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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朝文学是指北魏、北齐、北周三代文学。北朝文坛出现转机是在北孝文帝之后，由于辖文帝大力提倡鲜卑汉化，并努力提倡文学。这个时期散文领域出现了《水经注》。北魏分裂之后到隋朝建立，这个时期的文学发展相对繁荣。诗歌骈文方面有“北地三才”，散文方面则有《洛阳伽蓝记》、《颜氏家训》等。北周时期由于庾信、王褒二人的参与，南北文风有相互影响的趋势。但从总体来说，南北还是有明显的差异的。
第一节 庾信前期的文学创作
庾信文学集南北朝文学之大成。
庾信（公元513——581），字子山，南阳新野（今河南省新野县）人。八世祖庾滔随晋室南渡，遂徙家江陵，其家“七世举秀才”，“五代有文集”（《庾信集》序），庾信父辈兄弟三人均有文名，其父庾肩吾的诗文更是“辞采甚美”（《南史》本传），庾信即生长在这样一个士族华望之家。庾信自幼聪敏绝伦，博览诗书，十五岁任太子萧统东宫讲读，十九岁任太子萧纲东宫抄撰学士，与其父及徐摛、徐陵父子出入宫禁，深得萧纲宠信。后曾出使东魏，“文章辞令，盛为邺下所称”（《周书》本传）。梁武帝末，侯景叛乱，庾信时为建康令,防守朱雀航,兵至而逃；后至江陵，投奔梁元帝萧绎。公元554年，他奉命出使西魏，抵达长安不久,西魏攻克江陵,杀萧绎；庾信则从此被留长安,历仕西魏、北周，官至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故世称“庾开府”,进爵义城县侯，终老北方，隋开皇元年卒。庾集最早当为北周滕王宇文逌编定的《庾信集》二十卷，已佚，今存《庾子山集》是后人搜辑遗文重编的。
庾信的创作以入北不还为界，分为前后两期。
庾信从出生到成长的那个年代，梁朝统治比较稳定，江南经济日益繁荣，正如“草木之遇阳春，鱼龙之逢风雨。五十年中，江表无事”（《哀江南赋》）；与此相应，在梁武帝的倡导下，文教大兴，太子萧统、萧纲，皆好学能文，不仅自己经年从事诗赋创作，且极力奖掖文士，“盖由时主儒雅，笃好文章，故才秀之士，焕乎俱集”（《南史·文学传论》），在太子周围俨然形成一个文学集团。庾氏父子、徐氏父子就是这一文学集团的中坚力量。庾信此一时期是一个典型的宫廷文学侍从，主要创作不出宫廷诗文酒会之中的奉制唱和。
其诗今存二百五十余首，数量很少，多为奉和应制之作，题材狭窄，不出写景咏物，咏物如镜、斗鸡、羽扇、结钱袋子等等，尤为琐碎，风格较为单一。词藻的华美是庾信宫体诗的最鲜明的特征。他常以绚丽的语词妆点诗中事物，即使本为清新之物也呈现绮艳的色调，如“轮重对月满，铎韵拟鸾声”（《奉和同泰寺浮图诗》）、“天汉看珠蚌，星桥视桂花”（《舟中望月诗》），形成华美典丽，辉煌夺目的风格。
在艺术技巧上，此时庾信已有一定成就，如《奉和山池》：
东宫多遐豫，望苑暂回舆。鸣笳陵绝浪，飞盖历通渠。桂亭花未落，桐门叶半疏。荷风惊浴鸟,桥影聚行鱼。日落含山气,云归带雨馀。
诗中运用大量典故与前人辞语，并无斧凿痕迹，如出自心。勾画山池周围及池中景物，展示了山间清新自然的景色，将落未落的花、叶，惊飞的山鸟与行游的池鱼，充满生机，冲淡了残秋的萧瑟。其中“荷风”两句更是描摹细致，体物入微，历来被视作庾信清新特色的代表。另有一首《七夕》：
牵牛遥映水，织女正登车。星桥通汉使，机石逐仙槎。隔河相望近，经秋离别赊。愁将今夕恨，复著明年花。
此诗本集失收，而见于《玉台新咏》，当与同书萧纲《七夕》为唱和之作。七夕是魏晋以来诗人经常吟咏的题材，而庾信这一首颇能在当时偏重于以铺叙手法咏物的众《七夕》诗中翻出新意。诗从牵牛织女一年一度的会面入手，本是欢喜的场面，却结语于短暂的相见更增离别的愁思，倍增其哀。其中“隔河”两句从《古诗十九首》“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化出，由空间的阻隔写到时间的漫长，颇具古诗真挚生动的情致。
历来评论家都颇为关注庾信大约作于江陵时期的《燕歌行》。《燕歌行》本是乐府旧题，曹丕、陆机、谢灵运等运用此题抒写思妇的闺怨，其中不无寄托之意，而庾信一首前半描写战士被困的情景，后半抒写少妇闺思，下启唐高适专门抒写征战之苦的《燕歌行》，刘熙载认为“庾子山《燕歌行》开唐初七古”（《艺概·诗概》），从文体嬗变的轨迹来看，确是如此。
值得提出的还有《将命使北始渡瓜步江》一诗，这是庾信出使西魏之时的心情写照。此时江南经侯景之乱一片破败，梁朝政权岌岌可危，昔日的繁华一去不返，庾信将自己此次出使比之荆轲刺秦，于故作轻松之中隐蕴着无尽的忧患，一扫宫体诗之痕迹，代表了庾信诗风转折的先声。
庾信辞赋创作于这一时期的有《春赋》、《七夕赋》、《灯赋》、《对烛赋》、《镜赋》、《鸳鸯赋》、《荡子赋》共七篇，题材多与女性生活有关，情调偏于绮艳哀怨。
《七夕赋》描写七夕佳节女子乞巧之情景，《对烛赋》是男女各处一方，夜晚对烛的相思，《鸳鸯赋》描写共同生活的美好，《荡子赋》是幻想式的男女情爱，《镜赋》、《灯赋》名为咏物，但客体不是被置于女子晨妆的情境之中，就是置于灯红酒绿的欢乐场面，同样极尽描摹女性仪态之美和相思之情。
最具代表性的是《春赋》：
……出丽华之金屋，下飞燕之兰宫。钗朵多而讶重，髻鬟高而畏风。眉将柳而争绿，面共桃而兢红。影来池里，花落衫中。……
仕女游春的画面本身已是艳丽，再经庾信轻词巧制，更是华美夺目。
庾信前期辞赋中值得称道的是刻画妇女的心理较为细致，如《荡子赋》：
前日汉使著章台，闻道夫婿定应迴。手巾还欲燥，愁眉即剩开。逆向行人至，迎前含笑来。
从思妇心理描摹，虽然用语浅白，却颇为传神。
有些篇章的体式为五、七言诗杂以四、六言骈文，如《春赋》开头结尾两段均为整齐流畅的五、七言：
宜春苑中春已归,披香殿里作春衣。新年鸟声千种啭,二月杨花满路飞。河阳一县并是花，金谷从来满园树。一丛香草足碍人，数尺游丝即横路。
……
三日曲水向河津，日晚河边多解神。树下流杯客，沙头渡水人。镂薄窄衫袖，穿珠帖领巾。百丈山头日欲斜，三晡未醉莫还家。池中水影悬胜镜，屋里衣香不如花。
音节十分流丽，已接近于初唐歌行体，这是魏晋以来诗赋两种文体相互影响的结果。
纵观庾信前期的创作，由于生活环境与时代文风所限，作品的内容偏于狭窄，然而状情摹态，称得上细腻逼真；情调多为宫体，但亦有清新之作；华辞巧制，符合贵族文人的欣赏口味。当时与徐陵“文并绮艳，故世号徐庾体”（《周书》本传），一时蜚声文坛，共同将晋宋以来讲究词藻、用典，永明以降重视对偶、音律的风气推衍开来，艺术地统一于同一种风格之中，加快了我国古典诗歌的律化进程。
第二节 庾信后期的文学创作
庾信后期生活在北方，其文学重臣的身份并未改变。“世宗、高祖并雅好文学，信特蒙恩礼。至于赵、滕诸王，周旋款至，有若布衣之交。群公碑志，多相请托。唯王褒颇与信相埒，自余文人，莫有逮者”（《周书》本传）。于是在庾信、王褒的影响下，北朝文风迅速变革，由早期的质朴转向雕章藻语，“朝廷之人，闾阎之士，莫不忘味于遗韵，眩精于末光”（《周书》本传），靡然风从，形成了一个时代的文学。
庾信后期诗歌中亦有一定数量的奉和应酬之作，如《和赵王看伎》、《奉和赵王美人春日》等，仍属宫体风格，以香艳为特征，是其前期创作的自然延续；但真正奠定庾信穷南北之胜地位的,是那些与前期风格迥异的抒发乡关之思的作品。
“乡关之思”的说法最早见于《周书》本传，“信虽位望通显，常有乡关之思”。庾信被强留北地,终老不还，内心是十分悲苦的,这种悲苦不仅在于亡国之哀与羁旅之愁，而且从封建道德角度来看，庾信仕于灭其故国的异族政权的行为，常为后人斥为失节。而庾信本人，从小接受的是儒家传统的忠孝观念，出入宫廷，备受宠信，对萧氏政权的感情可谓深厚，然而在仕周的选择上未能鲜明决断，隐身韬晦，一直处于一种“是宦非宦，归田不归”（《伤心赋》）的尴尬处境，又不善于自我解脱，于是亡国之哀、羁旅之愁加之道德自责，时刻萦绕于心，却又无路可出，往往只是强为辩解，聊以自慰，结果却是“情纠纷而繁会，意杂集以无端”（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只能投诸诗赋。
《拟咏怀》二十七首即庾信抒发“乡关之思”的代表作。虽名为模拟阮籍，实则主旨不出自伤身世、哀悼故国、思念家乡，“无穷孤愤，倾吐而出，工拙都忘，不专拟阮”（沈德潜《古诗源》卷十四）。
如第三首以“倡家遭强聘，质子值仍留。自怜才智尽，空伤年鬓秋”倾诉自己迫于事势而不得不羁留长安的屈辱；第十一首“天亡遭愤战，日蹙值愁兵。直虹朝映垒，长星夜落营。楚歌饶恨曲，南风多死声”抒发眼见梁朝覆灭的痛苦之情与无可奈何；第十二首“在死犹可忍，为辱岂不宽？古人持此性，遂有不能安。其面虽可热，其心常自寒” 则是陈诉自己屈仕北朝的沉痛心情。
寻思万户侯，中夜忽然愁。琴声遍屋里，书卷满床头。虽言梦蝴蝶，定自非庄周。残月如初月，新秋似旧秋。露泣连珠下，萤飘碎火流。乐天乃知命，何时能不忧？（《拟咏怀》第十八首）
此诗不言羁旅或家国，而从中夜愁闷写起，虽有琴书，却不足以排愁遣忧，又达不到庄子的旷达。“残月”二句，写出日复一日的无聊与绝望，喻精警于平淡之语。
榆关断音信，汉使绝经过。胡笳落泪曲，羌笛断肠歌。纤腰减束素，别泪损横波。恨心终不歇，红颜无复多。枯木期添海，青山望断河。（《拟咏怀》之七）
全诗以女子自喻，在北地特有风物的衬托之下，表现了故国难归的悲痛心情，如精卫填海一般无止歇的乡关之思，当是诗人真实情感的流露。
由于生活环境与心境的转变，庾信后期的写景诗也呈现出苍凉悲壮的特色:
风雪俱惨惨，原野共茫茫。雪花开六出，冰珠映九光。还如驱玉马，暂似猎银獐。阵云全不动，寒山无物香。薛君一狐白，唐侯两骕骦。寒关日欲暮，披雪上河梁。（《郊行值雪》）
不仅所叙景物为北国独有，大笔渲染的手法更与追求细腻精致的南朝之风迥异，构成一幅气势宏阔，气韵深沉的雪行图。一些描写征战、游猎的诗如《同卢记室从军》、《伏闻游猎》也均沉郁雄健，非王褒在江南所作《燕歌行》一类假想寒苦、故作豪壮的诗可比。这一类写景记游诗突出反映了庾信将南朝艺术手法与北朝人生经历融合所形成的清绮老成诗风。
庾信此期还创作了一些五言小诗:
玉关道路远，金陵信使疏。独下千行泪，开君万里书。（《寄王琳》）
阳关万里道，不见一人归。唯有河边雁，秋来南向飞。（《重别周尚书》）
石影横临水，山云半绕峰。遥想山中店，悬知春酒浓。（《山斋》）
胡应麟认为这类“五言小诗,特有佳者,合处往往类盛唐。”（《诗薮·杂编》卷三）。南朝文人从民歌中化出的绝句体，在庾信手中，不仅发展得更加精致和蕴藉，而且融以开阔而深厚的意境，虽然有时平仄不调，但已开五言绝句的先河。
总体而言，庾信后期诗作以乡关之思为主要表现内容，风格则由前期的绮艳变为苍凉悲壮又不乏清新，即如前人所概括的“绮而有质，艳而有骨，清而不薄，新而不尖，所以为老成也。”（杨慎《升庵诗话》）
庾信后期辞赋共有《三月三日华林园马射赋》、《小园赋》、《竹杖赋》、《邛竹杖赋》、《枯树赋》、《伤心赋》、《象戏赋》、《哀江南赋》八篇。
《枯树赋》是庾信初入北时所作的纯粹自伤之作。赋的体格与谢惠连《雪赋》近似，拟托殷仲文为东阳太守，对庭中枯槐发出感慨。赋中先写枯亡的贞松文梓，当年既曾集凤巢鸳，也曾引得工匠注目，而现在却“生意尽矣”；接着泛写佳木古树莫不是消亡的下场:
若乃山河阻绝，飘零离别。拔本垂泪，伤根沥血。火入空心，膏流断节。横洞口而欹卧，顿山腰而半折。载瘿衔瘤，藏穿抱穴。木魅睗睒，山精妖孽。况浮风云不感，羁旅无轨，未能采葛，还成食薇。沉沦穷巷，芜没荆扉。既伤摇落，弥嗟变衰。
完全一幅破败衰落的悲凉景象，显然是在以枯树自比，暗示自己同枯树的命运无二，抒发身世之悲。“采葛”、“食薇”已完全由物及人，“既伤”、“弥嗟”更是纯粹自伤。全文结束于桓温的感叹“树犹如此，人何以堪”，通篇托物喻人而能浑为一体，于不长的篇幅中得见作者矛盾忧郁的内心世界，确是托物言志的佳作。
《小园赋》则表露了庾信归隐的意向。开篇作者就反复申说只是向往一个“聊以拟伏腊，聊以避风霜”的安巢容身之处，于是小园虽然在铺陈描绘下显得十分简陋，作者却能于此颐养性情的，“一寸二寸之鱼，三竿两竿之竹。云气荫于丛蓍，金精养于秋菊”。然而实际上，庾信此赋还是以乡关之思发为哀怨之词，环境的荒芜无非是作者“心如历陵枯木，发如睢阳乱丝”的反映，“非夏日而可畏，异秋天而可悲”表现了庾信一贯的悲苦情绪。
《哀江南赋》作于庾信晚年，此时庾信入北已有二十四年，上述的一切思想情感经过时间的凝炼，最终使得他不再囿于个人身世的悲叹和为仕周的行为寻找解释，而比较能够正视自己的人生，清醒地审视萧梁王朝由兴盛至衰亡的历史变迁。《哀江南赋》是一篇具有自叙传的性质的作品，与颜之推《观我生赋》内容相近，然而其以宏大的气势与雄健的笔力所展现出深沉的历史感，是颜赋远远不及的。
赋开始于自叙家世，表现了对于年少得志的优游生活的自矜；接着渲染江南侯景之乱前的承平盛世：
于时朝野欢娱，池台钟鼓。里为冠盖，门成邹、鲁。连茂苑于海陵，跨横塘于江浦。东门则鞭石成桥，南极则铸铜为柱。橘则园植万株，竹则家封千户。西賮浮玉，南琛没羽。吴歈越吟，荆艳楚舞。草木之遇阳春，鱼龙之逢风雨。五十年中，江表无事。
饱含着对故乡风物的深切眷恋和不无自豪的情绪，对萧梁政权颇多溢美之词。然而当庾信在多年之后以强烈的历史感来正视这段历史时，也清醒地认识到，梁武帝及其大臣们一味崇尚玄虚，重文轻武，繁华表面之下其实深藏着危机：
宰衡以干戈为儿戏，缙绅以清谈为庙略；乘渍水以胶船，驭奔驹以朽索。小人则将及水火，君子则方成猿鹤。蔽箄不能救盐池之咸，阿胶不能止黄河之浊。
果然好景不长，侯景之乱一起，萧梁政权一败涂地。作者对其间慷慨死节的忠臣义士予以赞颂，对于“奸佞”侯景正面直斥，更将批判的矛头直指萧氏宗族的卑劣行径：萧正德开门揖盗，是为“奸臣”，萧绎等宗室子弟，大敌当前之际，不思协力讨贼，反而为争夺皇位而兄弟阋墙，其中对萧绎的指斥尤为尖利：
蔑因亲以教爱，忍和乐于弯弧。既无谋于肉食，非所望于《论都》。未深思于五难，先自擅于三端。登阳城而避险，卧砥柱而求安。既言多于忌刻，实志勇而刑残。但坐观于时变，本无情于急难。地惟黑子，城犹弹丸；其怨则黩，其盟则寒。
并指出萧绎在平侯景乱后又专力于翦除异己，“沉猜则方逞其欲，藏疾则目矜于己，天下之事没焉，诸侯之心摇矣”，终于自取灭亡。在这种强烈的批判中，庾信用词颇为尖刻，直指其人，毫不留情，已不是怨而不怒的风人之旨，而是愤慨的不可抑制的迸发。
侯景之乱与江陵之变两段史实的铺叙是全赋的重点，然而作者却有不同的处理。侯景之乱侧重于揭露萧氏皇族的内部矛盾，江陵之变则突出敌国入侵给国家人民带来的灾难与苦痛。庾信是这样叙写北周平江陵后“虏其百官及士民以归。没于奴婢者十馀万，其免者二百馀家”（《周书·文帝纪》）这段史实的：
冤霜夏零，愤泉秋沸，城崩杞妇之哭，竹染湘妃之泪；水毒秦泾，山高赵陉，十里五里，长亭短亭，饥随蛰燕，暗逐流萤。秦中水黑，关上泥青。于时瓦解冰泮，风飞电散，浑然千里，淄澠一乱。雪暗如沙，冰横似岸。逢赴洛之陆机，见离家之王粲，莫不闻陇水而掩泣，向关山而长叹。况复君在交河，妾在清波。石望夫而逾远，山望子而逾多。才人之忆代郡，公主之去清河。栩阳亭有离别之赋，临江王有愁思之歌。别有飘颻武威，羁旅金微；班超生而忘返，温序死而思归。李陵之双凫永去，苏武之一雁空飞。
至于在战乱中被杀害的百姓，庾信则写道“鬼火乱于平林,殇魂游于新市”，于家国百姓的苦难寄予深切的同情。
两汉之赋限于铺叙，较少作者的真情实感，魏晋之后抒情小赋，多为离愁别恨，又较少叙事。而《哀江南赋》合咏史与抒情而一，在南北朝能够如此真切地反映重大历史事件的辞赋是绝无仅有的，而其中又融合了庾信独特的乡关之思，处处显露出一个身世坎坷、历经忧患的士族子弟的独特心态，实为咏史与抒情兼佳的力作。在艺术上亦于纷繁文采中见老成苍劲，是其后期一以贯之的风格。虽然前人已指出，《哀江南赋》的用典与造句个别有误，但只是美玉微瑕，并不影响其在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庾信的骈文均作于入北之后，多为应用文字，最为人传诵的是《哀江南赋序》。此序总揽全赋，表明作者创作动机，有人甚至认为序文比赋本身还出色。文中用了一系列典故,自伤身世,“日暮途远，人间何世！将军一去，大树飘零。壮士不还，寒风萧瑟”连用《庄子》、《史记》、《后汉书》等成语，然而如同自出。在以四、六言为主的体式中杂以散句，韵散兼行，工整而不死板。
《拟连珠》四十四首也是优美的骈体短文,。“连珠”是一种兴起于东汉章帝班固、贾逵、傅毅诸人的文体，以词丽言约、假托喻旨为特征，现存作品中以陆机《演连珠》最为著名。庾信《拟连珠》辞旨凄切，内容情感与《哀江南赋》近似，如“是以吴起之去西河,潸然流涕；荆轲之别燕市,悲不自胜”,是借典故以自叹身世；“是以射声营之风雨，时有冤魂；广汉郡之阴寒，偏多夜哭”，是对江南死难军民的深切哀悼。
庾信文风经历了由南入北的转变，正如杜甫所说：“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咏怀古迹》），“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戏为六绝句》），其以深厚的南朝文学的素养，展示北方生活与思想经历，形成了独特的风貌。“史评庾诗‘绮艳',杜工部又称其‘清新'、‘老成'，此六字者，诗家难兼，子山备之。”（张溥）。其五言与七言诗，在章法、句法、对仗等方面都已接近于唐的五、七言律绝，为唐代诗歌的发展铺垫了道路，所以清代刘熙载说：“庾子山《燕歌行》开唐初七古，《乌夜啼》开唐七律。其他体为唐五绝、五律、五排所本者，尤不可胜举”（《艺概·诗概》），而骈文“屹然为四六宗匠”（《四库全书总目》），实为南北朝文学集大成者。
第三节 王褒及其他北朝作家
梁陈之际由南入北的文人，除庾信外，比较重要的还有王褒。王褒（513？——576？），字子渊，琅琊临沂（今山东省临沂县）人，出身于“有重名于江左”（《周书》本传）的士族大家。仕梁元帝至吏部尚书、右仆射。江陵城破，元帝出降，王褒也被迫出见西魏将领，由此被带到长安。后仕北周，与庾信并受重视，官至太子少保、小司空，亦未得南归。有《王司空集》。
王褒入北前诗赋多为应制奉和之作，风格工巧，比较类如谢朓，而异于徐、庾的好用典故。后期文风苍劲，但其转变并不像庾信那么巨大，“乡关之思”的表现也不如庾信那么强烈。这可能有性格的因素，也可能是入北后王褒所受待遇较庾信更高：宇文泰与其甥舅相称，“建德以后，颇参朝议。凡大诏册，皆令褒具草。”，因而多少有些“忘其羁旅焉。”（《周书》本传）
王褒现存诗作中有很多乐府诗，具体写作时间在南在北已难确考。《燕歌行》、《关山篇》、《从军行》、《饮马长城窟》、《关山月》等诗描写边塞寒苦情形，不一定是作者入北之后的亲身感受，可能是乐府诗传统题材及风格影响下的文人之作。因而不如庾信后期描写北地生活的诗情绪强烈、真切感人。《燕歌行》，据《北周书》本传，“褒曾作燕歌行，妙尽关塞寒苦之状，元帝及诸文士并和之，而竞为凄切之词。”当为在南朝时所作，边塞风景描写较为空泛，对于思妇心理的揣摩也无甚新意，然而音调婉转流畅，对仗工整，从这一点上说，也是七言歌行发展过程中值得注意的一首作品。
《渡河北》一诗向来被视为王褒后期诗作中的代表：
秋风吹木叶，还似洞庭波。常山临代郡，亭障绕黄河。心悲异方乐，肠断《陇头歌》。薄暮临征马，失道北山阿。
“秋风”两句化用《九歌·湘夫人》，浑然无迹。以北地风物衬托家国之思，风格苍劲质朴，却并不悲苦。
入北后王褒有些五言小诗，如《入关故人别》：
百年余古树,千里暗黄尘。关山行就近，相看成远人。
意境苍茫浑成，质朴动人。结句写送者久久伫立，行者频频回顾，然而相去渐远，一个“相”字道出了故人之间依依惜别的深情与分别的无奈。类似之作还有《明庆寺石壁》、《云居寺高顶诗》等，与庾信的小诗一起，开唐人五绝先河。
其骈文多系应用文字，较少情文兼备之作。其中《与周弘让书》：
顷年事遒尽，容发衰谢，芸其黄矣，零落无时。还念生涯，繁忧总集。视阴愒日，犹赵孟之徂年；负杖行吟，同刘琨之积惨。河阳北临，空思巩县；霸陵南望，还见长安。所冀书生之魂，来依旧壤；射声之鬼，无恨他乡。白云在天，长离别矣，会见之期，邈无日矣。援笔揽纸，龙钟横集。
写出了作者暮年已至，仍羁留北朝，不仅与故友会面无期，而且实无南归之可能，
感情难以自抑，悲戚动人。
总之，王褒在艺术成就上虽逊于庾信，但仍高出其他北朝文人，而与庾信并为北朝文坛词宗。
北朝作家中值得注意的还有“北地三才”，即温子昇、邢邵、魏收。
温子昇（495——547）字鹏举，自言太原人。晋温峤之后，其祖于刘宋时北上避难。温子昇生长于北方，史称其家寒素，后因文采而显贵，历仕北魏、东魏，官至散骑常侍、中军大将军，时人称为“大才士”。后荀济作乱，被疑，死于晋阳狱中。有《温侍读集》。
温诗今存十一首。《白鼻驹》写贵族少年相聚酒肆的豪放生活，颇能代表北朝风貌。还有一些诗明显借鉴南朝，如《春日临池》富于词采，音韵和谐，宛然齐梁风格。其最著名的《捣衣诗》：
长安城中秋夜长，佳人锦石捣流黄。香杵纹砧知近远，传声递响何凄凉。七夕长河烂，中秋明月光。蠮螉塞边绝候雁，鸳鸯楼上望天狼。
以白描手法处处表现出闺怨，结构、用词已与唐代闺怨诗风格极为接近。
温子昇的文章传世较多，以章表碑志见长，魏末一些重要的朝廷文告如《答高欢敕》、《杀尔朱荣大敕诏》，均出于其手，显示了在这方面的技巧高出时人。史载其文章曾流传到土谷浑和梁朝，梁武帝见后认为“曹植、陆机复生于北土”，北魏济阴王元晖业甚至说“江左文人，宋有颜延之、谢灵运，梁有沈约、任昉，我子昇足以陵颜月谢，含任吐沈”（《魏书》本传），此词未免夸张，但足见温子昇在当时文坛的地位。
邢邵（496——？），字子才，河间（今河北省任丘一带）人。早年曾任北魏宣武帝元恪的“挽郎”，孝明帝时以文名倾动京师。由魏入齐，官至中书令、国子祭酒，加特进。卒年当在北齐武成帝高湛即位（561）之后。与温子昇齐名，世称“温邢”，又与魏收并称“邢魏”。有《邢特进集》。
邢诗今存八首，学习南朝之作主要取法沈约。其中《思公子》接近于齐梁文人从南朝民歌中脱化出来的绝句体：
绮罗日减带，桃李无颜色。思君君未归，归来岂相识。
《七夕》一首和当时南朝诗人同题之作相比，显得比较古拙。《冬日伤志篇》：
昔日堕游士，任性少矜裁，朝驱玛瑙勒，夕衔熊耳杯。折花步淇水，抚瑟望丛台。繁华夙昔改，衰病一时来。重以三冬月，愁云聚复开。天高日色浅，林劲鸟声哀。终风激檐宇，余雪满条枚。遨游昔宛洛，踟蹰今草莱。时事方去矣，抚己独伤怀。
是诗人晚年感慨之作，于衰飒之景中寄予颇深，苍劲悲凉，风格高古，较多保存了魏晋余风。
文章多为应用文字，风格闳丽典正，与温子昇相近。“每公卿会议，事关典故，邵援笔立成，征引谈洽，帝命朝章，取定俄顷。词致宏远，独步当时。”（《齐书》本传）
魏收（505——572），字伯起，小字佛助，钜鹿下曲阳（今河北晋县）人。自矜文才，由魏入齐，官至尚书右仆射，监修国史，著有《魏书》。有《魏特进集》。
魏诗多模仿齐梁宫体之作，如《挟琴歌》：
春风宛转入曲房，兼送小苑百花香。白马金鞍去未返，红妆玉筯下成行。
色泽明艳，从题材到写法都是南朝风范。《喜雨》一类写景之作较为清新自然，《月下秋宴》几首诗还保留着一些北朝雄浑的气质。
魏收的主要成就在文，“自武定二年以后，国家大事诏命，军国文词，皆收所作……敏速之工，邢温所不逮”（《北史》本传）。
《魏书》集中体现了魏收的散文成就。其中有不少徇私曲笔之处，而被斥为“秽史”，但若单从艺术而论，还是颇多可取的。其叙事井然有序，生动出色，钱钟书评其“叙事佳处，不减沈约《宋书》。”（《管锥编》卷四）
第四节 《水经注》和《洛阳伽蓝记》
郦道元《水经注》和杨衒之《洛阳伽蓝记》是北朝时期出现的重要散文著作。
郦道元（？--527），字善长，范阳（今属河北省高碑店市）人，历仕北孝文帝、宣武帝、孝明帝三朝，后出为关右大使，为雍州刺使萧宝夤所害。《水经注》是记录全国水道的地理性著作。作者经过实地考察，并参考袁山崧的《宣都山川记》等地理山川著作，为《水经》作注。规模为原书的二十多倍。他在书中说：
余少无寻山之趣，长违问津之性，识绝深经，道沦要博，进无妨一二之机，退无观隅反三之慧。独学无闻，古人伤其孤陋；捐丧辞书，达士嗟其面墙。默室求深，闭舟问远，故亦难矣……窃以多暇空倾岁月，辄述《水经》布广前闻。
本书的价值不在记载地理水道的具体情况，还在它对山水写景状物的描写，具有浓厚的文学色彩。
例如它在《河水注》中写的函谷天险：
历北出东崤，通谓之函谷关也。邃岸天高，空谷幽深，涧道之峡，车不方轨，号曰天险。故《西京赋》曰“岩险周固，衿带易守”，所谓“秦得百二，共吞诸侯”也。是以王元说隗嚣曰“请以一丸泥东封函谷关，图王不成，其弊足霸也。”
先陈岸之高接天，谷之幽空入深，涧道狭至车不方轨，使人读来不觉生寒。又引经据典，陈说其重要战略位置以增强历史的厚重感。
又如他在《江水注》一篇中对三峡景物的描写：
自三峡七百里，两岸连山，略无阙处，重岩叠嶂，隐天蔽日。自非亭午夜分，不见羲月。至于夏水湘陵，沿泝阻绝。或曰命及宣，有时朝发白帝，暮到江陵，其间千二百里，虽乘奔御风不以疾也。春冬之时，则素湍绿潭，回清倒影。绝巘多生怪柏，悬泉瀑布，非漱其间，清荣峻茂，良多趣也。每至晴初霜旦，林寒涧肃，常有高猿长啸，属引凄异，空谷传响，哀转久绝。故渔者歌曰：“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
读此文让人想起大诗人李白“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的佳句。不过这段文字不是郦道元的手笔，而是引自刘宋盛弘之《荆州记》。至《艺文类聚》卷七“山部”曾引盛弘之此文，但只有片段语句。盛文能保存至今，却有赖郦道元的征引。由此可以窥见南朝山水之作所达到的水平。
其他如《寇水注》中描写的田园水乡之景、《湘水注》描写衡水的山水美景等，都别有一番滋趣。除了山水景物描写而外，文中还有很多关于各地风物民俗的刻画，作者或议论，或抒情，大大地开拓了散文的艺术领域。在语言上，郦注整体上质清无华，但是时而又骈散结合，宛而成章，颇受南朝文风的影响。明末张岱在《跋<寓山注>二则》称：“古人记山水手，太上郦道元，其次柳子厚。”（《琅環文集》卷五）。
杨衒之，生卒年不详。北平人。永安中（528--529）为奉朝请，北魏末任秘书监，著书时任东魏抚军司马。他的《洛阳伽蓝记》有独特的历史文化背景。佛教传入中土以后，到南北朝时期影响日深。北朝除魏太武帝和周武帝两度毁佛外，其他皇帝都大力提倡佛教，佛寺遍布各地。北魏时，寺院有3万多所，僧尼200多万。本书就是这样背景下的产品，序文说：“京城表里，凡有一千余寺，今日寥廓，钟声罕闻，恐后世无传，故撰斯记。”可见他的撰述目的。
此书的文学价值体现在作者于浮屠古刹的描述中，穿插人情、地理、风物习俗等方面的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各个领域，叙述中还常常表现出历史兴亡的沧桑之感。
如《景林寺》一文，先写景林寺的地理方位，而后重点刻画其西景物，对禅房的描慕尤细：
中有禅房一所，内置祗洹精舍，形制虽小，巧构难加。禅阁虚静，隐室凝邃。嘉树夹牖，芳杜杂堦。虽云朝市，想同岩石，静行之僧，绳坐其内，餐风服道，结跏数息。
虽是写寺庙禅房幽静之地，却如一篇富于情采的小品文。之后作者有着力记叙了相关人物：
有石铭一所，国子博士卢白头为其文。白头，一字景裕，范阳人也。性爱恬静，丘园放敖。学及六经，说通百氏。普泰初，起家为国子博士。虽在末门，以注疏为事，注《周易》之行于世也。
这段文字如独立地看，实可作卢白头小传读。
最为精彩的要数卷四写“洛阳大寺”文字。本节以洛阳市为中心，分别写了市东南皇女台，市东的通商，市南调音、乐律二里，市西延酤、治觞二里，市北慈孝、奉终二里，阜财金肆二里。将洛阳大市的全貌描写得淋漓尽致，其繁华熙攘之貌历历在目。全篇善于结构，行文或实写当地之状，或虚写历史传说。如写征西将军崔延丢失“善吹《壮士笛曲》”的僧超，情貌毕现；又如写“挽歌孙岩”与狐女的故事，读来如志怪小说，意味悠长。这段记载抛开了佛寺介绍，而进入社会生活铺写，集地理、史料、文学价值于一身。
在语言上，本书也以散文为主，但常常杂以骈偶，文风平实流畅，但与《水经注》比较，其骈化的程度也因南北文化交融而加深。如其在写洛阳大市“阜财金肆”：
凡此十里，多诸工商货殖之民。千金比屋，层楼对出，重门启扇，阁道交通，迭相临望。金银锦绣，奴婢缇衣；五味八珍，仆隶毕口。神龟年中，以工商上譖，议不听衣金银锦绣，虽立此制，竟不施行。
语言骈散相间，自然流畅，毫不晦涩，《四库提要》以“秾丽秀逸”评论这部作品，可见它受南朝文风的影响。
不可忽视的是作品在若即若离地写古刹时，表现出的恍然迷离的沧桑之感。这也是全书贯穿的一条精神线索。无此线索，则文无情可纬，华彩也将失其大半。作者这样叙述洛阳衰时的景况：
城郭崩毁，宫室倾覆，寺观灰烬，墙坡蒿艾，巷罗荆棘。野兽穴于荒阶，山鸟巢于庭树。游儿牧竖，踯躅于九逵；农夫耕老，艺黍于双阙。麦秀之感，非独殷墟；黍离之悲，信哉周室。
兴亡之感溢于言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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