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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现代派文学的产生
（一）现代文学产生的背景
国民党政权迁台以来，一直奉行全面倒向西方的各项政策，政治上、经济上逐渐向西方靠拢、朝鲜战争停战、美蒋签订共同防御条约以后，实际上已经宣告了国民党”反攻大陆“的政治神话的破灭。由初始期”美援“的不断涌入，到1965年后外资的大量输入，国民党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已完全依赖美国，这使台湾一些大中城市经济出现了快速、畸形的发展，台湾的经济结构和意识形态发生急剧的转变，由封闭的封建社会一下子演进为开放式的资本主义工商社会。生活领域，尤其是城市生活领域，人们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等各方面都产生着十分深刻的影响，传统文化，传统道德伦理观念受到西方文化道德的猛烈冲击和挑战，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之间关系都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生活领域中，那些资本主义社会常见的畸形物质文明、文化堕落和社会犯罪现象广泛流行与泛滥，这使许多人在心理上逐渐滋生了一种失落感和政治逃避主义的倾向，虚无主义的思想和悲观绝望情绪，成为台湾人的普遍心态。那些历经动乱的大陆去台军民，眼看归期无望，普遍怀有一种沦陷于孤岛的失落、悲观、绝望感；知识分子，在这种东西文化的激烈撞击中，其传统价值观念更是日益动摇，以至面临崩溃的边缘，因而内心充满了无限的压抑、痛苦和焦灼。
在国民党政权的文化国际主义的指导思想下，西方各种文化、文学思潮如潮涌入，社会上普遍滋生着崇洋思想，这种心态与伴随着外资涌入的现代主义思潮一拍即合，这股思潮迅速弥漫至台湾思想文化、教育、文学等各社会生活领域。更加之当局实行的文化高压政策和严格思想控制，对”五四“以来大陆大部分进步文学（如鲁迅、巴金、茅盾等的作品）严加封禁，人为地割断了与大陆母体文化的联系，在客观上使青年一代很少有机会接触祖国传统文学，难以承袭祖国的丰富文学遗产和优秀的现实主义传统。在这种社会背景下成长起来的新一代作家，便转而把目光投向西方，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中去寻求出路，现代派文学便由此而逐渐崛起。
1956年至1966年的十年，是台湾现代派文学兴旺的十年。从二十年代开始在大陆曾时断时续兴起过的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对中国新文学的影响很有限，未能形成气候，但在这一时期的台湾，现代主义却成为波及整个文坛的声势浩大的运动，由诗歌发轫，继而小说以至戏剧散文无不受其影响，现代派文学一度成为文坛的主流。
（二）现代派文学的特征
台湾现代主义文学（包括诗歌与小说）和我国传统现实主义文学相比，在思想意识和创作方法上都大相径庭，表现出许多独特之处。这里所探讨的现代主义文学的特征，主要是指现代派文学对西方现代主义的追求、效法时所表现出的大体相似的倾向。台湾现代派文学最基本的特征是”向内转“，并由这一基本倾向派生出现代派文学的其他特征。
现代派作家都崇尚”向内转“，即走进内心与感觉、潜意识与梦的世界，把表现自我放在主要地位。现代西方一些唯心主义哲学和美学流派把对人的探讨作为自我注意的中心，强调美与美感的主观性。现代派文学与此并无二致，它一反现实主义文学以反映社会现实，真实描写客观世界为基本法则的传统，而把透过主观和心灵把握现实和创造形象作为文学创作的根本法则。实施这一法则的唯一途径便是”向内转“，着力表现人的直觉、本能、潜意识、梦幻等，以此揭示人性的真实，呈示人的处境。台湾现代派诗即是以”自我“为表现核心，要求在诗中建立自己的主观世界，即纯属于诗人自己”再造的世界“，以求得逃避失望的现实，得到精神的解脱。现代派小说的世界，同样是作家内心世界的投影图，它的心理描写不同于传统小说以意识为主体的理性范畴，呈现出原始的非意识、潜意识、呓想、梦魇等非理性特征，使小说与社会现实拉开了距离。”向内转“，要求作家努力开掘人的内心生活（精神生活），以反传统、反理性的手法，表现自我，剖析自我。这种”自我意识的觉醒“，首先是感到”自我“存在的不幸，并进而推及他人、社会以至整个人类的不幸。现代派诗歌的大量创作实践表明，诗人对人生与人性的领域，明显带有无限的感伤或悲剧情结。在现代派小说中，许多小说即以存在主义哲学命题去把握形象和艺术描绘。如”存在先于本质“，”世界是荒诞的，人生是痛苦的“等等命题也是六十年代台湾现代派小说家的钟爱的主题，如丛
的《盲猎》，七等生的《我爱黑眼珠》等等。小说思想主题常蕴含在象征、寓言和隐晦的意象之中，形象的个性化也被抽象化取而代之，对人的价值做抽象的探讨。由于”向内转“，要表现丰富的个人的心灵世界，这就使现代派文学在表现内容、表现形式和表现手法上复杂多变，花样翻新。出于表现自我的需要，现代诗人总苦心于意象的经营，或强调主、客观世界的可见之物与不可见之精神之间相互”感觉“，以有声、有色、有味、有形的物象暗示微妙的内心世界，如纪弦以”苍蝇“之丑态喻社会之污浊（《人类与苍蝇》）；或重视直觉，以直觉去捕捉生活中的意象；或致力于表现下意识、幻觉、梦境与本能，使诗的形象被夸张、扭曲或肢解，意象则更为拥挤、庞杂。现代诗在技巧、形式、语言上都求新求变，并进行诸多实验。现代派诗人广泛向西方学习借鉴，他们讲求象征的运用，意象的虚实契合，声色共感，扭曲变形与夸张，多义性与歧义性的营造，时空的交错转移，主客体的对立与换位等等。尤其是讲求诗的内在”张力“。超现实主义则在语言上提倡”自动语言“写作，图像诗则以怪异的游戏般的文字排列为特点，使诗的节奏与韵律遭受破坏。同样，现代派小说就在刻意创新其表现手法和艺术形式，以反传统的姿态冲击传统的文学观念，如讲求隐晦曲折的暗示、象征；多角度，多变化的叙述观；双层次多层次的结构；富于感性和通感的语言等等。其中尤以意识流和超现实主义的手法去之传统小说最远，这无疑影响着作品的情节、结构；语言的形态和面貌，造成一些失败之作。
台湾现代文学自诞生始，一度引起社会的关注和文坛的论争，它对祖国文学传统的悖离，对传统价值观的背弃，反理性主义和悲观情绪，自我中心意识，一定程度的晦涩，形式主义的流弊，脱离现实和群众的倾向等等，一直受到应有的正确合理的批评，但五六十年代台湾的现代主义文艺运动和现代派文学自有其独特的贡献和存在的价值。它在当代台湾文学史上应占有重要的地位。首先，它涌现了一批优秀作家和作品，许多作品对正确认识台湾社会都有积极的价值；其次，现代派文学对新的艺术手法和表现方式作出了努力的探索，它无疑丰富了文学的表现力，对提高文学创作水平功不可没。再次，台湾现代派文学的兴趣与发展历程，对如何认识现代与传统有重要的启迪作用，对创造新的民族文学有重要意义，同时，它反击了反共文学和庸俗文学，为后乡土文学的崛起与发展起到了”清道夫“的作用。
二 现代派诗歌
（一）现代派诗社的兴起
台湾现代派文学的发端以现代派诗的兴起为标志，五十年代初期现代派诗社和诗刊的创办和逐渐兴旺，为台湾现代派文学的发展拓开了道路。
1953年2 月1 日，诗人纪弦首先创办了《现代诗》季刊，并很快集聚了一批现代诗作者，这是台湾现代派文学发端的重要标志。1956年1月，由纪弦发起，方思、郑愁予、商禽、林亨泰等诗人参与筹备，在台北召开第一届现代诗人代表大会，正式宣告成立”现代派“。参加者达一百零三人，吸引了台湾大部分现代派诗人，”几乎三分诗坛有其二“，形成一个庞大的现代派阵容，其骨干成员除上述诗人外，还有罗门、羊令野、辛郁、李莎、季江、叶泥、林冷、蓉子和曹阳等人。
纪弦的”现代派“继承了当年戴望舒的”现代派“诗观的基本精神，表现形式上则更为前卫。1956年2 月，纪弦在《现代诗》第十三期高扬现代派旗帜，把这一诗刊作为”现代派诗人群共同杂志“，以”领导新诗再革命，推行新诗现代化“为文艺纲领，提出”现代派六大信条“，声称他们是有所扬弃并且发扬光大地包容了自波特莱尔以降的一切新兴诗派之精神与要素的现代派之一群。明确提出”新诗乃横的移植，而非纵的继承“的主张，强调新诗是”诗的新大陆之探索，诗的处女地之开拓，新的内容之表现，新的形式之创造，新的工具之发现，新的手法之发明“，把诗的”知性“和”诗的纯粹性“作为追求的目标，力求探索出一条新的客观环境中的新诗现代化之路。这些主张与戴望舒等”现代派“的文学主张一脉相承，可见，由纪弦《现代诗》开始，正式移植西方现代诗，是有其清晰的历史发展渊源的。纪弦的”现代派“所提出的”六大信条“，为台湾现代诗运动的狂飚突起奠定了理论基础，但是，现代派虽然有纲领和领导，它只是一个文学同仁的松散组织，它的那些信条，并未成为全体同人的严格实践的原则。纪弦本人后来的诗作常常有与自己的理论相左的地方。”现代派“的理论，特别是它过于强调”横的移植“和”知性“，这种反传统和全盘西化的主张，一度招致各方面的批评和抗议。后来纪弦做过自省和修正，忏悔自己把新诗引向歧途，1959年他宣布退出”现代派“。《现代诗》也于1964年2月1 日宣布停刊。尽管如此，纪弦的现代派诗的旗手作用仍为台湾文学界所公认，该刊十多年间出版四十五期，能容纳各种风格、形式的诗作，培养了近百名诗人，有力地推动了台湾新诗的创新和发展。\
：“蓝星”诗社是对推动现代诗发展起重要作用的另一个诗社。《蓝星》于1953年6 月创刊，次年3 月，由覃子豪、钟鼎文、邓禹平、夏菁、余光中等发起成立“蓝星”诗社。1954年6月，“蓝星”社将《新诗周刊》移于《公论报》，改名《蓝星周刊》，此后又出《蓝星诗选》（季刊），最早由覃子豪主编；同时又有夏菁、余光中、罗门轮流主编的《蓝星诗页》（月刊）。由于这些诗人的创作风格和诗观有差异，刊物也就显得异彩纷呈，“蓝星”诗社有一批出类拔萃的诗人，经常为之撰稿的成员除上述诗人外，还有：吴望尧、梁云坡、郑愁予、黄用、周梦蝶、向明、张健、林冷、阮囊、季江、蓉子、叶泥、旷中玉、王宪阳等。到1963年覃子豪去世，许多成员或旅美，或封笔，罗门编完最后一本《蓝星一九六四》诗选后，该组织宣告解散。“蓝星”诗社成员还出版过“蓝星诗丛”、“蓝星丛书”，先后印行三四十种诗集，对台湾诗坛产生过较大的影响。\
：“蓝星”是一个具有沙龙精神的现代派诗社，它与“现代派”相抗衡。虽没有固定的理论和绝对的信条，创作主张也不像“现代派”那样前卫和激进，但他们的基本倾向是标榜创作纯粹的自由诗。他们反对“横的移植”的过分强调，力主诗要“注视人生”，“重视实质”，强调个性和民族精神，认为风格是诗人自我创造的完成，覃子豪强调，“自我创造”是民族的气质、性格、精神等等在作品中无形的表露。“蓝星”社诗人的作品大都既接受西方技巧，有现代气息，又尊重传统，其艺术取向也较为稳健、持重。“蓝星”社的创作园地亦很开放，能包容各样的风格和主义，这是其较温和一面，它使“蓝星”在新诗西化风潮中对“现代派”和后来的“创世纪”起了重要的牵制和平衡作用。\
：“创世纪”诗把现代诗由五十年代推向六十年代，并使其走向了极至。1954年10月，台湾南部的诗人（主要是一些军中诗人），在张默、洛夫、痖弦等倡导下，发起成立了“创世纪”诗社，同年十月出版《创世纪》诗刊，主要成员有：季红、商禽、叶维廉、叶珊、白荻、管管、大荒、菩提、碧果、羊令野、李英豪、彩羽、朵思等。\
：“创世纪”诗人提出“新民族诗型”的创作路线，旨在矫正“横的移植”，其主张是要求现代诗排除纯理性和纯情绪呈现，而应是“美学上直觉的意象的表现”，主张“形象第一，意境至上”，具有中国风、东方味，也赞同吸收西方现代诗的表现技巧。由于其艺术主张在实践中并未认真执行，以至五十年代该诗社并无自己开创性的诗风，影响甚微。到五十年代末，“现代派”和“蓝星”已过全盛时期，“创世纪”则乘虚跃进，革新扩版，扩充阵容，表现出极为激进前卫的姿态，彻底抛弃早期“新诗民族型”的主张，改弦易辙，树起“超现实主义”的反理性大旗。1958年4月第十一期《创世纪》出版，标志着他们创作路线之根本转变，此后，声威大振，很快成为六十年代台湾诗坛一个举足轻重的现代诗社。《创世纪》诗刊出版到二十九期，1969年后因经济困难而停办，1972年9月复刊后，又呈现出回归传统，靠拢现实的趋势，此时文坛上现代派风潮已经日薄西山，走向沉寂。
这一时期除上述三大诗社外，还有其他一些诗社，其中有影响的有1958年由羊令野、罗门创办的《南北笛》；1962年7 月由陈敏华、古丁、文晓村等创办的《葡萄园》；1964年6月由吴瀛涛、桓夫、詹冰、林亨泰、白 、锦连、赵天仪、薛柏谷、黄荷生、王宪阳、杜国清、古贝等十二位台湾省籍诗人发起成立的“笠”诗社。《南北笛》以联络各家各派诗人为目标。
《葡萄园》主张新诗的“明朗化”与“普及化”，提出诗人应“认识传统”并“建设中国风格”，基本上它的精神是对现实乡土的关怀，它对七十年代台湾新诗发展有一定的影响。“笠”诗社创办时正值“蓝星”与“现代派”停刊，“创世纪”日渐式微之际，因此显得十分引人注目。它的出现是台湾本土诗人首次大规模的结合，标志台湾新诗本土意识的觉醒，诗社的《笠》诗刊（双月刊）亦成为当时台湾最有影响的诗刊之一，“笠”初期持中庸的立场，打出现实的精神，现代的技巧旗号。七十年代便公开宣称是“以台湾的历史的，地理的与现实的背景出发；同时也表现了台湾重返祖国三十多年来历经沧桑的人的心路历程”。他们的作品富有强烈的社会批判意识，注重反映现实人生，题材生活化，有浓郁的乡土气息，语言也较朴实，口语化。“笠”诗社的文学活动，为台湾新诗开辟出一条回归乡土的新路径，揭开了当代台湾乡土运动的序幕。
（二）现代诗的两次论争
1956年到1966年间，“现代派”，“蓝星”和“创世纪”三大同属现代派的文学团体因对现代派的一些文学主张和理论观点各异，其在创作路线上存在明显的分歧和矛盾，形成三足鼎立之势，期间经历了两次大规模的激烈论争，影响甚广。
一次是在1957年。1956年的纪弦主持“现代派”提出现代诗的“六大信条”时，他推行“横的移植”，反对“纵的继承”的主张，引起了很多诗人的焦虑。针对纪弦的主张，他们纷纷口诛笔伐加以声讨，尤以覃子豪表现最为活跃。他在1957年出版的《蓝星诗选》“狮子星座号”中发表《新诗向何处去？》一文，对纪弦的主张提出质疑，他在文中指出“外来的影响只能作为部分之营养，经吸收和消化之后便为自己的新血液。新诗目前极需外来的影响，但不是原封不动的移植，而是蜕变，一种崭新的蜕变”。此文表达了他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扬弃态度。他认为，“中国的新诗是中国的，也是世界性的，惟其是世界性的，更要有自己独特的风格。”覃子豪的文章发表后，纪弦著文激烈地反驳，纪弦的文章又引起覃子豪的反击。“蓝星”的其他成员如罗门、余光中也发表文章加以攻击，这场论争持续至1958年底才结束，由于双方态度激烈多于冷静，虽唇枪舌箭，但对一些重大问题仍未做出深入探讨。
另一次大论争发生在1959年至1960年间，这次论争逐渐引起社会上，特别是一些大学教授和专栏作家们的关注，关注的焦点问题仍是如何对待传统。1959年7月，成功大学教授、女作家苏雪林在《自由青年》上发表《新诗坛象征派创始者李金发》一文，对台湾现代派诗追本溯源，抨击台湾现代派诗“晦涩暧昧到了黑漆一团的地步”，尖锐地指出了自三四十年代大陆象征派诗人李金发为起始的中国象征诗派的流弊。她称象征诗的“幽灵”飘过海峡，又在台湾“大行其道”。覃子豪颇为不满，发表《论象征派与中国新诗》一文，苏雪林又发表《为象征诗体的争论敬答覃子豪先生》，覃子豪又回以《简论马拉美，徐志摩，李金发及其他--再致苏雪林先生》。随后几位专栏作家的加入，使这场论争走向了高潮。1959年11月，《中央日报》副刊登载言曦的《新诗闲话》、《新诗余谈》。这前后还有寒嚼《四读现代诗》、《所谓现代诗》等文发表。他们批评了现代派诗对传统的背叛，消极颓废的思想和极恶劣的现实逃避，这些激烈批评和全面否定，震撼了诗坛，引来了现代派诗人规模浩大的全面反击。在这些文章中也有些可取的论述，如余光中对传统、西方与现代都有极清醒且独到的认识。但现代派诗人的反击，仍是明显的打破传统鼓吹西化，那些观点多与西方现代主义诗观异曲同工。
这两次现代诗的大论争，并未遏制现代诗背离传统和步趋西洋的道路，以至恶性发展到使许多诗严重西化，内容虚无，形式晦涩，逃避现实，脱离读者的境地，这两次论争对某些现代派诗人纠正其艺术观方面的偏误也不无裨益。如纪弦后来就修正了自己的某些错误。1961年他在《新形式主义的放逐》一文中说：“现在流行的那些骗人的伪现代诗，不是我所能容忍所能接受的，诸如玩世不恭的态度，虚无主义的倾向，纵欲、诲淫、及至形式主义、文字游戏种种偏差，皆非我当日首倡新现代主义之初衷。”他在1965年甚至提出应取消造成诗坛重大偏差的名称“现代派”三个字。余光中后来也从恶性西化的泥潭中走出，开始回归传统。
（三）现代派诗人及其创作
在台湾汹涌而来的现代主义诗潮中，五十年代中期以至整个六十年代，现代派诗的创作非常活跃，出现了一批有影响的诗人。他们在借鉴西方现代主义时做到很好的扬弃，同时又发展了自己鲜明的创作个性，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观察方法和感受、表现方式，因而各领风骚，异彩纷呈，为台湾文坛所瞩目。这大批诗人当中，尤以余光中、痖弦、洛夫、罗门、纪弦的成就最高，影响也最大，覃子豪、叶维廉、郑愁予、商禽、叶珊、周梦蝶、白、管管、方莘等也颇为台湾诗坛所重视和推崇。这些诗人的诗作富于心灵色彩，大都以抒发“自我”为中心，在对生活感受和观照时，强调诗人的主体感觉，又并非与生活隔绝，沉溺于纯自我表现，他们的作品中的“自我”往往有较广的含义，带有某种历史感或民族感，许多诗歌都将借鉴西方和继承传统很好地结合起来，在诗的表现内容、形式与艺术技巧上都有自己鲜明的艺术特色。
纪弦，本名路逾，1913年生于河北清苑县，原籍陕西。1929年，以“路易士”笔名开始写诗，同年考上武昌美专，次年转学苏州美专。1933年毕业于苏州美专。是年，出版第一本诗集《易士诗集》。1935年与从法国归来的戴望舒见面，与杜衡合作，创办《今代文艺》，组织星火文艺社。1936年，与戴望舒、徐迟合作创办《新诗》。抗战期间辗转于上海、武汉、昆明、河内、香港等地。抗战胜利后，在商界、教育界任职。1948年，离沪去台湾，任《和平时报》副刊编辑。次年5月，开始执教于台北成功中学，直至退休。1976年离台赴美国，定居加州。
五十年代中期，纪弦成为台湾现代派诗人的擎旗者，在诗坛呼风唤雨，挑起一系列论战。19 62 年春，心灰意冷的纪弦著文，宣布“现代派”解散。纪弦曾将自己的一生的文学活动和新诗创作分为三个时期：1948年以前为大陆时期，1949年以后为台湾时期，1977年始为美西时期。纪弦在台湾编辑出版了自选诗七卷：《摘星的少年》、《饮者诗抄》、《槟榔树》甲、乙、丙、丁、戊集。此外，还有《纪弦诗论》、《新诗论集》、《纪弦论现代诗》等三部诗评、评论集。1974年至1976年创作的诗收入《晚景》诗集。赴美后，仍未辍笔。
纪弦是位诗风多变的诗人。他五十年代前期的诗受西方现代派影响，有浓重的自我中心、极端个人主义的特征。在这以后，他的诗日益悖离他的现代主义理论，其内容往往不是遁世而是入世的，诗中的逻辑线索相当清晰。他有不少诗抒写了美好的理想在冷酷的现实面前化为泡影，表现“现代人”的精神创伤，特别注重渲染知识分子普遍存在的幻灭感和失落情绪。
对大陆亲人、故土的怀恋，成为他作品的重要内容。从纪弦的诗中可以看到，这种基于个人情怀的乡愁，蕴含着深沉的历史内容。
纪弦的诗在意象的经营方面颇具匠心，诗中一些无关联的意象经诗人精心编排，呈现像电影蒙太奇式的跳跃之姿，自嘲和嘲人的诙谐，是纪弦诗的一大特色。
覃子豪是“蓝星”诗社的灵魂人物。1914年生，原籍四川广汉。曾就读于北京中法大学，后留学日本。三十年代就进行诗歌创作，是“蓝星”诗社的发起人和重要代表，同时还是一位诗评家。1957年出版的《诗的解剖》，是台湾最早出版的诗评专著。1063年10月10日因病去世。此后有《覃子豪全集》三卷问世。
覃子豪对台湾新诗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被誉为“诗的播种者”和“蓝星的象征”。他早期诗作大多富有真挚的感情，强烈的爱憎。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毅然回国参加抗战，出版的诗集《自由的旗》充满不屈的反抗精神。诗集《永安劫后》更以极大的义愤控诉了日军1943 年10月对福建永安狂轰滥炸的暴行，诗集中《土地的烙印》、《血滴在路上》、《今夜宿谁家》、《凶手的铁证》等无不字字血泪。诗人用平白的语言，描述了战火劫难中的城市令人肝胆欲裂的场景，给读者以巨大的心灵震撼。“文章合为时而著”，诗人的生命脉搏与祖国命运的脉搏一起跳动，是覃子豪早期诗作的基本色调，诗的主题就是民族命运的主题，诗的语言平时朴素，诗质稠密，形式也较精致。
入台后由于世易时移，诗人的思想情绪发生很大的变化，使他后期诗作在内容意蕴、诗的形象、语言和艺术形式等方面有了一系列的变化，受现代主义诗风的影响逐渐明显。诗的主题复杂化，抽象化。如1953年出版的《海洋诗抄》中的《追求》：“大海中的落日/
悲壮得像英雄的感叹/一颗星过去/ 向遥远的天边”，“黑夜的海风/ 刮起了黄沙/ 在苍茫的夜里/ 一个健伟的灵魂/ 跨上了时间的快马”。一幅落日西坠，英雄远逝的兴衰景象，为读者提供了广泛且特殊的审美空间。1955年出版的《向日葵》，标志着覃子豪现代主义诗风的加重，诗作突出了诗人的主体感觉，通过对自身心灵的开掘，使对象心灵化，心灵对象化，从中可以看到表现主义的艺术直觉，象征主义对主体对应物的寻求，印象主义对稍纵即逝的意念的捕捉。
洛夫，原名莫洛夫。1928年5 月11日生于湖南衡阳，1946年开始创作新诗。1949年7 月随国民党军队入台。1952年在《宝岛文艺》月刊发表入台后的第一首诗《火焰之歌》，激发了他创作的巨大热情。1954年与张默、痖弦相识，共同创办《创世纪》诗刊。洛夫是勤奋高产的诗人。自五十年代中期崭露头角起到八十年代，总共出版诗集有：《灵河》（1957）、《石室之死亡》（1965）、《外外集》（1967）、《无岸》（1970）、《魔歌》（1974）、《众荷喧哗》（1976 ）、《洛夫自选集》（1975）、《时间之伤》（1980）等，还有诗论《诗人之镜》（1969）、《诗的创作与鉴赏》（1975）、《洛夫诗论选集》（1977）等。
洛夫敢于大胆创新，是个富有进取心和探索精神的诗人。诗歌风格几经转折，大致经历了从明朗到艰涩再回归明朗的过程。他自己把1958年创作的《投影》、《吻》等诗看作是“第一次风格之转变”，6月写的《我的兽》可视为他进入现代派创作时期，开始有意识地探索现代派诗歌。《石室之死亡》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发表后即引起诗坛的强烈反响。它集中地体现了洛夫诗歌的现代派风格。标题中的“石室”可视为束缚人生，禁囚生命的象征。（白少帆等：《现代台湾文学史》，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年12月。）这部作品也集中表现出洛夫诗以意象重整客体形象的卓越才能，他善于经营复杂纷纭的意象，“透过繁复的意象转化为纯粹的诗”。诗人并未言明象征的含义，但意象的组合自然形成了特定的意境，它引导和促使读者进入其中，从而领略诗意，认识人生和世界。这部作品由于诗人的诗观有些偏颇，也存在着意旨不明确，结构欠紧凑，语言过于晦涩等缺陷。
《石室之死亡》以后，诗人的诗风开始逐渐转向明朗。《长恨歌》是诗人走向现实生活后的代表佳作。它取材于唐玄宗和杨贵妃的历史故事，作品的主要特色之一在于它成功地调动多样化的表现手法创造出独特的讽喻效果，这是他以前的作品中不曾有的风格。它的写法与白居易的名篇亦大相径庭，风格迥异。如：“他高举着那只烧焦的手/
大声叫喊：/ 我做爱/ 因为/ 我要做爱/ 因为/ 我是皇帝/ 因为/ 我们惯于血肉相见”，又如：“他开始在床上读报，吃早点，看梳头，批阅奏折/
盖章/ 盖章/盖章/ 盖章/ 从此，君王不早朝”。这种写法不仅让人忍俊不禁，而且饱含讥讽，令人捧腹，足见诗人在诗的语言和形式上的匠心。首先，洛夫诗歌的艺术特色为注重意象的经营和整合。首先表现为诗中绵密的意象如奔涌的泉流，创造出富有生命跃动般的韵律和节奏，显示出较强烈的诗人的心理色彩。如《边界望乡》中：“雾正升起，我们在茫然中勒马回顾/
手掌开始生汗/ 望远镜中扩大数十倍的乡愁/ 乱如风中的散发/ 当距离调整到令人心跳的程度/ 一座远山迎面飞来/ 把我撞成了/ 严重的内伤”。其次，洛夫的诗的时空结构呈现多层次性。诗人善于把瞬间的直觉和幻觉交杂倒错，有机结合，也能将各种感官感觉交互作用，形成丰富的美感，给读者带来广阔的联想，从中体味和领悟到诗中的独特意义。如《鞭之外》中：“我的马儿，边走边嚼着风景”；《石室之死亡》中：“光在中央，蝙蝠将幻灯吃了一层又一层”；诗人把各种感觉和幻觉具体动作化，展示了惊人的奇特的想象，通过对诗人心灵的深度开掘，使对象心灵化，同时心灵亦对象化了，诗人的主体感觉却得到鲜明的凸现，给读者以新奇、广阔的联想和感悟。洛夫七十年代以来的诗歌，其技巧更加圆熟，表现手法更是丰富万千，并且注重开掘思想和锤炼语言，使作品更耐人寻味。
痖弦，“创世纪”诗社创始人。原名王庆麟，笔名有王麟、伯厚等。1932年生于河南南阳县东庄。主要作品有：《痖弦诗抄》、《深渊》、《血花油》、《印度》等诗集；文学评论集《诗人手札》、《中国新诗研究》等。
痖弦属于到台湾后才成长起来的大陆籍诗人，五十年代初开始学习写诗，1953年在纪弦主编的《现代诗》上发表《我是一勺静美的小花朵》引起诗坛注意。1954年10月结识张默、洛夫并参与创世纪诗社活动后，才算正式写起诗来。作为军旅诗人的重要代表，痖弦的诗首先展示了对军人生涯的痛苦反思。在类似的作品中每每表现出一种茫然若失的幻灭感与失落感。
因此往往在感情上愁结哀怨。如《上校》一诗中，“那纯粹是另一种玫瑰/从火焰中诞生，/ 在荞麦田里，他们遇见最大的会战，/ 而他的一条腿诀别于1943年。/
他曾听到过历史和笑，/ 什么是不朽呢？/ 咳嗽药、刮脸刀、上月房租，如此等等。/ 而在妻的缝纫机的零星战斗下，/ 他觉得唯一能俘虏他的便是太阳。”便可窥见他此际的特色。痖弦立意于表现博大的同情心，将视角对准人生的负面和与生俱来的痛苦，充满了对社会现实的人性关怀和社会批判。
他以简洁的素描笔法为社会底层的“众生相”写生，通过刻画一系列令人同情和悲悯的小人物形象，揭示了他们悲剧性的一生遭遇和命运。请看《疯妇》中：“你们再笑我便把大街举起来/
举向那警官管不住的，笛子吹不到的/ 户籍混乱的星空去/ 笑，笑，再笑，再笑/ 玛丽亚会把虹打成结吊死你们。”诗人通过对疯妇内心独白的成功模仿，代下层人民宣泄出了他们内心的愁苦、愤懑和抗争。正常的人被现实环境逼疯了，弱小者受到了嘲笑，但在疯妇的眼里，这个世界却是疯狂的非人性的。正是这种正常和非正常，理性和非理性的倒置和换位，使他表现出了一种愤世嫉俗的感情和向社会抗争的欲望。痖弦的诗超越了个人感情的藩篱而传达出一种较为普遍深刻的人生经验和人性感受。
痖弦后期在诗作中更加重视文学的社会意义，在作品中更增强了现实主义倾向，而其中最为突出的便是他乡愁诗的成功。在他那些动人的乡愁诗中，他将朴素的乡土意识升华为炽热的爱国主义情思和民族的自豪感。在《我的灵魂》中，诗人写道：“我的灵魂，必须归家。/
君不见，秋天的树叶纷纷落下。/ 我听见，我的民族/ 我的辉煌的民族，/ 在远远地喊我呀。”这里有诗人对五千年华夏民族历史的崇拜与自豪，有海外游子时刻盼望回归故土叶落归根的心愿。
痖弦诗歌的艺术特点主要表现为：抒情诗大多具有戏剧性，善用重叠的句法，具有甜美饱满的格调，好用典，且善将绘画、音乐手法用于诗作中。
余光中是享誉海内外的台湾当代著名诗人和散文家。1928年9 月9 日生于南京，祖籍福建永春。
余光中是位高产作家，他新诗的总量在五百首以上。他的诗大体可分为四个时期，一是格律诗的时期（1950-1957 ），主要受新月派的影响，也受西方浪漫派的启发；二是西化实验时期（1958-1960），1958年余光中赴美学习美国文学和现代绘画史，受到西方文学艺术的影响，并卷入当时台湾现代诗的潮流；三是反对西化提倡古典主义时期（1961-1964），他与全盘西化论者曾有激烈论争，逐渐回归中国古典诗歌的传统；四是民主写实时期（1965年至今），以《在冷战的年代》、《白玉苦瓜》、《与永恒拔河》等诗为代表。余光中的诗集有：《舟子的悲歌》（1952）、《蓝色的羽毛》（1954）、《钟乳石》、《万圣节》（1960）、《莲的联想》（1964 ）、《五陵少年》、《天国的夜市》、《敲打乐》、《在冷战的年代》（1969）、《白玉苦瓜》（1974）、《天狼星》（1976）；散文集有：《左手的缪思》（1963）、《逍遥游》（1965）、《望乡的牧神》（1968）、《焚鹤人》（1972）、《听听那冷雨》（1974）、《余光中散文集》（1975 ）、《青春边愁》（1977）。此外还有论文集《掌上雨》（1964）等，以及一些译作。
余光中在1950年至1958年这段时期，先后发表诗歌二百多首。他早期受新月派的唯美主义诗风和西方现代诗影响，浪漫主义是他作品的主调。1955年写的《饮一八四二年葡萄酒》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已经显现出对传统格律诗的某些变异。诗人由饮手中的这杯葡萄酒出发，展开思想的翅膀，在历史的时空中遨游，当年“纤纤的手指”摘下晶莹圆润的葡萄时，’白朗宁和伊丽莎白还不曾私奔过海峡。/
但马佐卡岛上已栖息乔治桑和萧邦，/ 雪莱初躲在济慈的墓旁。“诗人展示了对百年前多情的回顾，又从久远的历史回到葡萄藤，并想象葡萄架下一对情人的倩影。一情一景如此美好，如在眼前，但”这一切都已经随那个夏季枯萎“，那”纤纤的手指“和”挂满珠翠和玛瑙的葡萄藤“已归于腐朽和烟灭，诗人由此感怀道：“一切都逝了，只有我掌中的这只魔杯，/
还盛放着一世纪前异国的春晚和夏晨。”“而遗下的血液仍如此鲜红，尚有余温，/ 来染湿东方少年的嘴唇。”诗中充满了情与意，美与史，在甜美宁静中隐约着丝丝忧愁和苍凉。
1958年，余光中赴美学习后，受西方文化感染，他的美学观念有了重大变化，他深受梵高为艺术殉道且热爱生命，勇于生活的精神的感召，更欣赏美国女诗人狄金森那种神秘而集中的表现手法，以及突出而跃动的意象。在五十年代末期兴起的台湾现代诗潮中，余光中充当了重要角色。他发表于1960年的两部诗集《万圣节》和《钟乳石》中很多诗作，是他对现代诗的实验之作。不过，很快在现代诗的大论争后，1961年他写了《再见，虚无》，表现出他迷途知返，急流勇退，与“恶性西化”分道扬镳的决心，重又回归到民族诗歌的道路，标志着他的创作生涯出现了重大转折。写于1961年至1963年间的《莲的联想》标志着诗人完成了向传统的回归。正是他在异国始终只是一个“无根的过客”，正是诗人自小就深受祖国文化的薰陶，怀乡的情绪，对祖国深沉的思恋，使他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感情得到升华，坚定地抛弃“恶性西化”，走上艺术的回归之路。到七八十年代，余光中的诗歌创作无论在思想内容、诗歌艺术上都有卓越的成就，获得了创作的大丰收。
余光中诗歌中最有魅力的部分是他表现传统意识和乡土观念的那些诗作。五十年代初期的《舟子的悲歌》中就表达了诗人离开故土的游子思念的痛苦情绪，即使在异国的土地上，这种对故园的渴念也极为深切。怀乡诗中，以1972年写的《乡愁》最具代表性，“邮票”、“船票”、“坟墓”、“海峡”的形象层层迭化，使这种深沉的“乡愁”突破了个人的怀乡情绪，被诗人赋予了深广的时代内容，“乡愁”演化为民族的一大悲剧，具有鲜明的现实感和地域感。1974年写的《白玉苦瓜》是诗人艺术成熟的象征，也更充分更动人地体现了余光中的传统意识和乡土观念。诗人通过对参观故宫博物馆看到的一只白玉雕苦瓜的咏叹，深深表达了他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追慕缅怀之情。这首诗格律严整，但句法灵活，富有节奏，意象生动。这种对诗的形式的重视，亦反映了诗人在艺术思想上对传统的回归。在余光中的诗歌中，传统意识和乡土观念始终占据牢固的地位，以至成为他诗歌的本质和主流，灵魂和核心。这突出地表现在他对民族，对故国故土，对中华历史的无限深情中，他的诗歌无处不显现着一颗赤子之心，一个中华民族不屈的灵魂，这种诗绪在七十年代以来的作品中更是发挥到极至。
余光中诗歌富有鲜明独特的艺术特色。这种独特性与其艺术创作道路的独特分不开，他先是从格律诗的浪漫主义走向现代派，又从现代派回到传统文化之中，他的诗歌艺术的独特性，首先表现在现代意识与传统意识的有机融合。他的现代意识主要表现在以诗歌表现技巧为特征的美学思想的转变，重视诗歌意象和比喻的奇特，如“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乡愁》），“凄凉的胡琴拉长了下午”（《算命瞎子》），“钟楼的指挥杖挑起了黄昏的序曲”（《芝加哥》）等等，反映出诗人对现代生活中某些具有时代气息的思想的独特观察和感知方式，这是五十年代以后影响余光中诗歌创作的一个重要因素。在诗歌语言上，他的诗有的艰涩些，但诗人仍意在对语言和形式做出探索。为了驾驭感情，他注重选择简明、准确、生动独特的语言形象，如《乡愁》中“邮票”、“船票”、“坟墓”、“海峡”；《舟子的悲歌》中的“一片云”，“一颗星”、“一个影”、“一卷惠特曼”等等。
余光中的艺术成就是很明显的，他的诗歌的创作道路也很独特，对台湾现代派诗歌走向全盘西化起到了重要的阻止作用，他的诗歌由现代派到古典主义传统的最后回归，对我们今天认识现代派，如何看待传统的问题富有启示作用。
罗门，是出身军旅的重要诗人，原名韩仁存，1928年生于广东文昌县。1942年考入国民党空军幼年学校，1948年毕业后转入杭州笕桥空军飞行官学校。1949年随学校入台。1954年在《现代诗》上发表第一首诗《加力布露斯》。1955年，与台湾女诗人蓉子结婚，这对他的创作产生了有益的影响。1967年，他的《麦坚利堡》获菲总统马科斯金牌奖。1969年，出席在马尼拉召开的第一届世界诗人大会，其夫妇被大会誉为“世界诗人大会杰出的文学伉俪”，获菲总统大绶勋章。1970年，夫妇一同被列入伦敦出版的《世界诗人辞典》。其诗集主要有：《曙光》（1958）、《第九日的底流》（1963）、《日月集》（1968）、《死亡之塔》（1969）、《隐形的椅子》（1975）、，还有论文集《现代人的悲剧》（1964）、《精神与现代诗人》（1969）
、《心灵访问记》（1969）等。
罗门早期创作诗歌，仅是出自于对诗的热爱和追求。他是位热情奔放的浪漫派诗人，这时期的作品充满着火山般的激情，表现了呼啸奔放的“自我”形象，诗的想象丰富，色彩瑰丽，有唯美主义色彩。直到1963年《第九日的底流》出版时，他对诗歌创作才开始有了对其存在价值与意义的根本认识。他把诗作为人类心灵永恒不朽的精神作业，有近乎宗教的向往。此时，罗门的诗也逐步“向内转”，由早期的热情浪漫化为深沉、凝重之态。他刻意创造新形象新意境，诗表现出来的意象常是多义的，不确定性的，富有象征意义。如《死亡之塔》，这是诗人悼念子豪之死的力作。全诗共五章，第一章写诗人之死及其对后世的撞击和影响。
整章诗中用了大量的形象、比喻和象征、超现实与直接投射的手法：“当落日将黑幕拉满/ 帆影全死在海里/ 你的手便像断浆/ 沉入眼睛盯不住的急流里”，这一章里，运用“黑幕”、“帆影”、“断桨”、“醉舟”、“谷物”、“收割机”、“没有记性的月台”、“磨坊”
、“风车”等等众多的意象从各个角度各个方面写了子豪之死，把“死亡”的意象普遍化，从而使“死亡”具象化了。
罗门后期诗作中，追求精神物质，哀叹工业化给都市和社会造成的沉冷是一个常见的题材。 如在《美的V 型》中：“钻在巴士上的小学生们只管说笑/
声音如一群岛/绕着在旁沉默如树的成年人乱飞/ 一个童话世界与一个患严重心病的年代/ 不相干地坐在巴士上/ 突如其来的急刹车/ 马路的长腿似抽筋尖叫了一声/
行人的视线集拢成美的V 型/ 像一朵花掷在那里/ 反正又有人从边境回来或者不回来了。”这首诗展现了现代都市生活中人所共见的一幕，这种普遍的经验，只要稍加分析，就可体味到工具理性时代现代人心灵的磨损，感性价值的消解，都市生活的不和谐。罗门的诗歌以缤纷独特的意象，扩展了诗中的投射力和生命内涵，唤起了人性的尊严和真诚，给读者以震撼。
在台湾现代诗坛上，五六十年代出现了一批女诗人，蓉子是最有声望的一位。蓉子，本名王蓉芷，1928年生，江苏涟水县人。在台湾诗坛被誉为“今之台湾第一位女诗人”，“永远的青岛”。1950年发表诗作《为什么向我索取形象》、《青岛》后一举成名，遂一发不可收。
她的主要诗集计有：《青岛集》（1953）、《七月的南方》（1961）、《蓉子诗抄》（1965）、《童话城》（1967）、《维纳丽莎组曲》（1969）、《横笛与竖琴的晌午》（1974）、《天堂鸟》（1977 ）、《蓉子自选集》（1978）、《这一站不到神话》（1986）等，还曾与罗门合作出版英译诗选《日月集》。
在五十年代，蓉子可称为全身心拥抱大自然的田园诗人。她前期创作受古希伯来诗歌影响，宗教色彩浓厚，有人道主义思想，诗中蕴含着向上向美和勇于探索的进击精神。如《青岛集》中《生命》一诗写道：“生命如手摇纺纱车的轮子，/
不停地旋转于日子底轮轴，/ 有朝这轮子不再旋转，/ 人们将丈量你织就的布幅。”这时期的诗作常常抒写着诗人对生命、青春和活力的赞美，体现了诗人坚定的信念和积极的人生价值观。诗人感情饱满，探索不止，这些诗有丰富多变的意象，朴实而有张力的语言，这是蓉子诗歌前期的特色。六十年代以来，蓉子的诗作转向台湾现实社会，由田园抒情急转入对现代工业文明，生态破坏和人性压抑的反感、厌憎和批评。在《蓉子诗抄》中收入的《白日骚动》写道：“白日在骚动
在骚动 涨溢骤起/ 又一次像鞭炮怒放/ 震荡着精神岌岌的危楼。”《选事》写道：“当熔烫的铁已冷凝成形/ --一座是否经得起风雨的铸像？！《裂帛样的市街》写道：“兽穿文明的衣衫/
招摇过市街。”等等，诗人的反感、厌恶溢于言表，却又无可奈何，反而平添苦闷与烦忧。如她在《室窗闭塞》中的感叹：“永不死灭的烦恼/
烦恼 是阴霾，扰攘，残阙和虚空。”
蓉子的创作后期艺术上日趋成熟，这时期的诗有现代的实感，又有浓厚的浪漫气息，与前期一样，仍充满着对理想与希望的呼唤，对青春与生命的讴歌，她的诗在艺术结构，气氛营造，意象捕捉和语言锤炼等方面都有新的追求。
白 被认为是“笠”诗社诸多颇有成就的诗人中的“第一健将”。他原名何锦荣，台中人，1937年生。1952年开始写诗，曾是《蓝星诗刊》初期的重要成员，后又加入“现代派”阵营，与“南北笛”、“创世纪”都过从甚密。1964年他参与创办“笠”诗社，并成为该诗社的中坚作家。白
的诗集主要有：《蛾之死》、《风的蔷薇》（1965）、《天空象征》（1969）、《白 诗选》（1971）、《香颂》（1972）；此外有《现代诗散论》等。
白 早期的创作有较鲜明的现代主义风格，他是位具有实验精神的诗人。1960年他曾强调“以图示诗”的观点，他发表的《由诗的绘画性谈起》一文，被台湾一些论者称之为“为图像诗建构理论基础的传世之作”。这一时期的诗作实践了他自己的论点，创作了以《流浪者》为代表的一些图像诗，由早期《蛾之死》的浪漫气息和抒情意味转入了诗歌创作的“立体主义”时期，而诗的语言亦由早期平实而诡谲转为直接明朗，甚至以日常简易性的口语入诗。
白 的诗意象奇特，意境高远，文辞华美，有卓尔不群之风韵。白 和“笠”诗社同仁曾是倡导新诗本土性，他的诗较为切近现实，关心人的命运，他善于以整个心灵拥抱生活，感受和表现生活。他总能对人生与物性，生与死，爱与恨作冷澈的观照，有一种明彻的悟性。但他的一些反映人生重要命题的诗作常有凄凉、冷郁和无可奈何的情绪，他后期的诗风越发趋向苍凉、沉郁，这使他的诗的社会批判存在局限性。
三 现代派小说
五十年代的台湾诗坛，现代派诗潮风起云涌，诗社与诗刊，创作与论争，十分活跃，台湾新诗坛是一片拓荒景象。作为开拓的先锋，现代派诗的兴起、发展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为随之而来的现代小说的兴盛铺展了前行的道路，从而在六十年代，由现代小说创造出了现代派文学的黄金时代。
（一）现代派小说的崛起
台湾现代小说的兴盛，大批文学新人出现，台湾大学“学院派”创办的《文学杂志》和《现代文学》两份杂志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文学杂志》于1956年9 月由台大外文系主任夏济安教授及吴鲁芹和刘守宜创办。其初衷正如创刊号《致读者》所言：“我们的希望是要继承数千年来中国文学伟大的传统，从而发扬光大，我们虽然身处动乱的时代，我们希望我们的文章并不‘动乱’。我们不想逃避现实。
我们的信念是，一个认真的作家，一定是反映他的时代，表达人的时代精神的人。我们并非不讲求文字的美丽。不过我们觉得更重要的是让我们说老实话。”从该刊随后四年中出版的内容来看，它在鼓励写实文学的同时，更倾向于十九世纪西方批判现实主义，它介绍了西方现代文学潮流，发表了大量台湾作家创作或翻译的现代主义作品。1959年7月，夏济安离台赴美。《文学杂志》不久便停刊。《文学杂志》提倡写实路线，对文学摆脱政治化、庸俗化的道路起了引导作用；同时，它对中西文学理论和作品的评价，也推动了台湾文学素质的提高，提升了纯文学的地位。《文学杂志》能广纳各种风格的作品，投稿者众多，这无疑对活跃文坛，推介人才起了重要作用。
1960年3 月5 日，当时台大外文系的一批青年学生白先勇、王文兴、陈若曦、欧阳子、叶维廉、刘绍铭等共同组织创办了《现代文学》，标志着现代主义在台湾小说领域中的崛起和趋向成熟。这些人多是在《文学杂志》上崭露头角的年青作家。《现代文学》发刊词写道：“我们不愿意为辩证‘文以载道’或‘为艺术而艺术’而花篇幅，但我们相信，一件成功的艺术品，纵非立志为‘载道’而成，但已达到了‘载道’的目的。……我们打算分期有系统地介绍翻译西方现代艺术学派和潮流，批评和思想，并尽可能选择其代表作品。我们如此做，并不表示我们对外国艺术的偏爱，不仅仅依据‘他山之石’之进步原则”，“进行试验，摸索和创造新的艺术形式和风格”，以表现“作为现代人的艺术感情”，也对传统做一些“破坏性的工作”。这表明，《现代文学》的根本倾向是现代的、试验的、西化的，它系统地介绍了大量西方现代艺术学派和潮流。第一期是卡夫卡专号，第二期推介了托玛斯。曼。王文兴在第二期上说：“我们以后将要不竭地推出作风崭新的小说。吃惊也罢，咒骂也罢，我们非要震惊台湾的文坛不可。”此后又推出了介绍劳伦斯、福克纳、加缪、沃尔芙、乔伊斯等一些西方现代派作家的评介专号。
《现代文学》是台湾小说现代派的大本营，它对推动台湾现代派小说创作产生了深广的影响。其主要贡献之一是为文坛造就了白先勇、陈映真、黄春明、陈若曦、王拓、欧阳子、王文兴、王祯和、於梨华、七等生、丛
、水晶、施叔青、李昂等一大批作家。该刊从1960年3 月到1973年9 月间共出版五十一期，刊载小说作品二百零六篇，作者七十人。这些人成为活跃在六七十年代文坛的重要作家。《现代文学》较开放，曾发表过一些有乡土特色的反映下层民众生活的佳作，因此它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台湾文学对本土意识的确认。该刊1973年因经费缺乏停刊，1977年复刊。
此外，六十年代另有几家以发表小说为主的文学刊物。1964年吴浊流创办《台湾文艺》，这是光复以来台湾本土作家主持的第一家文学杂志。作者多为本土作家，如钟理和、文星、廖清秀、钟肇政、陈映真、王祯和、黄春明等。1966年尉天骢等创办《文学季刊》，该刊倡导现实主义路线，极力批评现代主义小说，主张回归三十年代的创作道路。主要作者有陈映真、黄春明、杨青矗等一批本土作家。该刊1971年停刊。此外，发表小说的刊物还有林海音的《纯文学》，任卓宣的《笔汇》等。
（二）现代派小说作家及其创作
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初，台湾第二代文学新人开始茁壮成长并登上文坛，这使六十年代现代派小说创作显得极为繁荣。从总体上看，现代派小说家并不像现代派诗人那么前卫，除王文兴、欧阳子可说是典型的现代派作家外，其他大多是属于较宽泛意义上的现代派，他们虽有典型的现代派作品发表，但多数作品都融入较多的写实因素，有的现代派作家在其后的创作中甚至完全背离了原来的现代主义路线，而只是保留了现代主义的表现技巧，作品从重在表现自我到侧重反映社会，写实因素更强，以至走上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如白先勇、欧阳子、陈若曦、丛
、施叔青等，他们都曾在台大外文系就读过。时称“学院派”、“大学才子派”作家。因这些作家多数移居国外，故在别章作具体介绍。
四 本时期的散文
台湾散文是台湾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发端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在日据时期曾一度陷入沉寂，到五六十年代以后，台湾散文相当繁荣，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本时期的台湾散文处在逐步发展时期。五十年代，散文开始盛行，由于当局政治和文化的高压政策和特殊的地理环境，散文创作也出现了回避社会现实问题的弊病，即使涉及社会问题，也缺乏应有的锋芒。很多散文作家站在现实社会的边缘，沉湎于现实与梦幻交织的世界，忧国和怀乡一时成了散文的主调。到六十年代，台湾社会进一步工商化，经济飞速发展，西方文艺思潮蜂拥而至，散文界受现代主义的影响加深，一批作家开始打破“五四”后形成的朱自清式的散文格局，而较多地接受和吸收西方现代文学技巧，出现了不少新鲜作品，诸如象征、意象、感觉、意识流、时空颠倒与跳跃等现代手法得到广泛的运用。同时，杂文小品的创作也有所发展。此时期的女作家，散文创作也较活跃，出现了如琦君、张秀亚、叶蔓、钟梅音、罗兰、张晓风等等一批五十年代的散文作家。
台湾散文的创作题材丰富，内容广泛，尤以抒情性散文作品的数量为多，如念旧怀乡、田园风情、旅游风物等，也有托物言志或社会批评、文化小品方面的。怀旧思乡题材的大量作品多是由大陆赴台的作家所写，由于政治隔绝了海峡两岸的亲情，多数赴台者几十年来对亲人日思夜想，随着岁月年复一年的流逝，这种乡愁愈加深切、浓烈，因此，这类散文感情浓郁，笔调深沉，或写过去的亲人师友，或描回忆中的乡风乡情，字字句句情深意切。
台湾散文有一个庞大的作家群，基本上可分为老、中、青三代，老一代有梁实秋、台静农、谢冰莹、苏雪林、柏杨、张秀亚、琦君等；中年一代有余光中、张晓风、杨牧（叶珊）、许达然、萧白等；年青一代有三毛、席慕容、洪素丽、陈幸蕙、爱亚等。
梁实秋，1901年生，北京人，原籍浙江杭州。笔名秋郎。1923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是当时“新月派”的核心人物，曾赴美入哈佛大学研究所，获文学硕士学位。回国后历任东南大学、复旦、北大等学校教授。他在大陆度过了早年的学者和作家生涯。1949年入台，历任台湾省立师大、台大教授，台湾编译馆馆长等职，1966年退休后，专事翻译著述和创作，1987年病逝。梁实秋笔耕生涯五十多年，不仅是个极有成就的文学研究家，还是卓有成就的散文家。
主要散文作品有《雅舍小品》、《秋室杂文》、《清华八年》、《雅舍小品续集》、《看云集》、《槐园梦忆》等集子。
梁实秋受过清华八年的正规教育，又深受英美文学和古典理性的洗礼。自四十年代发表小品后，即确立了其散文大家的瞩目地位。他的散文的内容，有回忆青少年时的往事，记述个人经历和生活环境的，有再现抗战时文化界人士困顿享乐情形的，有赴台前后个人的生活际遇、见闻和游历的，有专门对当时文坛文艺笔战和著名作家的回忆，以及对台岛社会世相的讽刺和感怀，可谓内容广泛，写尽社会百态，其中都浸润了作家大半生的生活遭际和情感积淀。
梁实秋一生学贯中西，博古通今。他是个自由主义者，有自己独特的学养、阅历、性情和气度，他总是心平气和，随遇而安，节制情感，发掘理趣，玩味生活中的各种动人的情趣，自得其乐，并把纯粹的生活体验转化为人生的审美，即使是痛苦的经验也常能进入审美的视野，这种散淡平和的人生态度，正是他的《雅舍小品》的精神内核，也是其散文小品创作的一个独有的特色。
在梁实秋身上，又明显地表现出人性的复杂，同他的抽象人性论和贵族文学观相反，他的散文往往怀有对非正义和非文明的社会现状或史实的不满，如在《正月十二日》中，他揭露袁世凯兵变洗劫平民百姓的罪恶和丑态；又如《记张自忠将军》中，他痛斥了帝国主义侵略者的非人性，批评了国民党兵将不顾国破家亡却沉迷酒色生活的丑态，赞扬了爱国将领挟民族大义的高风亮节，从这些灼灼言辞中可以看出他对社会人生和民族命运的关注和正义感。
梁实秋是个颇有建树的学者，这一学者气质在其散文创作中有明显的表露，从而使他的散文具有学者的手笔。他的行文晓畅自如，其间常点缀着作者引经据典的巧妙，间或笑谈、趣事、俚语和学识，星星点点，从从容容，自然大度，作家的情思在其中，出入自如，出神入化。
朴实中见幽默，是梁实秋散文的又一个特色。他的许多散文中，对人生通病有精深的批评，如对追求时髦、习勇好斗、趋炎附势、虚荣等等，常常不乏漫画式的批评、幽默式的讥讽、闲扯式的调侃，但不温不火，亦庄亦谐，亦非玩世不恭，有特殊的艺术效果。这得益于他人生艺术化，人生喜剧化的深厚功力。如《汽车》中写阔男女驰车而奔，泥水四溅，路边行人变成满脸花，批评了不正常的尊卑贵贱观和虚荣的择偶观；在一些写动物的篇目中，如《骆驼》中，借骆驼与哈巴狗所受不同的待遇对比，抨击社会生活中的不公平现象。梁实秋散文中颇有浪漫与古典的情趣，他自言说有“古典头脑，浪漫心肠”。他的作品中时时流露出这种迷人的气息。如在《滑竿》中，写滑竿夫苦而有乐，苦中做乐的豪爽精神时，插有一段犷放的俚语，如悦耳的清唱，不仅洋溢着新鲜浪漫的气息，同时活化了行文章法，富有清丽的隽永韵味。他的散文中的古典美，是通过文言文的语体化来达成的。以求古今融化，既晓畅明白，又雅洁典丽。如《雅舍》中一段：“雅舍最宜月夜--地势较高，得月较先。看山头叶月，红盘乍涌，一霎间，清光四射，天空皎洁，四野无声，微间犬吠，坐客无不悄然！舍前有两株梨树，等到月升中天，清光从树间筛洒而下，地上阴影斑斓，此时尤为幽绝，直到兴阑人归房就寝，月光仍然逼进窗来，助我凄凉。”这一段中，文白相互交错咬合，十分简练雅洁，古文的神韵和名士之风如清风扑面，款款而来，若全换为白话文，这种典雅之风必然大打折扣，而不能尽其极致。
进入暮年后的梁实秋，写有许多思国怀乡的佳作，这部分散文集中表现了作者深厚的文学功底和博学豪放、清丽典雅的风格。如《秋室杂文》和《看云集》中的写对故国、故土、故人的思念，篇篇情真意切，感人至深。如《雅舍谈吃--火腿》中，忆旧时品尝金华火腿“犹有余香”，嗟叹现时台湾仿制火腿的粗制滥造和品尝地道的火腿之不易与珍贵，通篇谈吃，实则是抒发刻骨铭心的故园之思，故国之恋，读来令人感喟不已，回味无穷。
入台后，梁实秋因对现实政治失望，创作减少，感时伤怀，心怀隐痛，致使散文的创作更为内隐，更有深度，融入了厚重、深沉的因素，中年时代酣畅淋漓的文风变得含蓄、节制、老道。生活艺术化，艺术生活化的特色更为浓郁，饱含物趣、意趣和情趣，熔性情、经验和学术于一炉，成为闲适派不可替代的大家。
台静农，二十年代便以《地之子》、《建塔者》等乡土小说蜚声新文坛，得到鲁迅赏识。19 46 年，赴台湾大学执教，此后在台湾生活了近半个世纪。1992年，在台湾逝世。台静农晚年以书法享誉士林，他的散文小品在台湾文学界也颇负盛名。1990 年，台湾洪范书店出版了台静农的散文小品集《龙坡杂文》。此书面世后好评如潮，多次登上台湾文学新书“排行榜”。1992年，大陆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了《台静农散文选》，此书除了将《龙坡杂文》一书中的诸文全部收入外，还增补了散见于台湾报刊上的多篇台静农的散文佳构。台静农的门生、故旧徐中玉和林辰为该书作序。
台静农始终信奉一种积极入世的文学观，在他的散文中，蕴含着一个作家对时代、民族和人类未来的思考，字里行间处处流露一个历尽沧桑的老知识分子“老而弥坚”的精神和博大深沉的人文关怀，以及对真善美的热切追求。台静农的散文感情真挚，结构精致，叙事时侃侃而谈，擅用白描手法；议论时含蓄蕴藉，常有精当的画龙点睛之笔；抒怀时毫不做作，真情的流露犹如行云流水一般。读他的《有关西山逸士二三事》、《追思》等作品，深感作者心灵深处那份平淡恬静的心境，那是一种“曾经沧海难为水”的高雅闲情，而炉火纯青的语言功底，使他的散文平添了令人回味无穷的魅力。
谢冰莹，原名鸣冈，字凤宝，笔名林兰、南芷、忆萍等，1906年出生，湖北新化人。早年与陈天华、成仿吾一同被誉为“新化三才子”。年轻时投笔从戎，参加过北伐。处女作《从军日记》颇受好评。三十年代曾两次赴日，入早稻田大学。1936年4月，因拒绝欢迎伪满皇帝溥仪朝日，遭日警逮捕，受尽酷刑。1948年抵台湾。1984年定居于美国旧金山。她从1928年出版第一本散文迄今，已出版六十多种作品，合计一千多万字，重要作品有散文集《麓山集》、《爱晚亭》、《绿窗寄语》、《故乡》、《冰莹忆往》等，传记《一个女兵的自传》、《女兵十年》等，小说集《碧瑶之恋》、《空谷幽兰》等。
谢冰莹在台湾期间，以创作散文为主。她的散文集《爱晚亭》为故乡、为祖国吟唱了一曲又一曲感人的颂歌。她的《我的回忆》、《作家印象记》等作品，寄托了对亲人、故友的深切怀念。她在《还乡记》中深情地写道：“这究竟是梦还是现实呢？也许是一个真实的梦，不管它是梦还是现实，我都愿意回去，永远投在故乡的怀抱。嗅着泥土的芬芳。可爱的故乡呀，我永远记着你四季如画的风光！”《爱晚亭》是谢冰莹所作的眷恋故土的一系列散文中的名篇，作者如数家珍地介绍了遐迩闻名的爱晚亭名字的由来，岳麓山壮丽的景观，描述了爱晚亭周遭的四季美景，字里行间袒露了对祖国无限思念的赤子之心。谢冰莹的散文情真意切，朴拙自然，不少篇什亦柔亦刚，仍可觅见当年女兵的雄风。
柏杨，原名郭衣洞，1920年生，自幼经历坎坷。他是高产作家，著述甚丰，尤以杂文影响大，主要散文有《玉雕集》、《柏杨选集》、《绮梦闲话》、《西窗随笔》、《牵肠挂肚集》、《云游记》等几十部，对台湾文坛有着深刻的影响。柏杨散文内容广泛，几乎无所不包，他的一生都以杂文为武器，针砭时弊，指向强权和人性的丑陋处，他的杂文亦卓尔不群，具有鲜明的艺术特色。
柏杨的杂文总是从小事出发，痛击庸俗的世相和习性，又常将丰富的史实与现实巧妙相联映衬，通过史实与现实的相联，借古鉴今，显示出作者敏锐的感触，深刻的思想。柏杨创造了“酱缸”学说，对传统文化中人性丑态和劣根性“沉痛出击”，如“窝里斗”、狭隘性、“和稀泥”、安于现状、势利眼、马屁精等等，旨在挑破所谓民族劣根的溃疡性和阴暗面，这正是他的《丑陋的中国人》的主题所在。
柏杨杂文都直接取材于台湾社会生活，它不是歌功颂德，无病呻吟，相反字字句句中都可看出作者对乡土、亲人的深厚感情和盼望民族振兴的情怀。扎实深厚的知识积淀和敏捷的才思，使他的杂文涵盖古今中外、嘻笑怒骂、评时议政、纵横驰聘；艺术表现则形式活泼、深入浅出、文思飞扬、亦庄亦谐、讽刺尖酸、平淡中有奇崛之美，因而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
柏杨杂文也有较明显的弊端。如激情多于理智，思想失诸片面性，导致认识的表面化和偏激。另外，其杂文中过多的幽默、诙谐时有浮、油之嫌。但不管怎样，他的杂文的成就和影响是公认的。
张秀亚，台湾著名的抒情散文女作家。1919年生于河北。她勤于创作，收获颇丰，计有散文集《三色堇》、《牧羊女》、《怀念》等，以及小说集、诗集等各类著作五十余部。
张秀亚的散文色彩缤纷，诗情浓郁，笔致秀逸。她的散文多撷取身边的物事人情和个人经历，或写景咏物，或描人情世态，或缘事写情，看似小事一桩，写来又各有情致。写日月山川，花岛虫鱼，则文字优美，笔调轻松，情景交融，充满诗情画意；写对世界和人生的宗教情怀，则温暖如炬，仁爱虔诚，悲天悯人而又积极入世；写个人心境，则缘事而发，触景生情，喟叹感慨，都有较强的诗情，这使她的散文自成一派，独具特色。如《种花记》、《杏黄月》、《秋日小札》等，都是睹物兴情，移情于物的佳作，那空
的山景，绮丽的城市风光，温馨缱绻的情意，一一跃然纸上。她的散文敏感多思，洞微悉幽，纯真隽永。她能捕捉生活中种种动人的“真趣”，善于激发想象和联想，从平凡中发掘出纯真不凡的美来，如《髻》回忆了慈母一生的磨难，赞颂了母亲淳厚和仁爱的心怀，音乐味幽美，感人至深，是她的代表性作品，文中也可看出她长于刻画人物的优势。张秀亚的散文也有生动的意象，清丽的文笔，意境幽远且不乏淡淡感伤。她能灵活处理叙事、抒情、写景和议论等技巧因素，做到虚实结合，反复渲染，组织意象，营造意境。如《没有荷叶》写雨中的山城，夹叙夹议，写景抒情，虚实相映，意境幽远，诗情盎然。张秀亚的散文很讲究语言的锤炼和修辞手法，用词生动准确，散文呈现诗意美和韵律美。
琦君，原名潘希真，1917年生于浙江永嘉。她的散文结集出版的主要有《烟愁》、《红纱灯》、《桂花雨》等，还有小说集《菁姐》等总共近二十部作品。
琦君散文很多是写自己的儿童和学生时代，以缅怀亲友、师生的题材写得最为动人。她的笔端总是饱蘸激情和挚爱，作品充满了温存和深情。《下雨天，真好》是其代表作之一，作品重温了在故乡霏霏细雨中的一次欢聚，万千情愁倾洒在笔端，笔墨细腻，朴素亲切，深挚凝重。琦君写人的散文常运用小说笔法来刻画人物；写风光的则善于用写景作抒情的“点染”
，写得摇曳多姿，如《西湖忆旧》；写人情风物的，则善于描述故乡各种风俗旧习，如看庙戏，给“压岁钱”等，写来生动有趣，富于艺术色彩，读来津津有味，脍炙人口。总体上，琦君的散文有温润纯朴，淡雅敦厚之风，感情朴实真挚，细腻动人，其文笔则不事雕琢，清新素雅，如淡淡幽香，使人心醉。
王鼎钧，1927年生于山东临沂县。著有《人生三书》等集子。他的散文有较强的社会批判意识。代表性作品《那树》运用小说的笔法，写一棵茂盛的老树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中的困苦挣扎，最后仍不免被砍伐命运的故事。老树坚韧倔强的形象和最终逃不脱悲剧的命运给人留下深刻的反思，它形象地表现了台湾工商社会在畸形发展中所付出的惨重代价，即古老文明和传统文化遭受到冲击和毁灭性破坏。王鼎钧的散文坚持了为人生的主张，揭露了现实的种种流弊，从中可窥见作者对古老文明和文化传统的深沉情感和深切忧思。他的散文文笔简炼，神情俱肖，文理清晰，自成一体。读者能在阅读中自然进入特定情景和氛围，产生深沉的思考。
萧白，1925年生。曾入国民党军队服役。其主要作品有散文集《多色河畔》、《白鹭之歌》、《山鸟集》等，小说集《破晓》、《雪朝》等。萧白的散文有“文彩飘逸，意境幽邃”之誉，追求空灵的审美情趣，常能借助生动的艺术形象表现抽象的概念，或咏物抒怀，营造出优美动人的意境，令人陶醉。
郭枫，生于1933年。著有散文集《早春的花束》、《九月的眸光》、《老家的树》、《永恒的岛》等以及若干部诗集。郭枫是位有极强的社会责任感和深刻的历史感的作家。他的散文有对台湾社会现象深刻的审视，也有对故乡原野和祖国山河忘情的留连。前者采用多视点、多角度、多层次的方法深刻剖析社会丑态和病态，鞭辟入里，爱憎分明；后者则满怀激情，倾洒热爱、深沉的思考，朴实的情怀。他的散文长于新奇精巧的构思，常发人所未及的新见解，又有盎然的诗风，善于开拓幽美的意境。而且结构严谨，脉络清晰，有丰富的想象，语言含蓄凝炼，晓畅自然、风格多样，有鲜明的艺术个性。
五 本时期的戏剧、电影文学
台湾新戏剧直接受“五四”进步戏剧运动的影响，是中国新戏剧的一条支流。1919年，上海民兴社的新戏班子抵台后在各地用国语演出文明新戏，拉开了台湾新戏剧的序幕。很快，各地出现了许多新剧团，如新光社、学生演剧团等等。1924年，张梗的独幕剧《屈原》问世，是台湾的第一部新剧。三十年代后，戏剧运动受殖民当局压制，趋于低潮。1949年至六十年代初，台湾剧坛又受“反共文艺”、“战斗文艺”思潮的冲击，戏剧艺术走入颓败的死胡同。此后，出现一些话剧社团和轻喜剧，开始冲破反共八股和媚俗风习的窠臼，作品具有一定的思想深度，艺术上有了新意和进步，这些剧作中，以李曼瑰的历史剧《楚汉风云》为公认佳作。李曼瑰，广东台山人，1906年，曾获密歇根大学硕士学位。他的剧本创作始于二十年代。六十年代以来，他写出了以汉代历史为题材的系列历史剧《楚汉风云》、《汉宫春秋》及汉武帝三部曲等。李曼瑰的历史剧比较忠于史实，形象地再现了汉代的历史风云，剧中人物众多，形象鲜明丰满，富有神采，矛盾冲突错综复杂，结构纵横捭阖，显示出作者较深厚的功力。同时因受西方古典戏剧影响，他的历史剧也有较浓重的悲剧和哲理意味。六十年代中期后，话剧艺术形式、表现手法开始受西洋现代戏剧的影响，进入大胆探索时期，使传统戏剧观受到极大冲击。
台湾的电影文学也直接受到大陆电影事业的推动和影响。二十年代，在台湾巡映的大陆影片深受当地欢迎。1925年5 月，刘喜阳等人发起成立“台湾映画研究会”，以后，不断出现由台湾人创作、拍摄的故事片，但都缺乏积极的思想意义。光复后至五十年代，台湾影坛徘徊不前。到六十年代，随着经济发展，拍片数量迅速上升。1965年后，每年出品的长故事片超过一百二十部，这无疑推动了电影文学创作，严肃的作开始冲出浪漫爱情片和武侠片重围，出现了如《蚵女》、《养鸭人家》等严肃的电影文学的发韧之作。此外，为数不多的较好的作品还有《寂寞的十七岁》、《家在台北》等。但在总体上创作很落后，并未出现一支正规的创作队伍。受当时西方现代文艺思潮的影响，电影文学作品中也不免染上一些灰暗、颓废、绝望的情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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