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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刘勰以前的文学批评家
汉代的杨雄的法言吾子篇，桓谭的新论道赋篇，王充的论衡超奇、书解、对作等篇，都可以算做文学批评的专篇论文。但道赋篇已佚，究竟如何，我们无从知道；吾子篇和超奇、书解、对作等篇，虽然是文学批评，但也含有哲学批评。
这与汉代的文学概念的广泛，有极深的相互关系。
宋书大且渠蒙逊传载“茂虔撰文检六卷”，侯康于补后汉书艺文志卷四说“似是后汉人撰”。钱大昭的补续汉书艺文志又载有崔瑗的南阳文学官志。但这两部书现在也都散亡了，是不是文学批评书，无从判断；按名思义，或者是文章总集吧？
文检与南阳文学官志既不是文学批评书，吾子超奇等篇又含有哲学批评，以故汉代不惟没有文学批评的专书，也没有纯粹的文学批评的专篇论文。纯粹的文学批评的专篇论文始于魏而盛于晋，文学批评的专书则始于晋而盛于梁。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云：
若子桓之品藻人才，仲洽之区判文体，陆机辨于文赋，李充论于翰林，张视レ句褒贬，颜延国写情兴：各任怀抱，共为权衡。
刘勰文心雕龙序志篇云：
详观近代之论文者多矣：至如魏文述典，陈思序书（按指与杨德祖书），应文论（按指文质论），陆机文赋，仲洽流别，弘范翰林，各照隅隙，鲜观衢路。
或臧否当时之才，或诠品前修之文，或举雅俗之旨，或撮题篇章之意。魏典密而不周，陈书辩而无当，应论华而疏略，陆赋巧而碎乱，流别精而少巧（梁书作功），翰林浅而寡要。又君山公干之徒，吉甫士龙之辈，议文意，往往间出，并未能振业以寻根，观澜而索源，不述先哲之诰，无益后生之虑。（三味堂黄注纪评本卷十，又梁书卷五十文学下刘勰传）
锺嵘诗品序云：
陆机文赋，通而无贬；李充翰林，疏而不切；王微鸿宝，密而无裁；颜延论文，精而难晓；挚虞文志，详而博赡，颇曰知言。观斯数家，皆就谈文体，而不显优劣。至于谢客集诗，逢诗辄取；张骘文士，逢文即书；诸英志录，并义在文，曾无品第。不过在这些作品中，如曹丕的典论论文，曹植的与杨德祖书，应的文质论，陆机的文赋，可以算是单篇论文，不能算是文学批评的专书。典论论文和文赋之在文学批评史上自有不可泯灭的价值，但曹丕和陆机之在创作方面的成就更远过于他俩的批评，因为我们与其称他俩为文学批评家，无宁称他俩为文学作家。自然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有关，但伟大的文学批评家却不必是文学作家。
陆机的文赋只是述说自己的作文经验，完全是文学家的口吻，不是文学批评家的口吻。曹丕的典论论文在使文学家“审己以度人”，庶几可以“相服”，不致“相轻”，也和以文学批评为职志者不同。
曹植更是公认的文学作家，不是文学批评家。他的与杨德祖书云：“世人之著述，不能无病。仆尝好人讥弹其文，有不善者应时改定。”似乎很有尊重批评的精神。但又说：“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论于淑媛；有龙渊之利，乃可以议于割断。”反对“才不逮于作者”的“诋诃文章，掎摭利病。”（详七章二节）固是讨论鉴赏批评的资格，同时也是否认鉴赏批评的独立，更当然是作家的口吻，不是批评家的口吻。
应的文质论（见艺文类聚卷二十一），是政治性的（或者说是文化的），不是文学性的，刘勰说“华而疏略”，或者就是指其疏略于文学吧。
张视的言论，今已只字无存，其“レ句褒贬”，是否文学批评专著不可知。
王微鸿宝已佚。颜延之庭诰是家训，不过其中也有文学批评罢了。
“谢客集诗”，显然是诗总集，隋志总集类正著谢灵运的诗英九卷。
“张骘文士”，是一部文学家传，隋唐志都有著录（隋志误作张隐）。魏晋六朝时代的文学家很多，因之文学家传记书也很发达。隋唐志俱著有挚虞文章志四卷，傅亮续文章志二卷，宋明帝晋江左文章志二卷，沈约宋世文章志二卷，玉海著有邱渊之文章灵及别集录，丘灵鞠江左文章录序。文学家传中虽也许有文学批评，但不能视为文学批评专书。
至“君山公之徒，吉甫士龙之辈”既是“议文意”，更当然不是文学批评专家，没有文学批评专书。君山是桓谭字，他的新论往往“议文意”，详二篇四章三节。公是刘桢字，他的“议文意”，详本篇四章一节。吉甫是应贞字，他的“议文意”不可考。士龙是陆云字，他的与兄平原书，往往“议文意”。如云：“往日论文，先辞而后情，尚（据文心雕龙定势篇引当作势）而不取悦泽。尝忆只道张公父子论文实欲自得，今日便欲宗其言也。兄文章之高远绝异，不可复称言。然犹皆欲微多，但清新相接，不以此为病耳。若复令小省，恐其妙欲不见可复称极，不审兄由以为尔不？”零零碎碎，无关宏旨。
诗品卷下评陆厥云：“观厥文纬，具识丈夫之情状，自制未优，非文之失也。”
似陆厥作有文纬一书，但久已亡佚，是否文学批评专书不可考。唐释皎然诗式中序云：“早岁曾见沈约品藻，惠休翰林，庾信诗箴。”（又见福琳：唐湖州杼山皎然传）但不见三人本传及隋书经籍志，又不见南北朝人征述，疑出唐人伪托。
由此看来，除了后人伪托的书籍以外，没有一部可以称为文学批评专书；可以称为文学批评专书的只有挚虞的文章流别志论和李充的翰林论。不过这两部书的重点似乎都只在辨析文体（详三章六、七两节），没有论到文学的各方面，不能算是成功的、伟大的文学批评专书；因之作者挚虞和李充也不能算是成功的、伟大的文学批评专家。成功的、伟大的文学批评专家只有刘勰和锺嵘。章学诚文史通义诗话篇云：
诗品之于论诗，视文心雕龙之于论文，皆专门名家，勒为专书之初祖也。文心体大而虑周，诗品思深而意远；盖文心笼罩群言，而诗品深从六艺溯流别也。
论诗论文而知溯流别，则可以探源经籍而进窥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矣。此意非后世诗话家流所能喻也。
论诗论文似乎不一定要“从六艺溯流别”，更不必“进窥天地之纯”，但谓文心诗品“皆专门名家，勒为专书之初祖”，则并非过誉，虽然他俩的“勒为专书”，也受以前的论诗论文的许多提示。
○二 作文心雕龙的动机
刘勰字彦和，东莞莒人。梁书和南史都入文学传。他的仕宦大都在梁朝，但作文心雕龙的时候则在齐朝，所以时序篇称“皇齐驭宝”。齐朝的文坛情形，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云：
今之文章，作者虽众，总而为论，略有三体：一则启心闲绎，托辞华旷，虽存巧绮，终致迂回，宜登公宴，本非准的，而疏慢阐缓，膏育之病，曲正可采，酷不入情。......次则缉事比类，非对不发，博物可嘉，职成拘制；或全借古语，用申今情，崎岖牵引，直为偶说，唯睹事例，顿失清采。......次则发唱惊挺，操调险急，雕藻淫艳，倾炫心魂，亦犹五色之有红紫，八音之有郑卫。锺嵘诗品序亦云：
颜延谢庄，尤为繁密，于时化之，故大明泰始中，文章殆同书抄。近任王元长等，词不贵奇，竞须新事，尔来作者，寝以成俗。遂乃句无虚语，语无虚字，拘攀补衲，蠹文已甚。又云：
齐有王元长者，尝谓余云：“宫商与二仪俱生，自古词人不知之；惟颜宪子乃云律吕音调，而其实大谬，唯见范晔谢庄颇识之耳。尝欲进知音论，未就。”
王元长创其首，谢沈约扬其波。三贤或贵公子孙，幼有文辩，于是士流景慕，务为精密，襞积细微，专相陵架，故使文多拘忌，伤其真美。
这时的文学，讲辞藻，讲事类，讲对偶，讲声病，......可以说是最重形式、最不自然的时代。所以隋朝的李谔说，“江左梁齐，......遂复遗理存异，寻虚逐微，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惟是风云之状。”（详四篇六章二节）
对这种情形，刘勰深致不满。定势篇云：
自近代辞人，率好诡巧。（卷六）物色篇云：
自近代以来，文贵形似，窥情风景之上，钻貌草木之中。吟咏所发，志惟深远；体物为妙，功在密附。（卷十）
创作界的创作既这样的令人不满，批评界的批评又“未能振业以寻根，观澜而索源，不述先哲之诰，无益后生之虑”。所以刘勰要作文心雕龙。序志篇云：
唯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五礼资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焕，军国所以昭明，详其本源，莫非经典。而去圣久远，文体解散；辞人爱奇，言贵福╊；饰羽尚画，文绣ひ；离本弥甚，将遂讹滥。盖周书论辞，贵乎体要；尼父陈训，恶乎异端。辞训之异，宜体于要。于是搦笔和墨，乃始论文。（卷十）
梁绳衤韦先生作文家批评家刘彦和评传，谓：刘勰作文心雕龙的动机，由于“名山事业”一念的驱使（见郑振铎先生编中国文学研究下册）。是的，刘勰于序志篇云：“宇宙绵邈，黎献纷杂，拔萃出类，智术而已。岁月飘忽，性灵不居；腾声飞实，制作而已。”便可以“制作”的方面很多，何以独作“论文”？所以“名山事业”的动念，只可以说是他努力“制作”的原因，不能说是制作文心雕龙的动机；制作文心雕龙的动机，实是因为不满意于当时的创作与批评。
○三 几个主要的文学观
刘勰既因为不满意于当时的创作而制作文心雕龙，所以他的文学观都是矫正时代的：
一、原道的文学──他为矫正当时的“淫艳”的风气，所以提倡原道的文学。
文心雕龙起始三篇是原道、征圣、宗经。梁绳衤韦先生文学批评家刘彦和评传云：
“这是他托古改制的一种诡计。”又云：“本来刘彦和很可以自由发表他的主张，不必借什么圣什么经来做招牌；但他因为增加他言论的效力，所以取了这种陈仓暗渡的办法。”这话我有点不敢苟同。刘勰所提倡的抒情的文学，并不是指的性爱之情，但那时的文学却已偏向性爱一方面。圣经上的道是矫正偏于性爱的淫艳文学的利器，矫正时代的文学批评家刘勰之在那时提倡“征圣”“宗经”的原道文学，是当然的，无所用其对他回护曲解，而说是“托古改制的一种诡计”。原道篇云：
爰自风姓，暨于孔氏，玄圣创典，素王述训，莫不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故知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卷一）
道不可见，可见者惟明道之圣，所以欲求见道，必儒征圣。所以又作征圣篇云：
征之周孔，则文有师矣。（卷一）
又云：
是以子政论文，必征于圣；稚圭劝学，必宗于经。......征圣立言，则文其庶矣。
圣人往矣，其人不可征，惟有征沿圣以垂之文，所以又作宗经篇云：
三极彝训，其书言经。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故象天地，效鬼神，参物序，制人纪，洞性灵之奥区，极文章之骨髓者也。（卷一）欲使宗经说有更好的根据，所以谓各体的文学都源出于经：
论说辞序，则易统其首；诏策章奏，则书发其源；赋颂歌赞，则诗立其本；铭诔箴祝，则礼统其端；纪传盟（原作铭，依唐写本改）檄，则春秋为根：并穷高以树表，极远以启疆，所以百家腾跃，终入环内者也。（同上）又谓宗经对于文学有“六义”的好处：
文能宗经，体有六义：一则情深而不诡，二则风清而不杂，三则事信而不诞，四则义直而不回，五则体约而不芜，六则文丽而不淫。（同上）
宗经真能如此吗？这我不敢说，不过刘勰所以“原道”“征圣”“宗经”的原因，是在矫正当时文学的艳侈流弊，谓：“建言修辞，鲜克宗经，是以楚艳汉侈，流弊不还，正末归本，不其懿欤？”（同上）艳侈是否应当矫正，是另一问题；假使要矫正的话，“原道”“征圣”“宗经”确是很好的方法。所以刘勰之主张厚道的文学，是无庸奇异的。刘勰以后，创作方面虽仍走着艳侈淫靡的故道；批评方面，若裴子野梁元帝之流，都已趋向原道学说了。
二、抒情的文学──他为矫正当时的“窥情风景之上，钻貌草木之中”的风气，提倡抒情的文学。情采篇云：
夫铅黛所以饰容，而盼倩生于淑姿；文采所以饰言，而辩丽本于情性。故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此立文之本源也。（卷七）又云：
昔诗人什篇，为情而造文；辞人赋颂，为文而造情。何以明其然？盖风雅之兴，志思蓄愤，而吟咏情性，以讽其上，此为情而造文也。诸子之徒，心非郁陶，苟驰夸饰，鬻声钓世，此为文而造情者也。故为情者要约而写真，为文者淫丽而烦滥。而后之作者，采滥忽真，远弃风雅，近师辞赋，故体情之制日疏，逐文之篇愈盛。故有志深轩冕，而咏皋壤；心缠几务，而虚述人外；真宰弗存，翩其反矣。夫桃李不言而成蹊，其实存也；男子树兰而不芳，无其情也。夫以草木之微，依情待实；况乎文章，述志为本，言与志反，文岂足征？
在文学史上，晋末宋齐，是以隐逸遁世的态度描写自然的景物的时期（详拙撰中国诗歌史第七章宋齐之自然诗歌）。这种风气的盛行，自然有许多原因；而陶潜的田园诗，谢灵运的山水诗的成功，亦有很大的关系。他俩本有田园山水的情趣与环境，所以反映出来的田园山水诗是真实的，抒情的。而此风一开，人思染指，由是“志深轩冕”者，也要“咏皋壤”；“心缠几务”者，也要“虚述人外”。由是自真实变为不实，自抒情变为造情，“真宰弗存，翩其反矣。”所以刘勰思矫其弊，而提倡抒情写实的文学。
三、自然的文学──他为矫正当时的雕琢藻缋的风气，所以提倡自然的文学。
原道篇云：
傍及万品，动植皆文：龙凤以藻绘呈瑞，虎豹以炳蔚凝姿；云霞雕色，有逾画工之妙；草木贲华，无待锦匠之奇。夫岂外饰，盖自然耳。（卷一）明诗篇云：
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卷二）
他以为美是自然的，不是人为的。文学如没有自然美，而只是“错采镂金”，“藻缋满眼”，犹之陋质的无监，披锦衣绣，涂脂傅粉，益令人望而呕吐。情采篇云：
圣贤书辞，总称文章，非采而何？夫水性虚而沦漪结，木体实而花萼振，文附质也。虎豹无文，则革郭同犬羊；犀兕有皮，而色资丹漆，质待文也。
文学当然要辞采，不过必水性虚而后沦漪结，必本质实而后花萼振；犀兕有皮只是色资丹漆，并不是无色而有色，无丹而有丹。有自然美而再饰以辞采，其美益增；只是修饰辞采，不能算好文学。
四、创造的文学──他为矫正当时的“文贵形似”的风气，提倡创造的文学，特作通变一篇，说明通变革创的价值。发端云：
夫设文之体有常，变文之数无方。何以明其然耶？凡诗赋书记，名理相因，此有常之体也。文辞气力，通变则久，此无方之数也。名理有常，体必资于故实；通变无方，数必酌于新声。（卷六）又云：
夫青生于蓝，终生于，虽逾本色，不能复化。桓君山云：“予见新进丽文，美而无采；乃见刘杨言辞，常辄有得。”此其验也。故练青濯绛，必归蓝；矫讹翻浅，还宗经诰。又赞云：
文律运周，日新其业；变则可（原作其，注云“疑作可”）久，通则不乏。
趋时必果，乘机无怯。望今奇制，参古定法。但所谓创造，所谓变革，并不是将前人的文章“丢在毛厕里”，自己搜索枯肠，闭户创造；是要广蓄博贮，融会贯通，而后变革改创。所以谓“望今奇制，参古定法”。又云：
是以规略文统，宜宏大体，先博览以精阅，总网纪而摄契。然后拓衢路，置关键，长辔远驭，从容按节。凭情以会通，负气以适变；采如宛虹之奋髻，光若长离之振翼，颖脱之文矣。
物色篇亦云：“古来辞人，异代接武，莫不参伍以相变，因革以为功。”本来摹仿与创造，虽是极端相反的名词；但创作决离不开摹仿，所以所谓创造者，只不过是“参伍以相变”而已。而那时的“贵似形”的文学，则字摹句拟，“参伍”而不“变”也。（上三条，颇采取梁绳衤韦先生之说）
原道和抒情，用于文学的内容，自然和创造，用于文学的形式；形式决定于内容，所以原道和抒情，重于自然和创造。原道篇云：
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仰观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两仪既生矣。惟人参之，性灵所锺，是为三才，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卷一）
文学原于人的心灵性情，人的心灵性情原于自然社会之道，所以原道又重于抒情。序志篇云：“盖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
（卷十）同时文心雕龙的篇第也就首为原道，次为征圣，次为宗经，次为正纬，次为辩骚。据知原道是刘勰的根本文学观，梁绳衤韦先生说什么圣，什么经，是刘勰的托古改制的一种诡计，实在错误。
○四 文体论
刘勰不主张文笔之分，故于总术篇云：“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夫文以足言，理兼诗书，别曰两名，自近代耳。颜延年以为笔之为体，言之文也；经典则言而非笔，传记则笔而非言。请夺彼矛，还攻其矣。何者？易之文言，岂非言文？若笔不言文，不得云经典非笔矣。”但文心雕龙的论述文体，却是分为文笔两类。序志篇云：“若乃论文叙笔，则囿别区分，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上篇以上，纲领明矣。”
（卷十）上篇共二十五篇，原道是“本乎道”，征圣是“师乎圣”，宗经是“体乎经”，正纬是“酌乎纬”，辨骚是“变乎骚”，明诗、乐府、诠赋、颂赞、祝盟、铭箴、诔碑、哀吊、杂文、谐隐十篇是“论文”、史传、诸子、论说、诏策、檄移、封禅、章表、奏启、议对、书记十篇是“叙笔”。“论文叙笔”，都“原始以表末”，所以论叙的虽止二十体，但每体之中，又往往条举纲目。兹据列表于下：
┌─诗（四言、五言、三六杂言、离合、回文、联句）
│├─乐府（三调、鼓吹、铙歌、挽歌）
├─赋├─颂、赞（风、雅、诵、序、引、纪传后评）
├─祝、盟（祝邪、骂鬼、谴、咒、诰咎、祭文、哀策、诅、誓、契）
文 ├─铭、箴├─诔、碑、（碣）
├─哀、吊├─杂文（对问、七发、连珠、典、诰、誓、问、览、略、篇、章、曲│ 操、弄、引、吟、讽、谣、咏）
└─谐、隐（谜语）
┌─史传（尚书、春秋、策、纪、传、书、表、志、略、录）
├─诸子├─论、说（议、传、注、赞、评、序、引）
├─诏、策（命、诰、誓、令、制、策书、制书、诏书、戒敕、戒、教）
├─檄、移（戒誓、令、辞、露布、文移、武移） 笔 ├─封禅├─章、表（上书、章、奏、表、议）
├─奏、启（上疏、弹事、表奏、封事）
├─议、对（驳议、对策、射策）
└─书、记（表奏、奏书、奏记、奏笺、谱、籍、薄、录、方、术、占式、律、令、法、制、符、契、券、疏、关、刺、解、牒、签、状、列、辞、谚）
（此表据郭绍虞先生《中国文学批评史》，而又加以补充改正）
他的文体论，第一，论各种文体的定义，就是“释名以章义”。如明诗篇说诗的定义是：
大舜云：“诗言志，歌咏言。”圣谟所析，义已明矣。是以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舒文载实，其在兹乎？诗者，持也，持人情性；三百之蔽，义归无邪，持之为训，有符焉尔。（卷二）
再如乐府篇说乐府定义是：
乐府者，声依永，律和声也。（卷二）
第二，论各种文体的区别。如颂赞篇于说明颂的定义以后，又分析颂与风雅的区别云：
夫化偃一国谓之风，风正西方谓之雅，容告神明谓之颂。风雅序人事，兼变正；颂主告神，义必纯美。（卷二）
第三，论各种文体的相互关系。如乐府篇说乐与诗的关系是：
凡乐辞曰诗，诗声曰歌。（卷二）
诠赋篇说赋与诗及楚辞的关系是：
昔邵公称公卿献诗、师箴、瞽赋。传曰：“登高能赋，可为大夫。”诗序则同义，传说则异体，总其归涂，实相枝干。故刘向云：“明不歌而诵”，班固称“古诗之流也。”至如郑庄之赋大隧，士之赋狐裘，结言短韵，词自己作，虽合赋体，明而未融。及灵均唱骚，始广声貌。然则赋也者，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也。于是荀况礼智，宋玉风钧，爰锡名号，与诗画境，六义附庸，蔚为大国，遂客主以首引，极声貌以穷文，斯盖别诗之原始，命赋之厥初也。（卷二）
第四，论各种文体的产生。上引诠赋篇说明赋与诗及楚辞的关系一段，就有讨论赋体产生的意味，再如祝盟篇说祝的产生是：
天地定位，祝偏群神；六宗既，三圣咸秩。甘雨和风，是生稷黍；兆民所仰，美报兴焉。牺盛惟馨，本于明德；祝史陈信，资乎文辞。（卷二）檄移篇说檄的产生是：
古有威让（明钞本御览作义）之令，令有文告之辞，即檄之本源也。及春秋，征伐自诸侯出，惧敌弗服，故兵出须名，振此威风，暴彼昏乱，刘献公之所谓“告之以文辞，董之以武师”者也。齐桓征楚，诘苞茅之阙；晋历伐秦，责箕郜之焚；管仲吕相，奉辞先路；详其意义，即今之檄文。暨乎战国，始称为檄。檄者，也，宣露于外，然明白也。（卷四）
第五，论各体文体的沿革，就是“原始以表末”。上引檄移篇所说檄的产生，就含有沿革的意味，再如诏策篇说策的沿革是：
昔轩辕唐虞，同称为命。命之为义，制性之本也。其在三代，事兼诰誓；誓以训戒，诰以敷政。命喻自天，故授官锡胤。易之后象，后以施命诰四方。诰命动民，若天下之有风矣。降及七国，并称曰命。命者，使也。秦并天下，改命曰制。汉初定仪，则命有四品：一曰策书，二曰制书，三曰诏书，四曰戒敕。敕戒州部，诏诰百官，制施赦命，策封王侯。策者，简也；制者，裁也；诏者，告也；敕者，正也。（卷四）
第六，论各种文体的类别。如论说篇说论的类别是：
详观论体，条流多品：陈政则与议说合契，释经则与传注参体，辨史则与赞评齐行，诠文则与叙引共纪。故议者宜言，说者说语，传者转师，注者主解，赞者明意，评者平理，序者次事，引者胤辞：八名区分，一揆宗论。（卷四）
第七，论各种文体的作家及作品，就是“选文以定篇”。如哀吊篇说吊的作品是：
自贾谊浮湘，发愤吊屈，体同而事，辞清而理哀，盖首出之作也。及相如之吊二世，全为赋体，桓谭以为其言恻怆，读者叹息，及卒章要切，断而能悲也。
杨雄吊屈，思积功寡，意深反骚，故辞韵沈追。班彪蔡邕，并敏于致语；然影附贾氏，难为并驱耳。故阮之吊夷齐，褒而无闻；仲宣所制，讥呵实工；然则胡阮嘉其清，王子伤其隘，各其志也。祢衡之吊平子，缛丽而轻清；陆机之吊魏武，序巧而文繁。降斯以下，未有可称者矣。（卷三）
第八，论各种文体的体用及方法，就是“敷理以举统”。如哀吊篇说哀的体用及方法是：
原夫哀辞大体，情主于痛伤，而辞穷乎爱惜。幼未成德，故誉止于察惠；弱不胜务，故悼加乎肤色。隐心而结文则事惬，观文而属心则体奢。奢体为辞，则虽丽不哀；必使情往会悲，文来引泣，乃其贵耳。
第九，论各种文体的共同的渊源。这在前边已经引过了：
故论说辞序，则易统其首；诏策奏章，则书发其源；赋颂歌赞，则诗立其本；铭诔箴祝，则礼总其端；纪传盟檄，则春秋为根。
由此知依刘勰的意思，各种文体，都源于经。宗经篇没有提到的文体，在其他各篇里也都明言或暗示是源于经的。如正纬篇云：“夫六经彪炳，而纬候稠叠。”
可见韩源经。辨骚篇说离骚“同于风雅”，又说“取经意”。可见骚源于诗经。
哀吊篇云：“黄鸟赋哀，抑亦诗人之哀辞乎？”又说“诗云，‘神之吊矣’，言神至也。”可见哀吊也源于诗经。又有杂文篇，以对问、七发、连珠及典、诰、誓、问、览、略、篇、章、曲、操、弄、引、吟、讽、谣、咏，总为杂文。说：
“宋玉含才，颇亦负俗，始造对问，以申其志。......及枚乘ゼ艳，首制七发，腴辞云构。......杨雄覃思文阔，业深综述，碎文琐语，肇为连珠。”可见连珠出于七发，七发出于对问，而对问固出于骚辞，骚辞则出于诗经。至于典诰誓问，览略篇章，则出于书经，曲操弄引，吟讽谣咏，则出于诗经；他虽未明言，我们总观全书，亦可以得到暗示了。又有谐隐篇，包括谐，谣，谜语三种韵语，所举为宋玉东方朔等的文章，自亦直接源于骚辞，间接源于诗经。又有诔碑篇云：“周世盛德，有铭诔之文。”诔用铭辞，可见源于礼经。又云：“诔述祖宗，盖诗人之则也。”可见与诗经也有关系。这是说的诔。至于碑，他说：“其序则传，其文则铭。”传源于春秋，铭源于礼经。又有封禅篇云：“大舜巡岳，显乎虞典；成康封禅，闻之乐纬。”又云：“光武巡封于梁父，诵德铭勋。”又云：“光武勒碑，则文自张纯，首胤典谟，未同祝辞。”则封禅一方面源于书经，一方面源于礼经，一方面又源于纬书。又有书记篇云：“圣贤言辞，总为尚书：书之为体，主言者也。”可见书记也源于书经。惟诸子篇没有说诸子源于某经，而说：“夫自六国以前，去圣未远，故能越世高谈，自开户牖。”则亦六经之支与流裔焉耳。
宗经篇云：“自夫子删述，而大宝咸耀。”可见六经出于孔圣，所以又有征圣篇云：“征之周孔，则文有师矣。”周孔二圣的著书垂文，他以为为的明道，所以又有原道篇云：“爰自风姓，暨于孔氏，玄圣创典，素王述训，莫不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故知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此可以知刘勰的意思以为所有的文辞都源于经，经又出于圣，圣人垂文又是为的明道。我们可为他制系统表于下：
┌─易──论说
│ ┌诏策
│ ├章表
├─书─┼奏启
┌─子│ ├议对
│ │ ├书记
│ │ └杂文（典、诰、誓、问、览、略、篇章）
│ │ ┌杂文（曲、操、弄、引、吟、讽、谣、咏）
│ │ ├诗
│ │ ├乐府
道──圣──经──┤诗─┼颂赞
│ │ │ ┌杂文（对问、七发、连珠）
│ │ └─骚─├赋
│ │ └谐隐
│ │ ┌封禅
│ │ ├祝盟
│ ├─礼──┼铭箴
│ │ ├哀吊
└─纬│ └诔碑
│ ┌─史传
└春秋─┤
└─檄移
刘勰以前的研究文体的书，如文章流别志论翰林论之类，自然都有相当的贡献，但决不及刘勰的贡献更为伟大。自然文章流别志论翰林论一类的研究文体的书，无论直接、间接、正面、反面，必给予刘勰以相当的帮助，但刘勰这种集大成之作，是值得我们钦仰的。固然他的话不一定皆是不刊之论，如说风雅颂的区别为：“化偃一国谓之风，风正四方谓之雅，容告神明谓之颂。”完全承袭毛诗序的旧说（详二篇一章三节）。颂的解释还算不错；风雅的解释便不对了。“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我们不能以“一眚掩大德。”所以只就文体论而论，亦可当得起章实斋的“体大而虑周”的赞颂了。
○五 创作论
《文心雕龙》的上篇二十五篇，可以说是文体论；原道，征圣，宗经，正纬四篇虽近于文学本原论（梁绳衤韦先生谓征圣宗经两篇为刘勰对于文学正本归原论），但既是各种文体之所从出，则与其说是文学本原论，无宁说是文体总论。
下篇二十五篇，则除了时序、知音、程器、序志四篇，都可以算是创作论。总术篇云：
夫不截盘根，无以验利器；不剖文奥，无以辨通才。才之能通，必资晓术。
......是以执术驭篇，似善弈之穷数；弃术任心，如博塞之邀遇。故博塞之文，借巧傥来；虽前驱有功，而后援难继，少既无以相接，多亦不知所删，乃多少之并感，何妍媸之能制乎？若夫善弈之人，则术有恒数，按部整伍，以待情会，因时顺机，动不失正，数逢其极，机入其巧，则义味腾跃而生，辞气从杂而至。（卷九）
这可见他对于创作文学，才性固不忽略，方法尤所重视。
他的讨论创作论的文章计有神思、体性、风骨、通变、定势、情采、裁、声律、章句、丽辞、比兴、夸饰、事类、练字、隐秀、指瑕、养气、附会、总术、色物、才略二十一篇。约而言之，不外才性、文思、文质、文法、修辞、文气、音律、比兴、风格九方面。
一、才性──才略篇固然是在批评历代的作家，但按名思义，知道他的批评历代作家很注重他们的才性。以故评贾谊，则云：“贾谊才颖，陵帙飞免。”评杨雄，则云：“竭才以钻思，故能理赡而辞坚矣。”此外，评桓谭、杜笃、贾逵、李尤、潘勖、曹丕、曹植......也莫不以才为说（卷十）。可见他认为才性之对于创作是极关重要的。此外事类篇亦云：
夫姜桂同地，辛在本性；文章由学，能在天资。才自内发，学以外成。有学饱而才馁，有才富而学贫。学贫者于事意，才馁者劬劳于辞情。此内外之殊分也。是以属意立文，心与笔谋，才为盟主，学为辅佐。主佐合德，文采必霸；才学褊狭，虽美少功。（卷八）
可见他认为先天之才与后天之学，缺一不可。但才虽是先天的，却也可随时培养，所以同篇又云：
夫经典沉深，载籍浩翰，实群言之奥区，而才思之禅皋也。杨班以下，莫不取资，任力耕耨，纵意渔猎，操刀能剖，必列膏腴。是以将赡群才，务在博见，狐腋非一皮能温，鸡必数千而饱矣。
二、文思──文思是一篇作品的魂灵，所以最为重要。刘勰以为文思的成立，须“心”与“物”两方面的条件备具。关于心一方面，神思篇云：
是以陶钧文思，贵在虚静，疏瀹五藏，澡雪精神，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驯致以绎辞。然后使玄解之宰，寻声律而定墨，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此盖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卷六）关于物一方面，神思篇云：
夫神思方运，万涂竞萌，规矩虚位，刻镂无形，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我才之多少，将与风云而并驱矣。又物色篇云：
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是以献岁发春，悦豫之情畅；滔滔孟夏，郁陶之心凝；天高气清，阴沈之志远；霰雪无垠，矜肃之虑深。
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一叶且或迎意，虫声有足引心，况清风与明月同夜，白日与春林共朝哉？（卷十）
刘勰注重自然，对于文思，当然注重客观的外物的感应。但所谓感应，感属于外物，应属于内心，所以一方面要内心的积学、酌理、研阅、驯致；一方面又要内心的虚静，俾能随时应物。
三、文质──应有文质论（见艺文类聚卷二十二），是讨论文化上的文质问题，不是讨论文学上的文质问题。不过文学为文化之一部分，故虽论文化，而对于文学亦发生很大的影响。他的结论谓“质者之不足，文者之有余。”这与六朝的重文轻质，实有相当的关系。自他以后，研究“文”的问题者很多，研究“质”的问题者很少。“质”的问题之被人注意，被人研究，始于刘勰。
刘勰谓一切的文章都须征圣宗经，而圣人的经又是原道的。这在现在一部分主情的文学家看来，自然陈腐的；但在六朝确是一种伟大的反抗时代的论调。惟其有趋于“道”的倾向，当然比较的重“质”。他承认文学的形式上的“夸饰”，特立夸饰篇，言：“自天地以降，豫入声貌，文辞所被，恒有夸饰。”但过甚的夸饰，他是反对的，说“饰穷其要，则必声锋起：夸过其理，则名实两乖。”
（卷八）
不过他既不否认文学的形式上的夸饰，所以并不因为重质而轻文，他实是文质并重。通变篇云：
斟酌乎质文之间，而隐括乎雅俗之际，可与言通变矣。（卷六）情采篇云：
夫水性虚而沦漪结，木体实而花萼振，文附质也。虎豹无文，则革郭同犬羊，犀兕有皮，而色资丹漆，质待文也。（卷七）
这种文说，不止有永恒的价值，且是当时的良药。因为当时的文学是“奖气挟声”（夸饰篇），只是“饰羽尚画，文绣ひ，”（引见二节）重文轻质，夸饰过甚，所以他力主质文并重：“酌诗书之旷旨，翦梅马之甚泰，使夸而有节，饰而不诬。”（夸饰篇）
四、文法──他在论文思，已经提出“谋篇之大端”。又有附会篇，特提出谋篇的附会法云：
何谓附会？谓总文理，统首尾，定与夺，合涯际，弥纶一篇，使杂而不越者也。（卷九）又云：
凡大体文章，类多枝派，整派者依源，理枝者循干。是以附辞会意，务总纲领，驱万涂于同归，贞百虑于一致。使众理虽繁，而无倒置之乖；群言虽多，而无棼丝之乱。扶阳而出条，顺阴而藏迹，首尾周密，表里一体：此附会之术也。
谋篇之后就是章句问题，于是他又有章句篇云：
夫设情有宅，置言有位；宅情曰章，位言曰句。故章者明也，句者局也。......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积句而成章，积章而成篇。篇之彪炳，章无疵也；章之明靡，句无玷也；句之清英，字不妄也；振本而末从，知一而方毕矣。（卷七）
关于章，他以为应当：
启行之辞，逆萌中篇之意；绝笔之言，追媵前句之旨；故能外文绮交，内义脉注，附萼相衔，首尾一体。
关于句，他分“文”“笔”两种，谓：
篇句无常，而字有条数；四字密而不促，六字格而非缓，或变以三五，盖应机之权节也。至于诗颂大体，以四言为正，唯祈父肇，以二言为句。寻二言肇于黄世，竹弹之谣是也；三言兴于虞时，元首之诗是也；四言广于夏年，洛纳之歌是也；五言见于周代，行露之章是也；六言、七言、杂出诗骚，两体之篇，成于西汉，情数运周，随时代用矣。
唯其“章句明靡，句无玷也；句之清英，字不妄也”。所以于讲明章句之外，又注重练字，有练字篇云：
是以缀字属篇，必须拣择，一避诡异，二省联边，三权重出，四调单复。诡异者，字体瑰怪者也。曹摅诗称“岂不愿斯游，褊心恶凶呶；”两字诡异，大疵美篇，况乃过此，其可观乎！联边者，半字同文者也。状貌山川，古今咸用；施于常文，则龃龉为瑕。如不获免，可至三接；三接以外，其字林乎？重出者，同字相犯者也。诗骚适会，而近世忌同。若两字俱要，则宁在相犯。故善为文者，富于万篇，贫于一字；一字非少，相避为难也。单复者，字形肥瘠者也。瘠字累句，则纤疏而行劣；肥字积文，则黯<黑>而篇ウ；善酌字者，参伍单复，磊落如珠矣。（卷八）
五、修辞──六朝是古典文学的时代，骈丽文学的时代。刘勰自然是时代的反抗者，所以他在那时提出文学上的自然主义。但竖的历史与横的社会，是一个整个的有机体，以故荆┸你是一个伟大的反抗时代者，而时代的轮子仍然要压在你的身上。所以反抗时代的盛业，也是要有历史的；就是最初的反抗者，每不能十分彻底，必须有后起者的继续努力，才可以完成彻底的反抗的盛业。刘勰反对“饰羽尚画，文绣ひ”，却提倡典丽。附会篇云：
夫才童学文，宜正体制，必以情志为神明，事义为骨髓，辞采为肌肤，宫商为声气。然后品藻玄黄，ゼ振金玉，献可替否，以裁厥中：斯缀思之恒数也。
（卷九）
俗将文章修饰的“品藻玄黄，ゼ振金玉”，必须以“事义为骨髓，辞采为肌肤，宫商为声气。”（至“以情志为神明”，其效在“献可替否，以裁厥中”，乃文思问题，非修辞问题。）宫商指文学的音律，已经蔚为大国，俊下文特述；兹止述事义与辞采。事类篇云：
事类者，盖文章之外，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者。（卷八）事义的具体方法是：
综学在博，取事贵约，校练务精，捃摭须，众美幅辏，表里发挥。典基于事义，丽基于辞采。丽辞篇云：
造化赋形，支体必双；神理为用，事不孤立。夫心生文辞，运裁百虑，高下相循，自然成对。（卷七）
丽辞的具体的方法是：
丽辞之体，凡有四对：言对为易，事对为难，反对为优，正对为劣。言对者，双比空辞者也；事对者，并举人验者也；反对者，理殊趣合者也；正对者，事异义同者也。
不过刘勰虽然谓“事义为骨髓，辞采为肌肤，”提倡用事用典，提倡骈辞俪语，但仍以不违反他所谓自然为标准。所以对于“丽辞”，谓“契机者入巧，浮假者无功。”谓“高下相须，自然成对。”（丽辞篇）对于“事类”，虽没有说何者合乎自然，但谓：“姜桂同地，辛在本性；文章由学，能在天资，才自内发，学以外成。......是以属意立文，心与笔谋，才为盟主，学为辅佐。”（事类篇）
则“学以外成”的事类，要附丽于“才自内发”的天资，仍含有趣向自然的意味。
依刘勰的观点，“丽辞”也正是自然；在我们看来，这只是一种饰词。但这不能归罪于刘勰，应当归罪于时代；就是上文所说，荆┸你是时代的反抗者，而时代的轮子仍然要压在你的身上。必久而久之，始能使轮子逐渐的转换方向。所以刘勰虽有的地方被时代的轮子压住了，但仍是伟大的。他以后的锺嵘便反对用事了。
（详九章二节）
自篇章字句，以至事类丽辞，自然都希望“恰到好处”；求所以“恰到好处”
的方法是裁，所以又有裁篇云：
凡思绪初发，辞采苦杂，心非权衡，势必轻重。是以草创鸿笔，先标三准：
履端于始，则设情以位体；举正于中，则酌事以取类；归余于终，则撮辞以举要。
然后舒华布实，献替（疑作质，元作赞）节文，绳墨以外，美材既斫。故能首尾圆合，条贯统序。若术不素定，而委心逐辞，异端从至，骈赘必多。故三准既定，次讨字句：句有可削，足见其疏；字不得减，乃知其密。精论要语，极略之体；游心窜句，极繁之体；谓繁与略，随分所好。引而申之，则两句敷为一章；约以贯之，则一章删成两句。思赡者善敷，才者善删。善删者字去而意留；善敷者辞殊而意（注，本作义）显。字删而意阙，则短乏而非；辞敷而言重，则芜秽而非赡。（卷七）
以上是修辞总论。文心雕龙的上篇二十五篇，差不多都是讲文休的，在那里，刘勰常指出各种文体的性质不同，因之方法亦异，可以算做修辞各论，我们已在第四节举例说明了。他又在下篇特立定势一篇，说各种文体的特别修辞是：
章表奏议，则准的乎典雅；赋颂歌诗，则羽仪乎清丽；符檄书移，则楷式于明断；史论序注，则师范于要；箴铭碑诔，则体制于宏深；连珠七辞，则从事于巧艳；此循体而成势，随变而立功者也。（卷六）
六、气势──在第四章第二节，我曾说：“文气是最自然的音律，音律是最具体的文气。”关于这，刘勰更能给我们作强有力的证明。章句篇云：
若乃改韵从调，所以节文辞气。（卷九）
附会篇云：
宫商为声气。（卷九）
但音律说虽然出于文气说，却不完全同于文气说，以故刘勰对于文气与音律仍分别论列。
曹丕的文气说注重先天的才气，刘桢的体势说注重文章的气势（详四章二节），刘勰则注重后天的养气。养气篇云：
若夫器分有限，智用无涯，或渐凫企鹤，沥辞镌思，于是精气内销，有似尾闾之波，神志外伤，同乎牛山之木，怛惕以盛疾，亦可推矣。......是以曹公惧为文之伤命，陆云叹用思之困神，非虚谈也。......是以吐纳文艺，务在节宣，清和其心，调畅其气，烦而即舍，勿使壅滞，意得则舒怀以命笔，理伏则投笔以卷怀，逍遥以针劳，谈笔以药倦，常弄闲于才锋，贾余于文勇，使刃发如新，凑理无滞，虽非胎息之迈术，亦卫气之一方也。（卷九）
这好象只是说不可为文而伤气。与创作文学无关。但刘勰是很注重文章上的所谓气的。风骨篇云：“魏文称文以气为主，......公亦云：‘孔氏卓卓，信含异气’，......并重气之旨也。”（卷六）则其意似乎谓作品之气源于作者之气，所以欲作品有气，必须作者养气。
至贯注在文学作品上的气势，则他以不违背自然为原则。定势篇云：
夫情致异区，文变殊术，莫不因情立体，即体成势也。势者，乘利而为制也，如机发矢直，涧曲湍回，自然之趣也。圆者规林，其势也自转；方者矩形，其势也自安。文章体势，如斯而已。（卷六）
七、音律──至于音律，他虽时袭沈约的人为的音律说（详四章五节），但注重不违反自然的音律。声律篇云：
夫音律所始，本于人声者也。......故言语者，文章神明，枢机吐纳，律吕唇吻而已。（卷七）
固然声律篇曾说：“凡声有飞沈，响有双叠，双声隔字而每舛，叠韵杂句而必睽；沈则响发而断，飞则声扬不远，并辘轳交往，逆鳞相比，迕其际会，则往蹇来连，其为疾病，亦文家之吃也。”但希望如“辘轳交往，逆鳞相比，”仍是自然的音律。篇中又云：“吃文为患，生于好诡，逐新趣异，故喉唇纠纷。将欲解结，务在刚断；左碍而寻右，未滞而讨前，则声转于吻，玲玲如振玉，辞靡于耳，累累如贯珠矣。”则在刘勰看来，“吃”的毛病生于不循自然而“好诡”，不循自然而“逐新趣异”。
刘勰于“吃”之外，又提出所谓“和韵”。声律篇云：
声画妍媸，寄在吟咏，滋味，流于下句，气力穷于和韵。异音相从谓之和，同声相应谓之韵。韵气一定，故余声易遣；和体抑扬，故遗响难契。属笔易巧，选就至难，缀文难精，而作韵甚易。
后人之研究文心雕龙者好以此与四声八病之说相缘附。其实刘勰所谓“韵”
就是韵文的韵脚，所谓“和”就是文章的声调。“韵”有规律，譬如用东韵，则任意选择东韵之字，所以说“韵气一定，故余声易遣。”“和”是自然的，并没有一定的规律，所以说“和体抑扬，故遗响难契。”这也足以证明刘勰的音律说，是一种自然的音律说，和沈约等的人为的音律说，并不全同（自然也有相同的地方，详四章五节）
八、比兴──汉代经学家所谓比兴含有美刺的意义（详二篇一章三节），六朝文论家所谓比兴则是一种文学方法。文心雕龙有比兴篇，解释二者的区别云：
比者附也，兴者起也。附理者切类以指事，起情者依微以拟义。起情故兴体以立，附理故比例以生。比则畜愤以斥言，兴则环譬以寄讽。盖随时之义不一，故诗人之志有二也。（卷八）是比用于事理，兴用于情义。自刘勰看来，古时是比兴并用的，到汉代因为“辞人夸毗，诗刺道丧，故兴义销亡，......比体云构”。
所以他也只得详比略兴。他谓比有四种，比兴篇云：
夫比之为义，取类不常，或喻于声，或方于貌，或拟于心，或譬于事。宋玉高唐云：“纤条悲鸣，声似芋籁。”此比声之类也。枚乘菟园云：“焱焱纷纷，若尘埃之间白云。”此比貌之类也。贾生鹏赋云：“祸之与福，何异扎纟墨。”
此以物比理者也。王褒洞箫云：“优柔温润，如慈父之畜子也。”此以声比心者也。马融长笛云：“繁缛络绎，范蔡之说也。”此以响比辩者也。张衡南都云：
“起郑舞，玺曳绪。”此以容比物者也。若斯之类，辞赋所先，日用乎比，月忘乎兴，习小而弃大，所以文谢于周人也。
是知刘勰盖兼重比兴，所以诋斥辞人的用比忘兴。
九、风格──文心雕龙有风骨篇云：
怊怅述情，必始乎风；沉吟铺辞，莫先于骨。故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卷六）
这样才可以有风骨？风骨篇云：
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意气骏爽，则文风生（一作清）焉。又云：
捶字坚而难移，结响凝而不滞，此风骨之力也。
盖风骨虽非字句，而所以表现风骨的仍是字句，所以欲求风骨之好，须赖“捶字坚而难移，结响凝而不滞”。
风骨是文字以内的风格，至文字以外或者说是溢于文字的风格，刘勰特别提倡“隐秀”，特设隐秀篇云：
夫心术之动远矣，文情之变深矣，源奥而派生，根盛而颖峻；是以文之英蕤，有秀有隐。隐也者，文外之重旨者也；秀也者，篇中之独拔者也。又云：
夫隐之为体，义生（一作主）文外，秘响傍通，伏采潜发，譬爻象之变互体，川渎之韫珠玉也。
由此知“隐秀”，尤其是“隐”，是基于文字而却溢于文字的一种风格。
○六 文学与时代
晚周的孟子，曾说诵诗读书，应求“知人论世”；到汉代便有毛诗序的作者，说诗的产生与世教有关。孟子是就读者立论，谓诵读一篇作品，应当要充分的认识那篇作品的作者和作者的时代（详一篇二章五节）；毛诗序是就作者立论，谓文学的“正”或“变”，源于时代的“治”或“乱”。（详二篇一章三节）
不过孟子与毛诗序，都只是提出一些简单而且模糊的印象。到六朝，文学批评大放光明，如文章流别志论一类侧重历史的批评者，论理应当有比较翔实的论证，可惜其书已亡，无从稽考。文论专家刘勰对此确有一种进步的见解。时序篇发端即云：
时运交移，质文代变，古今情理，如可言乎？（卷九）不过他不是经济定命论，而是政治定命论，所以叙唐虞夏商周的文学，则云：
故知歌谣文理，与世推移，风动于上，而波震于下者。叙建安文学，虽然说：
“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哀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似乎是以时代风俗决定文学的命运。但他以为建安时代的诗文之盛由于“魏武以相王之尊，雅好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好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所以才能使“俊才云蒸：仲宣委质于汉南，孔璋归命于河北，伟长从宦于青土，公干徇质于海隅，德琏综其蔚然之思，元瑜展其翩翩之乐，文蔚休伯之俦，于叔德祖之侣，傲雅觞豆之前，雍容衽席之上，洒笔以成酣歌，和墨以借谈笑。”则文学的命运仍然是操之于政治向背。
对于宋代玄谈一派的诗歌，他也以为由于政治的关系。因然他对那时的“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路，”说是“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但这种“世情”“时序”，他说是因为“自中朝贵玄，江左称盛，因谈余气，流成文体，”则仍然是随政治为转移。此外才略篇详述历代文人，结云：
观夫后汉才林，可参西京，晋世文苑，足俪邺都；然而魏时话言，必以元封为称首，宋来美谈，亦以建安为口实，何也？岂非崇文之盛世，招才之嘉会哉？
嗟夫！此古人所以贵乎时也！（卷十）也是归之于政治，可见他对于文学与时代的关系，是政治定命论，是政治史观。
○七 批评及其原理
《文心雕龙》全书五十篇，都是文学理论，止有指瑕、才略、程器、知音四篇是文学批评；指瑕批评作品，才略程器批评作家，知音阐明批评原理。
他认为“古来文才”，“鲜无瑕病”，所以曹植、左思、潘岳、崔瑗、向秀的作品，都是瑕可指。“繁例难载，故略举四条”：
一、“若夫立文之道，惟字与义；字以训正，义以理宣（泽案应校乙）。而晋末篇章，依希其旨，始有赏际奇至之言，终有抚扣酬即（谢云当作酢）之语。
每单举一字，指之为情。......悬领似如可辩，课文了不成义，斯实情讹之所变，文浇之致弊。而宋来才英，未之或改，旧染成俗，非一朝也”。
二、“近代辞人，率多猜忌，至乃比语求媸，反音取瑕，虽不屑于古，而有择于今焉”。
三、“又制同他文，理宜删革，若掠人美辞，以为己力，宝玉大弓，终非其有，全写则揭箧，傍采则探囊。然世远者太轻，时同者为尤矣”。
四、“若夫注解为书，所以明正事理。然谬于研求，或率意而断。西京赋称中黄育获之畴，而薛综谬注谓之‘阉尹’，是不闻执雕虎之人也。......”（卷九指瑕）
这四条中的第二条是文忌，第三条是掠美，第四条是注解，一望可知，无劳诠释。纪昀谓第四条“无与文章，殊为汗漫”。但刘勰以为“注释为词，解散论体，杂文虽异，总会是同”。（论说篇）这是由于他俩的文学定义不同。主勰既以注释为“解散论体”，当然可以认为是文学而加以批评。第一条谓不可“单举一字，指以为情”。这是因为字只可以训正，不可以宣理。可以宣理的他说是“义”。什么是“义”？以古代的名词来说就是“辞”，以现在名词来说就是“命题”。墨子小取篇云：“以辞抒意。”荀子正名篇云：“辞也者，兼异实之名以论一意也。”异实之名就是刘勰所谓“字”。一字之名，不足以表示情意，表示情意需要兼异实之名。譬如单言“我”单言“你”或单言“陪”皆不足以表示情意；必合言“我陪你”，始足以表示情意。
至对于作家，刘勰不似西洋的“判官式的批评”倒是“律师式的辩护”。序志篇云：“褒贬于才略......耿介于程器。”所以才略篇对历代文人，自然有所褒贬；程器篇则对一班人的指斥文人无行痛加驳斥：
魏文以为古今文人，类不护细行；韦诞所评，又历诋群才；后人雷同，混之一贯，吁可悲矣！（卷十）
他承认有许多文人无行，如“相如窃妻而受金，杨雄嗜酒而少算，敬通之不循廉隅，杜笃之请求无厌，班固谄窦以作威，马融党梁而黩货，文举傲诞以速诛，正平狂憨以致谬，仲宣轻脆以躁竞，孔璋惚恫以粗疏，丁仪贪婪以乞货，路粹铺啜而无耻，潘岳诡祷于怀愍，陆机倾仄于贾郭，传玄刚隘而詈台，孙楚狠愎而讼府：诸有此类，并文士之瑕累。”但一则“文既有之，武亦宜然。古之将相，疵咎实多：至如管仲之盗窃，吴起之贪淫，陈平之污点，绛灌之谗嫉。沿兹以下，不可胜数。孔光负衡据鼎，而仄媚董贤，况班马之贱职，潘岳之下位哉？王戎开国上秩，而鬻官嚣俗，况马杜之磬悬、丁路之贫贱哉？”二则文人也非全是无行，如：“子夏无亏于名儒，浚冲不尘乎竹林者，名崇而机减也。若夫屈贾之忠贞，邹枚之机觉，黄香之淳孝，徐之沈默，岂曰文士，必其玷欤？”所以不应颛颛的指摘文人无行，而文人也应“贵举用而兼文采也。”
谈到批评原理，知音篇首先指出批评的错误，由于：
一、贵古贱今──“夫古来知音，多贱同而思古，所谓日进前而不御，遥闻声而相思也。昔储说始出，子虚初成，奏皇汉武，恨不同时；既同时矣，则韩囚而马轻，岂不鉴同时之贱哉？”
二、崇己抑人──“至于班固傅毅，文在伯仲，而固嗤毅云：‘下笔不能自休。’及陈思论才，亦深排孔璋；敬礼请润色，叹为美谈；秀绪好诋诃，方之于田巴，意亦见矣。故魏文称文人相轻，非虚谈也。”
三、信伪迷真──“至如君卿唇舌，而谬欲论文，乃称史迁著书，谘东方朔，于是桓谭之徒，相顾嗤笑。彼实博徒，轻言负诮，况乎文士，可妄谈哉”？（卷十）
前二种基于批评宥蔽，后一种基于能力不足。贵古贱今的指出始于陆贾，崇己抑人的指出始于曹丕，信伪迷真的指出始于曹植，但刘勰能予以综合，以完成他的“音实难知，知实难逢”的学说。“音实难知，知实难逢”的原因，除上述三种以外，他认为因主观的见解不同，也可以使批评殊异。知音篇云：
篇章杂沓，质文交加，知多偏好，人莫圆该，慷慨者逆声而击节，酝藉者见密而高蹈，浮扣者观绮而耀心，爱奇者闻诡而惊听，会己则嗟讽，异我测沮弃，各执一隅之解，欲拟万端之变，所谓东向而望，不见西墙也。此种论调好象同于法朗士的“天下无所谓客观的批评”，但刘勰却要设法屏除主观的偏见，建立一种客观的批评标准，就是他的六观法。知音篇云：
将阅文情，先标六观：一观立体，二观置辞，三观通变，四观奇正，五观事义，六观宫商；斯术既形，则优劣见矣。六观的造成，他以为在博览。知音篇云：
凡操千曲而后晓声，视千剑而后识器，故圆照之象，务先博观；阅乔岳以形培娄，酌沧波以喻畎浍，无私于轻重，不偏于憎爱，然后能平理若衡，照辞如镜矣。
至鉴赏批评与创作家所走的道路亦截然不同。知音篇云：“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按文以入情。”刘勰以为批评者如有“博观”的学力，又能应用“六观”的方法，循“按文以入情”的道略，“沿波讨源，虽幽必显，世远莫见其面，觇文辄见其心，岂成篇之足深，患识照之自成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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