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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元杂剧的南移和衰落元杂剧的高度繁荣，大概延续了一个世纪左右。这时的杂剧作家几乎都北方人。创作活动集中在大都（今北京市）及其附近地区。出现了不少有名的作家和很有价值的作品，把元杂剧推向鼎盛时期。随着元蒙统治者的挥戈南下，在征服南宋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到发展农业的重要性，因而对农业的破坏较小，使南方经济得到较快的恢复，并呈现出繁荣的景象。随着政治、经济的逐渐南移，杂剧创作也渐次由北方的大都移向南方的杭州。杂剧作家也由原来北方人垄断的局面，转而为南方人所代替，直到元末。
随着杂剧重心的南移，杂剧也由它的鼎盛时期逐渐走向衰落。除作家作品大大少于前期外，作品的内容也大都缺乏前期杂剧那种反映现实生活，揭露社会矛盾，表达人民呼声的战斗性和批判精神。除个别作家的作品取得一定成就外，大都比较平庸。更缺少前期杂剧动人的艺术魅力。
元杂剧衰落的原因何在呢？
第一，从政治方面看，元蒙统治者入主中原以后，不断总结统治经验，开始对南方实行一些切合实际的政策。诸如放宽南方庶族地主对土地的要求，使江南上层社会和元蒙统治集团的矛盾得到一定程度的缓和。加之逐步改变过去游牧式的生产方式，注意到农业生产的重要，使南方经济得到很快发展，从而促进了全国政治的稳定，民族矛盾的相对缓和。这样，前期杂剧作家胸中所积压的郁愤，所要呐喊的社会不公，天道不平，在后期作家身上也就舒缓得多了。
第二，剧作家社会境遇的改变。元蒙统治者在逐渐改变政治、经济政策的同时，也渐渐认识到笼络和利用广大封建文人的重要。于是，在元仁宗延祐二年（公元1315 年）开始恢复科举制度。一些文人，特别是一些生活在下层的文人看到了一条仕进之路。于是许多文人又埋头于青灯黄卷之下，致力于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之中；忍受着十年寒窗之苦，出入于科场之门。从生活到思想，渐渐脱离人民。什么勾栏书会、躬践排场、面敷粉墨的创作实践，渐为他们所不耻了。随着时间的流逝与推移，亡国之痛逐渐淡忘，不满情绪慢慢消失。一些剧作家虽也写杂剧，但不过以此来遣兴、逞才或玩玩而已。谁也不会像前期剧作家那样去为社会的不公，人民的疾苦，发出呼天抢地的呐喊了。他们有时也会发发牢骚，表露出一些对社会的种种不满。但已由过去的揭露批判，变成了谏劝和期待。大大失去了前期杂剧的战斗精神。
第三，杂剧形式由成熟渐趋老化，束缚自身的发展。前面谈过，元杂剧的体制基本上是四折一楔子，由一人独唱；每折限用同一宫调的曲牌组成一套曲子，不能随便改变或换韵等。这种艺术形式在度过它极其光彩辉煌的岁月之后，必然会逐渐老化。由新的，更适用的艺术形式去代替它。因为社会生活是丰富多彩而又复杂多变的。丰富复杂的社会生活，更需要形式各异，长短参差，丰富多彩的艺术形式去表现它，元杂剧固有的形式已远远不能满足这一要求。这种情况似乎在元杂剧的鼎盛时期就已被一些剧作家注意到了，因而出现了一部分突破元杂剧体制的作品。随着杂剧重心的南移，杂剧离开了产生它的北国土壤；加之南方杂剧作家的比重越来越大，境遇也远比北方作家好，脱离现实生活，远离人民，可写的题材，也几乎被前期作家写尽，要想写出杰出的作品，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于是，他们只好在文辞技巧上，音律对仗上下功夫，形成一种形式主义倾向。这也是促使元杂剧衰落的一个原因。
第二节 郑光祖和乔吉元
杂剧重心南移后，也产生了不少杂剧作家。有名姓可考的就有20 多位。郑光祖、宫天挺、乔吉和秦简夫等取得一定的成就。
郑光祖，字德辉，平阳襄陵（今山西临汾附近）人。生卒年不详。《录鬼簿》说他：“以儒补杭州路吏，为人方直，不妄与人交。”作品数量较多，在当时颇有声望。病死后，火葬于杭州西湖灵芝寺。郑光祖是元代后期重要杂剧作家之一，与关汉卿、马致远、白朴并列，后人称为“元曲四大家”。所作杂剧，存目18 种，今存八种。此外还有《崔怀宝月夜闻筝》的残曲。《倩女离魂》是其代表作。
《倩女离魂》，全名《迷青琐倩女离魂》，是根据唐陈玄祐的传奇小说《离魂记》改编而成的。作品写张倩女与王文举早有婚约。倩女之母以不招白衣女婿为由，逼迫文举赴京赶考。文举走后，倩女思念成疾，恹恹卧床不起。灵魂却离开躯体去追赶心爱的人文举，并随同进京，相伴三年。文举中状元后，偕倩女同归，魂灵才与病体相附为一。倩女病体痊愈后，大排喜宴。文举、倩女结为夫妻。
《倩女离魂》与传奇小说《离魂记》在情节上稍有不同。小说写张倩娘的父母悍然不顾倩娘与王宙相爱，强夺女志，另许他人。倩娘因而魂离躯体，随王宙去蜀。五年以后，夫妻二人回家，倩娘魂、体相附为一。杂剧《倩女离魂》在改编时，将倩女、文举变成本有指腹为婚的婚约。这样，他们的婚姻便成了不违背父母之命的合法婚姻，更没有超出封建纲常的范围。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原作反封建礼教的积极意义。尽管如此，《倩女离魂》仍不失为元代后期杂剧中一部优秀作品。剧中塑造了一位大胆追求爱情的倩女形象。什么门当户对，荣华富贵；父母之命等封建的婚姻信条，她全不放在眼里。她看中的是“情义”，而不是功名利禄。因此她才有勇气同文举一起出走。即使有人骂她是“私奔”、“有玷风化”，她也毫不畏惧。这种舍生忘死，始终不逾，热烈迫求自由自主婚姻的精神，是十分感人的。为了进一步表现倩女对爱情深沉、炽热的追求，作者还采用了超现实的浪漫主义表现手法。如把倩女的一片“真情”变作“痴情”；又把倩女的形象，化作魂的形象。正如高义龙所说：“这个魂的形象，不是鬼魂，而是情的升华和结晶，是痴情的化身。”（见《中国古典名剧鉴赏辞典》）较之李千金、王瑞兰，崔莺莺等对爱情的追求，更显出多姿多采的真情之美。剧本的语言也很典丽工雅，抒情气息浓厚。对人物的心理描写也十分深刻和细腻，有较高的艺术成就。即使将此剧放在前期杂剧名作中，也毫不逊色。
《翰林风月》，全名《㑇梅香骗翰林风月》，是郑光祖的另一部爱情剧。主要描写白敏中与裴小蛮相爱，受到小蛮母亲的干涉。后通过侍婢樊素的竭力相助，始得月夜相会。及至敏中状元及第，这对有情人才成了眷属。《翰林风月》问世后，颇受微词贬责：明人王世贞说：“《㑇梅香》虽有佳处，而中多陈腐措大语，且套数、出没、宾白，全剽《西厢》。”（见《艺苑言》）清人梁廷枬也认为：“《㑇梅香》如一本小《西厢》。”并指出它与《西厢记》有20 处相同的地方。（见《曲话》）通观《㑇梅香》全剧，的确颇似《西厢记》的缩写。小蛮颇似莺莺；白敏中类似张君瑞；樊素更类红娘；而裴母恰是崔老夫人的化身。故事情节也有明显模拟王《西厢》的痕迹。在艺术上也缺乏创造性。剧中虽着力刻画樊素这个人物，突出了她的伶俐乖巧，助人为乐的性格。但与红娘相比，更缺少下层人民的纯朴本质，和红娘那种泼辣性格，没有什么特色。
《王粲登楼》，全名《醉思乡王粲登楼》，是郑光祖根据建安七子之一王粲的《登楼赋》，及《三国志·王粲传》敷衍而成的。主要写王粲家贫学富，恃才骄傲，不肯屈居人下。先父在时，曾与当朝丞相蔡邕指腹为婚。王粲进京拜见岳父大人时，蔡邕为要挫挫他“矜骄傲慢”的锐气，故意轻慢了他。王粲愤而不辞而别。蔡邕使曹植暗中资助，让王粲投奔荆州刘表，仍不得用。自此，王粲流落荆州，郁郁寡欢。登楼吟咏，醉而思乡。后仍得蔡邕引荐，封为天下兵马大元帅。经曹植说出蔡邕暗助他的始末后，岳婿二人抛弃前嫌，与其女喜结良缘。
《王粲登楼》的剧情并不复杂，戏剧冲突也不强烈。主要是借历史上王粲的落魄飘零，怀才不遇，以及进身无门的不幸遭遇，抒发封建时代文人的不平之气，怀才飘零之感。此剧曲辞写得慷慨悲愤。抒写思乡之情，穷愁僚倒之慨，都能作到情感真挚，直抒胸臆；有情有景，悲凉慷慨。曾得“摹写羁怀壮志，语多慷慨，而气亦爽烈”的好评。（见何良俊《曲论》）
郑光祖还写有五个以历史为题材的历史剧，即《辅成王周公摄政》、《立成汤伊尹耕莘》、《钟离春智勇定齐》、《虎牢关三战吕布》、《程咬金斧劈老君堂》。这些作品均无显著特色，且是否全为郑光祖所作，尚有争议。与郑光祖同时的元后期杂剧作家是乔吉。乔吉，一作乔吉甫，字梦符，号笙鹤翁或惺惺道人，太原人。一生浪迹江湖达数十年之久，晚年寓居杭州。乔吉善于辞章，博学多才，尤以散曲著称。所著杂剧存目11 种。有《杨州梦》、《金钱记》、《两世姻缘》三种传世。
《扬州梦》，全名《杜牧之诗酒扬州梦》。以杜牧《遣怀》诗“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倖名”立意，借杜牧落魄扬州时在秦楼楚馆的一段风流韵事敷衍而成。主要写诗人杜牧，因事去豫章（今江西南昌市），在太守张尚之的家宴上与名妓张好好相遇；后来在扬州，又在太守牛僧儒的家宴上再次与张好好相遇，互生爱恋之心。虽几经波折，矢志不移，最后终成眷属。剧中过多地描写了酒席宴会场面，虽时间地点不同，但总觉得过于单调。对杨州的繁荣景象的描绘却颇为生动。
《两世姻缘》，全名《玉萧女两世姻缘》，取材于唐范摅《云溪友议》。写书生韦皋在游学途中和妓女韩玉箫相爱。玉箫的母亲趁皇榜招贤之机，逼韦皋上京赶考，欲将二人拆散。韦皋走后，玉箫相思成疾。临终时嘱其母以自画像往觅韦皋。玉箫死后，转世为荆襄节度使张延赏的义女，取名张玉箫。韦皋中状元后，因平定边患有功，官至镇西大元帅，闻韩玉箫已死，悲痛不已。数年之后，韦皋班师回朝，途经荆襄，于张延赏的家宴上，不期而遇延赏义女张玉箫。韦皋以其容貌酷似韩玉箫而向延赏求婚，遭到拒绝。适韩玉箫之母携玉萧画像而至，出示遗容，以表明张玉箫即韩玉箫转世。后来奏明朝廷，奉旨成婚。该剧歌颂了韦、韩之间生死不渝的爱情。特别是乔吉多识青楼歌妓，对处于最底层的广大妓女不甘心于受屈辱和乐于从良，过正常生活的愿望十分了解和同情，所以在剧中写玉箫对韦皋的恋情十分真切。剧本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妇女沦落青楼的痛苦生活，有进步意义。
《金钱记》，全名《李太白匹配金钱记》。写诗人韩翊与京兆尹王辅之女柳眉儿恋爱婚姻的故事。因柳眉儿曾以御赐其父的“开元通宝”赠韩，被发现后，欲吊打韩诩。后经李白奉旨作媒，终成夫妻。
以上三剧均属爱情喜剧，而且都是重弹才子配佳人的老调，缺少时代生活气息。乔吉的杂剧以秾丽见长。于秾丽之中亦偶有豪放味道。其《两世姻缘》一剧。立意亦求新巧，对后来汤显祖的《牡丹亭》传奇有一定影响。第三节 宫天挺、秦简夫和无名氏的《陈州粜米》元杂剧后期比较重要的作家还有宫天挺和秦简夫。
宫天挺，字大用，大名开州（今河北省大名县）人。生卒年不详。他历任学官，还做过钓台书院山长。曾被权豪诬陷，事虽最后辨明，但再也未被起用，客死常州。宫天挺擅长诗文词曲。作有杂剧六种。今存《范张鸡黍》、《钓鱼台》两种。
《范张鸡黍》，全名《死生交范张鸡黍》，取材于《后汉书·独行列传》中的《范式传》。写东汉山阳人范式与汝阳张劭友善，结为生死之交。范式跋涉千里赴张劭家登堂拜母，张家以鸡黍相待。约定来年张劭去山阳范式家，同样以鸡黍相待。不料，张劭不久即病故。托梦与范式，并告知他的死讯和下葬日期。范式千里迢迢，赶至张家，为张劭主丧下葬，并为之守墓百日。后经第五伦的推荐，官拜御史中丞。
《范张鸡黍》既歌颂了范式和张劭之间重然诺、守信义和死生不渝的交谊；同时也鞭挞、谴责了王韬的卑劣行径。特别是剧中通过范式的口，抨击了当时那些身为“朝贵”，占据“要津”的所谓“栋梁之材”，不过是一些“害军民聚敛之臣”而已；“都是些装肥羊法酒人皮囤，一个个智无四两，肉重千斤”的窝囊废。正是这些人凭借各种关系而官居高位，使贤士们仕进无门。曲文情词激愤，痛快淋漓，入木三分。借汉代人物之口，倾吐出元代文人久积于胸中的不平之气，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钓鱼台》，或作《七里滩》，全名《严子陵钓鱼台》或《严子陵垂钓七里滩》。写汉代严光（字子陵），鄙弃功名，隐居富阳，经常垂钓于富春山畔七里滩。王莽篡汉后，消灭屠杀汉室宗族。刘秀改名金和，潜藏于严光之家，才幸免于难。刘秀做皇帝以后，曾多次征召严光入朝。严光不慕富贵，仍在七里滩垂钓，甘心过闲淡的隐士生活。剧中既歌颂了严光不慕荣利，鄙视功名的精神，又表现出“隐居乐道”的消极避世思想。
秦简夫，大都（今北京市）人。生卒及生平事迹均不详。仅知他在元至顺（元文宗年号）时在大都就已有文名。后来寓居杭州，是一位从北方去南方的杂剧作家。所作杂剧五种。现存《破家子弟》、《赵礼让肥》、《剪发待宾》三种。
《破家子弟》，或叫《东堂老》，全名《东堂老劝破家子弟》。写扬州富商赵国器，有个败家儿子扬州奴。赵国器临死时，嘱托东堂老李茂卿好好管教他。赵死后，杨州奴更加放纵，挥霍无度。没有多久，就把父亲留下的那份家业挥霍荡尽，靠乞讨为生。后来在东堂老的多方劝导下，终于使扬州奴败子回头。《破家子弟》既无离奇古怪的故事情节，也没有太尖锐复杂的矛盾冲突。故事也不复杂。作者通过平常生活中的一些琐事，或一席简单的对话，就能使人物的性格鲜明，形象突出。如对东堂老的严肃、诚恳，是非分明，忠人之托的品德，以及对扬州奴的苦心教诲的描写；对扬州奴的狂荡不羁，游手好闲，以及最后的真心悔悟的刻画；对无赖子弟们的帮闲活动的描绘等，都是通过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琐事表现的。剧中众多的科诨，不仅进一步深化了主题，而且在调笑取乐中，增强了戏剧的诙谐、幽默与讽刺感。产生极好的舞台效果。
《赵礼让肥》，全名《孝义士赵礼让肥》，取材于《后汉书·赵孝传》。写赵礼母子三人逃难，赵礼被秋山强人马武捉住，要取出他的心肝做醒酒汤。赵礼的母亲、哥哥得知后，立即赶赴山寨，争说自己肥胖，可替一死。马武被他们的“兄爱弟敬，为母者大贤，为子者至孝”的精神所感动，释放了他们。《剪发待宾》，全名《陶贤母剪发待宾》。写晋代陶侃对母亲十分孝顺，他的母亲也以信义严格要求他发奋上进。一次来了客人，因家里贫困，无钱购物招待。陶母就剪掉自己的头发卖钱待宾，给儿子作了榜样。后来陶侃果然成名。这两部戏，比较多地宣扬了封建的义夫节妇，孝子贤孙等伦理道德，价值不大。
在元人杂剧中，除有姓名可考的诸家外，还流传下来不少无名氏的作品。单《录鬼簿续编》就存目78 种，现存30 多种。其中不乏优秀之作。《陈州粜米》是其代表。
《陈州祟米》，全名《包待制陈州祟米》。写大宋年间，陈州大旱三年，颗粒不收，人民饥至相食。朝廷派刘得中，杨金吾前去救灾。他们不仅私自抬高米价，大秤收银、小斗售米，大肆搜刮百姓。而且还用敕赐紫金锤打死同他们辨理的农民张古。张子小古上告到开封府。包拯微服暗访，查明事实真相，智斩了杨金吾，又让小古以同样的方式，用紫金锤击死刘得中，为受害者雪冤。
《陈州粜米》不同于元代一般的公案戏。它涉及了广泛、重大的社会问题和诸多的社会弊端。如社会的黑暗、皇帝的昏庸、吏治的腐败、贪官的横行，以及元代贫苦百姓在天灾人祸交迫下的遭遇等。《陈州粜米》所牵动的社会面也是十分广阔的。被告刘得中、杨金吾的背后是刘衙内，还有支持派他们去陈州救灾的朝中诸大臣，甚至还包括那位昏庸的皇帝。打死人不偿命的紫金锤、“赦活不赦死”的赦书，不都是出自那位昏庸的皇帝的手吗？原告看似仅小古一人，实际上他得到包拯的支持，代表了全陈州的百姓。
《陈州粜米》中的包拯形象，是所有元代公案戏中塑造得最成功的。它没有着力去刻画包拯威仪万千，铁青着面孔，十分严肃的神态；也没有过多地描写他刚直不阿，铁面无私，料事如神，任何再难的案件，只要到他手里，都能很快得到正确解决的才智。在近现代舞台上，包拯的形象更是被公式化、脸谱化了。只要包拯在舞台上一亮相，就连三岁的孩子也能认出他来。首先在脸谱上给人留下一个鲜明的标志——漆黑的脸上画着一个月牙，人称黑包公；前后左右四位听差王朝、马汉、张龙、赵虎紧紧相随，外加一个书僮包兴；贪官污吏、流氓罪犯，只要一见到他或看到他那无情的铜铡，无不吓得胆战心凉；有时在包拯的形象上还加上一些神异迷信色彩。近期上映的香港电视连续剧《包青天》不就是如此吗？
《陈州粜米》中的包拯，则是一位幽默风趣、平易近人的喜剧人物。乔装私访一段就洋溢着十分浓厚的民间喜剧色彩。包拯去陈州，没有摆钦差大臣的架势，鸣锣开道，前呼后拥，威风凛凛地入城办案。而是微服私访，把自己打扮成庄户人家模样。甚至干着为妓女王粉莲笼驴、扶上搀下的差事。就在这幽默、风趣，洋溢着一片喜剧性的气氛中，轻松愉快地从“知情人”口中掌握了赃官刘得中、杨衙内的全部犯罪事实。到了接官亭，包拯又被吊在槐树上，忍着极大的羞辱和痛苦，一声不吭地听仍其摆布。为的也是进一步证实刘得中、杨衙内所犯下的罪行。作者在突出包拯幽默、风趣、平易近人性格特点的同时，也未忽视描写他聪明、干练，办案干脆利落的特点。包拯深知，他虽然掌握着皇帝赐予的势剑金牌，可以先斩后奏。但凭他多年作官的经验，在官官相卫，皇帝说了有时也不算数的社会里，势剑金牌有时也不管用。更何况在刘得中、杨衙内的手中也握着御赐的紫金锤呢！因此，包拯在辑拿妓女王粉莲的同时也把紫金锤弄到了手，作为刘得中、杨衙内作贱皇权的有力证据。并立即将杨金吾推出市曹斩首，又命小古用紫金锤将刘得中打死。等到皇帝的“赦活的不赦死的”赦书来到时，这一纸赦书不仅未能救活刘得中的命，反而保全了受害者小古。既表现出了包拯惊人的智慧，又寄托着人民的理想愿望。
剧中对包拯的内心矛盾和复杂的思想活动也进行了细致的描绘。多年的宦海生涯，使包拯十分明白，在奸邪当道的社会中，凡是敢与权豪势要作对的忠臣贤士，大都惨遭屈死，没有好的下场。比干、屈原不就是如此吗？眼下的陈州粜米一案，就是一个要与权豪势要刘衙内等作斗争的辣手问题。对他来说委实有力扛九鼎之难。因此，他想要急流勇退，辞官归隐，“从今后，不干已事休开口”。然而秉性刚直的包拯。听完小古的诉状后，立刻激起了他对权豪势要的愤恨，一定要为百姓伸冤雪恨的念头也油然而生。并马上动身去陈州，“与陈州百姓每分忧”。通过这些内心活动的描写，使包拯这个人物更具体生动，有血有肉，可敬可亲。完全去掉了某些包公戏中将他神话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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