，不论忠奸；过则归臣，善则归君。乾隆帝说： “乾纲独断，乃本朝家法，自皇祖皇考以来，一切用人听言，大权从未旁假，即左右亲信大臣，亦未有能荣辱人能生死人者，盖与其权移于下，而作福作威，肆行无忌，何若操之自上，而当宽而宽，当严而严，此朕所恪守前规，不敢稍懈者。”（《乾隆实录》卷三二三）其实，“乾纲独断”只是压抑了正常的君臣关系。康雍乾三朝，权臣就有六位： 鳌拜、索额图、明珠、隆科多、年羹尧、和珅。他们都“有能荣辱人能生死人”的权力。康雍时期的权臣都遭到整肃，惟独和珅，终乾隆一朝而宠信不衰。 　　乾隆帝固然也常常打击贪官污吏，但是也包庇贪官污吏，如包庇和珅。包庇了一个和绅等于包庇绝大多数贪官污吏。究其根本原因，他不如康熙帝那样尊重民意，尊重儒家思想。乾隆帝前期是尊重儒术的，后期则偏重于法家权术。 　　乾隆朝晚期，爆发了五省白莲教起义，明显是乾隆帝施政失败的反映。对此，乾纲独断又虚荣浮夸的乾隆帝并无良策。镇压白莲教起义使国家军费支出激增，这就为和珅大肆聚敛钱财，制造了良好的机遇。和珅借机弄权舞弊，贪赃枉法，朝廷内外，贿赂公行。乾隆帝竭力强化“惟知有君”不知有师门的君臣关系，结局却是贪官污吏“惟知有和珅一人”，不知有皇上。从而加重了官场贪风与吏治腐败，是为清朝中衰之开端。这是君臣主奴关系的逻辑性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