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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的乱世，为期四百余年的大帝国崩溃，继而是三国鼎立，继而是南北分治。皇权不竞，固然有复杂的原因，士大夫阶层在政治上的无所作为，应是重要原因之一。政治上虽则如此，但在文化上，却牢固地掌握了大权。了解这一段历史的文学，士大夫在文化上的强势，是应当首先把握的一点。就文学的主流而言，士大夫的文化趣味，就是这一期文学的趣味。从两汉而来的五言诗的追求辞彩，歌咏玄理，追求形式，以至变得粹美、玲珑剔透，是这一趣味下的结果。辞赋的从“润色鸿业”，到“绮丽”地体物抒情，也是同一趣味的表现。各种实用文体走向骈俪、用典，语意的表达被修辞的装饰压倒，更显示的是贵族化了的士大夫的雅趣。士人们喜欢结成大大小的群体来际会，来游宴，不为别的，只是为风雅，聚会中的吟诗作赋，就成了常科。文学成为呈现才情的豪华的道具。
当然，这个时期，文学中有沉抑下僚的寒门之士的抗议呼声，也有发自民间的天籁，也有源于北朝的质朴的歌声；一些新的文体如小说，也迅速地长进，有了不俗的成就。这些都构成着这时期文学的丰富和复杂。但是，他们与士大夫趣味之间直接的或曲折的关联，仍是值得关注的。
第一节 邺下文人集团创作风貌
邺下文人群体是中古文学史上重要的文学集团。钟嵘在《诗品·序》中曾这样描述它的盛况：“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笃好斯文；平原兄弟，郁为文栋；刘桢、王粲，为其羽翼。次有攀龙讬凤，自致属车者，盖将百计。彬彬之盛，大备于时矣。”文人的集中，源于政治力量，源于曹氏父子的文学热情和文学才华，四面八方被罗致而来的文士们，投身曹氏势力的原由各不相同，但由于主上对文学的喜好，文学创作就异常热闹起来了。于是，一个以曹操为领袖，以曹丕、曹植为核心，以七子（除孔融外）、杨修、吴质、邯郸淳等为主要成员的文人集团形成了。当时曹操势力的大本营在邺城，文人们主要活动地点也在这里，故称为邺下文人集团。
邺下文人集团的最后形成，始于建安（汉献帝年号，公元196—219年）十三年，建安末期“七子”等重要文士相继去世，邺下风流宣告结束。先是这批文士分散于各地，正如曹植所说：“昔仲宣独步于汉南，孔璋鹰扬于河朔，伟长擅名于青土，公榦振藻于海隅，德琏发迹于此魏，足下（指杨修）高视于上京……吾王（指曹操）于是设天网以该之，顿八紘以掩之，今悉集兹国矣！”（曹植《与杨德祖书》）在归依曹操之前，他们已是卓然成名，有成功的作品，不少的作品反映着社会的动乱，民生的疾苦，抒发怀才不遇的苦闷。如王粲早期的《七哀诗》、《登楼赋》，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阮瑀的《驾出北郭门行》等等。这些作品中，有着真正为后人所称道的“建安风骨”的精髓，关心于“世积乱离”的现实，风格上呈现着“慷慨多气”的特征。
文学集团形成后，这些文士的创作风貌，随而在整体上有了明显转变。这转变一开始是微妙的，后来便鲜明起来。生活境遇安顿得多了，地位也变了，喜爱文才的曹操让他们担任自己的吏属，如王粲任侍中，“七子”中官职最高；阮瑀、刘桢等任司空军师祭酒、丞相主簿等职位。品秩虽不入公卿之流，但主人对他们的欣赏，曹操势力的日益上升，都使他们有前景不错的感觉，感时伤世的嗟叹之作自然减少。文学的目光由早期的关注民生疾苦、社会动荡，转而为主观情致的抒发，直接反映现实的作品越来越少，作品的风格上，也由“骨气奇高”、“慷慨悲壮”转为更倾向于“辞采华茂”、“美瞻”“风流”之类。这里有一个悖论性的现象，当邺下集团在以群体力量形成了文学创作的高峰时，察其个体的创作，却大多不在个人的创作高峰期。以王璨而言，他的《七哀诗》和《登楼赋》伟构，都不作于邺下。这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问题。邺下集团性的文学创作，究竟给文学史带来了什么呢？现在让我们更具体地看看邺下的创作。
首先是创作行为方式上的新变，其具体表现是“同题作”的大量出现。曹丕要作《玛瑙勒赋》，便“命陈琳、王璨并作”。这样的情况很多，陈琳和王璨都有《神女赋》，是建安二十一年从曹操出征吴时的作品，应是有感于江汉女神传说而作。这样的写作也绝不仅限于陈、王，邺下文人几乎都有。保存下来的此类赋作，就“有将近二十题共数十篇”。[1]诗和其他文体都有“同题”现象。与同题创作极为相似的情形是一些“公宴诗”，大多是在曹氏父子的宴会上的抒情之作。曹操在邺城之西建铜雀台，其园林称西园，园中有芙蓉池，曹氏父子和诸文士同游于此，登高而赋，临池而饮，饮而赋诗，曹丕和七子的诗篇中多有池水绿波的意象出现。
这是一种新变，其端绪或可追溯到东汉后期。[2]以前的文学创作活动，主要表现为个体的活动，屈原作《离骚》，一定是他孤独自处时的抒情；就是后来的围绕在西汉帝王身边的文学侍从之臣，像《七发》，像《子虚》、《上林》赋，只是“献纳”的作品，其完成应是在独处的情形进行的。而邺下的文人创作，“即兴赋诗”成为常科，有记载说曹植的文学才华就是在一次“登高而赋”即兴创作中，被乃父发现的。这正是问题的关键，这种即兴式的创作，既影响到文学作品，也影响到作家评价。就文学趣味而言，长篇巨制不适宜，叙事不适宜，对生活的深度思考也都不适宜，能应景的必是脱口而出的短章。因此，诗篇的创作就特别讲究抓景象，兴妙句，凑情致。而就作家而言，才思敏捷，就成为制胜法宝。屈原的文思快慢，没有记载，那时也根本想不到这些。后来的作家，传说司马相如的才思慢，张衡作《二京赋》“精思傅会，十年乃成”，文思也不能说快。重要的是以前人们并未将才思的快慢，视为文学家优劣的标准。然而，魏晋以后，文思快，便成为“才子”的重要标志，曹植“七步成诗”的被艳羡，正有这样的背景。以后，用“文如宿构”、“文不加点”等来形容一个作家的才华，在文学史上就不绝于耳了。
人们将文人这样的聚会，称之为“雅集”。毫无疑问，邺下是这一模式或曰习惯的开创者，一直延续了数百年，是观察文学史不可不注意的现象。即以尚短章而言，这不是一个小事情。《诗经》固然有短章，却是重章叠调式的，对应的是另外的创作模式；屈原的《离骚》更是展示诗人内心历程的鸿篇。但是，在邺下的雅集中，诗赋的创作，走的却是短章之路。魏晋南北朝乃至初唐，诗篇创作也以短章为大路。以此，古典诗歌中律诗、绝句最终得以形成。这不是说没有长篇作品，也不是说长篇作品只是例外，而是说，短章作为一个文学史上的显著现象，它的背离《诗》、《骚》体制，是有其特殊原因的。而且，只有在这短章之路上，文学家才会能力在短篇之中，尽量发挥汉语的表现潜能，殚思竭力地在表达上，以少少许胜多多许，格律、绝句等典范体制由此而成。
另一个同样重要的转变，是文学创作目的的转变。汉乐府的篇章是“感于哀乐，缘事而发”，承袭着这样的文学理念，曹操、孔融、王璨、陈琳等都有一些感伤现实的大作，但是，当诗人们在雅集中吟诗作赋时，创作目的发生重大改变，那就是文学成为“呈才”之作。文学又表现的，转变为“才性”的。类似“命题作文”的些作，一方面固然是生活的一种装饰，另一方面，却是每一个作家个人的才华的展现。这也是魏晋南北朝诗文创作的一个大传统。有文学史家曾经指责西晋作家陆机，身处“八王之乱”乱世，又陷得那么深，诗文对现实却没有任何的表现。这应当从作家时代的文学观念去理解，当人们将诗文视为“才性”的展现时，他们就可以不去用文学的眼睛去观看现实。文学收缩于主观的“风流自赏”，是不须观照现实的。这正可以从邺下的雅集找到源头。而呈才性的作品，也不仅限于这些游宴之际的唱和，就是两人间的书信写作，也带有同样的特征。陈琳的《为曹洪与魏太子书》，被文学史家评为“词浮于意”，是书信文体新变的代表。作家们在呈才性的心理下，投入了大量的心力写作书信，取得了很高的成就。或谈文论理，或诉说衷肠，或叙言情谊，时加景况的点染，既率性，又真诚，文质彬彬，历来视为魏晋文的上品。新一代的文学就在这新的创作心理下展开了。
就邺下作品看，与群体性的文学活动有关，文人的赋作大量增加，题材显著变化。王粲早年赋作较少，归曹后他的赋作多达二十余篇。在陈琳流传下来的十篇赋作中，归曹后所作占八篇。这时期的赋作趋于纤小，“润色鸿业”的作品很少，除了为曹操壮行色的出征赋外，取材上大多为动植物、珍饰玩好，前者如鹦鹤、鹤、龟、蝉、槐、柳等，后者如玛瑙勒、迷迭香、车渠碗、圆扇、弹棋、投壶等。体制大多短小，咏物赋占绝对优势，出征赋也很多，题材显然比两汉更丰富。
“登高而赋，可以为大夫。”古来传统能作“赋”，属于大夫的“九能”之一。[3]在一个诗文创作“呈才性”的时代里，“赋”当然是一个才华竞赛的好题目。而且从这题目的多样和细小看，赋写作品是随意的，兴之所至的，不须“登高“便可“而赋”的。为赋而赋，赋体作品就不仅是内涵狭窄，就是情感的抒发也都是稀薄的。人们常说，王璨的《登楼赋》，是汉魏之际抒情小赋的代表作。然而，包括王璨本人在内的邺下文人，赋体创作并没有承接《登楼赋》的抒情方向前行，而是走上了新的“体物“路线。其间的转变，是颇耐人寻味的。
邺下的诗歌创作，也颇有值得注意处。首先是五言诗篇很多，写作的具体情形不外刘勰所说：“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文心雕龙·明诗》）多与西园的游宴有关；此外还有不少的赠答诗。那些游宴的诗作，刘勰接上引数语而来的评价也很值得注意：“慷慨以使气，磊落以使才，造怀之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唯取昭晰之能。”侍从主上游宴的活动，并未影响诗人们创作的“慷慨”和“磊落”。这是符合作品实际的，请看下面的诗篇：
高会时不娱，羁客难为心，慇怀从中发，悲感激清音，投觞罢欢坐，逍遥步长林，萧萧山谷风，黯黯天路阴，惆怅忘旋反，歔欷涕霑襟。（陈琳《诗》）
临川多悲风，秋日苦清凉，客子易为戚，感此用哀伤，揽衣起踯躅，上观心与房，三星守故次，明月未收光，鸡鸣当何时，朝晨尚未央，还坐长叹息，忧伤安可忘。（阮瑀《杂诗》）
诗篇写清秋欢宴，欢乐而生客子悲情，慷慨之气，磊落之才流荡其间。这样的感伤，不可理解为“一人向隅而泣一坐为之不欢”。因为宴会中间歌诗尚悲，是后来以来的老习惯。而且，就三曹与七子等邺下文人的关系而言，也仍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延续着的是东汉中后期以来士大夫交际风气，他们是君臣关系，妨害了曹氏的权威和利益也杀文人，如孔融、边让，但就更通常的情况，特别是就曹丕与诸文人而言，他们带有明显的文友关系，谈友关系。刘桢《赠五官中郎将诗四首》：“清谈同夕月，情目兮叙忧勤。”应瑒《公宴诗》：“辩论释郁结，援笔兴文章。”都能显示邺下亦君臣亦文友的特殊关系。这应当就是邺下诗篇仍能“梗概多气”的原因。
邺下诗歌的大格局，并未与汉末的诗篇产生很大的分别，试取汉末《古诗十九首》和《伪苏李诗》一读，这一点还是很清楚的。但是新的变化，也在悄然发生着。既以《古诗十九首》而言，诗句之间到处充斥的是“松柏”（古墓意向）、白杨（“白杨多悲风”）、秋草、秋蝉、明月、浮云，凉风清夜，古冢荒野，一片衰飒之气。《十九首》是篇于悲秋的。但在邺下的篇章，却可以看到另外的情景。红、绿颜色或意象的多起来了，如王璨《杂诗》“曲池杨素波，列数发丹荣”，[4]《诗》“相伴绿水滨”、“芙蓉发红晖”；陈琳《诗》“嘉木凋绿叶，芳草发红荣”，《宴会诗》“玄鹤浮清泉，绮树焕青蕤”；刘祯《公燕诗》“芙蓉散其华，菡萏溢金塘”等等。色彩的变化，不全取决于时令，春天固多红、绿，但上引诗篇有的是写秋景，在秋景中发现那些色彩偏于热烈的，才正好映现诗人的感受生活的不同。虽然邺下诗篇仍流露着浓郁的尚悲的气息，但从这色彩的变化，是否可以这样说，诗人们正在与旧的文学告别？刘勰说，诗歌进入西晋时代转入“清绮”（《文心雕龙·明诗》），从诗篇的色泽变化，是可以找到这变化的蛛丝马迹的。
第二节 曹操与曹丕
曹操（155－220），字孟德，小字阿瞒，沛国谯（今安徽亳州市）人。祖父曹腾是个宦官，父亲曹嵩系曹腾养子。宦官的家庭背景，决定了曹操对文人态度的复杂性，一方面喜欢与文人打交道，另一方面又猜忌心重；可以和政治上没危害的文人成朋友，也会因为权力上妨害而杀文士。汉末乱世中曹操镇压黄巾起义，继而参与讨董卓之战，壮大了自己的势力。建安元年（196年）迎汉献帝都许昌，从此取得政治上的优势。建安十三年（208年）进位丞相，后封为魏公，进号魏王，死后被尊为魏武帝。
曹操是一位乱世枭雄，一生谋略过人，英雄胆识又文武兼备。在文学方面，他“通脱”的个性与独特的经历也使他成为一个开拓者，打破了许多文学上的传统，在原有的体裁中进行内容上的新的改造，他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古朴、质直的风格。
曹操的诗，全用乐府，有四言、五言、杂言。他的四言诗，如《步出夏门行》之《观沧海》，表达了诗人包容天地的胸襟气度，短促有力，节奏强烈，涌动着彭湃的激情与壮阔的豪气，是古代诗歌中描写大海的难得佳作，从诗歌体上说也是继《诗经》后难得的四言伟构。又如《短歌行》整篇以比兴手法，表达着时不我与和求贤若渴的焦虑，将《诗经》的语言作为典实融入其中又不受其局限，全诗情景交融，既悠扬而又顿挫。
他的五言，如《薤露》，真实反映汉末外戚宦官争权，董卓入京，废少帝，立献帝，肆意残杀，又焚烧洛阳，胁迫天子、百官、百姓百万人口西迁长安的历史事实，表达自己愤慨的心情。又如《蒿里》，写初平年间，军阀混战，百姓大量死亡的场景，更有“诗史”之称。这些诗歌语言朴素，没有华美词藻，却刻画精到，如“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简朴的文笔刻画出现实的惨状。五言抒情诗中如《却东西门行》：
鸿雁出塞北，乃在无人乡。举翅万馀里，行止自成行。冬节食南稻，春日复北翔。田中有转蓬，随风远飘扬。长与故根绝，万岁不相当。奈何此征夫，安得驱四方！戎马不解鞍，铠甲不离傍。冉冉老将至，何时返故乡？神龙藏深泉，猛兽步高冈。狐死归首丘，故乡安可忘！
全诗先写鸿雁，次写转蓬，再落到征夫，用疑问的语气写出征夫的无奈，再用咏叹的笔调写出绝望的哀伤。这种情景交融的笔法与汉乐府一脉相承，诗中所充溢的英雄豪气，又是曹诗独有的魅力。
后汉的文人，如班固，张衡等均无乐府作品，而曹操专力于乐府创作，并且打破了汉乐府的许多传统，如《蒿里行》、《薤露行》古辞中皆丧歌，而曹操用此二曲写时事。他更自创了一些新歌，如《度关山》、《对酒》等。文人参与乐府诗篇的写作，应是从东汉开始的，曹操的乐府创作，使文人乐府的风气盛行。
鲁迅说曹操是改造文章的祖师。他的散文清峻通脱，“清峻”主要指他的政令文章严明简切，其他文章如《孙子兵法序》，也写得陡峻干练。“通脱”是曹文的主要特点，说话恳切，不矜持，不造作，敢说别人不敢说、不能说的话，文字平易，内容却有霸气。典型的表现是《让县自明本志令》。
此文作于建安十五年，北方大定，三国鼎立局面成形。世间有议论说曹操将废汉自立，操便写了这篇文字自明心志。文章从自己少小时的志向谈起，说自己当初只想做一个有名之士，后来有机会为国家“讨贼立功”，志向也不过做一个有功勋的将军而已。以后功劳越来越大，灭袁绍，平刘表，“遂平天下”，“意望已过矣”。有这样大的功劳，如何自处呢？那就是做周文王、周公。以后的文字就专从做周文王、周公方上着意。如说周公“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又说周公的遭受流言云云。这里有大言欺人，如“遂平天下”，实际只是平定北方。说自己立意做周文王、周公，那不过是“将皇袍穿作内衣”，做皇帝条件还不允许。说自己是文王，也暗示出自己的儿子可以做武王，有意无意地露了点真心。真情袒露得最透的是下面的文字：
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或这人见孤强盛，又性不信天命之事，恐私心相评，言有不逊之志，妄自忖度，每用耿耿。
语间充满霸主的自喜，但也不能说不真实，不是推心置腹之言。又如：
前朝恩封三子为侯，固辞不受，今更欲受之，非欲复以为荣，欲以为外援为万安计。
解释自己三子的受封是为了“外援”，为“万安计”，承认是出于私心，这就是一般人不愿表露的。但有所承认，正是为着取信于世，给人以强烈的开诚布公的印象。曹操心计和文字已可见一斑。另外，这是一篇真正的“散文”，文字皆从心里自然流出，不骈不偶，在文章已开始讲究雕饰华丽的时代，却实是别调孤弹的好文字。
曹操在中国文学史上的独特意义还在于，他是建安文人集团的缔造者，汉末文士颠沛流离，而在曹操的感召下，徐干、阮瑀、刘桢、杨修、邯郸淳、吴质、陈琳、王粲等相继来到邺城。尽管曹操只是出于政治目的网罗人才，然而这一点，对于成就建安文学的“彬彬于盛”却实在至关重要。
曹丕（187－226），字子恒，曹操次子，是建安文坛的领袖人物。建安二十五年代汉帝即位，即魏文帝。他在政治上成就平平，但在文艺上，历来受到很高的评价，《三国志·文帝纪》中评价他“天资文藻，下笔成章，博闻强识，才艺兼该”。
曹丕的作品，乐府和诗歌各占一半。他对诗歌的体裁方面，尝试很广，四言、五言、杂言均有作品，其中的佳作，是七言和五言。他的七言《燕歌行》被认为是我国早期七言诗走向成熟的标志：
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群燕辞归雁南翔，念君客游思断肠。慊慊思归恋故乡，君何淹留寄他方？贱妾茕茕守空房，忧来思君不敢忘，不觉泪下沾衣裳。援琴鸣弦发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长。明月皎皎照我床，星汉西流夜未央。牵牛织女遥相望，尔独何辜限河梁？
这是一首代人立言的拟作诗，“魏文帝代为北征者之妇思夫而作”（王尧衢《古唐诗合解》卷三）。全诗语言流转而结构清晰，既继承了汉乐府及古诗中语言清浅而情意悠长的古朴风貌，又用一种全新的体裁——即完整的七言诗，句句用韵，一韵到底——来表达这份古老的情感。在此之前的七言诗，作品甚少且无佳作。《燕歌行》之后，就有越来越多的文人选择七言体裁来创作诗歌。
曹丕的五言诗也作得很好，其中也有代人立言的，如《于清河作诗》、《寡妇诗》等，对人物情感的把握细腻周到，善于选择悲凉的意象来营造情景交融、如泣如诉的意境，与汉乐府有异曲同工之妙。《艺苑卮言》云“子恒小藻，自是乐府本色”，即指这一部分作品而言。
作为太子，他对文学的爱好和重视，直接推进了建安文人集团创作的繁盛与活跃。他常常召集宴会，搞一些命题的文学写作，邺下创作的独特形态是与他分不开的，他是邺下文人活动的实际组织者和领导者。在文学史上，他为南北朝的诸王们树立一个榜样：组织和领导文学团体。此外，他的文学批评，更有开风气的意义。《典论·论文》评论七子的长短，提出“文以气为主”的见解，对诗、赋等几种主要文体作了初步分析，其将“文章”视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更对重视文章的风尚，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建安七子”之名始由他提出，各子的文集也是由他下令搜集的。他还组织文人编篡过诗文创作用的类书《皇览》。
第三节 曹植
曹植（192－232），字子建，曹丕同母弟。他“生乎乱，长乎军”（曹植《陈审举表》），少年时便展现出众的才华。史载他“十岁余，诵读诗论及辞赋数十万言”（《魏志》本传）。在军中的动荡岁月与邺下的优游时光中，他以贵公子兼思敏捷的大才子而备受关注和宠爱，一度被曹操认为“儿中最可定大事者”。但他身上更多的是艺术家的气质，奔腾的热情与不羁的个性，令他缺乏政治家必有的冷静与心计，因而太子之位终于归于曹丕。曹丕即位后，马上诛杀曹植心腹丁仪、丁廙两兄弟，又采取抑制宗室的政策，将曹植徙往封地，而且屡次建封。曹睿即位后，猜忌之之心不改，管束限制不变，使曹植“十一年中三徙都”。极度的压抑与忧愤的生活使曹植过早离世，抑郁而终。
与生活经历相关，曹植的创作可以分为前后两期。在邺下度过的青年时期可谓春风得意。一方面，作为邺下文人集团的核心成员，他与文士宴饮游乐，终日忘归。大量的文学活动，锻炼他流丽华美的文笔，创作了许多游宴诗、赠答诗，咏物小赋，代表作如《名都篇》：
名都多妖女，京洛出少年。宝剑直千金，被服丽且鲜。斗鸡东郊道，走马长楸间。驰骋未能半，双兔过我前。揽弓捷鸣镝，长驱上南山。左挽因右发，一纵两禽连。余巧未及展，仰手接飞鸢。观者咸称善，众工归我妍。归来宴平乐，美酒斗十千。脍鲤隽胎虾，炮鳖炙熊蹯。鸣俦啸匹侣，列坐竟长筵。连翩击鞠壤，巧捷惟万端。白日西南驰，光景不可攀。云散还城邑，清晨复来还。
以“妖女”“少年”为线索，展开对京都的繁盛的渲染，后半部分展示“我”的豪华奢侈，意气洋洋。整首诗场面宏大，气氛热烈。诚所谓“三河少年，风流自赏”。
另一方面，多次随父出征又使他面对现实，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心与少年志气，代表作如《白马篇》：
白马饰金羁，连翩西北驰。借问谁家子，幽并游侠儿。少小去乡邑，扬声沙漠垂。宿昔秉良弓，楛矢何参差。控弦破左的，右发摧月支。仰手接飞猱，俯身散马蹄。狡捷过猴猿，勇剽若豹螭。边城多警急，胡瞄数迁移。羽檄从北来，厉马登高堤。长驱蹈匈奴，左顾陵鲜卑。弃身锋刃端，性命安可怀？父母且不顾，何言子与妻？名在壮士籍，不得中顾私。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
用铺叙描写的方法，塑造了一个武艺高强，不惜为国捐躯的青年英雄形象。开头二句，以白马奔腾如飞的形象，写出游侠儿骑术的高超，同时也振起全篇。“借问”等四句补叙游侠儿的来历。“宿昔”以下八句，热情描写游侠儿的高超武艺。“边城”等六句，写游侠儿驰骋战场、奋勇杀敌的英武气概。“弃身锋刃端”至最后，表现出游侠儿报效国家、不怕牺牲的豪气。诗艺术构思完整，层次清楚，描写细致，笔力劲健，且多用偶句。从这首诗可以看出，早期生活的曹植，是何等的壮怀激烈，慷当以慨。
曹植后期诗歌风格逆转。理想与现实的碰撞，使少年时功名壮志的梦想无情破灭；沉重的人生迫害，又使他在生与死之间苟且度日。坎坷的命运让他的情感深潜，艺术的表达也转入沉郁苍凉。他善用女性的相思与隐忧寄寓自己的身世感慨，如《美女篇》，《浮萍篇》，其中以《七哀篇》最有代表性：
明月照高楼，流光正徘徊。上有愁思妇，悲叹有余哀。借问叹者谁？言是宕子妻。君行逾十年，孤妾常独栖。君若清路尘，妾若浊水泥；浮沈各异势，会合何时谐？愿为西南风，长逝入君怀。君怀良不开，贱妾当何依！
表面上是在描写男女之情，实际比喻君臣之情。刘履评《七哀诗》道“子建与文帝同母骨肉，今乃浮沉异势，不相亲与，故特以孤妾自喻，而切切哀虑也”。而这种心情也可说是曹植生命后半期的基本心态。《昭明文选》把本篇列入哀伤类。《文选》六臣注吕向说：“七哀谓痛而哀、义而哀、感而衰、怨而哀、耳目闻见而哀、口叹而哀、鼻酸而哀。”诗篇语言平实然而深刻入微，十分感人。
曹植后期诗篇的代表作是《赠白马王彪》。黄初四年五月入朝，曹植与诸王俱会于洛阳，其间任城王曹彰被曹丕毒杀。七月，曹植与白马王曹彪归国同路，监国使者灌均等又不许他们同行。愤激之下，曹植作此诗。诗曰：
谒帝承明庐，逝将归旧疆。清晨发皇邑，日夕过首阳。伊洛广且深，欲济川无梁。泛舟越洪涛，怨彼东路长。顾瞻恋城阙，引领情内伤。
太谷课廖廓，山树郁苍苍。霖雨泥我涂，流潦浩纵横。中逵绝无轨，改辙登高冈。修坂造云日，我马玄以黄。
玄黄犹能进，我思郁以纡。郁纡将何念？亲爱在离居。本图相与偕，中更不克俱。鸱枭鸣衡轭，豺狼当路衢。苍蝇间黑白，谗巧令亲疏。欲还绝无蹊，揽辔止踟蹰。
踟蹰亦何留？相思无终检。秋风发微凉，寒蝉鸣我侧。原野何萧条，白日忽西匿。归钫赴乔林，翩翩厉羽翼。孤兽走索群，衔划不遑食。感物伤我怀，抚心长太息
太息将何为？天命与我违。奈何念同生，一往形不归。孤魂翔故域，灵柩寄京师。存者忽复过，亡没身自衰。人生处一世，去若朝露晞。年在桑榆间，影响不能追。自顾非金石，咄唶令心悲。
心悲动我神，弃置莫复陈。丈夫志四海，万里犹比邻。亲爱苟不亏，在远分日亲。何必同衾帱，然后展殷勤？忧思成疾*，无乃儿女仁？仓猝骨肉情，能不怀苦辛！
苦辛何虑思？天命信可疑。虚无求列仙，松子久吾欺。变故在斯须，百年谁能持？离别永无会，执手将何时？王其爱玉体，俱享黄发期。收泪即长路，援笔从此辞！
全诗七章，从第二章起，与前章顶针相连，蝉联而下，章章相应，被称为“轳辘体”。诗篇曲折跌宕，时而激气扬，时而低沉，时而愤恨，时而哀悼，辗转相承。低沉抑郁之中，时作挺拔之语，如“丈夫志四海，万里犹比邻”；抚慰开解之中，又充荡着难以割舍的兄弟之情。特别是将对“谗巧”的一往愤恨之情，与炎夏的流潦纵横、山树郁郁交融在一起，令诗意更加浓郁。诗篇情感是沉痛的，形式是讲究的，形式和内容都到达到了当时五言抒情诗的顶峰。刘克庄曰：“诗作于诸王凛凛不自保之时，而其忧伤慷慨有不可胜言之悲。”（刘履《选诗补注》引）
总体而言，曹植诗风格上与其父的浑雄苍老不同，与乃兄的清莹便娟有异，而自成其骨其奇高，辞彩华茂的特征。他是第一位大力写作五言诗的人，继承《古诗十九首》的温丽悲远，又注意炼字造句，有意将精心选择的词语与流贯倾泻的情感融合为一。他保留了汉乐府反映现实的笔触，又开拓了抒情艺术的天地，将儒家文学传统与庄骚的文学精神融合到五言诗与乐府中。前人说：“子建之诗，隐括《风》、《骚》，组织屈宋，洵为一代宗匠，高距诸子之上。”（吴淇《六朝选诗定论》）是不错的。
曹植的辞赋，前期所作多篇幅短小，咏物赋多，数量也大。真正代表曹植艺术成就的是后期巨作《洛神赋》。洛水女神的传说，始自先秦，如屈原《离骚》中就有宓妃形象出现。但汉魏以来，文人写女神，多取汉女神为题材，如建安时期的陈琳、王璨、应瑒，皆随军征吴时济汉川时所作。曹植此赋写洛水之神，笔法上与陈、王有某些相似，主要还是自出机杼。作品充满了企慕与哀怨的情绪，一水之间，人神永隔，美好对方可望而不可及，惆怅之情就在这无限的慕恋之中四溢而出了。赋中描写女神的文字，堪称经典。曰：
其形也，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荣曜秋菊，华茂春松。仿佛兮若轻云之蔽月，飘兮若流风之回雪。远而望之，皎若太阳升朝霞；迫而察之，灼若芙蕖出渌波。秾纤得衷，修短合度。肩若削成，腰如约素。延颈秀项，皓质呈露……体迅飞凫，飘忽若神，陵波微步，罗袜生尘。动无常则，若危若安。进止难期，若往若还。转眄流精，光润玉颜。含辞未吐，气若幽兰。华容婀娜，令我忘餐。于是屏翳收风，川后静波。冯夷鸣鼓，女娲清歌……
真是一段灿若云霞的文字，天才的文笔！美好的幻象，联翩而至的比喻；细腻精微的体物，栩栩如生的形象，玲珑剔透，如锦如绣，是赋体文学的上品，艺术价值堪与《登楼赋》比肩而立。
第四节 建安七子与蔡琰
“七子”之说，首见于曹丕《典论·论文》：“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籍元瑜、汝南应炀德琏、东平刘桢公干。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骥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七子”之中，孔融（153－208）年辈最长，卒年最早。为人不拘小节，恃才负气，刚正不阿。因非议曹操，建安十三年被杀，那时邺下文人集团刚刚开幕。他的得入“七子”之目，与曹丕对他的作品的喜爱有关。流传下来的作品，以书、教、论为多，其散文辞藻华丽，多用骈句，但能以气运词，有新变化。代表作《论盛孝章书》和《荐祢衡表》，都显示这种特色。诗仅存7首，其中《杂诗·岩岩钟山首》写远大怀抱，情辞慷慨；《远送新行客》写丧子的悲痛，情致哀婉，都富有抒情色彩。
其他六子，以王粲、刘桢成就最高，钟嵘《诗品》列之于上品。王粲（177－217），字仲宣，山阳高平人。少有异才，为蔡邕所称。初依荆州刘表，十三年不得重用，后劝刘表之子刘琮归曹操，官至侍中。他的前半生历经战乱且抑郁不得志，后期生活安定，因此他的文学作品也有着前后截然不同的风格。
“忧患出诗人”。王粲在忧患的乱世中饱经颠沛，且亲眼目睹民不聊生，国破家亡。在深深的悲痛中写下了代表作《七哀诗》，尤以第一首最有名：
西京乱无象，豺虎方遘患。复弃中国去，委身适荆蛮。亲戚对我悲，朋友相追攀。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问号泣声，挥涕独不还。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驱马弃之去，不忍听此言。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长安。悟彼下泉人，喟然伤心肝。
从诗人自己离家别友的不舍中写起，又遇妇人抛弃亲身骨肉的惨状。“白骨蔽平原”，死去的人已不可计数；“挥涕独不还”，活着的人还要遭受生不如死的煎熬；“不忍听此言”，个人的痛苦已难以承受，“回首望长安”，而国家的劫难才是最大的灾难。这是汉末社会的实录，也是慷慨悲壮，志深笔长的建安风骨的最佳表现。
归曹后，王粲细腻的文风和对现实的关注并未减退，但对曹氏的依附奉和明显大于个人的独立意识。他频繁的参与各类社交活动，他后期的作品大部分都是同题共作，或由曹氏兄弟命作，宴游内容的诗赋作品较多。乐府诗《从军行》是后期的代表作。后期为文作文的创作倾向严重，再也没有前期《登楼赋》与《七哀诗》那样激情与厚重的作品了。钟嵘评价王粲说：“其源出于李陵，发楸伧之词，文秀而质羸。”（《诗品》卷上）是有道理的。
刘桢（？－217），字公干，为人正直有骨气，个性极强。少年时便“能诵《论语》、诗、论及辞赋数万言，警悟辩捷，所问应声而答，当其辞气锋烈，莫有折者。”（《太平御览》卷三八五引《文士传》）他的诗品一如人品，“贞骨凌霜，高风跨俗”（《诗品》上），被称为“公干体”。《赠从弟》三首是他的代表作。其二曰：
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风。风声一何盛，松枝一何劲。冰霜正惨凄，终岁常端正。岂不罹凝寒？松柏有本性。
诗围写风霜中松柏的劲拔，比喻高洁的人格和坚贞的品行。笔力刚健有力，气度不凡。其他的赠答诗也写得很好，《赠五官中郎将四首》、《赠徐干》都是情真意切、直率感人的作品。曹丕称其“五言诗之善者，妙绝时人。”（《又与吴质书》）
陈琳（约157－217）与阮瑀（？－212）均以章表书记闻名于当世。陈琳最具文学价值的作品是诗歌《饮马长城窟行》。此诗格调悲凉，语言朴直。沈德潜谓之“可与汉乐府竞爽。”（《古诗源》卷六）他的赋作也有不少，早期多大赋，后期由于创作环境改变，多应命酬答的小赋。阮瑀的诗歌，多悲民生之艰，其《驾出北郭门行》用对话体讲述孤儿受后母虐待的故事，叙事性强，语简意长。
应瑒赋作很多，但多为奉和应命之作。诗歌中《别诗》二首颇有雅致。徐干一生不耽世荣，著学术著作《中论》二十余篇，诗歌中以《室思》最佳，流利婉转，别有寄托。
徐干在诗文，创作上用力不多，他的主要作品是子书《中论》。
蔡琰（生卒年不祥），字文姬，蔡邕之女，史称“博学有才辩，又妙于音律。”初嫁河东卫仲道，夫亡无子。董卓之乱中被掳入胡，嫁与南匈奴左贤王，生二子。十二年后被曹操赎回，重嫁董祀。
今存诗三首，以五言《悲愤诗》最可信，成就也最高。全诗用流畅的笔调叙述自己一生的悲惨经历，先回忆关中大乱与自己被掳入胡的经过，次写胡地生活和亲身骨肉分离时的惨景，最后写回乡后的见闻。叙事抒情交相融合，写景触目惊心，写情深切细致，如“别儿”一场：
边荒与华异，人俗少义理。处所多霜雪，胡风春夏起。翩翩吹我衣，肃肃入我耳。感时念父母，哀叹无穷已。有客从外来，闻之常欢喜。迎问其消息，辄复非乡里。邂逅徼时愿，骨肉来迎己。己得自解免，当复弃儿子。天属缀人心，念别无会期。存亡永乖隔，不忍与之辞。儿前抱我颈，问：“母欲何之？人言母当去，岂复有还时？阿母常仁恻，今何更不慈？我尚未成人，奈何不顾思！”见此崩五内，恍惚生狂痴。号位手抚摩，当发复回疑。
以女性的笔触去细腻再现悲伤的情境，展现了乱世中不幸的命运和苦难。全篇以“汉季失权柄”起，徐徐展开十余年的苦难经历，细致深刻。“别儿”一场中心理描写的入微真切，有着直抵人心的冲击力。
第五节 阮籍与嵇康
魏晋之交，政局动荡，司马懿父子用政变手段诛杀曹爽，又废曹芳，弑曹髦，终于取代魏之天下。同时他们大量杀戮异己何晏、夏侯玄、嵇康等均被诛杀，“天下名士，少有全者”。魏晋之交的文士，生活在如此黑暗混乱的时代里，转向玄学寻求精神的慰藉，于是在生活上，他们用放达任性的行为来对抗礼法的拘束，在文学上，他们将哲理的思考带入了诗歌的领域。这一时期的文学称正始文学。
正始文人最著名的是“竹林七贤”。“竹林七贤”指山涛、向秀、阮籍、阮咸、嵇康、刘伶和王戎。七人中，人格魅力最突出，文学成就最大的，是嵇康和阮籍。
阮籍（210－263），字嗣宗，陈留尉氏人，阮瑀之子。史载他“容貌瑰杰，志气宏放，傲然独得”，“喜怒不形于色”。在政治险恶的时代里，阮籍一方面有着清醒的意志，对现实失望、不满，却委曲求全，能够节制自己，“口不臧否人物”，为了避开司马昭结儿女亲家的要求，他饮酒醉答六十天之久。他是个突破礼法约束的人物，母丧食肉不辍，或酒后横眠酒家妇侧，或群猪共饮，“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働哭而返。”对人说：“礼岂为我辈设！”因此被当时的礼法之士斥为“败俗之人”。他的《达庄论》和《大人先生传》等文章，就是针对这些礼法之士而发。他的诗《咏怀诗》共八十二首，代表当时五言诗发展的最高成就。有真实的苦闷，表达时又有所顾忌，于是这些诗篇就有着“厥旨渊放，归趣难求”（钟嵘《诗品》卷中）的特点。
这些诗篇不是一时一地之作，是他一生情感的凝聚。其中反复抒写的，是他内心的焦虑与痛苦，如其一：
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
暗夜中弹琴，与外野的孤鸿相应，突出的是强烈的孤独感。幽黑的夜，微弱的月光、鸣琴、鸿号，使全篇笼罩在压抑和忧郁的氛围中。
也有写得慷慨悲壮来抒发自己意志的，如三十九：
壮士何慷慨。志欲威八荒。驱车远行役。受命念自忘。良弓挟乌号。明甲有精光。临难不顾生。身死魂飞扬。岂为全躯士。效命争战场。忠为百世荣。义使令名彰。垂声谢后世。气节故有常。
由于在现实中的毫无出路，他转而追求隐逸，逃避世事，如七十四：
猗欤上世士。恬淡志安贫。季叶道陵迟。驰骛纷垢尘。寗子岂不类。杨歌谁肯殉。栖栖非我偶。徨徨非己伦。咄嗟荣辱事。去来味道真。道真信可娱。清洁存精神。巢由抗高节。从此适河滨。
也有写史事来讽喻曹魏集团荒淫失败的，如其三十一：
驾言发魏都。南向望吹壹。箫管有遗音。梁王安在哉。战士食糟糠。贤者处蒿莱。歌舞曲未终。秦兵已复来。夹林非吾有。朱宫生尘埃。军败华阳下。身竟为土灰。
在这些咏怀诗中，有诗人对于现实世界的体悟，对于生命存在的思考，对个体生命的把握。艺术上具有“遥深”、“深于寄托”的风格。在惨烈的人生中，他将内心的悲苦，幻灭的梦想，绝望的悲哀一发为“反复零乱，兴寄无端”（《古诗源》卷6）的诗歌，被后人认为是“神至之笔”。（《采菽堂古诗选》卷8）
嵇康（223－262），字叔夜，他也崇尚老庄，性格高傲，不拘礼法。他的诗歌，以四言之作成就最高，其中《幽愤诗》作于因友人吕安的冤案被捕入狱时，自述平生的遭遇和抱负，表达强烈的愤慨。《赠秀才入军》共十八首，为送别哥哥嵇喜从军而作，但诗中洒脱的情趣，实际上是表达了作者自己人生的向往：
良马既闲，丽服有晖。左揽繁弱，右接忘归。风驰电逝，蹑景追飞。凌厉中原，顾盼生姿。（第九首）
息徒兰圃, 秣马华山。流播平皋,垂纶长巾。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嘉彼钓叟, 得鱼忘筌。郢人逝矣，谁与尽言。（第十四首）
前者用想象的手法，写嵇喜在军中驰射的英武风姿；后者也以想象方式，写嵇喜在征途中息驾休憩、寄情山水的悠闲神态。嵇康诗歌中多运用别开生面的意象，“目送归鸿，手挥五弦”是妙在象外的佳句，诗中又多清峻高迈之语。阮、嵇均长于作诗，但正如刘勰所言，“嵇志清峻，阮旨遥深”，这是他们诗风最大的不同。
总体上说嵇康诗歌成就不如阮籍，文章却有过之。他的《养生论》《答向子期难养生论》、《释私论》、《管蔡论》、《难张辽叔自然好学论》、《声无哀乐论》等一系列说理文中，都能打破传统的观念而自树义理，高标玄致，表现着“长于辩难，文如剥茧”（刘师培《中古文学史·魏晋文学之变迁》）；《管蔡论》公然为管叔、蔡叔叫屈。魏晋文章中，书信的写作是技压诸体的。嵇康的书信体散文《与山巨源绝交书》，便是此中的翘楚之作。信中以“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拒绝山涛，文字亦庄亦谐；“非汤武而薄周孔”的自标，更有惊世骇俗的效果。与篇书信，展现的是一个嶙峋的个性。嵇康的文章，显示出他在气质上与庄子的相近：强度的思想力，善恶分明，人格清峻而词采庄丽，行为疏放而又与世不谐，是一个苦闷的思想家和文章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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