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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中忱
格非喜欢雨季。“在雨中我感到快慰”，记得格非不止一次地这样说。如果倒退到十五年以前，我会觉得这话莫名其妙。十五年前，我这个在朗日晴空下长大的“北人”，突然置身于日本南方的一个城市，一住三年，虽然时常因出门忘记带伞而气恼，但也逐渐从窗外绵绵的细雨中感受到了惬意与温情。现在，当我看到移居北京的格非，终于在去年，在韩国一个多雨的古都，完成了孕育十年之久的小说《人面桃花》，似乎已经能够理解格非话里的意思，甚至生出“信哉斯言”的慨叹。
南国的风土滋养了格非和他的创作。烟村茅舍，野渡残桥，不仅是格非作品中常见的意象，也成就了格非小说诗一般的意境；无论《青黄》、《褐色鸟群》，还是《迷舟》和《大年》。后一类作品，虚构的人、事本来镶嵌着现代历史的框架，那框架却因朦胧的诗意描写而变得轮廓模糊，加上叙述者处处流露出对既定的历史解释的不信，就更容易让人只注意叙事的“迷宫”，而忽略“迷宫”式的叙述背后，实际潜藏着作家对现代历史特别是现代革命历史近乎迷恋的关心。
《人面桃花》再一次证明，这种迷恋其实是格非小说叙事的重要驱动力。在这部长篇新作里，作家不仅把故事放置在从20世纪初到20年代这样一个清晰的历史时段里，还始终把人物的活动缠绕在这一期间社会变动的关节点上，探究二者之间因果难辨、近乎神秘的复杂纠结。从这样的意义上，或许可以把《人面桃花》划归《迷舟》系列，但《人面桃花》的叙事没有停留在人与历史充满偶然性纠结的层面，而是把主要篇幅用在了对人投身历史的激情和冲动的追问，从而在《迷舟》之外，开拓了另一主题领域。
《人面桃花》是一部关于“乌托邦”的小说。小说开篇写秀米的疯子父亲砍柳植桃，把普济地方视为晋代的武陵，已经对此做了隐喻。留学东洋的张季元组织反清“蜩蛄会”，为“实现天下大同”而奔走“革命”，则为传统的桃花源注入了“现代”意义。张季元遇害后，秀米出嫁途中被土匪劫掠，匪窝“花家舍”居然是土匪“总揽把”王观澄精心建构的一个世外乐土。花家舍最后因内讧毁于大火，却成了侥幸逃脱的秀米重建普济的样板。混合了张季元理想、花家舍模式的秀米式变革最后也以失败告终，辛亥革命前一年她被“同志”出卖，直到出卖她的“同志”成了革命新贵，她才被释放出狱。从以上简要的情节描述，应该可以看出，《人面桃花》虽然以“乌托邦”为主题，却不是“乌托邦”的颂歌。作家不仅精微剖析了张季元、陆秀米等“乌托邦”激情里掺杂的私心与性欲，也冷峻地描写了张、陆等人“乌托邦”理想不断走向反面、不断遭遇失败的历程。然而，如果由此把《人面桃花》视为“乌托邦”的送葬曲，也会失之简单。陆秀米出狱后数年噤口不语，闭门拒客，似乎已经“告别革命”，但在临死之前，她仍然要旧地重游，再望一眼花家舍，则表明她心里的“乌托邦”余温尚存。小说的叙事时间一直呈现向前伸展的状态，甚至结尾处也给人正在进行的感觉，这似乎也在暗示，即使在《人面桃花》三部曲以后的两部，“乌托邦”的冲动也不会消失，也会以各种形式在历史中重现。作家对待“乌托邦”的态度显然是复杂的，既肯定其理想的合理性，又恐惧其实践后果，既迎又拒，爱憎交织，自然也使他的作品充满了悖论，既与“革命浪漫主义”泾渭分明，也不同于20世纪初年梁启超等人的“未来体”小说。也许应该这样说，《人面桃花》是一部反乌托邦的乌托邦小说。
格非曾被誉为设置故事圈套的高手，《人面桃花》同样情节起伏紧张，但作家似乎已经无意用心经营悬疑，常常很快就自动解开悬念，他已经在故事的可读性与寓意的丰富性之间，找到了恰当的平衡。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曾夸赞拉什迪和马尔克斯，说他们那些把虚构场景和现代历史转折点缠绕起来的作品，能够始终顶住历史叙述的压力，把丰富饱满的细节描写贯彻到底。毫无疑问，《人面桃花》的叙述，也因为恰当处理了二者之间的关系而形成了特殊的张力。
(原载《书摘》200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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