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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概说
隋和初唐文学的基本特征是追求辞采华美的形式主义文风和比较注重社会内容、思想感情的健康文风的激烈斗争。从文学传承关系看，这可视为继承齐梁文学和变革齐梁文学的斗争。六朝以来的浮靡之风长期控制着文坛，使这一时期的文风仍以浮靡相矜，但政治的大一统，特别是初唐社会的全面繁荣，又势必造就一代新的文风。
隋承六朝，齐梁文风尚炽。但在隋文帝时，随着政治的转机，文学也出现了新的转机。一些有识之士已明确意识到改革文风的必要性，并付诸实施，文学创作出现了一些相应的变化，卢思道、杨素、薛道衡等人都有一些较好的作品。但炀帝即位后，随着政治重蹈腐败，文学又陷入恶运。齐梁文风又大肆泛滥。可以说，隋代在两种文风的斗争中，奢华文风仍占据上风。
至唐，这种斗争更加鲜明激烈乃至复杂。唐太宗及其手下的一些宫廷诗人如号称“上官体”的上官仪，号称“沈宋体”的沈佺期、宋之问以及号称“文章四友”的李峤、苏味道、崔融、杜审言以及虞世南、李百药、长孙无忌等，以沿袭六朝文风为主，词采斐然，形式华美，注重声律，总体成就较差。以至后人批评道：“唐初沿其卑靡浮艳之习，句栉字比，非古非律，诗之极衰也。”（叶燮《原诗》）他们的主要贡献在对律诗和律赋的定型和发展上。但也不能否认，他们之中的一些人，不管理论主张还是创作实践都突破了齐梁传统的羁绊，表现出一些新倾向，其中尤以唐太宗为典型，“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代表了另一种倾向。尽管他们身上的齐梁遗风仍很重，特别是在语言形式方面很难一下摆脱齐梁积习，但他们的诗文多抒发真情实感，有较鲜明的个性，有些作品还有较强的内容和时代特色。这就从最基本的方面改变了六朝以来平庸乏味、空洞糜烂的弊病，使唐代文学走上新生。之后，陈子昂又大兴建安风骨，进一步明确批判六朝文风。至此，齐梁文风被扫荡殆尽，唐代文学的发展道路彻底拓清，辉煌的盛唐文学即登上文坛。可以说，初唐在两种文风的斗争中，真切健康，清新质朴的文风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第二节 王绩及隋代文学
隋代虽国祚不长（581—618），但在结束长期分裂，重归统一的政治局面下，文学也出现若干值得注意的倾向。隋文帝时北方文化影响比较深。早在北魏、北齐时，郦道元、杨衒之、颜之推就以古文著称，文风比较刚健质朴，与六朝骈文的绮靡不同。后来北周的苏绰又明确地提倡复古，为文学的改革埋下了一颗种子。到隋文帝，逐渐认识到六朝时期政治的腐败和文化的腐败有一定的内在联系，曾云：“梁乐，亡国之音，奈何遣我用耶?”（《隋书·音乐志》）因此，他于公元584年下诏，命令“公私文翰，并宜实录”，以行政手段提倡务实文学，并将这一主张付诸实践，惩罚了文表华艳的泗州刺吏司马幼之，又向全国颁布了御史李谔批判南朝文风的上书，其中有云：
江左齐梁，其弊弥甚，贵贱贤愚，唯务吟咏，遂复遗理存异，寻虚逐微，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隋书》卷六）
这种历史的反思，说明隋代文学确实出现过一线中兴的希望，文帝将它颁示全国，更说明其用心之良苦。在这种背景下，隋代文学也确实出现了成就较高的刚健质朴的从军、出塞类作品。但六朝以来长期形成的华艳绮丽文风积重难返，正像《隋书·文学传》所云；“高祖初统万机，每念斫雕为朴，发号施令，咸去浮华，然时俗词藻，犹多淫丽。”这种现象又构成了隋代文学的另一面。
如杨素(544～603)，是一位以武功著称的开国元勋，“论文则词藻纵横，语武则权奇间出”，诗文写得“词气宏拔，风韵秀上”(均见《隋书》本传)，处处显示出质朴刚健之气，与六朝文风迥别。如《出塞》诗云：“荒塞空千里，孤城绝四邻。树寒偏易古，草衰恒不春。……风霜久行役，河朔备艰辛。薄暮边声起，空飞胡骑尘。”其意境巳颇具盛唐边塞诗的规模，同时的著名诗人虞世基、薛道衡等都有和诗。又如《赠薛内史诗》，虽是传统的相思题材，但“待君春草歇，独坐秋风发。朝朝唯落花，夜夜空明月。明月徒流光，落花空自芳。别离望南浦，相思在汉阳”云云，感情相当深挚，语言质朴明快而又不失文彩，颇具初唐卢照邻、刘希夷的风格。
又如隋朝最著名的诗人薛道衡(539～609)，诗风细腻而清新，语言华美而流畅，对唐初四杰的诗歌有更直接、更深切的影响，《昔昔盐》是他的代表作：
垂柳复金堤，蘼芜叶复齐。水溢笑蓉沼，花飞桃李溪。采桑秦氏女，织锦窦家
妻。关山别荡子，风月守空闺。恒敛千金笑，长垂双玉啼。盘龙随镜隐，彩凤逐帷低。飞魂同夜鹊，倦寝忆晨鸡。暗牖悬蛛网，空梁落燕泥。前年过代北，今岁往辽西。一去无消息，那能惜马蹄。
写得虽是传统的男女相思之情，但缠绵细腻之中别饶一种真挚深切之情，对后来四杰的诗歌影响尤深。尤其是“暗牖悬蛛网，空梁落燕泥”一联，尤见工力，历来被人称颂，以至有的笔记(如《隋唐嘉话》)称他因此而受到隋炀帝的妒忌而被害。他的五言绝句《人日思归》在意境上开启唐风：
入春才七日，离家已二年。人归落雁后，思发在花前。
通过两组触景生情的真切对比，委婉含蓄地刻画出思乡之情。他的边塞诗写得也很好，如《豫章行》：“不畏将军成久别，只恐封侯心更移。”显然提高了边塞诗的思想品位，不但具有盛唐边塞诗的格调，而且也开了中晚唐边塞诗的情韵。他和杨素的《出塞》诗云：“绝漠三秋暮，穷阴万里生。寒夜哀笳曲，霜天断雁声。”似比原诗更多一种悲壮的色彩。
另外，主要生活在北朝，晚年才人隋的卢思道(约530～582)也是当时著名的诗人。他的《从军行》将男女相思之情与征戍从军之苦融合在一起，语言清丽流畅，多用对偶，对初唐诗歌，特别是七言歌行体有深远影响。
隋炀帝“好为吴语”，又“三幸江都”，受南方文化特别是齐梁文学影响较深。他本人也是隋代后期最著名的诗文家，专门喜欢作宫体诗，《隋书》本纪称：他“所至惟与后宫留连耽湎，惟日不足。招迎姥媪，朝夕共肆丑言。又引少年，令与宫人秽乱，不轨不逊，以为娱乐”，其荒淫程度远超过梁简文帝、陈后主。他曾自诩，凭风流文章也应该由他作皇帝。《隋书·文学传叙》说：“炀帝初习艺文，有非轻侧之论，暨乎即位，一变其风”。这一变化，正好代表了隋代文学变化的轨迹。其代表作如《江都宫乐歌》：
扬州旧处可淹留，台榭高明复好游。风亭芳树迎早夏，长皋麦陇送余秋。渌潭桂檝浮青雀，果下金鞍跃紫骝。绿觞素蚁流霞饮，长袖清歌乐戏州。
虽然写得较为含蓄，但总跳不出宫体的窠臼。但他也偶有较刚健清新的作品，如《春江花月夜》云：“暮江平不动，春花满正开。流波将月去，潮水带星来。”《饮马长城窟示从征群臣》云：“秋昏塞外云，雾暗关山月”等等。
上有所好，下有所从。《隋书·音乐志》云：“炀帝矜奢，颇玩淫曲。御史大夫裴蕴，揣知帝情，奏括周齐梁陈乐工子弟及人间善声调者，凡三百余人，并付太乐，倡优獶杂，咸来萃止。”不但音乐如此，文学亦然，因而齐梁陈的色情文学在此时又泛滥起来。其中比较有清望的作家，当推主要生活在隋代后来入唐的虞世南(558～638)。后人常赞其某些边塞诗“声气稍雄”，为“唐音之始”，某些乐府诗“兴寄独远”，但总体看来，内容贫弱，成就不高，只能算是宫廷诗人中较卓越者。早在陈朝，，他就以“文章婉缛”，“徐陵以为类己”知名，在隋代，曾写过《应诏嘲司花女》等一大批奉和炀帝的诗。入唐后，几乎全部作品都属奉和应诏。
隋唐之际独树一帜的诗人当属王绩。王绩(585～644)，字无功，自号东皋子，绛州龙门(今山西省稷县)人，是隋代大儒文中子王通之弟。但他的思想却以老庄为主，素性旷达，嗜酒如命，又喜操琴，“历职皆于好酒废”（吕才《东皋子集序》）。隋末大乱时，隐居故里。入唐后虽再入仕，但为的是“良酝三升，差可恋耳”（《唐才子传》），后来特供他每日好酒一斗，故时人称其为“斗酒学士”，颇具庄周、陶潜、嵇、阮之风。他也以此自负，曾披露自己的生活态度为：“此日长昏饮，非关养性灵。眼看人尽醉，何忍独为醒?”(《过酒家》)“时相往来，并弃礼数。箕踞散发，玄谈虚无。兀然同醉，悠然便归，都不知聚散之所由也。”(《答程道士书》)“阮籍生涯懒，嵇康事业疏。相逢一醉饱，独坐数行书。”(《田家三首})。有《东皋子集》。
鉴于这样的思想性格，饮洒、田猎、游山、交游、赏心于田园风光，流连于闲适生活，抒发陶然自乐的性情，暗寓对动乱社会的不满，成了王绩诗的主要内容。其风格也迥别于齐梁，“尽洗铅华，独存体质”(何良俊《四友斋丛说》)，感情真实自然，语言淳朴无华，“以会意为功”（王绩《答处士冯子华书》），“高情胜气，独步当时”(《唐才子传》)在隋唐之际，有如“鸾凤群起，忽逢野鹿”(翁方纲《石洲诗话》)。其代表作如：
东皋薄暮望，徙倚欲何依。树树皆秋色，山山唯落晖。牧人驱犊返，猎马带禽
归。相顾无相识，长歌怀采薇。(《野望》)
北场芸藿罢，东皋刈黍归。相逢秋月满，更值夜萤飞。(《秋夜喜遇王处士》)
情调与风格都极近陶诗，但质朴之中不乏严整，如《野望》，已是完美的律调。王绩还有一首代征婚启事的诗《未婚山中叙志》：“物外知何事，山中无所有。风鸣静夜琴，月照芳樽酒。直置百年内，谁论千载后。张奉聘贤妻，老莱藉嘉耦。孟光倘未嫁，梁鸿正须妇。” 颇能体现其倜傥不群的思想特点。另外，他还效仿陶渊明的有关文章，写了《五斗先生传》、《醉乡记》、《自撰墓志》等散文，也深得陶文之神髓。
第三节 唐太宗和初唐宫廷诗人
唐太宗不但武功卓著，而且文治彪炳，对唐代文学，特别是初唐文学的发展起过巨大作用。因袭六朝文风与改革六朝文风的矛盾在他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
太宗在即位前就很重视招纳文人，即位后，更注重文治，曾曰：“虽以武功定天下，终当以文德绥海内”（《旧唐书·音乐志》）。他设置弘文馆，广召人才，并与之讨论典籍，杂以吟咏，很快就在他周围集结了一批宫廷文人，如“十八学士”之类，当时的名人杜如晦，房玄龄，虞世南、李百药等皆在其中，形成了良好的创作氛围。他本人也“博览群书，总其宏细，殆及万卷，遒文丽藻，一时冠绝”(《册府元龟》卷四〇)，留下了大量诗文作品。
在文学主张上，太宗力革浮华文风，提倡务实精神。他在《帝京篇十首序》中说：“皆节之于中和，不系之于淫放。……释实求华，以人从欲，乱于大道，君子耻之。”《贞观政要》又记他说：“朕若制事，出令有益于人者，史则书之，足为不朽。若事不师古，乱政害物，虽有词藻，终贻后代笑，非所须也。”又批评扬雄、司马相如、班固等辞赋，“皆文体浮华，无益劝诫”(《贞观政要》卷七)，这些主张出自帝王之口，对扭转一代文风当起至关重要作用，对后来唐代务实文风的形成也有深远影响。
在诗文写作上，太宗更多呈现出矛盾状态。受时代濡染，他很难完全摆脱六朝以来绮丽文风的影响，曾自称“好作艳诗”(《大唐新语·方正》）。就其流传的诗文看，大都仍属于酬唱应和之作，雍容华贵，宸藻丰丽，有些诗歌还直标“学庾信体”，受梁陈遗风的影响颇深．这类诗比起他的文治武功真显得“无丈夫气节”（王世贞语）。但反对浮华、提倡务实的主张使他的诗文又呈现出一股通脱朴实之风；政治上的雄才伟略又使他的诗文增强一股浑灏雄拔之气，终不同于一般庸主，更不同于梁简文陈后主之流。
纪行、写景、咏物，并借以咏怀抒情，总结历史教训，阐明自己的政治见解，是太宗诗文中较有意义的内容，正像《帝京篇序》所言：“追纵百王之末，驰心千载之下，慷慨怀古，想彼哲人，庶以尧舜之风，荡秦汉之弊”构成了他诗文内容的基调。如《贞观政要》记载太宗与臣下谈论以隋亡为戒者多达四五十处，“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之类的话亦出现过五六次之多。太宗的诏令也不同于一般应用之文，常笔带感情，更吸 收了曹操通脱清峻之风，语言常骈散结合，如《令州县举孝廉茂才诏》：
朕观前烈，建国君临，未有不藉忠良，而能济其功业者也，朕显承宗祀，获奉鸿基，侧席求贤，有年载矣。而山林莫致，珍玩必臻，岂朕好恶之情未达于下?其令州县举孝廉茂才好学异能卓荦之士。
简洁明快，几乎全用散体，在骈文充斥的初唐文章中尤显可贵。其诗歌亦不乏颇有气魄者。如《正月临朝》云；“车轨同八表，书文混四方”，《幸武功庆善宫》云：“挥八方定，怀柔万国夷”；《过旧宅》云：“一朝辞北地，四海遂为家”；《咏风》云：“劳歌大风曲，威加四海清”等，都非衽席之间，闺闱之内所能容纳，道出了一个踌躇满志的君主的心声。又如《经破薛举战地》：昔年怀壮气，提戈动仗节。心随朗日高，志与秋霜洁。移风惊电起，转战长河决。营碎房星沉，阵卷横云裂。一挥氛沴静，再举鲸鲵灭。……真有刘、项《大风》、《垓下》之气魄。
宫廷文人于太宗时臻于极盛，中宗武后时仍绵延不衰，他们多身居高位，亲近皇帝，以箴规、应制、颂美、娱乐为诗歌主要内容，除箴规类作品较有意义外,其余内容多充满台阁气，其主要成就在于发展了声律学，使律诗走向定型。影响较大者有以下数人:
魏征(580~643)，宇玄成，曲城(今山东省掖县)人，是太宗时最敢“犯颜正谏”的人，官拜谏议大夫，检校侍中等职，深受太宗重用。太宗曾说，人言征举动疏慢，我但见其妩媚。卒后，太宗尝感叹道：“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征殁，朕亡一鉴矣。”(，《隋唐嘉话》)因而魏征是最典型的箴规讽谏型文人，在这一点上，与其他宫廷文人有别。他的代表作当推《谏太宗十思疏》，他先以居安思危，敬始慎终警告太宗：
凡百元首，承天景命，善始者实繁，克终者盖寡，岂取之易，守之难乎?盖在殷忧必竭诚以待下，既得志则纵情以傲物。竭诚则吴越为一体，傲物则骨肉为行路。虽董之以严刑，震之以威怒，终苟免而不怀仁，貌恭而不心服。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载舟覆舟，所宜深慎。
句句切中要害，令人警觉；然后一口气列举了“诚能见可欲则思知足以自戒”等十项所思之处，更增添了一种挟海上风涛的气势，具有很强的感染力。魏征的咏怀诗写得古朴苍健，如《述怀》云：“中原初逐鹿，投笔事戎轩。纵横计不就，慷慨志犹存。杖策谒天子，驱马出关门。请缨系南粤，凭轼下东藩。郁纡陟高岫，出没望平原。古木鸣寒鸟，空山啼夜猿。既伤千里目，还惊九折魂。岂不悼艰险，深怀国士恩。季布无二诺，侯嬴重一言。人生感意气，功名谁复论！”把一个忠谔之士的胸怀抒发得淋漓尽致。
上官仪(约616~664)，字游韶，陕州(今河南省陕县>人，官至秘书少监兼弘文馆学士。太宗属文，多令起视稿．他的诗十之八九是奉和应诏之作，绮错婉媚，时谓“上官体”，也是唐代第一个以个人名义命名的诗体。如，《八咏应制》曰：“瑶笙燕始归，金堂露初晞。风随少女至，虹共美人归。”纯属典型的齐梁宫体。他的某些写景咏怀诗“音响清越，韵度飘扬”(胡应麟《诗薮》)，非齐梁诸子可比，如：“鹊飞山月曙，蝉噪野风秋”(《入朝洛堤步月》)，“落叶飘蝉影，平流写雁行”（《奉和秋日即目应制》）。他的主要贡献是在律体诗的建立上，特别是他总结的六对(正名对、同类对、连珠对、双声对、叠韵对、双拟对)、八对(的名对、异类对、双声对、叠韵对、联绵对，双拟对、回文对，隔句对 以上均见魏庆之《诗人玉屑》卷七所引）之说，虽较繁琐，但对于规范律诗对仗，探索其内在规律，终有一定贡献。上官仪的女儿上官婉儿才华横溢，深得中宗及武后的赏识，君臣宴集赋诗，，常令他评选优劣，故有“秤量天下”之称，可见宫廷诗人在当时地位之重要。
沈佺期(约656~714)，字云卿，相州内黄(今河南省内黄县)人，官拜太子少詹事。宋之问(约656~712)，字延清，弘农(今河南省灵宝县)人，官至考功员外郎。二人官位虽不很高，但都倾心谄媚武则天的权臣张易之等权贵。据《新唐书·宋之问传》载，易之所赋诸篇，多出自他们代笔，“至为易之奉溺器”。他们的作品大多为应制、颂德之作，格调低下，但某些非应制作品也有写得较好者，特别是晚年被贬后，感情真切深挚，风格与早年的颂德之作迥然不同。如：
闻通黄龙戍，频年不解兵。可怜闺里月，长在汉家营。少妇今春意，良人昨夜
情。谁能将旗鼓，一为取龙城？(沈佺期《杂诗三首》之一)
卢家少妇郁金堂，海燕双栖玳瑁梁。九月寒砧催木叶，十年征戍忆辽阳。白
狼河北音书断，丹凤城南秋夜长。谁为含愁独不见，更教明月照流黄。(沈佺期《古
意》）
阳月南飞雁，传闻至此回。我行殊未已，何日复归来。江静潮初落，林昏瘴不
开。明朝望乡处，应见岭头梅。(宋之问《题大庾岭北驿》)
岭外音书断，经冬复历春。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宋之问《渡汉江》)
沈佺期的两首诗都将征戍之苦与思亲之情结合在一起，韵调悠扬。前者的意境和李白的《子夜吴歌》、《关山月》相似，后者的风格更近似乐府民歌。宋之问的两首诗都作于被贬之后，前者借景抒情，后者直抒其怀，感情都很真切。老杜《述怀》“自寄一封书，今已十月后，反畏消息来，寸心亦何有”，即从“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化出。
沈宋的成就主要是使律诗进一步定型规范化，沈佺期尤以七律擅长，宋之问尤以五律著称。二人历来并称，对律诗的规范起到重要作用，并得到一致公认，如李商隐《漫成》云：“沈宋裁辞矜变律”。律诗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道路。早在梁陈时代，一些五七言诗已暗合后来律诗的格式，但不容否认，很多诗或平仄失调，或只对不粘，尚未形成明确统一的格式，沈宋的贡献正像《新唐书，·宋之问传》所说：
魏建安迄江左，诗律屡变。至沈约、庾信，以音韵相婉附，属对精密。及之问、佺期，又加靡丽，回忌声病，约句准篇，如锦绣成文。学者宗之，号为沈宋。
从“回忌声病，约句成篇”到“学者宗之”，能看到他们在约定俗成的基础上使律诗进一步规范化，并得到时人公认的作用。上举的四首都是律诗，不但平仄合律，粘对严格，而且五律写得古朴苍健，七律写得绵密深长，绝句写得含蓄蕴藉，深得律诗之精髓。胡应麟《诗薮》评曰：“五言律体，兆自梁陈唐初四子，靡缛相矜，时或拗涩，未堪正始。神龙以还，卓然成调。沈宋苏李合轨于先，王孟高岑并驰于后。新制迭出，古体攸分，实词章改变之大机，气运推迁之一会也。”对沈宋于律体的贡献作了公正的评价。
“文章四友”是指李峤、苏味道、崔融、杜审言。其中以杜审言成就最高。杜审言(约654～约708)字必简，襄阳(今湖北省襄阳市)人，是杜甫祖父，为人恃才謇傲，尝谓人曰：“吾文章当得屈宋作衙官，吾笔当得王羲之北面”(《新唐书》本传)。诗风“整矣，畅矣，开诗家齐整、平密一派门户” (钟惺(唐诗归》二)。因而学起来有法可循，对后人，特别是对杜甫影响很大。杜审言最善长五律，《诗薮》称他为初盛唐五律之冠，又称这些诗“皆气象冠裳，句格鸿丽，初学必从此门入，庶不落小家窠臼”。七律和七绝写得也工密清丽，还喜欢写长篇排律，有长至四十韵者。所以杜审言的功绩也在于对律诗有创建之功，而且更侧重对律诗内容格调的探索，正如胡应麟《诗薮·内篇》所评：“唐初无七言律，五言亦未超然。二体之妙，杜审言实为首创。”其传世之作为《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
独有宦游人，偏惊物候新。云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淑气催黄鸟，晴光转绿苹。忽闻歌古调，归思欲沾巾。
全诗结构清晰，抒情写景结合紧密，转换自然。第二联意境开阔，第三联感触细腻，确实有章可循，难怪被后人推为初唐五律第一。
第四节 初唐四杰
初唐四杰是指共同活跃于7世纪下半期文坛上的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他们在思想性格、生活遭遇、文学主张，以至创作实践上都有许多共同倾向，故合称初唐“四杰”。四杰中当以王勃、骆宾王成就更高。他们身上也体现着沿袭与变革六朝文风的两种倾向，但与宫廷诗人不同的是，他们力求创新的精神与成就显然更强更大。正像王世贞《艺苑卮盲》所评：“词旨华靡，固沿陈隋之遗，骨气翩翩，意象老境，超然胜之。”简言之，在声调、章法、藻饰方面虽不脱齐梁遗风，但在内容、气骨、兴象方面已大大超出齐梁。
王勃(649～676)，字子安，王绩侄孙，六岁能文，青年时代“迫乎家贫，道未成而受禄”。出仕后又两次废官，于是，“雅厌城阙，酷嗜江海”，“著撰之志，自此居多”。二十七岁时去交趾探望父亲，溺海而死。杨炯(650～693？)，陕西华阴人，官至盈川令。卢照邻(637～6897)，字升之，河北范阳(今北京附近）人，一生只作过几任小官，晚年又得恶疾，长期卧病，不堪忍受，自溺而死。骆宾王（640？～684？)，婺州义乌(今浙江省义乌县)人，极具浪漫气质，曾想以布衣直取卿相，但仕途很不顺利，主要作些主簿、县丞一类的小官，并因事下狱。“天生一副侠骨”（闻一多语)，年青时以诗剑自娱，自谓“少年重英侠，弱岁贱衣冠”(《畴昔篇》)。曾两入戎幕，有长期的边塞生活经历。后来参加了徐敬业讨伐武则天的军事行动，兵败后不知所终。由此看来“四杰”都年寿不高，官位不显，仕途多舛，在生活经历上已和宫廷诗人截然不同。但他们都才华横溢，慷慨有志，对功名事业充满幻想。王勃曾云：“仆生二十纪，有志十数年。”（《述怀拟古诗》）杨炯曾云：“丈夫皆有志，会是主功勋。”(《出塞》)卢照邻曾云：“谁能借风便，一举凌苍苍。”(《赠益府群官》)骆宾王曾云：“投笔怀班业，临戎想顾勋。”(《宿温城望军营》)但他们都失败了。“才高而位下”，“志远而心屈”(王勃《涧底寒松赋》)的遭遇，使他们的创作更接近现实，更多一层愤懑之情、牢骚之气。
四杰在文学主张上都竭力反对华而不实的绮靡文风，提倡抒发真情实感，为此，对齐梁文风的批判尤显自觉。如王勃《山亭思友人序》云：“文章可以经纬天地，器局可以畜泄江河。……思飞情逸，风云坐宅于笔端；兴洽神清，日月自安于调下云尔。”骆宾王《伤祝阿王明府诗序》亦云：“事感则万绪兴端，情应则百忧交轸。”对齐梁诗“争驰新巧，启其淫放”，“莫能正本”多有批判。杨炯的《王勃集序》，不但可视为杨炯的主张、也可视为王勃的见解：“尝以龙朔初载，文场变体，争构纤微，竞为雕琢。揉之以金玉龙凤，乱之以朱紫青黄，影带以狥其功，假对以称其美，骨气都尽，刚健不闻，思革其弊，用光志业。”那么，他们追求的是一种什么文风呢?杨炯的《王勃集序》概括道：“壮而不虚，刚而能润，雕而不碎，按而弥坚”。这显然是自觉地有别于齐梁文风。当然，他们有时过于绝对，把文章看成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能事”（王勃《平台秘论·艺文》），而把“缘情体物”视为“雕虫小技”，甚至只推崇《诗经》，连屈、宋和建安诗歌都一律排斥，如王勃《上吏部裴侍郎启》云：“屈宋导浇源于前，枚马张淫风于后。”杨炯《王勃集序》云：“贾马蔚兴，已亏于雅颂，曹王杰起，更失于风骚。”
四杰诗文，内容上有较大开拓，正像闻一多所评，是由宫廷走向市井，从台阁移至江山与塞漠。其中最有意义的是以下几类，而这几类又都可以归为传统的言志抒情。
一、边塞诗。初唐诗人多喜写边塞诗，四杰的成就更高。他们的边塞诗集中抒发了建功立业的豪情壮志，很能代表初唐诗人在国力走向繁荣时那种特有的蓬勃向上的精神面貌。如杨炯《从军行》云：“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牙璋辞凤阙，铁骑绕龙城。雪暗凋旗画，风多杂鼓声。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这后两句正是初唐诗人急于建功立业心态的典型写照。有历参西北、西南戎幕生涯的骆宾王在这方面成就尤高，如《从军行》云：
平生一顾重，意气溢三军。野日分戈影，天星合剑文。弓弦抱汉月，马足践胡尘。不求生入塞，唯当死报君。
写景抒情相得益彰，格调苍老，笔力遒劲，决非仅凭想象为辞者所能比。
二、送别诗。赠别诗在当时可谓充斥诗坛，但四杰的送别诗因打上生活的烙印，增加对生活的独特理解，因而不同于一般的作品，如骆宾王的《于易水送人》曰：“此地别燕丹，壮士发冲冠。昔时人已没，今日水犹寒。”只写怀古之情，但分别时的悲凉之感溢于笔端。这方面成就最高的是王勃，他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川》是千古传诵的名篇：
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岐路，儿女共沾巾。
苦涩之中见开朗，开朗之中含苦涩，感情十分深沉。
三、写景咏物诗。这类诗在当时虽是最常见的题材之一，但大多写得纤巧尖新，四杰的某些作品却能有所突破，如王勃的《山中》：
长江悲已滞，万里念将归。况属高风晚，山山黄叶飞。
意境苍凉而开阔又如《滕王阁诗》：
滕王高阁临江渚，佩玉鸣鸾罢歌舞。画栋朝飞南浦云，珠帘暮卷西山雨。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阁中帝子今安在，槛外长江空自流。
此诗虽为宴集颂德而作，但“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充满了对宇宙自然及社会人生的感慨。又如骆宾王在任侍御史被诬入狱后所作的《在狱咏蝉》：
西陆蝉声唱，南冠客思深。那堪玄鬓影，来对白头吟。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
以蝉自比，成为托物寓志的名篇。
四、讽刺诗。四杰也有某些看似歌功颂德之作，如描写京城的繁荣，权贵的豪纵等，但其中却暗含着讽刺之情。这类诗当以卢照邻的《长安古意》、《行路难》和骆宾王的《帝京篇》为代表。如前者先极力铺陈权贵的奢华生活：“长安大道连狭斜，青牛白马七香车。玉辇纵横过主第，金鞭络绎向侯家。……娼家日暮紫罗裙，清歌一啭口氛氲。北堂夜夜人如月，南陌朝朝骑似云。……自言歌舞长千载，自谓骄奢凌五公。”然后笔锋一转，讽刺他们想永享富贵只不过是黄粱一梦：
节物风光不相待，桑田碧海须臾改。昔时金阶白玉堂，即今唯见青松在。寂寂寥寥扬子居，年年岁岁一床书。独有南山桂花发，飞来飞去袭人裾！
在传统的悠扬宫体情调中增加了冷峻的人生哲理的思考，不愧为宫体诗的杰出改造者。而骆宾王的《帝京篇》和《长安古意》异曲同工，全诗以京城上层社会生活为题材，通过繁华景象的描写和奢华生活的渲染，揭露了统治阶级的腐朽本质。
四杰诗的风格虽在语言形式等方面“不脱齐梁之体”，“犹沿六朝遗派”，但在气骨兴象方面已显然不同于六朝。他们的诗带有强烈的热情与幻想，愤懑与牢骚，表现了不甘心憔悴于圣代的兀傲之气，不仅反映了齐梁所没有的大唐盛世气象，而且气势雄壮，意境宏博、节奏有力，语官浏亮，富于个性。杨炯评王勃“壮而不虚，刚而能润，雕而不碎，按而弥坚”，在某种意义上正可视为四杰的总风格。
就个人风格而言，四人各有特色。陆时雍《诗镜总论》评为“王勃高华，杨炯雄厚，照邻清藻，宾王坦易。”此语大致不差。只是王勃在高华中带有沉挚，宾王在坦易中带有兀傲。就体裁形式而言，卢、骆更擅长七言歌行，王、杨更专工五言律诗，他们同沈宋等人一起逐渐使律诗走向定型，卢、骆的律体大多合律，王杨则几乎全部合律。他们的古体歌行诗，往往词采丰赡而气势宏博，破奇为偶，参用赋法，“四语一转，蝉联而下，特初唐人一法，所谓‘王杨卢骆当时体’也。”(沈德潜《说诗晬语》上)
四杰的文章与其诗歌有相似的特点与贡献。四杰的文章多是赋体骈文，与六朝辞赋相比，不再是一味写气图貌，属采附声，而是增加了抒发个性、关切现实的内容，词采虽丰赡典丽，属对虽精工严整，但气势充沛，境界开阔，警句迭出。王勃的《秋日登洪府滕王阁饯别序》和骆宾王的《代李敬业讨武氏檄》是代表名篇，前者写登临滕王阁所见之景曰：
披绣闼，俯雕甍。山原旷其盈侧，川泽纡其骇瞩。闾阎扑地，钟鸣鼎食之家；舸舰迷津，青雀黄龙之舳。云销雨霁，彩彻区明。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渔舟唱晚，响穷彭蠡之滨；雁阵惊寒，声断衡阳之浦。
意境开阔，声色兼俱，“落霞”一联尤受时人称赞，其后的名句“老当益壮，宁知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更道出了士大夫的坚强信心。后者号召各路诸侯曰：
公等或家传汉爵，或地协周亲，或膺重寄于爪牙，或受顾命于宣室，言犹在耳，忠岂忘心。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安在？倘能转祸为福，送往事居，共立勤王之勋，无废大君之命，凡诸爵赏，同指山河。若其眷恋穷城，徘徊岐路，坐昧先几之兆，必贻后至之诛，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
极富鼓动性的“一抔之土”二句，就连武则天读后也称赞不已。
总之，四杰为结束齐梁文风，开启盛唐之音作出功不可没的贡献，正像胡应麟《补唐书骆侍御传》所评：“先是唐起梁陈衰运后，诗文纤弱萎靡，体日益下。宾王首与勃等一振之，虽未能骤革六朝余习，而诗律精严，文辞雄放，滔滔混混，横绝无前，唐三百年风雅之盛，以四人者为之前导也。”杜甫在《戏为六绝句》中亦云：“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蔑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对“四杰”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第五节 陈子昂和其他诗人
陈子昂(661～702)，字伯玉，梓州射洪(今四川省射洪县）人。青少年时就显出鲜明个性，卢藏用《陈氏别传》记道：“子昂始以豪子驰侠使气，至年十七八未知书。尝从博徒入乡学，慨然立志，因谢绝门客，专精坟典。”陈子昂在很多文章中也一再提及他“好三皇五帝霸王”之说，“少学纵横术”。二十四岁中进土，出仕，曾任麟台正字和右拾遗。其间政治热情很高，再加上为人“果敢刚毅”(《陈子昂别传》)，常上书直陈所见，批评时政，因而很多进步主张和建议，如关心民生、安边、廉政等，不但得不到重视，反而受到种种猜忌。任右拾遗时，还被诬为“逆党”、“谋反”、入狱一年多。陈子昂还在二十六岁、三十六岁时两度出塞。后一次，因和主将武攸宜不合，屡遭排挤。三十八岁辞职还乡，最后被武三思指使县令段简害死于狱中。纵观其一生，虽然政治主张基本不离儒家正统，但侠义纵横色彩十分强烈，颇似李白。他的《座右铭》很能反映这一特点：“从官重公慎，立身贵廉明。……理讼惟正直，察狱必审情。滂议不足怨，宠辱讵须惊。……。白硅玷可灭，黄金诺不轻。……”
陈子昂在革除六朝余风，确立盛唐之音的过程中，起着比四杰更重要的作用，在文学史上享有很高的地位。大文学家和批评家杜甫、韩愈、白居易、欧阳修、朱熹、元好问、高棅等都很推崇他。如杜甫、韩愈都推他为先导，并称他“名与日月悬”(杜甫《陈拾遗故宅》)，“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韩愈《荐士》）。白居易将他和杜甫并称：“杜甫陈子昂，才名括天地。”(《初授拾遗》）欧阳修说：“唐兴，文章承徐庚余风，天下祖尚，子昂始变雅正。”(《新唐书·陈子昂传》)元好问《论诗绝句》说：“沈宋横驰翰墨场，风流初不废齐梁。论功若准平吴例，合著黄金铸子昂”。高棅《唐诗品汇》更明确指出：“唐兴，文章承陈隋之弊，子昂始变雅正，夐然独立，超迈时髦，继往开来，中流砥柱，上遏贞观之微彼，下决开元之正派，呜呼盛哉。”
陈子昂之所以有如此高的地位，首先在于他比四杰更明确地批判了齐梁之风，为唐代文学的发展指明了正确方向。他在著名的《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中谈：
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传，然而文献有可征者。仆尝暇时观齐梁间诗，采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每以永叹，思古人，常恐逶迤颓靡，风雅不作，以耿耿也。一昨于解三处，见明公咏孤桐篇，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遂用洗心饰视，发挥幽郁。不图正始之音，复睹于兹，可使建安作者，相视而笑。
在这里,他不但明确批判了六朝以来“采丽竞繁”，“逶迤颓靡”的不良文风，而且大力提倡汉魏与正始之音，并准确地概括出他们最主要特色：“风骨”与“兴寄”。陈子昂一开始即指出：“文章道弊，五百年矣”，非常准确地抓住了文学发展史的问题，这就比四杰等人只一味提倡《诗经》，甚至连屈宋、枚马、曹王都一律加以否定要切实得多。
其次在于他确实实践了自己的创作理论，作品的面貌不但和齐梁及初唐宫廷诗人的面貌迥别，而且和四杰亦不尽相同。无聊的奉和酬赠、歌功颂德之作更少了，感慨社会人生，抒发个人情志之作更多了，而且决无轻靡浮薄的气息，彻底脱却甜熟华美的形式，代之以苍老雄健，沉着抑郁，非常接近他所追求的正始之音。正像刘克庄所评：“唐初王杨沈宋擅名，然不脱齐梁之体，独陈拾遗首唱高雅冲淡之音，一扫六朝纤弱，趋于黄初建安矣。”(《后村诗话》)。为了突出这一特点，他的诗很少律体，尤其是七言，大量的是五言古体，尤以《感遇》三十八首为代表作。
陈子昂的《感遇》三十八首是模仿阮籍《咏怀》八十二首的。和郭璞的《游仙诗》十四首，鲍照的《拟行路难》十八首，庾信的{拟咏怀》二十七首，以及后来张九龄的《感遇》十二首，李白的《古风》五十九首一起，构成一个言志抒情的系列。这三十八首诗非一时之作，主旨也不尽相同。有的针砭现实，感慨国事，有的感怀身世，抒发理想，最值得注意的是那些具有强烈现实性的边塞诗。其中，有的揭露了武后穷兵黩武和边将无能给边疆人民和将士带来的巨大灾难，如：
丁亥岁云暮，西山事甲兵。赢粮匝邛道，荷戟争羌城。……籍籍峰壑里，哀哀冰雪行。圣人御宇宙，闻道泰阶平。肉食谋何失，藜藿缅纵横。
朝入去中郡，北望单于台，胡秦何密迩，沙朔气雄哉！籍籍天骄子，猖狂已复来。塞垣无名将，亭堠空崔嵬。咄嗟吾何叹，边人涂草莱。
有的抒发了戍边卫国的慷慨之情和由此引发的兴亡之感、人生之叹。如：
本为贵公子，平生实爱才。感时思报国，拔剑起篙莱。西驰丁零塞，北上单于台。登山见千里，怀古心悠哉。谁言未忘祸，磨灭成尘埃。
后来，他在《蓟丘览古赠卢居士藏用》七首中集中抒发于这种感慨，而《登幽州台歌》则成为最具有震撼力的绝代之作：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在最小的篇幅内将巨大的感情扩展至巨大的时空中，“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诗品》语)，再加上节奏拗怒，遂产生惊天地，泣鬼神的感染力。
《感遇》诗中还有些篇章批判了当时的弊政。如“圣人不利己”指责了武后的佞佛行为。“贤人难得意”，讽刺了武后猜忌杀戮臣下的暴虐，这都更增加了它的现实性。
从以上各例中也能看出《感遇》诗的风格亦很接近阮籍，“尽削浮靡，—振古雅”(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二)，“词旨幽邃，音节豪宕”(朱熹《离居感兴诗序》)，意境浑厚，语言老成，正体现了“骨气端翔，音情顿挫”的特色。他还特别善用比兴，如：
兰若生春夏，芊蔚何青青。幽独空林色，朱蕤昌紫茎。迟迟白日晚，嫋嫋秋风生，岁华尽摇落，芳意竟何成。
以芳草衰败的比兴，寄寓理想落空的悲哀。
《感遇》之外的赠别、行旅、怀古诗也不乏佳作。如《晚次乐乡县》：
故乡杳无际，日暮且孤征。川原迷旧国，道路入边城。野戍荒烟断，深山古木平。如何此时恨，嗷嗷夜猿鸣。
律中有古，风格一如《感遇》之古朴苍劲。
陈子昂的散文，尤其是古文，在文学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他虽有一部分骈文，但古文比起时人显然要多很多，特别是一些对策，奏疏等应用文体，时人多以骈文写作，而陈子昂确喜用朴实畅达的古文来写，这在唐代，也是一个新开创，所以不但韩愈称赞他，其他古文家，如李华、萧颖士、梁肃等都公推他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先导。
陈子昂的诗文也有明显的缺陷。在理论上有时过于强调务实反浮华而视文章为“薄伎”，因而创作上常有“以理胜情”，“以气胜辞”，才韵未足，质过于文的古拙之处，在继承建安正始时“复多而变少”(皎然《诗式》)，“竟有全似阮籍《咏怀》之作者，失自家体段”(叶燮《原诗》)，再加上某些诗受玄言影响，过分老庄化，显得枯燥乏味。
与陈子昂同时或稍后的还有“吴中四士”和张九龄。他们可算初盛唐之间的诗人。“吴中四士”是指贺知章、张旭、包融和张若虚。贺知章清淡风流，放旷闲散，自号“四明狂客”，李白视为前辈，他的《回乡偶书》等小诗，自然纯朴，不假任何雕饰，天趣自成。张若虚虽然只存诗两首，但《春江花月夜》一篇却“孤篇横绝”以至“孤篇压倒全唐”。它以清丽的词采，和谐的旋律，深挚的爱心，歌颂了生机勃勃的春天，其中虽也有传统的闺情离愁的描写，但绝无轻浮华艳的成分，而引发出的对人生社会的思考却十分深刻：
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平孤月轮，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
可谓从人类之初与自然之始对二者进行根本性探讨，充满哲理性。
张九龄(678～740)，是玄宗前期的一代名相，但其作品决不同于初唐的宫廷诗人。他常托物寄志，表现孤高自怜的情怀，进而直接针砭现实。其风格雍容平和，温雅醇厚，若毫不经营，但神韵自在，充满含蓄自然美，正像杜甫、胡震亨所评“诗罢地有余，篇终语清省”(《八哀诗·张九龄》)，“首创清淡之派，盛唐继起，孟浩然、王维、储光羲、常建、韦应物本曲江(即张九龄)之清淡而益以风神者也”(《唐音癸签》)，如：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灭烛怜光满，披衣觉露滋。不堪盈手赠，还寝梦佳期。(《望月怀远》)
自君之出矣，不复理残机。思君如满月，夜夜减清辉。
构思巧妙，表情细腻，而且充分体现了作者所追求的“自然无限态，长在艳阳晨”(《剪綵》)的自然美风格。《唐诗别裁》评张九龄与陈子昂的关系为：“唐初五言古渐趋于律，风格未遒，陈正字起衰而诗品始正，张曲江继续而诗品始醇。”这一特点在同题的《感遇》诗中亦有表现。如张九龄《感遇十二首》其七曰：
江南有丹橘，经冬犹绿林。岂伊地气暖，自有岁寒心。可以荐嘉客，奈何阻重深。运命唯所遇，循环不可寻，徒言树桃李，此木岂无阴?
寄兴可比于屈原之《橘颂》，丝毫不亚于陈子昂之作，且自然流畅，意蕴醇美，无陈诗之拗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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