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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玄宗天宝十四载（755）安史之乱爆发，使唐王朝迅速地由繁盛转入衰乱，唐诗也随之发生了重大变化。从盛唐诗歌的情况来看，尽管那个时代的一些文人出于各种原因对前代诗歌进行了激烈的抨击，但从魏晋南北朝到盛唐，诗歌发展的延续性在一些基本特征上是很显著的：儒家传统中以诗为政治与教化之工具的观念在实际创作中很少被认真看待，诗始终是一种个人性的艺术创造，是表现诗人生活情怀与人生理想的审美形式。而盛唐诗人的激荡的热情与浪漫的幻想，更使诗成为华彩的乐章。而到了中唐，首先可以看到诗歌与时事政治的关联加强了。这本身当然不是什么缺点，杜甫许多这一类型的诗作都具有感人的力量，对于唐诗的内容是很重要的开拓。但同时需要注意到，这一种关联的加强常常伴随着诗人个体意识的削弱和对于国家的依附意识的加强，伴随着儒家文学观念的加强。这在杜甫已不能免，在元结、白居易等诗人那里则更突出。而另一方面，作为盛唐诗歌主要特征的激情的表现，在中唐诗歌中也受到了抑制。杜甫诗的“沉郁”，实际就是激情受到理性的抑制的结果。在其他诗人那里，激情或转化为怪诞，或转化为哀苦，乃至退化为闲适、琐细。
毫无疑问，唐代文化富于创造性的生命力并不是在中唐就消失了。甚至，中唐诗歌艺术风格的多样化、各种不同风格之间的差异，比盛唐诗给人的印象要更为强烈；中唐诗人对语言表现形式的关注，也比盛唐诗人更为深入。从杜甫的“语不惊人死不休”，到李贺的呕心沥血觅诗句，贾岛的苦吟，诗人们付出了前所未有的努力。唐诗总体上的繁荣多彩，与他们（也包括晚唐诗人）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但诗歌中豪迈自信、自由飞扬的精神，在这时确实是开始减退了。
还有一点需要说明：自明代高棅明确把唐诗划分成初、盛、中、晚四阶段以来，人们习惯把杜甫归为盛唐诗人，这是出于要同时充分肯定盛唐诗和杜诗的典范价值的考虑。但从唐代社会和唐诗的变化的实际情况来看，这样划分并不合理，所以我们不采此说。
第一节 杜甫
杜甫与李白一向被视为唐诗世界中两座并峙的高峰，同时，他们也构成了唐诗的分野。尽管李、杜的年龄只相差十一岁，他们也都经历过唐王朝的全盛时代和由盛入衰的安史之乱，但他们的创作，却存在某些根本的不同。李白诗歌的主导风格，形成于大唐帝国最为辉煌的年代，以抒发个人情怀为中心，咏唱对自由人生的渴望与追求，成为其显著特征。
而杜甫诗歌的主导风格，却是在安史之乱的前夕开始形成，而滋长于其后数十年天下瓦解、遍地哀号的苦难之中。因此，流响于刚刚过去的年代中的充满自信、富于浪漫色彩的诗歌情调，到了杜甫这里便戛然而止。在飘零的旅途上，杜甫背负着对于国家和民族命运的沉重责任感，凝视着流血流泪的大地，忠实地描绘出时代的面貌和自己内心的悲哀。这种深入社会、关切政治和民生疾苦、重视写实的创作倾向，和由此带来的语言表现形式方面的一系列变化，不仅标志了唐诗内容与风格的重大转折，也对中唐以后直至宋代诗歌的发展，造成了深刻的影响。
但是，盛唐诗歌的一些重要特征，在杜甫的诗歌创作中仍然有所体现。激情虽然在他的诗中受到抑制，却仍然可以感受到它的存在；雄伟壮大之美，也仍然是诗人的爱好。他的那些关于时事政治的诗篇，大抵是真诚情感的流露和结晶，而并非以预定的社会功利目的为首要的出发点。从这些方面来说，杜甫与盛唐文化终究有很深的关联。
一、杜甫的生平和个性
杜甫（712—770）字子美，生于巩县（今属河南）。他出身于一个具有悠久传统的官僚世家，自十三世祖杜预以下，几乎每一代都有人出任不同的官职，所以杜甫自豪地称为“奉儒守官，未坠素业”（《进雕赋表》）。其母系为唐代士族中门第最高的清河崔氏。只是杜甫的父亲杜闲只做到奉天县令，这个家庭已呈衰落之象。
家庭给予杜甫正统的儒家文化教养，和务必要在仕途上有所作为的雄心。所以，终其一生，高蹈出世的念头很少占据他的头脑。另外，唐代是重视诗歌的时代，而杜甫的祖父杜审言正是武后朝中最著名的诗人，这更加深了杜甫对诗歌的兴趣。他曾很骄傲地对儿子说：“诗是吾家事。”（《宗武生日》）追求仕途事业和不朽的诗名，共同构成了杜甫的人生轨道。
杜甫早慧，据称七岁便能写诗，十四、五岁时便“出游翰墨场”（《壮游》），与文士们交游酬唱。二十岁以后十余年中，杜甫过着漫游的生活。这既是为了增长阅历，也是为了交结名流、张扬声名，为日后的仕进作准备。他先到了吴越一带，江南景物和文化，给他留下很深刻的印象。二十四岁时，杜甫赴洛阳考试，未能及第，又浪游齐、赵，度过一段狂放的生活，他后来回忆说：“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
（《壮游》）三十三岁时，杜甫与李白相识于洛阳，又在梁、宋一带为豪侠之游。李白当时已是名震天下的诗人，他的特殊风采和出众才华，深深吸引了杜甫。
杜甫称做官为他们家族的“素业”——世代相袭的职业，他的各种文化教养都是与这一点相联系的。三十五岁左右，杜甫来到长安求取官职。开始，他满怀信心，“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并相信自己能“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但滞留十年却一再碰壁。这可能是因为他的家庭背景已不够有力，而把持权柄的李林甫等人，又对引进人才采取阻碍的态度。大约在杜甫到长安不久，父亲就去世了，他的生活因此变得艰困起来，为了生存，为了求官做，杜甫不得不奔走于权贵门下，作诗投赠，希望得到他们的引荐。此外，他还多次向玄宗皇帝献赋，如《雕赋》、《三大礼赋》等，指望玄宗对他的文才投以青睐。种种努力的结果，是到天宝十四载才获得右卫率府胄曹参军这样一个卑微的官职，而这已是安史之乱的前夕。
天宝后期，唐代社会虽维持着表面的繁盛，却已处处埋伏危机。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玄宗和他的边将们一意开拓疆土、穷兵黩武的政策，导致国力空虚、民生艰难，许多人无辜死亡；二是玄宗沉湎于享乐，李林甫、杨国忠等人擅权专政，阻塞言路，政治变得昏暗；三是为玄宗所宠信的安禄山身兼三节度使，手握雄兵，威胁到国家的统一。处在逆境中的人容易看到现实中的弊病，当一场大崩溃即将到来时，杜甫透过个人的不幸看到了国家的不幸，人民的不幸。天宝十一载（752），杜甫写下了他的名篇《兵车行》，以严肃的态度，真实地记录下人民被驱往战场送死的悲惨图景。这首诗标志了杜甫诗歌的转变。此后，他又写出《前出塞》九首，继续对灾难性的开边战争提出质疑；写出《丽人行》，揭露玄宗宠妃杨玉环的亲族穷奢极欲的生活。而长诗《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更把最高统治集团醉生梦死的情状与民间饥寒交迫的困境加以尖锐的对照，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样震撼人心的诗句概括了社会的黑暗和不合理。
安史之乱爆发后，杜甫一度被困于叛军占据下的长安。后来只身逃出，投奔驻在凤翔的唐肃宗，被任为左拾遗。这是一个从八品的谏官，地位虽不高，却是杜甫仅有的一次在中央任职的经历。但不久就因上疏申救房琯的罢相而触怒肃宗，后于乾元初被贬斥为华州司功参军。由于战乱和饥荒，杜甫无法养活他的家庭，加之对仕途的失望，他在乾元二年（759）丢弃了官职，进入在当时尚为安定富足的蜀中。从安史之乱爆发到杜甫入川的四年，整个国家处在剧烈的震荡中，王朝倾危，人民大量死亡，杜甫本人的生活也充满危险和艰难。而他的诗歌创作，因了血与泪的滋养，达到了颠峰状态。
《春望》、《月夜》、《悲陈陶》、《悲青坂》、《北征》、《羌村》以及“三吏”、“三别”等大量传世名篇，从诗人浸满忧患的笔下不绝涌出。
到成都不久，杜甫依靠朋友的帮助，在城西建了一座草堂。后来，杜甫的故交严武出任剑南东西川节度使，与杜甫过从甚密，对他的生活也多有照顾。当严武第二次镇蜀时，并表荐杜甫担任了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后世因此称他为“杜工部”）。杜甫是为了避乱谋食来到蜀中的。最初二年多时间，他闲居草堂，生活确实比较安逸，当时所写吟咏草堂周围自然景物的诗篇，也显出一种清新闲淡的韵致。但这种情形并没有维持很久。从全国来说，安史之乱虽于公元七六三年宣告结束，但唐王朝的瓦解之势并未因此而停止。外患方面，有吐蕃的严重侵扰，甚至攻入长安，迫使代宗仓皇出逃；内乱方面，则出现普遍的军阀割据或半割据状态，而政治的腐败、官吏的横暴，也是有增无减。从蜀中地区来说，它既是吐蕃进攻的一个重点，也是容易发生军阀割据的地方。
就在严武二次镇蜀的间隔时期，就曾发生一场严重的军事叛乱，杜甫因此一度逃离成都，携家流浪。一场暴烈的动荡转化为持续的衰乱，这使得杜甫对国家的前途更觉失望，他后期的诗歌，情绪甚至比安史之乱中更显得沉重。
永泰元年（765），严武去世，蜀中重又发生大乱，杜甫在成都的生活也失去凭依，他又带着全家老小，登上一条小船，过起流浪逃难的生活（或谓在严武去世前不久，杜甫因所任工部员外郎之职由虚衔转为实授，而离蜀赴长安）。最初的目的大概是要沿长江东下出川，路途中却因疾病和战乱等缘故，滞留了很久。先是在云安居住了一段时间，后又在夔州居住了近两年。到五十七岁那年，终于乘舟出三峡，却仍是在湖北、湖南一带的水路上漂泊，最后于大历五年、五十九岁上，在耒阳附近客死旅舟。杜甫艰难漂泊的一生，在这里得到一个凄凉的结束。
“漂泊西南天地间”（《咏怀古迹》五首之一）的十一年，也是杜甫诗歌创作的重要时期，留下的作品有一千余首，占其《杜工部集》存诗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又呈吴郎》、《秋兴》、《诸将》、《咏怀古迹》、《旅夜书怀》等，都是这一时期的优秀代表作。尤其以旅居夔州的二年为中心，杜甫的律诗创作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可以说是杜诗的第二次高峰。
在杜甫年轻时代，他的性格中就包涵着两种不同的因素。
一方面，他自幼接受儒家正统文化的熏陶，把贵德行、重名节、循礼法视为基本的人生准则；而同时，他也受到时代风气的影响，有着颇为张狂、富于浪漫气质的一面。他的《壮游》诗回忆往事，自称“性豪业嗜酒，嫉恶怀刚肠”，“饮酣视八极，俗物都茫茫”；在文学上，连屈原、贾谊、曹植、刘桢那样的人物都不放在眼里，可见他是多么骄傲。在与李白、高适等人交游时，他们纵酒放歌、慷慨怀古、驰逐射猎，也很有几分任侠之气。后来经过重重苦难的磨砺，杜甫个性中放狂的一面收敛了许多，传统的儒家人生观对于他的个性和行为习惯起了更重要的作用，但他也并不是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变成了纯粹的恂恂君子。《旧唐书》本传说他“性褊躁”、“无拘检”、“傲诞”，不会是毫无根据的。其实，如果没有几分“傲诞”、“褊躁”，恐怕很难成为一个诗人。这方面一个突出的表现，是杜甫始终对屈辱的生活处境十分敏感。滞留长安及漂泊西南时期，杜甫常常不得不寄人篱下，仰仗权势者的济助。他在诗中写道：“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苦摇求食尾，常曝报恩腮。……休为贫士叹，任受众人咍。”
（《秋日荆南述怀三十韵》）一个身负“太平宰相”之志的人，却成为一名失业者、乞食者，怎么能不深感痛苦呢？这些诗句同李白的“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表白，看起来绝不相同，实质上却有相通之处。杜诗中那种对于国家和社会的关切，固然是出于真情，但也未始没有在自觉得碌碌而生、于世无益的情况下，在精神上自我提升、自我拯救的意味。
对人生信仰、政治理想的执着，也是杜甫个性的一大特征。后代有人说杜甫是“村夫子”，杜甫诗中也自称“乾坤一腐儒”（《江汉》），都是就这一种执着态度而言。所谓“致君尧舜”，所谓“忧民爱物”，这些儒家的政治观念，在很多人只是一种空谈、一种标榜，杜甫却是真心地相信和实行它。而且，儒者本有“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进退之路，杜甫却不愿如此，他是不管穷达，都要以天下为念。甚至，愈是社会崩溃昏乱，他愈是要宣扬自己的政治理想，相信尽管“万国尽穷途”（《舟出江陵南浦奉寄郑少尹审》），但靠了一点一滴的人力，终究能够改变现实。他的这种执着态度，在当年实际的政治生活中未必有什么用处，对于诗人来说却是重要的。因为唯其如此，杜甫才能始终保持正视现实的热情和勇气。
杜甫是一个感情丰富的人。他和李白交往的时间并不长，但当李白遭遇危险时，他却魂牵梦绕，再三写下《梦李白》、《天末怀李白》等感人至深的诗篇。他在夔州离开自己住过的一所房屋时，也不能忘记以前常来自己院中打枣为食的邻家老妇人，特意写了《又呈吴郎》诗，嘱托新主人对她应多加体谅。当然，更多的诗篇抒发了他对战乱中的国家和贫苦大众的强烈的忧念。只是，杜甫的情感，不像李白那样奔泄而出，而是受到理智的节制。这一性格特点，直接影响杜甫的诗歌创作，就是：杜甫更喜欢、更擅长在严格的形式中，以精心选择、反复锤炼的语言来抒发情感。
二、乱离时世的悲歌
杜甫早期作品留存数量很少。这些诗篇和时代的风气相一致，充满自信、带有英雄主义的倾向，而同杜甫自己后来的作品有明显区别。如《房兵曹胡马》以“所向无空阔”、“万里可横行”写马，《画鹰》以“何当击凡鸟，毛血洒平芜”写鹰，都有不可一世之概。《望岳》诗起首“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气势宏大；结句“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富于展望，令人感觉到诗人雄心勃勃的精神状态。随着杜甫渐渐深入到苦难的现实，他的诗也变得沉重起来。但早期诗歌那种气势壮阔的特点，仍然保留着。
《兵车行》的创作标志着杜甫诗歌的转变。由此形成并基本上贯穿了杜甫此后一生诗歌创作在思想内容方面的主要特征有四点：严肃的写实精神；在忠诚于唐王朝和君主的前提下，对统治集团中的腐朽现象给予严厉的批判；对民生疾苦的深厚同情；对国家与民族命运的深沉忧念。
《兵车行》的开头是一幅悲惨的图景：“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耶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接着把批判的锋芒指向好大喜功的唐玄宗：“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诗中继续写到战争导致国内生产力的衰减：“君不闻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
最后借想象为那些无辜的死者发出悲愤的哭喊：“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
在唐诗中，如此严肃地正视现实、具有深刻的批判精神的作品，以前还没有过。而在稍后写成的《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中，杜诗的批判精神又有进一步的发展。诗中既写到自己忠于王朝和君主的不可改移的天性——“葵藿倾太阳，物性固难夺”，同时又对正在骊山行宫中肆意挥霍享乐的玄宗君臣提出责难：“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在这里，杜甫的笔已经触及统治者与人民之间剥削与被剥削的根本性对立。
在杜甫的思想中，合理的政治应当表现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和谐：君主应当爱护人民，使之安居乐业，而人民则理所当然地应该忠诚和拥戴君主。然而事实上这仅是一种空想。他作为一个诚实的诗人严肃地面对现实时，不能不为此感到困苦。杜诗的名篇“三吏”、“三别”、就是很好的例子。这些诗作于乾元二年杜甫从华州去洛阳时。此前不久，唐军在邺城围攻安史叛军遭到大败，形势危急，唐军为了守住洛阳、潼关一线，在民间拼命抓丁，连未成年人和老人都不能幸免。杜甫以叙事诗的形式描述了他亲眼所见的悲惨情形。
从这些典型的忧国忧民之作中，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理解杜甫。
首先需要指出：“忧国”和“忧民”并不是很容易统一起来的事情。因为杜甫所忧念的“国”同李氏王朝的“皇纲”之存亡密不可分，这“国”首先是包括杜甫在内的统治阶级的国，统治阶级的成员依其地位高下从这个“国”中得到不等的利益；至于“民”尤其是贫困的劳动人民，即使他们的利益同这个王朝的存亡有一定关联，他们也主要是牺牲者而不是得利者。而安史之乱就其根本的性质来说，是一场企图改朝换代的军事叛乱。虽然安史集团的头领以汉化的胡族人为主，但民族矛盾的一面也不是主要的。可以说，普通民众是被争夺最高权力的两大集团推进了血火之中。那么杜甫又怎样来看待这个问题呢？先看他的《新安吏》：
客行新安道，喧呼闻点兵。借问新安吏：“县小更无丁？”“府帖昨夜下，次选中男行。”“中男绝短小，何以守王城？”肥男有母送，瘦男独伶俜。白水暮东流，青山犹哭声。“莫自使泪枯，收汝泪纵横，眼枯即见骨，天地终无情！”
读到这里，我们感受到诗人对受难的人民的极其真实深切的悲悯之情。当他说出“眼枯即见骨，天地终无情”这样悲愤的话时，他指出了一个惨痛的事实：民众在这个世界上走到了绝路。沿着这个方向追问下去，会出现严重的问题：牺牲到最后的人民有无义务继续为大唐王朝作出牺牲？而诗人就在这危险关头收刹了他的笔，转到另外的方向：
我军取相州，日夕望其平，岂意贼难料，归军星散营。就粮近故垒，练卒依旧京，掘壕不到水，牧马役亦轻。况乃王师顺，抚养甚分明，送行勿泣血，仆射如父兄。
所谓官军中劳役轻、官长爱惜士兵，并且似乎没有什么危险，这恐怕是杜甫自己都不能相信的。但他只能这样幻想，并以此安慰从军少年和他们的家人。而归根结蒂，他还是要求人民继续为唐王朝作出牺牲。还有《新婚别》，写一位结婚才一天的新娘送丈夫从军，诗中既写出她的悲哀：“君今往死地，沈痛迫中肠”，又以较多的笔墨描绘了这位女子“深明大义”的形象。她要丈夫“勿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又说自己不能跟随而去，因为“妇女在军中，兵气恐不扬。”我们不能说杜甫笔下的新娘不是真实的，但可以想象一定也有不愿自己的亲人走向“死地”的妇女。而之所以选择这一位新娘作为主人公，乃是从国家利益考虑。包括《垂老别》中那位“子孙征亡尽”而自己又被征去当兵的老人，他的遭遇可以说凄惨至极，诗人对他也确实充满同情，但在篇末，他还是让老人说出“何乡为乐土，安敢尚盘桓”这样偏向豪壮的调子。
总之，杜甫“忧国”，却不能因此而泯灭良知，回避眼见的事实①；他“忧民”，却又不能因此背弃唐王朝的根本利益，因此只能在尖锐的矛盾中寻找折衷的途径。而这种折衷又是很勉强的，这使诗中表现出的情绪显得非常痛苦。我们没有理由苛责杜甫，作为封建时代的诗人，能够如此严肃地正对现实，关怀人民，已是难能可贵。但在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在以后长期的封建社会中，他获得“诗圣”这样一个带有浓厚道德意味的尊称，也是有其深刻的原因的。
①如张巡、许远在安史之乱中为坚守睢阳，以人为食，死者数万，封建史家和正统文人对他们吃人这一点仍给予赞扬，这和杜诗的态度完全是另一回事。
在杜甫晚年，由于形势越发不可收拾，自身的处境也日见窘迫，他对军阀、官僚的横暴、腐败，态度变得更为尖锐严峻。虽然像《兵车行》和“三吏”、“三别”那样细致描述的作品已经很少再有了，但以高度概括的诗歌语言所揭示的事实，却别有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如《草堂》写蜀中军阀的叛乱和相互杀戮：“到今用钺地，风雨闻号呼。鬼妾与鬼马，色悲克尔娱。”——被杀者似乎仍在号哭，而他们的妻妾和马，都面带愁容供杀戮者取乐，这是一幅何等惨酷的图景！又如《三绝句》中写道官军的残暴：
殿前兵马虽骁雄，纵暴略与羌浑同。闻道杀人汉水上，妇女多在官军中。
时代的苦难被杜甫以焦虑和愤怒的心情一一记录在诗中。但是，他对现实有什么办法呢？他只能苦苦地告诫那些做官的朋友：“众寮宜洁白，万役但平均。”（《送陵州路使君赴任》）
他只能期盼皇帝的贤明：“谁能叩君门，下令减征赋？”（《宿花石戍》）他只能浩叹：“安得务农息战斗，普天无吏横索钱！”
（《昼梦》）这些无奈的、固执的哀告，说出了受尽苦难的广大民众的心愿。
杜甫不只是一个时代的观察者、记录者，他本身的遭遇是同时代的苦难纠结在一起的。人们从他的诗篇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位诚实的、富于正义感和同情心的诗人，如何辗转挣扎于漂泊的旅途，历经饥寒困危，备尝忧患。对于生活在动乱时代的人们，这一类诗格外具有感染力。如《月夜》，是杜甫在安史之乱爆发后困居长安时所作，抒发了诗人对被战火阻隔的妻子的怀念：
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
当他逃至凤翔后，有了机会去鄜州探家时，又写出他的名篇《羌村三首》，录第一首：
峥嵘赤云西，日脚下平地。柴门鸟雀噪，归客千里至。妻孥怪我在，惊定还拭泪。世乱遭飘荡，生还偶然遂。邻人满墙头，感叹亦歔欷。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
诗中呈现一幅戏剧性的异常感人的场面。在那一场突发的大战乱中，家破人亡是寻常事情，骨肉重聚反而似乎是不可思议的了。杜甫以准确生动的语言，把他们一家人重新相见时，彼此如在梦中、亦惊亦悲亦喜的复杂心情清晰地呈现出来，可谓感人至深。千百年来，它不知引发了多少人内心的共鸣！
正是因为个人的命运同时代的苦难纠结在一起，富于同情心和社会责任感的杜甫，常常从自身的遭遇联想到更多的人、更普遍的社会问题。如在《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中，他由幼子的因饥饿而夭折，想到自己的家庭毕竟还享有某些特权，那些地位低下的“失业徒”、“远戍卒”，又将如何挣扎下去呢？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他由自家茅屋被风雨吹破而致家人受寒冻，发出“安得广厦万千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祈愿。这种宽广的胸怀，是值得后人钦佩的。
杜甫的诗歌自古以来就有“诗史”的美誉。但应该指出：
诗歌并不会仅仅因为记载了某些史实就成为好诗。杜甫其实并非有意于史；他的那些具有历史纪实性的诗篇，以及那些纪述自身经历而折射出历史面目的诗篇，乃是他的生命与历史相随而饱经忧患的结晶，是浸透着他个人的辛酸血泪的。后代有些诗人虽然也关注社会政治问题，但往往有意于史，所以他们的诗作难以像杜诗一样引起我们的感动。
当然，杜甫的诗歌不尽是同当日的政治、社会问题相关联的，也下完全是忧愤之作。他的作品题材其实很广泛，尤其描绘山水风光自然景物的诗篇，在他的集子中占了很大比例。杜甫一生到过很多地方，吟咏美好的山川风光，为他多难的生活增添了许多乐趣。像西南一带的景色，很多是因为有了杜甫的诗才开始为世人所知。有时，杜甫也会忘怀一切地沉浸在自然界种种细微的变化中，写出诸如“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水槛遣心》）、“云掩初弦月，香传小树花”（《遣意》）那样一类情味悠闲的诗句。毕竟，生活是多彩的，作为诗人，无论如何也不会失去对优美事物的兴趣。
三、杜甫诗歌的艺术成就
杜甫是一位富有创造性的诗人。比较而言，李白的诗天然涌发、飘逸而不可摹仿；杜甫的诗则千锤百炼、苦心经营，可以为人典则。就这一点来说，杜诗对后人的影响比李白要大。
杜甫的诗歌类型众多、风格也富于变化。其原因主要有二：一是杜甫的诗歌应用范围极广。他不仅用诗歌来叙事抒情，还用来写人物传记和自传、书信、游记、政论、诗文评，几乎无所不能。不过这也带来部分诗歌偏向于理性化的问题。
二是杜甫对前代诗歌的态度比较宽容，主张“转益多师”而不轻易否定。比如对南朝诗，杜甫虽亦有所批评，但却不曾像李白那样大言“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古风》之一）。他对庾信、何逊、阴铿等众多六朝作家，都能诚心地肯定和汲取其长处，从而丰富了自身的创作。这一点元稹在为杜甫写的墓志铭中曾强调地指出。
杜甫善于运用各种诗歌体式。他的五、七言律诗和五、七言古体诗，在唐代都是第一流的。七言绝句虽不如李白、王昌龄那样杰出，但也有自成一家的特色。只有五绝，数量较少，成就亦稍为逊色。在杜甫的诗歌中，有几种类型特别具有独创性，也最能够代表他对中国诗史的贡献，我们分别加以介绍。
一类是用五言古体形式写成的自叙性的诗篇，《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北征》是其中最著名的代表作。这类诗大都篇幅较长，往往是融写景、叙事、抒情、议论于一体，能够表达相当复杂的内容。如《北征》诗长达七百字，叙述作者自凤翔至鄜州探家的一路经历和所见所思，沿途的景物、战乱的疮痕、对国家命运的忧虑、对个人遭遇的感慨、与家人重聚的情形等多方面内容交织在一起，情绪起伏变化，充分表现了杜甫当时复杂的心理。这类诗是从辞赋体变化而来的，带有明显的散文成份。宋代诗歌有“以文为诗”的倾向，显然受到杜甫这一类作品的影响。但在杜甫诗中由于感情浓郁厚重，仍有足够的力量支撑如此长篇，而不致失去诗的特性。
一类是以《兵车行》、《丽人行》、“三吏”、“三别”为代表的既有七言古体、又有五言古体的叙事诗。这一类诗实际是古代乐府民歌的流变，但杜甫打破惯例，不用乐府古题而“即事名篇”（根据所叙事实命名），这样就更能够反映现实，更富于生活气息。这一创造，直接导引了中唐以元稹、白居易为首的“新乐府”运动。从叙事艺术来看，这些诗善于描绘人物形象，尤其是运用对话来表现人物个性，在中国古代叙事诗的发展过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再有一类是七律。杜甫在这方面的成就，对中国诗歌艺术作出了巨大贡献。在杜甫以前，七律多用于宫廷应制唱和，这类诗内容贫乏，其语言亦平缓无力，而在这以外，佳作也为数不多。到了杜甫，不但在声律上把七律推向成熟，更重要的是充分发展了这一诗歌形式所蕴涵的可能性。七律同五律一样，是固定的诗型。但杜甫利用它比五律稍大的篇幅，使之能包含相当大的容量；在语言节奏方面，虽然七律每句只比五律多二字，但经过杜甫的精心调节，却可以产生多种多样的变化。于是，七律成为一种既工丽严整，又开合动荡，具有独特的艺术表现力的诗型。试看他的名作《秋兴八首》之一：
玉露凋伤枫树林，巫山巫峡气萧森。江间波浪兼天涌，塞上风云接地阴。丛菊两开他日泪，孤舟一系故园心。寒衣处处催刀尺，白帝城高急暮砧。
诗写巫峡的秋声秋色，美丽而萧瑟，壮阔而阴郁，以此衬托出孤独的诗人形象。整首诗既有力度，又非常精致，给人以丰富的感受。而有时候，杜甫为了追求特殊的效果，又把古体诗的句式、音调锤进律诗，人们称之为“拗律”。如《白帝城最高楼》：
城尖径仄旌旆愁，独立缥缈之飞楼。峡坼云霾龙虎卧，江清日抱鼋鼍游。扶桑西枝对断石，弱水东影随长流。杖藜叹世者谁子？泣血迸空回白头。
在这首诗中，第二句和第七句语法完整，不避虚词、代词，都是古体诗的散文化句式（通常律诗的句子比较紧缩）。尤其第七句是上五下二的节奏，在第五字“者”处形成很强的停顿，然后引出悲怆而有力的末句。从声律来说，这首诗每一句第五字的平仄都和律诗规定的平仄相反；而且对仗的三、四句和五、六句，句尾都是三仄声对三平声，起伏感很强，具有古风的特征。这样，作者打破了律诗固有的平衡、和谐，于拗折中求得独特的韵味，借以表达自己不平静的心情。这种借声调和句法的拗折来抒发某种特殊情绪的手段，后来在宋诗人黄庭坚那里被广泛运用。
杜甫对于诗歌的语言非常重视，他毫不隐讳地宣称：“语不惊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他的努力，也确实取得了惊人的成就。可以说，杜甫把中国古典诗歌语言的表现力，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
杜诗语言的功力，表现为两种不同的情况。一是句式、词汇并不特别，但由于写得准确有力，而给人以强烈的感受。如《羌村》中“妻孥怪我在”，读起来是很平常的句子，但它刻画出妻子见丈夫仍在人世、刹那间竟感到奇怪的神情，成为惊心动魄的一笔。又如《江亭王阆州筵饯钱遂州》中“老畏歌声断，愁随舞曲长”，也不是很特别的句子，却很充分地写出了诗人观赏歌舞时潦倒愁闷的心情。另一种情况就是用不寻常的语言和修辞手法，造成新鲜的、能够激活读者心理感受的形象。譬如杜甫的写景诗句，常把表示色彩的字放在开头，然后用一个动词引入实物，像“青惜峰峦过，黄知橘柚来”（《放船》），“碧知湖外草，红见海东云”（《晴》），“绿垂风折笋，红绽雨肥梅”（《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等。这样写来，既醒目又能表现出情感的流动。古人炼字，有“诗眼”之说，即一句诗中有一个字特别警醒，使全句皆活。杜甫这方面的长处尤其为人钦服，赞为一字之下，后人无法更易。像“风起春灯乱，江鸣夜雨悬”（《船下夔州郭宿雨湿不得上岸别王二十判官》）的“乱”和“悬”，“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旅夜书怀》）的“垂”与“涌”，“万姓疮痍合，群山嗜欲肥”（《送卢十四弟侍御护韦尚书灵榇归上都二十四韵》）的“合”与“肥”等，不胜枚举。至若《秋兴》中“丛菊两开他日泪，孤舟一系故园心”，动词“开”和“系”都关联两项事物，更是精巧绝伦。
杜甫诗歌的艺术风格多种多样，最具有特征性的、也是杜甫自己提出并为历来评论者所公认的，是“沉郁顿挫”（《进雕赋表》）。所谓“沉郁”，主要表现为意境开阔壮大、感情深沉苍凉；所谓“顿挫”，主要表现为语言和韵律屈折有力，而不是平滑流利或任情奔放。形成这种特点的根本原因，是杜甫诗歌所要表达的人生情感非常强烈，而同时这种情感又受到理性的节制。他的思虑常常很复杂、心情常常很矛盾，所以他需要找到恰当和适度的表达方法。这样，使得诗中的情感之流成为有力度而受控制的涌动。
杜甫是一位集大成和承前启后的诗人，清代叶燮《原诗》中说：“杜甫之诗，包源流，综正变。自甫以前，如汉魏之浑朴古雅，六朝之藻丽秾纤、澹远韶秀，甫诗无一不备。然出于甫，皆甫之诗，无一字句为前人之诗也。自甫以后，在唐如韩愈、李贺之奇奡，刘禹锡、杜牧之雄杰，刘长卿之流利，温庭筠、李商隐之轻艳，以至宋、金、元、明之诗家，称巨擘者，无虑数十百人，各自炫奇翻异，而甫无一不为之开先。”这样说，不无夸张之处，但杜甫善于总结前人经验和善于创造，而开启了后代众多诗家、诗派，却是无疑的事实。
和杜甫同时、作品也注重反映社会情况的诗人是元结。但他的文学成就远不能与杜甫相比，他对诗的看法也很有些偏颇。在这里我们对他作一简单的介绍。
元结（719—772）字次山，洛阳（今属河南）人，天宝十二载（753）进士，曾任山南东道节度参谋、道州刺史。有《元次山文集》。乾元三年（760），元结在他所编的《箧中集》前写了一篇序，尖锐批评了当时诗人在内容上“指咏时物，会谐丝竹，与歌儿舞女生污惑之声于私堂”，在形式上“拘限声病，喜尚形似”，要求诗歌归于“雅正”；过了五年，在《刘侍御月夜宴会诗序》中他又感慨道：
文章道丧盖久矣！时之作者，烦杂过多，歌儿舞女，且相喜爱，系之风雅，谁道是邪？
那么，他所谓的“雅正”是什么呢？按他自己的说法，就是要能“救时劝俗”（《文编序》），能使“上感于上，下化于下”（《系乐府序》），“极帝王理乱之道，系古人规讽之流”（《二风诗论》）。换句话说，就是首先要把诗歌当成政治奏疏、劝世文、国策文论来写而不是当作艺术作品来写。虽然这种文学观念的提出有特定的时代背景和政治需要，但是他把文学的实用功能强调到极端，不仅轻视了文学的独立价值，而且会造成忽略诗歌语言、形象、韵律等艺术要素的缺陷，在他所选《箧中集》的二十四首诗歌中就有这种倾向，在元结本人的诗歌创作中也有这种倾向。
《舂陵行》、《贼退示官吏》是元结的两首代表作。《舂陵行》描写道州经过兵乱后衰败破敝的景象，记述百姓“朝餐是草根，暮食仍木皮。出言气欲绝，意速行步迟”，并表示自己宁可接受上司处责，也不忍心再在这些处境艰辛的人民身上搜括钱粮；《贼退示官吏》则劝告道州官吏，“城小贼不屠，人贫伤可怜”，不要再在这些百姓身上横征暴敛，并以诘难的口吻写道：“使臣将王命，岂不如贼焉？”在这两首诗里，显示了元结同情百姓的人格，所以杜甫也称赞他“道州忧黎庶，词气浩纵横”，并感叹说：“知民疾苦，得结辈十数公，落落然参错天下为邦伯，万物吐气，天下小安可待矣。”（《同元使君舂陵行》）
但包括这两首诗在内，元结诗歌在艺术上是粗糙的。因为在他看来，诗的社会功能高于一切，只要表达了合适的内容，诗就达到了自身的目的。因此，他的诗语言显得草率，似乎没怎么仔细斟酌。像《宿洄溪翁宅》的“吾羡老翁居处幽，吾爱老翁无所求。时俗是非何足道，得似老翁吾即休”，《与党侍御》的“今将问茂宗，茂宗欲何辞。若云吾无心，此来复何为”，以及《瀼溪邻里》、《喻瀼溪乡旧游》等，都缺乏节奏感和精美的形象，质木无文，像押韵的散文而不像诗。倒是一些仿民歌，如《欸乃曲五首》等，还饶有情趣、俗而不鄙。举其二为例：
湘江二月春水平，满月和风宜夜行。唱桡欲过平阳戍，守吏相呼问姓名。
元结这种极力强调诗歌在政治上的实用功能的理论在当时似乎并未引起太大的注意，但它确实代表了一种动向。后来白居易等人的诗歌理论，就是沿着这一方向的。
第二节 大历、贞元间诗人
“安史之乱”刚刚过去，留下的是满目疮痍，四野萧条。
也正是在这段时期，王维、李白、杜甫等大诗人相继去世，活动在唐代宗大历年间、唐德宗贞元年间的诗坛上的，是较年轻的刘长卿、顾况、韦应物及被称为“大历十才子”的一批诗人。他们中大多数人是在富庶风流的盛唐时代度过了青春时光，又都目睹了安史之乱及战乱之后的破败萧条。“年少逢胡乱，时平似梦中。梨园几人在，应是涕无穷”（戎昱《八月十五日》），“白发壮心死，愁看国步移。关山惨无色，亲爱忽惊离”（钱起《銮驾避狄岁寄别韩云卿》），时代盛衰变化在他们心上造成了一种强烈的失落感，使他们感到格外痛苦。一方面，在盛唐时代养成的入世热情和士大夫传统的济世救民思想，羼杂着对开元、天宝盛世的追怀之情，使他们仍然不时地关注着社会，试图在拯救社会中实现自己的抱负和理想。
像韦应物《寄畅当》的“丈夫当为国，破敌如摧山。何必事州府，坐使鬓毛斑”，钱起《送傅管记赴蜀军》的“勤君用却龙泉剑，莫负平生国士恩”，都表现了这种心情。他们内心中也不时地迸发出一些激情与豪气，像戎昱《上湖南崔中丞》的“千金未必能移性，一诺从来许杀身”，钱起《送崔校书从军》的“宁唯玉剑报知己，更有龙韬佐师律”等等，均属此类。但另一方面，痛苦的现实和士大夫独善其身的观念以及软弱的性格，又使诗人在痛苦之余转向了自身，他们的所谓“日夕开真经，言忘心更默”（钱起《东陵药堂寄张道士》），“莫问生涯事，只应持钓竿”（郎士元《长安逢故人》），都是希望在这纷乱的现世中寻找一片宁静的绿地，在失望的心境中寻找一种新的心理平衡。
后一方面是这一时期文人士大夫的主流思潮，因此，佛、道两教的影响便日益在诗人心中加深。正如《新唐书·五行志》所说，天宝以后，士人们多寄情于江湖僧寺。因为佛、道两教在这个时代都特别提倡一种清净、高雅、淡泊的生活情趣与远离尘世、洁身自好、颐养天年的生活态度，而静谧的寺观多坐落在幽深的山水环境之中，这一切都吻合于文人此时希望摆脱人世烦恼的心境。所以韦应物说自己是“道心淡泊对流水，生事萧疏空掩门”（《寓居沣上精舍寄于张二舍人》），顾况则说自己是“野人本自不求名，欲向山中过一生”（《题明霞台》），耿湋更表示“愿向空门里，修持比画龙”（《晚秋宿裴员外寺院》）。这种时代风尚和人生情趣又影响着他们的审美情趣。大历、贞元时期，大量的诗歌都表现了一种审美上带有共通性的趋向，即通过描述自然山水的恬静、幽远、清冷甚至荒寂以表现对人生的感叹及个人内心的惆怅。
刘长卿（？—约790）字文房，郡望河间（今属河北），籍贯宣城（今属安徽）。进士及第后曾任海盐令，但不久便贬官到南巴（今广东境内），北归后任监察御史、检校祠部员外郎等职，但不久又一次被诬陷贪赃，再贬睦州司马，直到德宗时才又任随州刺史。据独孤及《送长洲刘少府贬南巴使牒留洪州序》说，刘长卿性格傲岸梗直，所以常被诬谤，屡遭贬谪，身世坎坷。有《刘随州集》。
也许正因为身世坎坷，他诗里常常流露出一种痛苦与彷徨，如《感怀》所写“愁中卜命看周易，梦里招魂读楚词”；
对于同样被贬谪的汉代文学家贾谊，他往往有同病相怜之情，并常引以自况，如“绛老更能经几岁，贾生何事又三年”（《岁日见新历因寄都官裴郎中》），“寂寂江山摇落处，怜君何事到天涯”（《长沙过贾谊宅》）等等。同时，他目睹了安史之乱前后社会的盛衰巨变，心头也因此留下了深深的痛苦，在他的《奉使至申州伤经陷没》中写道：“废戍山烟出，荒田野火行。”《穆陵关北逢人归渔阳》中也写道：“处处蓬蒿遍，归人掩泪看。”特别是被后人称为“中唐妙唱”的《送李录事兄归襄邓》一诗中，他更借送人之际，写下了这样沉痛的诗句：
十年多难与君同，几处移家逐转蓬。白首相逢征战后，青春已过乱离中。行人杳杳看西月，归马萧萧向北风。汉水楚云千万里，天涯此别恨无穷。
个人身世坎坷加上时代变乱的痛苦，使刘长卿常常陷入一种消沉的情绪之中。他在社会中找不到实现自我理想的希望，便只能哀吟自己的不幸，抒写人生的惆怅；在他的诗里，叹息年华早逝、人老头白的句子比比皆是。而这消沉又使他转过身来靠近佛教，期望在佛教的境界中求得心灵的安慰。他与著名诗僧皎然、灵澈交往很深，在与这些诗僧唱和应酬的诗作中，他曾一而再、再而三地表示“傥许栖林下，甘成白首翁”（《登思禅寺上方题修竹茂林》），“如今渐欲生黄发，愿脱头冠与白云”（《酬灵澈公相招》）。因此，他的诗中散溢的不是青春活力和生活热情，不是高扬远举的气势，而是一种衰飒凄凉的哀愁。他有一篇《小鸟篇上裴尹》，正可以和李白的《大鹏赋》等相比较，诗中以小鸟自况，说：
藩篱小鸟何甚微，翩翩日夕空此飞。只缘六翮不自致，长似孤云无所依。……独立虽轻燕雀群，孤飞还惧鹰鹯搏。自怜天上青云路，吊影徘徊独愁暮。
这里早已没有了扶摇直上九万里的大鹏气概，剩下的只是一个满怀绝望与痛苦的弱小生灵的哀叹。虽然他的诗中常出现平和冲远、淡泊宁静的意境，但其背后掩藏着的其实仍是内心的失落与彷徨，因而他的诗往往以寒水、夕阳、雪夜、荒村等意象与寂寂、杳杳、寥寥等语词来呈现荒疏萧瑟之景与悲凉哀愁之情。所以，明人胡应麟《诗薮》屡以刘与钱起相提并论，称他们的诗“气骨顿衰”。
但是，刘长卿在诗歌的创作技巧上却有独到之处。对事业、理想、社会的失望反而使他贴近了自然，对山水景物有了更细致的观察与体验，对表现这些内容的语言技巧有了更准确与成熟的理解，所以他的笔下有不少很有艺术魅力的诗篇。如五绝中的《送灵澈上人》：
苍苍竹林寺，杳杳钟声晚。荷笠带夕阳，青山独归远。
写来清雅淡远，在看似平常的诗句中蕴含了不尽的余意。又如《逢雪宿芙蓉山主人》：
日暮苍山远，天寒白屋贫。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
二十个字中色彩、音声、自然景观浑然一体，极为简练地勾勒了一幅荒村雪夜归人的图画，并烘托出了一种茫茫然无着落的惆怅感受。意脉流贯而又有变化，时间由日暮而入夜，空间由远山、近屋、门外到门内，二十个字安排得既精巧又不着斧斫之痕。他曾自许为“五言长城”（见权德舆《秦刘唱和诗序》），的确，他有不少五言律绝写得很出色。他非常注意锤炼字句，尤其善于捕捉精巧贴切的自然意象，并选择富于色彩、音声效果的动词或形容词把它们连缀成一句或一联，所以他的诗中多有佳句，如“苍山隐暮雪，白鸟没寒流”（《题魏万成江亭》），“山开斜照在，石浅乱流难”（《却归睦州至七里滩下作》）；他还善于摆落意象之间的系连词，使之直接缀合，赢得更大的联想空间，如“寒渚一孤雁，夕阳千万山”（《秋杪江亭有作》）“乱声沙上石，倒影云中树”（《湘中纪行》之十《横龙渡》），在语言的精炼和意象的富赡上，颇有些南朝谢灵运、谢朓的味道。
不过，把刘长卿的众多诗篇放在一起读，就会发现单调重复的缺陷，正如中唐高仲武《中兴间气集》所批评的那样：
“大抵十首以上，语意稍同。”如“华发”、“夕照”之类的意象，“青”、“白”之类的色彩，屡见不鲜。这恐怕不仅是“思锐才窄”（高仲武语）的问题，而更多是由于生活面过于狭窄、视野不够开阔的缘故。
与刘长卿诗风相近的，是号称“大历十才子”的一批诗人。所谓“大历十才子”，众说不一，比较可靠的，是《新唐书·卢纶传》所说的十人①，即钱起、卢纶、吉中孚、韩翃，司空曙、苗发、崔峒、耿湋、夏侯审、李端。在这里，我们再加上郎士元、皇甫冉、皇甫曾，把他们当作大历、贞元年间诗风相近的一派诗人来一齐介绍。
①今人论大历十才子，多以唐人姚合《极玄集》注所载为最早。然保存此书原貌的汲古阁影宋钞本并无注，通行本的注语实为后人所加。
总的说来，这批诗人的诗歌有两大特点。第一，内容比较单一，多是借自然山水表现个人内心的感受。他们虽然也写过一些气格豪迈、风骨遒劲的诗（如韩翃《送孙泼赴云中》、钱起《送傅管记赴蜀军》、卢纶《和张仆射塞下曲》等），但他们自己并不曾真正去边塞从军，仗剑跃马，而是喜欢参禅访道，在自然山水中寻求心灵的平静，使痛苦消融。因此，他们诗歌的感情基调是低沉、伤感的，既很少迸发向外进取的勇气，也不是发出绝望的呼号。他们习惯于在山水溪石间寻觅宁静、恬和的气氛来表现自我的心境，像“野竹通溪冷，秋泉入户鸣”（钱起《宿洞口馆》），“云树楚山暮，沙汀白露深”（郎士元《送长沙韦明府》），“孤灯寒照雨，湿竹暗浮烟”（司空曙《云阳馆与韩绅宿别》），“山晚云初雪，汀寒月照霜”（皇甫冉《途中送权三兄弟》）等等，所写那种幽深静谧的感觉，与盛唐诗歌明朗高扬而广阔的气象已大不相同了。第二，艺术上有一种向六朝（尤其是二谢）诗风回归的趋向。这批诗人大都推崇谢灵运、谢朓，在他们的诗中常常有这样的表示，如“芙蓉洗清露，愿比谢公诗”（钱起《奉和王相公秋日戏赠元校书》），“愿同词赋客，得兴谢家深”（卢纶《题李沅林园》），“君到新林江口泊，吟诗应赏谢玄晖”（韩翃《送客还江东》），“若出敬亭山下作，何人敢和谢玄晖”（耿湋《贺李观察祷河神降雨》）等。他们推重二谢，是因为二谢诗中那些描写自然山水的句子清丽秀美、精巧典雅，而他们学习二谢，也正在于词语的修饰和形式的精美。如通过精心选择意象之间有联缀意义的动词、形容词（即“诗眼”），使诗的意象富有色彩、音声甚至温度的感觉，并且与心理感受吻合，烘托了全句的气氛，像“蝉声静空馆，雨色隔秋原”（郎士元《送钱拾遗归兼寄刘校书》），“孤灯寒照雨，湿竹暗浮烟”（司空曙《云阳馆与韩绅宿别》），“静”、“隔”、“寒”、“暗”都用得极好，没有深切的体验和细腻的观察是不行的；有的诗句则纯以名词性意象拼合，让景观并列在读者眼前，由读者自行组合，这就使诗的内蕴容量和联想空间扩大了，如司空曙《喜外弟卢纶见宿》中的名句“雨中黄叶树，灯下白头人”，就很有艺术感染力。但这种对文字形式的过分讲究，又带来了内容单薄与全诗缺乏整体感的缺陷，使他们的诗尤其是他们最喜爱与擅长的五律，常常首尾两联粗糙乏味，而中间两联虽然清丽，却与上下似乎没有多大关系。
与刘长卿、大历十才子同时的诗人中，顾况是一个较有特点的人物。顾况（？—806以后）字逋翁，海盐（今属浙江）人，至德二载（757）进士，曾任节度判官、著作佐郎。
他性格傲岸，“不能慕顺，为众所排”（皇甫湜《顾况诗集序》），“虽王公之贵与之交者，必戏侮之”（《旧唐书·顾况传》），所以被贬饶州司户参军，晚年定居茅山，自号华阳真逸。有《华阳集》。
顾况写过一些关心民间疾苦、反映社会现实的诗歌，如颇有仿古意味的《上古之什补亡训传十三章》，其中像《囝》一首反映了闽中奴隶的苦难。但这并不是顾况诗歌的主流，他创作的诗歌更多地是抒发自己对生活的主观感受。由于他生性傲慢倔强，屡遭排挤，心境是很痛苦的。在《悲歌》之一中，他曾以升天天隔、渡水无桥、上山路险、汲水井遥四个比喻来形容自己的悲哀；在《行路难》中也曾痛苦地叹息“一生肝胆向人尽，相识不如不相识”。但他却不像刘长卿、大历十才子那样，把痛苦压抑在心中自己化解，在山水的陶醉中逐渐赢得心灵平静。他深受道教神鬼之说的影响，所以往往借上天入地、出神入鬼的想象来抒发自己的人生感慨，寄托自己的人生理想，正如綦毋诚说他的“游仙便作诗”（《同韦夏卿送顾况归茅山》）。因此他的诗有些继承了楚辞与游仙诗的传统，往往在虚幻怪诞的境界与跳跃动荡的语言中抒发自己的感受。
顾况个性豪放不羁，又善画解乐，才气横溢，这使他走上以才气作诗的道路；他又善于学习，一方面吸取前代诗人气势开张、高扬蹈厉的风格和六朝密丽精致的修辞，一方面又吸收了江南民歌（包括巫觋的迎神送神曲）的自然清新、格式多变的语言风格，再加上游仙诗的神异色彩，在诗中，尤其是古体歌行中形成了自己的特色。首先，他的诗想象丰富奇特。如《龙宫操》写江河泛滥，会使“龙王宫中水不足”；
《梁广画花歌》写画中花之美，竟令天上仙女看了画想要嫁给梁广；《范山人画山水歌》写自己看画时，画中山恍惚变成了真山，自己站在山前，却又是“梦绕山川身不行”。在这种想象力的作用下，他诗中的意象也呈现为奇异的面貌，如瀑布是“火雷劈山珠喷日”（《庐山瀑布歌送李顾》），琵琶声是“鬼神知妙欲收响，阴风切切四面来”（《刘禅奴弹琵琶歌》），弹筝声，则想象成“赤鲤露鬐鬣”、“白猿臂拓颊”（《郑女弹筝歌》）。特别是《苔藓山歌》，普通的苔藓，竟被描绘为：
一如白云飞出壁，二如飞雨岩前滴，三如腾虎欲咆哮，四如懒龙遭霹雳。
其次，顾况的诗句式伸缩灵活，节奏变化多端。他的歌行有不少杂言，如《瑶草春》是三言、五言、七言交错叠出，《范山人画山水歌》则三、七、六、四言均有；《同裴观察东湖望山歌》或一句中自为韵，或句数不等地换韵，给人以曲折跳动的节奏感，而《李供奉弹箜篌歌》则句式不断变化，韵脚也不断变化，传神地描绘了“乐府国手”弹奏箜篌时的奇妙效果。这些长短错落的句式、流动变化的韵脚和活泼跳跃的节奏，使他的诗歌开阖萦回、变幻莫测，富于音乐感和冲击力。再次，他常采用俚俗的口语入诗，像《古仙坛》中“远山谁放烧，疑是坛边醮。仙人错下山，拍手坛边笑”，《杜秀才画立走水牛歌》中“昆仑儿，骑白象，时时锁着狮子项”，“八十老婆拍手笑，妒他织女嫁牵牛”等等，都明白如话，在当时，这些清新活泼的通俗诗语也确实别具一格。
顾况的诗在大历、贞元间与众不同，气势开张，语言独特，给人以奇异的印象，所以稍后的皇甫湜在《顾况诗集序》里说他的诗是“出天心，穿月胁，意外惊人语，非寻常所能及。”这启迪了中唐元和时期唐诗第二个高潮中的一些诗人去开拓新的境界。
在大历、贞元间的诗坛上，韦应物也是一个重要诗人。
韦应物（约737—约791），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曾任左司郎中、江州刺史、苏州刺史。有《韦苏州集》。与顾况、刘长卿不同，他出身贵族，一生仕途也比较顺利，所以，虽然他也受佛道思想影响，仰慕一种淡泊脱俗、远离尘世的生活，但他毕竟身居高官，生活优越，传统价值观念还比较坚定，也比较注意自己的社会角色和社会责任。因此，他还是写了一些关心国家安危、社会治乱及下层百性疾苦的诗篇。
如《睢阳感怀》歌颂张巡在安史之乱中坚守睢阳的忠义精神，《广德中洛阳作》斥责官军残害百姓的暴行，《始至郡》同情江州百姓遭饥荒而流离的痛苦，《夏冰歌》揭露王公贵族的奢侈等等。在《采玉行》中还写到：
官府征白丁，言采蓝溪玉。绝岭夜无家，深榛雨中宿。独妇饷粮还，哀哀舍南哭。
同情采玉人的遭遇，写得真切感人。而当他批评官吏的时候，又常常把自己摆进去接受良心的谴责，如“甿税况重叠，公门极熬煎（《答崔都水》），“开卷不及顾，沉埋案牍间。兵凶久相践，徭赋岂得闲？”（《高陵书情寄三原卢少府》）都显示了一个诗人的正义感和责任感。
但是，身为官吏的韦应物又该怎么办呢？他自称“日夕思自退”即想要归隐山林，可是又说“不能林下去，只恋府廷恩”（《示从子河南尉班》）。其实真正的原因恐怕是官爵、俸禄不是那么容易舍弃。所以他就在官府里隐逸，在案牍公文之间做做田园山林之梦。他的《赠琮公》一诗说，他案牍盈前，却能和山僧一样，“出处似殊致，喧静两皆禅”。据《唐国史补》记载，他“鲜食寡欲，所至焚香扫地而坐”，常与僧道论道参禅，或与诗人唱酬应和，这成为他的一种自我心理平衡的方法。所以，他常常要在诗里写隐逸、写田园、写山林，表现自己对淡泊悠闲人生的向往。他不仅在人格上要“等陶”、“慕陶”即向陶渊明看齐，而且作诗也要“效陶体”，因而他的诗里很有一些类似陶渊明以白描手法写的田园诗，如《观田家》、《种瓜》等。以《种瓜》为例：
率性方卤莽，理生尤自疏。今年学种瓜，园圃多荒芜。众草同雨露，新苗独翳如。直以春窘迫，过时不得锄。田家笑枉费，日夕转空虚。信非吾侪事，且读古人书。
在语言的清新、朴素、质直上有些陶诗的风味。但是，韦应物毕竟不像陶渊明那样心头充满了对乡村生活的真挚热爱和对官场生活的深切厌恶，因此诗中缺乏一种对田园的亲切感，“信非吾侪事，且读古人书”说明他并没有把田园生活看作是他的理想与归宿，因此写来总不如陶渊明诗那么自然、真切，有真正的乡土田园气息。
韦应物诗有陶渊明的清新朴素，也有谢灵运、谢朓的精巧华美，在他的诗中常常可以看到经过精心修饰、具有明丽典雅的色彩美、音乐美的秀句，如“寒雨暗深更，流萤度高阁”（《寺居独夜寄崔主簿》），“绿阴生昼静，孤花表春余”（《游开元精舍》），“雨歇林光变，塘绿鸟声幽”（《月晦忆去年》），“疏松映岚晚，春池含苔绿”（《题郑弘宪侍御遗爱草堂》）。这些诗句选择了自然山水中最能引起人们美感的景色构成意象，巧妙地运用富于色彩感、动感的动词、形容词来组织联缀，镶嵌成一幅幅色调鲜明和谐的图画，并根据诗人主观心境的变化而渲染上不同的情感色彩。但他并不像大历十才子等人那样才思窘迫，而过多地依赖语言和形式的精巧来组织诗句。他对大自然的观察、体验比大历十才子深入细致得多，能够以很高的审美能力、鉴赏水平为基础运用语言技巧，因而写出了不少浑然一体、情景交融、篇句俱佳的诗歌，如下面两首：
今朝郡斋冷，忽念山中客。涧底束荆薪，归来煮白石。欲持一瓢酒，远慰风雨夕。落叶满空山，何处寻行迹？（《寄全椒山中道士》）
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滁州西涧》这两首诗都是用了简淡自然却又是精细锤炼过的语言，来表述或是孤高峻洁或是清幽空寂的人生情怀，表现出韦应物的独特的风格。司空图所谓的“澄淡精致”（《与李生论诗书》），是对韦氏诗的比较准确的评价。具体说来，韦诗在意境上追求恬淡澄明、自然秀丽，在意脉上追求连贯流畅，在遣词用字上注意锤炼推敲，可以说较好地结合了陶渊明与二谢之长而自成一格。在某种意义上说，他与王维较为相近，但他的那种意在脱俗的清峻格调，又不同于王维的出于禅理的空灵。
此外，韦应物的一些歌行体诗如《王母歌》、《夏冰歌》、《鸢夺巢》以及古风《杂体五首》等，又与顾况那种奇特峭丽的风格很相近，这些诗对后世也有一定影响，如《王母歌》，就令人不禁想到李贺的“遥望齐州九点烟，一泓海水杯中泻”（《梦天》），“王母桃花千遍红，彭祖巫咸几回死”（《浩歌》）。只是在他全部的诗歌创作中，这些并不是主流。
中唐大历、贞元年间，相对来说是唐代诗史上的低潮期，这个时期没有出现大诗人，诗歌的一般成就不是很突出。但是应该看到，这一时期的诗歌创作仍有值得注意的地方，它和元和年间新的诗歌高潮的出现有内在的关联。有些现象在当时并不突出，如以俚语俗词入诗，发挥奇异想象，以及有意识地广泛吸收自《诗经》、楚辞以来的各种前代风格等，对元和间的诗有着启迪意义。所以，代表元和年代诗歌主要成就的创作，像韩愈、李贺奇崛瑰丽的歌行，元稹、白居易平易流畅的乐府，刘禹锡、柳宗元充满情趣的民歌体和清峻明丽的七律，大体都能在大历、贞元诗人那里找到某种联系。还有，这一时期带有程式化的五言律诗虽说弊病不少，但在追求清丽而精巧的语言风格方面，还是有一定成就的。后来姚合、贾岛的更为圆熟工稳、精雕细琢的五律，就是对此的继承发展。文学的长河毕竟是前后相续的，只是有时狭窄，有时宽阔而已。
第三节 孟郊、韩愈及其周围的诗人
人们常以“奇崛险怪“来评价韩愈及其周围诗人的诗风。
其实，这些诗人风格并不完全一致，之所以可以这样笼统地评价，是因为他们都在艺术上创新求异，采用了过去不常用的内容、句式、意象入诗的缘故。赵翼《瓯北诗话》认为，至韩愈时，“李、杜已在前，纵极力变化，终不能再辟一径”，故只能求之奇险。这样说并不全面，还应当注意的是：第一，大历、贞元时代诗歌内容单一、意象重复、形式圆熟、气格变狭的趋向从反面促进了诗风变革求新；第二，在唐诗经过长期发展并已取得极大成就以后，新一代的诗人们又开始注意到更广泛地从前代诗歌传统中吸取营养，避熟就生，以寻求变革的途径；第三，这时开始盛行的“联句”之风、写长诗之风，也促成了一种争奇斗巧、旁搜穷讨、花样翻新的习气。
在联句中，为了押同韵，就必然要用僻字生字；在长诗中，为了不重复，就需要发掘人所未道的新意象。所以应该说，这一群诗人是在正反两面从大历、贞元诗风中得到启发，广泛吸取古代诗歌营养，发掘新的形式、语言、意境，从而创立自己的新风格的。
孟郊（751—814）是这群诗人中较为年长的一个。他字东野，武康（今浙江德清）人，早年屡次参加科举而不得中，直到四十六岁才进士及第，又过了四年才当上一个小小的溧阳尉，元和初年又当过河南水陆转运从事、试协律郎，元和九年得暴疾而死。有《孟东野诗集》。
人们曾把孟郊与韩愈并称“韩孟诗派”，主要是因为他们都尚古好奇，多写古体诗。但孟郊所作，多为句式短截的五言古体，用语刻琢而不尚华丽，擅长寓奇特于古拙，如韩愈所谓“横空盘硬语，妥帖力排奡”（《荐士》）。而韩愈的七言古体最具特色，气势雄放而怪奇瑰丽。他们的诗都很有力度，但韩愈的力度是奔放的，孟郊的力度则是内敛的。他更多地学习了汉魏六朝五言古诗的传统，正如李翱所说，“郊为五言诗，自汉李都尉（陵）、苏属国（武）及建安诸子、南朝二谢，郊能兼其体而有之”（《荐所知于徐州张仆射书》）。因此，与大历、贞元诗人相比，他更接近汉、魏风骨；而与他之后的韩愈、李贺相比，则又较多地保留了大历、贞元诗风的痕迹。
这并不是说孟郊只是一味模仿汉魏六朝诗风，在学习古代诗歌艺术的同时，他又有自己鲜明的特色。
在内容上，孟郊的诗超出了大历、贞元时代那些狭窄的题材范围。固然，他的诗的主旋律是中下层文士对穷愁困苦的怨怼情绪，这是他屡试不第、仕途艰辛、中年丧子等生活遭遇决定的；但他还是能透过个人的命运看到一些更广阔的社会生活，并以诗来反映这些生活。其中有的揭露、针砭了社会上人际关系中的丑恶现象，有的则尖锐地揭示了贫富之间的不平等。如《寒地百姓吟》以“高堂捶钟饮，到晓闻烹炮”与“霜吹破四壁，苦痛不可逃”两相对照，《织妇辞》描写了织妇“如何织绔素，自着蓝缕衣”的反常现象。他写这种诗常有很深刻的心理体验，如《寒地百姓吟》中“寒者愿为蛾，烧死彼华膏”之句，实非泛泛纪述民间疾苦者可比。应该说，在杜甫之后，孟郊又一次用诗歌深入地揭露了社会中贫富不均、苦乐悬殊的矛盾。孟郊还有一些诗描写了平凡的人伦之爱，如《结爱》写夫妻之爱，《杏殇》写父子之爱，《游子吟》写母子之爱，这些题材已经在很长时间内被诗人们忽视了。其中《游子吟》是一首真挚深沉、感人至深的小诗：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在艺术手法上，孟郊的诗歌中出现了大历、贞元诗歌所没有、在这以前也不曾有过的新特点，即韩愈《贞曜先生墓志铭》中所说的“钩章棘句，搯擢胃肾“式的险奇艰涩。这一方面与他刻意求工，精思苦吟有关，另一方面与他心情郁闷、情绪低沉有关。在《夜感自遣》中，他说自己“夜学晓不休，苦吟鬼神愁。如何不自闲，心与身为仇”。苦苦地写诗，就必然要道人所未道，刻意寻求新词句，用过去诗中少见的僻字险韵与生冷意象；而心理的压抑、不平，使得他所追求的新的语言表现多带有冷涩、荒寞、枯槁的色彩和意味，从而尽可能把内心的愁哀刻划得入骨和惊耸人心，如：
老虫干铁鸣，惊兽孤玉咆（《秋怀十五首》之十二）；
病骨可剸物，酸呻亦成文。瘦攒如此枯，壮落随西曛（同上之五）；
冷露滴梦破，峭风梳骨寒。席上印病文，肠中转愁盘（同上之二）；
蜿蜒相缠掣，荦确亦回旋。黑草濯铁发，白苔浮冰钱（《石淙十首》之四）；
劲飙刷幽视，怒水慑余湍（同上之十）。
在这些诗中，他精心选用了“剸”、“梳”、“印”、“刷”等令人感到透骨钻心的动词与“峭风”、“老虫”、“病骨”、“铁发”、“怒水”、“劲飙”、“黑草”、“冰钱”等感觉上属于暗、冷、枯、硬的意象相配，构成了一组组险怪、生硬、艰涩的句子，传达了他心中难言的愤懑愁苦。对于孟郊的诗风，历来的评价相去甚远。如韩愈、李翱固然对他褒扬有加，而后世如元好问却称之为“诗囚”（《论诗三十首》），苏轼更将其诗譬喻为外壳坚硬而嚼之无味的“空螯”（《读孟郊诗》）。但平心而论，孟郊诗的语言独创性是无可否认的。宋人许顗《彦周诗话》谓其“能杀缚事实，与意义合，最难能之”，就是对他能以强有力的语言改造客观事物的形态以表现自我的心理表示赞赏，这确非易事。
当然，孟郊也有平易朴素、自然流畅的诗作，但这些诗作在当时并不太引人注目（尽管《游子吟》等诗在后世被广泛传诵），倒是上述风格的诗作，在内容上、语言上都显示了元和年间诗歌创作的新变化、新特点。
好奇尚险的诗风在韩愈手中有了进一步发展并蔚为风气。
韩愈（768—824）字退之，河阳（今河南孟县）人，郡望昌黎，自称昌黎韩愈，所以后人又称他为韩昌黎。贞元八年（792）中进士后，过了四年才被宣武节度使任命为观察推官，贞元十八年（802）授四门博士，历迁监察御史，因上书言关中灾情被贬为阳山（今属广东）县令，元和初任江陵府法曹参军，国子监博士，后随宰相裴度平淮西之乱，迁刑部侍郎，又因上表谏宪宗迎佛骨被贬潮州刺史，穆宗时，任国子监祭酒，兵部、吏部侍郎等。有《昌黎先生集》。
在中唐，韩愈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文学家。一方面他有大量杰出的诗文作品，另一方面，他作为文坛诗坛的领袖，广交文友，提携奖掖，不遗余力，在他周围聚集了不少志趣相投，风格相近的文人。他不仅大力称赞比他年长的孟郊，还奖拔比他年轻的贾岛，又鼓励李贺这位天才诗人，并为他因避父讳而不得参加科举而大声疾呼；此外，他还与皇甫湜、卢仝、樊宗师、刘叉、李翱等有密切交往。这样，他与他周围的这些文人便形成了一个文学集团，并以他本人为主将，掀起了一个很有影响的新诗潮。
韩愈诗歌的特点之一，用晚唐诗论家司空图的话说，就是“驱驾气势，若掀雷挟电，奋腾于天地之间”（《题柳柳州集后》），简单地说，就是以气势见长。大历、贞元以来，诗人局限于抒写个人狭小的伤感与惆怅，他们笔下的自然景物也多染上了这种情感色彩；他们观察细致、体验入微，但想象力不足，气势单薄。而韩愈的诗则以宏大的气魄、丰富的想象，改变了诗坛上的这种纤巧卑弱现象。他的诗大都气势磅礴，如《南山诗》扫描终南山的全貌，春夏秋冬、外势内景，连用五十一个“或”字，把终南山写得奇伟雄壮，气象万千。《卢郎中云夫寄示送盘谷子诗两章歌以和之》中有四句写瀑布：
是时新晴天井溢，谁把长剑倚太行。冲风吹破落天外，飞雨白日洒洛阳。
把一处瀑布想象得如横空出世，颇有李白《望庐山瀑布》的意味，而力度则有以过之。又如《忽忽》写对于人生幻变的感受，“安得长翮大翼如云生我身，乘风振奋出六合”，竟然也把这种平常流于哀愁的情绪写得雄壮悲怆。《陆浑山火和皇甫湜用其韵》描绘一场山火：
……天跳地踔颠乾坤，赫赫上照穷崖垠，截然高周烧四垣，神焦鬼烂无逃门。三光驰隳不复暾，虎熊麋猪逮猴猿，水龙鼍龟鱼与鼋，鸦鸱雕鹰雉鹄鹍，燖炰煨爊孰飞奔，祝融告休酌卑尊。……
写得奇奇怪怪，气势逼人。韩愈在写诗时，有意采用了汉赋的铺陈手法，博喻的排比句式和游仙诗的超越现实的想象，在诗中烘托出一种浓烈的气氛和强大的力度。
韩愈诗歌的特点之二，是有意避开前代的烂熟套数，语言和意象力求奇特、新颖，甚至不避生涩拗口、突兀怪诞。如《永贞行》中“狐鸣枭噪”、“晹睒跳踉”、“火齐磊落”、“盅虫群飞”、“雄虺毒螫”《送无本师归范阳》中“众鬼囚大幽”、“鲸鹏相摩窣”、“奸穷怪变得”这一类描写，以及“夬夬”、“訚訚”、“兀兀”、“喁喁”等叠字，都有些匪夷所思，光怪陆离；过去人们认为可怖的（如“鬼”、“妖”、“阴风”、“毒螫”）、丑陋的（如腹疼肚泄、打呼噜、牙齿脱落）、惨淡的（如荒蛮、死亡、黑暗）事物和景象，在韩愈手里都成了诗的素材，甚至主要以这一类素材构造诗的意境，这无疑引起了诗歌的变革。
韩愈诗歌的特点之三，是把过去逐渐变得规范整齐、追求节奏和谐、句式工稳的诗歌外在形式加以破坏，使之松动变形。他常常把散文、骈赋的句法引进诗歌，使诗句可长可短、跌宕跳跃、变化多端。像《忽忽》采用十一、六、十一、七、三、七、七的句式，开头就是一句“忽忽乎余未知生之为乐也，愿脱去而无因”完全是散文的句法，却又给人以一声发自肺腑的叹息似的震撼。又如《南山诗》连用五十多个“或”和“若”，如“或连若相从，或蹙若相斗，或妥若弭伏，或竦若惊雊”，在五言古诗中开创了赋体式的长篇排比句法，构成满目琳琅、多姿多彩的风景图。再如《寄卢仝》、《谁氏子》等，则大量在诗句中羼用散文的虚词，如“破屋数间而已矣”、“忽此来告良有以”、“放纵是谁之过欤”、“不从而诛未晚耳”等等，使诗的平稳和谐节奏与意脉发生了曲折变化，令人感到惊讶、陌生，也令人感到新奇而注目。
对韩诗历来也有不同评价，贬斥者说它“虽健美富赡，然终不是诗”（《冷斋夜话》引沈括语），赞扬者说它“曲尽其妙”（欧阳修《六一诗话》），都有各自的道理。公正地说，韩愈无疑是唐代、也是中国古代一个有独特风格的大诗人。他以宏大的气势、丰富的想象、新颖的语言所写的诗歌，表现了一种过去从未曾有过的风格，虽然他着意求变，翻新出奇，但绝不是一味地在语言形式上下功夫，而是既有新的意象、新的形式，又有独特的个性与深入的体验熔铸在其中，所以他的诗常常很有韵味，也很传神，像《游青龙寺赠崔大补阙》写寺院壁画：
光华闪壁见神鬼，赫赫炎官张火伞。然云烧树火实骈，金乌下啄赪虬卵。魂翻眼倒忘处所，赤气冲融无间断。有如流传上古时，九轮照烛乾坤旱。
……
虽然写来奇奇怪怪，但也确实传达了壁画惊天地动鬼神的气势，呈露了诗人在壁画前心灵所受到的强烈震撼。又如著名的《山石》一诗，采用一般山水游记散文的叙述顺序，从行至山寺、山寺所见、夜看壁画、铺床吃饭、夜卧所闻、夜卧所见、清晨离寺一直写到下山所见，娓娓道来，让人如历其境。在这一夜到晨的所见所闻中，又选用了色彩浓淡明暗变化的若干图景，错落交叠，如“山石荦确行径微，黄昏到寺蝙蝠飞”，写出暮色苍茫中的“暗”；下两句写芭蕉与栀子花，又是暗色中的一“亮”；下写以火把观壁画，是明中有暗；而夜卧无声时“清月出岭光入扉”，又是暗中来明；“天明独去无道路，出入高下穷烟霖”，则是天色蒙蒙亮时的山岚弥漫；
而下接“山红涧碧纷烂漫”，则又豁然一明。这样，就在读者脑际留下了视感极强的连续图景。全诗流畅中见奇崛，有精心的雕琢但又显得很自然。
但是，从另一方面说，韩愈诗歌也给后世开启了弊端。一是他逞奇矜博，喜用生僻字和冷涩词，虽有其出奇制胜的效果，但过分使用则会破坏诗歌阅读的连贯性，造成整体意境的割裂支离。像《山南郑相公樊员外酬答为诗……》的“呀豁疚掊掘”《征蜀联句》的“爇堞熇歊熺，抉门呀拗阎”之类，不仅“徒聱牙馎舌，而实无意义”（赵翼《瓯北诗话》），而且也影响了后世诗人把诗当炫耀奥博的工具而忽视表达情感的功能，形成以学问为诗的陋习。二是由于他太过分地刻意求新，用一些丑恶怪诞的意象，这毕竟与人们长期养成的审美习惯相去太远，有时会引起人的厌恶感。像写拉肚子、写牙齿豁落等，又如写寒冷以“气寒鼻莫齅，血冻指不拈”（《苦寒》），写月亮以“兔入臼藏蛙缩肚，桂树枯枝女闭户”（《昼月》），想象是很奇特，但并不美，这对宋代一些诗人（如梅尧臣）也曾带来不好的影响。三是由于他有意变化句式，好发议论，以文为诗，有时便忽略了诗歌本身的韵味、格律。死守格律固然是作茧自缚，但完全不顾语言的节奏却会使诗失去音乐性的美；诗里不是不能融入哲理议论，但哲理太多，缺乏形象，则会使诗没有诗味。宋代有的诗人“以文为诗”，写得干瘪枯燥，这不能说没有韩愈的影响。
当然，韩愈的诗中也有自然流畅、平易明白的，如《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
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
但这不是韩诗的主要特色，韩愈诗歌的主要特色就是气势宏大，尚险好奇，瑰丽奇崛，在这一方面，他使唐诗乃至宋以后的诗歌发生了很大变化，正如叶燮《原诗》所说：
韩愈为唐诗之一大变，其力大，其思雄，崛起特为鼻祖。宋之苏（舜钦）、梅（尧臣）、欧（阳修）、苏（轼）、王（安石）、黄（庭坚），皆愈为之发其端。
当时，在韩愈周围有一批诗人，除了张籍与他们诗风不同外，其他如卢仝、樊宗师、皇甫湜，刘叉、贾岛、李贺等，都在诗歌语言、形式、风格上与韩愈、孟郊有一定的相同或相近之处，他们同气相求，同声相应，在当时颇有影响。其中除贾岛开晚唐之风、李贺独树一帜外，卢仝、樊宗师、皇甫湜、刘叉等人的诗都是以怪异艰涩著称的。卢仝的诗，句式参差，好像古文，而想象比喻又怪怪奇奇。如《观放鱼歌》中有“故仁人用心，刺史尽合符，昔鲁公观棠距箴，遂被孔子贬而书”等等，完全不像诗歌；《月蚀诗》想象尧帝决水沃九日，使“万国赤子鱡鱡生鱼头”，《与马异结交诗》想象女娲补天，说是“补了三日不肯归婿家，走向日中放老鸦，月里栽桂养虾蟆”，都是很怪特的。虽然卢仝有的想象颇有味，如《月蚀诗》写夜色“天色绀滑凝不流，冰光交贯寒朣胧”；有的诗句也很生动，如《白鹭鸶》写鹭鸶捕食“翘足沙头不得时，傍人不知谓闲立”，但是他更主要的是把韩愈那种以文为诗、艰深晦涩、怪异诡谲的弊病推向了极端。另一位樊宗师，则更是艰深晦涩的代表。据说他原有七百六十九篇诗作，但最后只存世一篇《蜀绵州越王楼诗》。诗还勉强可以读通，那序文古往今来几乎无人读通，更谈不上欣赏了。皇甫湜所擅长的是古文而不是诗。从他仅存的几首诗来看，《题浯溪石》、《出世篇》的文字都如散文，缺乏节奏感。刘叉的诗很像韩愈，传说他曾把《冰柱》、《雪车》呈给韩愈看，这两首诗句式就长短不一，想象也很奇特。如《冰柱》一开始就是五、七、八、五、五、四、六字句，在想象冰雪景观时，写道：
始疑玉龙下界来人世，齐向茅檐布爪牙，又疑汉高帝西方来斩蛇，人不识，谁为当风杖莫邪。
比上述几个诗人都稍好些。他在《答孟东野》中写道：“酸寒孟夫子，苦爱老叉诗，生涩有百篇，谓是琼瑶辞。”自称“生涩”，这倒是符合他的诗风的。在这些诗人中，他算是较有成就的，像下面这首《偶书》，就写得豪迈雄健而不晦涩：
日出扶桑一丈高，人间万事细如毛。野夫怒见不平处，磨损胸中万古刀。
在韩愈周围诗人中，对后世有较大影响的诗人之一是贾岛。
贾岛（779—843）字浪仙，范阳（今河北涿县）人，早年为僧，法名无本，后还俗应进士试，但一直未中。做过长江主簿、普州司仓参军等低级官职。有《长江集》。
贾岛有两个故事。一是他曾在京城骑驴苦吟，为琢磨“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中“敲”字是用“推”好还是用“敲”好，不觉冲撞了韩愈的节仗队伍。这当然是传说，却说明了贾岛爱好苦吟的习惯。在《送无可上人》诗中“独行潭底影，数息树边身”二句下，他特意作注说：“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知音若不赏，归卧故山秋。”更说明他作诗是极用心刻苦的。二是据说他屡试不中，因而写了几首愤激的讽刺诗，如《病蝉》说病蝉“拆翼犹能薄，酸吟尚极清”，但“黄雀并鸢鸟，俱怀害尔情”，对怀才不遇大发感慨并讥斥当权者不公，结果在考试时被主司指为“挠扰贡院”而逐出，并落了个举场“十恶”的坏名声（何光远《鉴戒录》）。这也是传说之事，但他一辈子很不得志却是事实，所以张籍《赠贾岛》以“拄杖傍田寻野菜，封书乞米趁朝炊”这样的诗句来描绘他的潦倒。
因此，苦吟与苦境，是形成他诗歌内容和语言特色的两大原因。
贫困不得志，使他的诗时时透出一种萧瑟之气来，悲愁苦闷之辞比比皆是。像《朝饥》叹无烟无米，《斋中》怨“所餐类病马，动影似移狱”，《下第》叹“泪落故山远，病来春草长。知音逢岂易、孤棹负三湘”，都显得很衰飒。又如《上谷旅夜》：
世难那堪恨族游，龙钟更是对穷秋。故园千里数行泪，邻杵一声终夜愁。月到寒窗空皓晶，风翻落叶更飕飀。此心不向常人说，倚识平津万户侯。
一首诗，连用了“恨”、“穷”、“泪”、“愁”和“龙钟”、“寒窗”、“落叶”、“飕飀”，给人的感觉只是一派衰飒愁闷。
另一方面，他毕竟当过和尚，当和尚就得在清寒的生活中保持空寂宁静的心灵境界，并以此为高雅，不宜过分怨怼讥讽。所以，贾岛的诗在叹息愁穷困顿之余，又不免要寻找精神的寄托与安慰，于是要借山水来顾影自怜；而这山水林泉在他悲愁的主观心境的投射观照中，也变得寂寞、衰飒与清冷。诸如“几蜩嘿凉叶，数蛩思阴壁”（《感秋》），“柴门掩寒雨，虫响出秋蔬”（《酬姚少府》），“空巢霜叶落，疏牖水萤穿”（《旅游》）。残叶枯木、孤蝉寒蛩、落日黄昏，这些意象表现了贾岛凄清的内心世界，也构成了他的诗歌的衰飒境界。当然，贾岛也有像《剑客》那样显示豪气的诗，但那是极少数。
苦吟决定了他诗歌的第二个特点，即对语言、形式的讲究。贾岛是受韩愈赏识的诗人，在这一点上他们有共通之处；
但贾岛努力的方向和韩愈不同，他有些像大历、贞元诗人，主要是在定型的格律形式内精雕细琢，尤其喜欢写五言律诗。他总是极细心地在有限的格律形式内安排最能表现内在情感与外在景色合一的意象，并精心选择具有音声、色彩、情感效果的动词或形容词，来构成对仗工巧、韵律和谐的诗句。韩愈曾称赞贾岛的诗“往往造平淡”（《送无本师归范阳》），相对韩愈一派的怪异诗风而言，可以说是如此。但严格地说，贾岛的诗还是有尖新奇巧的特点，只是锤炼得妥帖，不显得那末生硬。在他的笔下，五言律诗有了新的发展，在意象的选用、节奏的安排等方面，都不再有粗糙的成份；尤其中间对仗的两联，更成为精心锤炼的重点，总是力图写得精巧而优美。这一点，比大历、贞元诗人更高明了些。如贾岛自己感叹“两句三年得”的诗句：
独行潭底影，数息树边身。
前一句五字中写了茕茕孑立的孤独者、清澈的潭水及潭水中映出的身影，在形影相吊的意境中给人以一种寂寞感；后一句五字中则写了人的疲惫，而疲惫的孤独者倚树小憩，又在寂寞之中增添了无家可依的气氛。两句对偶工巧，经过苦思冥想而又显得比较自然。又如以“推敲“闻名的《题李凝幽居》：
闲居少邻并，草径入荒园。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过桥分野色，移石动云根。暂去还来此，幽期不负言。
全诗写来幽冷清寂。中四句的动词用得尤其精巧，颔联的“宿”与“敲”在第二字，颈联的“分”与“动”在第三字，错落开来，使节奏有了变化；而一联中一动一静、一虚一实的搭配，也使感觉有一种起伏。尤其是“敲”字的使用，不在意时会觉得平淡，但与鸟宿树上的静态相配，一静一响、一暗一明，这“敲”字就很有味道，比起“推”字来，不仅突出了夜深人静时清脆的叩门声，还暗示了对前句出现的宿鸟的惊动，更增添夜的静谧感。
苏轼曾用一个“瘦”字评价贾岛（《祭柳子玉文》）。所谓“瘦”，在形式上来说，是拘谨而不开阖；在气势上来讲，是收敛而不恣肆；在美感上来讲，是清寒而不瑰丽；在内容上来讲，是狭窄而不宽广。
说到贾岛，就应该提到姚合，他们都是中唐诗风向晚唐诗风转化中的枢纽人物，后人常以“姚贾”并称。
姚合（约775—约846），陕州（今河南陕县）人，元和十一年（816）进士，曾任武功主簿，所以人称“姚武功”，其实他后来还当过金州、杭州的刺史和秘书少监等高职。有《姚少监诗集》。
姚合编过一本《极玄集》，选了王维、祖咏及大历、贞元诗人、诗僧的一些诗，并称他们都是“诗家射雕手”。他自己的诗作也正是继承了王维、大历十才子及一些诗僧的家数，以清幽淡远的内容和精巧工细的语言及格式化的五律为特色的。如他的《闲居遣怀》十首，写的是一种闲恬的生活情趣，“优游随本性，甘被弃慵疏”（其四），“世间多少事，无事可关心”（其五），“野性多疏惰，幽栖更称情”（其八），看来仰慕的是随分安乐的情怀；《武功县中作》三十首，写的是对当官入仕的满不在乎，“微官如马足，只是在泥涂”（其三），“养生宜县僻，说品喜官微”（其二十二），看来厌恶的是世间的俗务。所以他诗中的景，多是恬淡清静的小景；笔下的人，多是闲适萧散的人，诸如“漏声林下静，萤色月中微”（《寄友人》），“秋灯照树色，寒雨落池声”（《武功县中作》其十六），“晓来山鸟散，雨过杏花稀。天远云空积，溪深水自微”（《山中述怀》）。
但是，他心里依然想着利禄爵位，满肚子牢骚，如《送王求》中说：“我身与子同，日被饥寒迫。侧望卿相门，难入坚如石。”可见他还是不能真正淡泊的。在他与贾岛的寄赠酬唱中，也你应我和，大叹苦经，如“家贫唯我并，诗好复谁知”（《寄贾岛》），“衣巾半僧施，蔬药常自拾。凛凛寝席单，翳翳灶烟湿。颓篱里人度，败壁邻灯入”（《寄贾岛浪仙》），于是，诗中常常带着一重伤感、悲愁。这种真实的伤感悲愁和极力追求的闲恬平和，映射到山水意象中，构成了姚合诗歌的两个主调。
贾岛、姚合的诗歌，已经偏离了元和时代韩愈等人力图以新气格、新意象、新形式改造诗风的主流诗潮，在内容上走向了抒发个人的孤寂凄清心境、表现闲适淡泊情趣的狭窄道路，在艺术上走向了以五言律体为主，迁就格律并且偏重中两联字句的工巧、精警、清丽的狭窄道路。这种诗风影响了晚唐甚至宋代的不少诗人。
在韩愈周围的诗人中，艺术成就最高的是李贺。
李贺（790—816）字长吉，生于福昌（今河南宜阳），是个早熟的天才，也是个不幸的诗人。《新唐书》说他“系出郑王后”，算是皇家宗室，但谱系已远，沾不上皇恩了。他父亲当过县令，而他却由于父名“晋肃”，与“进士”谐音，便不能参加进士考试，只当上个从九品的奉礼郎，二十七岁就怏怏而死。有《李长吉歌诗》。
李贺仕途不顺，但很早便在诗坛扬名。传说宪宗元和二年（807），十八岁的李贺以一首《雁门太守行》使大诗人韩愈刮目相看（见张固《幽闲鼓吹》），诗如下：
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燕脂凝夜紫。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诗中色彩瑰丽而不凝滞，气势悲壮而不衰凉，节奏沉郁而不纷乱，无怪乎韩愈一见而惊起，大为赞赏。
早熟的天赋曾使李贺心中充满浪漫的理想，《南园》诗中说：
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
可是，冷酷的现实却给他一次次打击，使李贺的理想被击得粉碎，心头充满悲凉。《赠陈商》中说：“长安有男儿，二十心已朽。《楞伽》堆案前，《楚辞》系肘后。人生有穷拙，日暮聊饮酒。只今道已塞，何必须白首。”因此，浪漫的理想和困顿的现实之间的冲突，使李贺心中充满忧郁，这种忧郁又转化为一种深沉的生命意识。人生短促，光阴易逝，乃是诗歌的一大主题，李贺羸弱多病，对这一主题便尤其敏感。怀才不遇，是诗歌的又一主题，谁的理想与现实条件之间的差距越大，谁的痛苦就越深。而人在现实中屡遭挫折之后，又会更强烈地感受到生命短促、时光易逝的悲哀。因而这生命与理想的两重主题交织在一起，构成了李贺诗的主旋律，他常把对生命与理想的忧郁和痛苦放在心中反复咀嚼，写在诗中，如《秋来》：
桐风惊心壮士苦，衰灯络纬啼寒素。谁看青简一编书，不遣花虫粉空蠹。思牵今夜肠应直，雨冷香魂吊书客。秋坟鬼唱鲍家诗，恨血千年土中碧。
这种忧郁与激愤的情绪，渗透了李贺的大部分诗歌。
李贺有时把解脱痛苦的希望寄托在虚无飘渺的神鬼世界，著名的《天上谣》、《梦天》及《瑶华乐》、《上云乐》中，都曾描绘了他心中虚构的欢乐、神奇、美丽的世界。但当他面对现实，睁开眼睛时，他更多地看到了丑恶、黑暗。这现实世界中有贪官污吏的横行暴敛、横行霸道，如《感讽五首》之一写到县官逼迫越妇纳绢；有统治者奢侈淫佚而劳动者饥寒苦辛的不平，如《老夫采玉歌》写到为统治者采玉的老人的心境与遭遇，等等。而他更多的是从自己坎坷的命运中感到世界的冷漠、残酷，他心中这个世界天昏地暗：“天迷迷，地密密。熊虺食人魂，雪霜断人骨。嗾犬狺狺相索索，舐掌偏宜佩兰客。……毒虬相视振金环，狻猊猰猘吐馋涎。”
（《公无出门》）就连山水自然也是阴森森的，他所看到的，是枯死的兰花芙蓉，是衰老的鱼马兔鸦，是残败的虹霓露珠，是朽腐的桐桂竹柏。“老景沉重无惊飞，堕红残萼暗参差”，“离宫散萤天似水，竹黄池冷芙蓉死”（《河南府试十二月乐词》）。
所以在他诗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青年诗人在命运面前的痛苦心灵。从个人命运出发，感受、体验和对抗自然与社会对人的压抑，是李贺诗的主要内容。
与韩愈一样，李贺是最富于想象力的，但两者之间又有明显不同。韩愈的想象光怪陆离，富丽华瞻，但以人力追求的痕迹很明显，而李贺的想象，更近于一种病态的天才的幻想，是常人的思维很难进入的。正如杜牧所说，“鲸吸鳌掷，牛鬼蛇神，不足为其虚荒诞幻也”（《李长吉歌诗叙》），这种奇异乃至荒诞的想象就构成了李贺诗的第一个艺术特点。在他的诗中，曾想象时间是一种太阳的飞光，而太阳是衔烛龙拉着奔跑的，把龙杀死，时间就会凝固（《苦昼短》）；而太阳是一个透明的玻璃体，敲起来会发出玻璃声（《秦王饮酒》）；月亮像个车轮，轧过露珠遍布的草地会发出雾蒙蒙的柔光（《梦天》）；他还能想象铜铸的人与驼会流泪，泪水像铅汁般沉重（《金铜仙人辞汉歌》及《铜驼悲》）；瘦马的骨是铜的，敲一敲会发出金属声（《马诗》）；鬼魂能点灯，而这灯则是漆般的光亮（《南山田中行》）；而从箜篌声他能联想到昆山玉碎、凤凰鸣叫、芙蓉泣露、石破天惊，感觉这乐声能使空山凝云、江娥悲泣、老鱼跳波、瘦蛟飞舞（《李凭箜篌引》）。
也与韩愈一样，李贺极注意语言、意象的新颖，这是他的诗歌艺术的第二个特点。据说他作诗呕心沥血，他母亲因此而叹息说：“是儿要当呕出心乃已尔！”（李商隐《李长吉小传》）但同样是辞必己出，决不蹈袭前人，韩愈多用古字、生僻字，李贺则用不寻常的组合来取得特殊效果；韩愈诗的意象给人以力量的震撼，李贺则给人以心理的刺激。抑郁、痛苦的心境，使李贺搜寻新颖意象时，多偏重于枯寂幽僻的一类，“老”、“死”、“瘦”、“枯”、“硬”这种语汇是他常用的。
然而李贺又是一个生命欲望极其强烈的诗人，他并不喜欢纯粹的空寂落寞，而是在荒凉中追寻斑斓的色彩，在死寂中表现生命的活动。于是，浓暗与艳丽、衰残与惊耸、幽冷与华美，共同构成了李贺诗歌意象的特殊美感。如“百年老鸮成木魅，笑声碧火巢中起”（《神弦曲》），“白狐向月号山风，秋寒扫云留碧空”（《溪晚凉》），这样的句子在李贺诗中比比皆是。再录一首完整的《南山田中行》为例：
秋野明，秋风白，塘水漻漻虫啧啧。云根苔藓山上石，冷红泣露娇啼色。荒畦九月稻叉牙，蛰萤低飞陇径斜。石脉水流泉滴沙，鬼灯如漆点松花。
这种丰富奇特的想象与意象构成了李贺诗的主要素材，而李贺又以飘忽不定，跳跃跌宕的思路把它们串在一起。构思的跳跃性极大，是李贺诗歌艺术的第三个特点。常人的思路是连续而有脉络可寻的，而李贺诗却呈现出奇特的艺术思维特征。他的诗中意绪变化无端，时而低沉，时而亢奋，忽而上天，忽而入地，反差格外大。如《河南府试十二月乐词·二月》，前七句写仲春二月，花开草长，燕语喃呢，津头舞女长裙飘飞，末两句却转为凄厉之调：“津头送别唱流水，酒客背寒南山死”。《天上谣》前十句写天上之乐，末两句突然一声长叹，又回到地上：“东指羲和能走马，海尘新生石山下。”虚幻的乐被现实的悲一下子打得烟消云散。再如《浩歌》，第一、二句写山谷平、海水移，第三、四句转写在王母桃花千度开落间，即使神仙也足够死上几回，五、六句又转来写人间游乐、风光明媚，第七到十句写筝人劝酒，说人未生时哪里知道此身为何物，不必借酒浇愁，人生本来就没有定数，第十一、十二句写慧眼识英雄的平原君令人怀想不已，十三、十四句再感叹时光流驶，人生易老，最后两句又转而高昂，勉励自己不要烦恼、不要蹉跎岁月，一事无成。两句两句之间似断似连，跳跃跌宕，但整首诗又呈现出一种心境，即感叹岁华变迁、哀怨人生不得意和希冀能实现理想这双重主题在心中矛盾地扭结着。这种跳跃拼合的方式与贯穿流畅的方式比起来，更有一番风味。
以上三个特点又可以归结为一个总的特点，即李贺的诗较前人更注重表现内心的情绪、感觉乃至幻觉，而忽视客观事物的固有特征和理性逻辑，打乱了人们所习惯的思维程式。
由此，他给中国诗歌开辟了一种新的境界。当然，李贺的诗也有其缺陷，一是有些诗写得晦涩零乱，令人捉摸不清它的内涵；二是由于诗人往往沉湎在个人狭窄、扭曲的心境中，诗歌情绪因此显得低沉阴暗，缺乏昂扬向上的精神力量。
从贞元后期孟郊、韩愈在诗坛上掀起新诗潮起，到大和年间，韩愈及其周围的诗人从诗的语言、内容、风格、体式等各方面进行创新，使中唐诗坛呈现了百花齐放的繁荣局面。
但唐帝国的繁盛时代一去不复返了，这一群诗人又大多遭遇坎坷，在社会中感受到沉重的压抑，他们的心态、情感往往显得扭曲甚至是变态。他们的诗在表现个人内心世界方面是丰富而敏感的，却不可能再具有盛唐诗歌那种自然、开朗、宏放、刚健的气象。在语言与形式的创新上，他们走的是矫激的偏锋，有意立异，从险怪、瑰奇、生涩等方向上变旧求新，这既丰富了中国古典诗歌的艺术传统，也留下了一系列弊病，这尤其表现在以文为诗、以学问为诗的倾向上。但不管怎样说，这些诗人（特别是韩愈和李贺）所显示出的对于艺术独创性的热烈追求和他们的创造才能，是首先值得肯定的。
元和九年（814），孟郊去世，十一年（816），李贺去世，长庆四年（824），韩愈去世，大和年间，卢仝、皇甫湜也相继去世，只有贾岛、姚合一直活到了会昌、大中年间，而韩愈所领导的新诗潮，也就逐渐蜕变，被晚唐诗风所取代。
第四节 元稹、白居易与新题乐府诗
大致与韩愈、孟郊等人同时，有一批诗人在另一个不同的方向上也掀起了一股新诗潮。其显著特点，是以乐府——
特别是新题乐府的形式，来反映社会问题，针砭政治弊端，以期达到实际的社会效果。同时在艺术表现上，这群诗人也大多努力以平易浅切的语言、自然流畅的意脉来增加诗歌的可读性（这一特点恰好与韩、孟一派诗人相背反）。他们中包括张籍、王建、元稹、白居易、李绅等人。以前人们曾把这一新诗潮称为“新乐府运动”。
早在安史之乱前后，杜甫就曾以乐府风格的诗篇针砭现实，《兵车行》、《丽人行》等摆脱古题，“即事名篇”（元稹《乐府古题序》），其实已经是一种新题乐府，只不过“新乐府”的观念没有被明确提出。大历、贞元年间，顾况也写过一些运用俚俗语言反映现实社会问题的诗篇。从贞元末至元和初，张籍、王建、元稹、白居易、李绅诸人先后步入仕途。
他们作为新进官员，具有较高的政治热情和积极表现自己的愿望，而元和初宪宗颇思振作，这也给他们带来一种兴奋。因此，他们彼此唱和，相互呼应，热情地以诗歌形式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反映各种严峻的社会问题，企图把诗歌作为有力的政治工具来使用。诸人中，张、王最早从事这一类型的写作，而“新乐府”概念的形成，则始于李绅的《乐府新题》二十首。其诗已佚，但从尚可知道的诗题来看，其内容特点是清楚的。李绅的创作引起元稹、白居易的热烈响应，并由他们——尤其是白居易，把新乐府的创作推向高潮，白氏的《新乐府》五十首，成为这一新诗潮的代表作。这一诗潮的高峰期为元和四年（809）前后，为时不很长。
除了新题乐府，这群诗人当然还写过很多其他类型的诗作，各有不同的成就。
张籍（约766—约830）字文昌，苏州（今属江苏）人，贞元十五年（799）进士，曾任水部郎中、国子司业。有《张司业集》。他为人热情诚恳，交游很广，与以韩愈为首的诗人群体和以白居易为代表的诗人群体都有密切的关系。正如他自称的“学诗为众体”（《祭退之》），他既写有像《城南》这样颇似孟、韩的作品，也写有《宿江店》、《霅溪西亭晚望》这样近似大历十才子诗风的作品，也写有《野老歌》、《废宅行》这样反映现实、通俗晓畅的乐府诗。
白居易《读张籍古乐府》称赞张籍“尤工乐府诗，举代少其伦”。他的乐府诗题材很广泛，有的描写了下层百姓的困苦生活，尤其是官府的赋税过重所造成的压迫，如《野老歌》写贫困老翁所种的粮食“输入官仓化为土”，只好“岁暮锄犁傍空室，呼儿登山收橡食”；《促促词》写贫穷人家的男子成年在外奔波，女子“自执吴绡输税钱”，夫妇不能团圆；
《山头鹿》则写道：
山头鹿，角芟芟，尾促促。贫儿多租输不足，夫死未葬儿在狱。早日熬熬蒸野冈，禾黍不收无狱粮。县家唯忧少军食，谁能令尔无死伤。
也有写战争给百姓所带来的痛苦的，如《董逃行》描述了战争中“重岩为屋橡为食、丁男夜行候消息”的紧张状况；《征妇怨》描述了战争后“万里无人收白骨，家家城下招魂葬”的凄惨景象；《凉州词》更指斥“边将皆承主恩泽，无人解道取凉州”，表达了民众渴求安定统一的愿望。此外，张籍乐府诗还写了一些民间日常生活的题材，如《白鼍鸣》写人们久旱之中终于盼来降雨的情景：
天欲雨，有东风，南溪白鼍鸣窟中。六月人家井无水，夜闻鼍声人尽起。
而《江南行》则描写了江南各种具有显著地方特点的风土人情，宛如一幅民俗画卷。
读张籍的乐府，很容易感受到其中一部分作品的民歌风味，像《长塘湖》、《云童行》、《白鼍鸣》都宛如民谣，《山头鹿》、《春水曲》的开头起兴也很像民歌，而《春别曲》：
长江春水绿堪染，莲叶出水大如钱。江头橘树君自种，那不长系木兰船。
则完全仿民歌写成，十分生动有趣、轻松自然。此外，在他的乐府中也很容易感受到平实通俗的语言风格，看不到什么生涩难通的词句，也看不到什么深奥难解的典故，平平道来，语意贯通，流畅明白，就连他的五言律诗，也受到这种语言风格的影响，写得轻快而不生涩，如：
渔家在江口，潮水入柴扉。行客欲投宿，主人犹来归。竹深村路远，月出钓船稀。遥见寻沙岸，春风动草衣。（《夜到渔家》）
王建字仲初，许州（今河南许昌）人，与张籍是朋友，年岁相仿，经历也大体相同，曾任县丞、县尉等低级官职，后任陕州司马。有《王司马集》。他的诗风与张籍相似，乐府诗也常针砭现实，反映民生疾苦，如《水运行》写官府运粮船队“西江运船立红帜，万棹千帆绕江水”，而农民却“去年六月无稻苗，已说水乡人饿死”；《当窗织》写贫女辛勤纺织，“水寒手涩丝脆断，续来续去心肠急”，而到头还得先输官府，余下的又得给婆婆，自己不能穿上新衣；《田家行》写农民种麦养蚕，都被官府拿走，心里痛苦万分还得感到侥幸，因为可以免得卖牛抵租；《海人谣》则写道：
海人无家海里住，采珠役象为岁赋，恶波横天山塞路，未央宫中常满库。
在这些尖锐地指责官府与朝廷盘剥百姓的诗歌中，表现了诗人的正义感与同情心。
王建也有以俗语民歌入诗的趋向，如《园果》：“雨中梨果病，每树无数个。小儿出户看，一半鸟啄破。”浑如儿歌；
《祝鹊》：“神鹊神鹊好言语，行人早回多利赂。我今庭中栽好树，与汝作巢当报汝。”则有如口语；《古谣》：“一东一西陇头水，一聚一散天边霞，一来一去道上客，一颠一倒池中麻。”
则完全是从民间谣谚中脱化而来。此外，像《神树词》、《田家留客》及绝句《江陵道中》、《雨中寄东溪韦处士》，也都有民歌那种通脱流利、自然明快的风味。
王建的乐府诗与张籍相比，在语言的通俗平易和结构的流贯上都很相似，但张籍的诗在节奏变换上显得要轻快圆转些，常常采取若干句换韵和视角叠变的方式使人读来富有变化感，而王建的乐府诗则善于在平直朴素的叙述之后加上一两句看似平常的句子使意蕴加深，在不动声色中突出主题。如《当窗织》写贫女织布辛苦，后面加上一句“当窗却羡青楼倡，十指不动衣盈箱”，以织布贫女羡慕本身是沦于不幸的娼女，突出地呈现了贫女痛苦的心境。
另外，王建还以写宫女生活的《宫词一百首》著名。这些诗写得小巧清丽，对宫中奢华生活颇多渲染，有几篇较好的，能够给人以较深的感想，如下面一首：
教遍宫娥唱尽词，暗中头白没人知。楼中日日歌声好，不问从初学阿谁。
张籍、王建的诗歌在元稹、白居易之前就已表现了诗坛上不同于大历、贞元诗风的又一新变化，后来他们又成为以元、白为代表的新诗潮的重要成员。张、王之不同于元、白，在于他们没有提出鲜明的理论主张，其创作沿用乐府古题的也比较多，关涉现实政治的尖锐性还不那么突出，因此所谓“新乐府”的特征尚未得到凸现。这一新诗潮要到元稹、白居易创作出大量新题乐府诗，并提出诗要“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白居易《新乐府序》）的纲领时，才算真正形成。但也正是因为他们不以一种鲜明的理论为指导，故其乐府创作的内容较为宽泛，而不仅仅是政治性的。元、白一方面以鲜明的理论和关涉政治的尖锐性推进了新诗潮的高涨，而且以白居易而言，其创作成就也显然高于张、王，但他们的诗受政治理念的影响也更为显著了。
元稹（779—831）字微之，河南（今河南洛阳）人，十五岁以明经擢第，元和元年（806）登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第一名，授左拾遗，历仕监察御史，因触怒宦官被贬。元和十年（815）回京不久又被外任通州司马，后召回。自此仕途顺达，长庆二年，曾短时期任宰相（工部尚书同平章事）。以后又任过浙东观察使、尚书左丞、武昌军节度使等高职，五十三岁时死于任上。有《元氏长庆集》。
元和四年（809），元稹看到李绅所作的“乐府新题”二十首，觉得“雅有所谓，不虚为文”，所以深有感触，便选了其中特别与现实弊病有关的诗题创作了《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其中，《上阳白发人》写民间女子被囚禁深宫，空耗青春年华；《华原磐》以两种乐器的对比，暗指君主不辨正声邪声，而小人佞言媚上，导致天下大乱；《五弦弹》借五弦比五贤，希望君王征召贤人，调理五常；《西凉伎》写边陲的繁荣与衰败变化，指斥“连城边将但高会”，却不能安定边疆的现象；《法曲》写安史之乱前后习俗变化，痛惜雅正习俗的消失……。可以看出，元稹的乐府诗是针对现实政治而写的，他所涉及的面很广，但内容庞杂，既有对安史之乱以来社会变迁的反思，有对百姓疾苦的同情，也有儒家礼乐治国思想和大汉族主义。它反映了士大夫对国家命运的忧患意识，而这种意识又同儒家所谓“正礼作乐而天下治”、规劝君主以整顿伦理纲常为治国之本的思想密切相联。由于这是从理念出发来写的诗，所以在艺术上很粗糙，议论多而缺乏形象，语言也较夸饰浮靡，不够简洁生动。倒是此后所写的另一些乐府诗，还显得稍为深入，如《竹部》反映了伐竹人历经艰辛却因官家赋税而忍受饥饿的生活，《织妇词》记述了劳动妇女因为有纺织手艺反而被限制不准嫁人、不能享受人伦之乐的悲惨情景，以“羡他虫豸解缘天，能向虚空结罗网”这样绝望的呼号写出了她们的痛苦心境。这些诗，虽然仍是出于政治理念，但多少有些真实感受，语言也还简洁明快。
元稹一方面在理念上肯定杜甫式的“直道当时语”（《酬李甫见赠十首》之三），肯定诗歌要“刺美见事“（《乐府古题序》），但另一方面在更多的创作中，却并不能遵照这种原则。他早年因诗传唱宫中而被宫中人称为“元才子”（《旧唐书》本传），这大抵是些艳丽的小诗，如白居易所称赞的那样，“声声丽曲敲寒玉，句句妍辞缀色丝”（《酬微之》）。这类诗其实才是元稹真正爱好和费心创作的，所以在情感表达的细腻、意象色彩的明丽上很有特色。而且元稹受大历、贞元诗风影响较深，如作于少年时的《清都夜景》和后来的《月临花》、《红芍药》等，都运用了细腻的语言技巧来表现内心细微婉约的情感。以《落月》为例：
落月沉余影，阴渠流暗光。蚊声霭窗户，萤火绕屋梁。飞幌翠云薄，新荷清露香，不吟复不寐，竟夕池水傍。
另如《春晓》：“半欲天明半未明，醉闻花气睡闻莺。狋儿撼起钟声动，二十年前晓寺情。”把诗人在朦胧的回忆中心旌摇荡的情怀刻画得十分感人。而元稹最为人称道的是悼亡诗，写得情深思远、哀婉动人。如《遣悲怀》三首之一：
谢公最小偏怜女，自嫁黔娄百事乖。顾我无衣搜荩箧，泥他沽酒拔金钗。野蔬充膳甘长藿，落叶添薪仰古槐。今日俸钱过十万，与君营奠复营斋。
在上述体制较短的小诗外，元稹还写了不少长篇排律。他素有此好，十六岁时所写的《代曲江老人百韵》，即长达千字，在与白居易等结为好友后，互相唱酬，争奇竞巧，更写了不少这种长律，动辄百韵，少也三十韵。这是为写诗而写诗，一味铺陈排比，是最没有诗意的押韵文字。可是，在《酬乐天余思不尽加为六韵之作》中，元稹却不无自矜地注道：“乐天曾寄予千字律诗数首，予皆次用本韵酬和，后来遂以成风耳。”
因为这种诗可以显示博学强记、显示铺排的本领，所以在当时颇有影响，造成了一种玩弄文字游戏的风气。其实，这种诗在艺术上还比不上那首二十字的《行宫》：“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
艳丽而浅近的小诗和铺张排纂的长律，在元和时风靡一时，被称为“元和体”诗。元稹自己曾说过，前者是自己“屡为小碎篇章，以自吟畅”，想从律诗中找到一种“思深语近，韵律调新，属对无差，而风情宛然”的诗歌境界，后者则是与白居易“戏排旧韵，别创新词”，“欲以难相挑耳”（《上令狐相公诗启》）。但前者虽有些佳作，却不能说达到了目标，后者本来就没有真正诗歌意义上的目标。后来，元稹在仕途上一帆风顺，政治上日趋保守，虽也写下不少闲适诗篇，但大多只是谈佛言道，排遣个人情怀，表现一下自己的高雅与清旷而已。
比起元稹，白居易对新题乐府诗下的功夫要大得多，影响也大得多。一方面，他对诗歌创作有一套系统的看法，另一方面，他的新乐府不仅反映的社会生活面更广，在内容上表现得更深入，而且在语言上也形成了独特的平易浅切、自然生动的风格。因此，在这一诗潮中，他无疑是最重要的代表人物。
白居易（772—846）字乐天，下邽（今陕西渭南）人。他少年时代是在战乱中度过的，十二、三岁便离乡到越中避乱。
德宗贞元十六年（800），他考中进士，贞元十八年应拔萃科考试，被授秘书省校书郎，与元稹一道开始了仕宦生涯。
元和元年（806），在应制举时，白居易曾和元稹闭门思考现实社会的种种问题，写下了七十五篇“对策”，这些后来被编为《策林》的政治短论，涉及了当时社会各方面问题，其中如反对横征暴敛，主张节财开源，禁止土地兼并，批评君主过奢等等，都反映了他们对社会的责任感和对政治的参与热情。这一年，他被任命为盩厔（今陕西周至）县尉，不久召回长安任翰林学士，元和三年至五年任左拾遗。
任左拾遗的三年，白居易从他的正义感和政治上的进取心出发，对时政提出了强烈的批评。他屡次上书，反对宦官掌兵权，指责皇帝的过失，又创作了包括《秦中吟》、《新乐府》五十首在内的大量政治讽谕诗，对这段在其政治与文学生涯中最有光彩的历史，直到几年以后白居易还颇为自豪。
元和五年（810），白居易任满改授京兆府户曹参军，次年因母丧而回乡守制三年，然后返长安，任左赞善大夫。这时，他的政治热情似乎开始消退，对闲适宁静生活的兴趣滋长起来了。恰恰两年后，宰相武元衡被平卢节度使李师道的刺客刺死，白居易上书请捕刺客，反而因越职言事而得罪，贬为江州司马。这一次打击，使他早年生活理念逐渐动摇，而向佛道思想靠近。他在庐山东林寺建了草堂，礼佛参禅，走向了独善其身式的闲适自娱。
此后，他又任过忠州、杭州、苏州刺史，秘书监、河南尹、太子少傅。越到晚年，他心中受佛教的浸染就越深，最后他闲居洛阳，与香山寺僧人结社，捐钱修寺，自号香山居士。七十五岁时卒于洛阳。有《白氏长庆集》。
白居易对于诗歌的见解形成于元和初年，在他与元稹“揣摩当代之事”而写成的《策林》中，就有一篇《采诗以补察时政》，系统地谈到了诗的功能与作用。首先，他指出诗是人们有感于某种事实而触发了情感的产物，所谓“人之感于事，则必动于情，然后兴于嗟叹，发于吟咏，而形于歌诗矣。”
因此他强调从诗歌中可以了解社会问题，观“国风之盛衰”、“王政之得失”，所以国君应当效法古人，建采诗之官。元和元年以后，这一理论逐渐成熟，在元和四年所作的《新乐府序》中，白居易明确地提出诗应“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他一方面要求君主“欲开壅蔽达人情，先向歌诗求讽刺”（《新乐府·采诗官》），另一方面则要求诗人在诗中反映现实问题，提出讽谏。在《读张籍古乐府》中，他通过表彰张籍来宣扬自己的观点：“风雅比兴外，未尝著空文。读君学仙诗，可讽放佚君；读君董公诗，可诲贪暴臣；读君商女诗，可感悍妇仁；读君勤齐诗，可劝薄夫敦。上可裨教化，舒之济万民。下可理情性，卷之善一身。”也就是说，诗要写得有“讽”、“感”、“劝”的实际效用。两方面综合起来是一个意思，白居易强调的是诗歌的政治与社会功能，即《与元九书》中所说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
而最终的目的，是要借此帮助国君实现良善的政治秩序与良善的社会风俗。
白居易的诗歌理论，大体上是汉儒诗说的推衍，没有多少新的创见。从其消极意义来说，他完全从对于政治与教化的作用来看待诗歌的功能，使之处于从属性和工具性的地位，而忽视了诗歌自由抒情的意义，以及它的审美功能和娱乐功能，对诗歌加上了严厉的限制。这种理论与同时期韩愈在散文领域所倡导的“古文运动”的理论，都是儒家以伦理为本位的文学观在长期受到冷淡以后在新的历史条件中的再兴；
这种理论不可避免的弊病，是引发出源于政治理念的创作。但应该说，这种理论在当时也还有它的积极意义。在此之前，普遍注重自我内心伤感、惆怅的风气，造成诗歌的格局窘狭、气势萎靡、内容单薄。白居易等人的理论呼吁诗人正视广阔的社会生活，自然有再度扩展诗歌题材的作用。在这种呼吁下，不少诗人写下了反映社会面貌和民生疾苦的诗篇，使更多的人认识到社会的弊病；而其中的一些具有真实感受的优秀之作，还表现了人对人应有的同情和友爱。
白居易最为人称道的是主要创作于元和初至元和四年的《秦中吟》及《新乐府》五十首等他标为“讽喻”一类的诗歌。
这些诗歌从总体上来说，都是作者关怀现实政治、关怀社会问题，企图对其所认为的不良现象加以纠正的产物，但具体分析，却有所不同。在一部分作品中，白居易常以儒家正统道德的维护者自居，批评他所不满的习俗败坏现象。譬如他告诫少女们不要为爱情而“淫奔”，以免遭受恶果；他指责自天宝以来，胡乐、胡舞、胡妆盛行，人心不古，连皇帝也受到了迷惑，以致雅正之乐无人问津，社会风气遭到破坏。从这里可以看出，白居易所提出的复兴唐王朝之道，包含着复古保守的成分，而这不仅是白居易个人的问题，实际也是唐代文化精神衰落的表现。而在另一部分诗中，诗人广泛涉及了社会的不公正和民众生活的艰难，具有更为积极的意义。
首先，他描述了这个时代中最尖锐的贫富不均现象和下层百姓在各种剥削勒索下艰难挣扎的悲惨状况。《重赋》中写下层民众“幼者形不蔽，老者体无温；悲喘并寒气，并入鼻中辛”，而《伤宅》所写富贵者的奢侈，恰与此形成对照：
“一堂费百万，郁郁起轻烟。洞房温且高，寒暑不能干。……
厨有臭败肉，库有贯朽钱。”《缭绫》中也以“丝细缲多女手疼，札札千声不盈尺”写出农妇的艰辛，而对照以富贵者的浪费：“汗沾粉污不再着，曳土蹋泥无惜心。”在《买花》诗中，他借一个田舍翁之口发出感叹：“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这些诗作，客观上揭露了封建社会中阶级压迫与剥削的事实。作为一种解救，诗人希望权势者能有所节制，因而他尖锐地指责那些在下层百姓的困苦之上还要加上一层困苦的贪吏、宦官。在《轻肥》中，他揭露了宦官“樽罍溢九酝，水陆罗八珍。果擘洞庭橘，脍切天池鳞”，而这时百姓却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卖炭翁》则指责宫中黄衣使者盘剥掠夺百姓，不问青红皂白抢走卖炭翁辛辛苦苦烧的一车炭；《杜陵叟》中则写长吏明知庄稼为自然灾害所毁，却仍然“急敛暴征求考课”，逼得百姓典桑卖地来抵官租，白居易愤怒地说道：
剥我身上帛，夺我口中粟，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
其次，白居易还注意到边疆无休止的战争导致千万百姓无辜丧生。著名的《新丰折臂翁》写了一位在天宝年间逃过兵役的老人，当时，宰臣“欲求恩倖立边功”，发动对南诏的战争，无数被强征去当兵的人冤死异乡，这位老人“偷将大石捶折臂”，才留得残命。诗中借老翁之口说道：
此臂折来六十年，一肢虽废一身全。至今风雨阴寒夜，直到天明痛不眠。痛不眠，终不悔，且喜老身今独在。不然当时泸水头，身死魂孤骨不收。应作云南望乡鬼，万人冢上哭呦呦。
这位命运悲惨的老人，却以欣喜口吻自庆侥幸，让人读来更觉得悲哀，同时也感受到诗人的目的不仅在记叙一桩往事，而是反映出战争带给广大人民的无穷苦难。
除了上述两大主题，白居易的乐府诗所涉及的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还有许多。他揭露了官吏昏庸无能，将帅骄横无勇，借君国之名义而饱一己之私；他批评宫中幽禁了无数宫女，要求皇帝将他们释放；他还批评求仙之虚妄，佛寺的繁多，希望君主采取措施来干预……，这些都切中了时弊。
元和年间，正是社会相对稳定，战乱稍稍平息的时候，醉生梦死的人又开始花天酒地，庸凡的人又在弹冠相庆，而白居易却挑开虚饰的面纱，暴露出这个社会的黑暗、动乱、肮脏和不合理，批评的锋芒横扫了整个社会，上至宫廷，下至官吏，这是自杜甫以来没有人做到过的。据说这些诗使“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执政柄者扼腕”，“握军要者切齿”（《与元九书》），恰恰说明它击中了社会要害，刺痛了权势者的神经，也说明白居易是有正义感和勇气的。
如果与杜甫的同类诗相比较，可以看到，在抨击现实的尖锐性方面，白居易并不比杜甫逊色。但从诗歌艺术来说，杜甫的诗大都是实际生活体验的产物，具有很强的感染力；而白居易的诗则有明确的服务于政治的目的，当这种目的与他的实际生活感受能够密切结合而蕴涵着热情时，一部分作品也写得很感人，尤其像《新丰折臂翁》等可以说是很优秀的，这种诗在元稹那里是看不到的。但也有一部分作品却和元稹的同类诗差不多，说教气味很重，读起来索然无趣。
白居易对讽谕诗的语言表现有明确的要求，他在《新乐府序》中说：
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喻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
就是说，为了达到讽喻的目的，在文字上力求做到朴素浅显，直接了当，而不追求任何含蓄、曲折，当然更反对艰深晦涩。
只有这样，才能让人容易明白并受到震撼。这种语言风格的缺陷是过于直露，有时颇为罗嗦，少了些精炼和含蓄。但一些优秀之作，则不仅通俗平易，而且意绪流畅，节奏明快，形象生动，也还是花费了艰巨的功夫的。不管怎样，在当时，它是一种新的诗歌风格，也赢得了最广泛的读者。据说，当时“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自篇章以来，未有如是流传之广者”（元稹《白氏长庆集序》）。
由于文学思想和人格上的致命弱点，白居易的新乐府创作，既在成就方面受到一定限制，也难以持续。他的诗歌理论，是把政治目的、社会功利放在第一位；所谓“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首先是“为君”而作。这不仅在写作立场上造成自我限定，而且当君主并不支持这种创作时，他也必然感到缺乏动力。而白居易又是一个性格很矛盾的士大夫，一方面深切地关心现实，富于同情心，另一方面又很爱惜自己，生一根白头发就终日惶惶然。在他初入仕途、官任左拾遗时所激起的政治热情，随着屡遭挫折而渐渐消退。元和六年他因母丧回乡后，写“讽喻诗”就少了，更多的是写旷达平和的“闲适诗”。元和十年被贬为江州司马，虽然写下了著名的《与元九书》，全面总结了自己的文学观点，但这只是对前一时期创作的再肯定，实际上此后他已经不再实行这一套文学主张。他在给一个朋友的信中说：“今且安时顺命，用遣岁月。或免罢之后，得以自由，浩然江湖，从此长往。”
（《与杨虞卿书》）这种消极的念头，使他越发地去问道参禅，排遣忧愁。元和十一年所作《岁暮》诗，也明白地表达了他此时的心情：
名宦意已矣，林泉计何如？拟近东林寺，溪边结一庐。
所以，闲适生活成了白居易后期诗歌的主要内容。
这些闲适诗对后世士大夫影响很大。这不仅因为它比较吻合中国士大夫的心理，而且因为它有明朗自然的气脉和平易流畅的语言，让人读来有亲切的感觉。白居易很推崇陶渊明，在他退居渭上时，写过《效陶潜体诗十六首》，在江州还专门去访问过陶渊明的故居。不过，虽然他的闲适诗也追求自然淡泊、悠远平和的风格，但并不像陶诗那么古朴，倒有些跳荡的明丽与亮色，也不像陶诗那么浑厚，倒有些悠长的理趣，语言也更显得浅切流畅，像《大林寺桃花》：
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
不仅写出了在山寺看见迟开桃花的惊喜，还蕴含了人间事所谓“别有一番天地”的理趣。又如《钱塘湖春行》：
孤山寺北贾亭西，水面初平云脚低。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最爱潮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
诗写得浅切平易，但五六两句中“迷”、“没”等字却是极贴切精致的，显然经过了用心锤炼。《问刘十九》是一首小诗：
“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红炉绿酒，色彩已是十分明丽，而又在欲雪的暮天里，这色彩就越发有鲜明和暖人的感觉，末一句亲切的问语，又使人在阴寒中得到一种友情的温暖。短短二十字，写来趣味十足，色彩鲜明。
在所谓“闲适诗”中，像上述几首那样写得很出色的还有一些。但类似的情怀写得太多，未免重叠复出，令人有千篇一律之感；而且有相当多写得很平庸。尤其是他总爱在诗里表白自己的淡泊高雅，哀叹自己的衰老孤独，谈论佛经的道理，实在没有什么趣味。
在讽谕、闲适之外，白居易还把自己的诗歌分出“感伤”一类，其中的《长恨歌》、《琵琶行》，代表了白居易诗歌的最高艺术成就。
《长恨歌》作于元和元年。据陈鸿的《长恨歌传》，白居易写《长恨歌》的本意是要“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这可以说也有“讽喻”的意味。而且，《新乐府》中的《李夫人》诗中，特别提到“伤心不独汉武帝，自古及今皆如斯。君不见……泰陵一掬泪，马嵬坡下念杨妃，纵令妍姿艳质化为土，此恨长在无销期”，也正是《长恨歌》创作的主观意图的一个注脚。所以，《长恨歌》从写杨贵妃入宫到安史之乱，都对君主的耽色误国和贵妃的专宠有所讽刺。但是，这一意图并没有贯穿到底。白居易在描述杨、李爱情悲剧本身时，又抱着同情态度，用了许多动人的情节和语言把这场悲剧写得缠绵悱恻，这样就出现了双重主题彼此纠缠的现象。特别是诗中对玄宗与贵妃二人生死相恋、梦魂萦绕的那种带神话色彩的反复渲染，更把前一个主题大大地冲淡了。如诗中写到杨贵妃死后，玄宗的对景伤情：
蜀江水碧蜀山青，圣主朝朝暮暮情。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
在这段之后，他又以浓重的笔调继续写玄宗回长安后的孤寂：
“夕殿萤飞思悄然，孤灯挑尽未成眠。”盼望梦中相会，却是“悠悠生死别经年，魂魄不曾来入梦”。到这里，可以说是把生死间的苦恋之情写到了极致，但下面推开一层，又写了临邛道士鸿都客为玄宗上天入地寻觅，在仙山见到了死后归仙的杨贵妃。看来似乎生死悬隔的恋人可以相会了，但又一转，杨贵妃的魂魄却不能回去，“昭阳殿里恩爱绝，蓬莱宫中日月长”。这时读者会代唐玄宗感到一种绝望，然而再一转，又是杨贵妃请道士带去当年的定情物给玄宗，并重温旧日盟誓：
“但令心似金钿坚，天上人间会相见。临别殷勤重寄词，词中有誓两心知：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这是一种深深的，又是只留下眷念而永远无法实现的情意，所以白居易在结尾处写下：
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
因而《长恨歌》留给读者的，主要不是“惩尤物”式的道德教训，而是对刻骨铭心的爱情的深深的感动。
写于元和十一年的《琵琶行》，则是一首感伤自己生平坎坷的抒情叙事诗。开头记述诗人秋夜在江州浔阳江头送客，听见江上琵琶声，于是便请弹琵琶女子相见：
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转轴拨弦三两声，未成曲调先有情。
在听了一曲琵琶之后，女子诉说了自己的身世。原来这女子与白居易一样来自京都，也有一番由繁华而凄凉的遭遇，同病相怜的白居易深有感触：“我闻琵琶已叹息，又闻此语重唧唧。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最后，沉浸在哀伤中的女子再弹一曲，声音越发凄凉悲切，而同样沉浸在伤感中的白居易听毕之后，更是泪下沾襟。
在白居易的诗歌中，这一类叙事兼抒情的感伤诗是写得最成功的一部分。首先，在叙事抒情中，他往往采用精致生动、音声色彩与气氛相和谐的意象来勾勒一个个鲜明的画面，烘托出浓重的情绪氛围。如《长恨歌》中“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用最能引起人情思的月色、夜雨、铃声，组成有声有色的伤感情景；“夕殿萤飞思悄然，孤灯挑尽未成眠。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从黄昏到凌晨，空殿萤飞、孤灯只影、钟鼓之声、耿耿星河，四种色彩、音声都给人以寂寞孤单感的意象，映衬出了玄宗彻夜不眠的苦苦情思。而《琵琶行》里，一开始就挑选了“枫叶荻花秋瑟瑟”这样的意象，以呈现怅惘伤感的氛围，接着以“江浸月”，即江水宁静地映着团团月色这样的意象，再给人以孤寂的感觉；而听了琵琶后，又以“唯见江心秋月白”这样静谧、萧瑟的意象再次呼应，烘托出凄凉寂寞的心境。其次，白居易很善于掌握节奏，他以变化的节奏把画面连缀起来，造成各种不同的气氛。如《长恨歌》写安史之乱中玄宗西迁的那一段，从“九重城阙烟尘生”到“回看血泪相和流”，画面变换急促，好像鼓点频敲，构成了紧张的叙事气氛；而写玄宗思念死去的杨贵妃的一长段，从“蜀江水碧蜀山青”，画面变换便舒缓下来，显得沉重缓慢，抒情意味便全出来了。这样的不同节奏与内容结合得十分巧妙。又如《琵琶行》描绘琵琶女的演奏，最妙的不是精巧的比喻——这种比喻在顾况、韩愈、李贺诗中也有，而是善于通过描写音乐节奏的变化来表现情绪的起伏。它开始零散，“转轴拨弦三两声，未成曲调先有情”，继而“低眉信手续续弹”，出现了舒畅的节奏。此后逐渐由慢而快，用了反复排比重叠的字句写出“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诗的用字造句与琵琶声响交映成趣。最后在一个小小的回旋跌宕之后进入了高潮：“银瓶乍破水浆迸，铁骑突出刀枪鸣。”然后这惊天动地之后又突然煞住：“曲终收拨当心划，四弦一声如裂帛。东舟西舫悄无言，唯见江心秋月白。”归于一片寂静。在这里，不仅所描写的音乐是有节奏感的，诗歌语言本身以及诗中画面的变换也都是有节奏感的。这种绝妙的处理，便造成了起伏跌宕的感人效果。此外，这类感伤诗的意脉流畅而不呆板，明晰而不晦涩，抒情叙事结合得天衣无缝，语言也很明白易懂，这些就是白居易大多数诗歌都具有的共同特色了。
以张籍、王建、元稹、白居易等人的乐府诗创作为核心的一股新诗潮，以其对社会政治问题的强烈关注，和与此相关的平易通俗的语言，突破了过去一段时期内狭隘的诗歌内容，改变了过分雕琢的诗歌语言习惯，恢复了中国古典诗歌关心社会现实和民生疾苦的优良传统，既开拓了诗歌的表现领域，也发展了新的诗歌语言。
但是，这一新诗潮过分偏激地强调诗歌的政治意义和理念化的倾向，也造成了另一方面的弊病。特别是在封建专制主义越来越严厉、个性受到的压抑越来越强烈的环境下，文人的真实感情受到来自外部与内心的双重压力，个人的理想、欲望被潜藏起来，而冠冕堂皇的儒家伦理观念便笼罩了诗歌。
白居易等人的诗在政治理念之外，还有真正为生活现实所激发的热情，后来的有些拙劣的模仿者就不免单纯或主要从理念出发，只是把诗歌当作工具，写一些毫无激情的说教文字了。
第五节 刘禹锡柳宗元
对于中唐诗人来说，如何摆脱盛唐诗风的笼罩，开创新的诗歌境界，是他们的重要课题。所以，很多诗人都在各自的角度摸索，在不同的方面创新，由此而出现了一种多元化艺术追求的趋向。以韩、孟和元、白为代表的两大新诗潮固然最为引人注目，但在此之外，还有不少具有自己独特风格、独特建树的诗人，其中比较杰出的，是刘禹锡和柳宗元。
刘禹锡（772—842）字梦得，洛阳人（今属河南），贞元九年（793）进士，贞元末任监察御史时，与柳宗元等人参与了由王叔文、王伾领导而很快宣告失败的革新活动，因此被贬为朗州司马，此后长期在外地任职。至大和二年（828）才回到长安，先后任主客郎中、集贤殿学士。此后又曾出外任苏州、汝州刺史，继而迁太子宾客。有《刘梦得文集》。
刘禹锡早年随父寓居嘉兴，常去吴兴拜访作为江南著名禅僧兼诗僧的皎然和灵澈，据其《澈上人文集纪》自述，当时他“方以两髦执笔砚，陪其吟咏，皆曰孺子可教”，这一早年经历对其后来的诗歌创作影响很深。那么，皎然、灵澈的诗歌主张是怎样的呢？皎然有《诗式》论诗，特别注意两方面，一是主张苦思锻炼，要求诗人在对词句加以精心锤炼之后复归自然，他认为这种自然才是诗的极致；二是极重视诗歌意蕴深远而气韵朗畅高扬的境界，认为“取境偏高，则一首举体便高，取境偏逸，则一首举体便逸”。而这“境”即意境来自创作主体的心境，“真思在杳冥，浮念寄形影”（《答俞校书冬夜》），即诗人主观心境与审美观照乃是最重要的。灵澈没有诗论传世，但据权德舆《送灵澈上人庐山回归沃州序》说，他“心冥空无而迹寄文字，故语甚夷易，如不出常境，而诸生思虑终不可至……知其心不待境静而静”；又说他常“拂方袍，坐轻舟，溯沿镜中，静得佳句，然后深入空寂，万虑洗然”，可见灵澈也重视在主体的静默观照中赢得意境的空灵深邃，而且语言也是追求自然的。这些见解一方面受到大历、贞元诗风影响，讲究字词锤炼，不露痕迹，一方面则来源于佛教重视“心”即主观体验感受的思想。刘禹锡深信佛教，得其中三昧，在很多年以后他还说，写诗的人应该“片言可以明百意，坐驰可以役万景”（《董氏武陵集纪》），前句即指语言的简练与含蓄，后句即指主体的观照与冥想。所以他一方面重视通过锤炼与润饰使诗歌的语言既精巧又自然，而反对多用生僻字眼，提出“为诗用僻字，须有来处……
后辈业诗，即须有据，不可率尔道也”（《刘宾客嘉话录》）；
另一方面，他又极重视主体的观照与冥想，在《秋日过鸿举法师寺院便送归江陵诗引》中他曾说：
能离欲则方寸地虚，虚而万景入；入必有所泄，乃形于词。……因定而得境，故翛然以清；由慧而遣词，故粹然以丽。
定，是排除杂念的观照，慧，是一种灵感的获得。这样写出来的诗，便能容纳更丰富的内涵，有着更深的意境。因此，刘禹锡的诗大多自然流畅、简练爽利，同时具有一种空旷开阔的时间感和空间感。像他的名句如“芳林新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波”（《乐天见示伤微之敦诗晦叔三君子皆有深分因成是诗以寄》），“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都是他对历史、人生进行沉思之后的一种感悟。这种感悟以形象出现在诗里，不仅有开阔的视界，而且有一种超时距的跨度，显示出历史、现实、未来在这里的交融。
刘禹锡的咏史诗十分为人称道。这些诗以简洁的文字、精选的意象，表现他阅尽沧桑变化之后的沉思，其中蕴涵了很深的感慨，如《西塞山怀古》、《乌衣巷》、《石头城》、《蜀先主庙》等都是名篇。
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今逢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西塞山怀古》）
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乌衣巷》）
前一首是诗人站在西塞山远眺的感慨，在他心中，是一种永恒与短暂的强烈对比：千帆竞发、铁锁沉江，无论是战降治乱、分裂统一，这一切比起默默无言的大自然来，都不过是过眼烟云，瞬间即逝。后一首则通过王谢这些士族的旧迹变为寻常百姓家的历史变迁，呈现了人们心灵深处常有的对一切繁华与高贵都会被时间洗刷净尽的叹息。
刘禹锡的山水诗，也改变了大历、贞元诗人襟幅狭小、气象萧瑟的风格，而常常是写一种超出空间实距的、半虚半实的开阔景象，如“水底远山云似雪，桥边平岸草如烟”（《和牛相公游南庄醉后寓言戏赠乐天兼见示》），“野草芳菲红锦地，游丝缭乱碧罗天”（《春日书怀寄东洛白二十二杨八二庶子》）。再如《望洞庭》：
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
在这静谧空灵的山光水色中融入了诗人的主观情感，构成了一种恬静平和的氛围。
不过，虽然刘禹锡说过“能离欲则方寸地虚”，但是他积极参与永贞革新，其实还是要在社会中实现人生理想；他的性格也比较倔强，所以尽管受佛教徒影响，他却不像后期的白居易那样，时而满足，时而颓废，诗中倒是常常表现出高扬开朗的精神。如《秋词》二首之一：“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同乐天登栖灵寺塔》：“步步相携不觉难，九层云外倚栏杆。忽然语笑半天上，无限游人举眼看。”都有一种高扬的力量。由于有了含蓄深沉的内涵、开阔疏朗的境界和高扬向上的情感，刘禹锡的诗歌便显得既清峻又明朗。
此外还应该提到他受民歌影响所写的一些诗篇。皎然、灵澈等人生活在民歌兴盛的吴地，而在禅宗看来，民歌率直自然、活泼朴素，正是语言的极致，所以他们也曾汲取民歌的特色来写诗，这无疑对刘禹锡有一定影响；刘禹锡又多次贬官南方，这也是民歌盛行的地方，所以刘禹锡常常收集民间歌谣，学习它的格调进行诗歌创作，如《白鹭儿》：
白鹭儿，最高格。毛衣新成雪不敌，众禽喧呼独凝寂。孤眠芊芊草，久立潺潺石。前山正无云，飞去入遥碧。
诗以隐喻方式写自己孤高的情怀，但用的是轻快的民歌体。还有一些完全仿照民歌的作品，如《竹枝词》、《杨柳枝词》、《堤上行》、《蹋歌词》等，都很朴素自然、清新可爱，散发着民歌那样浓郁的生活气息，以下两首尤为传神：
江南江北望烟波，入夜行人相应歌。桃叶传情竹枝怨，水流无限月明多。（《堤上行》三首之二）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岸上唱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还有晴。（《竹枝词》二首之一）
柳宗元（773—819）字子厚，河东解（今山西运城）人。
他与刘禹锡同年中进士，又一起参加永贞革新，失败后先贬永州，后贬柳州。他的遭遇比刘禹锡更不幸，一直到元和十四年，这种贬斥的厄运还没有离开他，而当唐宪宗因裴度的请求下诏召回他的时候，他却与世长辞了，年仅四十七岁。有《柳河东集》。
柳宗元留下来的诗歌仅一百多首，但历来评价很高。尤其是宋代大诗人苏轼，他曾说：“柳子厚诗在陶渊明下，韦苏州（应物）上。退之（韩愈）豪放奇险则过之，而温丽靖深不及也。所贵乎枯淡者，谓其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渊明、子厚之流是也。”（《评韩柳诗》）又说，柳宗元、韦应物的诗是“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书黄子思诗集后》）。
柳宗元诗确如苏轼所说，兼有简洁、靖深、温丽、含蓄之长，在自然、朴实的语言中蕴含了幽远的情思。尤其应当注意的是，柳诗中常常出现的是一种空旷孤寂的意境，如《中夜起望西园值月上》：
觉闻繁露坠，开户临西园。寒月上东岭，泠泠疏竹根。石泉远逾响，山鸟时一喧。倚楹遂至旦，寂寞将何言。
月是寒的，露是寒的，远处微渺的泉声和山鸟偶尔的一鸣，映衬出寒夜的清冷静寂，在寒夜中呈现了诗人所感受到的孤独与寂寞。又如著名的《江雪》：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在广袤的雪原上，没有人迹，在茫茫的天空中，没有鸟影，只有一叶孤舟载孤零零一个渔人，在雪漫漫中独自垂钓。又如《渔翁》：
渔翁夜傍西岩宿，晓汲清湘燃楚竹。烟销日出不见人，欸乃一声山水绿。回看天际下中流，岩上无心云相逐。
全诗表现的也是一种空旷悠远的感受，只是孤独感不是那么浓厚罢了。这些诗，都有幽深清远的意境，都包含了空旷孤寂的感受，又都是以经过精心锤炼而又不显得做作的语言和清丽朗洁而又平凡朴素的意象来表现的。
形成柳诗特色的原因很多，较为重要的是：第一，他与僧侣的交往。柳宗元崇信佛教由来已久，他自己曾多次说，“吾自幼好佛”（《送巽上人赴中丞叔父召序》），“余知释氏之道且久”（《永州龙兴寺西轩记》）。而他的诗大都作于被贬之后，他所贬谪的永州、柳州又是禅风极盛的地方。在永、柳二州期间，他常与禅僧往来，从禅僧那里，他接受了“乐山水而嗜闲安”、对一切都以“平常心”对待的人生哲理（《送僧浩初序》）。《巽公院五咏·禅堂》一诗中说，“涉有本非取，照空不待析。万籁俱缘生，窅然喧中寂。心境本自如，鸟飞无遗迹。”《晨诣超禅师读禅经》又说：“道人庭宇静，苔色连深竹。日出雾露余，青松如膏沐。澹然离言说，悟悦心自足。”
都表现了对超越尘世而无所滞累、空灵淡泊的心境的追求，因此，他写诗也就要努力表现这种心境。第二，永州、柳州秀丽山水的影响。十余年间，他在这种美丽而又荒疏的自然山水中生活，“傥荡其心，倡佯其形”（《对贺者》），使他对自然山水有亲切的感受；特别是在政治上受打击，心情压抑的情况下，他更感到山水对心灵的安慰。他不仅写下了许多优美清新的山水散文，也把这些山水景色融入诗中，如“梅岭寒烟藏翡翠，桂江秋水露鰅鳙”（《柳州寄丈人周韶州》），“蒹葭淅沥含秋雾，橘柚玲珑透夕阳”（《得卢衡州书因以诗寄》），“山腹雨晴添象迹，潭心日暖长蛟涎”（《岭南江行》），“山城过雨百花尽，榕叶满庭乱莺啼”（《柳州二月榕叶落尽偶题》），这些富有南方风味的自然景象给柳宗元的诗增添了一种新颖绮丽的美感。同时，这些景象在柳宗元主观心理的作用下，呈现出静谧旷远的意趣，成为构成柳诗独特意境的重要因素。
但是，柳宗元毕竟不能忘怀现实政治和自身遭遇，失败的悲愤和被贬的怨艾始终萦绕在他的心头。这种心情常常与恬静闲适的追求纠结在一起，流露在诗中，使诗在闲适中有寂寞，在恬静中有孤独，在平和中有悲伤。如《夏初雨后寻愚溪》：
悠悠雨初霁，独绕清溪曲。引杖试荒泉，解带围新竹。沉吟亦何事？寂寞固所欲。幸此息营营，啸歌静炎燠。
被称为“愚溪”的“荒泉”自具美质而不为人理解和重视，它成为诗人自况自慰的对象。所以，柳宗元说“寂寞固所欲”，自称要“息营营”、“静炎燠，心里却是一腔无可奈何、只得如此的苦衷。又如《南涧中题》这首被誉为“平淡有天工”（曾吉甫《笔墨闲录》）的诗，却以“孤生易为感，失路少所宜。索寞竟何事，徘徊只自知”呈露了他的心情。苏轼说这首诗“忧中有乐，乐中有忧”（《苕溪渔隐丛话》引），其实“忧”才是其中的主要情感。这种闲旷与忧郁的交织，使柳宗元的诗中出现了陶渊明、王维、韦应物等都没有的清峻。尽管他的很多诗写得很淡泊，但透过去一层看，那空灵淡泊往往是一种自觉的追求，而悲凉却是不自觉的内心呈露。而当这种悲凉侵入心头而不能自己时，那闲适淡泊便消失了，剩下的只是一种悲愤之气，像《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
城上高楼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惊风乱飐芙蓉水，密雨斜侵薜荔墙。岭树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回肠。共来百越文身地，犹自音书滞一乡。
而当激愤到了极点时，他也会写出《笼鹰词》、《行路难》这样借困在笼里的雄鹰和追日而死的夸父来比喻自己的悲壮诗歌。
刘禹锡、柳完元的诗，虽不像以孟郊、韩愈及李贺为代表的和以元稹、白居易为代表的两大诗派那样具有十分显著的创新特征，但他们在扩展和加深诗歌内在意蕴方面是有着特出成就的。从表面上，人们很容易察觉形式、语言和内容的变化，却不太容易体会到诗歌内在蕴含量的变化及与此相关的观物体验方式的变化，事实上，诗歌内在蕴含量的扩展和加深往往是直接影响诗歌艺术性的原因，中国诗歌讲究以含蓄取胜，以意境取胜，因此，刘禹锡、柳宗元在诗歌发展史上的地位也是十分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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