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1期
我的新闻处女稿
作者：郑成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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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站长给村民代表打了个电话，说政府方面已经采访完了，你们放心吧，我们回到北京后，给社里的领导汇报下，怎么个曝光法再给回话。我们就直接驱车回到武汉，在快到武汉的时候S站长说：“小郑呀，你回去好好地把这篇稿子整理下，写篇深刻、有力度的稿子出来，天高皇帝远的，这些老百姓苦呀。”听S站长的一番话，突然间，我有种莫名的沉重感。
回来后，我用了三天的时间，在网上查了相关的资料，一气呵成写了一篇近6000字的稿子，写完后把稿子从头到尾修改了两遍，虽然我有满腔的愤怒，但我尽量不带自我的感情情绪在里面，我所要做的就是还原新闻事实，我要揭露丑恶的嘴脸，我要让他们的劣行在阳光的照耀下无处可藏。写完后，我长叹了一口气，自我感觉比较满意，一种成就感油然而生。
星期一的早上，我带着稿子按时到达S站长的办公室，S站长用不到五分钟的时间把稿子浏览了一遍，说：“这个稿子事情比较清楚，但能不能再尖锐点，比如说政府方面行政乱作为，不作为，我们就是要让政府方面脱不了头。”我回答道：“我们是要还原新闻事实，如果带评论或议论言语的话，是不是容易造成新闻侵权呢？”S站长沉默了下，说：“嗯，也是的，这样吧，你先把稿子放下，我再修改下，你回去后等通知，我向报社汇报下，你就可以正式来上班了。”
在煎熬和无奈的等待中，半个月后的一天下午，S站长打来电话通知隔天正式去上班。接完电话后，我无比的兴奋，我的坚持终于得到了回报，一不小心我混进了中央的媒体，我就要成为一个记者了，我要实现我的理想了，我真想大声地狂吼一下，以释放我这么长时间以来的压抑，但我怕被抽，还是给憋住了。走在人流汹涌的街头，觉得天是那么的宽，云是那么的美，我的精彩人生即将开始。
第二天一清早，我一番梳洗，早早来到了办公室，S站长跟我说：“试用期三个月，每个月800块，试用期后可以拿稿费。”我一听，现在CPI飞涨，这点工资温饱问题都很难解决，我一想既然喜欢这个职业，再说，现在刚开始起步，就当实习一段时间吧，S站长给了我一把办公室的钥匙，分了一张办公桌给我，S站长说：“小郑，好好干，有机会，我送你去北京培训，拿个记者证，现在拿个总署的记者证多难呀，这边的记者站的人也不要多，越少越好。”就这样，我开始了我记者的正式生涯。
刚开始，也没什么事情，S站长告诉我多了解报社报纸的关注点和写作特点，我就成天拿着报纸看。大概半个月后，一天下午，S站长让我再次跟他一起去D县，在路上的时候，S站长说报社里已经把样稿发到了D县的政府了，这次来主要是政府的邀请。晚七点左右到达D县，政府宣传部的领导早已备好了酒席，和上次的见面完全是天壤之别，甚是热情。又是一番推杯换盏，酒足饭饱后，个个红光满面，宣传部的领导就把我们带到一个比较豪华的山庄安顿了下来。宣传部的领导也坐了下来，说是汇报下有关稿件的几个问题，S站长吩咐我拿出记录本，说把宣传部领导提出要修改的地方记下来，回去后把稿子重新整理后就给发了。
说是汇报问题，宣传部的领导东扯一句，西扯一句，说：“稿子比较客观公正，事实比较清楚，但在有些语言方面也不能太偏信百姓了。”S站长说：“当然，作为我们搞新闻的，我们首先会注重客观，公正，我们不会袒护任何一方，我们要把这个事情说清楚，让公众来评判。”互相扯了个把小时后，宣传部领导说：“S站长，你看，这个稿件能不能不发，我们基层的领导也不好做呀，这样吧，我们立马要求施工方停工，群众不同意我们就不再动他们的田地了，大家做个朋友，以后我们这里有什么活动我们就请你来参加，互相加强合作。”S站长说：“你们的难处我们能够理解，但这个事情我们已经上报到报社的领导了，这个事情我们肯定要曝光的，你们政府太不顾及百姓的利益了，我们得给百姓一个交代。”等等。一番“唇枪舌战”，双方进入僵持阶段。
宣传部的领导提出找个地方休闲一下，洗个脚什么的，S站长说算了，休息一下，宣传部的领导说：“你放心好了，就是找个地方放松下的，没什么别的意思。”S站长笑了笑，在他们的半扯半拉下站了起来。我对S站长说：“我就不去了，我在房里看下电视就可以了。”S站长说：“没关系的，一起去。”我也不好说什么的，就随着一起前往，到了一家足疗馆，在宣传部领导的示意下，服务员把我和一位司机带到一间房，宣传部的领导和S站长去了另一间房。当服务人员要给我脱袜子时，我以房间里的气味受不了为由，跑到了楼下看报纸，大概一个小时左右，S站长笑容满面地在宣传部领导的陪同下走下楼了，我纳闷了，来时双方的谈话氛围很不“友好”，怎么一下子这么亲热，S站长笑盈盈地走到服务台前说：“你们这里的按摩器挺好的，我很喜欢，能不能卖个给我？”服务员说：“可以。”S站长拿出钱包准备付账时，宣传部的领导马上走过来说：“这怎么能行呢，你这么大的记者能够看上我们小县城的这个东西，那是我们的荣幸。”双方又是一番拉扯，说着一番客套话，S站长笑眯眯地坦然受之了。
第二天一清早，宣传部的领导就赶过来了，吃过早餐后，宣传部的领导进了S站长的房间，我则回到了隔壁的房间。一个小时后，S站长走进我的房间，让我把行李收拾下，马上回武汉，在宣传部领导的“欢送”下，我们离开了D县。车行了半个小时后，S站长把车停到了路边，拿出电话给群众代表打电话说：“政府那边我们已经给协商好了，他们承诺在你们的同意下再施工，如果他们再无缘无故地侵犯你的权利，你们再给我们打电话，政府方面搞建设发展，也是为了给你们改善环境呀，希望你们也能够体谅下政府方面，我们真的是尽了很大的努力了，曝光的事情得到报社的批示后再说。”还没等群众回过话，S站长就把电话给挂了。
进入武汉市区后，S站长对我说道：“小郑，明天你送个发票到D县去一下。”我答应说好，突然我有种不好的感觉，但无法言说，便试探地问道：“S站长，这个稿子什么时候可以发出来呢？”S站长说：“先压压吧。”我本想再多问两句的，我想起了家里人的教诲：“刚走出校门，要少说话，多做事。”于是，便强忍着打住了。
早上，S站长把我叫到办公室，说：“你把这个发票送到D县宣传部，再把我打的一个收条拿回来。”我看，是一张关于订刊的发票，数额是一万多元，一个国家级的贫困县订报一订就上万，何况我们这个报只是一个行业报而已，现在中央的每个部委基本上都是“一报一刊一社”，照这样的话，D县每年的财政收入也只够订报纸了。S站长可能看出我的疑虑了，便说道：“小郑呀，现在都市场经济了，为了生存，我们得按市场的规律行事了，从长远的角度打算，政府方面我们不能得罪，今天我放他们一马，下次我再去找他们办事就方便多了。”我说：“那群众那边怎么办呢？”S站长说：“政府那边我已经给他们商量好了，他们不会再轻举妄动了，只要政府不胡来，群众也会没什么意见了，我这样处理，不是一举两得吗？”我无言反驳了，再说我也不敢反驳了，我只好照章办事了，我知道我记者生涯的第一篇稿子将要被“枪毙”了，难道这就是媒体“权钱交易”的潜规则了？我有种强烈的挫败感和失落的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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