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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九十年代文学价值裂变
1989年后的中国大陆文学，一般被理论界称之为“后新时期文学”。这个“后”字，显然受到“后”学家们所说的“后现代”、“后殖民”、“后先锋”之类的影响，是否妥当，无疑可以争论。但用一个“后”字把1989年前后的文学区别开来，以示发生了很大变化，却是很恰当的。1989年后，文坛格局、形势以及文学的审美形态、精神风貌确实为之一变，它起码表现于以下几方面：
一、文学失去社会轰动效应，进入平静而寂寞的发展时期。1985年以前，文学因与政治密切联姻并充当了代大众立言的角色，常以其敏锐的感受、深刻的思考以及激烈的煽情形式表达频频引起社会轰动，人们也常以一文写出洛阳纸贵的火暴场面为文学的辉煌而骄傲。1985年后，文学虽已进入多元化发展时期并开始回归自身，但由于其主流形态仍是以思想启蒙、宏扬自我、追求深度为目标，不管是以改革、寻根为代表的现实主义文学，还是以意识流、荒诞派为代表的现代主义文学，其共同的精神焦灼仍是一种社会现代化焦灼，它们都以在社会广场中振臂一呼应者云集为荣耀，自然也不时引起社会轰动。但进入1989年之后（最明显的界限是6月的那场风波），文学失去了社会轰动效应，而进入一种平静而寂寞的发展时期。当时发生的令人心寒的事实是读者减少、刊物滞销、评论冷淡，大众似乎以一种极为冷漠而挑剔的眼光看待文学，他们即使掏钱买一份文学刊物，也只是看其是否能满足自己的消遣性、娱乐性需要，而不再关心其中的深度。不少艺术上已臻于成熟的中青年作家精心构筑的长篇小说反应冷淡，反而赶不上他们初试身手时的急就章反应强烈。不少人也许正是以是否具有轰动效应为标尺，把1989年后文坛的平静视为文学跌入了低谷，或认为文学变得疲软。当然，这只是现象。
二、文学逃逸社会话语中心，开始向边缘话语漂移。文学失去社会轰动效应的最直接的原因，无疑存在于两个方面：一是作家，二是社会。就作家来说，他们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已放弃大众代言人的角色，逃离社会话语中心，无疑则是对“轰动”的一种釜底抽薪。所谓社会话语中心，这里不是指政治话语，而是指新时期以来的知识分子中心话语--现代派神话，比如对西方文化的积极认同，对本土文化和现实的激烈批判等等。这一话语中心不管是来自外部压力（遏制），还是来自内部离心力（疏离），事实上已开始解体，因此对这一中心的逃逸乃势所必然。逃逸又可分为不同的路向，有的逃往民间，有的逃往形式，有的逃向历史，有的逃向内心，有的逃向媚俗，有的逃向游戏。于是，这便有了90年代林林总总的新小说、新旗号：新写实、新历史、新市民、新体验、新状态、新女性、新武打、新言情......有了逃逸中的沉沦和沉沦后的拯救，并由此形成1989年后文坛新格局。
三、商业主义大潮突起，“精英”文化受挫。文学失去社会轰动效应的第二个直接原因便是社会对知识分子中心话语及“精英”文化的扼制和放逐。这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一）1989年的政治风波明显标示出政治话语与文学话语的裂痕，诸如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及稳定压倒一切等政治话语显然不能容忍被称为“自由化”的文学话语和“精英”文化。（二）经济转型引起商业大潮的突起。社会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事实上早就开始，只是人们还没有明显感觉出来而已。1988年因为要闯物价关而引起的通货膨胀强化了人们的感受，1922年改革大潮的勃兴则直接引起了持续多年的文人下海潮和经商热，进一步加深了人们的感受。中国共产党十四大的召开算是为市场经济彻底落实政策和正名，市场作为社会生活的主轴的观念就成为人们的公识了。市场经济遵循的是价值规律，它的最明确而又最强硬的追求是“利”，与维持社会凝聚力所需要的“义”是相矛盾的，因此它对社会生活的腐蚀作用是与生俱来的。文学无疑也具有商品属性，文学商品的生产和流通自然也被纳入市场轨道。文学商品的生产和流通自然也被纳入市场轨道。文学商品的生产者大多也属于并没有先富起来的一群，在经济利益驱动下，他们不得不根据市场行情，按需生产。市场行情又总是变化不定，这就由不得你再那么平心静气地精雕细琢，更不允许你按着知识分子话语设计一股道走到黑。因此，知识分子中心话语被放逐就在所难免了。再说，在商品大潮的冲击下的大众，其兴奋热点已发生变化，政治关切已被经济关切所代替。在没有先富起来时，关心的是如何发财；已富起来时，关心的是如何享乐。大众对知识分子中心话语的冷漠，不仅使知识者启蒙愿望落空，而且也使之丧失了言说的热情。（三）后现代主义对知识分子中心话语的消解。后现代主义文学在80年代中期即已降临中国，它以消解意义、颠覆价值为乐趣，高举弑父、渎神、佯狂、游戏的旗帜，反抗文化、反抗传统、自然对持一种文化乐观主义信仰的知识分子话语构成威胁。如果说80年代中期人们还只是认为这不过是一群顽童的恶作剧的话，随着商品大潮的兴起，大家才确实感到“狼来了”。后现代注意的寓言似乎在实践中成为现实时，一种末世情绪便在文坛弥散开来，在各种“新小说”中，几乎都或多或少地打上了后现代注意的印记，性、暴力、阴谋、死亡、宿命、偶然性、不完整性以及对生活的无奈感等等，就成了这类文学中的常见风景。后现代主义无疑也是一种边缘话语，但它以其顽强的拆解力量，加快了知识分子中心话语的解体。
中国文学即要现代化，又要民族化,这是历史的必然要求。近一个世纪以来文坛上的风云激荡，其深层原因无不可以在这种历史要求中寻找。1989年以来的文坛变动，当然也不可逃离这种历史必然性的制约。因此，文学既不可能完全认同现实、臣服商业化趋势沉沦和灭亡，也不会超越现实，以凌虚蹈空的姿态飞升。它将像人们对中国现实的语言那样：拖着沉重的翅膀，艰难起飞。因此，经多年来的震荡与沉浮、消除与重构、迷惘与寻找，文学在逐渐认识和适应社会转型的同时也不断调整了自身的结构和功能，从而形式一种新的格局和走向。
中国新文学的格局和走向：
一、商业化思潮的胜利进军和人文主义思潮的悲壮抵抗。在社会转型之初以及商业大潮突起时，商业化思潮以一种势不可挡的姿态向文学进军，从而对文学生产机制和艺术思维顽强地进行着改塑，恐怕在所难免。文学商业化思潮表现在以下几方面：①作家世俗化，不少作家下海、经商，由传统文人转变为经济型文化人。②作家为钱写作，于是出现了期货作家、企业文学和货币评论。③作家采用商业手段，自我包装，自我推销。④亚文学、软文学充斥市场。所谓“亚文学”，是指武侠、言情、法制、纪实之类以消遣娱乐为主要功能，以赢利为主要目的文学；所谓“软文学”主要是指那些闲适性文学。⑤严肃文学媚俗化，如“布老虎丛书”的名号就显示出一种讨人喜欢的姿态。《废都》的一些媚俗性描写搭配，也很能说明问题。⑥创作队伍的分化流失，等等。这些当然只是被人顺手开列的几条，除此之外，以下几点尤应引人重视。比如利益驱动使创作者急功近利，粗制滥造，以致创作走向模式化、复制化，并培养起一种浮躁心态和媚俗化审美取向，可能就是对文学更为致命的伤害。
公平地说，文学商业化思潮并非只有消极作用而无积极作用，比如说它使文学放弃了向大众说教的布道者面孔和让人敬而远之的贵族姿态，就是它的积极一面。据此，有人甚至乐观地认为，几十年来没能解决的文学大众化问题算是彻底解决了。但可惜的是此“化”不是彼“化”，过去提出的大众化是以“化大众”（如思想启蒙）为前提的一项民族灵魂重铸工程，而今的大众化却已放弃或部分放弃了这个前提，它不会使这个工程进展更顺利，而只会使之更艰难。
文学商城化无疑加快了道德的滑坡和人文主义精神的流失，因此，从它突起的那天起，就受到人们的警惕和抵抗。有人不为浮泛喧嚣的世俗利益所动，仍是听从自己的良心进行创作；有人则公开亮出“反抗投降”、“保卫纯洁”之类旗号以孤胆英雄（也有人讥之为新唐·吉诃德）姿态对之挑战（如张承志和张炜）；更有不少人（如梁晓声、张欣等）则以自己的作品真实地揭露出商业大潮带来的负面效应。1993年到1994年间开展的一场关于人文主义精神的讨论，则使对商业思想的局部性反抗变为对人文主义精神的讨论，则使对商业思潮的局部反抗变化为人文主义的一次集体性自卫。在这次讨论中，一大批作家（如张炜、张承志、梁晓声）和一大批评论家对文学商业化思潮给以了严厉的抨击，他们指出商业化造成的作品质量下降，将标志着几代人素质的恶化，暴露出中国人文精神的危机。为此，他们主张必须重建已被商业化严重腐蚀了的作家队伍及人文知识分子的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重建已被“玩家学”严重扰乱了的文学家园。也有一些作家和评论家（如王蒙、王朔）主张对文学商业化思想给以宽容。王蒙认为，不是计划经济更具有人文精神，而是市场经济更具人文精神（因为它更尊重人的主动性，人的作用），因此，提倡人文精神不能走老路，应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观念、新道德。还有人认为应当乘认人文精神的多元性，不能搞定于一尊和排它性。既不能对张承志的为信仰而战冷嘲热讽，也不能对王塑的游戏人生一概否定，总之，“谁也无权干涉他人的选择。”这次讨论尽管规模不大而且也不够深入，但它的作用仍不可低估。它表明人文主义的不可亵渎，为文学自身的调整和发展树立了一个价值参照系统，为文坛新格局的构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雅俗文学的对立共存与互补。一般说来，这是商业化思潮与人文主义思潮的对立与斗争在文学实践中的投影，但在具体分析中又不可简单地对号入座地严格对应。比如通俗文学中也会有人文主义因素，严肃文学也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商业化思潮的影响。但通俗文学的勃兴主要来自商业化思潮的推拥，严肃文学的存在更多地缘于人文主义的坚守，这也恐怕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所谓通俗文学，是指以投合大众审美趣味满足大众阅读需要为目的文学读物。通，是指沟通文学与大众之间的联系；俗，是指用来沟通的手段，即用通俗的语言和手法表达基本能代表大众平均数的思想感情。这样的文学读物在我国渊源流长，本世纪40年代的解放区文学和建国后五六十年的大陆文学，更是以大众化通俗化为目标追求。比如赵树理主办的《说说唱唱》、上海主办的《故事会》就是通俗文学刊物。但从40年代以来，通俗文学在大陆始终未得到健康发展，一直叼陪末座，是所谓严肃文学的陪衬。这其中当然有多重原因，但试图用通俗的语言形式讲述并不通俗的政治道理可能是它未能健康发展的一个关键原因。1989年后，由于商业大潮的冲击、价值观念的混乱以及“第二渠道”的开通，通俗文学解除了各种束缚而又获得了自由发展的环境，所以才会像雨后春笋一样繁荣起来，甚至得到畸形发展。
通俗文学因其“俗”，即面向读者大众和作者大众敞开，具有极大包容性和多层次性。它起码包容以下几个层次：（一）纯为供旅人游客等消闲解闷打发时间的一些“快餐式”文学，它常见于车站、码头、旅游点及轮船、火车上，内容多以猎奇、谈艳为主，很少能进入批评家视野，更无保留价值，（二）在各类书摊、书亭、书店中随处可见的一些以武打、言情、纪实、揭秘、公安、侦破等为主要内容的文学读物，主要供工薪族、打工族、中学（专）生等具有初等中等文化程度的青少年消闲、娱乐、求知及感情宣泄需要。这类读物拥有最广大的读者群，他们审美趣味的变化也决定着这类读物的市场趋向。由于各类作家和写手都为这类读物提供作品，因而就质量来看良莠不齐，差别极大，但总起来看水平线上的作品不多。如果这类文学读物的质量能有所提高，对提高整个民族的文化素质将大有裨益。（三）由各类文学刊物和出版部门组织推出并认真包装的一些从书和作品。如“布老虎丛书”、王塑文集及各种以“大观”、“传奇”、“通俗”为旗号的刊物组发的小说、报告文学等。这类读物追求雅俗共赏，希望既能保持一定文学品位，又能赢得较好的经济效益。但由于操作者的急功近利，很少有人能以平静心态从事这类作品的写作，因此目前如张恨水的言情、金庸的武打那类真正雅俗共赏的东西还很少见，更难说有大俗而又大雅的作品问世了。
与通俗文学相对比，所谓高雅文学（严肃文学、纯文学）当然也不蔑视娱乐功能，只不过不以消闲娱乐为主要艺术追求而已。一般说来，它或以承载较多社会文化功能，或已从事灵魂探索精神建构、或以进行形式实验为目标，重在追求文学的审美功能。这类文学标志着一个民族的精神高度，它理应是滚滚红尘中的一方净土，供疲惫的精神诗意栖息的一方林间空地。在中国这样一个具有深厚而古老的文化传统的国家，它永远不会成为一个荒漠。从文学独立健康发展的角度看来，1989年后的严肃文学尽管受到商业化思潮的冲击，但却进入呼吸较为顺畅、生长较为自由的一个时期。它已基本摆脱了沉重的政治负荷，完成了向文学自身的回归。市场经济培育出来的多种选择机会和谋生手段，为它的生存和独立自由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事实上，它已进入了边缘化、个人化写作，而这种协作如果离开了经济恰是造成文学的审美品格的前提。但这种写作如果离开了经济上、人格上的独立，无疑是一句空话。从严肃文学发展的前景看，值得高兴，但从其现状来看，却又不容乐观。在目前这个价值多元而混乱的时代，它还未走出金钱拜物主义的阴影笼罩，找到自己应有的精神定位。它丧失了文化批判的锐气和关注人类精神建构的热情，因此当它逃避出社会话语中心时，却也以停息于精神的边缘自居。它逃往历史，但以游戏历史自乐；走向民间。但以认同市民社会价值观念自满；走进形式，但以文字游戏自娱；逼近内心，但以咀嚼个人悲欢自慰......从这个角度看，说它正处于低谷也未尝不可。
三、市民话语和知识分子个人话语的互渗和互拒。从话语构成上看，1989年后文学中最为活跃的是两类话语：市民话语和知识分子个人话语，相对于社会中心话语来说，它们都是边缘话语。
市民不同于大众和平民，他们是依赖商品经济的运作而生存并各自扮演一定社会角色的松散社会群体，他们不只是指城市人，城市向农村的扩张以及农村的城市化把大批农民也推进了市民的行列。他们更不只是指平民，在生存的意义上，它把人铺展到同一个平面上。所谓市民话语即是指这个社会群体的生活话语和精神话语。在80年代后期兴起的新写实小说中，人们最早看到了现代市民话语的活跃。池莉、方方、刘震云、刘恒等人叙述的就是这类人的悲欢离合、衣食住行。《烦恼人生》、《一地鸡毛》、《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等小说标题就已初步揭示出他们的生存现状和精神状态。90年代的新市民小说更是颇为传神地展示出这个群体的性格特征：绝不浪漫而最讲务实。他们精打细算于每一笔收支，唠叨不休的是家长里短。冷漠的算计中也保留一点温馨。当然，王朔的小说讲述的也是市民话语，只不过那里的市民主要是一些带有痞性的青年无业游民而已。
正如市民社会一样，市民话语也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它表现出一个时代的情绪欲望，也表征着一个社会的精神趋向。知识分子个人话语可以在这里栖身，但也可能在这里被消除。知识分子写作者在讲述市民话语时，确实前所未有地逼近了生活的真实，并保持了知识分子和市民社会的脉息相通，但值得忧虑的是他们也往往对市民价值有更多的认同，从而放弃了自己应有的批判姿态。这种未能在精神上与市民社会保持一定距离和紧张的文学，短期内也会受到青眯，但从长远的观点看来，因为它缺乏审美挑战性，终将受到冷淡。
长期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士）一直是依附于“皮”上的“毛”，除非是在所谓“王纲解纽”、“处士横议”的时代，从未获得自己的独立话语。社会的转型和市民社会的凸起，使他们逐渐摆脱了依附状态获得独立地位，从而也获得自己的话语权力--这正是知识分子个人话语生成的基本原因。知识分子从事的是具有超越性的精神生产，理性逃脱现实的拘囿，关注一样些更为悠远宏阔的精神问题，为引导人性的健康发展创造和储备精神资源。从整体脉相上看，刚获得独立的知识分子个人话语也正是按上述要求趋讲的，只是还显得犹豫迟缓而已。比如新态小说中的女性小说（也可称新女性小说），就试图穿越权利话语和男性话语的雾障，复原女性世界的本来面目，在人（而不是性）的意义上探求女性本质、矫正人性残缺。具有准宗教色彩的新宗教小说（如张承志和北村的小说）以及新理想主义小说（如张炜的小说）则牢牢守定虔诚与纯洁，试图为不信时代重塑信仰的灯塔，为被铜臭污染的社会吹送人性的清风。但是，正如前文所说，大多数写作者还没有找到自己的精神定位，他们的个人话语中还较多地融入了商业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的文化内涵，人文精神较为稀薄，这也说明市民话语和知识分子个人话语总是共存而又互渗的。一般说来，在解构传统权威话语时，二者互相联手，在需要构建新的人文精神时，而又互相抗拒。
四、现实主义的开放性发展和后现代主义的东方化蜕变。当人们专注于严肃文学，并试图从其哲学观念、创作原则上探寻它的精神取向时，便会发现，广泛吸收了现代主义的优长的新现实主义正以开放性姿态蓬勃发展，而更多地带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气息的先锋文学却突然改向或分流，其反抗规范追求创新的现代精神融入现代主义文学，其虚无主义、消费主义精神则渐渐浸润于各类话语之中。
现实主义追求客观真实，尤其追求本质真实，而它也坚定地相信世界是存在本质、规律、秩序和完整性的。因此，它的客观信仰又往往会被主观理念所置换。新现代主义其实主要就新在它的真实--现实观上。传统现实主义认定的真实是一种高度政治化、理念化的真实，以至最高的真实不再存在于“自然”之中，而是存在于“原则”之中，存在于权威意识形态之中。新现实主义则向真实无限敞开，向现象、非理性、偶然性等等无限敞开，向现象、非理性、偶然性等等无限敞开，从而为现实张罗出一块深广的天地。新写实小说逼近人的生存真实，让平凡人生中的琐屑小事一起涌进小说，让过去这些被认为是历史的余数的生活重新进入真实的范畴。新历史小说则有意悬置规律、必然性等过去被认为的历史铁则，尽力打捞欲望、偶然性等这些被忽略不计的东西，重新清理历史河道，新状态小说则逼近人的心灵世界，让那些转瞬即逝的、他人无法替代的个人体验出场，以证明个体体验真实的存在。总之，新现实主义的胃口很好，也很大，它兼收并蓄，从而使一度与之对立的现代主义撤销了防线，建立起一个新的联合体，这当然是好事。
后现代主义把世界看做作一个平面化世界，把人当作零散化的主体，因而不再相信世界的本质、规律和深度，也不再相信人的完整性。与这种世界观相联系的便是其虚无主义、消费（享乐）主义、游戏主义的人生观和以颠覆价值、消解意义、不确定叙述、拼贴等为特征的文学观。后现代主义文学最初集中体现于先锋派小说和诗歌中，但由于模仿痕迹过重且与中国人审美心理隔膜太深，至90年代初便暂告消歇，然后作为一种文化思潮，它却浸润在各类新小说中。当然，它也作了一些东方化改造，比如西方原版的虚无主义更多地融化了东方的宿命精神和老庄哲学中的避世精神，不是让人“迷失于开心馆里”，而是让人淹没在烦恼人生的无奈叹息之中。再比如，各类新小说普遍采用客观低调的叙述语调和非全知的叙事视角，便也和这种东方化的虚无主义人生观念密切相关。后现代主义有其积极一面，比如对于解构陈旧的传统规范、对世界作出更为全面深刻的解释等方面，它确实起到了先锋作用。但它的片面性和破坏性也是非常明显且是与生俱来的。混乱性、无序性、偶然性等等只能构成世界的一极，并不能构成世界的整体；虚无主义对虚假理想主义可以起到一定消毒作用，但不可用来作人类精神的基本支撑。因此，走出后现代主义迷宫，将是使文学重获刚健清新之气的必要前提。
第二节 九十年代文学的六大模式
文学的天空不是红彤彤或湛蓝的单一色调，不是一成不变的，时运交移，质文代变，处于世纪交替的转型期价值观念，使文学天空呈现多元多样的斑斓色彩。当今世界存在各种各样的危机，从战争、核武器、人口爆炸、环境污染到资源匮乏与人类生存危机，但最为深刻的还是价值观念的危机．难怪美国著名学者菲力普·劳顿说：“价值问题是当代哲学家们关注的中心。”其实，它何尝不是文学家们关注与探求的中心命题呢?
价值观念的困惑，反映在今日社会文化心态方面嬗变之急剧，真叫人瞠目结舌、惊讶不已。曾几何时，八十年代中期“文化热”中新观念新方法轰然而起，举凡带有“新”字的东西就被不加思索的狂热接纳；今天评价九十年代文学的时候．“后”字又被推崇备至、优礼有加。诸如后新时期、后现代、后结构、后乌托邦、后文化、后殖民、后人道等七“后”，联袂而至，排山倒海。于是，有些文章称其为“后批评者们”，或简称“后们”，有的甚至责怪它们“哗众取宠”。我却觉得，对那些提法不应嘲弄与指责，尽管它们的阐述与论证存在不少缺陷，但作为一种新概括、新提法，无疑活跃了文学界的思想。不必讳言，今日中国之文学现象，确乎与西方后现代某些特点颇为相似。然而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学概念不是始于今天，三四十年前早已有之，而在我们中国文学中为什么到九十年代这一理论方才凸现?况且，连西方现代主义研究专家、荷兰学者汉斯·伯顿斯也承认，后现代主义的定义应当海隔五年调整一次。也就是说，它在西方是一个不断调整的概念，我们又何必过多套用呢?因此，我以为探讨世纪交替的九十年代的文学，出发点与立足点必须面对今天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境况，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大背景中探求文学的价值取向及艺术思维模式的新现象。
所以把九十年代称为转型期，因为它不仅仅是时间概念，更为强凋时代转型的意义，即今日中国不但正在结束几千年的封建小农经济形态，还告别了大一统的计划经济时代，开始转型为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般来说，偶像使人的价值信念中心化、封闭化与单一化。小农经济与中央计划经济无时不在制造价值偶像的崇拜，当市场经济打碎它之后，价值取向必然出现多种多样的新特点：其一，由计划经济大一统的单一中心论，转为市场经济所需要的多元多样、不确定性的价值观。多元形态的市场经济催发了亿万大军竟相前行，激活了个体与个性、自信与创造力，但市场经济又召唤了个人物欲的膨胀，轻贱精神价值而向物质金钱与唯我主义倾斜。社会经济转型使阵容统一的新时期文学终结，出现了多元多样的、充满竞争与各写各的文学新格局。然而，转型期价值观念的迷乱与光怪陆离的诱惑，使文学失落了传统的理想精神，浮躁、迷惘，唯我中心与无所适从，也给文学蒙上一层缺乏深度与力度的阴影。其二，曾经作为社会主义标志的计划经济一朝解构，曾被否定的市场经济却显示了勃勃生机，这一历史巨变带来了极为深刻的否定性、逆反性的价值取向。人们有勇气抛弃传统的重负，但新价值体系还未建立之前，否定与反叛传统价值却使文学的有序变无厅，规范变火范，形形色色“热点”的诱惑令文学变得茫茫然与浑沌然了。其三，转型期的市场经济充分确立厂商品的地位与价值，但商品化的价值观却使它变成衡量·切的砝码，名曰经济效益实为金钱利益竟然肆无忌惮地践踏文学价值。商品价值观鼓励了效率、效益与拼搏精神，活跃了三江五岳，使五行八业充满了活力，但文学这一类精神产品一旦用商品砝码衡估它的价值，金钱至上与享乐主义就会入侵文学的肌体，崇高被亵渎，高雅屈从于世俗，通俗降格为媚俗，终极人生价值的关怀变成个人生存欲望的张扬，文学的载道功能与传统伦理价值顿然失色了。
经济变革与历史转型期给文学带来了多维多向的价值观，从一个主调走出来的文学，呈现出迥异传统模式的多元多样的新思维新特征，究其要者可分六大文学模式与现象：
一、文学旗帜的演化
由为人生而为生存；由写人生理想和集体(阶级、民族)的历史命运，转而写普通人的生存状态。新时期文学不论是写社会变革还是伦理道德的主题，无不禀承了“五四”新文学运动提出的“为人生”。为人生融入了视文学为“经国之大业”、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和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从人生与社会、历史与时代的变迁中，描写人物的性格与命运。但到了八十年代中期文化热，文学却更换为写入的日常琐碎的生存状态即为生存的旗号。易帜在当时并不轰动，而是不事声张地在悄悄变异，但它对新写实作品的影响是深刻的。有些读者主张将新写实叫作写生存状态的小说。我不同意。因为写生存并非新写实所独有，早在这-提法出现之前即由韩少功在张扬“寻根”时提出了揭示“人类生存之谜”与“个人生存状态的思考”的文学日标。当时，不仅仅是寻根文学与新写实小说，连传统的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小说，也在写生存状态，它实际是西方文化文学多重思潮，尤其是我国社会经济转型期价值观念的一种反映，即由关注社会集体转向了看重个人自身的生存处境。
写生存状态的小说是不胜枚举的，池莉的《烦恼人生》可以说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当它在一九八七年第八期《上海文学》刊出时，编者在当时虽然不可能提出写生存的概念，然而“编者的话”颇有意味地将它跟七年前引起轰动的《人到中年》架通了思考的桥梁：“我们看到，在《人到中年》中，女主人公陆文婷常常用想主义的精神漫游来解脱实在生活的烦恼；《烦恼人生》的主人公印家厚却缺少这种气质。作为一个普通的操作工，人到中年之后，他更多地被’现世‘所拖累。”的确，如将《烦恼人生》与《人到中年》作一番比较，我们不只窥见二者迥异的艺术色彩，而且从中可以发现文学意识的嬗变，由展示“理想主义的精神”为人生，转向了写“被’现世‘所拖累”的烦烦恼恼的人之生存状态。《烦恼人生》还仅仅是开端，到了九十年代，为人生被写生存的声浪几乎淹没了。
二、 文学审美信念的哗变
由追求崇高转向躲避与亵渎崇高。新时期文学为否定“文革”造神运动曾写下了光辉的篇章，但在破除个人迷信、反英雄化、反假大空式的崇高时，文学开始有意消解与亵渎崇高。在中外文学史上，崇高作为文学信念，了审美的范畴，既是文学的一种艺术主题，又是文学的一种功能与精神境界，转型期的文学在解构与亵渎崇高时其艺术方式是双水分流的，一方面用原生态的琐碎生活与充满折磨的生存处境来消解崇高；一方面视文学如“玩”，如“游戏”，对于崇高结晶素的真善美不屑一瞥，用戏谑与调侃去亵渎崇高。前者如刘震云小说，后者如王朔作品。刘震云的《单位》写了一个在单位磕磕绊绊中生活的大学生小刘，与王蒙小说《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的林震是极其相似的，但如何对待平庸(乃至官僚主义的压抑)的生存环境，林震是介入与抗争，小刘却消极适应与无奈的屈从，二者形象为什么轩轾有别?时代变了。渴望崇高还是消解崇高?如何对待平庸，两个时代的青年人生价值观念与文学审美信念的追求，各有各的不同。刘震云谈创作时说，“大家活着是挺累的，被琐碎的生活纠缠着，显得心力憔悴，疲惫不堪”(《纠缠和被纠缠的》)。又说，“生活是严峻的，不是要你去上刀山，下火海，严峻的是那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生活琐事”(《磨损与丧失》)。如果说刘震云小说人物是在单位与家庭“一地鸡毛”式的生活琐事中，磨损了人生进取意志与消除了崇高，王朔小说则用话语，用妙趣横生的戏谑与调侃，直截了当地亵渎崇高。王朔说：“我一向反感信念过于执著的人”，他谈论自己的创作时绝无庄严味与崇高感，“玩一部长篇”，“哄读者笑笑”，“骗几滴眼泪”。对于观众颇为感动的{渴望}和《编辑部的故事》，他说写的目的“就想让老百姓做个梦玩”。即使不去分析王朔的小说内容，就从其小说标题如《顽主》、《我是你爸爸》、《过把瘾就死》、《千万别把我当人》、《玩的就是心跳》等，亦可窥见他的小说绝非是追求崇高而是亵渎那些被认为是神圣的东西。在他看来，“人类生活中有很大一块是灰色地带。很多事情是无法用是非观和道德观去衡量”，文学不过是“把生活中原本无意义的东西还原成无意义”。应该说，王朔小说并不是没有令人揪心的与沉重的东西，但在“顽主”系列中，在那些“玩的就是心跳”之中，玩与侃两只无形的大手推倒了文学的崇高。王朔曾对刘震云小说作了这样的批评：“刘震云给我一种特别刻薄的感觉。他把生活平庸化了，乘机他自己深刻起来。”(以上引文见《我是王朔》)且不说对刘震云此种批评是否恰当，我想问的是，王朔自己在谐趣与调侃的背后，是不是也隐有某种“刻薄”?然而对生活与艺术使其平庸化或调侃化，是不是就会“深刻”了呢。
三、 文学回视历史的变焦
由写本质走向写本色。什么是文学创作中的“历史”?传统观念与文艺理论教科书回答是“历史艺术化”，即按阶级斗争历史的规定性加以形象化艺术化。从八十年代中、后期，尤其转型期的九十年代的历史小说，我觉得它对历史与艺术的追求发生了深刻的变异，由历史的艺术化转型为“历史是什么”的质询；由历史本质就是这样的演绎与图示，转向对历史生存本色的追寻与探索；由毫无疑问地接受规定的历史结论变为历史的怀疑者与叩问者。米兰·昆德拉认为小说家的使命“是存在的勘探者”，今天中国的历史小说家不再满足于扮演一个“历史艺术化”的角色，他们更为注重介入和参与历史，更愿意承担历史的存在与人类生存本相勘探者的使命。在他们看来，历史小说不过是今天与昨天的对话，他们要求用自己的眼睛重新审视历史，用自己的话语重新描述历史。因此，转型期的历史小说并不否定传统观念所要求的写重大的历史本质(如党领导的工农革命史)，但它更重视从人的日常生存状态展示历史的本色。与历史本质相对应的本色，强化的是历史生活的原汁原色，它与写现实生活的新写实小说的审美追求有相通之处，就如海德格尔所说的“让原初存在本真地呈现出来”。譬如说，陈忠实的新作《白鹿原》与五十年代梁斌的《红旗谱》，二者都写了下半个世纪农村和农民的命运。但《白鹿原》倘若束缚于写历史本质的传统小说模式，只写国共两党及农民与地丰阶级的斗争(在这方面，它并没有超过甚至还没有达到《红旗谱》的水平)，如果它没有发现白嘉轩这一宗法制度下历史本色的族长形象，没有探索以孔孟仁义礼教为思想结构的村社家族的生存本相，不能活生生的令人看到家族文化对于动乱中维持农业生产及乡间人际秩序、对于中国历史的衍续与稳定所发生的巨大影响，《白鹿原》也就会失去它的震撼力与独树一帜的价值。又如李锐的《传说之死》，主人公六姑婆原出名门望族，又是古城第一位女共产党员，为革命贡献卓著，但它并不像传统小说那样去表现火红色调的历史本质，而是从其出生入死、大义凛然的精神中揭示她因爱其弟而爱革命的亲情人性的本色。六姑婆的艺术形象尽管没有透示出多少革命历史的本质和方向，却展示了大革命潮流不是单一而是汇集各式各样的人物与绚丽斑斓的历史本来色彩。
人类历史自然有其必然性规律性，传统小说看重因果关系，写历史的必然性与人生性格命运的逻辑性，九十年代小说在审视历史与人生命运时，甚为关注与必然性相对应的偶然性与或然性的影响。如李晓的《相会在K市》与《叔叔阿姨大舅和我》，后者描写某种历史偶然因素往往改变以至形成了一个人或革命者或叛徒的历史身份，甚至导致了生与死及他们各自相反的命运。前者所写的热诚革命的大学生、诗人刘东死在游击队革命同志之手出偶然之因，“真不知该怨谁”。又如夏兰的《宋朝故事》，大故事中套小故事，大故事的南宋将领蒋白诚之死，小故事里的由沦陷区东北奔赴南京参加抗日的小宋“找死”，二者偶然亡命都是耐人寻味的。当然，我不同意将一切归因偶然的皮尔斯·詹姆斯的偶因论，但历史与现实生活中大量事实说明，用必然性无法解释的某些偶然因素，往往会改写一个人乃至一个民族的某一时期的历史命运。所以经典作家强调必然性规律时并不否定偶然性，正如马克思所云：“如果‘偶然性’不起任何作用的话，那么世界历史就会带有非常神秘的性质......发展的加速和延缓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这些‘偶然性’的。”应该说偶然性的因素并非历史本质的范畴，但它是人类生存和历史的存在，是历史本色的一种现象。文学承认并探索它，对于人类认识自我、把握与实现自我，无疑有重要价值。
四 文学的关注点
由原来写入际关系与社会冲突，日渐注意人类与大自然的关系。文学的始初形态(包括神话、传说、故事等)原是表现人类与大自然关系的，但随同科技的发展、社会历史的变迁，人对自然界山于强凋征服与索取而出现了对立与分离。环境污染、滥伐森林、沙漠化、资源匮乏等，人类破坏了自然生态平衡，大自然则给人类以报复。意大利的“罗马俱乐部”一九六八年发出了“地球陷入困境”的紧急信息，一九七二年在斯德哥尔摩大会上提出“只有一个地球”的严峻口号。伴随人类环境意识的觉醒，以拯救地球也是拯救人类自身为使命的环境文学在世界许多国家涌现了。
我国当代文学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笼罩下，长期以来只重社会人际关系斗斗斗的描述，却摒弃了古典文学中那种歌颂大自然、表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优秀传统。然而，由于生态环境问题日趋尖锐化，我国的环境文学也随之萌生与壮大。尽管它比西方环境文学迟来了一步，但发展势头颇为迅疾，八十年代中、后期为其发轫期，九十年代则是它的突进期。一大批卓有才华的老中青作家拿起文学武器参与保护环境的行列，创作了许多反响热烈的作品。不但涌现许多以揭露危害生态环境典型问题为主的报告文学、纪实文学，还有如蒋子龙《水中的黄昏》、张扬《消息不宜披露》、陈建功《放生》等具有较高审美层次的环境小说。转型期的环境文学在短短几年间已形成了自己的特点，那些引人瞩目的环境文学作品，充分表现了富有良知的作家敢于正视并勇于揭露环境问题的崇高责任感，而且以世界性的眼光对于现实生活中的生态环境问题作出多侧面的科学剖析，它将现实的审视、历史的反思与强烈的时代精神相融合，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中国的环境文学不只是一种题材、一个文学品种，它的诞生是社会转型期文学思维的一场深刻革命。因为，它是我们文学历史的一次拥有巨大意义的转型，将艺术家的视点由人际社会推移到人与大自然的关系，文学不再无知地颂扬与天斗与地斗的对抗关系，而是关注人类与大自然如何同生共存、和谐相处。当然，环境文学并不是从此否定写人与人的关系，作家在叙述那些改造污染的环境、建设良好生态世界的过程中，怎么可能离开人的因素?说到底，创造美好生态环境首先是人的思维变革。因此，环境文学的思维核心是环境意识的觉醒，是救救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环境文学不受任何职业或地域空间的局限。这一文学空间是如此辽阔，地球多大它有多大；这一文学的生命是不受时间制约的，人类要永存它就永存，它是今天地球村需要的文学，但它又是未来的文学。
五 文学扫描的热点
由注意人与外部社会的冲突，转而向内探察人性的弱点与心理的误区。传统文学刻画人物时多从社会、阶级、民族精神与地域文化等因素出发，强调外部环境对人的作用力。转型期的小说往往超越外部重重雾障，朝向内部寻察人性心理的积极因子与消极的误区。我在这里所说的人生弱点与心理误区，主要指的是心理与人性方面的自我失误与自我挫败。认识人性与心理误区使传统文学视野大为拓展，大有益于人们反观自身以达到主宰自我与实现自我。还是让我们共同进入具体作品以理解写人性与心理误区的特殊价值吧。如方方的《桃花灿烂》描写陆牺与星子一对青年男女刻骨铭心的相爱，为什么会发生了不该发生的悲剧?是不是因为陆牺的父亲是右派而造成婚姻障碍呢?倘若从这一角度写去，那是读者熟知的社会政治原因导致爱情悲剧的“伤痕”小说。这篇小说的透视点不在外部社会，而是探寻男女双方各自内部的弱点。假如，星子减几分矜持，增几分柔顺，阽牺少一点自卑多几分自信，他们的爱情结局将不是悲剧而是像桃花一样灿烂的喜剧了。方方的另一篇新作《一波三折》，主人公卢小波由“劳改犯”一变而成大款，他那种报复方式以及他由此而生的沾沾自喜，他所暴露的人性弱点与心理误区，深刻地道出了生活的无奈。又如储福金的《重影》与《人之度》，也是揭示心理误区的好小说。婚姻破裂的悲剧，在全球无时无刻不在重演着，姑且不谈政治、经济以至生理的原因，单就《重影》所写的人性和心理误区而导致的家庭悲剧，东方与西方还少吗?至于说噬人之度》里的周方益，由知青而小有名气的作家，而小官，他内心深处为什么交替涌现“满足感”与痛苦的“惶惶然的失落”感?萨特说“他人即地狱”，我却要说，人的那些心理弱点与人性误区，是不是自己给自己设置的重重“地狱”呢
经济转型期的社会与人自身无不暴露了更为复杂的令人眼花缭乱的新现象，在激烈乃至残酷的角逐竞争中，面对用传统价值观念无法解释的现实生活而陷入困惑与迷惘中的人们，既渴望了解变革中的外部世界，又亟想认识自我的优势与弱点。文学审视人性与心理的误区，恰恰满足了现代人精神上的这种渴求。认识外部与内部的两大世界，原本是作为“入学”的文学不可或缺的命题。如果忽视或失落了“内部”这一半世界，那文学则是残缺的、不完整的。所以我认为，认识自身，透视人性弱点，走出心理误区，这类作品在今日虽方萌生，但它是读者市场的要求，是传统人转型现代人的心理与精神建设的需要，它是有生命力、有辉煌前景的文学。
六 文学价值的震荡
由神圣殿堂跌落市场的尘埃，文学作品由“净化灵魂”与“生活教科书”淹没于商品化的浪潮。当文学书籍、报刊一旦被当作商品推入市场，由喧嚣的文化素质不高的买方决定它的命运时，必然引起文学价值取向的一系列的裂变。从文学功能说，传统上是以教育、认识、娱乐三大功能结构而成的，其中，教育是首要的功能，今天的文学功能来了一个大颠倒，娱乐由末席升格首位。这并没有错，文学艺术理应让读者赏心悦目。问题是将娱乐第一变成唯一的文学功能，连“寓教于乐”也摒弃了。于是，文学由载道而载欲，文学在崇尚生命意识与张扬人性本能的鬼使神差下，出现了不少写性欲、性史、婚外恋、婚变史以至五花八门的做爱细节方式的篇章。市场经济对文学的冲荡，归根到底将引起作家队伍的解构与文化心态的变化。转型期之前的文坛，其柱石是“五七”群与知青群两大作家群落；转型期这两个作家群中虽然还有些人常出新作，热情犹存，但文学的风头却由二三十岁一大批先锋派作家所占替。作家结构的更替必然反映文学转型期两种价值观念的演变，“五七”与知青作家群是在红旗与理想照耀下长大，以文学参与和干预生活，为拨乱反正与改革开放而呐喊，文学是作为战斗整体的“一翼”，用“布礼”的声音向人民发言。先锋派是在理想失落、哲学贫困、价值困惑的环境中长大，是在多元经济形态的市场大潮与西方后现代文化、文学的双重思潮冲击中而形成的作家群落。所以转型期文学的作家队伍由原来作为社会主体的“-翼”化解为许许多多的个体，山较为统的“强音”变为多元多样的个体声音。因此，文学的价值取向与创作模式的异变，从作家队伍解构与转型中亦可寻觅它势必如此的踪迹。
先锋派无疑是时代的骄子与宠儿，报刊书籍，影视摄像机，大众传播媒介以及高价拍卖文稿的市场，无不恭候他们那几分“神侃”几分操作的产品。现在，让我们看一看这一代作家的历史观、价值取向与文学功能观吧。且听叶兆言、孙甘露、苏童、格非、陈村等在“作家聊斋”中是怎样“聊”的：“时代的变化所留给他们的唯一痛苦，似乎仅仅成了无所适从的自惭形秽”；“文学确已失去了昔日诸如信念和理想等美好的事物的支持”；读者的“目的仅仅在于通过阅读来印证自己的欲求。一旦作家明白了这一点，他们除了迎合之外好像已无更好的办法”；“读者成了真正的文坛主宰和上帝，作家仅仅是仆佣而已”。既然置身“仆佣”之位，焉能免除“仆佣”之声。因而他们面向的不一定是公众关切的社会重大问题，而是读者的欲求与市场的时尚；由历史的深沉反思与批判，转而借历史故事为题抒发个人的喟叹；由直面人生社会而回到人之生存和欲求的各种角落；山存在环境的改造与创造者而变为适应与顺从者。于是，“呐喊”的文学式微，游戏、调侃、市俗、闲情等消费性文学却多了起来。在商品化冲击下，转型期的文学一方面在力挽狂澜，坚持纯正，直面人生，追求真善美；另一方面也有晕眩与失控，媚俗与无奈，文学失去了自持与自控。消闲、纵欲、闲适、自娱、戏谑、调侃，形形色色的文学竟以推向浪涛滚滚的商品市场而洋洋得意。也许这正是转型期文学的特征。
还应提到的-点是，转型期的六大文学模式，对于多种文学现象并无扬此抑彼、“厚今薄古”的意思。作为今日之文学模式与现象，我以为“写生存”与“写人生”各有所长又各有所短，当你站在写生存的立场上考察《人到中年》这一类写人生的小说，会认为那种典型化与理想化未免与实实在在、磕磕绊绊、平平淡淡的素常生活距离远了些，理想化了些。但从为人生文学角度来端详《烦恼人生》这一类写生存的小说，你可能又会觉得它将人之烦恼写足了，可是印家厚们的人生价值、理想，作者为什么未加理睬呢?双方各自有理，未可定于一尊。原因在哪里?时代使然。所以，近几年我在文章中多次强调为生存和为人生二者相融合的文学。例如陈源斌的《万家诉讼》、刘醒龙的《凤凰琴，等，事实上已是二者融合的文学先兆。又如，例举了消解与亵渎崇高的文学现象，也不意味着今日之文学绝无崇高，事实上如张承志、张炜等不少作家作品依然在维持与奋扬崇高。而且，在商潮中的眩惑结束之后，崇高以及英雄主义精神仍然是复归，否则一个民族的精英文化与文学就会失落社会基地。总而言之，转型期文学的多种模式与艺术现象是并存的，我反对文学的单一化与轻率否定这个肯定那个的简单化，旧有的不一定不好，新的模式与现象也不一定就好。我主张多样、多元文学的交叉渗润，主张互补与融合，同存共荣。 今天，正处于新旧价值观转型的阵痛期。文学在这转型阵痛期还要探求、追索一段相当长的旅程。不要急功近利，也无须心灰意冷，见旁门左道、走火入魔者不必惊讶，对于冷嘲热讽或横加指责，也无须大动肝火。不要浮躁，不要媚俗，作家与文学现在需要的是，融汇百川、独立不移的浩然风骨与风范，高瞻远瞩、坚持求索的崇高文化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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