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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甲午战争失败之后，资产阶级改良派登上历史舞台，近代文学的革新运动由此拉开序幕。资产阶级改良派很重视文学的作用，他们提出一系列文学革命的口号，在诗歌和散文创作领域，出现了代表新兴资产阶级政治要求的“诗界革命”和“文界革命”。其代表人物有黄遵宪、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等。
第一节 “诗界革命”和黄遵宪
“诗界革命”的倡导者是夏曾佑、谭嗣同、梁启超等人。他们从光绪二十二年(1896)起，开始试作“新诗”，代表作有谭嗣同的《金陵听说法》、夏曾佑的《绝句》等。这些所谓新诗，有许多外来语和宗教术语，令人难以卒读。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逃亡海外，继续鼓吹“诗界革命”。在光绪二十五年(1899)所写的《夏威夷游记》中，正式提出“诗界革命”的口号。梁启超批评了“以堆积满纸新名词为革命”的诗风，要求诗歌“以旧风格含新意境”(《饮冰室诗话》)，诗之境界“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语句，而又须以古人之风格入之，然后成其为诗”。(《夏威夷游记》)“诗界革命”口号提出后，涌现出一批新派诗人，如黄遵宪、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蒋智由、丘逢甲等。其中最有实绩的是黄遵宪。
黄遵宪(1848~1905)，字公度，别号人境庐主人。广东嘉应州人。光绪二年(1876)中举，次年任驻日本使馆参赞，随同何如璋赴日，历时五年。此后又历任驻美国旧金山总领事、驻英国使馆参赞等职。多年的外交官生活，使得黄遵宪直接接受到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意识到“欲为树人计，所当师四夷”（罢美国留学生感赋）），“中国必变从西法”(《己亥杂诗》自注)，“太平世必在民主”(《东海公来简》)。回国后，积极参加维新运动，在上海加入“强学会”，创办《时务报》，宣传维新变法，并曾协助湖南巡抚陈宝箴推行新政。变法失败后，被革职归里。他在人境庐旁购屋而居，表面上恬淡自适，心中的孤寂和痛苦却难以排遣。光绪三十一年(1905)，诗人在抑郁中离开了人世。著作有《日本杂事诗》二卷、《日本国志》四十卷、《人境庐诗草》十一卷及今人所辑《人境庐集外诗辑》等。
作为诗界革命中成就最为突出的诗人，黄遵宪在诗歌理论和实践中皆成就斐然。他在《人境庐诗草序》中称：“尝于胸中设一诗境：一曰复古人比兴之体；一曰以单行之神，运排偶之体；一曰取《离骚》乐府之神理而不袭其貌；一曰用古文家伸缩离合之法以入诗”，以为“不名一格，不专一体，要不失乎我之诗”。既指出了诗界革命初期，诗人们“喜挦扯新名词以表意”（粱启超《饮冰室诗话》），使得“新诗”缺乏韵味的弊端，也指出了诗歌语言散文化的必然趋向。在《杂感》一诗中，黄遵宪写道：“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即今流俗语，我若登简编。五千年后人，惊为古斑斓”，提出了著名的文言合一的主张。他重视独创，强调诗人应写“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入境庐诗草自序》)，为新派诗的发展进行了理论上的总结。他的诗作，努力实践自己的主张，开拓了诗歌新的审美领域，成为晚清诗坛上最有成就的诗人。
黄遵宪诗作，现存约一千余首，大多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他用诗歌描写了清末一系列重大的历史事件，“上感国变，中伤种族，下哀民生”（康有为《人境庐诗草·序》），充满反帝爱国精神，堪称一代“诗史”。
光绪十年(1884)中法战争时，他写了《冯将军歌》，热情讴歌了爱国老将冯子材英勇抗敌的英雄业绩。光绪二十一年(1895)中日之战，清廷战败，他连续写了《悲平壤》、《东沟行》、《哀旅顺》、《哭威海》、《降将军歌》、《度辽将军歌》、《马关纪事》、《台湾行》等一系列诗篇，真实反映了这次战争的全过程及其后果。如《哀旅顺》抒写诗人对战略要塞旅顺失守的无限哀痛，《度辽将军歌》讽刺清将吴大瀓的昏庸无能，《台湾行》描写台湾人民保卫国土的高昂斗志等，都是的饱含爱国思想的伟大诗篇。
中日战争后，帝国主义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了。黄遵宪写下了《上岳阳楼》、《上黄鹤楼》、《书愤》等诗，忧时伤世，悲情难掩。在《书愤》一诗中，黄遵宪写道：“一自珠崖弃，纷纷各效尤。瓜分惟客听，薪尽向余求。秦楚纵横日，幽燕十六州。未闻南北海，处处扼咽喉。”悲叹领土被人瓜分的现实，抨击清政府的软弱无能。直到晚年抱病家居之时，他仍然关切时局，不忘世事。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之役，他写了《联军入犯京师》、《聂将军歌》等，谴责了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和统治者的腐朽无能。他的一些乡居抒怀之作，如《寒夜独坐卧虹榭》、《仰天》、《夜起》等，也表现了作者深沉的爱国情思。如《夜起》一诗云：
千声檐铁百淋铃，雨横风狂暂一停。正望鸡鸣天下白，又惊鹅击海东青。沉阴曀曀何多日，残月晖晖尚几星。斗室苍茫吾独立，万家酣梦几人醒!
诗中“鹅”即指“沙俄”，“海东青”指的是“东三省”。这首诗作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当时沙俄在参加八国联军的同时，又单独出兵侵占我国东北三省。诗人对此严重局势十分忧虑，写下此诗。“斗室苍茫吾独立，万家酣梦几人醒”，写出了诗人此时内心的孤愤与忧虑。可以说，终其一生，“忧国”和“爱国”都是黄遵宪诗歌的主要内容，这些诗歌成为他诗作中最伟大的篇章，也成为记载中国近代社会历史变迁的“诗史”。
黄遵宪也在积极寻求救国救民之道。他批判腐朽的封建文化，抒发变法图强的政治愿望。如《感怀》指斥汉宋之学的空疏无用，讽刺了那些“昂头道皇古，抵掌说平治”的世俗儒生；《述怀》揭露八股制艺对人心灵的桎梏，主张向西方学习培养人材，变法图强。戊戌变法前后，他还写了一些反对顽固派、歌颂维新派的诗篇，如《赠梁任父同年》、《感事》、《己亥续怀人诗》等。黄遵宪在诗歌中鲜明的提出了自己的主张：“欲为树人计，所当师四夷”（《罢美国留学生感赋》），这在近代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足遍五州多异想”（《以莲菊桃杂供一瓶作歌》），常年的外交官生活，使黄遵宪诗歌的表现内容比较宽广。他曾写有一些反映世界风云的诗篇，开拓了诗歌创作的新境界。如《日本杂事诗》中的一些篇章歌颂了日本的明治维新，《逐客篇》哀叹华侨的悲惨命运，揭露了美国排斥华工的暴行。这些诗作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此外，他还写了不少抒写异国风土人情的诗篇，如《樱花歌》、、《都踊歌》、《锡兰岛卧佛》等。这些诗作，大大丰富了中国近代诗歌的表现内容。
梁启超评黄遵宪诗体革新的成就云：“近世诗人能熔铸新理想以入旧风格者，当推黄公度。”(《饮冰室诗话》) “独辟异境”是黄遵宪诗歌的一大特色。他“熔铸新理想以入旧风格”，将新的思想内容与传统诗歌的审美特点统一起来，大大提高了新诗的艺术水平。他还推动了近代诗歌语言的通俗化。早期的一些采用民歌体试的诗作，如《山歌》、《新嫁娘诗》、《都踊歌》等，通俗活泼，具有浓郁的民间文学气息。晚年所写的一些作品，如《出军歌》、《军中歌》、《旋军歌》、《幼稚园上学歌》、《小学校学生相和歌》等，摆脱了旧体诗格律的束缚，语言更为通俗，大都可配谱歌唱，具有民歌风味。这类诗作，拓充了中国古典诗歌的表现意境，反映了近代诗歌发展的要求。
黄遵宪诗的艺术风格，尤其是那些长篇巨制之作，如《锡兰岛—卧佛》、 《罢美国留学生感赋》、《逐客篇》、《番客篇》等，纵横开阖，铺展恢张，气势充畅，更给人以博大宏深之感。康有为说他“浩渺肆恣，感激豪宕，情深而意远，益动于自然。”(《人境庐诗草序》)评价是比较恰当的。
第二节 康有为等改良派作家
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等，也是这一时期著名的改良派作家。其中，康有为和梁启超是维新派的领袖人物，他们以文学创作干预时政，又借政治地位来推动新诗发展，在当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而对文学影响最大的则是梁启超。
康有为(1858～1927)，字广厦，号长素，又号更生，广东南海(今广州)人。是近代杰出的思想家和政治活动家。光绪二十一年(1895)进士，官工部主事。光绪十四年(1888)至光绪二十四年（1898），十年间，他曾七次上书清帝，建议变法图强。光绪二十四年(1898)，他协助光绪帝发动了著名的“百日维新”。变法失败后，流亡海外，思想趋于保守。主要著作有《戊戌奏稿》、《南海诗集》等。
康有为是维新变法运动的领袖人物，也是一个著名的诗人。他的诗，今存一千余首。早期的诗作多反映当时重大事变，抒发自己的政治热情和爱国激情，积极鼓吹变法，风格雄肆，气度恢廓，很好的表现了政治家的胸襟抱负。如他的《出都留别诸公》五首，表现了自己对国家命运的担忧，对保守势力的蔑视，以及自己献身变法的激情。其中写道：“沧海惊波百怪横，唐衢痛苦万人惊。高峰突出诸山妒，上帝无言百鬼狞。岂有汉庭思贾谊？拚教江夏杀弥衡！陆沉预为中原叹，他日应思鲁二生。” 悲歌慷慨，斗志昂扬，写出了自己立志变法，不畏强敌的斗争精神。危机四伏的内政外交，一个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也不断激起诗人内心的痛苦与伤感。 “碧岛沉沉岛屿环，万家灯火夹青山。有人遥指旌旗处，千古伤心过马关” （《九月二十四日夜至马关伤怀久之》）；“粤海重关二虎尊，万龙轰斗事何存？至今遗垒余残石，白浪如山过虎门”（《过虎门》），这些诗句写出了一个政治家对国事衰败的深深忧虑，也抒发了他壮志难酬的痛苦。康有为还有一些海外诗，描写异国风光，风俗民情，以及歌颂资本主义国家的科技文明和文学艺术。如《瑞士国在阿尔频山中湖山之胜为天下第一》，《耶路萨冷观犹太人哭索所罗门城墙》，《锡兰乘孖摩拉巨舰往欧洲，新睹巨制，目为耸然》等，内容新鲜，充满了近代气息，使康有为成为“诗界革命”时期的一个重要诗人。维新变法失败后，资产阶级改良派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康有为的思想没有跟上时代的步伐，日益保守顽固，成为历史发展的障碍。他情绪消沉，晚年的诗作，多反映了这时的心情。情调比较低沉，内容亦多无可取。
康有为一生讲求“经世救民之学”（《与沈刑部子培书》），他的散文，也主要是政论文。如《与徐荫轩尚书书》，此书作于作者从政之前，阐述自己对国事的见解并希求徐氏代奏皇上，“假有国者之力”，施展抱负。《大同书》剖析了世上诸如“人生”、“人道”、“人治”“人情”等种种之苦，宣扬了自己对大同世界的理想追求。思想虽然朦胧，但却极具时代特色。《强学会序》一文，纵论其变法主张，颇有气势。康有为的散文创作，纵论时势，直抒己见，充满政治家的胸襟气魄。在艺术上，辞锋犀利，语体自如，对梁启超新文体的发展有开拓之功。
谭嗣同(1865—1898)，字复生，号壮飞，湖南浏阳人。十岁时从学于学者欧阳中鹄。后曾随父宦游，往来湖北、京师各地，并结识大刀王五等，学习剑术。他少有壮志，欲“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上欧阳中鹄书》）。甲午战争后，谭嗣同积极提倡新政。他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入京，授四品衔军机章京，参与戊戌变法。变法失败后，慷慨就义。著有《莽苍苍斋诗》，收入蔡尚思等编中华书局版《谭嗣同全集》(增订本)。
谭嗣同的思想受明末清初杰出思想家王夫之、黄宗羲等人很大的影响，在维新派中，比较激进。他同情农民起义，称“志士仁人求为陈涉、杨玄感，以供圣人之驱除，死无憾焉”（《仁学》）；抨击封建专制，公然宣称“彼君之不义，人人得而戮之。”（同上）他的思想超出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范畴，在当时思想界影响很大。
谭嗣同的诗今存近二百首，多写于三十岁之前。早期的诗作抨击现实政治的黑暗，关注国家民族的安危，同情人民的苦难，具有深刻的时代内容。如《咏史七篇》，《丁酉金陵杂诗》等诗，抨击了清王朝的腐朽黑暗。《夜成》一诗抒发自己“斗酒纵横天下事”的雄心壮志。《秦岭》一诗写自己“便欲从军弃文世”，“誓向沙场为鬼雄”，渴望弃文从武、报效祖国。《有感一首》抒发了甲午战争失败后自己心中的忧虑和痛苦。诗中写道：“世间无物抵春愁，合向苍冥一哭休。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情辞激越，感人尤深。《狱中题壁》诗以“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诗句，表现了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他的诗歌常常融咏物、言志为一体，诗风豪迈奔放，格调高昂，极具个性色彩。
受新思潮的影响，谭嗣同在三十岁以后开始倡言新诗。《金陵听说法诗》四首、《赠梁卓如诗四首》是其中的代表作品。这些诗歌在内容上加入了一些西洋名词和佛家语，形式上仍用旧的格律，艺术上虽不成功，但作为一种探索，仍有一定的价值。
谭嗣同主张作文不拘骈散，也写过一些亦骈亦散的文章，如《城南思旧铭》等。但最有影响力的是他的“报章文体”，如《论点灯之益》、《论中国形式危机》、《仁学》、《治世》等，他还用白话体编写过《南学会讲义》。在当时皆产生过一定的影响。
在资产阶级文学革新运动中影响最大的作家是梁启超。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别署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他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政治活动家、思想家、文学家和学者，资产阶级维新运动中的核心人物。梁启超天资聪慧，16岁即中举人。早年师从康有为，并称“康梁”。光绪二十年（1894）与康有为联合发动了著名的“公车上书”。光绪二十二年(1896)，在上海与黄遵宪等创办《时务报》，任总撰述。其间写有《变法通议》等文，倡言变法，介绍西学，影响极大。百日维新时，梁启超受到光绪皇帝的召见，参与了新政的策划。戊戌政变后，逃亡日本。在日本，先后创办《清议报》(后改名《新民丛报》)、《新小说》等刊物，宣传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的人文思想。试图启发民智，对于近代中国知识界的觉醒颇有推动。辛亥革命后回国，思想有所改变，但在康有为等保皇派的影响下，晚年思想日趋落伍。1920年，梁启超宣告“政治退隐”，正式离开了政治舞台，开始了他的学者生涯。他学贯中西，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著有《饮冰室合集》等。
梁启超是“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等一系列文学革新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和倡导者。他对“诗界革命”进行了理论阐述，并为其指明了方向。他的诗，现存三百余首，多为流亡国外时所作。面对日益深重的国家和民族危机，梁启超以诗歌“陶写吾心”，抒发自己的政治追求和人生理想。“献身甘作万矢的，著论求为百世师”（《自励二首》其二），“事苟心所安，死生吾以之”（《留别梁任南汉挪路卢》）“谁言爱国千行泪，说到胡尘意不平。“（《读<陆放翁集>》）皆直抒胸臆，感人至深。梁启超是新派诗的重要作家，他主张诗歌“以旧风格含新意境”，不少作品亦体现了这一文学主张。如《二十世纪太平洋歌》、《太平洋遇雨》、《志未酬》等作品，形式自由，语词新鲜，体现了“新派诗”的特色，在当时亦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他晚期的诗歌创作，感情低沉，风格与同光体接近。
梁启超的文学创作中，散文的成就最为突出。他批判八股时文和桐城派古文，提倡反映现实，形式自由的新文风。他的新体文章“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感情，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 (《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的新体散文，服务于现实，具有深刻的时代内容。他的一些散文名篇，如《变法通议》、《呵旁观者文》、《瓜分危言》、《新民说》等，皆有感而发，是作者对于社会弊端的抨击，也是他自己政治思想的表露，对于当时的社会，具有警醒与启迪的作用。他的散文信笔直书，感情充沛，极富鼓动性和感染力。如《少年中国说》、《南学会序》等文，皆写得气势豪放，充满激情。在语言运用方面，梁启超的散文平易晓畅，其间杂以俚语和外来语，体现了新体散文的语言特色。对二百年来的桐城文派是一次有力冲击，为晚清的文体解放和“五四”白话运动的兴起开辟了道路。其缺点是有时立意较浅，却用语繁杂。
这一时期比较著名的新派诗人还有夏曾佑（？1863－1924）、蒋智由(1866～1929)、丘逢甲(1864～1912)等。其中，夏曾佑、蒋智由同黄遵宪被梁启超称为“近世诗界三杰”(《饮冰室诗话》)。
夏曾佑倡言新诗，自己前后创作有数十首新派诗，在近代诗歌发展史上具有一定的地位。但他的新诗中，充斥了太多的新名词，有时让人难以理解。他的一些自抒心志的作品，如《送汪毅白出都》、《留赠方药雨》等，艺术上较为可取。蒋智由也是新诗创作的代表作家，他曾留学日本，向往科学民主，较之一般的维新派，思想较为激进。他的早期诗作，颂扬西方资产阶级科学和民主，批判封建专制，呼唤社会变革，富有朝气。其《卢骚》一诗中写道：“世人皆欲杀，法国一卢骚。《民约》倡新义，君威扫旧骄。力填平等路，血灌自由苗。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潮。”歌颂了西方资本主义启蒙主义思想家。在当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蒋智由的诗歌亦属于新派诗，但他在形式上打破旧诗束缚的同时，亦追求诗歌的意境美。因而，在新派诗人中，成就较为突出。《醒狮歌》、《闻蟋蟀有感》等作品，皆为人推崇。
丘逢甲，台湾漳化县人，是近代著名的爱国诗人。甲午之战失败后，离台内渡。他的诗歌充满了爱国主义的激情，怀念故土，渴望收复，是他诗歌作品中反复吟唱的主题。“春愁难遣强看山，往事惊心泪欲潸。四百万人同一哭，去年今日割台湾。”（《春愁》）“愁云极目昼成阴，飞鸟犹如恋旧林。破碎河山收战气，飘零身世损春心。”（《愁云》）“一纸平安天外信，三年梦寐海中山。”（《得颂臣台湾书却寄》）这些诗句抒发了诗人强烈的思乡之情，和渴望祖国统一的坚定信念，情感真挚热烈，感人尤深。丘逢甲也是一位新派诗人，他的一些诗作，如《海中观日出歌》、《塘沽坐火轮车抵津门》等，内容新鲜，眼界开阔，代表了新派诗的文学特色。丘逢甲的诗，沉郁悲壮，真切感人，艺术手法丰富多样，在近代诗歌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故而，梁启超称他为“诗界革命之巨子”(《饮冰室诗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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