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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提示：本章对民间文化形态和农村题材创作的关系进行了梳理，虽然在当代文学创作中农村题材创作符合那一时代的共名，成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有机组成部分，同时延续了解放区文学的传统。但追根溯源，民间文化形态并没有完全被时代的“共名”所遮蔽，从20年代崛起于文坛的乡土小说及其闰土、老通宝、翠翠等一系列人物形象到以赵树理为代表的解放区文学以至50年代周立波、赵树理的农村题材小说，都可以明显的感受到“民间”传统的薪火相传。流露出来的来自民间的真实的声音，与时代的“共名”形成了某种不和谐，并反映出来自解放区的作家在创作思想与艺术表达之间的某种矛盾。第二、三、四节所选的文本运用“民间”理论从三个不同的角度阐述了民间文化形态在创作中的具体体现：民间艺术（人物、语言、自然美、乡情美）；民间立场（作家及“中间人物”）；民间隐形结构（民间表演艺术中的“二人”模式）。
第一节 民间文化形态与农村题材创作
一、解放区文学的特征
以解放区文学为代表的左翼文学，已成为当代文学的构成的主要资源，它具有四个方面的基本特征（见教材32页）。
二、解放区作家的构成及经历
来自解放区的文艺工作者有两类：由文学到革命；由革命到文学。前者有周扬、丁玲、周立波、萧军、艾青、田间、欧阳山、草明等；后者有赵树理、柳青、孙犁、马烽、李季、梁斌、杜鹏程、吴强、贺敬之、郭小川等。这两类作家的创作，构成了五六十年代文学与国家政治生活紧密结合、用艺术来表现国家意志下的时代共名的创作主流。
三、当代文学对战争文化规范下解放区文学传统的继承及其特点
由于当代文学继承了战争文化规范下的解放区文学的传统，便理所当然的要求文学要发扬战争时代文学的特征，使文学自觉地成为整个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但正在或将要进行的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毕竟不同于一场具体的战争，象战争时期那样要求文学直接为战争服务，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造时期显然是不相适应的，要求作家超前的用艺术来准确反映尚处于实验阶段的革命运动，也不符合艺术规律。所以，无论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还是要求作家对此的艺术反映，都只能是摸着石头过河，需要经历一个探索和经验积累的过程。艺术创作是一种个人性的精神劳动，作家个人也就不可能超越历史限制而创作出完美无缺的社会主义的艺术画卷。同时，创作依据的局限性（一是作为国家意识形态体现的特定历史时期的政策条文，二是来自民间的评价事物的价值标准），也便体现出与此相适应的创作倾向：即反映国家意识形态的主流文学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民间文化形态、价值立场，体现民间精神的文学。后者在自觉不自觉中流露出民间的真实声音，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与主流文学的不和谐性。
这种特点最明显的是表现那一时期关于农村社会主义运动的文学创作方面，这是50年代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领域，也是历来被认为成就最高的领域之一。由于多年来在农村政策方面的不稳定和复杂多变，在对农村生活的表现上，不同时代有不同的评价标准，如在50年代大力歌颂农业合作化运动的作品（如《创业史》、《不能走那条路》等），随着80年代农村政策的调整，到底有没有文学史的价值？都是我们应该深入思考和研究的问题。
四、“民间文化形态”及其在农村题材创作中的体现
（一）乡土、农村题材的历史延续性
作为“五四”新文学两大创作流派之一的崇尚原始、民间和自然的田园浪漫主义即乡土、农村题材创作，没有因40年代崛起的战争文化规范而中断。从农村人物形象的塑造完全可以看到不同时代的农民精神因袭的连续性。从闰土、阿Ｑ、老通宝、翠翠到盛佑亭（《山乡巨变》）、梁三老汉、王二直杠、郭振山（《创业史》）、范登高（《三里湾》）、“吃不饱”、“小腿疼”（《锻炼锻炼》）等一系列人物典型身上不难感受到几千年来深深积淀在农民灵魂深处的历史胎记并未因时代的变迁而消除。思想革命和社会革命并不是同步的，思想革命的进程和社会革命相比，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艰巨任务。
（二）“民间”的概念及特定含义
首先，“民间”是一个有着丰富涵盖面的文化概念，在乡土文学传统里，它是与自然形态的中国农村社会及其文化观念联系在一起的，比较真实地表达了挣扎在社会最底层的广大农民的生活态度和精神状态。“五四”一代的作家对这样一个“民间”世界抱着极为复杂的态度，并把这种真切关注和特殊感情传给了新一代作家。我们从对农民传统私有观念的鞭辟入里的痛切分析中，能联想到鲁迅是怎样以痛切的批判态度来呼唤劳苦大众在自我斗争中冲破几千年的精神重负，追求新生和希望的；从周立波对湖南山乡自然景色和美好人性的赞美中，也能联想到沈从文是如何以血肉相连的感情来歌颂、表达“民间”的原始性、朴素与健康。现代知识分子总是怀有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民间情结。其次，民间文化形态在当代文学史上还具有特定的含义。它既包含了来自生活底层（民间社会）的劳苦大众自在状态的感情、理想和立场，也包含民间文化艺术的特有审美功能。由于战争文化特征所决定的文学必须重视民族化和大众化，使本来处于自在状态的民间文化形态被当作民族化大众化的因素或被及时地吸收、或被批判地利用，慢慢地运用到当代文学的创作中，并且化解、中和了其中过于强烈的政治宣传的成分。许多作家的创作常常摇摆在政治政策宣传和文学艺术创作之间，而民间文化形态的因素往往成为决定作品是否具有艺术价值的关键。这类创作中，长篇小说有周立波的《山乡巨变》、赵树理的《三里湾》、孙犁的中篇小说《铁木前传》等，其他如赵树理的短篇小说《锻炼锻炼》、李准的短篇《李双双小传》改编的电影《李双双》等。这些作品虽然在创作背景上保持了强烈的时代共名，内容构思和人物形象塑造也都含有明显的政治宣传意图，但作家们凭着对农村生活的丰富经验和美好感情，在文学创作的各个层面上或强或弱地体现出民间文化艺术的魅力，终于使作品保持了动人的创作感情和活泼的艺术魅力。
第二节 民间艺术空间的探索：《山乡巨变》
一、民间艺术审美空间的开拓
50年代的小说创作，农村题材占了很大比重，尤其是1953年农村开始大规模的社会主义革命--合作化运动，吸引了大多数作者的关注。这场运动，对于农民和作家来说，都面临着思想观念的转变，必然要经受一场痛苦的、触及灵魂的考验。对于如何从政治上反映这场革命，大多数作家都理解这场革命的意义，并希望通过歌颂农村的新生事物来推动这场革命的顺利进行，但越是深入到民间生活深处，去体验、观察、把握农民的思想感情，反映生活的本质真实，就不能不使许多作家感到困惑。如何在时代共名与农民沉浸其中的痛苦的精神斗争之间，寻找出一种可能表达的真实来。这时，民间文化形态的因素就发挥了恰到好处的作用。
周立波的《山乡巨变》，虽然不是最早用艺术来描写合作化运动的作品，也不是最具有理论深度的长篇小说，但它有非常鲜明的艺术个性，即从自然，明净、朴素的民间日常生活中，开拓出一个与严峻急切的政治空间完全不同的审美艺术空间。周立波是一个具有很高艺术修养的老作家。《讲话》以后，他曾深入农村生活，学习来自民间的语言艺术，写出了长篇小说《暴风骤雨》，但只是停留在地方色彩和方言土语简单描摹的层次上，与作品的整体风格是脱节的。1955年他举家迁移湖南家乡落户，深入了解与研究合作化运动中的农民的精神状态，成功地创作出长篇小说《山乡巨变》，在表现“民间”色彩方面获得了极大的成功。
二、民间文化形态的完整体现
在对合作化运动的态度上，毫无疑问，周立波是站在时代共名的立场上，鼓励农民走合作化道路的。小说的基本构思和人物关系，包括对农村阶段斗争的设计，都保持了与国家意志下的时代共名的一致性，这一点与《创作史》有相近之处，但柳青对农村阶级关系及其冲突更加具备了高屋建瓴的理性把握，因而也就更加具备了思想的“深刻性”和人物矛盾冲突的“尖锐性”。这是周立波所不及的。应该说明的是，这种“深刻”与“尖锐”都是从当时国家政策的立场而言的，《山乡巨变》缺乏的正是这两点，作家是把一场政治运动放在民间的生活舞台上演出，回避了思想深刻性，都换得了人情的自然，醇美与和谐；回避了人物矛盾冲突的尖锐表达，却散淡地写出几个活灵活灵现的农民性格。“民间文化形态”表现在文学创作上是一个完整的艺术整体，孤立地使用“民族形式”和“民间语言”，说明不了小说的真正艺术成就。小说的“民间”色彩具体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泥腿子”、“婆婆子”--农村基层干部的塑造
对李月辉、刘雨生等农村基层干部的刻画，摆脱“高大全”的模式，不同于以《创业史》中的梁生宝为代表的农村新人形象，而显得更加贴近生活，接近农民，真切，自然，没有任意提高，也没有让人物成为时代共名的“传声筒”，而是更有民间色彩。
2、“中间人物”--“民间”声音的真实表达
小说不独写出了“泥腿子”式的干部身上的“民间”色彩，更是成功地塑造出象盛佑亭（“亭面糊”）、王菊生（“菊咬筋”）、陈先晋等“中间人物”的形象。对于他们，作家不是一味地批判他们身上存在的小农意识、私有观念，而是热烈赞美了他们的优秀品质，他们热爱劳动，珍惜土地，对于政府要求把土地、山林、家畜等一律入社，精神的斗争和感情的痛苦是必然的。作家在客观上表现了作家对他们的理解和同情，不但没有从精神上人格上侮辱他们，反而是从民间的角度写出了他们身上纯朴的人情美，给予他们善良的同情和理解。现在看来，正是这些“中间人物”才或深或浅地传达出民间真实的声音。
3、“民间”艺术魅力的展示--人情美、乡情美、自然美
人情美、乡情美、自然美的展示，增添了民间艺术的无穷魅力。小说中隐藏了沈从文笔下的湖南大山深处民间社会的菁华。大量的民间传说，乡村风格，自然风光都恰到好处地播在一故事情节当中，看似闲笔，却在丰富的民间文化基础上开阔了小说的意境，使合作化的政治主题不是小说唯一要表达的东西。
4、“农民诗人”的“乡村叙事”
周立波的“民间”意识不同于赵树理，它不是直接用民间艺人或农民的语言“说书”；而是像一个充满智慧和幽默感的很有学问的乡村教师，循循善诱，娓娓动听的讲述着一个发生在湖南山乡的农村生活故事。他的叙事语言象雨后的青山那样秀丽，清澈的山泉那样纯净；人物语言充满乡土气息。他把精炼典雅的古代语言和丰富亲切的方言土语，加以综合改造，放进表现力和逻辑性极强的外国句式中，即准确洗炼，情文并茂，有雅俗共赏，丰富多彩。这便使文人乡村叙事在审美品格和艺术风格上不同于赵树理。艾青说周立波“是一个优秀的农民诗人。”把周的小说说成“诗”，可谓抓住了周立波创作审美品格的神韵在作品中的表现是：那种弥漫在《山乡巨变》乃至整个周立波农村题材小说中的浓郁的乡村生活气息，字里行间散发着的清新的泥土芳香，整体上呈现出明丽的地方色彩：那种潇湘山水所独具的风景画、风俗画式的传神描绘。周立波与赵树理的不同在于：赵的小说主要靠叙述而少描写（或融描写于叙述之中），而周则除了叙述还重描写。如《山乡巨变》中那峰峦叠翠、秀美明丽的山村景色，那雨雾迷朦中挺秀的楠竹，那好香好乖的茶子花，那发出悠徐匀称响声的啄木鸟，以及新婚之夜喜气洋洋的婚俗礼仪的风俗画描绘等等，所有这一切与对新生活新人物的叙述交织在一起，创造出诗意的优美境界，无不体现出强烈的“民间”色彩。
第四节 民间立场的曲折表达：《锻炼锻炼》
一、赵树理在当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一）自觉的民间立场及其成因
赵树理是属于中国民间传统中比较有政治头脑和政治热情的知识分子，自愿当个“文摊文学家”，以民间立场作为安身立命之地，完全出于自觉的选择，一方面取决于他来自山西民间社会的家庭背景和浸淫过民间文化的熏陶；更重要的是他在战争的时代里看到了农民将会在未来的政治生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民间文化传统也应该风云际会，获得复兴。所以，他始终想绕过新文学传统，将民间文化与实际的政治工作结合起来，形成了“问题小说”观。通过小说解决工作中发现的问题，传递民间的声音，这才是赵拥有的一般民间艺人所不可取代的特性。自觉的民间立场形成了它特有的叙事美学和艺术风格。他把自己服务的对象具体规定为“农村中识字人”和“不识字人”，这是少见的，所以用新文学传统的审美眼光，用一般知识分子理性的眼光，都无法从审美感情上认同和理解赵的小说，甚至很难走进赵的艺术世界之门。他所要表达的，不是概念形态的农民，而是实实在在的山西农村日常生活中的活人的感情，没有一点儿的虚伪。在抗日民主根据地和解放区的创作，虽在表面也表现出特色政治环境下的农村生活，但仍然显示的是民间的本色。这是不同于“五四”新文学正统的。
（二）“民间”的独特魅力
首先，赵树理作为农民的代言人，他本能地发现，在农村，对农民最大的危害，正是农村“基层干部是混入了党内的坏分子”（周扬语），如金旺那样的地痞流氓，小元那样的旧势力跟屁虫，以及小昌那样“轮到我来捞一把”的坏干部，......他的小说的矛盾冲突大都是围绕这样一批农村旧势力和新政权结合的坏人而展开的，这是站在农民的立场上才会发现的问题。
其次，赵树理已指明了自己创作的服务对象是文化程度相当低的读者，所以在艺术表现手法上不能不迁就传统的民间文艺手法，但他所表现的内容和艺术趣味则完全是新的，没有为迁就大众口味而利用通俗文学的庸俗手法。如小说语言的口语化，不刻意突出性格化的语言，常常把叙述语言和人物语言混成一片，实际上是用民间口语高度统一的小说叙事，表现出内在的和谐和朴素。
其三，刻画人物基本不用典型化原则，不突出主要人物，而是展示群体，写出细节。与周立波相比，他作为一个民间社会中的艺人，用他的生命本相展示民间社会的本来面貌，可说是做到了与农民及农村生活的无间无隔。
二、赵树理的文学史意义及悲剧性命运
总的来说，赵树理在五、六十年代的创作成就不及以前，解放后，他备受尊敬和推崇，被展览在解放的急剧变化的、人物复杂的大城市里，对此，他明显地感到不适应，当年的“青春活泼的力量”失去了，这意味着民间精神的失落。由于他的创作，曾一度被推崇为“赵树理方向”，但解放后，对农民也有了新的要求，农民的本来立场及其文化形态不总是与时代共名相一致的。这时候，本色的赵树理不能不陷入创作的困境，以至于到了文化大革命被迫害致死。
三、《锻炼锻炼》的意义（教程44--47页）
作为一个真正的现实主义作家，赵树理抛弃当时一切粉饰现实的虚伪写法，实实在在地写出了农村出现的真实情况。干部就是这样横行霸道地欺负农民，农民就是这样消极怠工和自私自利，农业社“大跃进”并没有提高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只能用强制手段对付农民......艺术的真实，就这样给后人留下了历史的真实性。尽管以赵树理的主观创作意图而言，还不至于达到这样的深度，他只是想反映农村的现实状态是怎样的一幅图景而已，而且从当时可能表达的方式来说，他也只能站在杨小四等所谓新生力量的一边。但从赵树理的艺术画廊里看，这篇作品分明是与描写农村“有些基层干部是混入了党内的坏分子”的艺术精神一脉相承的，不过在当时的环境下，连这点维护农民的立场都不能直接地表达出来。现实主义的方法冲破了作家的历史局限，只能在当时非常严峻的环境下，以它自己的方式达到了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统一。
第四节 民间艺术的隐形结构：《李双双》
一、《李双双》的艺术效果
《李双双》是根据李准的短篇小说《李双双小传》改编的电影。但故事情节和思想内涵都有了很大的改变，作家摒弃了原小说通过“大跃进”中妇女办公共食堂的故事，歌颂“大跃进”的乌托邦理想，虽然我们感受不到赵树理写于同一时期的《锻炼锻炼》那种真实的生活场景和作家的沉痛心情，但凭着对民间艺术的娴熟，从原小说的人物性格冲突中发现了新的主题，在另外一个层面上展开了想象力，那就是歌颂普通老百姓中间的美好人性，提倡敢于和社会上的自私行为和干部的自私自利作斗争的精神，这便在客观效果上淡化了“大跃进”时代的浪漫主义气息。也是影片之所以受欢迎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二、艺术的隐形结构及其《李双双》的民间意义
1、何为艺术的隐形结构？
所谓艺术的隐性结构，是五六十年代文学创作的一种特殊现象。当时许多作品的显形结构都宣扬了国家意志，如一定历史时期的政策和政治运动，但作为艺术作品，毕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宣传读物，由于作家们沟通了民间的文化形态，在表达上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了民间艺术形式，这时候的民间形式也是一种语言，一种文本，它把作品的艺术表现的支点引向民间立场，使之成为老百姓能够接受的民间读物。这种艺术结构上的民间性，称作艺术的隐性结构。
2、《李双双》的民间意义
首先是艺术形式的民间性。《李双双》的隐性结构来自民间艺术表演中的“二人”模式，如东北的“二人转”：全剧只有男女两个人，不管表演什么内容，其模式是一样的，即“旦”起高，“丑”走矮，“唱丑的”围着“包头的”转，作为“丑”角的男性千方百计讨得“旦”角（女性）的欢心，最终以大团圆的喜剧结局。《李双双》的情节设计、矛盾冲突及解决的过程都是符合这一特点的。
其次是人物喜剧性格的民间性。李双双的性格里有着中国传统民间文学中的快嘴李翠莲的性格遗传，大胆泼辣，无所顾忌，敢笑敢哭，活脱脱的一个农村妇女的快嘴形象。而喜旺作为唱“丑”的，更显得诙谐有趣，他精通民间乐器，喜唱河南梆子戏，还粗通兽医技术，具备了民间文化人的身份。他对外的大男子主义与惧内的憨厚老实，在自身的性格矛盾里就构成了喜剧性的冲突。如“约法三章”一场戏最能体现“旦起高，丑走矮”的民间戏剧特点。
3、从小说《李双双小传》到电影《李双双》
从小说到电影，虽是同一个作家所创作，也同样带着歌颂农村“大跃进”中新人新事的主观意图，但前者只是一部没有生命力的应时的宣传读物，而后者却超越了时代的局限，成为一部具有长久艺术生命力的优秀喜剧片。究其原因，除了小说与电影表现手法不同之外，更为重要的是其中是否注入了民间的艺术精神，是否体现出民间追求自由与幸福的生命形式，是否能够满足劳动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需求。这些都应该引起我们的深思，也充分证明民间文化形态在当代文学史上的特殊作用不可低估。
思考与练习：
1、结合创作实际，简述“民间文化形态”在农村题材创作中的具体体现。
2、运用“民间”理论，比较分析《创业史》和《山乡巨变》的优长得失。
3、为什么说《锻炼锻炼》“曲折的反映出作家的民间立场”？它与当时其它同类题材创作相比有什么特异之处？
4、从小说《李双双小传》到电影《李双双》为什么会产生截然不同的艺术效果？
必读和参阅书（篇）目：
周立波：《山乡巨变》 赵树理：《锻炼锻炼》 《三里湾》 李准：《李双双小传》
柳青：《创业史》（第一部） 孙犁：《铁木前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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