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8年第7期
留守儿童问题可能危及农村未来
作者：李 斌
在很多父母看来（简单而无奈），对孩子最好的弥补就是“多给一些钱”，尽管那些钱可能会被送进网吧、游戏厅或者换成烟酒。
亟待开展的“系统工程”
向没有亲身经历过这种生活的人描述一些留守儿童的感受，并引起他们的共鸣，其实很难。聂茂希望，孩子们这种灰色、沉重的生活状态被展示出来，能得到更多人的关注，一起来思考：一个由幼小的孩子和年迈的老人支撑的农村该怎样面对一切？很多时候，他常有无能为力之感。目前，他能做的，除了大声疾呼“留守儿童不是某个家庭的问题，他们属于全中国”之外，就是和《伤村》的另外两名作者商定，把该书所得的首印版税全部捐给贫困的留守儿童们。
人们喜欢用“系统工程”来形容解决某个问题的复杂性，“留守儿童”就是如此。现实总让人感到忧虑。课题组的成员们跑遍了上百个村庄，发现竟有超过三分之一的村干部不懂得或从未听说过“留守儿童”，很多人对此不屑一顾：“这也算问题？”
聂茂认为，留守儿童这个“系统工程”需要家长、学校、监护人、村干部和政府通力合作，才能最大限度地降低它的“事故”发生率。他设想，“如果留守儿童的工作能像计划生育那样实行一票否决制，那就太好了”。在他的心中早已建立起“儿童乐园”，它们分布在留守儿童集中的每个村庄，由政府的专项资金负责，有专职的辅导老师陪着孩子们在各种娱乐设施中尽情地欢笑。
聂茂力图去发现留守儿童中令人欣慰的一面，他没有失望而归。确实有不少自强不息的孩子用稚嫩的肩膀撑起了自己的天空，他也了解到许多善良的、富有爱心与责任感的个人和组织给了留守儿童贴心的关爱。比如湖南省浏阳市的山田中学和它的老师们。山田中学有七百多名学生，留守儿童占了40％，他们中有139人除了分布在常规的班级以外，还是43个“亲情家庭”的成员，“家长”由学校的老师自愿担当。聂茂主张把学校作为开展留守儿童工作的突破口，就是从中看到了希望和信心。记者赶到了这所被群山包围、声名远播的农村寄宿制学校，它关注留守儿童成长的做法被外界誉为“山田模式”——遗憾的是，前来参观者众多，而仿效者依然寥寥。
一名12岁的四年级男生，曾有过多年流浪经历，8岁那年起才固守在奶奶身边。如今，贴在他的床头的小卡片表明，男孩有一个飞行员的梦想。记者夸他语言表达流畅，他笑了起来，大大方方地说：“我以前说话吞吞吐吐的，心里总有恐惧感，后来慢慢好起来了。”他与“亲情家庭”里的几个孩子经常一起打乒乓球，互相交换看过的书，“就像兄弟姐妹一样”。
男孩与他的父母已经好几年没有联系了，不知道他们的电话，也不知道他们住在哪里。坐在乒乓球台附近的一块石头上，他抬起头，望向远处，神情忧伤地说：“爸爸妈妈还不回来，我就长大了，他们会不认识我了。”
（摘自2008年6月3日《中国青年报》插图：姚腊远）
■责编：袁海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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