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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文化大革命”对文学的摧残
及“文革”期间的地下文学活动
一、“文革”的前奏--《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发表
二、“文革”的全面爆发及对文艺界造成的灾难
三、“文革”期间的公开文学
1、第一阶段（文革初始--70年代初）
2、第二阶段（1971年9月13日--1974年底）
（1）文艺书刊的有限度出版
（2）政治权力控制下的创作
3、第三阶段（1975年--“文革”结束）
（1）围绕《创业》与《海霞》的斗争
（2）“知青文学”的发端
（3）“影射文艺”（阴谋文艺）的鼓噪
（4）新时期文学的先声--“天安门诗歌”
主题：悼念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愤怒揭批“四人帮”。是“对前驱者爱的大纛，对摧残者憎的丰碑”。（鲁迅语）
4、公开文学的代表作--“革命样板戏”及其总体评价
文艺观念：根本任务论
表现方式：“三突出”创作原则
创作方法：“三结合”
艺术价值：民间隐形结构
《沙家浜》中“一女三男”模式；
《红灯记》中“魔道斗法”。
四、“五四”传统的香火延续--“潜在写作”及其意义
1、 在作家受迫害时的即兴创作：反抗专制暴政
如廖沫沙在遭受批斗时的诗《嘲吴晗并自嘲》，吴晗逝世后作《悼吴晗同志》；杨沫的《自白--我的日记》。
2、 老作家自觉的秘密写作对以往风格的超越
丰子恺的《缘缘堂续笔》，通过对旧人旧事的追忆，表达作家以一贯之的对人生、对生命的亲和与达观的生活态度，显示出作家在那个疯狂的年代难得见到的超脱、从容与镇静。“七月”派诗人曾卓、牛汉、绿原等人的诗歌创作，则进一步强化了生命意识，其代表作《悬崖边的树》、《半棵树》、《重读圣经》等超越了各自在40年代创作中强烈的社会功利意识，深刻思考在重压之下的生命、死亡与背叛等主题。“九叶”派诗人穆旦在文革后期也是自己生命的最后阶段创作的近30首诗歌诗艺更为深沉，思考更为成熟，曲折的表达了知识分子在动乱年代和身处逆境的状态下对自己的文化传统和精神立场的坚守，形象地表现出正直的知识分子的操守与人格。
3年轻一代的“地下创作”
（1）精致的诗歌探索，反叛现实生活，开拓现代主义道路
（2）“知青命运歌”：不满与辛酸的声音
（3）小说：对清规戒律的大胆触犯
4、“潜在写作”的意义（参见教程174页）
第二节 老作家的秘密创作：《缘缘堂续笔》
一、现代文学时期丰子恺的创作概况（补充）
二、《缘缘堂续笔》的创作特色
丰子恺在《暂时脱离尘世》中引用夏目漱石的话：“苦痛、愤怒、叫嚣、哭泣，是附着在人世间的。我也在三十年间经历过来，此中况味尝得腻了，腻了还要在戏剧、小说中反复体验同样的刺激，真吃不消。我所喜爱的诗，不是鼓吹世俗人情的东西，是放弃俗念，使心地暂时脱离尘世的诗。”这段话可以大致概括《续笔》的创作特点。
三、《续笔》的意义
作者所喜欢与追求的是“使心地暂时脱离尘世的诗”，但决非意味着对生命与人生意义的否定，也不是脱离人生，完全遁入空门（丰子恺是居士），而是意味着远离时代的喧嚣与疯狂，把目光投向虽然细小和微不足道，但却能真正代表人生的真性情与真趣味的小人小事上，由此获得心灵暂时慰藉和精神上的超脱。
在通过对“吃酒”乐趣的记述，对阿庆、癞六伯这些小人物的追忆中，渗透了作者身处喧嚣与疯狂时代，却能在看似平凡细小的小人小事，饮酒，品茶等方面的生活本真状态的爱恋，这里没有虚浮，没有争斗，平和安宁，使人忧愁皆忘，这种平和的声音，和当时喧哗浮躁的时代气息形成了鲜明对照，恰恰代表了人性的声音。正因如此，他还能从癞六伯，阿庆等小人物身上感受到生活的真乐趣，之所以欣赏他们，就因为他们身上这种对自在的生命的欣赏以及自发的对精神生活的追求与作家的精神追求和人生智慧有相通之处，这种智慧就在达观与知命，是一种典型的东方智慧。在明白了人生的“无常”之后，不是悲观厌世，不是绝望、疯狂，而能做到“入世出世间，不离世间觉”。正是对人生的彻悟，作家才在疯狂的年代保持头脑冷静，灵台明澈，保持不为物役的独立品格，既不象有些知识分子“宁为玉碎，不为瓦全”那样宁折不要，导致悲剧，也没有有些人那样见风使舵，当“变色龙”，体现知识分子的另一种处世态度和人生哲学，在自己的心灵深处，保持了一块人性的绿洲。
但是，作者也决非“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一味保持个人的生存智慧而超然物外，对所处的疯狂时代也时常发出轻蔑与不屑。
在一个煽动人与人之间的仇恨的年代，丰子恺这种人生哲学与艺术哲学，表面上年看来真是“卑之无甚高论”，而且其声音之微弱渺小在时代“高亢”的，洋溢着“革命激情”的“战歌”声中几乎被淹没，可正是这种微弱的声音代表了人性与良心的存在。正是在这方面，《续笔》显示出其深远的意义。
第三节 压抑中的生命喷发与现代智慧：《半棵树》与《神的变形》
一、牛汉及其《半棵树》
牛汉1955年因胡风事件的牵连，遭到两年的拘捕囚禁，释放后失去了用自己的名字发表作品的权利。“文革”中身处逆境，但反而激发了强烈的生命意识，这与40年代强烈的反抗意识应该说是一脉相承的。写于1970--1976年的几十首诗歌，如名诗《华南虎》、《悼念一棵枫树》、《半棵树》等虽为“情境诗”，但其中却仍然充满了反抗精神。这些诗歌更加突出了顽强不息的生命意识和抗争意志，他借助不同的意象，如被二月的雷电齐喳喳劈掉半边的“半棵树”；虽然被残忍地伐倒，但“泪珠/也发着芬芬”的枫树；被关在笼子里的华南虎等等，这些意象，无不是诗人及其一代知识分子在政治的高压之下，在那个失去理性的年代，虽身处困境，深受迫害，但仍然顽强地求生存，释放出生命的火光，闪射着正义与正气的锋芒，是“五四”以来知识分子抗争精神与现实战斗传统在特定时期内的恢复和张扬，在那一个“没有诗歌，没有小说”的年代，更显得难能可贵。
《半棵树》的中心意象就是一个被二月的雷电齐喳喳了半边的“半棵树”，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咏物诗和感物咏怀诗，只有和诗人当时的处境，“文革”的大背景联系起来，才能真正理解诗的意象的暗示性与针对性，“半棵树”的意象尤其是引人注目，那种被斫去了一半身躯却依然坚忍不拔、生命不息的意象，鲜明地体现了“文革”中正直的知识分子的人格形象，“半棵树/还是一棵整树那样高/还是一整棵树那样伟岸。”而诗歌最后一段的突然转折：“人们说/雷电还要来劈它/因为它还是那么直那么高/雷电从远远的天边就盯住了它。”这样的结尾是余味无穷、令人惊醒的，极大地深化了诗歌的主题。
二、穆旦及其《神的变形》
（一）穆旦在“文革”中的潜在写作
穆旦是“九叶”诗派的代表诗人之一。50年代落难，60--70年代初在困境之中翻译《丘特切夫诗选》、《唐璜》等外国著名诗作。“文革”后期（1975--1976）重新开始诗歌创作，共有近30首诗歌。在保持四十年代的诗艺特色的基础上，更加意蕴深厚。属于文革“潜在写作”中最优秀的作品，如《停电以后》、《冬》、《神的变形》、《悬崖边的树》等。
（二）《神的变形》--现代意识的体现，现代智慧的结晶
《神的变形》是一出小小的诗剧，可是其内涵却包蕴了历史上的各种权力运作的机密，显然，它的直接针对性是在影射“文革”期间的中国社会现实，通过诗剧中四个人物的冲突与联系，它展示了一个人类历史悲剧的寓言，同时也是一个酸楚的寓言。
穆旦的诗富于理性的思考，以思想入诗是其一贯的特色。这首诗的特点保留了这一特点，但又不是直接的思想演绎，而是把思想戏剧化，在戏剧的结构中展示思想的全过程。全诗至少有三个层次转折：反抗是一个转折，人的觉醒是第二层转折，而人最后仍旧落入魔鬼的圈套是第三层转折，权力的最后冷冷的插话，使得这三个转折构成一个圆圈，象征着人类历史可悲的循环。思想的层层转折，深入循环的过程，通过戏剧化的结构表现得非常生动，从而也就有了一种内在的形象性。诗人的情感深深地潜隐在思想的底层，决不作过剩的流溢，却也因此获得一种深度与力度，使得有能力触及到这种情感的人获得一种震撼。本诗同时有一个潜在的神话结构，就是从弥尔顿以至浪漫主义思潮以来的“神魔争斗”的神话原型，在这个原型中，“魔”是代表争取自由的反抗者的形象出现，穆旦运用这个原型却对之作了反讽式的处理，这不再是近代式的朴素的“压迫--反抗”的戏剧，他发现“反抗者”也可以成为压迫者，而人的历史仍是循环的怪圈。这其实也展示了一种现代主体的分裂：无论是神、魔，还是人自身的理智与感情，其实都是这个现实主体的不同侧面，“神的变形”这个循环实际上说明了现代主体在权力的运作秩序中的分裂、变形、软弱与无力，自然这里也有一种哈姆雷特式的苦涩的智慧，处于“文革”逆境中的穆旦仍然保留了浓重的现代意识。而对此的深入挖掘与诗意的揭示，则表现了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现代智慧和思考的深度，至今仍有其现实意义。
“七月”派和“中国新诗派”（九叶派）诗人在40年代分别被批评家称为“现代的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通过以上解读，我们可以发现在“文革”中，他们仍然保留了自己独特的气质：一个是愤怒的反抗，一个是犹疑的智慧，只是在这时“堂吉诃德”已饱经挫折，其理想主义已经不无辛酸，而“哈姆雷特”以他的智慧更加发现了时代的可悲与苦楚。
第四节 年轻一代的觉醒：《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和《波动》
一、郭路生（食指）及其《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
郭路生1948年出生于北京一个干部家庭。关于他的身世我们知之甚少。但他是响应毛泽东主席的号召，最早插队的知识青年。其早期作品《这》将历史定格在载着上千名北京知青的列车缓缓开动的那一刻：1968年12月20日下午4时零8分。在诗人眼里，车窗外是“一片片海浪翻动，”“北京车站高大的建筑，突然一阵剧烈的晃动。”当列车在泪雨中逐渐加速：
我的心骤然一阵疼痛，一定是
......
我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
要用诗歌准确地表达知识青年离开北京、离开妈妈那一刻的心情并不容易。因为他们是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而上山下乡的，理性告诉他们这是“革命行动”，而在情感上他们却难舍难离，对未知的前途怀有恐惧。对如此难以名状的复杂感情，诗人背离了以豪言壮语掩盖内心活动的主流话语表达法，而诉诸于个人的主观感受，借助幻觉蒙太奇手法，既形象地表达了对母爱的无限眷恋，又背离了政治权力话语，从“乌托邦神话”中觉醒，回归到个体的真实体验，显示了一种久未见过的率真与清新。在这里我们看不到贺敬之《西去列车的窗口》一诗中那种满腔豪情无限激动，而是高大建筑的剧烈晃动，以及内心的骤然疼痛。这正是心理在骤然间失去平衡的感觉，是理性与感性冲突时产生的精神反应。对于不足20岁的少年来说，这样的感觉更加真实。
我再次向北京挥动手臂
......
因为，这是我的......最后的北京。
这首诗表现的一代青年在面临生活转折时产生的精神矛盾，“应该看作是新诗潮孕育、出现的心理感情基础和背景。”
郭路生还在艰苦的插队生活中写出了他的成名作《相信未来》（原诗略）。当理想与憧憬破灭，许多美好的东西也已失去，生活中只剩下无望和忧伤时，郭路生为什么会如此固执的相信未来呢？他的解释是：
我之所以坚定地相信未来
......
公正客观的评定：
诗人因此而热情的呼唤：“亲爱的朋友啊，相信未来吧，/相信不屈不挠的努力，/相信战胜一切的青春，/相信永不衰竭的斗志！”
固然郭路生和他的千百万知青朋友的惆怅和痛苦得到了后来人们的理解，他们的探索也得到了较为客观的评价，但在当时，诗人的信念和预言并不坚实可靠，多少显出了勉强。奇怪的是这些不无天真的诗句仍然引起了知青的强烈反响。这是否可以理解为大多数知青虽然已感到厌倦和失望，但他们的精神世界仍然必须要有执拗的乐观主义和痛苦的理想主义来加以支撑。因为除去这些，他们已经一无所有。有人回忆说：“在数以万计的走向边陲与农村的青年学生的心灵中，食指的诗歌曾唤起了我们无限的回忆和渴望：在那个没有文学的时代，在我们空旷的精神世界中，是他的诗歌为我们留下了一线温暖的阳光。”
然而郭路生终于也未能以他的信念战胜严酷的现实。1974年他写出了另一首很有影响的诗《疯狗》：
受够无情的戏弄之后，
......
我比疯狗有更多的辛酸。
在另外的诗里他还写道：“眼泪幻想啊终将竭尽，/缪斯也将眠于荒坟。/是等爱人抛弃我呢，/还是我也抛弃爱人？”（《还是干脆忘掉她吧》）“......在我未完全成熟的心中/愤怒已化为一片可怕的沉默。”（《愤怒》）
心尚未“完全成熟”便已破碎，已经非常残酷；对不幸的命运“只有默默的忍受”，尤使人感到辛酸；而当愤怒已化为沉默时，便确实令人感到可怕了。从食指的“相信未来”到北岛的“我--不--相--信！”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了在文革的残酷现实中一代青年的心灵历程。如徐敬亚所说，《疯狗》是“对蒙着红光的暗夜发出了反叛的嘶叫。这不是丧失理智的哀鸣，恰恰是最可宝贵的清醒的声音。”
二、赵振开的《波动》
（一）内容及人物形象
中篇《波动》是一部以表现返城知青的生活与情感为题材的作品，初稿写成于1974年11月，并在知青中传抄。1976年6月和1979年经过两次修改， 正式发表于1981年第1期《长江》杂志。
知青文学曾是新时期文学中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且涌现了一大批作家作品。但《波动》不仅仅涉足这一题材的时间几乎与现实生活的发展相平行，而且被认为是“地下文学”中已知的反映下乡知青情感生活的最成熟的一部小说。仅这两点，已足以奠定在“知青文学”中的地位。
小说的女主人公肖凌可能有作者妹妹的影子（作者第一署名“艾珊”是“爱珊”的谐音，作者妹妹为救落水儿童溺水而亡，其母因此而精神失常。其妹名字中可能有一个“珊”字）。肖凌是作者情感最投入，刻画得最为丰满的一个人物。生活和命运对这个女性太不公平：在“文革”中，父母先后自杀，温暖的家没有了；在学校里被列为群众专政对象而受到隔离审查；下乡插队，在感情上受骗，被男友抛弃，生下女儿只能寄放在老乡家；招工进了工厂，又受到师傅欺负，最后因为有一个私生女，不仅再次与爱情擦肩而过，还被所爱的人的父亲林主任和厂方以违反规定欺骗组织为由遣返回乡，在途中被山洪冲下山涧。
这是一个几乎被剥夺了一切的女人，也是一个不向命运低头始终在为争得人的权利和尊严而斗争的女人。她绝望过，但又在不断地反抗绝望。她的思想有时候难免偏激，难免混乱，但如果据此说她“以玩世不恭的态度对待人生、事业、国家，”“甚至由于承受了过多的苦难的折磨而变得仇恨祖国，”“在祖国问题上”“失足”，显然言过其实。通过肖凌内心的自我剖析，作者充分揭示了这个人物思想和性格的矛盾：“我喜欢诗，过去喜欢它美的一面，现在喜欢它鞭挞生活和刺人心肠的一面，可是我怎么从来没想到过这两面合在一起的价值？”这样的自问表明她不是没有自省，没有理性。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当肖凌嘴里说着偏激的或冷漠的或绝望的或“玩世不恭”的言词时，其实她的内心却在期盼生活的转机，“渴望别人的爱和帮助，哪怕是几句体贴的话也好。”她所憎恶的只是无数次的无耻的欺骗，永远没有热度的虚伪的热情，充满卑微的生活和已经完全变成了道具的人。要是说，特定时期的荒诞政治使一些青年产生信仰危机，人们怎么能只是去指责有了信仰危机的人，而不去谴责那造成了本不该有的危机的意识形态呢？“前面就是深渊，可我无法伸出求救的手，谁也救不了谁，又何必同归于尽呢？总该留下点东西，留下一丝温情，一点幻想，一角晴空，即使无边的黑暗和血泪不断像崩落的浪头覆盖在上面。飘忽的星星啊，又纯洁，又美丽，让我在你们光芒所及的地方找到一块栖身之地吧。”这部小说确实写了“文革”后期中国社会许多阴暗现象，写了王德发、“二踢脚”这样的党内蛀虫和社会败类，但同时也写了转机与希望，写了杨讯对肖凌的理解和爱，写了被结合为市革委会副主任的林东平良知的觉醒和对祸国殃民的行为的抵制，写了流浪汉白华身上人性的闪光。杨讯对肖凌说：“只要我们活着就有希望。”肖凌则对林东平说：“悲剧永远不可能重演，而重演的只是某些悲剧的角色，他们相信自己在悲剧中的合法性。”“我相信这个世界不会总这样下去，这也许就是我们不同的地方。”作者还借一位在哈佛学过东方史的“沈伯伯”的口告诉肖凌：
一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而一个民族的生命是无限的；我们中华民族的潜力远远没有焕发出来。也许它是老了点儿，认识自己的觉醒过程因而会缓慢一些。但这一过程正在进行。如果一个国家吹着音调不定的号角，这既是某种权力衰败的象征，也是整个民族奋起的前奏......
这些写于1974年的文字，至今读来仍使人激动。它生动地反映了经过文革劫难的一代青年觉醒的声音。
（二）新颖的小说体式
小说用几个主要人物的口述或内心的独白来完成叙事，明显地带有电影与诗的特征，表现意识流的蒙太奇手法和强烈的抒情色彩构成了小说非常独特而鲜明的风格。
1、蒙太奇式的幻觉描写（例见《教程》183--184）
2、个人象征与个人意象（同上185）
3复调叙事的方式（同上186）
思考与练习：
1、简要评述“文革”时期的公开文学。文革公开文学经历了那几个发展阶段？
2、结合创作实际，谈谈五四新文化传统在“文革”中的延续。
3、为什么说丰子恺的《缘缘堂续笔》在小人小事中挖掘了人生的真趣味？有什么意义？
4、比较分析《半棵树》和《神的变形》的思想艺术价值。它们的创作是否保留了“七月”派的固有特点？
5食指的诗与赵振开的小说与“公开文学”迥然不同的特点表现在哪些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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