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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爆发以后，随着中国社会的剧烈动荡和各种思潮的纷纷涌起，小说的创作发生了显著变化，不但数量有惊人的增长，从内容到形式，也出现了许多新的特点。
清后期特别是到了清末的一二十年间，小说印行之盛是前所未有的。据统计，仅清末小说（包括翻译）就在一千种以上。造成小说如此兴盛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商业城市的规模不断扩大，市民对这种主要娱乐性读物的需求不断增长；二是新式的大众传播媒介的成长。清代后期以外国租界为主要基地，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报纸和期刊，据统计，至一九一二年，全国有报纸约五百种，期刊约二百种。这里面除了专门刊登小说的期刊如《新小说》、《绣像小说》、《月月小说》、《小说林》等之外，许多报纸为了吸引读者，也以副刊的形式登载小说，随报纸分送。这些报刊为孕育和传播小说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条件，同时也在若干方面造成了这一时期小说的特点。
清代后期小说在题材和内容方面有许多新的变化。如果说，像《儿女英雄传》、《三侠五义》等侠义小说，大体还属于旧小说的范围，那么在狎妓题材的小说中，则既有陈旧的才子佳人模式，也有了像《海上花列传》那样冷静的具有写实意味的作品，反映了半殖民地化的中国都市生活的特有情景。而随着人们对清政权越来越失去信心和清政权越来越失去对社会的有效控制（特别是在租界，官府已无权管理），以抨击官场黑暗为中心的政治小说——即鲁迅所说的“谴责小说”也大量产生，其尖锐程度是中国过去各类文学都从来未曾有过的。更进一步，还出现了一些以鼓吹革命为明确目标的政治宣传小说。在这些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中国社会的一系列变化。
清代后期小说，大都仍是以章回小说的形式出现，但和传统的小说还是有些明显的不同。比如像古典小说中经常杂以诗词的情况，在这一时期的许多小说中不大出现了；有些作者对长篇小说的结构，表现出有意识的追求（如《海上花列传》）；有些小说，开始使用中国旧小说素来未有过的第一人称叙述（如《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等。这些形式技巧的变化，往往是在传统小说的基础上借鉴了翻译小说的长处，显示出一些新的发展趋向。
但是，在小说产出如此之盛、由于特殊历史条件写作也相当自由的这一时期，小说的艺术成就却并不高。不仅没有出现清中期的《儒林外史》、《红楼梦》那样的杰作，而且除了《海上花列传》，大多数小说都显得浮露。之所以如此，除了许多小说是应报刊连载之需而断续地写成，缺乏完整的构思与精细的加工之外，重要的原因，大致有三点：
其一，清代后期小说除了侠义一类以外，那些反映现实社会情状的作品，往往是作者依傍实有人物事迹，采摭所见所闻而加以渲染而成。其结果，一方面是忽略了小说作为虚构艺术的特征，在人物形象、故事情节方面缺乏想象力；而另一方面，在通过虚构人物故事反映生活真实面貌这一点上，又缺乏深刻的写实性。
其二，与政治的关系过分密切，这特别表现于清末的政治小说。由于报纸、期刊的传播功能和小说对大众的吸引力，使得清末小说的社会影响非常大。因此一些主张变革的知识分子，普遍把小说视为一种改造社会的手段，并认为这才是小说的首要价值。如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提出，“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认为道德、宗教、政治、风俗、学艺乃至人心、人格的革新，都有赖于小说的革新；王钟麒，也提出“今日诚欲救国，不可不自小说始，不可不自改良小说始”（《论小说与改良社会之关系》）。
他们把素来不入“大雅之堂”的小说，提高到空前的地位，这对促进小说的繁荣是有作用的。但同时也可以看出，这种以社会功利为首要目的的小说理论，与传统的“教化”文学观实有相通之处——尽管两者政治立场和所重视的文学样式不同。当然，小说确实具有一定的改造社会的功能，但作为一种艺术创造，首先不能离开作者个人的人生体验和真实情感，以及强烈的叙述欲望。如果把社会功利放在首位，强调选材一定要做到“事实之于国事有关”，目的一定要放在“惊醒国民”、“裨益社会”（同上），对小说所造成的约束会是相当严重的。
其三，过多受到读者趣味的影响。小说本来是大众性的读物，适应大众需要是不可避免的。但优秀的作家，并不因此而放弃自己独立的创作立场。清末小说主要通过报纸、期刊来传播，这种传播方式具有商业性强、社会影响大、反馈速度快等新的特点，使得作者与读者的距离更近了。但在当时的中国都市社会中，一般市民的欣赏能力和人生情趣都高不到哪里去，过分迎合读者必然影响小说创作的水准。而实际上，清末最盛行的狎妓小说和谴责小说都有投合市民趣味的因素。在清政权摇摇欲坠的情况下，一般市民在风流故事之外，对了解官场的黑暗和隐秘也是饶有兴味的，他们可以在阅读中得到一种发泄的快感。大多数谴责小说都写得浮浅夸张，偏向于用漫画式的手法来揭露社会阴暗、丑化官场人物，而很少注意发掘人性的复杂性，这既是作者的修养问题，也是有意无意迎合读者的结果。
综上所述，可以说清代后期小说既包含了众多的新因素，在古代小说与现代小说之间起着一定的过渡作用，同时也仍然存在种种不足。中国小说优秀传统的继承与发展，还有待“五四”新文化的兴起。
另外，在这里有必要简单地介绍清末的翻译小说。西洋小说的译印，虽然早在乾隆时就有过，但为数极少而又没有多少人注意。清末的翻译小说则为数众多，流播极广。以最著名的译者林纾为例，他一人在辛亥革命前所译小说，就约有五十多种。这些翻译小说在社会上影响很大，《茶花女遗事》、《迦茵小传》等，都曾轰动一时，风行全国。林纾在文学翻译事业中的地位极高，但他并不懂外文，他是根据别人的口译来组织成文的，因而译文与原意的出入是不可避免的。
以林译为代表的翻译小说，向国内读者形象地介绍了西方文化和风土人情，打开了人们的眼界，对许多新一代读书人的觉醒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在文学意义上，它也为中国小说在形式、技巧上提供了借鉴。但另一方面，这一时期的小说翻译没有什么系统性，名著所占的比例也不大，侦探、言情之类的小说是主流，这也是很大的缺陷。
周树人（鲁迅）、周作人兄弟在留学日本时选译的《域外小说集》（1909），是以严肃态度有系统有选择地从事小说翻译的开始。但这书在当时社会上完全没有引起反响。
第一节 侠义小说
自《水浒传》以来，通俗小说中形成了一个描写民间英雄传奇故事的系统。但随着封建道德意识在社会中不断深化，这一类故事的反抗色彩越来越淡薄，英雄人物越来越受正统道德观念乃至官方力量的支配。到了嘉庆年间，出现了《施公案》（旧说为道光年间作品），写康熙时“清官”施世纶（小说中作“施仕伦”）断案故事，有绿林好汉黄天霸等为之效力，把侠义小说与公案小说结合为一体。清后期侠义小说仍然沿承这一方向，以维护官方立场的态度写英雄传奇，其中较具代表性的有《儿女英雄传》、《荡寇志》、《三侠五义》等。
《儿女英雄传》署为“燕北闲人”著，作者真名文康，姓费莫氏，字铁仙，满洲镶红旗人，大学士勒保之次孙。据在文康家居馆最久的马从善所作的序称，文康曾捐资为理藩院郎中，后担任过地方官职，晚年被任为驻藏大臣，因病未成行。马氏又说他家世贵盛，“晚年诸子不肖，家道中落”，因作此书以自遣。据书中提到《品花宝鉴》来推断，成书当在道光末或咸丰初。又据“缘起首回”称此书别名《正眼法藏五十三参》，似有五十三回，马氏序亦云“书故五十三回”，而现存仅四十回（另有“缘起首回”）。但从全书的结构来看，故事到第四十回应该结束了，马氏也说，他所看到的后十三回不仅残缺零落，而且文笔很差，不像是文康所作，所以“竟从刊削”。也许作者本意要写五十三回，但只写到四十回就完事了。
小说写安骥因父亲安学海被上司陷害入狱，遂变卖家产前往赎救，途中遇上歹徒，幸得侠女十三妹解救，同时被救的还有一位村女张金凤，二人经十三妹摄合，结为夫妇。后安学海访明十三妹就是其故交之女何玉凤，因父亲被大将军纪献唐所害，乃变姓埋名，志在报仇。安学海告诉她纪献唐已被天子处死，她自念父仇已报，母又去世，无处可归，便欲出家，却被张金凤等人劝阻，最后也嫁给了安骥。安骥得两个妻子之助，考中探花，连连高升，位极人臣；张、何各生一子，全家享尽富贵荣华。
《儿女英雄传》在作者的特定立场上，写出一种梦想中的完美人生，其思想情趣实在是很平庸的。安家一家人，充分地实践了臣忠、父严、母慈、子孝、妻贤这些基本的封建伦理纲常，又主要在安学海身上，体现了饱学、仁厚、恬淡等旧时文人所尊崇的一般美德。小说写安骥作为旗人而中探花，由科举飞黄腾达，则又寄托了作者对八旗子弟重振前人事业的期望。总之，这可以说是由一群在传统道德意义上而言的完美的人组成一个完美家庭，并且最终得到完美的幸福。由此，小说歌颂了“三纲五常”的“完美”价值。作者还有意识地与在当时已经很流行的《红楼梦》相对抗。在第三十四回中，他把自己小说中的主要人物与《红楼梦》中的主要人物分别加以对照，认为后者在品格上各人都有严重的缺陷，更清楚地表现了他的说教意图。
一般说来，像这样观念性很强的小说，很容易写得迂腐枯燥。但是，《儿女英雄传》虽然算不上杰作，却还是颇能吸引人的，在中国古代白话小说中，也占有一定的地位。这表明作者具有较高的才华，在宣场封建伦理的同时，也还具有把生活景象、人物故事描写得生动有趣的能力。
从小说的结构来说，所谓“儿女英雄”，是把才子佳人小说与英雄传奇小说彼此捏合，所谓“儿女无非天性，英雄不外人情；最怜儿女英雄，才是人中龙凤”（缘起首回）。这是在以前小说的陈套中翻新，获得一种较新鲜的故事趣味。作者还较好地学习了民间说书艺术的长处，把故事情节布置得波澜曲折，把细节描绘得很详尽。虽然全书整体上贯穿了封建纲常观念，但在许多具体的细节中，人物形象还显得比较鲜明，有一定的个性，人物的言行也比较有生气。如第四、五回中悦来客店一节，以安学海的迂腐与十三妹的豪气相对照，具有传统侠义小说的生动趣味；又第二十七回中十三妹出嫁之前反复权衡的一节，心理的刻画也颇为细致。小说的语言，是用“说话人”的口气来写的，常常能写出相当生动的语气、腔调。当然，小说的观念性的框架所造成的艺术上的缺陷也是非常明显的，因此情节的开展、人物的行为常有完全不合理的表现。如十三妹在前半部分作为“侠女”出现时，性情刚烈，举止果敢；一旦恢复为何玉凤，嫁了安骥，从此变成一个三从四德的少奶奶，极为做作。
《荡寇志》七十回，末附结子一回，因故事紧接在金圣叹腰斩的七十回本《水浒传》之后，故又名《结水浒传）。刊行于咸丰初年。作者俞万春（1794—1849），浙江山阴（今绍兴）人。作者是站在仇视水浒英雄的立场上写这部小说的，他对《水浒传》中让宋江等人受招安也深感不满，在《荡寇志》中，让水浒一百单八将全都被雷神下凡的张叔夜、陈希真等所擒杀，以表现“尊王灭寇”的主旨。在写作技巧上，这部小说也还有些长处，但在思想情趣上，却是反映了清代长期专制统治所培育出的奴化精神。
刊行于光绪初年的《三侠五义》继承了《施公案》的模式，而以包公断案的故事作为线索和背景。这种故事，在元杂剧中已很盛行，明清小说中亦多涉及，其中尤著者为明人的《龙图公案》（又名《包公案》），清代说唱艺人石玉昆即以此为蓝本敷演为长篇，这个说书底本经过加工整理，成为一百二十回的《忠烈侠义传》，又名《三侠五义》。清末著名学者俞樾认为小说第一回“狸猫换太子”故事过于荒诞，就援据史实对这一回加以改写，又将书名改为《七侠五义》，成为后来最通行的版本。
《三侠五义》前半部分以包公断案的故事为主线，陆续引入三侠（南侠展昭、北侠欧阳春、双侠丁兆兰、丁兆蕙，俞樾以此四人再加上小侠艾虎、黑妖狐智化、小诸葛沈仲元为七侠），以及五鼠（钻天鼠卢方、彻地鼠韩彰、穿山鼠徐庆、翻江鼠蒋平、锦毛鼠白玉堂）等人的活动。他们原来都是江湖豪杰，为包公的忠义所感化，成为他辅佐朝廷、为民除害的帮手。后半部分主要写侠客们帮助巡按颜查散（《七侠五义》中改为“颜眘敏”）查明襄阳王谋反事实并翦除其党羽的故事。全书又穿插了侠客之间的纠葛。
侠义小说向来是民间最受欢迎的一种文学类型。过去以《水浒传》为代表，虽承认对朝廷“忠义”的原则，但其主要内容偏重于对既存的不公正秩序的反抗。而《三侠五义》中的人物，虽常有小小的越规，但其主要活动却是实现对朝廷的“忠义”，并以被大僚所驱使为荣幸。以它为代表，清代侠义小说从总体上反映了民间英雄主义文学传统的衰退乃至消亡，这也是清王朝的思想统治对民众意识的深刻影响。不过，《三侠五义》中的侠义人物，还是保留了“江湖”身份，从而也保留了这一类人物形象固有的粗豪不拘的性格，这可以说多少仍有《水浒传》的余韵，而迎合了市井小民内在的“不安分”的心理吧。小说中包公断案的故事，则是从另一方面代表了民间的幻想和期望。
《三侠五义》与《儿女英雄传》一样，是用生动的口语写成的，只是，《三侠五义》是艺人说书记录的整理，比起作为文人创作的《儿女英雄传》来，语言不那么纯熟精细，而以鲁迅所言“粗豪脱略”（《中国小说史略》）为特色。书中对人物的心理很少着笔，而以对话和行动为主。虽然线条较粗，但人物性格鲜明，如展昭之优雅大度，白玉堂之傲气十足，艾虎之勇敢而带有稚气，各人自有特点。故事情节富于波折而又脉络清楚；书中除前二十七回中有一些梦兆冤魂的情节外，其余并不带神怪妖异的成分，这在当时同类小说中也是难得的。这些特点，使得它在文化层次较低的读者群中受到广泛的欢迎，并为一些学者文人所喜好。《三侠五义》广为流行之后，又有《小五义》、《续小五义》问世，都是承续《三侠五义》的人物与故事；另有《彭公案》、《续彭公案》、《七剑十三侠》等，格调大抵与《三侠五义》相似，但写得很粗率，不足称道。
第二节 《海上花列传》与一般倡优小说
自唐代以来，关于文人狎妓生活的小说及笔记就延续不断。到了清代后期，城市商业化的程度更高，娼妓业也随之更为发达。尤其像上海这样在半殖民地化的过程中高度繁荣的城市，汇聚了大量的金钱和各式人物，也汇聚了无数沦落的女子。一些经常出入于青楼的文人，遂把这里面所发生的种种所谓“艳情”，写成市民阶层所喜爱的小说。另外，写官僚富豪与伶人之狎游的小说，在作者的态度上，也与前者相似。其中较著名的有《品花宝鉴》、《花月痕》、《青楼梦》等。
这类小说的写作手法通常比较陈旧，虽然也多少反映出当时社会的某些特点，但大多是潦倒文人顾影自怜的幻想。但在这一小说系列中，也出现了不同寻常的《海上花列传》，是值得另眼相看的。
《品花宝鉴》六十回，成书于道光后期。作者陈森，字少逸，江苏常州人，屡试不第，久寓北京，出入戏曲界，遂采拾所闻所见而为此书。小说的背景为乾隆时代，当时“京师狎优之风冠绝天下，朝贵名公，不相避忌，互成惯俗“（邱炜萲《菽园赘谈》），此书即以名公子梅子玉与名旦杜琴言的同性恋故事为中心，描写王孙公子、巨商豪富的狎优风习，间及官场士林中的逸事，如第五十五回所写“侯石翁”的身上，便有袁枚的影子。这部小说虽是写同性恋故事，却是用了才子佳人小说的笔调，伶人形象，与妓女无多差异；书中所谓“邪正”、“雅俗”的分判，也是才子佳人小说惯用的伦理装饰。
而叙事之中，尤多温软缠绵之笔。如第二十九回写杜琴言至梅子玉家探病，梅正在梦中与杜相会，口诵白居易《长恨歌》诗句，而杜则在病榻旁为之垂泪不已，十足是一种男女痴情的场面。这种描写，虽然多少可以看出清代一部分士大夫无聊的人生和变态的心理，却不能反映出这种变态生活中人性的复杂情形。所以题材虽然特别，却未能写出新意。
《花月痕》五十二回，成书于咸丰年间，至光绪中流行。
作者魏秀仁（1819—1874），字子安，福建侯官（今福州）人，中举后屡应进士试不第，漫游四方。小说写一对才子韩荷生、韦痴珠与一对妓女杜采秋、刘秋痕间的恋爱故事。最后韩至封侯，采秋诰封一品夫人；韦则困顿不遇，亦不得秋痕为妻，二人落拓而死。魏秀仁少有才名，自负风流文采，故借韦痴珠的形象寄寓牢骚，又借韩荷生的形象寄寓他的人生梦想。这种双线交错、彼此对照的故事结构，本来也可以写得比较有趣，但由于作者过度的自哀自怜，和过度地卖弄诗词文章的才华，却使得小说缺乏活泼的生气和流动的韵致。
《青楼梦》六十四回，成书于光绪初年，作者俞达，字吟香，江苏长洲（今苏州）人。小说在浅薄的意义上摹仿《红楼梦》的套路，用妓院代替大观园，写一多情而怀才不遇的金挹香为众多妓女所爱，最终又竟能在科举仕途、亲情友谊诸方面一无缺憾，其立意之庸俗可见。
清代后期写狎妓的小说，作为流倒文人自我安慰的幻想和对市俗趣味的投合，既不能反映出妓女生活的真实情况，也缺乏在封建婚姻制度之外寻求爱情自由的意义，因此显得格调卑下。但同为写妓女生活的《海上花列传》，却别有一种面貌。
《海上花列传》六十四回，又曾以《青楼宝鉴》、《海上青楼奇缘》、《海上花》等名称刊行。书题“花也怜侬著”，作者真名韩邦庆（1856—1894），字子云，号太仙，松江（今属上海）人，科举不第，曾长期旅居上海，常为《申报》撰稿，并创办个人性文艺期刊《海上奇书》，所得多耗费于妓馆，死时仅三十九岁。《海上花列传》先在光绪十八年（1892）二月《海上奇书》创刊号上开始连载，每期二回，共刊十五期三十回；两年后，全书的石印本行世。作者在此书的《跋》中称还将续写下去，但因他的早逝而未着手。留下的作品另有文言短篇小说集《太仙漫稿》等。
《海上花列传》主要写清末上海租界中成为官僚、富商社交活动场所的高级妓馆中妓女及狎客的生活，也间及低级妓女的情形，因而妓馆、官场、商界构成此书的三大场景。全书以赵朴斋、赵二宝兄妹二人的事迹为主要线索，前半部分写赵朴斋自乡间到上海投靠舅舅洪善卿，因流连青楼而沦落至拉洋车为生；后半部分写赵母携二宝来上海寻赵朴斋，而二宝亦为上海的繁华所诱，成为妓女。但赵氏兄妹之事在书中所占篇幅仅十分之一左右，前后还串连组织了其他许多人物的故事，以作者之言，这是一种“合传”的体式（见此书《例言》）。
《海上花列传》是一部精心构撰的小说，作者在艺术上有明确的追求。清代后期长篇小说的结构多效仿《儒林外史》，以若干独立单元联缀而成，而此书笔法据作者所言也是“从《儒林外史》脱化出来”，但又强调“穿插藏闪之法”，追求“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连续性效果（同上），使原本可以独立存在的人物故事相互纠结交错地发展，具有较完整的长篇结构。对于人物形象的刻画，作者也很用力。他提出小说中的人物要“无雷同”，即“性情言语、面目行为”不能彼此相信；又要“无矛盾”，即同一人物前后出场时，应具有统一的性格；还要“无挂漏”，保持人物与事件的完整（同上）。这些都反映了作者对小说创作的认真态度和清醒的认识。此书的语言，是用普通话作叙述，用苏州话写对白。对不懂吴语的人来说，确实很难读，它的流传范围不广，即与此有关。但作者明知会有这样的后果，为了保持人物鲜活的口吻，而坚持不肯改变，同样表现了他对小说艺术的重视。
关于《海上花列传》的宗旨，作者在《例言》起首即声明“此书为劝戒而作”，在第一回开头又强调他是以“过来人”的身份“现身说法”，揭露娼家的奸诈，从而“发人深省”，裨迷途知返。这是旧小说常用的自我标榜道德价值的陈套，而这本书的实际情况至少并不是与之完全相合。在《海上花列传》中，既看不到“才子佳人”的模式，也看不到把妓院写成孕育爱情的温床的浪漫笔调，却又并非立意揭发妓女的罪恶。它揭示了嫖客以娼家为玩物、娼家处处谋取嫖客钱财的冷酷事实，但这是对事实的真实描述。而且作者始终没有把注意力放在离奇的故事情节上，他所写的大抵是平凡琐细的生活场景，在这种场景中凸现人物的活动。
对任何一部小说来说，能否刻画具有真实性的人物形象都是成败的关键；而这种具有深度的刻画能力，首先来自对人物的理解和同情。特别是妓女这一被人卑视的人群，没有理解和同情根本不可能写得真实。就此而言，《海上花列传》是值得认真看待的。作者笔下的众妓女，如沈小红的泼辣，张蕙贞的庸懦，周双玉的骄盈，赵二宝的幼稚，无不是跃跃如生。她们既非美好，亦非丑恶，她们只是非人的处境中的人。
在非人的处境中，她们既苦苦挣扎，也彼此争斗、相互炫耀，而愈发显示出这种处境的可悲。特别到最后几回，一面写周双玉因与朱淑人的婚姻之约成空，便闹着逼朱淑人与她一同自杀；一面写赵二宝久盼相约白头的史三公子不至，重操卖笑生涯，被无赖“癞头鼋”恣意凌辱，这些沦落风尘的女子的无望的人生，令人不能不发出深长的叹息。而作者描写这一切，极少有夸张和过度渲染之处，他的叙述始终很平淡，细琐如“闲话”，从中透出人物微妙的心理和人生的苦涩的况味。
这种笔法对一些现代作家（如张爱玲）有明显的影响。鲁迅也称许《海上花列传》“平淡而近自然”（《中国小说史略》），在同时代的小说中，这是很难得的了。
《海上花列传》在许多地方表现出小说艺术的进步，这种进步可以视作现代小说因素的成长，但它的败笔也很明显，比如第四十回前后写名士宴集的一部分，仍旧陷入旧小说最常见的卖弄辞章学问的陋习，毫无意思。作为长篇小说，它的情节未免过于琐细。另外，由于作者看不到新的人生理想，使得小说完全笼罩在灰暗的情调中，也缺乏社会批判的力度，这些都是明显的缺陷。
清末写妓院生活的小说还有多种，像《海上繁华梦》、《九尾龟》等，过去都流传较广，人们可以从中看到清末都市社会腐败的景象。不过在艺术上，这些小说都远不及《海上花列传》。
第三节 谴责小说
经过中日甲午战争失利、戊戌变法失败、八国联军侵华这一系列巨大的变故，古老的中国一步步滑到亡国的边缘，国人对腐败的清政府也完全丧失了信心。同时，清政府苟延残喘，对社会的控制能力也越来越弱。在这样的情况下，小说界出现了大量抨击时政、揭露官场阴暗与丑恶的作品。这一类小说大都写得很尖锐，但由于作者迎合读者求一时之快的心理，描写往往言过其实，显得浮露而缺乏深度。所以鲁迅认为这一类小说还不够格称作讽刺小说，就把它们别称为“谴责小说”（见《中国小说史略》），其代表作家有李宝嘉、吴沃尧、刘鹗、曾朴等。除了这四人的作品，可以提及的还有黄小配的《计载繁华梦》和无名氏的《官场维新记》、《苦社会》等。
李宝嘉（1867—1906）字伯元，号南亭亭长，江苏武进人，他少有才名，擅长诗赋和八股文，曾以第一名考取秀才，却终未能中举，因而对社会抱有不满。三十岁时来上海，先后创办了《指南报》、《游戏报》、《世界繁华报》，这几种报纸经常刊登一些妓馆、戏院的消息及戏谑文字，是有较浓文艺气的消闲性小报，为后来的文艺报刊的先导。另外，他还曾担任过著名的小说期刊《绣像小说》的主编。
李宝嘉最著名的作品《官场现形记》，也是谴责小说的代表作，共六十回，写作于一九○一年以后的数年中，书未完稿作者就病故了，最后一小部分是由他的朋友补缀而成的。小说的结构大抵如《儒林外史》，由一系列彼此独立的人物故事联缀而成，鲁迅概括其内容说：“凡所叙述，皆迎合、钻营、朦混、罗掘、倾轧等故事，兼及士人之热心于作吏，及官吏闺中之隐情。”（《中国小说史略》）书中写到的官，从最下级的典史到最高的军机大臣，其出身包括由科举考上来的，由军功提拔的，出钱捐来的，还有冒名顶替的，文的武的，无所不包。总之，凡是沾一个“官”字，作者都要让他们“现形”。
这部小说立意揭露官场的黑暗，有些地方尚能写得有声有色。如第二回写钱典史巴结赵温，想借他走他的座师吴赞善的门路，后来在一次聚会上见吴赞善对赵温很冷淡，他的心也就冷了下来：
大家散了以后，钱典史不好明言，背地里说：“有现成的老师尚不会巴结，叫我们这些赶门子拜老师的怎样呢？”从此以后，就把赵温不放在眼里。转念一想，读书人是包不定的，还怕他联捷上去，姑且再等他两天。
写一个小吏的心机，真是很细密。
但正如胡适《官场现形记序》所说，这部小说善于写“佐杂小官”，“写大官都不自然”。这也许是作者生活经历所限。然而市井读者的兴趣，却主要在于大官的隐秘，所以作者的笔墨也多花在这方面。而他所写的大官的故事，大抵是鲁迅所谓“话柄”（社会传闻），没有多少真实性。如第五回写到何藩台出卖官缺，在那里清算帐目，继而因为分赃不均，同他的亲兄弟兼经手人“三荷包”大打出手，差一点弄得太太流产。大官僚通过出卖官缺中饱私囊，确是清末社会的一大弊端，但作者将此写得犹如市井无赖的生意，这就没有真正的“现形”的意义，也失去了批判的力量。而从全书来看，大部分是这一类漫画式的笔调，所写的官没有一个是好人，而且这些人几乎全部坏到没有人性的地步。这固然可以使厌恶清政府的读者感到痛快，但社会的复杂性、人性的复杂性就被处理得简单化了。这样的小说，很难说有多大文学价值；以揭发阴私为快，写坏人必定坏到极端，这对后来的小说也起了不良的示范作用。
除了《官场现形记》，李宝嘉还作有《文明小史》、《活地狱》等长篇小说和《庚子国变弹词》。
吴沃尧（1866—1910）字趼人，广东南海人，因家居佛山，自号“我佛山人”。他出身于一个衰落的仕宦人家，二十多岁时到上海，常为报纸撰文，后与周桂笙等创办《月月小说》，并自任主笔。他所作小说，以《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最为有名，此外还有《痛史》、《九命奇冤》、《电术奇谈》、《劫余灰》等三十余种。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共一百零八回，自一九○三年始在梁启超主编的《新小说》上连载四十五回，全书于一九○九年完成。小说以“九死一生”为主角，描写他自一八八四年中法战争以来所见所闻的各种怪现状。第二回云：“我出来应世的二十年中，回头想来，所遇见的只有三种东西：第一种是蛇虫鼠蚊；第二种是豺狼虎豹；第三种是魑魅魍魉。”可见其宗旨大致与《官场现形记》相类。不过，这部小说涉及的社会范围比《官场现形记》要广，它以揭露官场人物为主，又写到洋场、商场以及其他三教九流的角色；除了大量的反面人物，还写了九死一生、蔡侣笙、吴继之等几个正面人物。
吴沃尧性格强毅而多愤世之慨，所以文笔格外尖锐；他对社会问题的态度，是“主张恢复旧道德”（《新庵译萃》评语），所以抨击的矛头，往往针对旧道德传统的破坏。但描写之中，“伤于溢恶，言违真实”（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情况，较之《官场现形记》更为严重。像苟观察跪求新寡的媳妇嫁给制台大人充当姨太太以便自己升官；符弥轩虐待祖父，逼得他向邻居讨饭，甚至几乎将祖父打死；莫可基冒顶弟弟的官职，霸占弟媳，又把她“公诸同好，作为谋差门路”，无不行同禽兽，绝无情理。以这种不近情理的描绘来批判社会统治阶层的道德问题，是难以取信于人的。所以鲁迅批评这部小说“终不过连篇‘话柄’，仅足供闲散者谈笑之资而已”（同上）。
在结构方面，《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也是单篇故事的串联，但始终以“九死一生”的见闻为线索，较有连贯性。全书用第一人称叙述，为过去的长篇小说所未见，可能是受了翻译小说的影响。
刘鹗（1857—1909）字铁云，江苏丹徒人。出身于官僚家庭，既受过传统的儒家教育，又对“西学”感兴趣，懂得数学、水利、医学，当过医生和商人，均不得意。后因在河南巡抚吴大澂门下协助治理黄河有功，官至知府。他的思想与洋务派接近，曾帮张之洞筹办洋务，自己也从事过铁路、矿藏、运输等洋务实业活动。八国联军侵占北京时，他用贱价向俄军购买其所掠之太仓储粟以赈济饥民，后因此事被劾，谪徙新疆而死。
《老残游记》二十回，署名“洪都百炼生”。一九○三年始刊于《绣像小说》，后又续载于天津《日日新闻》，一九○六年出了单行本。三十年代又曾印行二编前六回单行本，内容已不如初编，其中用字也与初编有所不同。全书为游记式的写法，以“老残”行医各地的所见所闻，串联一系列的故事，描绘出社会政治的情状。
《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攻击时政甚烈，但作者对于社会与政治的看法，却没有什么新鲜之处。刘鹗的情况则不同，他一方面坚决反对孙中山所领导的革命，指斥“北拳（指义和团）南革（指革命党）”为国家之祸害，一方面认为只有提倡科学、振兴实业，才能挽救危亡。在《老残游记》的第一回中，他把中国比作一条颠簸于惊涛骇浪中的帆船，认为并不需要改换掌舵管帆的人，而只需要送一只最准的外国罗盘给他们，就可以走一条好的路线。大抵像刘鹗这种比较新式的人物，行事颇有机变，而他们遇到的阻力，主要来自自诩方正而顽冥不化的守旧派。这种特殊性使《老残游记》与一般谴责小说不同，它揭露官僚的罪恶，对象主要是“清官”。作者在第十六回的“原评”中写道：
赃官可恨，人人知之，清官尤可恨，人多不知。
盖赃官自知有病，不敢公然为非；清官则自以为我不要钱，何所不可？刚愎自用，小则杀人，大则误国，吾人亲目所睹，不知凡几矣。试观徐桐、李秉衡，其显然者也。
徐桐、李秉衡均是清末顽固派的代表人物，作者特地提出这两个与小说本身并无关系的人物来，可以看出他揭露“清官”是别有用意的。小说中写到的“清官”主要是玉贤、刚弼二人。曹州知府玉贤有辖地“路不拾遗”的政声，靠的是对民众的残暴虐杀，一年中被他用站笼站死的有二千多人；被人称为“瘟刚”的刚弼，自命不要钱，恃此滥用酷刑，屈杀无辜。他误认魏氏父女为谋杀一家十三命的重犯，魏家仆人行贿求免，他便以此为“确证”，用酷刑逼供坐实。《老残游记》指出这种人名为“清官”而实为酷吏，揭露了封建政治中一种特殊的丑恶现象，确实是有见地的。但在具体描写中，由于作者个人的感慨与愤怨，也有夸张失实的毛病。
《老残游记》作为小说来看，结构显得松散，人物形象也比较单薄。但作者的文化素养很高，小说中许多片断，都可以当作优秀的散文来读。如写大明湖的风景、桃花山的月夜、黄河的冰雪、黑妞和白妞的说书等，文字简洁流畅，描写鲜明生动，为同时的小说所不及。这也增加了这部小说的艺术价值。
曾朴（1872—1935）字孟朴，江苏常熟人，光绪举人，曾入同文馆学法文，对西方文化尤其法国文学有较深的了解，翻译过雨果等人的作品。他曾参加康、梁变法，辛亥革命后进入政界，做过江苏省财政厅长。一九二七年以后主要在上海从事书刊出版方面的文化活动。
曾朴一生著作丰富，而以小说《孽海花》最著名。此书初印本署“爱自由者发起，东亚病夫编述”，后者是曾朴的笔名，前者是其友人金松岑的笔名。小说先是由金松岑写了开头的六回，而后由曾朴接手，对前几回作了修改，并续写以后的部分。全书原计划写六十回，金、曾二人已共同拟定了全部回目，但最后完成的只有三十五回。前二十五回作于一九○四至一九○七年间，后十回作于一九二七年以后的一段时间。所以，《孽海花》已不完全是清末的小说。
《孽海花》主要描写清末同治初年到甲午战争三十年上层社会文人士大夫的生活，以展现这一时期政治、外交及社会的各种情态。由于曾朴的生活年代较迟，又较多接受了西方思想，所以这部小说与其它谴责小说有明显的不同。在政治倾向上，它是赞成革命的。从金、曾预先拟定的六十回回目来看，小说的结局是推翻清廷、革命成功。因此小说对清朝统治的批判也格外强烈，敢于把矛头直指慈禧等最高统治者。
同时，作者宣扬了“天赋人权、万物平等”的新思想，赞颂了孙中山等革命者。虽然，宣扬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不是小说的主要内容，但这种进步倾向是值得肯定的。
在创作宗旨上，《孽海花》是作为一部历史小说来写的，这一点也和其它谴责小说不同。小说中人物大多以现实人物为原型，如金雯青为洪钧，傅彩云为赛金花，威毅伯为李鸿章，唐犹辉为康有为，梁超如为梁启超等等，还有一些则直接用原名。冒广生原编、刘文昭增订的《〈孽海花〉人物索隐表》所列，有二百多人。作者自己说，他要反映的是“中国由旧到新的一个大转关”中“文化的推移”、“政治的变动”等种种现象，要“合拢了它的侧影或远景和相连系的一些细事”，使之“自然地一幕一幕的展现，印象上不啻目击了大事的全景一般”（《修改后要说的几句话》）。由于全书并未完成，加之作者有些庸俗趣味，小说未能达到这样的目标，但作品的立意毕竟是比较高的。书中尽管也有不少简单地暴露官场丑恶乃至个人阴私的部分，但并不全然集中于此，作者还是注意到描绘比较宽广的社会生活面。
《孽海花》的结构，是以状元金雯青与名妓傅彩云的故事为全书线索，串联其他人物的活动。不过它的串联方法比较复杂。作者曾以穿珠为喻，比较《儒林外史》与《孽海花》的不同，说前者是“直穿的，拿着一根线，穿一颗算一颗，一直穿到底，是一根珠练”；后者则是“蟠曲回旋着穿的，时收时放，东西交错，不离中心，是一朵珠花”（《修改后要说的几句话》）。这种对小说结构的重视，同作者熟悉西洋小说大约不无关系。不过，作为全书主人公的金雯青、傅彩云并不处在清末历史的中心，这和作者立意要写一部政治历史小说的宗旨是有矛盾的。这种矛盾的造成，主要也是因为迎合读者的趣味。文人与妓女的所谓“浪漫”生活，和权势人物的政治活动及琐闻轶事，是市井社会最感兴趣的东西，而《孽海花》正是把这几种内容捏合在一起，在某种意义上，它可以说是狎妓小说与谴责小说的合流。
曾朴出身名门，一生交游极广，他写清末士大夫的生活正是得心应手。在广泛地反映那些上层文人在国家危亡之际犹自争名夺利、风雅自赏，而全无救亡图治的热情与才能这一点上，小说是比较成功的。像状元出身任外交使节的金雯青，对国外的政治与社会生活极其隔膜；他自命懂得历史舆地之学，却以重价购得一幅错误的中俄交界地图，自己重加校勘后付印献给总理衙门，断送了国家八百里土地。又如甲午海战前夕，高中堂、龚尚书等所谓“朝廷柱石”，只是在那里大谈“灾变”、“梦占”，发些无聊的牢骚；龚尚书（龚平，影射翁同龢）还写了一篇《失鹤零丁》贴在街头，算是抒发忧愤。小说仍有一般谴责小说形容过度、张大其词的通病（特别在刻画名士的矫情、做作方面），但并不把清廷官僚当作“衣冠禽兽”来丑化，而更多地通过写他们貌似忧国、实为腐朽，反映出清末政治的不可挽救。这比起以前的谴责小说，终究是有所进步了。
《孽海花》人物众多，事件纷繁，因而在人物形象的描绘上不够细致。但其中对傅彩云使用笔墨较多，还是写得相当成功的。她由妓女而成为金雯青的小妾，充过一阵公使夫人，最后仍成为妓女。小说中写她既温顺又泼辣，既多情又放荡，有一种在其特殊生涯中形成的个性。她出场的时候，总是有声有色。《孽海花》的语言，鲁迅称为“文采斐然”（《中国小说史略》），这也是一个长处。作者不仅对辞藻很讲究，写人物对话，也注意符合各人的身份和性格。高官在正式拜会和私下往还时所说的话不一样，傅彩云、阿福等出身“下贱”的人同上层文人的腔调更大有差异。许多对话写得颇见机巧，如金雯青得知傅彩云与仆人阿福私通后，想赶走他却不便明讲，恰巧阿福打破了一个烟壶，借便打了他两耳光，骂道：“没良心的忘八羔！白养活你这么大，不想我心爱的东西，都送在你手里，我再留你，那就不用想有完全的东西了！”阿福则回答：“老爷自不防备，砸了倒怪我！”在双关的意味中透出人物的心理。
《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老残游记》、《孽海花》，通常合称为清末四大谴责小说。这些小说和其他同类小说一起，反映了清末政治的普遍的腐败现象和社会大众对清政府的厌恶心理，并且通过小说本身思想倾向的变化，反映了清末知识分子思想变化的情况，具有一定的认识价值。
在小说技巧方面，也出现了若干新的因素。但必须注意的是：
1，谴责小说或多或少都有夸张失实的毛病，它所反映出的是一种变形的镜像，不可完全当作历史的真实面目来看待；
2，谴责小说大体上是顺应时俗的作品，它和现实政治、大众需求关系较紧密，而缺乏作者独特的人生体验和深刻的思考，所达到的思想深度是有限的；三，谴责小说普遍注重故事性，而缺乏对人物命运的关怀，因而在塑造人物形象、反映人性的复杂内涵这一小说艺术的关键上，没有取得特出的成就，与明代小说及清中期小说相比，实际上是衰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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