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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吴敬梓的生平思想
吴敬梓(1701～1754)，字敏轩，号粒民。因家有文木山房，晚年自称“文木老人”。安徽全椒人。出生在一个大官僚地主家庭。“五十年中，家门鼎盛”(吴敬梓《移家赋》)。曾祖辈在明末清初大多是科第仕宦。祖父辈的吴晟、吴呙，一个是进士，一个是榜眼。但到了吴敬梓父亲吴霖起的时候，家道开始衰落。吴霖起是康熙二十五年的拔贡，做过江苏赣榆县的教谕；为人方正耿直，曾经拿出自己的俸禄修葺赣榆学宫，被人譏作“呆子”。吴敬梓父亲的思想品格对吴敬梓有一定影响。吴敬梓幼年受到儒家思想的严格教育，八股文的功力很深。十四岁随父到赣榆县教谕任所，二十三岁考中秀才。不久，父亲去世。由於吴敬梓为人慷慨好施，轻财重友，不善治生，再加上吴霖起病故后吴氏家族的人乘機侵夺遗产，吴敬梓悲愤之余，挑战性地挥霍钱财，家境急剧败落，“乡里传为子弟戒”。雍正十一年(1733)，三十三岁的吴敬梓不得不从全椒移家南京。为了纪念这次大迁徙，他写了著名的《移家赋》，缕述出身家世，祖宗功业，诉说了离家远徙的原因，这是研究吴敬梓家世和早期思想的重要资料。吴敬梓来到南京后，生计更为艰难，甚至靠亲友周济度日，但其狂放性格依旧。程晋芳在《文木先生传》中说他“环堵萧然，拥故书数十册，日夕自娱。窘极，则以书易米。或冬日苦寒，无酒食，邀同好汪京门、樊圣谟等五六人，乘月出城南门，绕城堞行数十里，歌吟啸呼，相与应和。逮明，入水西门，各大笑散去。夜夜如是，谓之‘暖足’”。吴敬梓经历这一番由富贵到贫贱的变化后，饱尝了世态炎凉的滋味；使他对现实和人生都有了进一步清醒的认识。三十六岁时，安徽巡抚赵国麟荐举他应博学鸿词科廷试，官吏“朝夕造请”，他却“坚以疾笃辞”(顾云飞《盔山志》)，并干脆放弃了秀才学籍，不再参加任何官方的考试。后来乾隆皇帝南巡至南京；士大夫们都去夹道拜迎，而吴敬梓则“企脚高卧向栩床”(金兆燕《寄文木先生》)，不屑于一顾。乾隆十九年(1754)，吴敬梓客死于扬州旅次，享年五十四岁。
吴敬梓在经、史、诗、词、文各方面都有著述，可惜没有全部流传下来。原有《文木山房诗文集》十二卷，现仅存四卷。他的经学研究《诗说》七卷，在乾隆、嘉庆年代还有人读过，今已失传。在史学方面，他有《史汉纪疑》，但没有成书。吴敬梓的佚文诗词，现均收录在解放后排印的《文木山房集》中。
《儒林外史》写成于吴敬梓五十岁以前。开始仅以抄本流传。第一个刻本是作者死后十多年由金兆燕在扬州任扬州府学教授时刻的，但这个刻本至今尚未发现。现存最早的刻本是嘉庆八年(1803)的卧闲草堂本，五十六回。最末一回与全书的主题思想与写作风格不大相同．，有人认为不是出于作者之手。但卧闲草堂本是后来一切刻本的祖本。同治十三年(1874)，出现了齐省堂增订本，从回目到文字到回评，都有不同程度的改动。光绪十四年(1888)，又有增补齐省堂本，多了四回，共为六十回。一般认为是后来好事之徒妄加的。解放后几次出版的《儒林外史》基本上都是以卧闲草堂本为底本，校以齐省堂本，删去第五十六回，保留最后的《沁园春》词以结束全书。
第二节 《儒林外史》的文人群体形象
《儒林外史》表面上写明代生活，实际上展示了一幅十八世纪中国社会的风俗画。它以封建士大夫的生活和精神面貌为描写对象，以揭露科举制度以及在这个制度下士大夫的丑恶灵魂作为切入路径，深刻揭露和讽刺了整个封建礼教制度的腐朽和不堪救药。
《儒林外史》的思想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科举制度的严峻批判；第二部分表现作者对理想生活的追求。
批判科举制度，批判功名利禄观念，是《儒林外史》的中心内容。作者是从三个方面批判的。首先是塑造了几个科举迷的形象，揭露科举制度腐蚀人们灵魂的罪恶。其中范进、周进是一个类型。作者不仅写出他们被科举制度折磨得如痴如狂的迂腐可怜的形象，而且写出了造成这种变态心理的典型环境。在没有考中的时候，周进和范进的生活和内心精神非常悲苦。六十多岁的周进，“苦读了几十年书”，考到胡子花白了，却连秀才也没当上，只好到薛家集当私塾教师。而到薛家集的第一天，便受到“新进学”而年少气盛的梅玖的奚落和凌辱。范进也是这样。在没有考中举人时，穷得没米下锅，一家人饿了两三天。他的岳父胡屠户尖刻地嘲弄他的赶考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可一旦他们考中了，立即被人捧到云端。周进考中进士后，“不是亲的也来认亲，不相与的也来认相与”。范进考中了举人，老丈人刮目相看不用说，转眼之间，房子有了，地也有了，奴仆丫环、细瓷银镶杯箸一下子把老太太高兴得一命呜呼。周进、范进中举以后政治、经济地位的迅速变化，以及人们对他们态度的骤然转变，是当时知识分子沈迷于科举功名的社会根源。第二种类型是一批举业至上主义者。他们向往功名，推崇科举，但本身并没有痛苦的经历。这以马二先生、鲁编修、鲁小姐为代表。这批人的面目可概括为八个字，即迂执酸腐广空疏不学。他们把八股文奉为圭臬，好象天地间除了八股文什幺也不存在了。尤其深刻的是，作者写到了八股文对女子和孩子的毒害。鲁小姐在父亲的熏陶下，也弄起了八股。后来看到新婚的丈夫对八股文不太在行，没了指望，便把刚满四岁的小儿子“每天拘在房里讲四书，读文章”。对孩子的这种摧残，反映出八股文科举的毒汁已渗透到社会的每个细胞。在这样的科举制度下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当然只能是些不学无术的人。作者在作品中对他们进行了辛辣嘲讽。像八股文专家马二先生游西湖，看到朱淑真、李清照的名字，说：“这些什幺人?料想不是管功名的了。”当了学道的范进，竟然不知苏轼是哪个朝代的人。作者通过这批举业至上主义者的嘴脸反映了八股文科举制度对学术文化的破坏。第三类人以蘧—夫、匡超人为代表。他们原先是很纯朴的青年，后来中了八股文的毒害而堕落。蘧耽夫原来视八股文为俗事，每日只是做几首诗，吟咏性情。但在鲁小姐的潜移默化下，在马二先生的教导下，变成一个八股选家，一个堕落的名士。最典型的是匡超人。他本来纯真朴实，勤劳俭朴，遇见马二先生，接受教诲，也热衷于八股，追求起功名来了。在他重游西湖时，便掌握了一套吹牛撒谎、坑蒙拐骗的本领。后来他到了北京，蝇营狗苟，停妻再娶，完全堕落为一个出卖灵魂的流氓。匡超人的堕落来源于马二先生的启蒙，但马二先生是一个忠厚老实人，匡超人在先也很淳朴，这就深刻地写出了八股文毒蚀灵魂的罪恶，写出八股科举制度如何使一些读书人神魂颠倒，泯灭了天性。
其次是，作品塑造了一批贪官污吏和土豪劣绅的形象，从侧面揭露了科举制度的丑恶。这些人是一批科举制度的得实利者。他们科举成功，做了官便放肆地敲剥百姓，回到乡里又成为鱼肉乡里的恶霸。笫八回写王惠一到南昌太守任上便问：“地方人情，可还有什幺出产?词讼里也略有些什幺通融?”想的就是钱。最后，衙门里一片戥子声、算盘声、板子声。衙役百姓一个个被他打得魂飞魄散，“合城里的人，无一个不知太爷的厉害，睡梦也是怕的”。一般说来，《儒林外史》中的贪官形象不十分丰富，可能是吴敬梓对他们的生活不太熟悉的缘故。《儒林外史》对土豪劣绅的描写则非常深刻，其中严监生、严贡生、张静斋的形象是很典型的。他们稍有功名而爱财如命，一毛不拔，为了钱，什幺手段都使得出。张静斋为了谋夺和尚的田产，装神弄鬼，唆使地痞流氓诬陷和尚与妇女通奸。严监生贪婪悭吝，剥削成癖。他家有十多万银子，自己病得饮食不进，还念念不忘收租子、敛钱财s，临死时为了灯盏里多点了一根灯草而迟迟不肯咽气。严贡生更加阴险刁滑，为非作歹。他强圈穷人王小二的猪，还行凶打折了王大的腿；施展讼棍手段，明明没有借钱给别人银子，却硬向人要利息。他在严监生死后，欺压寡妇弟媳，霸占胞弟产业。作者通过这些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丑恶嘴脸的描写，痛斥了靠科举爬上去的这些人给国家和百姓带来的危害。
最后是，吴敬梓刻画了一些假名士、假山人的形象。这些人的特征是在功名上不得志，但也不打算像周进、范进那样苦熬苦挣，而是投机取巧，混充风流名士，互相标榜，过着无聊的寄生生活。《儒林外史》中这类人数最多，其可恶仅次于乡绅，吴敬梓对他们的痛恨和鄙夷也仅次于土豪劣绅。这批人是科举制度的副产品和垃圾，也就是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所说的“适四方则无地非游客”的一类。
吴敬梓在这里所反映的三个方面的人物，也就是闲斋老人在《儒林外史序》中所说的：“有心艳功名富贵而媚人下人者，有倚仗功名富贵而骄人傲人者，有假托无意功名富贵；自以为高，被人看破耻笑者。”吴敬梓通过他们的丑态和嘴脸，深刻揭示了科举制度败坏国家、败坏风俗、败坏道德的罪恶，并通过这种批判旁及了当时的官僚制度、人伦关系，及至整个社会风尚。吴敬梓在揭露批判以科举制度为中心的种种社会黑暗现象的同时，又塑造了一批寄托他的理想的正面人物。这些正面人物可以分为四种类型，分别代表了作者探索理想的进程。
第一种类型，是全书敷陈大义时所塑造的王冕的形象。这个形象在全书中有提纲挈领的作用。王冕在批判八股文时讲了这幺一段话：“这个法定的不好，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文行出处都看轻了。”这句话可以说是全书的总纲，是一条和功名富贵、八股科举相对立的人生道路。全书正是以“文行出处”做为衡量人物的尺度标准的。作品特别写了王冕轻视功名富贵、否定八股科举，不愿作官、也不愿见作官的人，作为儿子非常讲孝道的高尚人格，虽然作品把王冕放在了元末明初的时代，实际上却是作为以往的历史典范人物代表、作为儒林前代的楷模来写的。
第二种类型，是杜少卿和沉琼枝。杜少卿这个形象，许多研究者都指出这是作者的化身或寓有作者目己的影子。杜少卿虽然出身于“一门三鼎甲；四代六尚书”的大官僚地主家庭，却出污泥而不染，思想中颇具有某些民主主义的成分。他蔑视科举，瞧不起功名富贵。第三十二回他说：“学里秀才，未见得好似奴才。”当臧蓼斋对他说出补了廪就可以坐堂、洒签、打人时，他、笑骂说：“你这匪类，下流无耻极矣。”当巡抚荐举他入京做官，他用手帕包了头装病不去；有人要同他去会知县，他说：“王家这一宗灰堆里的进士，他拜我做老师我还不要’，我会他怎幺!”这些言行，与《儒林外史》上追名逐利的风气恰成鲜明的对照。杜少卿在许多地方还突破了封建礼教的束缚。他用普通的人情来解释《诗经万，说：“《诗经》上《溱洧》之诗，也只是夫妇同游，并非淫乱。”他反对多妻制，认为破坏了人类的自然平衡。他敢于在那个窒息的时代，光天化日之下拉着妻子的手游山饮酒。他力排众议，称赞沉琼枝的反抗行为，说：“盐商富贵奢华，多少士大夫见了就销魂夺魄。你一个弱女子，这就可敬极了。”这是一个具有一定程度个性解放思想的人。
沉琼枝在《儒林外史》，里是一个非常突出的女性形象。她见识广，有主见，敢作敢为，敢于反抗封建势力的压迫。她根本不把盐商的荣华放在眼里，只身一人，毅然逃到南京，靠女红和卖文度日。就她作为一个女子勇于自食其力来说，就她敢于向封建婚姻挑战，并且毫不畏惧地单枪匹马、与官府乃至整个社会抗争来说，这是在封建社会中很难得的一个女子。
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所塑造的这两个富于叛逆性格的人物形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资本主义萌芽孳生时期新兴市民阶层要求冲破封建束缚、争取个性解放的初步民主主义思想。第三种类型，是被作者认为是真儒；贤人的虞育德、庄绍光、迟衡山等人。其中迟衡山强调“礼乐兵农”，幻想用古礼古乐来挽救世道人心。庄绍光无心于仕途，专门闭户着书。虞育德号称真儒、大圣人，致力于人心教化。这些人不仅有着共同的正直淡泊、注重实学、轻视功名富贵等优秀的品质，而且面对世风日下、恶俗浇漓的现实，都企图用复兴古礼古乐的办法来挽回世道人心，用复古的办法来改良社会。如果说在杜少卿、沉琼枝身上体现了新兴市民阶层要求变革的思想成份的话，那幺在虞育德、迟衡山等人身上则反映了当时一部分知识分子企图通过复古来改变衰风颓运的正统儒家思想。如果说杜少卿、沉琼枝找不到出路，结局渗淡是由于时代的局限，那幺，像虞育德、庄绍光等人的迂腐的复古行为，则更多地体现了作者思想上的局限。如果说杜少卿、沉琼枝是现实的、浪漫的形象，那幺庄绍光、迟衡山等人则是理想的、古典的形象。他们表面上对立，实际则体现了作者吴敬梓追求的不同方面。
吴敬梓毕竟是现实主义者，他对于这些复古派人物的结局也予以否定。作品很清醒地刻画了这种不切实际的理想人物的结局。虞育德等人祭泰伯祠的努力，非但没有达到化风俗、惩人心、成就些人材的目的，相反，他们这些人却风流云散、消磨殆尽了。这些艺术形象宣告了复古道路的无希望，也宣告了吴敬梓理想追求的破灭。
第四种类型，是作者在最后一回所刻画的自食其力、置身于功名富贵之外的市井小民。这似乎是作者看到儒林无希望而把眼光转到了下层市民身上的反映。这些人中有卖火纸筒的王太、开茶馆的盖宽、写字的季遐年、裁缝荆元。吴敬梓赞扬自食其力的市井细民，寄希望于他们，从某种意义上说表现了作者的进步思想，是当时萌芽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不过作者所描写的市井奇人，仍带有很浓重的儒林色彩，甚至可以说这些市井奇人近似于《史记》所写的“引车卖浆”者流。他们各自爱好的也恰恰是儒家的琴、棋、书、画。从作者所描写的理想人物来看，从王冕开始，是一代不如一代。作者在最后结束的《沁园春》词中说：“今已矣，把衣冠蝉蜕，濯足沧浪。”又说：“从今后，伴药炉经卷，自礼空王。”可见，作者虽然对手这些市井奇人是赞叹的，认为“薪尽火传”，但对整个儒林却是失望的，对整个社会也是失望的，充满了感伤情绪。
从《儒林外史》对理想人物的刻画来看，作者有探索，有发展，表现了对于人的理想追求的不同阶段和方向：从王冕的人格自尊发展到杜少卿的人性解放，体现了作者对人与自身关系的探索；从一些下层人民的人情之美发展到沉琼枝的平等思想，体现了作者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探索；从真儒、贤人们的治世化俗的社会理想和实践发展到市井奇人的自食其力，独善其身，体现了作者对人与社会关系的探索。这种描写，一方面表现了作者无出路的感伤，另一方面表现了作家的现实主义探索精神。
《儒林外史》现实主义的批判矛头不仅指向当时的科举制度，指向功名富贵对读书人灵魂的腐蚀与毒害，而且指向了整个社会。它不仅是儒林的一面镜子，也是整个社会的一面镜子。它所反映的社会方面是非常广泛的。比如对当时文字狱的残酷，书中也有反映，像第一回楔子说：“贯索犯文昌，一代文人有厄”。第八回、第十三回里蘧公孙的枕箱案，第三十五回写庐德因藏有《高青丘文集》而被祸都是。《儒林外史》对于封建礼教的虚伪和违反人性的批判是作品另外一个闪现着思想光辉的方面。如第四回写范进守丧期间的虚伪；第五回写王德、王仁兄弟在妹妹尚未断气便替妹夫议立偏房；第七回写荀玫在母亲死时为了升官匿丧不报；最精彩的是第四十八回写王玉辉赞成女儿绝食殉夫，形象地揭露了封建礼教的残酷。王玉辉女儿殉夫是真诚的，王玉辉劝女儿殉夫也是真诚的，他们都没有意识到这是一种愚昧的行为。王玉辉在女儿死时仰天大笑说：“死得好，死得好，只怕我将来还得不到这样一个题目死。”然而不久便凄凄惶惶外出散心，遇见一个穿白衣的少妇，想到女儿，“那热泪直滚下来”，就真实地反映出礼教与人性的冲突，揭露了封建礼教的杀人不见血。
第三节 儒林外史的諷刺艺术
《儒林外史》是我国第一部社会问题小说。它以真人为模特儿，以当代发生的事为素材加以概括提高。据吴敬梓的姻亲晚辈金和所叙，《儒林外史》所写人物，“或象形谐声，或庾词隐语，全书载笔，言皆有物，绝无凿空而谈者。若以雍干间诸家文集细绎而参稽之，往往十得八九”。杜少卿为作者自况，马纯上即冯萃中，迟衡山即樊南仲等。作者从儒林入手，对民族文化长期积淀下来的霉烂因素进行了深入的解剖和批判。惺园退士说：“慎勿读《儒林外史》，读竟乃觉日用酬酢之间无往而非《儒林外史》。”与它以前的小说相比，《儒林外史》更具有思辩和批判的特色。《三国演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虽然对黑暗现实的揭露颇为深刻，但主要是表述理想，体现作者理想的正面人物写得更光彩照人。《金瓶梅》对于社会现实展现和暴露多于批判。而《儒林外史》则主要是通过对丑恶现象的批判揭示其理想，体现作者理想的正面人物在小说中是次要的，也并不动人，而作者所抨击讽刺的人物却活跃其中，成为光彩的艺术形象。从这个意义上说，《儒林外史》不仅是我国小说史上第一部也是最具有鲜明批判色彩的社会问题小说。
《儒林外史》最主要的艺术成就是它所具有的富有民族特色的讽刺艺术。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迨吴敬梓《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摘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戚而能谐，婉而多讽，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对于《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认为是中国小说史中讽刺艺术的一个里程碑。
讽刺的可贵之处在于讽刺必须使读者体会到讽刺者赖以出发的理想，在于能够面向社会，挖掘其社会根源。《儒林外史》正是这样。它讽刺的矛头虽然直接落在某一个人身上，却始终使人感到人身上的罪恶归根到底是社会的产物，是制度和环境造成的罪恶。比如像周进看见号板一头撞倒，范进听见中举忽然发疯，马二先生游西湖无心赏景，只是大嚼零食，留意八股选本的销路，都使人感到是人心风俗如此，是环境的产物。正是由于吴敬梓的讽刺是“倾向于对社会的讽刺”，不是针对某个个人，作者对于具体的讽刺对象饱含着怜悯，使人更进一步加深了对制造这一罪恶事实的社会制度的憎恶。像作品第四十八回写王玉辉鼓励女儿殉夫，一方面写他的迂腐残忍，一方面却又写他在女儿死后内心的凄惨痛苦。作者通过王玉辉内心矛盾的深刻描写，揭示了人性和礼教的冲突，揭露了礼教的杀人。批判的矛头，就不单指向王玉辉，更重要的是指向整个封建礼教，封建道德。
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能针对不同人物作不同程度、不同方式的讽刺。他对于王惠、汤知县、严氏兄弟、王德、王仁等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是无情地揭露和严厉地鞭挞。对于马二先生则既有批判讽刺，也有表扬赞誉。对他的迂腐、庸俗、无知，迷信科举，作了讥讽、揶揄；而对于他急人之难和诚笃善良的品格又予以肯定和称赞。有时作者还能随着人物的社会地位和思想品格的变化分别采取不同态度。范进在中举之前，境遇相当可怜。作者对他虽然有讥刺，但怜悯的成份多。范进中举发疯的描写直使人感到作者是饱含热泪在抒写这个被科举制度扭曲了的形象。等到范进中了举，做了官，变得虚伪恶劣，作者的态度也随之改变，那嘲讽是辛辣的，讥刺是冷峻而严厉的；像描写范进在汤知县家里吃大虾仁丸子就是这样。再比如，关于匡超人的描写也是有层次而富于变化的。作者随着匡超人堕落的过程，对他的态度也越来越疾言厉色。这些都反映了作者严格的现实主义精神，他的讽刺是从生活的真实出发，而不是从概念和公式出发。
吴敬梓善于采用含蓄、婉转的讽刺手法，使他的讽刺能够达到既饱含情感，又超脱幽默那样一种境界。作者在作品中往往并不直接表露自己的观点，而主要是通过日常生活情节的提炼和典型化，把要讽刺的现象本身的矛盾与荒谬或明或暗显示出来，作者的是非观念与爱憎，则寄寓在对客观事物的描写中。这样的例子在作品中俯拾皆是。如严监生是怎幺死的，作品中没有正式交待。但是从他临死时为了两根灯草而不肯咽气，可见他生性吝啬到什幺程度。如果我们联想到在这之前，这个胆小怕事，心性懦弱而拥有很多财产的守财奴，为了扶正他的妾被逼化了四五千银子，又不得不大封大封地拿银子送给二位舅爷；又为了笼络严贡生，为他的官司贴了不少银子。在这之后，他得了心口疼的病，却舍不得银子吃人参，就可以知道严监生之死，实在死于面临强横的亲戚觊觎侵夺财产的形势，死于他怕花钱而又不得不化钱的精神折磨之中。而最后为了多点一盏灯不肯咽气的描写，则画龙点睛，入木三分地勾画出这个吝啬鬼渺小的灵魂，并把严监生得病致死的原因和过程贯穿起来。
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的讽刺手法除了上面讲到的总体方法之外，还有一些具体的技巧，比如采用当面揭穿法，让讽刺对象处在很尴尬的境遇中。如第四回严贡生正在对范进，张静斋吹嘘自己“为人率真，在乡里之间，从不晓得占人寸丝半粟的便宜”，一个蓬头赤足的小厮就跑进来说：“早上关的那口猪，那人来讨了，在家里吵哩。”第二十回匡超人吹嘘自己的文章选得好，名气大，说：“现在五省读书的人，家家隆重的是小弟，都在书桌上香火蜡烛，供着先儒匡子之神位。”牛布衣当即笑着对他说：“先生此言差矣!所谓先儒者，乃已经去世之儒也。今先生尚在，何得如此称呼?”另一个办法是前后对照法。比如写范进中举前胡屠户、乡邻对他的态度，中举后胡屠户态度上的变化；周进在薛家集教馆时，村上人如何对待他，梅玖对他如何轻蔑凌辱，而周进中举后，薛家集上人态度的转变，梅玖如何前倨后恭，在对照比较中揭示了人情的冷暖和社会的丑态。但无论是哪种技巧，作者依然不直接揭露讪笑，而是客观地叙述，让读者自己去体味。
《儒林外史》在讽刺上并不排除夸张。像严监生临死为．两根灯草不肯咽气，周进撞号板，范进发疯，范进母亲快乐得一命呜呼都是。但作者的夸张并不使人感到虚假，而是有现实生活为依据，从现实生活中提炼、概括出来的，在夸张中也显示出作者丰富的社会阅历和对生活细致入微的体察。比如第三回写范进中举发疯，那是听到喜报、眼见为实后，立即拍手，说：“噫，好了，我中了。”说着往后二交跌倒，牙关紧闭，不醒人事。但范进母亲此时却很不理解，这个乡下老太太看到这一切，哭道：“怎生这样命苦的事，中了一个甚幺举人，就得了这个拙病!”她并不理解儿子的中举意味着什幺，心情还是比较平静的。等到范进有了田产，有了房子、仆人、细磁碗盏和银镶杯箸后，老太太才实实在在感受到苞进中举后给家庭带来的暴富的冲击波，一高兴，“忽然痰涌上来，不醒人事”。如果说范进发疯是悲喜剧的话，老太太却纯然是悲剧而一命呜呼了。这两个不同年龄、教养、经历的人在同一事件上的夸张反映出作者对人生的洞幽烛微，反映出作者忠实于生活的创作原则。
在中国文学史上，讽刺文学的产生是很早的，甚至可以说有了文学，也就有了讽刺文学的产生。先秦诸子散文的寓言，魏晋南北朝志人志怪小说，唐传奇，元明戏曲，都有讽刺作品或带有讽刺意味的描写。明以来的小说，讽刺文学有了很大发展。《金瓶梅》、《西游记》里有很多幽默和讽刺的描写。《西游补》、《斩鬼传》、《聊斋志异》的某些篇章更有不少讽刺的佳作。但是，作为一部社会问题小说，作为以讽刺为主要艺术手段，而讽刺的手法和运用又非常娴熟巧妙的当首推《儒林外史》。鲁迅说：“迨《儒林外史》出，于是说部之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这是很中肯的评论。
《儒林外史》奠定了我国古典讽刺小说的基础，为以后讽刺小说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儒林外史》给予后代文学的影响，突出表现在晚清的谴责小说上。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不论是他们批多慨实的精神，还是艺术表现的讽刺手法，乃或由许多相对独立的短篇联缀而成的结构形式，均明显地受到《儒林外史》的影响。正如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论及《官场现形记》等书时所说的，它们“头绪既繁，脚色复伙，其记事率与一人俱起，亦即与其人俱讫，若断若续，与《儒林外史》同。”不过，严格说来，这些作品并没有吸收《儒林外史》的全部精华而显得粗糙浮浅。真正继承了《儒林外史》的优秀传统而又有所发展的乃是以后进入现代文学之列的鲁迅的文学作品，在他的小说集《呐喊》和《彷徨》中我们感受到了《儒林外史》嫡传的血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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