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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秦代文学的概况
所谓秦汉文学，其实主要是两汉文学。秦朝历时短暂，且又实行了严酷的文化专制，导致了文学的枯萎，没有多少创作成就可言。吕不韦招集门客所著的《吕氏春秋》，议论开阔，文采斐然，思想和文化都有融百家于一炉的特点，但它成书于秦灭六国之前，仍属战国散文。秦朝建立以后，禁锢思想，限制言论，这样的作品就难以产生了。终秦之世，值得一提的作家，只有李斯一人。李斯是楚国上蔡（今属河南）人，早年曾从荀卿学习帝王之术，后入秦，向秦王献统一六国之策，拜为长史、客卿。他把法家的学说运用于政治实践中，对秦朝的建立起了重大作用。在文学方面，他也是秦代唯一有成就的作家。他在秦王政十年写的《谏逐客书》，是赞颂秦散文的名篇。文中针对秦国逐客的打算，力陈逐客之非：首先征引史实，说明客在秦国历史上所起的重要作用；接着分析秦王自身的行为，指出他重视“色乐珠玉”而轻视人材，“此非所以跨海内，制诸侯之术也”；最后又强调广招人材的重要性：
臣闻地广者粟多，国大者人众，兵强则士勇。是以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无四方四时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所以无敌也。今乃弃黔首而资敌国，却宾客以业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谓藉寇兵而赍盗粮者也。
夫物不产于秦，可宝者多；士不产于秦，而愿忠者众。今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仇，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求国无危，不可得也。
文章观点鲜明，曲尽其意。其中大量采用铺陈排比的手法，辞采繁富，气势酣畅，突出体现了战国文章的特点。林纾说：“李斯富于才，此篇为切己之事，故言之精切。实则仍是策士之词锋，不能不如此炫其神通以骇人也。”（林纾《选评古文辞类纂》卷三）
秦朝建立之后，李斯官至廷尉、丞相，为秦朝写了不少述颂功德的碑文，这些作品虽被认为“质而能壮”（鲁迅《汉文学史纲要》），却再也没有《谏逐客书》那种议论纵横之气了。秦二世时，赵高专权，李斯感到地位不稳，于是写了《论督责》，文中为了免祸而极力取悦秦二世，怂恿他实行严刑峻法，表现了法家的峭刻文风。他还有一篇《狱中上书》是受赵高陷害而下狱时的自明冤屈之作。文中历数自己相秦之功：
臣为丞相，治民三十余年矣。逮秦地之狭隘，先王之时，秦地不过千里，兵数十万。臣尽薄才，谨奉法令，阴行谋臣资之金玉，使游说诸侯。阴修兵甲，饰政教，官斗士，尊功臣，盛其爵禄，故终以胁韩弱魏，破燕赵，夷齐楚，卒兼六国，虏其王，立秦为天子：罪一矣。地非不广，又北逐胡貉，南定百越，以见秦之强：罪恶二矣。尊大臣，盛其爵位，以固其亲：罪三矣；立社稷，修宗庙，以明主之贤：罪四矣。更▉画，平斗斛，度量文章，布之天下，以树秦之名：罪五矣。治驰道，兴游观，以见主之得意：罪六矣。缓刑罚，薄赋敛，以遂主得众之心，万民戴主，而死不忘：罪七矣。若斯之为臣者，罪足以死固久矣。上幸尽其能力，乃得至今，愿陛下察之。
全篇都采用说反话的形式，发泄满腔悲愤，风格也斩截深峭。不过，李斯写这篇作品时的情况已和写《谏逐客书》大不相同，文中虽一再为自己评功摆好，但他出于私心而阿附胡亥和赵高，最后反受其害，实属咎由自取。因此，这样的文章也就难以打动人心了。
李斯在秦朝统一之前写的《谏逐客书》列举大量事实，说明广泛招揽人才的重要性，力陈逐客之害，宏放雄伟，生动形象，是战国后期散文的代表作。秦朝建立以后，他的创作也发生了变化，主要写了一些为秦朝歌功颂德的文章，这些文章大多刻石留传后世，对秦汉以降的碑铭和赋颂文字有一定的影响，他还作有《论督责》和《狱中上书》，前者为使自己免祸而极力取悦秦二世，怂恿他实行严刑峻法，表现了李斯的卑劣人格和法家的峭刻文风。后者是他受到赵高陷害时自明冤屈之文，文中全用反语，历数自己相秦之功，发泄满腔怨愤，写得斩截峭刻，在后事相当有名。除了李斯的作品，秦代还有《仙真人诗》和一些杂赋，均已不传。
第二节 汉代文学发展的历史文化背景
从公元前202年刘邦建立汉朝，到公元220年汉献帝禅位于曹丕，两汉历时四百余年。其间虽经历了王莽后期以及汉末的动乱，但在大多数时间里，国家是统一强盛的。这是中华民族的一个重要的发展时期。汉朝以辽阔的疆域，雄张的国力出现于世界的东方，从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为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坚实的基础。汉代文学带有鲜明的大一统时代的特点。先秦文学中那种明显的地域差别消失了，不同地区，不同风格的作品以更块的速度互相融合。汉初，楚辞由南方传到中原地区，受到了人们的广泛喜爱，它把楚文化中热烈的浪漫精神带到了北方，给汉代文学注入了蓬勃生机。两汉都曾大量采集民歌俗曲，范围之广，遍及四方，这也是大一统局面下才能出现的盛举。大一统的局面造成了一种恢宏开阔的时代精神，人们踔厉奋发，积极进取，重视名节，普遍带有一种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历史责任感，有一种雄骏豪迈的气概。这种时代精神在汉代文学中表现为强劲的气势和激情以及浑厚朴拙、奇肆雄健的审美特征。汉代经济的发展造成城市的繁荣和追求娱乐、喜爱歌舞的风气，导致通俗歌曲和汉赋的盛行。造纸术的发明更是为书面作品的传播提供了便利。在经济发展，国家统一的局面下，统治者大规模地进行文化建设，搜集和整理图书。例如汉武帝时，“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使得“天下轶闻旧事，靡不毕集太史公”（《史记·太史公自序》），司马迁“网罗天下放佚旧闻”（司马迁《报任安书》），写成《史记》一书，正是当时大规模进行文化建设的产物。
关于汉代文化对文学的影响，经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经学是研究儒家经典的学术。汉武帝时开始从两个方面提倡经学：一是确立儒家思想为国家意识形态的指导思想。据《汉书·武帝纪》载：建元元年（前140年），“冬十月，诏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丞相（卫）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张仪、苏秦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奏可。”武帝元光元年（前134年，王先谦认为当在建元元年）董仲舒在对策中提出：“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汉书·董仲舒传》）这一建议得到了汉武帝认可。此后儒家学说被作为施政和言行的准则。二是建立制度和机构，培养选拔通经之士。建元五年（前136年），采纳公孙弘的建议，设立五经博士，为博士设弟子五十名，复其身，一年，经考试合格者，补文学掌故缺，其高第可以为郎中，其他官吏升迁亦以通经为标准。公孙弘以儒学由布衣而为丞相，封平津侯，即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上述举措使经学超越了一般的学术研究而成为政治运作的工具，对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产生了深刻影响。
由于提倡经学，儒家的价值观成为全社会共同信奉的思想，这对于改良社会政治、维系社会的稳定乃至形成全民族共同的文化心理，都起到了难以估量的作用。但另一方面，用政治的力量把某种学说定于一尊，又对思想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消极影响。以经学取士在全社会形成了读经和重视文化的风气，官吏队伍的成份大大改观，从此“公卿大夫彬彬多文学之士矣”（〈汉书·儒林传〉）。社会文化水平的提高为文学的发展和普及奠定了坚实基础，但也有相当多的士人为利禄而皓首穷经，造成精神的麻木和艺术创造力的枯萎。此外，经学思想、经学的阐释和授受方式以及经学取士制度，都对文人的思想、生活、士林风尚以及文学创作的各个方面，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四百年间，两汉的政治与思想文化几经变迁，在不同的时期呈现出迥异的风貌。
西汉建立之初，民生凋弊，百废待兴。统治者采取清静无为的黄老政治，休养生息。这时的思想文化较为自由，游士之风尚存。论说散文和辞赋在这种背景下繁荣起来。汉武帝时期，国家的实力达到强盛的顶点。汉武帝以此为凭借，外征四夷，开疆拓土，对内采取措施加强国家的统一，又大力进行文化建设。这是中华民族空前大发展的时期，也是一个人材辈出、群星灿烂的时期。文学创作在此时也盛况空前，并且呈现出恢宏开阔的时代气象。武帝之后的昭、宣两朝，注意缓解武帝时期积累起来的社会矛盾，政治较为稳定。另外，武、昭、宣三朝虽提倡儒学，但并未禁绝百家之说，特别是统治者采取“霸王道杂之”的治国方略，各种思想学说仍有发展的空间。元帝以后，政治开始走下坡路，皇帝腐败，外戚专权，最终导致了王莽代汉。这时的皇帝以及王莽都喜爱经学，儒家学说真正成为社会的统治思想。因此也就引发了经学自身的僵化迷信风气，今古文经学的争端也在此时出现了。在日益加剧的社会矛盾面前，一些经学之士以儒家经典为谏书，向当权者进言；相当多的人把希望寄托在以儒家理想进行改制的王莽身上。王莽改制的失败断送了他的新朝，也使儒士们的理想彻底破灭了。在文学方面，除了刘向、扬雄等少数作家，这一时期没有什么特别突出的成就。东汉光武、明、章三朝，国家恢复了安定，经济得以发展。这几个皇帝都大力提倡经学，重视文治教化。光武帝平定天下，未及下车，先访儒雅。明帝完善了太学、辟雍等设施，并亲自为诸生讲经。章帝时大会群儒于白虎观，讲论《五经》异同。在这种情况下，“四海之内，学校如林，庠序盈门”（班固《东都赋》），儒风大炽。由于统治者的提倡，社会上崇尚名节，士风谨固。同时，经学与文学的结合日益紧密，经学之士往往能文，文学之士大都通经。重德和颂上成为文学创作的鲜明倾向，与之相关的文体如辞赋、传记、颂、诔、铭等得到长足的发展，其风格则雍容舒缓、典雅奥博。东汉中叶以后，朝政日衰，外戚、宦官轮流专政。经学风气也发生变化，经学之士疏于章句而“但以浮华相尚”。所谓“浮华”，一方面是指经学之士于读经之外进行广泛的交游议论，最终发展成为汉末“党人”的清议；一方面是指经学之士不守章句而博览旁通，在思想行为上不拘守儒者之节。这一切导致了激扬名声、慷慨任气的士风，也促成文人思想、行为的多元化，崇尚个性、自然通脱，追求娱乐，爱好艺文成为时尚。桓、灵之际的“党锢之祸”摧垮了士人的信念和东汉王朝的基石，失望、感伤、悲观的情绪弥漫了整个社会，道家的思想在士人中广泛流行。东汉的文学也就在这种背景下发生了深刻变化，昭示了向魏晋文学过渡的迹象。
第三节 汉代文学的地位和成就
两汉在文学史上居于继往开来的地位。它上接先秦，下启魏晋，在创作和理论方面都有可观的成就，对后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两汉时期，文学开始出现与学术分离而走向独立的趋势，人们在观念上开始把文学和学术著作加以区分，出现了“文章”和“文学”两个内涵不同的概念。前者指讲究文采辞藻的作品，后者指学术，特别是儒学。司马相如、司马迁、王褒、刘向等以散文或辞赋著名的作家被看作是文章之士，在人们心目中与公孙弘、董仲舒、萧望之等以儒术进身的人有明显的区别。在刘歆《七略》和班固的《汉书·艺文志》中，都设立了《诗赋略》，与《六艺略》和《诸子略》相并列，从而在分类上把诗赋与学术著作区分开来。通过总结辞赋的创作，人们开始认识到文学作品的审美特征，例如司马相如认为赋的特点是：“合綦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葛洪《西京杂记》引）；汉宣帝认为辞赋“大者与古诗同义，小者辩丽可喜”，并把它比作“女工之有綺縠，音乐之有郑卫”，能够“虞悦耳目”（《汉书·王褒传》）。他们都不约而同的注意到辞赋的形式美的特点。魏晋时期，曹丕关于“诗赋欲丽”、陆机关于“赋体物而浏亮”的观点，就与此颇为接近。两汉时期，人们对文学的兴趣空前浓厚，喜爱歌舞和辞赋成为一时的风气，出现了一些以主要精力从事文学创作的人。例如辞赋家司马相如，景帝时曾任郎官，但对仕途不感兴趣，辞官不做，听说梁孝王喜爱文学，便投其门下，与当时著名文人枚乘、邹阳等人交往，后来因创作《子虚赋》受到武帝的赏识和任用。《史记》和《汉书》都曾为西汉著名文人立传。《后汉书》则在《儒林传》外另立《文苑传》，用以记载重要作家的事迹，足见当时作家已成为一种重要的社会身份。汉代特别是西汉的某些统治者非常喜欢文学。他们大力招揽文士，鼓励创作，形成了一些文学创作中心和较早的文人集团。在淮南王刘安门下，有号为“八公”的文人，梁孝王刘武门下聚集了枚乘、邹阳、严忌、司马相如等著名赋家；汉武帝、汉宣帝的宫廷里更是文人云集，东方朔、枚皋、司马相如、严助、王褒、刘向、张子侨、华龙等作家都先后受到任用。这些文人在一起同气相求，交流切磋，促进了创作的繁荣。
在诗歌领域，汉乐府民歌继承并发展了《诗经》的写实传统，在诗体形式，表现技巧方面都作了重要开拓，尤其是大大发展了古代的叙事诗。自汉代以后，乐府诗就成为古代诗歌中的一种重要形式。五言诗也在汉代逐渐形成。汉末文人五言诗以浑朴自然的风格和纯熟的表现技巧抒发了当时知识分子内心的忧愤，展示了这一时期诗歌创作的新成就。它们如同在天边熠熠闪烁的长庚星，预示了一个五言诗的群星灿烂的时代即将到来。
第四节 汉代的文学思想
儒家的文艺思想在汉代占了主导地位。《礼记·乐记》中论述了古代诗、乐、舞三位一体的观点，并且指出了诗与乐表达情感的作用，强调情感产生于外物的感发：“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书中还提出了“审乐以知政”的观点，认为“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说明了诗、乐与现实政治的关系及其认识作用。《诗大序》在上述观点基础上进一步强调了诗的以情感人作用，指出：“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顺，厚人伦，移风俗。”认为诗歌应有助于人伦教化。序中还强调了诗的“美刺”和“讽谏”作用，主张用诗歌批评时政，干预现实，但这种批评又必须“发乎情，止乎礼义”，“主文而谲谏”，即在思想上要以封建道德为依据，在形式上要委婉含蓄，不得违背温柔敦厚之旨。此外，《诗大序》还对《诗经》的“六义”作了概括和说明，对后代也有很大影响。
西汉末年的扬雄和东汉前期的班固是儒家文艺思想的两个代表人物。他们分别提出了一些对后世有影响的文学见解。扬雄大力提倡“明道”、“宗经”、“征圣”的文学观，认为汉赋是“劝百讽一”、“劝而不止”，他在《法言》中指出“诗人之赋丽以淫，辞人之赋丽以则”，批评了汉赋创作中的形式主义倾向。班固强调辞赋应“抒下情而通讽喻”，“宣上德而尽忠孝”（班固《两都赋序》），他批评宋玉及汉代某些赋家“竟为侈丽闳衍之词，没其讽喻之义”，并肯定了汉乐府民歌“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汉书·艺文志·诗赋略》）。这些观点都是对儒家文艺思想的发挥。
两汉时期，还有些作家能够不囿于儒家文艺思想的局限，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文学观点。据《西京杂记》记载，司马相如在谈到赋的创作时，提出：“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揽人物，斯乃得之于内，不可得其传”，总结了艺术构思的特点。司马迁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高度评价了《离骚》，指出了它的抒发怨愤的特点。在《报任安书》中，他又进一步提出了“发愤著书”说，认为前人的优秀作品大都是在逆境中发愤而作，“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以舒其愤，思垂后文以自见”。他把著书立说当作实现人生价值，留名后世的手段，强调了其抒泄愤懑，向现实抗争的作用，注意到作品和作家生活经历的联系，特别是揭示了逆境可以产生优秀作品这样一种普遍现象。其观点在文学史上有重要影响。后代的韩愈、欧阳修、李贽等作家都曾提出过类似的见解。另一个对后世有重要影响的文学批评家是东汉的王充。他在《论衡》中以“疾虚妄”，“辩然否”的态度，抨击当时的“华伪之文”，“虚妄之语”，大力提倡“真美”。他强调文章要“发胸中之思,论世俗之事”，做到“实诚在胸臆，文墨著竹帛，内外表里，自相副称”，以发挥“劝善惩恶”和“有补于世”的作用。他反对“好高古而下今，贵所闻而贱所见”，盲目尊古模拟的倾向，强调独创，提倡文章语言的口语化，通俗化。总起来看，汉代的文学理论比先秦有了较大发展，它们对当时的创作产生了巨大的指导作用，在通向魏晋南北朝自觉的文学批评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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