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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文学概述
先秦两汉时期，是中国古代文学的发轫期。上古时期的古代神话，西周初至春秋中叶的《诗经》，春秋战国之际的历史散文和诸子散文，战国中后期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在创作方法、艺术形式、艺术手法诸方面，奠定了中国古代文学的优秀传统。
中国诗歌的产生可以上溯到文字产生以前，即文学史所称的诗的原始时代。“歌咏所兴，宜自生民始也”（《宋书·谢灵运传论》）。远古歌谣如甲骨卜辞、《周易》的筮辞（卦辞和爻辞），以及《吴越春秋·勾践阴谋外传》记载的《弹歌》、《礼记·效特牲》记载的《蜡辞》等，直接反映了初民的现实生活和征服自然的愿望，既言其志，又咏其声，亦动其容，将诗、乐、舞三者紧密结合，成为中国诗歌发轫时期的一个重要特征。
古代神话产生于原始社会野蛮时期的低级阶段。或谓起源于宗教，实乃起源于劳动。是远古人类通过想象与幻想，对所观察或经历的自然界和社会现象的解释和说明，反映着他们解释并征服自然（或社会）的愿望。中国古代神话散见于《诗经》、《楚辞》及《庄子》等古籍，主要收集在《山海经》之中。有创世神话、始祖神话、洪水神话、战争神话和发明创造神话。运用以己观物、感物、情感体验和隐喻、象征等具体形象的思维特征，表现了忧患意识、厚生爱民意识以及反抗精神等民族精神，成为中国文学的宝库和土壤。
上古歌谣导引出中国诗歌的最早源头，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前11世纪-前6世纪），即产生了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其作品的收集，《国语·周语上》有公卿列士“献诗”说，汉人有行人“采诗”说。关于编订，司马迁首倡“孔子删诗”说。实际上，所献、所采的诗歌，是经周王朝的乐官筛选、整理和加工而编定305首，并依据音乐而分为风、雅、颂三类。“风土之音曰风，朝廷之音曰雅，宗庙之音曰颂。”（郑樵《通志·昆虫草木略》）。“风”凡160首，有十五国风。“雅”凡105首，有“大雅”31首，“小雅”74首。“颂”凡40首，有“周颂”31首，“鲁颂”4首，“商颂”5首。作者阶层广泛，深刻地反映了五百年间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以及世态人情、民俗风习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大雅”中的《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等史诗，叙述了周人自始祖后稷出世直至武王灭商的史迹和传说。“国风”的《七月》、《芣苜》、《十亩之间》，“小雅”的《信南山》、《甫田》、《大田》，“周颂”的《载芟》、《良耜》等农事诗，反映了周人农业生活的情状。《邶风·新台》、《鄘风·相鼠》、《王风·君子于役》、《魏风》的《伐檀》和《硕鼠》，“小雅”的《北山》、《正月》、《节南山》等社会政治诗，或抒写对生活的愤懑忧伤，或表达对政治的讥讽赞美。《郑风·溱洧》、《邶风·静女》、《陈风·月出》、《秦风·蒹葭》等情爱诗，或大胆直爽，或温文典雅，歌咏美丽多姿的爱情。《卫风·氓》、《邶风·谷风》等弃妇诗，控诉了夫权制的罪恶。从而描绘出一轴周代社会生活的巨幅画卷。
《诗经》以抒情诗为主流，“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善于以简朴的语言，朴素的生活画面反映社会现实，形成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在突出生活侧面，描写具体事物，倾诉心理感受时，成功地运用了赋、比、兴的手法。据《诗集传》卷一，“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或直叙其事，如《豳风·七月》，或直接描写，如《郑风·溱洧》，其社会政治诗和情爱诗则直言其志和直抒胸臆。“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即比喻，或作修辞意义上的比喻，如《卫风·硕人》的“手如柔荑，肤如凝脂”等，或整首诗用比，如《魏风·硕鼠》和《豳风·鴟枭》。“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即起兴或发端，“他物”与“所咏之词”或相关，如《周南·关雎》、《秦风·蒹葭》等烘托氛围，譬喻象征，或不相关如《唐风·山有枢》等只在起韵。这三种手法往往在同一首诗中交互出现。《诗经》重章叠句的结构形式，或作平列式，如《邶风·式微》字词虽变而意义相同，或作层递式，如《王风·采葛》字词变化而意义、情思亦有添加。《诗经》以四言为主又兼有杂言的诗体形式，节奏鲜明，音韵谐洽，有天然的音乐美感，有浓厚的民歌风味。
《诗经》重理智，斥幻想，政治道德色彩浓厚，是北方史官文化的产物。春秋战国之际，北方地区由于经济 、政治及文化发展的诸多因素，“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孟子·离娄》），诗歌的声音衰退了，散文勃兴了，这就是当时产生的将史学、哲学与文学融为一体的历史散文和诸子散文。
早在殷商时期，随着史官文化的发达，历史散文已经发端，甲骨卜辞即是其最早源头。随着书写用具的渐趋便利和文字的不断规范，“殷先人有册有典”（《尚书·多士》）。至西周初期，“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礼记·玉藻》）。殷商、西周保留至今的文献，即《尚书》、《逸周书》等典籍和铭文中的少数篇章。
《尚书》是我国古代第一部历史文集，是商周记言史料的汇编，包括《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四部分，所记基本是誓、命、训、诰一类的言辞。“周诰殷盘，佶屈聱牙”（韩愈《进学解》），文字虽古奥迂涩，语言技巧却超过甲骨卜辞，且文诰皆单独成篇，影响到先秦历史散文的国别记言体。《逸周书》向来被视作《尚书》的余篇或逸篇，然“观其属辞成章，体制绝不与百篇相似”（黄《逸周书序》），文字表现不同于《尚书》，倒是接近于春秋战国的史家之文。殷、周的青铜器铭文，多记战功、赏赐与颂断，短则数十字，长则数百字，多为散文，间有韵文。
在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巨变之中，士人或撰作史著，或编纂文献，总结历史，汲取史鉴，遂使历史散文的写作蔚为大观。经过孔子修订的《春秋》是鲁国的编年史，记事始于鲁隐公元年（前722年），终于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年），为“礼义之大宗”（《史记·太史公自序》）。以谨严的书法和微言大义维护周礼，反对僭越，贬斥邪说，语言准确而简明。开创了先秦历史散文的编年记事体。
阐述《春秋》之经的“《春秋》三传”，即揭示其“微言大义”的今文《公羊传》、《谷梁传》，与配合其记录史事的古文《左传》。编年记事体的《左传》更具史学和文学价值。其作者或谓是鲁国太史左丘明，然颇多疑义，今人认为其成书于战国早期，作者为当时的一位儒家学者。其记事起自同于《春秋》，却迄于鲁哀公二十七年（前468年）。注重文学性的剪裁和历史事件的故事情节化，场面描写生动，细节描写传神，人物性格神形毕现，外交辞令理富文美，是先秦时期最具文学色彩的历史散文。
国别记言体的历史散文有《国语》和《战国策》。《国语》记载周王朝及鲁、齐、晋、郑、楚、吴、越诸国的史实，起于周穆王，止于鲁悼公（约前1000-前440）。以记言为主，间有事件的记录。其言通俗化、口语化，质朴平实，然“周、鲁多平衍，晋、楚多尖颖，吴、越多姿放”（崔述《洙泗考信录·余录》），各篇文字风格不尽相同。《战国策》杂记东周、西周及秦、齐、楚、赵、韩、燕、宋、卫、中山诸国之事，起于战国初年，止于秦并六国，为战国、秦汉间人纂集各国史料编辑，经西汉刘向整理遍订，定为今名。所记以战国时纵横家的事迹、言论为多，因有“增饰非实”之辞，似不如《左传》、《国语》之信实可靠，然就文学角度视之，其叙述语言摹绘人物，形神毕肖，，其人物语言把握对方心理，善用寓言，引譬设喻，循循善诱，以情理服人，艺术风格铺张辩丽、夸饰恣肆，标志着先秦历史散文已发展到文质兼具的阶段，直接影响到西汉初年的政论散文和两汉的散体大赋。
《尚书》中的记言文字，已初具说理文的论说因素。春秋战国时期“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孟子·滕文公下》）。士人聚徒讲学，游说著述，为诸侯出谋划策，遂促成了诸子散文的繁荣。在当时的九流十家中，儒、墨、道、法影响最大，其著述分为三个发展阶段：春秋末至战国初的语录体，代表作有《老子》、《论语》和《墨子》；战国中期的对话体，代表作有《孟子》和《庄子》；战国后期的论辩体，代表作有《荀子》和《韩非子》。
春秋末至战国初的语录体，源于商周的诏诰语录，如《尚书》中的《汤誓》、《盘庚》诸篇。《老子》是道家学派开山的理论著作，通过可感知的有形事物，以譬喻说明深刻辨证的哲理。语句简单整齐，或整章用韵，或韵散相间，体现着韵文向散文的过渡状态。《论语》为记录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语录体论集，多精辟的格言警句，间记人物说话时的情境、神态、行止和习惯等，表现了人物的形象和性格。《墨子》虽尚未完全摆脱语录体的影响，却不再是三言两语的独白，既倡言立论“三表”，又运用论辩四法，以完整的结构，清晰的层次，围绕着同一个论题由小及大，连类比譬，逐层推理，形成了说理文的体制。
战国中期的对话体，源于商周时代的“谏语”和“政论”，如《尚书》中的《无逸》、《洛诰》诸篇。孟子“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标志着当时私家著述的开始。对“仁政”、“王道”的主张，《孟子》已不是简单的语录，而是根据不同的对象，不仅详尽地记录孟子的议论，而且具体地记述其对话的场合，问题的提起，辩论的展开，双方的口气和表情，语言精练简约，明白晓畅，不仅标志着古代的散文从章到篇的过渡，而且形成了对话体的论辩文。《庄子》只袭用对话的样式，然其对话的对象，并非历史上、现实中的真实人物，而大多出于虚构，因而实质是一种艺术创作。其所对之话，运用卮言、重言、寓言寓托感受、抒发情感、讽刺人间世，想象意出尘外，虚构怪生笔端，论辩形象恢诡；同时，《庄子》无论“内篇”，还是“外篇”或“杂篇”，论题各不相同，已由对话体向论点集中的专题论文过渡。
战国后期的论辩体论题集中，逻辑严密，说理透彻，文辞富丽。《荀子》和《韩非子》是先秦议论文发展的最高阶段。《荀子》之文，无不就某一论题深思明辩，论定是非，必发挥透彻而后已，且长于比喻，丰富多彩，层出不穷。《韩非子》之文，明切犀利，冷峻峭拔，而极善分析，条理严密，议论透彻；其寓言多采用历史故事的形式，阐明道理，表达思想。
先秦诸子散文是我国散文创作的典范。它以深厚的思想内涵和文化意蕴，确定了作家的人格理想，作品的审美风范，以成熟的说理文体制、形象化的论理方式，丰富多采的创作风格和语言艺术，奠定了中国古代文学的基石，影响了后世的文学创作。
当北方的史官文化催生出历史散文和诸子散文的时候，南方的楚国，尽管也受到中原“圣贤”谱系的影响，其“信鬼而重淫祀”的巫官文化，却培养着楚人浪漫的情思，催生出丰富奇幻的想象，产生了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
“楚辞”之名，首见于《史记·酷吏列传》中张汤传中，本指楚地歌谣，后专指以屈原为代表的新诗体，这种新诗体产生的基础是春秋时南北文化交流，题材来源于楚地风俗，形式来源于楚地民歌，语言来源于楚地方言，情调来源于楚歌南风。因而较之《诗经》，诗风铺排，想象丰富，篇幅增长，多用楚语楚声，形成长短不齐、参差变化的“骚体”。由于它“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黄伯思《东观余论》），遂形成浓郁的地方色彩。
屈原之作，据《史记》本传、《汉书·艺文志》、《楚辞章句》及古今人的研究，计有《九歌》（11篇）、《离骚》、《天问》、《招魂》及《九章》（9篇）。《九歌》为祭神组曲，所祭天神、地祗、人鬼，既写出神性，又写出人性，神灵之相思，人鬼之空恋，情感之奇异深浓，境界之凄清幽渺，描摹之曼妙清新，造就了奇特瑰丽、色彩斑斓的艺术境界。《九章》除《桔颂》外，均作于诗人被疏流放之时，思君念国，随事感触，形之于诗，则直抒胸臆，文笔平实凝重。《天问》就自然现象、神话传说和远古历史、社会现实发问，表现了诗人见识的广博，思想的深刻和勇于怀疑和批判的精神。《招魂》长于铺排描摹，结构精密完美。《离骚》作于诗人被流放江南之时，是自叙生平的长篇抒情诗，表现进步的政治理想，顽强不屈的斗争精神，高度的爱国激情，借神话传说以驰骋奇幻的想象，用大胆的夸张以宣泄浓烈的激情，把积极浪漫主义的诗歌创作推向空前的高峰。它引类譬喻，借香草美人以比兴言志，熔铸成浑融的艺术境界。它既采用了民歌的形式，也汲取了散文的笔法，从历史到现实，从人间到仙境，从自然到社会，回环往复，跌宕起伏，形成了雄奇庄严的艺术结构，成为古今罕见的辉煌巨制。
“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史记·屈原列传》）唐勒、景差之作不存，宋玉之作可信者唯《九辩》，所抒写的“贫士失职”之情难与屈原比肩；然刻画细致入微，体式韵散相间，大量运用双声叠韵和叠词，增强了文字的韵律美，尤其是情景交融的意境创造，成为屈原艺术的优秀继承者，故文学史上屈宋并称。
“盖至战国而文章之变尽，至战国而著述之事专，至战国而后世之文体备。故论文于战国，而升降盛衰之故可知也。”（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诗教上》）上古至战国，古代神话开启了浪漫主义文学的最早源头，《诗经》奠定了现实主义文学的坚实基础，历史散文、诸子散文成为散文史上的黄金时代，《楚辞》形成浪漫主义文学创作的空前高峰。文学特质、体制、创作方法、艺术手法的演进既前无古人，又后启来者，导引着一代代的诗人、作家，激扬出中国三千年文学发展的长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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