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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寅
对一个学者来说，学术史研究无疑是其毕生学业中十分重要的一部分积累；而对学术本身来说，学术史的反思又是推动技术方法进步，保证知识增长的必要前提之一。正如学者们所指出的，“学术史记录了技术方法的各种无结果的尝试和所有有效的积累，并标志出学术已有的最高水准，任何新的学术研究都必须在承继固有技术方法的基础上，提高已有水准或开拓新的知识领域”朱渊清《小议近现代学术史研究的危机》，《世纪书窗》2000年第3期。。
长久以来，我们忽略了学术史，忽略了学术史上的大师，同时也就忽略了既有成果的增长和积累。当我们提出问题时，写作学术论著时，没有更前提性的反省，没有方法的自觉，只是无休止地重复着陈旧的话题，在原有的知识水平上踏步。改善这种状况的希望，部分寄托于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学术史研究，部分寄托于世纪末的学术规范讨论，而后者又是在前者的直接刺激下勃发的。但目前我们尚未在古典文学研究中看到令人乐观的前景——信息“零度写作”所制造的学术泡沫，正在将学术淹没。
学术的仓库已到该清除垃圾的时候了。只有清空垃圾，才能点检储藏，点清储藏，才知道欠缺什么，该增添什么。
清点当然要从老仓库开始。职是之故，当我得知朱易安教授的《唐诗学史论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时，心头泛起异样的喜悦。古典文学中最引人瞩目的学术领域，的确太需要作一番学术史的总结和回顾了。20世纪的唐诗研究，已有不少学者在梳理。那么前十个世纪的唐诗学呢？《论稿》虽还不是一千年间唐诗学的全史，但毕竟已做了相当可贵的建构工作。尤其是这份业绩出自一位多年研究唐诗学的专家之手，更应为我们所重视。
近25万字的《唐诗学史论稿》，收入有关唐诗学史的专论十六篇，荟萃了作者多年研究唐诗学史的心得。所涉及的内容包括三个方面：(1)对唐诗学史的理论建构和方法反思，包括《略论唐诗学史的体系建构》、《唐诗学批评方法的渊源和传承》、《理学方法和唐诗批评的美学趣味》；(2)对唐诗学的历史回顾与总结，包括《格调派唐诗观的形成和发展》、《后七子与明末诗人的唐诗观》、《细故末节论唐音》、《走向艺术本身》、《明人选唐三部曲》、《(钱注杜诗)与20世纪的文化批评》，最后一篇论日本近代汉诗的《比较汉诗学中的乐府传统》也可归入这一类；(3)诗人个案研究的学术史回顾，包括《论李白的文化意义及价值》、《李杜比较研究浅说》、《元和诗坛与韩愈的新儒学》、《中唐诗人的济世精神和宗教情绪》、《白居易与诗歌批评视野的嬗变》、《“诗家”并非“总爱西昆好”》。统观全书，包举古今，有点有面，既有重大学术问题的细致梳理，又有一般历史过程的宏观描述，形式上虽非严格意义的学术史，但一部唐诗学史的框架和脉络已隐然具现。在自觉的理论意识主导下，作者力图透过历代对唐诗的批评与接受，勾勒出近代以前唐诗研究的学术流变及其背后的诗歌观念和诗坛风气，闳通的历史视野直接给作家批评带来新的视点。
全书内容的安排颇具匠心。开卷《略论唐诗学史的体系建构》一篇是总纲式的通论，从唐诗学的存在基础、形成过程、社会文化背景，唐诗学史的体系建构、诗学方法等几方面，相当完整地表达了作者对唐诗学史的思考。作者首先将唐诗学史的内容概括为如下几个方面：“唐诗学发展史叙述唐诗特质形成过程中的理论建树和创作实践；后代唐诗选家的诗歌创作观和诗歌发展观；后人对唐代诗人轶事的记载、整理、注释唐人诗集的工作；后人对唐诗诸方面的诠释以及诠释方法；等等。”朱易安强调，唐诗学发展史不仅要清理它本身的发展线索，还应当揭示它得以建构的条件及原因，解释唐诗学的发展何以呈现出今天这样的面貌。为实现这一目标，唐诗学研究必须深入到广袤的古代文化史背景中去，因为“文学史的学术史研究只有在注意到与其相关的各种文化背景和文化因素时，才有可能比较客观地描述这个历史发展过程，才有可能合理地解释有关的文学现象”(页1)。她的思考是相当周密的，在后面的篇章中她不断用自己的研究和成果来证明上述学术思路的正确和可行性。
很显然，《体系建构》并不只是对唐诗学史基本框架和理论内容的假设和初步勾勒，它也是作者自己的指导思想，包含她多年研究唐诗史的经验。朱易安认为，唐诗学史的首要任务就是“叙述唐诗特质形成过程中的理论建树和创作实践”(页1)。而唐诗特质的形成乃是一个主观努力、自我反省和批评反馈交相作用的过程，通过对这一过程的全面考察，我们不仅能印证文学史研究的既有结论，还将通过各个时代的接受模式和评价系统的重构，再现唐诗经典化的过程，从另一个侧面重新认识中国古代的诗歌传统———个不断被阐释不断被认同，逐渐建构、定型的中国古代诗歌传统。这显然是个艰巨而复杂的工程，我们该从何处下手呢？
朱易安首先是从作家评价的历史变化这一角度切入的。她发现李白研究中存在一个难点：“这位唐诗诗坛上的首席诗人，在迄今为止被勾画的唐诗发展流变画图中，没有找到他适当的位置”(页37)。“人们一面承认李白是一种独特的现象，游离于他所属于的那个时代诗坛之外，一面又努力将其当做那个时代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李白及其作品中去寻求盛唐的普遍特征”(页38)。她解决这个疑难，不是去寻求李白诗歌与盛唐的关联，而是探索李白诗中超越性的文化价值，她认为那就是人格的独立性、超越个人利益的社会责任感和异于流俗的价值观。在唐代士阶层的传统价值和地位的普遍失落感中，诗仙李白的这些品质有着突出的现实意义和典型意味。朱易安成功地以历代李白评价的变迁向我们证明：“李白身上积淀着中国士人的传统性格和特征，而李白形象又映衬了中国士人的传统性格和特征。士阶层按照自己的理想价值去寻找李白，重新塑造李白，也通过这种重新塑造来确立自我，获得心理上的满足。”(页55)这一结论是很给人启发的。《白居易与诗歌批评视野的嬗变》一章也取得类似成果，它的题旨准确地说是由白居易讽喻诗评价的变化看诗歌批评视野的嬗变。由辨析“元和体”概念的内涵入手，朱易安考察有关“广大教化主”、“白乐天体”的歧说，勾画出历来对元白诗歌主导倾向的认识、评价和接受的变迁，使白居易诗歌在文化、艺术上的多层内涵得到揭示。这番工作同样说明，“中国文学史上的白居易，是随着文学的发展，文学思潮的嬗递变迁而闪现不同的光彩，最终是一个被后人用各类文学创作塑造起来的形象”(页110)。这一结论于唐诗学者未必很新颖，但它对评论史的梳理并揭示批评视野的嬗变之迹，却为批评史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一般来说，学术史研究有两个视角，客体的视角关注问题和成果，主体的视角关注学者本身参看笔者《学术史研究的两个视角》，载《学人》第一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收入《学术的年轮》(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中。。二者的结合、互补构成学术史的完整景观。然而具体到每一位学者，由于知识结构和禀赋不同，兴趣就可能偏向某个方面。朱易安的研究显然倾向于后者，因为她理解的唐诗不只是诗歌史上一个辉煌的段落，而且是古典诗歌一个活的传统：“唐诗的价值，唐诗的魅力，全部体现在它的创造过程中。唐诗是我国传统诗歌发展中一次最完美的创造工程的完成。至此以后，历代的诗歌创作，总是不断地从唐诗中汲取营养。唐诗不是放在祭坛上的供品，而是流动的生命。后代的诗人崇尚唐诗，每一次都与自己时代的诗歌创作有关，这也就一而再，再而三地赋予唐诗以新的生命力。”(页5)基于这种认识，朱易安考察了自唐至清历代诗论家对唐诗的态度和研究成果，对晚唐五代诗格、宋代理学家诗论及明代格调派这些在诗歌批评史上产生重要影响的著作、诗论家、诗歌流派都做了认真的研究，尤其对明代格调派的唐诗学用功最深。而由各自的批评话语和批评方式推原、分析其诗学观念和文化背景，也成为《论稿》的重心所在。《〈钱注杜诗〉与20世纪的文化批评》一文指出，钱谦益注杜的指导思想也许是要“以诗证史”，但最终提供给后人的成果却是“以史证诗”，这种通过诗歌来解读历史，又通过历史来解读诗人的“诗史互证”的研究方式，不仅开创了清代唐诗本文整理解释的严谨作风，也影响到20世纪唐诗研究中的文化批评方式。这一高屋建瓴的结论，显出作者融贯古今的通识，这正是学术史研究最难得的素质。
《论稿》在主体视角的研究上固已成果斐然，但可贵的是它同时并未忽略客体视角的研究。作者清醒地意识到，人们在将某一流派的创作主张与其唐诗观联系起来讨论时，往往只注意它受唐诗的影响，而忽略了它的唐诗批评。比如一提到明代格调派“诗必盛唐”的主张，便联想到前后七子的模拟作风，而很少从唐诗批评史的角度去考察他们对唐诗的研究。为此朱易安用三章的篇幅详细研究了明代格调派的唐诗观，不仅弄清明代格调派演变的三个阶段，而且裁量了他们研究唐诗的业绩。这一工作让我们看到。清人乃至今人提出的问题及结论，不少都源于格调派；而今人尚未涉及的问题，格调派也已提出了不少富于启发性的见解。事实上，学术史研究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总结现有的研究成果，了解学术积累和前人提问题的方式，以确立当今的学术起点。读一读朱易安整理的有关材料，我们会深感现有的研究是多么肤浅，有多少问题可以开掘。起码我个人已有极大收获，对自己一向信心不足的中唐诗研究有了新的认识，意识到许多可供开掘的问题。
文学研究的学术史，很大程度上会成为文学批评史的有力补充。这一点已为郭英德等著《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所证实。《论稿》再一次向我们展示了学术史的这一功能。作者多年研究唐诗学史，曾与陈伯海先生合编《唐诗书录》，阅读了大量的唐诗学文献。学有所得，厚积薄发，不经意地陈述一些很概括的见解，也颇给人启发。比如她指出唐诗学的诗学形态大致是以如下线索展开的：
结集——感悟式的点评(具体作品或抽象的)——诗话
选诗——注释、评价(作家一作品一流派)——诗学总论
前者是唐宋时期的主要线索，后者是明清时期的主要线索。这结论看似简单，却非人所易道，需要具备闳通的史识。《理学方法与唐诗批评的美学趣味》一文指出，在以选本确立模拟范本的问题上，朱子《答巩仲至》论述诗选的原则、体制及“羽翼”之喻，对杨士宏《唐音》、高《唐诗品汇》产生了一定影响。这也同样显出作者的独到见识。面对漫长的唐诗学史，面对见解纷纭的唐诗论著，朱易安注意到“每个人谈的都是非常具体的问题，使用的概念有时虽然相同，但却很难严格界定。有些概念随着时代的变迁，早已不是原先的意义了。所以在解释唐诗学的理论时，一方面要与历代的诗歌创作状况联系起来，另一方面又要十分注意各个时代的社会文化背景”(页11)，将审美标准、思维方法的变化与当时的哲学思潮联系起来考虑。这是《论稿》一以贯之的宗旨，已不需要一一举例。
众所周知，学术史是一门艰难而需要多方面知识储备的学问。以当今的学术环境和知识积累，涉猎学术史对学者来说就意味着面临更艰险的挑战。作为通论历代唐诗学的著作，《论稿》涉及的知识和讨论的问题相当广泛，悉臻精深境地是不太可能的。《唐诗学批评方法的渊源和传承》和《理学方法与唐诗批评的美学趣味》两篇，比其他篇章就略显浮泛。《后七子与明末诗人的唐诗观》论王世贞“才生思，思生调，调生格”之说，认为他回避了“性情”或“诗本发乎情”的命题，而采用“诗有别才”的说法，似还可推敲。窃以为“才生思”云云是创作心理学，“性情”云云是诗歌本质和本源论，未可相提并论。当然，这都是细节问题，与我阅读全书所获得的收益相比是微不足道的。
(原载《文学评论》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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