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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谑中的庄严——评长篇小说《英格力士》
贺绍俊
粗看到英格力士这四个字，如坠入云雾，待明白它的所指之后，又不禁哑然失笑，甚至还勾起自己的一番回忆，因为恐怕大多数人都曾有过这样的经历。当我们还是孩童的时候，第一次坐在课堂上，对着课本上陌生的英语字母要蜷着舌头发出异域的声音，我们只好用自己熟悉的汉字在那些单词下面标出发音，免得下次上课时忘得一干二净。这还多半会是一场温馨的童年回忆，它保存着儿童的天真和无忌。但王刚给我们讲述的当年学英语的故事，却让我们的心一沉。这倒不在于故事里面包含着太多的悲情，而是王刚回望历史的姿态：戏谑之中有一种难得的庄严。
生活在今天的人们，无论是“文化大革命”的亲历者还是旁观者，都把“文化大革命”视为一堆臭狗屎，尽量将自己从中摘取出来，以示一身干净。正是这样一种基本态度，开启了新时期文学的“文革”叙事，我们的作家以及知识分子，在进行“文化大革命”叙事时，往往扮演着受难者、殉道者的角色，其基调就是控诉、批判和悲愤，这构成了20世纪80年代的一大文学风景。而受难者、殉道者的“文化大革命”叙事逐渐在人们眼里变成祥林嫂似的唠叨，不得不淡出。取而代之的是肇端于王朔的痞子似的、或顽童似的“文化大革命”叙事，这种“文化大革命”叙事在90年代的后现代热的不断加温下越来越强劲，它消解了政治意识形态化，将宏大叙事转化为日常生活的小叙事，其基调是戏谑、反讽和颠覆。年轻一代的作家特别乐于玩这样的历史游戏，像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作家，他们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刻印着那个年代荒诞色彩的童年记忆显然是他们重要的文学资源，在当下“文化大革命”叙事时尚的激发下，他们以完全戏谑的方式处理童年记忆，营造出一种在政治空地的欲望放纵的图景。
王刚在《英格力士》中所依重的同样也是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童年记忆，同样也采取了一种戏谑的方式，这一点使他的作品具备了鲜明的时代色彩。当然，我们也要充分肯定戏谑所蕴含的批判性，这也是一种开放式的批判性，它使得对“文化大革命”的批判从祥林嫂式的无限循环中逃逸出来。《英格力士》也是通过戏谑的方式来表达对“文化大革命”的批判的。如刘爱看到父亲在画毛主席画像时，问为什么少画一只耳朵，父亲告诉他这是透视规律。紧接着来了两个当权人物，训斥刘爱的父亲为什么少画一只耳朵，父亲无奈爬上脚手架去添加耳朵，越添加画像变得越滑稽，父亲然后得出结论说不能加。这时当权人物抬手给了父亲一巴掌，要他全部擦了重新画。这显然是一种戏谑。而且如果按照惯常的处理，或者说用后现代的方式进一步发展下去，情节将被引向荒诞、油滑甚至虚无，从而达到最后颠覆的效果。但王刚的戏谑在这里戛然而止，情节被引向另外的方向。接下来是父亲晚上在家里悄悄对母亲哭诉白天挨打的过程，父亲在母亲的抚慰下打开了留声机，他们在格拉祖诺夫的小提琴乐曲中开始做爱。重要的是，这一切都是儿子刘爱眼中的情景。
通常的“文化大革命”叙事中，当长辈被当成戏谑的对象时，就给叙事者创造了一个“胜利大逃亡”的机会，他们可以在长辈顾暇不到的时空里放纵欲望性情。《英格力士》最初的叙事同样向我们展示了这样的机会，那个在懵懂成长着的刘爱仿佛找到了一块任自己野下去的小天地，然而，就在他可以继续放纵的时候，有一件东西阻止了他，这件东西就是紧紧夹在王亚军老师臂中的英文词典，“在我少年时代的乌鲁木齐，那是惟一的一本英语词典”。英语词典在这里显然成为一个载体，它负载着被社会遗弃的文明。对于刘爱来说，英语就像是阳光雨露，使他几乎贫瘠的精神世界得以复苏。小说最精彩之处在于，它很细腻地写出了文明的感召力量。刘爱这样一名蛮荒的少年，当他看到一片蓝天时，他就逐渐升起了对于庄严和神圣的敬仰之心。这个过程是通过像一个个单词似的细微元素达到的。就像刘爱说的他记住了love和hate，他要追究什么是爱，而英语老师告诉他，爱就是仁慈。于是他又去追究什么是仁慈。他就这样一步步地接近了精神的圣殿。当小说揭开戏谑的外衣，展现出内在的庄严时，我们的情感也会为此激动。比方说，刘爱与流浪汉老张蜷身于破败的地窝子里，借着烛光，刘爱为老张唱起了《月亮河》，“英语的韵味从地窝子里发出，就像是一串串珍珠洒落在灯光灿烂的酒店大堂里”，当我读到这一段时，我的心仿佛化作了一股温暖的泉水。在这样的描写中，我相信每一个读者都会感到心灵的纯净。
小说重点塑造了英语老师王亚军。在以往的“文化大革命”叙事作品中，还很少有这样一个令我们敬重也令我们感动的形象。作者发自内心地敬重他的英语老师，自然而然地赋予这个形象以英雄的色彩。王刚也许无意去挑战以往的英雄观，但他给我们塑造出活生生的王亚军，实际上提供了一种新的英雄阐释，在王亚军身上，英雄的内涵不是用政治伦理而是用文明填充的，英雄的价值也不是靠社会的功利而是靠个人内心体验来衡量的。所以，在小说的结尾，尽管“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但王亚军并不是功成名就，并不是踌躇满志，刘爱也没有考上大学。然而他们两人的相遇又是多么的富有诗意，小说至此圆满完成了新英雄观的阐释。于是我们会得出结论：王亚军永远是一位绅士。
(原载《文艺报》2004年10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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