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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生平和创作道路
巴金原名李尧棠，字芾甘，“巴金”是他1929年发表第一部中篇小说《灭亡》时始用的笔名，1904年11月25日生于四川成都一个名门望族。
巴金童年生活在一个三代为官、四世同堂、五房合居的封建大家庭。在这个大家庭中，“有将近二十个长辈，有三十个以上的兄弟姐妹，有四五十个男女仆人”。巴金从小生活在这些人中间，亲眼看到了封建家族制的罪恶和礼教的虚伪，亲耳听到过被污辱被损害者的痛苦呻吟，也亲身体会到封建家族制对青年一代身心的折磨和摧残。这些经历在巴金童年的心灵中播下了憎恨和反抗的种子，也为他后来的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巴金的青少年时代，有三个“先生”对他的思想和性格的形成产生过重大的影响。第一个启蒙的“先生”是他的母亲陈淑芬。在那个缺少同情与爱的黑暗冷酷的封建大家庭中，巴金从母亲那里最早受到“爱”的教育。母亲那种带有平等博爱色彩的“爱”的教育，对巴金的人道主义思想起了最早的启蒙作用。第二个“先生”是个姓周的轿夫，从这个经历丰富境遇坎坷的老人那里，巴金不仅听到了许多生动惊险的故事，“略略地知道了一点社会的情形”，而且懂得了“火要空心、人要忠心”的人生哲理，即“为人要真诚，不要骗人，不要亏负人”。轿夫这些纯洁而朴素的话语深深印入了巴金幼小的心灵，成了他人生的座右铭和终生的人格追求。第三个“先生”是朋友吴先忧。从他那里巴金第一次获得了信仰--“自己牺牲”，即为多数人的幸福而献身的精神。这三个“先生”的启蒙教育为巴金后来走上争取光明与自由的道路，奠定了牢固的思想基础。然而对巴金的思想和生活道路产生决定性影响的是“五四”，是“五四”时代精神。他曾如饥似渴地阅读《新青年》、《新潮》、《每周评论》及《少年中国》等宣传新思潮的刊物，受到科学民主思想的启发与熏陶。在五四运动的第二年，他终于冲破家庭的阻挠进入成都外专读书。外专得天独厚的条件不仅使巴金能大量接触传播新思潮的刊物，而且使他有机会直接阅读从国外传来的表现新思想的书籍。这些书籍的阅读在巴金眼前展现出一个他以前做梦都未想到的新天地。尤其是俄国无政府主义思想家克鲁泡特金的《告少年》、波兰作家廖抗夫的《夜未央》及流亡欧美的著名安那其运动的领袖魏·玛·高德曼的著作使巴金激动不已。他惊叹道：“我想不到世界上还有这样的书！这里面全是我想说而没有说清楚的话”。巴金从这些书中第一次找到了自己“梦境中的英雄”和“终身的事业”，开始有了献身社会革命的信念，把建设没有压迫和剥削的“真正自由平等的社会”作为自己的理想和追求。此后他不仅参加了反四川军阀统治的实际斗争，还与几个青年组织了一个带有无政府主义倾向的秘密团体“均社”，并积极办刊物、印传单、召开秘密会议。巴金从这时起自称为一个“安那其主义者”。
为了进一步探索实现万人享乐的人间乐园的道路，巴金于1923年5月毅然冲出家庭的樊笼，离开闭塞的四川，东出夔门，来到新思想极为活跃的上海、南京，先后在上海南京求学。1925年巴金在北上投考北京大学时发现患了肺病，于是放弃了求学的计划返沪养病。在此期间巴金大量阅读了国外的社会科学著作，对其中的理论思想和政治主张进行了艰苦的探索，吸收了一些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和主张。他曾发表过一些正面宣传无政府主义的文章，翻译了克鲁泡特金的《面包与自由》，并与国内外的一些无政府主义团体和个人建立了联系。
巴金接受无政府主义，是把它当作反对封建专制、揭露现实黑暗、追求光明未来的思想武器。因为，虽然无政府主义并不是一种科学的社会理想，但当上世纪初传入中国时，却因地点、条件不同而产生过在欧洲不尽相同的作用。不少刚刚从封建专制下觉醒的进步知识分子在未找到更先进的思想武装时，都曾把无政府主义当作反对封建专制的武器。
当然随着中国革命的深入发展，无政府主义的弊端和局限越来越充分地表现出来，无政府主义运动在中国逐步瓦解。由于巴金是在对中国无政府主义运动失望后才开始文学创作活动，这就使无政府主义印痕深深地烙在他早期的创作之中，因而使他在反映现实的真实与深刻的程度上，未能达到其应有的高度。
1927年1月，巴金怀着对黑暗现实的忧愤和对法国大革命的崇敬之情离开上海到法国。在那里，他广泛涉猎了法国大革命时期资产阶级思想家和革命家的著作。尤其是被称为“十八世纪全世界的良心”的思想家卢梭的《忏悔录》对巴金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他在早期作品中所呈现的赤裸裸地袒露自己思想感情的风格和晚年在《随想录》中所表现出的那种几乎严酷的自审精神，似乎都源自《忏悔录》”。在国外，巴金还与国际上一些社会活动家建立了联系。尤其是与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凡宰地的通信和参与营救凡宰地、萨珂的活动，使巴金更深刻地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的黑暗和虚伪，也使他开始体会到自己所信仰的无政府主义主张同严酷现实的尖锐矛盾。这使巴金感受到深沉的失望与悲哀，也成为巴金由社会活动向文学活动倾斜的起点。
1927年5月，就在凡宰地被美国政府判处死刑和国内发生“四·一二”大屠杀的噩耗接踵而来的悲愤日子里，巴金开始了他第一部小说《灭亡》的创作。这部作品以军阀统治下的上海为背景，描写了一个青年“自由社会主义者”杜大心只身刺杀戒严司令并自杀的个人复仇与拼命行动。作品取名“灭亡”有双重含义：一是诅咒那些“曾经把自己底幸福建筑在别人的底痛苦上面的人都应该灭亡”；二是歌颂革命者的献身精神，因为“凡是最先起来反抗压迫的人也要灭亡”。信仰与现实的矛盾使作者在揭露社会黑暗、呼唤对不合理社会抗争的同时，也对“病态革命家”杜大心冒险拼命式的斗争方式给予肯定与歌颂，因而作品的现实主义成就受到了损害。
《灭亡》是巴金走上文学道路的光辉起点。它第一次表现出巴金艺术地把握生活创造艺术形象的才能，体现了巴金作品饱蘸着强烈爱憎感情的抒情色彩以及朴素自然明快流畅的语言风格，为巴金小说的艺术风格定下了基调。因此，当《灭亡》在《小说月报》上刚一发表，即“蜚声文坛，万人传诵，群推为现代文坛不可多得的佳作”。
1929年初，巴金离开法国返回上海。此后他一面继续探索社会科学理论，一面将主要精力转到文学创作上来。从1927年到1933年，巴金先后完成了《灭亡》的续篇《新生》、《死去的太阳》、《海的梦》、《爱情三部曲》（《雾》、《雨》、《电》）、《春天里的秋天》等，这些作品仍以诅咒黑暗现实、歌颂为理想而牺牲的革命行为和献身精神为基调。
《爱情三部曲》是最集中体现巴金信仰和追求的一部写意的作品，堪称一部激情洋溢的抒情长诗。作品通过一群知识青年的恋爱和革命生活，着重表现他们反抗黑暗、追求光明、为理想和信仰而不屈不挠斗争的献身精神。
《雾》的主人公周如水作为作者所礼赞的英雄的一个反衬，是个优柔寡断、缥缈不定、没有明确坚定信仰的人。他像雾一样捉摸不定的性格，使他在爱情和事业的追求上都一事无成。作为一个受新思潮影响的青年，周如水憧憬自由和光明，却又无力挣脱封建礼教的束缚；他向往婚姻自主和爱情幸福，又没有勇气为此而追求和斗争。结果当他热恋的新女性张若兰向他倾诉爱慕之情时，他却以要回家去尽家庭的“责任”和“义务”为理由拒绝了她。回家后他才知道自己受到家庭的欺骗，得到是无可挽回的悔恨和遗憾。在事业的追求上，他也是“言语的巨人，行动的侏儒”，虽有许多改革社会的宏论，却终因怕“被当成共产党砍了头”而毫无建树。相反，作为周如水的对立面而出现的陈真，则是个有坚定信仰的人，他为信仰而献身的精神成为整个三部曲中最具有“健全性格”的英雄人物的精神支柱。
《雨》表现的是主人公吴仁民对信仰由犹豫动摇到坚定不移转变过程。作为革命团体成员的吴仁民开始因爱情的诱惑而动摇了信仰，终日沉湎于同女友熊智君的爱情而贻误了工作。他本想以争取熊智君加入其团体来回答同志们的指责，可他过去的情人郑玉雯的意外出现又使他陷入了情感的困境。最后郑玉雯因吴仁民被捕而自杀，熊智君为救吴仁民被迫嫁给了官僚，愤怒的吴仁民闻讯后决心要向两次霸占其情人的官僚拼命。而他的老师却用信仰开导他：“我们憎恨的是制度，那人只是你的情敌”。于是吴仁民很快从失去情人的悲愤中解脱出来，一心一意地去为信仰而奋斗。
《电》是三部曲中作者最喜欢的一部。主人公吴仁民、李佩珠都已成为对信仰无比坚定忠诚的“性格近乎健全”的人物。在反对封建军阀、争取光明自由的斗争中，他们不仅具有顽强的斗争意志和崇高的献身精神，也懂得了一些斗争策略。同时，也只有像他们这样确定了坚定而忠诚的信仰的人，才能正确处理信仰与爱情的关系，使爱情之花结出信仰之果。正如李佩珠所说，“爱并不是罪过，也不是可羞耻的事情，......也许我们明天就会同归于尽，今天就不许我们过得更幸福些吗？爱情只会增加我们的勇气。”因此，在《电》中，爱情不再是革命的障碍，而成了主人公为信仰而献身的推动力量。尽管这种信仰并不是健全的社会理想，但作品对黑暗社会的揭露以及对为信仰而献身的英雄行为的歌颂和礼赞，使它在知识青年中赢得了广大读者。
《爱情三部曲》比较真实地塑造了一批小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艺术形象，丰富了中国新文学人物画廊。另外，作品在刻画人物内心矛盾和特征上的精细真切，风景描写上的优美动人，语言运用上的激情跳荡,都给作品增添了感人的艺术魅力。
从1931年到1936年，巴金在创作之余曾先后到浙江、福建、广东、北平、青岛及日本旅行，广泛接触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和下层群众，加上当时受左翼文艺的影响，巴金也写一些反映工人生活的作品。如中篇小说《砂丁》和《雪》（原名为《萌芽》曾改名《煤》），都是反映当时矿工悲惨生活的作品。它们的问世不仅标志着巴金在创作题材上的新开拓，也表示巴金开始摆脱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局限，使自己的创作更贴近中国的现实，因而具有更强烈的批判力量和战斗精神。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巴金创作以歌颂信仰抒发感情为主的《爱情三部曲》的同时，1931年他又开始了《激流三部曲》的创作。写于1931年的《家》、1938年的《春》和1940年的《秋》，标志着巴金小说创作的重大突破，它们以家庭题材小说的形式开创了巴金小说独特的现实主义道路，成为巴金全部小说创作中影响最大的作品，也成为现代文学史上最杰出的名著之一。
1937年抗日战争的爆发更激起巴金的爱国主义热情。他先后辗转于广州、武汉、昆明、重庆、贵阳、成都、桂林等地，曾与茅盾合办抗战文学刊物《呐喊》，担任上海救亡协会主办的《救亡日报》的编委，并出任“文协”的理事，积极为抗战奔走效力。
从抗战开始到解放战争期间，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中，巴金仍坚持文学创作。他在完成了《激流三部曲》的《春》和《秋》后，又先后创作了长篇小说《抗战三部曲》（又名《火》）、中篇小说《憩园》和《第四病室》,长篇小说《寒夜》。其中《火》与《第四病室》是直接反映抗战时期现实的作品，而《憩园》和《寒夜》则与《激流三部曲》一脉相承，仍属于家庭题材小说，但风格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突出表现在：其一，家庭不再是黑暗的象征物，而成了人们寄托情感的精神家园；其二，主人公不再是作家讴歌的理想中的英雄，而多是在社会重压下的卑微的小人物；其三，作品也不着重反映重大的社会事件，而是小人物的日常生活琐事；其四，随着作家对中国社会现实了解的加深和阅历的增长，作家的美学追求也由崇尚悲剧英雄转向了对庸俗卑微小人物的关注，作品的情调也由早期的热情奔放倾向鲜明转向深沉冷峻、忧郁悲哀。作品的现实主义批判力量更强烈更深刻了。
巴金的文学创作，除著称于世的中长篇小说外，短篇小说创作也硕果累累。从1929年的第一个短篇《房东太太》起到1977年的《杨林同志》止，巴金共创作85篇小说，单是解放前的小说就有《复仇集》（一）（二）、《神·鬼·人》、《沉落集》、《发的故事》、《长生塔》、《还魂草》、《小人小事》等13个集子。这些短篇小说不仅数量多，而且艺术成就颇高，具有鲜明的艺术特色，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
第一，题材广泛、视角新颖、内容丰富、地域辽阔。既有对劳苦大众血泪斑斑的生活景象的描绘，又有对爱情婚姻信仰的追求以及生与死这些永恒主题的揭示；既有对家庭社会矛盾中的伦理道德问题的探讨，又有对各阶层人们不同精神世界的展示；既有对中国社会众生相的艺术再现，也不乏对外域各国社会现实的扫描。
第二，形式灵活多样，不拘一格。有时通过对特定环境的描写揭示人物命运，如《化雪的日子》；有时则通过人物的心理活动描写融进较多的生活内容，如《将军》；有的就以人物的感情片断为描写的主干，与散文相似。
第三，在人称的运用上富于变化。既有第三人称，也有第一人称。而在第一人称的运用上也不雷同：有的作品中的第一人称“我”便是主人公，有的则是个陪衬人物；如《爱的十字架》和《初恋》；有的甚至采用“三重式”的第一人称，即由第一人称的叙述者“我”引出第二个叙述者“我”，然后又出现了作品的主人公“我”，如《复仇》和《弹哑了的三弦琴》等。
从1928年开始文学创作到新中国成立前夕的20年间，巴金共创作了500万字的作品。计有长篇小说5部，中篇15部。短篇85篇，编为12集。散文随笔18集。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中长篇小说，它们以深厚的文化内涵和鲜明的艺术个性与茅盾、老舍那些成就巨大的作品一起构成了中国新文学史上长篇小说创作的第一个高峰。尤其是那些通过家庭矛盾冲突兴衰变迁来反映时代风云社会变革的作品，在新文学史上开辟了一条独特的现实主义文学道路。这些辉煌的成就充分说明了巴金是一个“有热情有进步思想”、“在屈指可数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他的作品不仅在中国享有盛誉，而且赢得了世界人民的喜爱，被译成多种文字在国外出版，1982年巴金作为第一个东方作家获得意大利的但丁国际奖，1983年被授予法兰西共和国荣誉勋章。这表明巴金不仅属于中国，也是属于世界的著名作家。
第二节 《家》
巴金的小说内容丰富、题材广泛。有的以重大历史事件社会冲突为题材，有的则以描写人物的生活琐事、个人悲欢为内容，有的直接反映时代冲突和社会矛盾，有的则以小见大，窥一斑而见全豹，透过一个家庭的窗口再现整个社会的风云变迁。综观巴金的小说创作，其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作品还是后者，即他的家庭题材小说。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是《家》和《寒夜》。
《家》作为《激流三部曲》的第一部，不仅开创了巴金家庭问题小说的先河，而且成为这类小说的代表作。它以鲜明的反封建战斗倾向和卓越的艺术成就成为新文学史上优秀的现实主义名著，至今仍受到广大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的喜爱。
《家》的写作开始于1931年初，同年4月以《激流》为名开始在上海《时报》上连载。1933年由开明书店出版单行本时，改名《家》。《家》的问世虽然是在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已经过去十年之后，但是封建势力依然盘踞着中国的城镇与农村，其幽灵仍然在神州大地上游荡，继续摧残、吞噬着人们的肉体和精神。为了“从恶魔的爪牙下救出那些失去了青春的青年”，“为了宣告一个不合理制度的死刑”，巴金完成了这部现实主义的名著。作者怀着对封建主义的满腔义愤，通过封建大家庭高公馆的衰亡过程，深刻揭露了封建家族制和礼教虚伪、野蛮、残忍的本质，愤怒控诉了它们血淋淋的吃人罪行，并预示它们行将灭亡的历史命运；另一方面，作者又怀着满腔热情和对未来无限憧憬的心情，热情歌颂了高公馆中以觉慧为代表的青年一代在五四科学民主精神的熏陶下的觉醒和成长，表现了他们民主意识的不断增长及其不可战胜的力量。
《家》的成就首先在于它塑造了众多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这些形象根据他们在高公馆中的身份与所处地位不同，可分为三个不同的人物形象系列：一是封建统治者、卫道者的形象系列；二是封建制度叛逆者的形象系列；三是封建制度受害者的形象系列。
《家》中封建统治者和卫道者的形象系列，包括高老太爷、克明、克安、克定、陈姨太太及冯乐山等。他们各以其鲜明独特的个性多方面表现了濒临灭亡的封建势力的本质特征。其中最集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高老太爷。
高老爷作为高公馆的最高统治者，他有无上的权威，不仅掌握着高家的政治经济大权，而且掌握着高公馆上上下下每个人的生死去留的命运。他极端专横，他说的话就是法律，不容任何人更改；他的决定就是圣旨，不准任何上违抗。他的口头禅是：“我说对的，哪个敢说不对？我说要怎样做，就怎样做！”为了早日实现他四世同堂的美梦，他一句话就断送了觉新的前途，拆散了觉新与梅的姻缘，在事业与婚姻上给觉新造成双重悲剧。更为残酷的是，他竟把鸣凤像一件礼物一样送给冯乐山作妾，当鸣凤被逼死后仍不肯罢休，又逼婉儿去“顶替”，其野蛮残忍实在令人发指！他还逼觉民与冯家嫁不出去的侄孙女成亲，并扬言觉民如不从就由觉慧“顶替”，足见其专横独断的本性。
高老太爷在儿孙面前常常以卫道者的面孔出现。他大骂学生的爱国活动是“目无法纪”，攻击传播新思想的学堂“坏极了”，只制造出一些“捣乱人物”。为了对抗新思想，他拼命用三纲五常之类的封建教条教育子孙，宣扬什么“万恶淫为首，百善孝为先”等陈腐说教。其实在道貌岸然的假象背后，他的生活荒淫糜烂，灵魂丑恶，不仅年轻时生活放荡，垂暮之年还娶姨太太，玩花旦，足见其虚伪的嘴脸。然而，封建主义的末日来临了，作为封建势力代表的高老太爷，他一出场就已老态龙钟，气息奄奄、朝不保夕，尽管他仍顽固挣扎，然而终究阻挡不住时代激流的前进。高老太爷这具腐朽的封建僵尸，终于在年轻一代的反叛声中呜呼哀哉了。
高老太爷这一形象，生动地概括了中国封建势力专横、残暴、虚伪腐朽的本质特征及其行将灭亡的历史命运，是人们认识封建主义本质的一个极好的反面教员。
在《家》封建叛逆者形象系列中，有觉慧、觉民、琴等，他们在五四新思潮的激励下先后觉醒，逐步展开了反抗封建家族制和礼教压迫束缚、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成为封建制度的叛逆者和掘墓人。这一形象系列的代表人物是觉慧。
觉慧是高公馆中的第一个觉醒者，是封建制度的一个“幼稚而大胆的叛徒”。他的觉醒主要是由于五四科学民主思想的启发和熏陶。五四运动的爆发给正在学校读书的觉慧带来了新的精神食粮。《新青年》、《新潮》等刊物传播的个性解放、人格独立以及平等自由等新观念，“带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征服了他，成为他的精神主宰。这时候，他开始觉得这个诗礼传家的封建大家庭不过是一个“狭的笼”，是“埋葬青年人的青春和幸福的坟墓”。生活在里面的人“就跟在监牢里的囚犯一样”。对于高公馆中的精神主宰封建礼教，他认为“不过是教人怎样做奴隶罢了”。对于高公馆的最高统治者高老太爷，觉慧第一个表示怀疑，并对其旨意进行了抵制。
民主意识的觉醒激起了觉慧满腔的反封建怒火，使他以“不顾忌、不害怕、不妥协”的态度向封建势力公开宣战。他公然违抗高老太爷的禁令，加入反封建军阀的学生斗争，并主办《黎明周报》，批判封建思想。他公开谴责封建包办婚姻制造觉新和梅的爱情悲剧的罪行，控诉高家残害鸣凤和婉儿的无耻行径，并为自己无力救助她们深感内疚。高公馆中青年一代的一幕幕悲剧深深教育了觉慧，使他的反封建意识不断增强。他敢于公开向高老太爷宣战，支持觉民抗婚，使觉民避免了重蹈觉新悲剧的覆辙。他不顾高家长辈们的威胁、恐吓，义正辞严地驳斥和抵制他们制造的“捉鬼”闹剧和所谓“血光之灾”的荒诞邪说。最后他第一个喊出了“我要做一个叛徒”的呐喊，并带头冲出高公馆这座封建牢笼。
觉慧不仅是封建制度的叛逆者，同时又是新生活的执着追求者和探索者。他对生活充满了热情和希望，对未来充满了美好的憧憬。屠格涅夫《前夜》中的话“我们是青年，不是畸人，不是愚人，应当给自己把幸福争过来”成为他生活的座右铭。他不仅自己起来，而且同情和支持其他青年的反迫害斗争。他同情和怜悯高公馆里的被压迫被损害者，甚至敢于冲破封建等级观念的束缚同丫环鸣凤相爱。在反封建势力的斗争中他逐步懂理了：新生活的获得必须经过坚持不懈的斗争，为此必须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
作为剥削家庭的叛逆者，觉慧身上还不可避免地带着他脱胎而来的那个阶级的痕迹。他在关键时刻决定放弃鸣凤以及在高老太爷弥留之际的痛惜怜悯之情，都说明他与那个旧阶级在感情上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另外他心目中新生活的理想仍是很抽象很渺茫的，要真正走上实现光明未来的正确道路，觉慧还要经过艰难的跋涉。
觉慧是新思想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一个反封建战士的形象。这一形象在民主革命时期曾鼓舞不少青年冲破家庭的束缚走上革命道路。直到今天，他仍然鼓舞着青年人争取爱情自由和生活幸福的斗争。
在封建制度受害者的形象系列中，既有像鸣凤、梅芬、瑞珏那样活活地被折磨而死的弱女子，也有像觉新那样人虽活着，但已丧失了青春，埋葬了理想，扭曲了灵魂的高家大少爷。从一定意义上讲，觉新的悲剧更深刻的揭露了封建家族制与礼教的罪恶。
觉新是封建制度和封建礼教牺牲者的典型。他本是和觉慧同时代的青年，但长房长孙的地位和封建礼教的熏陶却把他塑造成一个有“两重人格”的人。他在年龄上虽还很年轻，思想上却已经相当衰老；他虽有自己的理想、爱好和追求，但在关系到自己前途和命运的重大抉择面前，却事事服从家庭的安排和他人的摆布；他深受封建礼教之害，却又自觉不自觉地用礼教害人；他在灵魂深处同情觉慧等的叛逆行为，却又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对他们的压制和迫害活动。在高公馆新旧势力的斗争中，他成了一个被“夹在中间”的人物。他把难言的苦衷深埋在心底，以“作揖主义”和“勿抵抗主义”在夹缝中周旋，以健忘和自欺来麻醉自己。他渴望婚姻自主和爱情幸福，与姨表妹钱梅芬从小青梅竹马，但他又屈服于礼教与和家庭的压力，不得不接受父亲用拈阄的方式给他另娶的配偶瑞珏，与梅表妹分手；他曾有过上大学出国深造做化学工程师的理想，但中学毕业后又屈从祖父的安排而辍学，承担起管理这座四世同堂五房合居的大公馆的沉重担子，使自己的理想化为泡影；他厌恶这黑暗大家庭中互相仇恨、勾心斗角的内幕，却又竭力维护它的封建秩序；他真诚地关心弟弟妹妹们的未来和幸福，却又不时地用封建礼教和家规来约束他们。尤其是他受命去以现身说法劝觉民接受冯家的婚事以及送瑞珏到城外生产等情节，最生动的表现了他的“两重人格”和“勿抵抗主义”。觉新的性格是矛盾的，他是《家》中性格最丰满的人物形象。
觉新的形象生动地揭示了一个性格怯弱的人在强大的封建礼教和家族制度的压迫下个性被摧残、灵魂被扭曲、人性被异化的悲剧。这种悲剧从更深的层次上揭露了封建主义血淋淋的吃人本质。觉新的形象在新文学史上具有独特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
《家》作为巴金家庭问题小说的第一部和代表作，其最突出的特点就是通过一个家庭的日常生活再现一个时代的社会现实，透过一个家庭的兴衰演变映照出整个社会的矛盾冲突及其发展趋势。作品的情节、场面、矛盾冲突基本上都置于高公馆内，而且多是叩头、请安、祝节、庆寿、敬神、祭祖、婚丧嫁娶等大家庭的日常生活，公馆外的情节场面只作为背景陪衬并且多通过侧面描写来表现。这种结构安排使作者得以调动他丰厚的大家族生活的切身体验，将大家族内部矛盾揭示得更为真实深刻。而这种矛盾冲突由于有馆外的环境气氛的烘托和陪衬更具有了典型的意义，这就大大增强了作品的现实真实性和典型性，使作品描写的一个家庭成为某一时代整个社会的缩影。
现实主义作品并不排斥功利性和倾向性。鲜明而强烈的爱憎感情和浓郁的抒情色彩是作品成功的重要因素。巴金在《〈家〉重印后记》中曾说过：“书中那些人物都是我爱过和恨过的，书中有些场面还是我亲眼看见或亲身经历过的”。“我写小说的时候，仿佛在同这些年轻人一起受苦，一起在魔爪下挣扎。”作家创作时这种强烈主观感情必然要在作品中表现出来：如对高老太爷、陈姨太太及克安、克定们的揭露鞭挞以及对鸣凤、梅芬、瑞珏等受害者的同洋溢于整个作品。尤其是鸣凤之死的描写，感情色彩最浓烈，读来裂人心肺、催人泪下，大大增强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量。
人物形象塑造的成功是《家》最主要的艺术成就。《家》中刻画了那么多人物，个个形象鲜明、个性突出，主要原因之一是对比手法的运用。作品将一组组性格上有某些相似点的人物进行对比描写，使每个人物的个性特征在对照映衬中表现得更为鲜明突出。如觉慧、觉民、觉新是同胞兄弟，有许多共同的遭遇，然而作品通过这三兄弟对学生运动、鸣凤悲剧、觉民抗婚等事件的不同态度的对比描写，便将三个各具独特个性的人物鲜明生动地表现出来。在反封建的斗争中，觉慧积极坚定，觉民一度犹豫动摇，觉新妥协屈服都表现得十分突出。又如鸣凤、梅芬、瑞珏都是封建主义残害而死的青年女性，心灵善良纯洁是她们的共同美德。然而在相似的迫害面前的不同表现就把三个不同的性格显示出来：出身大家闺秀的梅芬只得听任命运的摆布，忧郁成疾而死；作为高家少奶奶的瑞珏，为了觉新甘愿“自我牺牲”；而出身卑微的鸣凤则以死相拼，表现出不屈的反抗性格。对克安、克定、四婶、陈姨太太的描写同样运用了对比手法。
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巴金更多地接受了外国文学的影响。其中最突出的一点就是注重人物深层心理的揭示。在《家》中，作者常通过大量的日记、内心独白、梦境和幻觉描写来突出人物的个性特征。如觉慧的民主意识觉醒的过程用日记来表现，鸣凤纯洁而刚直的性格用内心独白来揭示，觉慧对鸣凤既留恋又惋惜的复杂感情则通过梦境和幻觉来展示。
《家》的语言明快流畅，朴素自然，许多章节用排比句来增强语言的气势，感情充沛，音调委婉，读来朗朗上口，像一首首出色的抒情诗。作品鲜明的倾向性和感人的艺术魅力，是和它语言的感情色彩紧紧联系着的。
第三节 《憩园》与《寒夜》
《憩园》写成于1944年7月，就题材来说可以把它看成是《激流三部曲》续篇或尾声。作品通过一位作家黎先生阔别16年后重返家乡寄居在一所大公馆“憩园”时的所见所闻所感，展示了公馆新旧两代主人共同的悲剧命运。旧主人杨梦痴外号杨老三，从小受父亲的娇惯，养成许多恶习，将父亲留下的家产很快踢蹬光了。父亲死后，合居的公馆被卖掉，他仍恶习不改，荡尽了分得的祖传的遗产和妻子的陪奁，被妻子和大儿子赶出家门，沦为乞丐。长期的寄生虫式的生活使他失去了最起码的谋生能力，只好靠偷窃为生。结果在监狱中悲惨地死去。新主人姚国栋又重蹈覆辙，靠父辈的遗产过着庸俗懒散奢侈的生活，成天除吃喝玩乐外无所事事。对儿子更是百般溺爱。在他和岳母的骄纵以及金钱的腐蚀下，儿子小虎又变成了撒谎蛮横、随意打骂仆人、不听继母好心教育的纨绔子弟。最后小虎在外婆家因撒野打赌下河被洪水冲走淹死。《憩园》新旧两代主人得到了相似的下场。就故事面言，《憩园》向人们展示了克安、克定式的人物走出大公馆后的最终结局，可以看作是《激流三部曲》的结局与尾声。就主题而论，它与后者也有共通之处，那就是揭露控诉封建制度对人的摧残。所不同的是：《激流三部曲》是从青年一代的青春、爱情以及健康正常的人性被摧残毁灭来进行揭露和控诉的；而《憩园》则是通过封建阶级成员自身的人格堕落和人性扭曲来进行揭露的。二者的视角和侧重点很不一样。这表明作者对生活的认识和反映有了新的发展，增添了新因素：封建统治者们对于封建制度来说，既是代表者，又是牺牲者。由于人物塑造上的这种变异，随之作品的情调也有了不同。《憩园》中封建家长们的二重性，使作家的感情倾向也出现了二重性；既厌恶、又同情。与《激流三部曲》相比，《憩园》的基调也发生了变化。如果说前者属于昂扬的呐喊，后者则属于哀痛的挽歌。
《寒夜》作为巴金家庭问题系列小说的压轴之作，是《家》之后又一部现实主义名著。作品写于1944－1946年，它通过下层知识分子小职员汪文宣一家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悲剧，真实地再现了抗战后期国统区人民的悲惨遭遇。主人公汪文宣和妻子曾树生都是某大学教育系的毕业生，他们年轻时曾共同编织过许多美好的梦。但是日寇的入侵、国统区的腐败不仅击碎了他们的梦，而且将心地善良的汪文宣压塑成一个性格怯弱、以“忍受”求苟安的小职员。由于他无力承担起抚养一家四口的生活重担，只得听任与他自由结合的妻子曾树生到一家官办的银行去充当“花瓶”来补贴家用，这就引起了思想守旧早就与儿媳妇有点龃龉的汪母的不满和非议，使本来就不融洽的婆媳关系更加紧张。面对母亲与妻子间日益加剧的矛盾，因无力独自承担养家糊口责任而深感内疚的汪文宣极力以自责和委屈自己来试图缓解它。但是在险恶的侵略战争和黑暗的社会压力的不时袭击下，这种家庭矛盾不仅未缓解，反而日益激化，最终促成了曾树生的出走和家庭的破裂。结果汪文宣在疾病和精神的双重折磨下，在人们庆祝抗战胜利的鞭炮声中孤寂而悲惨地死去。
《寒夜》的成功首先在于作者把三个主要人物的性格冲突与抗战时期风云变幻的社会矛盾紧密结合起来，因而使读者从一个家庭的崩溃看到日寇发动侵略战争的罪恶和国统区社会的黑暗腐败。同时，对三个主要人物性格的细致入微的刻画，又使作品克服了同类题材作品常见的公式化、概念化的毛病，产生了震撼人心的艺术效果，使每个有良知的读者都不能不对产生这种家庭悲剧的黑暗时代和社会发出愤怒的控诉和谴责！
《寒夜》在艺术上另一个突出成就是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更加成熟完美，它以冷静的客观描写取代了以往作品中常见的主观情绪的直接宣泄，整部作品在结构上也没有刻意的布局和人为安排的紧张情节，而完全是在对凡人小事的细腻描绘和不知不觉的推进中发掘现实生活的本质，真正达到了作者自己所说的“无技巧”的艺术境界。
从《激流三部曲》特别是从《家》经过《憩园》到《寒夜》，可以看出巴金的小说从内容到形式、从主题思想到艺术风格，都已发生了重大变化。
首先，从题材主题来看，在《家》中作者着力描写的是封建大家庭内部青年一代与老一代的冲突，是一群青年人的命运，是他们的追求和抗争，总的意向是对革命、变革和反抗斗争的呼唤。而《寒夜》所描写的虽也是家庭内部冲突，但这种冲突并不代表两种对立思想体系的斗争，而是反映外在的社会压力造成的家庭内部的分裂，总的意向并不在对革命和反抗的呼唤，而在于对旧社会的批判。因此两者的情调都是悲剧，但前者可以说是悲痛乃至悲愤；而后才则是悲哀乃至悲凉。其次，从人物形象来看，在《家》里，作者所着力描写的是觉慧、觉民和琴，他们勇敢地追求着正常人的生活，并且为同人类获得一样的生活而不惜付出自己的生命，所展示的是一种充实的人生，作家的正面美学理想主要是通过这类人直接显示出来。在《寒夜》里作家所着力描写的是小人小事，像汪文宣和曾树生，他们虽然善良，有过为“理想而工作的勇气”，也敢于在不同程度上蔑视传统的礼仪，但懦弱犹豫，自己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以至终于失去了爱情幸福乃至生命，所展示的是灰色的人生，在《激流三部曲》中虽然也出现过剑云、枚那样的人物，但他们不过是作品的配角而已。而《寒夜》中的汪文宣、曾树生却由配角一跃而为主角了。作家的美学理想并不是通过他们这些单个人物或事件，而是通过作品的总体意向间接地表现出来的。
再次，随着主题题材和人物形象的变化，作品的艺术氛围也发生了变化。在《家》中，构成作品艺术氛围的主旋律是巨大的热情。无论是鸣凤、梅芬、瑞珏这三女性的悲惨结局，还是觉慧、觉民和琴等新人物对新生活的追求，乃至高老太爷、冯乐山和克安、克定的专横荒淫的揭露，作品的字里行间都洋溢着奔腾的激情。在《寒夜》中，作家对旧社会的强烈憎恨和抨击，大都转为冷静客观的剖析。作家感情的倾泻，显然有所克制，显得相当婉曲，笔调是冷峻的，气氛是肃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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