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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概述
第三个十年当中，解放区的小说经历了一个由诞生到逐渐繁荣的发展过程。抗战爆发以后，解放区文艺界便立即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宣传活动，各种通俗化、大众化、小型化的艺术种类如街头诗、报告文学、通讯特写等获得了极大的发展，而小说的创作却相对滞后。究其原因，一是因为与街头诗、报告文学等能够对现实生活做出迅速及时反映的艺术种类相比，小说创作对现实生活提出了更高的典型化要求，而抗战初期解放区高昂却又略显浮躁的抗战气氛制约了作家对现实生活进行更深入的观察与体验。二是因为解放区原来的文艺基础比较薄弱，一大批后来在文坛大放异彩的小说作家如赵树理等此时正在磨练当中，艺术上尚未臻于成熟。而大量从国统区、沦陷区及其它抗日根据地过来的作家对解放区人民的生活尚不熟悉，缺乏更深层次的感悟，从而限制了他们的文学创作。此时较优秀的作家是丁玲。她于41年先后创作了《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等一系列小说，暴露了解放区军民当中残存的封建思想及各种落后的小农意识，具有一定的现实深度。
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指出了文艺的工农兵方向。这使众多文艺作家明确了思想，统一了认识。他们纷纷深入生活，自觉实践毛泽东文艺思想，以新的表现手法，新的语言展现了解放区的新人新貌，使解放区小说创作迅速繁荣起来。受特殊的政治环境和地域环境的影响，农村题材和军事题材最为人们所关注。赵树理和孙犁都是以对农民形象的整体把握赢得巨大声誉的，但他们两人的作品在切入生活的角度、表现手法及艺术风格等方面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他们共同闪耀着40年代的解放区文坛，代表了解放区文学的最高成就。除此之外，以农村题材进行创作的还有康濯、孔厥、秦兆阳、葛洛、马烽、西戎、束为等人。康濯写有《我的两家房东》，通过拴柱与金凤的爱情故事，反映了解放区农民摆脱封建旧思想、旧传统，追求自由恋爱的新气象。作者着眼点虽然只是普通百姓的男女爱情，但我们仍可以从中窥见在解放区，随着农民的翻身解放，农村中新的道德观念，思想意识正在逐渐形成。其文章朴素、自然，不加修饰，人物性格也塑造得较为成功。孔厥的《苦人儿》则描写了一童养媳与丈夫之间无爱的婚姻，控诉了封建婚姻制度及传统思想给青年男女精神上带来的苦痛。土地改革是解放区农村社会进程中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它使解放区农村社会关系和阶级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革。许多作家都以土改为背景进行了创作。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和周立波的《暴风骤雨》堪称其中的精品。此外，欧阳山的《高干大》和柳青的《种谷记》也是以农村为舞台背景，暴露了革命队伍内部一些干部的官僚主义及主观主义等不良习气给革命事业带来的负面效应，描写了共产党人及人民群众同他们的坚决斗争。虽然这些作品在艺术上尚有可商榷之处，但其时代性意义不可低估。
军事文学实际上是农村题材的扩展与延伸，因为绝大部分解放区战士实际上就是穿着军装的农民。而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涌现的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及英雄事迹，也为军事文学的发展与繁荣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文艺的工农兵方向使得作家们的这种创作更加自觉。其代表人物是创作了《政治委员》、《无敌三勇士》、《火光在前》等名篇的刘白羽。此外，西戎的《英雄的父亲》、邵子南的《地雷阵》等也写得有声有色。如果从此较宽泛的意义上来理解，解放区英雄传奇小说(革命传奇)亦可视为其中的一个分支。其作品继承了中国古典小说中的传奇性特点，运用章回体小说形式，塑造了一个个性格鲜明的工农兵英雄形象。其中影响较大的有柯蓝《洋铁桶的故事》，马烽、西戎《吕梁英雄传》，孔厥、袁静《新儿女英雄传》等。
在解放区，知识分子独立的主体地位并未得到确立，他们是作为工农兵联合、团结改造的对象出现的。这样就使得解放区小说创作中知识分子题材的作品很少。在仅有的几部作品，如思基的《我的师傅》和韦君宜的《三个朋友》等作品当中，表现的也都是知识分子自我否定和真心真意在工农大众当中去改造自己思想的自觉愿望。当40年代国统区出现了一个知识分子题材创作高潮的时候，在解放区文学中，因形势与环境的原因则掀起了一个写工农兵的热潮。受现实条件的限制，解放区小说中工业题材的作品也很少。草明的《原动力》是其中的优秀者。作品描写了东北一个水电厂在解放后复工过程当中，广大工人群众粉碎敌人的阴谋，修复工厂，取得安全发电的全过程，表现了工人阶级是历史前进的原动力这一主题。
纵观这一时期的解放区小说，由于受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和政治背景的影响，形成了完全不同于国统区的独特景致：其主题不外乎是敌我斗争以及人民队伍内部先进带动落后，旧我更新及新人成长这些固定套路；艺术形式上追求大众化、民族化、通俗化的审美倾向，更多地在中国传统的民间文学当中汲取营养，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同世界进步文艺的联系，有一定的封闭性；整体风格欢乐、明朗而单纯。考虑到建国以后解放区文学发展成为新中国的主流形态，本时期解放区小说出现的这些新特点值得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
第二节 赵树理的评书体小说
赵树理（1906－1970），原名树礼，1906年出生于山西沁水县尉迟村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从他出生到抗战以前的30多年间，在地主高利贷重压之下，家境日益困窘。幼年时的赵树理曾帮着父亲种地、放牛、拾粪，饱尝生活辛酸，对农民生活的艰难有着深切的体会。赵树理的父亲是一名农村知识分子，会算八字，看风水，也会治病，喜欢读小唱本，讲故事，是农闲休息时受大家欢迎的人物（《小二黑结婚》中的二诸葛就是以他为原形塑造出来的）。他的诙谐幽默给赵树理很大影响。此外，赵树理自幼喜爱民间文艺、戏剧和民间乐器，深受民间文艺的熏陶，曾加入当地农民组织的“八音会”。特定的出身，家庭影响及对传统民间文艺形式的熟稔，使赵树理从生活习惯到精神气质都彻底农民化了，而丰富的农村生活也成了赵树理一生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创作源泉。
1917年，赵树理入本村私塾念“四书”，并在以后几年的学校生活中，接受了传统的儒家教育。1925年，他考入山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在校期间，初步受到五四新文艺的影响，同时，接触了一些进步的革命工作者，信仰三民主义，参加过驱逐校长的学生运动，并于1927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实施“清党”，赵树理曾被捕。从出狱到抗战爆发前的几年间，赵树理辗转流浪于晋南、晋中一带，并开始了初步的文艺创作。他先后在北平《晨报》副刊、太原《大风报》等报刊上发表了一系列作品。据赵树理自己回忆，前后在太原流浪期间，他写的稿子，约有二三十万字，这其中包括中篇小说《铁牛的复职》、章回体长篇小说《蟠龙峪》、散文《金字》、有韵小剧《打倒汉奸》等等（原作均已遗失）内容主要是暴露军阀统治下旧社会的黑暗。
早在师范学校上学时，赵树理就发现：尽管五四新文艺在城市里开展得轰轰烈烈，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但在广大农村，占统治地位的还是封建传统文化。新文艺的圈子狭小得可怜。正是有感于“新文艺打不进农民中去”，赵树理立志做一个“文摊文学家”，“写些小本子夹在卖小唱本的摊子里去赶庙会，三两个铜板可以买一本，这样一步一步地去夺取那些封建小唱本的阵地”（李普：《赵树理印象记》）。1930年春出狱后，赵树理辗转于各地农村，更熟悉了农民的生活，进一步坚定了自己的文学信念。尽管上述作品原作均已遗失，但我们仍可以从其外在的艺术形式上看出其早期艺术努力的方向，即扎根到农村实际，自觉追求文艺的通俗化、大众化。
1937年抗战爆发以后，赵树理积极参加革命队伍，从事宣传与民政工作。1939年夏，他被调到《黄河日报》“路东版”编副刊。1940年夏，创办“中国人”报，任副刊编辑，直至1942年冬。这一时期的赵树理，极力宣传文艺的大众化问题。认为民众语言、民族形式、深入生活是写出通俗化作品的重要前提。据说当年赵树理在太行山抗日根据地创办《新大众》通俗杂志时，有一条编辑方针就是：粗通文字的干部群众能看懂，不识字的干部群众能听懂。并且还规定每篇文章中，生字、生词不能多用，用他的话来说就是：“拦路虎多了，把群众就挡住了，就起不到要起的宣传教育作用了！”本着这样的原则，他创作了《还债》等三个剧本(参见西戎：《怀念作家赵树理》)。
1943年夏，赵树理到中共中央华北局党校学习。这时，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传到太行山区。赵树理读完之后异常兴奋，认为这是毛主席批准了他的主张。长期以来对于文艺大众化的自觉追求，加上受到延安讲话精神的鼓舞，使赵树理的创作潜能迅速释放出来。1943年5月，他发表了《小二黑结婚》，在解放区引起强烈反响。彭德怀亲自为之题词：“象这样在群众调查研究中，写出来的通俗故事，还不多见！”小说的发表，为赵树理赢得了巨大的声望，也使他的创作一发而不可收。此后不久，赵树理参加了太行农民减租、减息和反奸、锄霸斗争，并以此为题材写出了中篇小说《李有才板话》，长篇小说《李家庄的变迁》，短篇小说《地板》及特写《孟祥英翻身》等。这些作品在内容上深刻揭示了农村当中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及农民性格的艰难转化过程，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及深刻的思想性，艺术上采用了大众所喜闻乐见的民族化形式，深受农民欢迎。1947年《人民日报》发表新闻，称他是“农民作家”。正是这些作品的连续发表，奠定了赵树理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
1945年到1948年，赵树理先后在太行文联和华北书店工作，1949年全国解放后，他来到北京，任《工人日报》记者。这期间，他陆续发表了短篇小说《小经理》、《福贵》、《邪不压正》、《传家宝》、《田寡妇看瓜》等作品。
就本人气质而言，赵树理是“一个典型的农民作家”（孙犁：《谈赵树理》）。纵观他一生，在感情上始终没有离开过生他养他的农村。长期扎根在农村，使他对农村生活、农民性格的了解达到了烂熟于心的地步。他甚至曾说过这样的话：“他们每个人的环境、思想和那思想所支配的生活方式、前途打算，我无所不晓，当他们一个人刚要开口说话，我大体上能推测出他要说什么--有时候和他开玩笑，能预先替他说出或接出他的后半句话。”（赵树理：《决心到群众中去》）这给他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无穷的创作灵感。赵树理的许多作品都是直接取材于他在农村体验生活时遇到的真人真事：“我在群众工作的过程中，遇到了非解决不可而又不是轻易能解决的问题，往往就变成所要写的主题。”（赵树理：《也算经验》）他甚至直接称自己的作品是“问题小说”。比如反映农民在高利贷盘剥下贫困潦倒的《福贵》，反映封建夫权及小农意识的破产，讴歌妇女解放的《孟祥英翻身》、《传家宝》，反映土改生活的《邪不压正》等等。为了增强故事的真实性与可信性，赵树理甚至在《孟祥英翻身》的标题下面加上“现实故事”四个字。
回顾中国现代文学史，以农村、农民为题材进行创作的作家作品固然不在少数，二十年代甚至形成了一个专门创作乡土文学的小说流派，但除了鲁迅小说以外，其中罕有大家，与他们不同的是，赵树理是以一个农民的身份，以平视的角度描绘真实而复杂的农村生活，表现农民喜怒哀乐的感情，并真正把自己的感情同农民交融在一起，因而引发了农民的共鸣。赵树理在谈到《李家庄的变迁》中血染龙王庙之类的场面时，说它“染了我好多老同事的血，连我自己也差一点染到里边去......”（赵树理：《也算经验》）这种入乎其内又设身处地的体验方式和平视型的观察视角，使得赵树理的作品无论是在描写生活本身固有的复杂性上，还是在挖掘其内在的深刻性上，都达到了其他作家难以企及的高度。
既然执着的农村题材和忠实于生活的现实主义态度构成了赵树理小说创作的内在要求，那么他就不能不对四十年代解放区农民的生存状况和命运发展进行深切的关注。事实上，在共产党领导之下，解放区农村社会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是土地改革的进行，从根本上改变了农民千百年来被地主阶级压迫与剥削的悲惨命运，不仅使农民在经济上彻底翻身，而且还促使他们在政治觉悟、精神面貌上发生了深层次的裂变与重组。广大农民正在逐步摆脱各种腐朽思想（主要是封建思想）及反动势力的束缚，一种新的农民性格正在酝酿与形成当中。赵树理敏锐地捕捉到了历史前进的脚步在不同农民心中引发的不同的感受，并将它活灵活现地表现出来。
在赵树理创作的农民形象系列中，老一辈农民形象塑造得最为成功。他们受封建传统思想毒害较深，思想负担、精神压力更为沉重，新旧矛盾引发的荒谬感和喜剧性气氛在他们身上也体现得更加充分。这其中包括《小二黑结婚》中的二诸葛、三仙姑，《李有才板话》中的老秦，《传家宝》中的李成娘等人。李成娘准备把长期积累下来的封建小农意识和传统观念作为“传家宝”传给儿媳妇，她荒唐的做法自然得到儿媳金桂有理有据的反抗，最后只好低头认输。对于老派农民的觉醒，赵树理并没有廉价地给予他们迅速改变旧思想，形成新观念的喜悦感，而是真实而深刻地描写了他们痛苦而复杂的思想转换过程，并由此反映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记录下了历史的本来面目。
同老一辈农民相比，赵树理在年轻一代农民身上，发现一种新的农民性格正在悄然形成，并对他们勇于同各种腐朽思想、反动势力进行斗争、争取自身的民主权利与婚姻自由、追求新生活新理想等，表达了由衷的赞美之情。这其中包括《小二黑结婚》中的小二黑、小芹；《小经理》中的三喜；《传家宝》中的金桂；《孟祥英翻身》中的孟祥英等。从总体上来讲，赵树理对年轻一代农民的塑造，远没有达到出神入化的地步，小二黑们的形象较之二诸葛们还显得单薄得多。赵树理自己分析说：“在转业之前我接触的社会面多，接触的时间也长，而在转业以后恰好正和这相反，因而对旧人旧事了解得深，对新人新事了解得浅，所以写旧人旧事容易生活化，而写新人新事有些免不了概念化。”(赵树理：《〈三里湾〉写作前后》)事实也的确如此，由于他对这种成长中的农民性格还没有完全捉透，直接影响到了其艺术表现力。
此外，赵树理还敏锐地意识到了翻身农民当中可能会出现蜕化变质分子。他曾指出：“群众未充分发动起来的时候，少数当权的干部容易变坏；在运动中提拔起来的村级干部，要是既没有经常的教育，又没有足够监督他的群众力量，品质稍差一点就容易往不正确的路上去。”(赵树理：《关于〈邪不压正〉》)这其中包括《邪不压正》中的小昌，《李有才板话》中的小元等。在农民获得了初步解放以后，如何教育农民干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不是为自己的私利服务，如何阻止他们堕落为新的鱼肉乡里的恶霸？赵树理提出的问题发人深思。这一类人物形象的塑造，充分表现了赵树理忠实于生活的现实主义精神。
建国以后，赵树理一如既往关注农民的命运，创作了长篇小说《三里湾》、短篇小说《登记》、《锻炼锻炼》、《套不住的手》、《实干家潘永福》等优秀作品，反映了我国农村由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进入到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历史进程。文革期间，赵树理惨遭迫害，于1970年9月在太原市含恨去世，粉碎四人帮后才得以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赵树理较好地贯彻了毛泽东延安讲话精神所提出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成功开创了大众化的创作风尚，实现了文学艺术性与大众性比较完美的结合，代表了40年代解放区文学创作的最高成就。在他的影响和带动下，其身边很快形成了一个力量雄厚的作家群。这其中包括马烽、西戎、束为、胡正等，他们自觉地以赵树理为榜样，在创作上表现出相类似的主题倾向、审美情趣和表现手法，日后便形成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著名的“山药蛋派”。随着建国后解放区文艺规范在全国范围内得到肯定与扩展，赵树理的小说也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占有了极其重要的地位，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赵树理有着非常执着的为人民服务的意识。在同农民接触过程当中，他敏感地意识到了五四新文学所存在的脱离民众的根本弱点。考虑到农民的实际文化水平及欣赏习惯，为了更好地对他们进行宣传，赵树理把眼光转向民间，转向民族传统。他对中国以说唱文学为基础的传统小说的叙事结构和表现手法进行了一番改造，同时融入了一些新观念新手法，创造了一种真正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的现代小说样式。
首先，他抛弃了传统小说中章回体的程式化框架，继承了其第三人称的叙事方式和全知全能的视角，并且根据农民的欣赏习惯，保留了其重故事的连贯性与完整性的结构特点，构思了一个个有头有尾、首尾呼应、情节完整的故事。如《小二黑结婚》，全文十二回，每回构成一个小故事，十二个故事串成一个大故事。在不破坏大故事完整性的前提下，小故事有着相当的独立性，同时又保留着故事中的各种关节来吸引读者。为了使叙事结构更加完整，情节更加集中，赵树理在文章的剪辑上也颇下了一番功夫：在故事进展方面，直接与主题有关的详写，仅仅起补充或连接作用的略写；在景物和人物的描写中，除以上之外，直接的读者层--农民群众最熟悉的略写，他们较生疏的就多写，做到详略得当，然而，正是由于过分重视故事本身的封闭性与完整性，使赵树理对故事之外的社会背景就不得不做了大量的删减，这就使得他的作品在反映生活的广度上有所减弱。
其次，在描写与叙述关系上，叙述大于描写。他往往把人物放到尖锐激烈的矛盾冲突中去，让人物通过自身的言语和行动完成对其形象的塑造。同时又尽量避免传统小说中单纯追求故事情节，不侧重人物性格完整性的缺点，力求使人物与故事很好地结合在一起，其作品中极少静止的景物描写与心理描写。这是因为景物描写与心理刻画会拖慢故事的叙事节奏，造成农民阅读习惯上的不适应，使得他们往往只读一两页，“就没有耐心读下去”（赵树理：《〈三里湾〉写作前后》）。但赵树理并不是完全抛弃了景物描写与风靡一时刻画，而是根据传统评书体小说的写作习惯，将它们融合进故事情节的叙述当中，情景交融，加快了故事的叙事节奏，从而更适应农民的欣赏习惯。
赵树理作品的叙事风格是简约、明快、幽默。其简约明快来自于重视故事的完整性与节奏感，其幽默出自于生活本身的可笑，而不是从文字里硬挤出来的。40年代的解放区，各种封建旧道德、旧思想正在逐步退出历史舞台，一种崭新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正在逐步确立之中。正如马克思所言，“把陈旧的生活形式送进坟墓”时，这“历史形式的最后一个阶段就是喜剧”。于是赵树理在表现背负着沉重的历史文化负担的二诸葛们的时候，并没有采取冷峻批判的调子，而是特意捕捉他们身上的陈规陋习，并且让这些陋习与新生活相映存在，从而产生出一种荒谬感和喜剧气氛。此外，其叙事风格的形成，与其在语言上的刻意追求密不可分。他以人民群众的口语为基础，适当吸收评书语言和现代汉语的一些新词，经过精心的选择，提炼加工，形成了其特定的通俗简洁、诙谐幽默的语言特色，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强大的生命力，深受农民喜爱，也使他成为名符其实的“农民作家”。
[作品选析]
小二黑结婚赵树理
短篇小说《小二黑结婚》是赵树理的成名作，也是他的代表作，小说于1943年9月出版后，立即在解放区引起了轰动，仅半年时间，就在解放区发行了三四万册，群众自发地将这个故事改编成剧本，搬上舞台。正是这部作品的成功，奠定了赵树理在解放区文坛的地位。
故事写的是农村中一对青年男女摆脱传统思想束缚及恶霸势力的阻挠，在民主政权的支持之下，成功地自由恋爱的故事。小说共12回，1－5回是故事的开端，主要介绍时间、地点、社会背景，各种人物也依次登场，进行完必要的铺垫之后，6－11回是故事的发展和高潮，也是新旧、善恶两种力量全面对抗的阶段。故事几乎是平行地沿着两个层面同时展开，一个是小二黑、小芹同二诸葛、三仙姑等旧守势力的较量，一个是同金旺、兴旺等邪恶力量的斗争。12回是故事的大结局，小二黑、小芹在区政府的支持下，取得了婚姻自主的权利。
在各类人物中，二诸葛和三仙姑可为一类。他们深受封建迷信思想及小农意识的毒害，愚昧、盲从、迷信，不但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落后，反而以封建传统思想为框架，来约束儿女们追求自由民主新生活的正当要求。可时代毕竟不同了，他们的干涉自然得到了儿女们的一致反对，最后在现实生活的教育之下，终于改变了认识，提高了觉悟。与他们相比，小二黑、小芹则代表了新一代农民的形象。他们大胆追求自由恋爱，敢于同任何反动势力、落后思想展开斗争，决心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自己的幸福靠自己争取。作者在他们身上寄予了全新的理想与追求，使他们完全不同于以往文学作品中那些受尽欺压与凌辱的悲剧性农民形象，而是充分体现了时代的变革给农民的精神面貌注入的新的血液与活力。正如周扬所说，这就小说写的并不仅仅是男女恋爱的故事，而是“在讴歌新社会的胜利（只有在这种社会里，农民才能享受自由恋爱的权利），讴歌农民的胜利（他们开始掌握自己的命运，懂得为更好的命运斗争），讴歌农村中开明、进步的因素对愚昧、落后、封建等因素的胜利，最后也最重要，讴歌农民对封建恶霸势力的胜利”（周扬：《论赵树理的创作》）。此外，文章的语言朴实生动，幽默风趣，表现力很强，真正做到了语言的通俗化与艺术化的有机结合。
[作品选析]
李有才板话赵树理
中篇小说《李有才板话》和《小二黑结婚》同年发表。小说围绕着阎家山改选新政权与减租减息两个问题，表现了根据地创建初期复杂的阶级斗争和人民内部矛盾，真实描写了革命斗争的艰巨性与曲折性。
阎家山过去曾被山西军阀长期统治，村中封建势力根深蒂固。抗战以后，这里成了根据地，可是恶霸地主阎恒元，依靠阎喜富、刘广聚等爪牙走狗，仍然操纵着村里的实际政权。他拉拢蜕化变质的干部陈小元，欺骗来村里指导工作的章工作员，欺压贫苦农民，在村中一手遮天。面对他的专制统治，李有才和“小字辈”农民与之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但由于缺乏经验而失败。最后只是在老杨同志贯彻党的正确路线，脚踏实地深入调查并且成立了工会，组织农民进行斗争后，才推翻了阎恒元的统治，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在众多人物当中，李有才性格较丰满，他诙谐幽默而又韧性十足，利用快板的形式与恶霸势力进行了长期的斗争；“小字辈”青年农民系列面目比较模糊，缺乏个性，但他们毕竟是农村中涌现的新型农民的代表，其典型意义不可低估。而背负着沉重的封建思想与落后意识的老秦的形象，则提醒人们：农民要想获得真正的思想上的解放，还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对农村社会现实生活的深入观察，使《李有才板话》成为赵树理一系列“问题小说”中的精品。艺术形式上，小说最引人注目的地方在于全文共穿插了十三段李有才编写的快板。这种艺术形式具有强烈的说唱文学的痕迹，由于它为群众所喜闻乐见，有助于人们加深对作品内容的理解，它不仅没有游离于全文之外，而且形象地塑造了各种人物性格，有效地推动了故事情节的发展，是作品中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全文格调欢快明朗，充满了一种暖融融喜洋洋的喜剧色彩。语言幽默风趣，平易自然、赢得了广大读者的喜爱。
第三节 孙犁的散文体小说
孙犁（1913－2002），河北安平人，原名树勋，30年代初期和40年代初期曾先后使用过“芸夫”和“林冬萍”的笔名。
孙犁自幼就对地方戏曲和民间文艺很感兴趣，上初小时曾读过《红楼梦》和《封神演义》等古典小说。上高小开始接触文学研究会诸作家们的作品及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一些杂志。14岁时，孙犁考入了保定育德中学，并在这里一直读到高中毕业。这期间，孙犁广泛阅读了大量关于文学、哲学、社会学、伦理学、文化史等社会科学方面的著作，对鲁迅、茅盾、叶圣陶、普希金、梅里美、契诃夫、高尔基等中外名家极为推崇，深为他们作品所感染。在校期间，孙犁开始了初步的写作活动。他曾在校刊《育德月刊》上发表过两个短篇小说和一个剧本，题目皆不可考，内容分别是关于“一家盲人的不幸”、“写一个女戏子的不幸”和“韩国志士谋求独立”的斗争，流露出朦胧的人道主义思想。
高中毕业后，孙犁到北京投考邮电局未果，决意走文学创作之路，靠卖文为生，但最初很不顺利。为了谋生，他只好到各处市政机关和小学任职员和教员。1936年暑假后，他曾到安新县同口镇一所小学任教一年。在此期间，他有机会领略了白洋淀秀美的风光，了解了当地的民俗民风，这为他日后以白洋淀为背景进行创作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1937年冬天，孙犁加入了吕正操领导的冀中人民自卫军，在随后的几年当中，他随军辗转华北各地，从事宣传、编辑与教学工作。在抗战初期，孙犁写了很多作品，但主要集中于理论研究方面，文艺作品不仅数量少，质量也不高。经过了几年战斗岁月的洗礼，孙犁积累了丰富的生活素材，加上长期从事相应的文学编辑工作的经验和中外文学大师的艺术熏陶，他厚积而薄发，创作了大量作品。小说《邢兰》、《一天的工作》、《战士》、《芦苇》、《懒马的故事》、《女人们》及诗歌《白洋淀纪事》等作品初步显示了他的艺术才华。其文学作品的主题与艺术手法也大致定型，即忠实于生活，致力于挖掘、讴歌生活当中美的事物；叙事简洁明快、语言质朴自然。
1945年春，孙犁和华北联大的学员一起，自冀西山区出发到达延安。在鲁迅艺术学院，他一面从事研究和教学工作，一面继续文学创作。这期间他先后发表了《荷花淀》、《芦花荡》等名篇，真实记录了冀中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为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所激励，逐渐觉醒与反抗的斗争生活场景。其细腻委婉的艺术风格与独特的选材角度，使他在众多作家当中脱颖而出，并很快蜚声文坛。1945年日本投降以后，孙犁随华北文艺大军返回冀中，并在此度过了整个解放战争阶段。这一期间是孙犁创作的高峰期，他先后发表了《碑》、《钟》、《“藏”》、《嘱咐》、《纪念》、《光荣》等小说及《织席记》、《采蒲台的苇》、《新安游记》、《一别十年同口镇》等散文、特写、杂文、诗歌及其他文艺理论作品。此时，他的作品题材更加宽泛，清新细腻的风格得到了进一步发展，艺术技巧也日趋成熟。
孙犁的许多作品中都流露出浓郁的抒情氛围，人们往往据此把他归入到浪漫主义一派中去，然而孙犁本人却一直对此持否定态度：“我在文学事业上的师承，可以说，我所走的文学道路，是现实主义的。有评论家，在过去说我是小资产阶级的，现在又说我是浪漫主义的。他们的说法，不符合实际。”(孙犁：《文集自序》)这种认识上的偏差，源于孙犁对文艺与政治关系的深刻理解。在他看来，现实主义文学可以描写政治，但不应简单地沦为政治的传声筒，更不应该等于同枯燥干瘪的政治条文，它所反映的应该是那种已经渗透到生活当中去，已经完全生活化的政治生活。为此，他甚至提出了“远离政治”的观点，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使作品保持长久的艺术生命力。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的作品脱离政治，逃避对现实生活的反映。事实上，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土改运动一直到建国后的农村合作化运动，几十年以来中国社会的重大历史主题在他的作品中都有所涉及。正是在这种对政治生活“慢一拍”的反映过程当中，孙犁作品的艺术魅力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孙犁是在烽火连天的战争岁月中走上文学创作道路的，一生经历坎坷。其中既有对真善美的极致的体验，也有对假丑恶刻骨铭心的印记。但他认为文学应该表现和宣传生活当中的真善美，描写那些充满希望、充满活力、催人奋进的事物，而那些接近悲惨的东西是不适宜在文中表现的，即所谓“但愿人间有欢笑，不愿人间有哭声”。在孙犁看来，真善美的极致就是抗日战争：“我经历了美好的极致，那就是抗日战争。我看到农民，他们的爱国热情，参战的英勇，深深地感动了我......我的作品，表现了这些善良的东西和美好的东西。”（孙犁：《文学和生活的路--同〈文艺报〉记者谈话》）在孙犁看来，抗战不仅仅是一场简单的抵御外寇的卫国战争，更是一场激浊扬清，推动社会历史前行的进步运动。战争当中，人们高昂的民族意识、乐观的精神品质、勤劳勇敢的优良传统都得到了充分发挥，而这恰恰又与孙犁致力于发掘和表现生活当中的真善美的文学主张相一致。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孙犁在作品中很少对残酷的战争景致做正面的直接的描写，因为战争本身意味着对有价值的生命的毁灭，是极残酷极丑陋的，与美的格调相左，故而不适宜在文中表现，相反，他更愿意采取侧面切入的方式，以纤细的笔触，精心选择包括家庭生活、爱情生活、劳动生产等日常生活场景，并且透过这些平凡的琐事，讴歌农民（主要是农村青年妇女）身上所孕含的人情之美、人性之美，从另外一个角度展现了整个时代的全貌。与其他抗战作品相比，孙犁的作品不是以慷慨悲壮见长，而是“用谈笑从容的态度描摹风云变幻”（茅盾：《孙犁的创作风格》），充满浓郁的抒情色彩和强烈的生活气息。
三四十年代，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为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所激励，广大农村劳动妇女正逐步从旧的封建文化伦理道德的束缚之下摆脱出来，投入到更广阔的社会生活中去，走向革命的道路。由于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她们的觉醒与反抗较之男性更加艰巨。孙犁充分意识到在这个过程当中所孕含的丰富的美的内容。他说：“我喜欢写欢乐的东西。我认为女人比男人更乐观，而人生的悲欢离合，总是与她们有关，所以常常以崇拜的心情写到她们。”(孙犁：《文集自序》)“她们在抗战年代，所表现出的识大体、乐观主义及献身精神，使我衷心敬佩到五体投地的地步。”（孙犁：《关于〈荷花淀〉的写作》）于是在孙犁的作品当中，青年妇女的形象就常常处于中心位置。如《荷花淀》、《嘱咐》中的水生嫂，《吴召儿》中的吴召儿、《瓜的故事》中的马金霞、《山地回忆》中的妞儿、《“藏”》中的浅花等等。她们在艰苦的抗战环境中都表现出了高昂乐观的人生态度和高尚的道德情操。《出走》中的王振中，勇于摆脱封建包办婚姻的束缚，坚定地走上了抗战的道路。《丈夫》中的媳妇，起先并不理解丈夫的抗日活动，认为他是在受罪，后来在实际的抗战当中，逐步提高了政治觉悟，认定了丈夫的事业是正义的事业，并因此而深感自豪。《吴召儿》中的吴召儿担任向导，面对搜山的敌人，她勇敢地予以还击......正是这些活泼开朗、勤劳勇敢的年轻女性，构成了孙犁作品中特殊的人物形象系列。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曾有一些正面描写、歌颂劳动妇女的作品，但像孙犁这样，始终如一地、自觉地以成长中的觉悟中的劳动妇女作为其作品的中心人物形象进行塑造，并着重挖掘她们身上特有的人情美、人性美的优秀品质，还是很少见的。正是通过对青年妇女群体形象的塑造，孙犁歌颂了充满了美的内容的新时代的诞生，歌颂了激浊扬清，创造着美的革命，表现了自己对于“真善美极致”的热烈的追求，客观而真实地记录下了中国农村几十年以来所走过的曲折的历史道路。
1949年1月，孙犁随着解放大军进入天津，在《天津日报》社工作。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他一直坚持创作，先后完成了中篇小说《村歌》、长篇小说《风云初记》、中篇小说《铁木前传》的创作，题材有所扩展，艺术技巧趋于成熟。1958年后，孙犁长期患病，创作很少，文革后，更是停止了写作。粉碎四人帮后，他先后发表了大量的文艺理论、评论、散文和回忆录，后结集为《晚华集》和《秀露集》等出版。
孙犁作品当中所流露出来的充满诗情画意的美学追求与清新秀雅的艺术风格，在解放区作家当中独树一帜。在其直接影响之下，50年代中前期，在他身边集合了刘绍棠、丛维熙、韩映山、房树民、冉淮舟等人。他们自觉师承孙犁，表现出相近的美学追求与艺术手法，形成了著名的“荷花淀”派，对中国当代小说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孙犁一生历经坎坷，他对现实生活有着深刻的理解和独到的认识。在长期的创作当中，逐渐形成了散文体小说的艺术风格，在文坛上独具特色，影响深远。
与赵树理注重故事的生动性与情节的完整性不同，孙犁的小说采用了淡化故事情节的手法。他的小说当中常常没有完整的故事情节，只是撷取几个有代表性的典型场景，有话则长，无话则短，以人物内在情感的流动而不是外在的故事情节作为基本的叙事抒情的线索，刻意追求一种散文式的抒情结构，表达一种对美的追求，一种对特定情绪的整体把握，如在其名篇《荷花淀》中，作者并没有描述故事发生的全过程，而是集中笔力重点描写了夫妻夜话，荷花淀伏击战及打扫战场三个场景，对其内容则采取粗线条勾勒甚至一笔带过。另外，在描写上，孙犁往往在叙事过程中穿插进一些景物描写，做到情景交融、情理交融，将生活本身的美提纯为艺术的美，营造出诗一样的意境，具有浓郁的抒情气息，表达了孙犁对于生活的热爱，对美的追求，对人世间自由境界的向往。《荷花淀》中，孙犁开篇便描绘了水生嫂月下织席的劳动场面。那皎洁的月光，干净的院落，又薄又细的苇眉子，洁白的席子，透明的薄雾，新鲜的荷叶香，构成了一幅超凡脱俗的优美画面，衬托出女性的纯洁、宁静、深沉、温柔、浪漫，具有浓郁的浪漫主义气息。
受战争环境的影响，孙犁尽量将作品压缩得很短,很简洁。为了在有限的篇幅中尽可能生动形象地塑造出鲜明的人物性格,他往往抓住人物形象中最重要、最特殊的部分以及和故事情节发展最密切相关的部分,“强调它,突出它,更多地提出它,用重笔调写它,使它鲜明起来，凸现出来，发射光亮，照人眼目。这样就能达到质朴，单纯和完整的统一”（孙犁：《人道主义·创作·流派》）。即使他描写的只是众多生活场景中的一幕，但由于抓住了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的本质的特征，往往能够收到“画龙点睛”的艺术效果。《山地回忆》是孙犁的名篇，作品通过对一系列日常生活片段的描绘，集中笔力刻画了妞儿及妞儿一家人的美好心灵，反映了军民鱼水情深。故事一开始，我和女主人公在河边相遇，发生争执。妞儿说道：“你看不见我在这里洗菜吗？洗脸到下边洗去！”“菜是下口的东西呀！你在上面洗脸洗屁股，为什么不脏？”语气“生硬”，态度“蛮横”，让人觉得她不近情理，其实这只是她个性爽直，有意同我开玩笑而已。当她得知我在冬天仍没有袜子时，便执意要为我做一双。我去了她家，她嘴里说着：“你这人倒实在，叫你来你就来了”，就用家里仅剩的一块布给我缝了一双结结实实的袜子。最后笑着问我：“这样坚实，保你穿上三年，能打败日本不？”对妞儿，孙犁甚至不惜舍弃了肖像描写，把笔墨集中起来，着力表现她那富于个性化的语言，把妞儿貌似尖刻，实则热情泼辣的坦荡性格展现得淋漓尽致，人物形象呼之欲出，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孙犁“像追求真理一样去追求语言”（孙犁：《文艺学习》）。他将在生活当中提炼出的鲜活的大众语言，与自己的创作个性有机融合在一起，绝少人工雕琢的痕迹。其语言以白描为主，不事修饰，“把语言的通俗和优美，简练与细腻、直率和含蓄、清淡和浓烈，和谐地统一在一起，如行云流水，却又状物传神，形成了清新、明净的语言风格。”（钱理群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具有浓郁的抒情气息与地方色彩。在现实主义的整体创作原则之上，洋溢着强烈的浪漫主义气息。有时他也采用一些比喻、排比、夸张的修辞手法，来强化自己的感情。如《吴召儿》中，他这样描写她的行动：“她爬得很快，走一截就坐在石头上望着我们笑，象是在乱石山中，突然开出一朵红花，浮起一片彩云来。”作者的赞美之词溢于言表。
[作品选析]
荷花淀孙犁
《荷花淀》是孙犁的名篇，也是他的代表作。小说以抗战为总背景，描写了白洋淀边以水生嫂为代表的年轻的农村妇女们，经过战争的洗礼逐渐成长的过程，赞美了劳动人民身上所孕含的至真至切的人情之美。全文洋溢着浓郁的浪漫主义气息，集中体现着孙犁小说的创作风格与艺术特色。
小说的主人公水生嫂是一名普通的农村劳动妇女。当她得知丈夫报名参军时，因顾及家庭生活的负担和对夫妻生活的留恋而依依不舍。可考虑到丈夫从事的是正义的事业，又不好拉后腿，于是便以自己的实际行动默默支持了丈夫的举动。几天后，经历了荷花淀伏击战的青年妇女们被丈夫们的英勇行为所鼓舞，决定也组织起来，成立自己的队伍，配合子弟兵作战。作者通过几个连贯的小故事，展现了以水生嫂为代表的青年妇女们丰富的思想感情及性格发展的全过程，充分体现了她们淳朴、勤劳、善良的优秀品质。
为了避免由于篇幅的短小而造成的描写上的粗疏和结构框架上的松散，作者并没有描述故事发展的全过程，而是集中笔力重点描写了夫妻话别、荷花淀伏击战及打扫战场三个典型的场景，对其他内容一律粗线条勾勒甚至一笔带过，力图将人们的注意力从故事本身转移到故事当中所体现出来的丰富的情感世界和美的极致。同时，作者运用了中国传统的艺术表达方式，通过对人物外在行为的描写来表现其心理活动；加大景物描写的力度，深化抒情色彩。文章之初对水生嫂月下织席场面的描写相当精彩，使文章充满了浓郁的诗情画意，表现了作者对生活中真善美的执着追求及深深的陶醉感，具有浓郁的浪漫主义气息。
《荷花淀》行文流畅自然，语言清新质朴，富于感情色彩，把劳动生活及战斗场面写得极富诗意。其清新细腻的风格，长期以来一直深受广大读者和评论家的喜爱和赞许，具有长久的艺术生命力。
第四节 刘白羽的新闻体小说
刘白羽1916年出于北京，是现代著名作家。他在30年代开始文学创作，1936年发表处女作短篇小说《冰天》，以后又陆续发表了《黑》、《草原上》、《草纸厂》、《病》、《红雪》等短篇小说。这些作品反映了当时的一些社会问题，风格粗犷、豪放，初具浪漫主义色彩。抗战爆发以后，他先后出版了散文集《解放军七将领》（与王余杞合著）及通讯报告《游击中间》。1938年，刘白羽奔赴延安参加革命，随队伍走遍华北各游击根据地，创作了《五台山下》、《枪》等短篇小说及大量散文，诗歌及一些理论著作，真实反映了解放区军民斗争和生活场景。
1942年，刘白羽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深受鼓舞。1943年，他发表了《读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笔记》，决心到群众中去，在火热的生活当中汲取营养成分，改造自己的思想，更好地为工农兵服务。1944年，由于革命的需要，他被调到重庆《新华日报》社任副刊编辑。1946年解放战争爆发，他即到东北做了一名军事记者，随军转战南北，先后参加了东北、平津、武汉等战役，直到战争胜利。长期的军旅生涯为他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他以饱满的激情，豪迈的笔风，塑造了上至高级指挥员下至普通战士在内的人民解放军英雄群体形象。这其中包括短篇小说《政治委员》、《战火纷飞》、《无敌三勇士》、《血缘》、《永远前进》、《回答》、《勇敢的人》，报告文学集《为祖国而战》，中篇小说《火光在前》。这些作品充满了强烈的战斗性及鼓舞力量，使刘白羽声名鹊起，成为引人瞩目的军旅作家。解放军战士大多数是农民出身，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革命队伍里来。他们是一群普通的士兵，又是一群特殊材料制成的人，具有崇高而美好的理想。在他们勇敢、坚定、豪迈、不怕流血牺牲的共性背后，每个人又有着属于个人的独特个性。刘白羽以他军事记者特有的眼睛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点。与一般军事文学作品描写战争、塑造人民英雄形象不同，刘白羽更注重透过战火纷飞、硝烟弥漫的表面，挖掘革命战士丰富的内心世界。在《无敌三勇士》中，他开篇就写道：“有些人把我们当战士的想得太简单了。以为我们就是打打仗，睡睡觉，实际上不是那么一回事。我们在连队，就像在家里一样，不同的是，这个家一会儿在战壕里，一会儿在老百姓的干草堆上，一家子有一家子的和美，一家子也有一家子的家务事。”从而引发了一段小故事，展现了解放军战士“仁爱、刚烈”的英雄气质和丰富生动的内心情感。他所着重表达的，不是干巴巴的战士的概念，而是活生生的战士的灵魂。这是他的作品高人一等的关键所在。
朝鲜战争爆发以后，刘白羽奔赴朝鲜战场，写下了报告通讯集《朝鲜在战火中前进》、《对和平宣誓》及短篇小说集《战斗的幸福》等，歌颂了中朝人民用鲜血凝成的友谊，表现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暴行进行了揭露与声讨。1955年以后，刘白羽主要从事党的文化领导工作，但他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仍抽出时间写了很多歌颂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作品，主要有散文集《早晨的太阳》、《万炮震金门》、《红玛瑙集》、短篇小说集《晨光集》等，并且在抒情散文热潮中脱颖而出，成为与秦牧、杨朔并列的散文大家，为当代散文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文革结束以后，他又出版了《刘白羽散文选》、《刘白羽小说选》、《芳草集》等。
建国前，刘白羽的作品主要集中于通讯报告及短篇小说的创作上面，尤以后者成就为大。刘白羽长期随军作战，又曾担任军事记者，转战南北，对战争、对军旅生活、对军人有着深刻的理解。他的作品以其对现实生活的迅速直接的反映，真实记录下了中国人民英勇奋战，取得胜利的艰辛历程，洋溢着革命乐观主义情调，具有极强的历史感与时代感，被人称做新闻体小说，深受广大读者喜爱。
具有极强的新闻报导性，能够对现实生活做出迅速直接的反映，是刘白羽小说的首要特点。作为一名军旅作家，刘白羽深切关注着革命的发展和历史前进的步伐。他透过复杂的表象，注重从沸腾的生活当中观察、体验、提纯出真正属于自己的鲜活的素材，并抓住其本质特征，用文艺作品的形式把它生动形象地展现出来。由于素材本身具有极强烈的典型性，故而人们往往能够通过一件小事看到全局的本质，摸到时代的脉搏。它或许缺乏一般小说那样高度的概括，但是由于它迅速直接地描写了新鲜事物的蓬勃发展，对黑暗丑陋的旧事物进行了无情的鞭挞，从而对现实生活产生了积极的反作用，表现出强烈的战斗性。这正如刘白羽自己所说的：“我坚决认为，与时代斗争同呼吸，是文艺最需要的特色”（刘白羽：《〈时代的印象〉序言》）。1949年刘白羽亲自参加了渡江战役。隆隆的战鼓，飘扬的红旗，被炮火映红的江面深深感染了作家，激起了他强烈的创作欲望。他不能自已，很快创作出了著名的中篇小说《火光在前》，真实记录下了这一震奋人心的历史时刻。其他作品的产生也都有着相类似的时代背景。
刘白羽很好处理了新闻报导的真实性与小说的艺术虚构之间的关系，将二者有机地融为一体，这是他小说创作的第二个重要特点。刘白羽小说所选取的素材都是直接来源于现实生活，但他又没有完全拘泥于真人真事。在刘白羽看来，脱离现实生活的实际一味虚构固然难以立足，但过分追求细节的真实性也会使事物的主要特征淹没在次要特征之中，从而使其缺乏典型化的意义。“文学所要求的准确，是你抓住主要的精神与实质，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现实生活的本质，将它具体地、生动地描绘出来，才能得到真实。”（刘白羽：《论特写》）他的一系列优秀作品如《政治委员》、《永远前进》、《火光在前》、《无敌三勇士》等，都是建立在生活的真实性的基础之上，经过适当的艺术加工而成的。
在具体创作过程中，刘白羽并没有受制于小说体裁的束缚。他是一位有着诗人般气质的作家，在描写生活现象的时候，往往在其中注入自己强烈的主观感情，有时甚至直接站出来，对生活现象予以评论，帮助读者更直接地认识事物的本质特征。在其作品当中，大段的抒情、议论随处可见，这使得他的作品激情澎湃、气势磅礴，洋溢着一股强烈的革命乐观主义情调。这是他小说创作的第三个重要特点。如在《火光在前》的结尾，作者按捺不住自己的激情，饱含深情地写道：“过去在战场上我们走过多少路程啊！多少次风雨晴阴不定的黑夜或黎明，我们看见前进的方向上有火光闪闪，那是灾难的火光，现在我们到了最后扑灭它们的时候了......黎明正在升起，在我们的前面，出现的将是新的火光，太阳的火光，真理的火光。”感情真挚热烈，有力地强化了主题。但有时也会掌握不好分寸，因失之节制而造成文章结构松散，节奏拖沓和气氛沉闷。另外，刘白羽小说的语言粗犷峭拔，雄健绚丽，富有力度，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和鼓动效应，这一点在他建国后的抒情散文创作中体现得更为明显。
[作品选析]
无敌三勇士刘白羽
《无敌三勇士》创作于1948年2月，是刘白羽短篇小说的代表作。故事伊始就介绍了一场矛盾发生的经过。老油条李发和、得英雄牌的阎成福和俘虏兵赵小义，由于种种原因闹开了别扭，谁也不理谁。班长百般解劝仍无济于事。后来，部队掀起了诉苦运动，在事实教育下，他们三人认识到彼此都是阶级弟兄，大家都是亲人。于是，他们从此消除了隔阂，在战场上共同演绎了“无敌三勇士”英雄事迹。故事最后，班长做了总结：“我们是穷人，我们有苦处，苦变成力量，团结起来就能天下无敌”。指出了团结的力量，揭示了我军无敌天下的根本原因。考虑到战士们实际的文化水平及欣赏趣味，刘白羽在小说的结构安排、叙述方式及语言运用上都有意向传统的说唱文学进行了借鉴。首先，全文十一节，每一节介绍了一个人物形象或者叙述一段小故事，内容上相对独立，串起来又连成一个有头有尾，首尾连贯的完整的故事情节；同时，作者成功运用了倒叙的方式，先引发矛盾，再介绍矛盾爆发的根源，有效地吸引了读者的注意力；其语言通俗自然，单纯明朗，尽量用普通平常的语句来表现要描写的事物，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
第五节 丁玲、周立波的土改小说
抗日战争结束后不久，蒋介石悍然发动内战，解放战争开始，为了彻底消灭封建土地所有制，结束农民对土地的依附关系，真正解放农村生产力，从1946年的“五四指示”到1947年《中国土地法大纲》，党中央制订了一系列政策，在解放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在农村中掀起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斗争。土地改革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翻天覆地的大事，使解放区农村社会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广大农民不仅在经济上、政治上实现了翻身，更为土改的巨大成就所鼓舞。为了保卫胜利果实，他们纷纷投入到解放战争的洪流中去，从而保证了解放战争的顺利进行。许多作家都敏锐地意识到了土改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意义，以各种艺术形式对它进行了反映。在众多反映土改运动的长篇小说当中，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和周立波的《暴风骤雨》是其中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两部。尽管题材相同，但是由于创作个性的差异，两位作家在材料的剪辑及描写的角度上各具特色，从而使这两部作品呈现出了不同的艺术风格。
丁玲（1904－1986），原名蒋伟，字冰之，生于湖南临澧。幼年丧父，由寡母抚养成人。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丁玲受革命浪潮激发，辗转于长沙、上海、北京等地，一方面求学，一方面寻找“一条改革中国社会的路”（丁玲：《我怎样飞向了自由的天地》）。但此时五四高潮已过，社会带给丁玲的只是失望，她在精神上很快陷入了寂寞与痛苦之中。1927年，丁玲发表了处女作《梦珂》，引起文坛注意。1928年2月，丁玲发表了《莎菲女士的日记》。这篇作品为她赢得了巨大声誉，也奠定了她文学创作的道路。莎菲是一个在五四以后获得了个性解放的青年知识女性。她蔑视封建礼教和各种世俗观念，追求灵肉相统一的理想的爱情生活。但五四高潮的回落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幻灭后产生的彷徨无主，使她陷入了深深的苦闷之中。最后她悄然出走，决心“悄悄地死去”。莎菲的苦闷，正是一大批在五四时期获得了个性解放的青年知识分子，在革命处于低潮时期彷徨苦闷的心境的真实体现，具有深刻的典型意义。之后，丁玲又先后发表了《自杀日记》、《一个女人》两个短篇小说集，延续了《莎菲女士的日记》中流露出的浓重的感伤情调。
1929年末至1930年初，丁玲创作了《韦护》。1930年5月，丁玲加入左联，积极从事左翼文艺运动，开始了她文学创作的新阶段，1931年9月，丁玲的创作又有了新的发展，《田家冲》、《水》等作品的发表，标志着丁玲的创作摆脱了狭隘的知识分子题材，开始反映工农群众及革命者的生活及斗争。1931年9月，丁玲主编《北斗》月刊，1932年3月，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5月，开始创作长篇小说《母亲》。小说主题是想展现“以曼贞为代表的我们’前一代女性‘怎样挣扎着从封建思想和封建势力的重围中闯出来，怎样憧憬着光明的未来”（茅盾：《丁玲的〈母亲〉》）。至1933年4月，已完成10万余字，但就在这一年的5月，丁玲被国民党特务绑架，随即押至南京囚禁，其创作因而中止。
1936年5月，丁玲在党中央的营救下逃离国统区，并于11月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受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的亲切接见。在丁玲倡导之下，解放区成立了中国文艺协会。它的成立，有力推动了陕北文艺创作的发展。1937年抗战爆发以后，丁玲积极投身到火热的斗争中去，从事宣传工作。1938年3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汉口成立，丁玲被选为理事。1939年5月，任解放区《文艺战线》编委，1941年4月，到《解放日报》主编副刊文艺栏。从1936年到达革命根据地到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丁玲先后创作了《彭德怀速写》、《一颗未出膛的枪弹》、《冀村之夜》、《压碎的心》、《新的信念》、《夜》等到一系列小说、速写、报告，表现了根据地人民新的精神面貌和高涨的抗日情绪。在歌颂的同时，丁玲还创作了《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三八节有感》等作品，暴露了解放区及革命队伍内部的问题与矛盾，显示了她敏锐的观察及深刻的思想。
1942年，丁玲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进一步明确了文艺为人民大众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深入生活创作了《十八个》、《田保霖》等报告文学和特写，表现了解放区人民新的精神面貌。抗战胜利之后，她创作了描写土改运动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建国以后，丁玲长期从事党的文艺领导工作，繁忙的工作之余，创作了大量的散文、随笔和文艺评论。1955年，被错误地定为反党集团分子，更是饱尝牢笼之苦。直到文革结束之后，才冤案昭雪。从1979年至1986年去世，丁玲创作了百余篇散文，收录于《丁玲散文集》、《丁玲散文近作选》、《丁玲论文集》中，深受读者喜爱。
丁玲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文学家，在漫长的创作生涯当中，她留下了近300万字的著作，真实记录下了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社会所走过的曲折而漫长的发展道路，曾鼓励许多文学青年走向革命，其影响遍及海外。
1946年，丁玲随晋察冀土地改革团深入农村，参加了华北地区的土地改革，亲身经历了广大农民推翻地主阶级在农村的统治，翻身做主人的全过程，深受鼓舞。后来她便以这段生活为背景，创作了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作品于1948年6月完成后，很快就以其深刻的思想性与独特的艺术魅力赢得了广大读者的喜爱，也博得了国外文学界的好评，并于1951年获斯大林文学奖金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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