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移植现代西方理论用于中国古典文学的尝试，我们从第四章到第十四章已经介绍了十多种。除此而外，还有一些现代理论和方法，或者在西方刚刚兴起，尚未得到充分的应用；或者虽然已广泛用于西方文学，而移为中用的例子却不多见；或者国内已有大量同类的研究，因而较少新意。下面，我们根据具体情况，再扼要地介绍几种典型的现代方法及其实践过程。
第一节 心理学研究
文学是写人的，写人的言行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分析人物形象的塑造与刻画往往要从外在表现深入内心世界，因此，文学批评与心理学的结合就是不可避免的了。这种研究是文艺心理学的主要分支。此外，心理学还渗入了文学创作与欣赏活动的其他领域，例如研究艺术构思与作者心态，而有创作心理学；研究文学作品在读者身上所产生的影响，而有欣赏心理学。由此看来，心理学与文学艺术的整个过程息息相关。
本世纪的心理学理论大多数对文学均产生过或多或少的影响，其中以奥地利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开创的精神分析学（ Psychoanalysis ）影响为最大。在上个世纪末，弗氏与其合作者研究癔病时把人的意识活动划分为三类，即意识（在主体直接觉知的范畴）、前意识（在主体意识能够回忆的范畴）和无意识（在主体无所知觉的范畴）。而在《自我与本我》（1923）一书中，弗氏又把人的心理结构划分为三个层次——本我（ Id ）、自我（ Ego ）和 超我（ Superego ），并且认为本我是潜藏本能与欲望之所，自我代表主体的身份及其与客观现实的交往，超我则代表良心，是来自父母和社会的道德训喻的内化。无意识理论在现代文学批评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它有利于更充分地理解文学创作和文学欣赏，因为作者意图，作者可能有所不知，读者反应，读者可能有所不晓。如果采用这种理论，就有可能发现捕捉某种行为或情节深蕴的线索，否则，就难以解释。一个明显的例子是“俄狄浦斯情结”（ Oedipus complex ），又称 “恋母情结”。弗氏根据古希腊索福克勒斯的著名悲剧《俄狄浦斯王》而取名，现代学者欧内斯特·琼斯（ Ernest Jones ）用于莎剧《哈姆雷特》的研究后，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弗氏的《释梦》（1900）也涉及无意识理论。他认为，梦是受压抑的愿望的呈现，但不是直接呈现，而是以伪装的形式而呈现。在《董说》一书中，白保罗对此做了详细的阐述：
这就是说，做梦者有某些愿望，但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在神志清醒的生活中未能实现。它们受到压抑而成为潜意识。在梦中意识放松了控制力量，结果这些被压抑的愿望便升至表面，并以幻觉形态浮现为梦。它们的浮现一律是象征性的，因此释梦的成功多半依赖分辨和理解象征的技巧。同样，由于意识即使在酣梦中也决不会全然消失，因此常常会出现一种矛盾的情况，其中被压抑的愿望寻求满足，而持续的意识活动却阻止它们这样做。1
文学作品中不乏有关梦境的描写，弗氏为把握其象征意义，理解其矛盾冲突，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
弗洛伊德对文学研究的影响不止于直接的借鉴，后来许多学者还发展或修正了他的精神分析学。例如，诺曼·霍兰（ Norman N.Holland ）的自我心理学、哈罗德·布鲁姆（ Harold Bloom ）的误读理论 、雅克·拉康的结构式精神分析学等等，无不与弗氏理论有种种关联。
移植现代心理学用于中国古典小说研究的尝试，有实例若干种，现选介于下：
（一）体格心理学的应用
荣之颖（ Angela Jung Palandri ）在一篇研究《红楼梦》的文章里，移植了威廉·H·谢尔顿（ W. H. Sheldon ）的体格心理学理论，用来分析这部小说里的三个代表人物——薛宝钗、王熙凤和林黛玉。她认为，曹雪芹对三位女性的描写从体格到性格，从外貌到心理，几乎完全与西方理论暗暗相合。这篇文章已有中译文发表，可参看。2
（二）心理写实主义
“心理写实主义”是白保罗用来分析《西游补》梦境的术语。他说，由于这部小说在逼真地写梦，他才采用这个术语：只要写梦，就有心理学的性质，只要把焦点放在梦境本身及其原因、活动和后果，就有写实的性质。董说嗜好记梦，有《昭阳梦史》、《梦乡志》、《梦社约》等著作。所写梦乡，延伸到了现实层面，超出了梦者的主观智识，也超出了时空限制。它不仅包括愿望、思想和幻想，而且包括大自然和仙境，以及过去和未来。董氏对于梦幻的理解基于道家学说，认为人生的两种极端总要寻求平衡，两者间起补偿作用的中介就是梦幻。这一观点与现代的潜意识观（它浮现于梦中，释放被意识压抑的东西）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尽管《西游补》成书早于这些著作，但基本观点没有变化。小说中，孙悟空的梦境不可谓真实无虚，因为这一切均是他心理活动所致，愿望不实而使他误入了迷途。释家主题助长了梦为虚幻的思想，反过来梦也强化了一切皆虚的效果。小说中的青青世界、万镜楼、绿竹洞、古人世界、未来世界等，有如《梦乡志》所写的七种梦乡。除此而外，双重原则亦是整个小说梦境的基础，它具有一种使两个极端取得平衡的驱动力量。孙悟空不断地游历梦乡，因为他的安全感变成了不安全感，他的信念受到了遭到了破坏，他通常的本领失去了效力。
白氏最后总结说，在心理写实主义的层次上，董说是在以自己观点挥毫写梦。尽管指出他与我们的理解暗暗相合是有趣的，但两者不能混为一谈，否则只能妨害对这部小说的欣赏。3
（三）《释梦》理论的应用
弗洛伊德的代表作《释梦》，在某些西方学者看来犹如空谷足音，使文学作品中的梦境招来不少话题；而在何谷理（ Robert E.Hegel ）的硕士论文中，我们可以看到以弗氏理论来研究《西游补》里悟空之梦的例子。
何氏甚至认为，结合《释梦》读《西游补》，会给人以董说写前曾读过弗著的印象，而且有理由说，他《也像弗氏那样发现了很多同样的有关梦幻的真谛。在具体研究中，何氏根据弗洛伊德理论，指出有三桩心愿是悟空之梦的潜在诱因，并且细致分析了它们的象征性表现。
他说，第一桩与性冲动有关。弗氏对性象征曾做了如下说明：楼梯之类代表性行为，林山之景象征性器官，殴打小孩和砍去首级分别象征手淫和阉割，房屋象征人的身体，亭阁象征性交之所等等。而在《西游补》中，没有阶梯的万镜楼，景物描写，开篇时儿童被殴打，梦觉前唐僧被斩首级，以及第二回中许许多多的殿阁楼台，均可按照弗氏理论加以解释。
第二桩是摆脱唐僧而获得自由的愿望：
贯穿《西游记》始终，孙悟空一直憎恨权威人物，渴望真正的自由。但那时他因发了誓和怕紧箍咒，而受这个糊涂老和尚的管束。这些限制提供了有效的潜意识力量，压抑他清醒生活中的愿望。不过，在梦中则不然；此时孙悟空 的自我不再因师傅随意斥责而痛苦，还要使渴望自由的愿望复炽起来。因此无可置疑，在他内心中有一种激烈的冲突，因为他觉得他还着实为唐僧的安全而牵肠挂肚。
悟空的潜意识使他离开了唐僧，他清醒的意识又使他承担责任，回到师傅身旁。两种意识几乎具有同样的力量，这是他苦恼的根由。其愿得偿、唐僧被杀时故事达到了高潮，但这时他从梦中醒来了。
第三桩是甘愿受罚的愿望。悟空追求自由，滋生了一种负罪感，因而才有这种心理。在小说的梦境中，人们也可以看到，孙悟空时时孤立无援，忍谤受窘，失去自信，数次负人，遭到体罚，并且陷入极度的悲伤和迷惑。例如孙悟空的冥府之游（第八、九两回），他在此认同的是秦桧，而不是“阎罗天子”，尽管表面上他取代了后者。因此，这个宋代叛徒受罚即是他自己受罚。孙悟空为了追求自由，付出了昂贵的代价！4
研究小说人物的心理，归根到底是研究小说作者刻画人物的艺术手法。西方现代心理学为这种研究提供了种种透视角度，使人物剖析得以在不同的层次上展开。梦境是反映人物心理的特殊范畴，压抑的意识、潜在的意识、自发的意识等等均在此汇聚，弗洛伊德对此情有独锺。不过，白保罗指出，现代西方理论家与中国古代作家在人物心理的理解上虽有暗合之处，两者却不能混为一谈。这显然是一种不刊之论。
第二节 符号学研究
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索绪尔曾经预言：
我们可以设想有一门研究社会中符号生命的科学；它将是社会心理学的一 部分，因而也是整个心理学的一部分；我将把它叫作符号学（ semiology，来自希腊语 semeion“符号”）。符号学将表明符号是由什么构成，符号受什么规律支配。5
这是“符号学”一名的由来。不过，它还有一个源头，即大致与索氏同时的美国哲学家查尔斯·桑德斯·皮尔斯（ Charles Sanders Peirce，1839～1914 ），他则把符号学拼作“Semiotics”。宇宙间的符号是多种多样的，如手势、旗语、风信标、红绿灯等等，当然文学批评家更关注荷载特定意义的语言符号。
符号学与结构主义往往相提并论，这是因为一方面它像后者一样，把所有社会与文化事件既当作实际事件，又视为具有约定俗成意义的符号，并且认为这些符号因共在一个系统、彼此互相关联而衍生本身的意义；另一方面，它也从索绪尔语言学那里汲取了一些基本概念，如能指／所指概念、语言／言语概念、横组合／纵聚合概念、历时／共时概念等等。此外，它们还首先试图发现并描述约定俗成的系统及其运行特征。6
在一篇研究杜牧的博士论文中，萧庆松结合中国古典诗歌对符号学理论做了一些研究。他指出，斯科尔斯说，尽管符号学通常界定为“符号研究”，实际上它已变成了一种“语码研究”，即一种关于思想体系或成规体系（它们使人类得以理解作为荷意符号的某些事件或实体）的研究（《符号学和阐释》）。惟其如此，我们就必须牢记，语码对人类文明影响深远，人类思维不能离开语码的作用。人类所有的话语均依赖于、受制于人所共享的语码。——
同样，诗歌话语既借助语言学媒介、以及文类和文化成规而产生，又借助它们而阐释。诗人……是文化的产儿，他借助语言获得了人类的主观性。……因此，诗歌批评家可以采用符号学作为工具：通过这种分析，他们可以发现使诗歌作品具有意义（那些意义为一特定文化的成员而制造出来）的成规；他们可以界定这些成规，例如诗体学成规、文类学成规、公认的解释诗歌技巧的成规等等，使读者像他们那样解释诗歌。7
接着，他介绍了雅可布森、斯科尔斯和里法特尔（ Michael Riffaterre ）等人的符号学理论。他说，雅可布森的交流理论涉及语码，经常为人引用。他把诗歌阅读看作包括六个因素的交流行为：
语境
信息
发送者 —————— 接收者
渠道
语码
他声称，交流一旦发生，这六种因素便决定着六种作用：语境决定指涉作用，信息决定诗歌作用，发送者决定情感作用，接收者决定意欲（ conative ）作用，渠道决定交际作用，而语码决定超越语言的作用。虽然他认为读诗乃交流行为，但他的诗歌阅读主要是关注信息因素。值得注意的是，雅可布森建立交流框架时，忽略了书面与口头交流的不同。如《诗经·郑风·将仲子》一诗：
将仲子兮！无逾我里！无折我树杞！岂敢爱之，畏我父母。仲可怀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
这里是某人而不是诗人在说话，而且说给另外一人而不是读者听。读者参与这一书面交流的过程（即读此诗），便成了偷听者。可见，雅氏没有充分考虑诗歌的其他功能，如认知、教诲。
萧氏说，斯科尔斯则揭示了书面文学交流的复杂性质。他试图澄清信息，寻找丢失因素，辨别多重特点，直至发现一首诗的全部意义。他认为诗歌语码可在三个层次上加以探索：语用学层次、语义学层次和符号关系学层次。在此，语用学研究发为诗歌的条件，特别是发送者与接收者的关系，以及诗歌话语的一般环境；语义学研究符号的意义，及其与其他未得具体使用的符号间的纵聚合关系；符号关系学研究支配符号组成话语、解释话语的法则。在此，我们可以看出新批评与符号学的区别：前者视文学作品为封闭而自足的实体，“书页上的词语”便是一切；后者则视文学作品为一种粗样，一种轮廓，须由了解适当信息的读者积极参与方可完善。所以，斯科尔斯暗示，诗歌文本是开放的、不完全的、不充分的，其意义须借助文化和文学语码、个人经验和语言知识的解说。例如，傅玄《吴楚歌》云：
燕人美兮赵女佳，其室则迩兮限层崖。云为车兮风为马，玉在山兮兰在野。云无期兮风有止，思多端兮谁能理？
在这首诗里，涉及到了较早的两首诗，即《诗经·郑风·东门之墠》和《古诗十九首·东城高且长》。它们是傅玄诗作的交互文本（ intertexts ），要想充分理解傅诗，读者必须熟悉它们。
语码之所在，读者为解开语码所必备之知识和体验，已如上文所述，但如何解开诗歌语码，萧氏认为斯科尔斯未曾言明。他说，里法特尔指出诗歌现象是“文本与读者间的一种辩证法”（《诗歌符号学》），其间文本发挥“指示”作用和“委婉表达”作用。在张九龄《赋得自君之出矣》一诗中，首二句“自君之出矣，不复理残机”指出了具体情况，一如字面所说；末二句“思君如满月，夜夜减清辉”则是委婉表达。有时两种作用并存，有时曲传之意克服了具体所指。按照里法特尔的说法，从字面的指示意义（ mimesis ）向词语与词语 、符号与符号间的比喻意义（ semiosis ）的转移，即是诗歌阐释所必不可少的“符号学过程”；而且一首诗的解码始之以“初始阅读” ，继之以“回味阅读”（retroactive reading）。初始阅读时，读者也许会感到困惑，因为文本一方面可能有一些韵律、语义、语音型式，难以根据指示意义加以解决，另一方面可能只是些琐事细节的串联，由此难以窥见文本的内聚性。回味阅读时，读者的困惑之处，便成了新解释的关键，通向深长意味的关键，也就是使一首诗获得形式上和语义上的统一性的关键。读者这时始终在评论、在修正、在反复比较，从字面层次触及到了更高级的意义层次。这就是读者如何为诗歌解码的过程。8
萧氏认为，移植西论用于中诗研究时，在斯科尔斯所论的基础上添加一个语音层次是很有必要的。于是，他总结出了下述的诗歌解码模式：
语用学
初始阅读－－语义学 －－味阅读
符号关系学
语音学
他总结出这一模式主要是用来研究杜牧诗的，因为他觉得符号学式的解码程序对杜诗特别有效。9 在第三、第四两章，他把杜诗分作歌咏社会、沉思历史、咏别、写景四个部分，分别做了剖析。
现在，我们以关于《河湟》一诗的解释为例说明之。该诗云：
元载相公曾借箸，宪宗皇帝亦留神。旋见衣冠就东市，忽遗弓剑不西巡。牧羊驱马虽戎服，白发丹心尽汉臣。唯有凉州歌舞曲，流传天下乐闲人。
萧氏说，在初始阅读之下，读者会遇到一些语用学层次（即关于话语一般情境）的问题：“河湟”何谓？“元载相公”、“宪宗皇帝”、“羊”、“马”、“凉州”与诗题何干？在语义学层次，“衣冠”、“东市”、“忽遗弓剑”等语也不能按照常规读法而得到解释。而颈联中“牧羊驱马”和“白发丹心”之对仗不工（这属于符号关系学），原因何在？要想解决这些问题，须寻找另外的信息。据中国舆图志所载，“河湟”指黄河和湟水的汇流地带，在今甘肃境内。由杜牧《史将军》诗可知，此地于安史乱后已为吐蕃侵占，当地汉人忍受异族统治。《新唐书》卷一四五称，元载在代宗朝为相，熟知河湟地理，曾献计收复。此即杜诗首句所指。后来元载因骄横贪奢被缢死，其计未得实现。又据卷二一六下称，宪宗亦曾计划用武力收复河湟地区。此即杜诗第二句的本事。遗憾的是，宪宗被宦官所杀，其计也未得实现。根据这些知识，便知“羊”“马”写河湟的游牧生活；“凉州”位于该地，也与诗题有关。因此，这首诗的内容显然是歌咏边陲国土的丧失和收复的希望。另一方面，“衣冠”等语亦须从较高的层次上索解。西汉景帝朝，“（晁）错衣朝衣斩东市。”（《史记》卷一○六）可见“旋见”句是以晁错之斩喻元载之缢。而神话传说黄帝遗弓剑骑龙仙去一事，则喻帝王宪宗之死。由此，亦可解决符号关系学范畴的问题。原来“牧羊驱马”由“牧羊驱马者”而来，“白发丹心”由“白发丹心者”而来，两者貌似非工对，其实不然，它们均是名词性词语。
他认为，回味阅读基于此便可很好地理解这首诗。所有看来琐碎的因素，均在表达主题中得到了统一。首联引出关心收复失地的唐代帝相，颔联暗示他们之死和计划的破产，颈联指出河湟人民忠于唐室，却仍在异族统治之下，尾联哀叹他们已被忘却，唯有西乐传于中土。10
符号学自认是关于符号的科学，而一旦用于实践，其科学性也就明显地反映出来了。上引萧文，虽然与传统的解读方式并没有多大区别，但它对于符号所在的层次、其间的关系、以及解读的程序，通过实例解释得一清二楚。所以，这篇文章具有一定的方法论意义。
第三节 主题学研究
主题学是一种以辨认作品主题为中心的批评方法。它在现代发展成为专门的学问之后，俄国文学理论家托马舍夫斯基（ B. Tomashevsky，1890～1957 ）称之为“thematics”，后来美国比较文学学者哈里·莱文（ Harry Levin ）又为之铸造了“thematology”一名。
传统的主题学，即在单一作品内寻找一种或数种主题的做法，被称为“阐释主题学”（ explicative thematics ）。 它是通过研究文本的内在联系，利用归纳方法，而抽取出主题来。在课堂教学中，它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不过，人们一般不把它当作现代意义上的主题学。
现代主题学包括两种类型：“比较主题学”（ comparative thematics ）和“文萃主题学”（ corpus thematics ）。前者有时亦称“普遍主题”研究，源于十九世纪德国比较文学的一个分支 “题材史”（ Stoffgeschichte ），旨在从众多作品中寻求一个共同的主题。它所采取的方法主要是演绎法。比较主题学未能深入作品内在的特质，又忽视了作品独具的特色，因常常受到抨击而告中落。随着比较文学平行学派的兴起，这一研究经人积极倡导，并且从结构主义的方法论得到启发以后，又出现了复兴之势。后者介于阐释主题学和比较主题学之间，它虽然也阐述多种作品的主题，但这些作品的选择不无限制。其数量有时较少，如某一作者的作品；有时则相当多，如某一时期的作品。如果所选作品数量极多，人们就很难在它与比较主题学之间划出一条明确的界线；不过两者还是有所不同：文萃主题学一直采用归纳法，把一批作品当作一个庞大的复合文本来阅读。近来在这种主题学内形成了一个极其重要的亚类，即“文化主题学”（ cultural thematics ）。它旨在从一批民族（或种族）文学作品中，或者一批同性作家群体的作品中，读出同样的文化主题来。其研究范畴跨越了历史学、社会学和人类学，因而它是一种多学科的交叉研究。
随着主题学的发展，其主要研究对象——主题也得到了多种多样的定义。这个术语的界定最初是以作者为中心，指诗人把作品置于其上的基本思想，本世纪前人们还用“道德意义”作为它的代名词。现代形式主义者（包括新批评派）削弱了它的主观性和说教性，使它的根基从作者移到了文本上来。他们受音乐创作发展主题的影响，喜欢说“主题与变奏”或“某一主题的变奏”。一些学者认为这一术语含义不清，没有多大的实用价值，有的宁可把它等同于结构，声称“结构就是我们称之为主题的东西”（诺思洛普·弗莱），有的则把它等同于作品中所有的非形式因素，甚至以“常见人物形象”（如唐璜主题）、“远见”（ vision ）、“神话”等术语替而代之。更为缠夹不清的是“母题”一词：有的学者与主题换用，有的认为它小于主题，是后者的组成部分，还有的（主要受民俗学研究的影响）认为它大于主题，是超出具体文本的意义单位。11
不过，一般认为，题材是作品的材料，母题是对题材的基本概括，主题则由母题组成（有时等于母题），这三者构成了主题学研究的三个层次。此外，一些与主题相关的因素如“主导母题”、“人物形象”、“惯用话题”（ topoi ）等 ，也是主题学的研究对象。
在《中国早时的母题“知”》一文中，埃里克·亨利（ Eric Henry ）首先追溯了“知”字的渊源。他说，此字具有赏识、理解或识别之意，如“知音”、“知己”。它获得特殊的意义和感情色彩，似在春秋末期或稍晚些时候，至战国中期，才在这种意义上得到广泛应用。最初，“知”字与占卜活动有关；《易经》里没有用它做动词的例子；《系辞》有多例，如“知几其神乎？……几者，动之微，吉之先见者也”，但其中“知”的对象尚不包括人。《诗经》里已见“知我”之例，如“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王风·黍离》）等。在《书经》里，“知”亦少见，仅《皋陶谟》有“知人”、“安民”之语。它在《论语》里有了新的发展：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学而》
此处“知人”为调查、研究之意；
子曰：“……居则曰：‘不吾知也！’如或知尔，则何以哉？”
——《先进》
此处第二个“知”有知而用之意；
子曰：“狂而不直，侗而不愿，而不信，吾不知之矣！”
——《泰伯》
此处“知”有认可、赞成之意。他根据以上例证指出：
总之，看来《论语》提供了本文所论的第一种例子，其中“知”作为“赏识”的概念，得到了充分而内向的展现；同时，也提供了下文涉及的两种极端的例子，即政治性的和个人性的、用世的和淡泊的例子。在此，虽然没有“赏识”故事出现，但这一母题的概念基础——它自古至今通过无数变化，仍在继续发展着——却已告完成。即使人们不崇拜孔子，也有许多理由视《论语》为文学主题发展史上极其重要的文本，“赏识”就是其中的一个。
接着，他举例说明了“赏识”母题在后代文学里的发展：⑴ 求圣寻贤 。如帝王慧眼识贤 、重用贤能、从善如流、“三顾茅庐”等，有时以伯乐相马为原型；⑵ 贤人不得志。如屈原自沉汨罗；⑶ 游侠故事。这类故事的特点是报答知己；⑷ 女子和冒险者。她预知亡命者为英才明主 ，如《虬髯客传》；⑸ 才子佳人相知。其例众多 ，不胜枚举；⑹ 寻求隐者。寻求者因见隐者的屋空径荒，而知其云游，而悟其胸怀之阔大；⑺ 文人知遇。如科场考生希冀得到主考官的赏识（ 《儒林外史》第三回即为一例）。12
惯用话题研究在主题学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因为它可以解释主题的构成。傅汉思说，中国文人的历史感是其有别于其他国家文人的特点，他们常常登临抒怀，吊古伤今。他研究了孟浩然《与诸子登岘山》、王昌龄《万岁楼》、李白《登金陵凤凰台》、杜甫《玉华宫》等二十首唐代览古诗，认为这类吊古伤今之作包含着六种惯用话题：⑴ 登高；⑵ 沉缅于往昔；⑶ 江山长久（ 与人事须臾相对照）；⑷指说古人和古迹；⑸ 写景（不做历史联想）以及⑹ 潸然泪下。他说，这些诗人对待历史与历史学家不同，他们不关心历史本身，而是关心其与现在的联系。在他们看来今昔有同有异，从遥远的黄金时代直到今天，历史总是在衰落。古代的圣迹伟人可以作为一种鼓舞力量；古代伟人亦遭蹭蹬，对之回忆可作为一种安慰；此外，以古鉴今还可作为一种曲笔。13
分析文学作品的语言、风格和结构，属于形式研究，而以作品抽象内容为中心主题学则属于另外一种研究。它涉及人类普遍具有的思想观念和志趣情愫，力图归纳作品意蕴的类型。由于这些抽象内容总是深深置根于文化传统之中，而且往往与哲学问题和历史问题相联系，所以主题学探索具有文化研究的性质，给人以广阔感和深邃感。迄今为止，国内外学者在这方面已就中国古典文学做了一些开拓，但这一范畴仍有大片空白需要填补。
第四节 统计风格学研究
文学作品的风格研究在东西方均发韧很早，经过长期实践，至本世纪初叶才在西方脱颖而出，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风格学”（ stylistics ）。它是一门分析科学，研究语言表达的种种特点及其形成和演变。所谓“语言表达”，主要指文学作品，但又不限于文学作品，所有口头的和书面的语言表达均包括在内。
一般说来，它是在下述范畴内辨别各种风格特征的：（一）以语言特点划分语体和文体的风格；（二）以作品的语言特点划分个人或流派风格；（三）以语言运用的潮流和趣尚划分时代风格。关于风格的形成，风格学研究不外从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进行解释。主观方面的成因包括世界观、艺术素养、气质、好尚等等；客观方面的成因包括文化传统、社会环境、时代潮流以及旅行、交游等等。法国博物学家布丰（ G.-L. L. de Buffon，1707～1788 ）的名言“风格即人”，流传甚广，足见学者们重视作家与风格的关系。但他们也看到了问题的另一面，即风格多姿多彩，难以穷尽，我国古人所谓“风骨格力，言人人殊”（屠隆《文论》），指的也是这种情况。所以，法国作家古尔蒙（ Remy de Gourmont，1858～1915 ）形象地说，确定风格的做法等于试图把一袋面粉装进一只顶针里。14
关于风格学的性质，学者们的看法并不一致。有人认为，它虽然起源很早，但在现代语言学问世之后才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也有人认为，它缺乏独立性，只能算作联系语言学和文学批评、语言和文学的中介：
学科 语言学 文学批评
风格学
论题 语言 文学
还有人认为，文学批评家关注作品的信息，试图从语码的特定用法中寻找它们所传达的意蕴；语言学家关注语码本身，试图发现特定的信息如何表明语码的构成；风格学家的目的则在于：通过引申语言学家的文学直觉和文学批评家的语言观测，而把两种方法结合起来。无论如何看待风格学，人们都毫无例外的强调，研究文学作品的风格必然会牵涉到语言学的原理和视角。无怪韦勒克和沃伦说，“如果缺乏一般语言学全面而基本的训练，风格学研究则很难取得成功”（《文学原理》）。
现代风格学宣称，要以“客观的”或“科学的”分析，取代传统的印象主义判断。它因研究重点或研究方式的不同，形成了几个分支：（一）语言风格学，研究言语的变体，即“偏离”规范语言的各种形式，并根据变体的特点来确定文学作为不同交际工具的性质；（二）语音风格学，研究语音的表达功能，如诗歌中拟声法的运用；（三）统计风格学，采用数据统计（如统计词语复现的比率）的方法来确定文学作品的风格或真伪。现代风格学研究还拥有众多的流派，如德国心理风格学派、俄国形式主义风格学派、法国结构主义风格学派、日内瓦风格学派、英国风格学派等等。如名所示，它们各自有着独特的视角和方法。
在第六章的《意象统计法》一节，我们已经遇到了统计风格学应用的实例，现在我们再举一个更典型的例子——陈炳藻的《电脑红学：论<红楼梦>作者》。
陈氏认为，如果一个作家的思考被记录下来，他的表达方式和特有风格便变得十分明显。他完全有能力控制他的语言，但无法选择他语汇里所缺乏的单词或句法结构，也就是说他不能超越自己语汇的限制。基于这样的认识，陈氏试图根据《红楼梦》前八十回和后四十回里某些词语的复现情况，确定这两部分是否出自一人之手。为了更能说明问题，他另取文康的《儿女英雄传》作为参照文本。
首先，他把《红楼梦》的前八十回分作两个部分，即第一至第四十回为“甲文本”（以下简称“甲本”，余者类推），第四十一至第八十回为“乙文本”，后四十回为“丙文本”，《儿女英雄传》为“丁文本”。这样共得四种文本。他又选取了名词、副词、形容词和表态动词，作为小说家语汇的抽样。然后，统计并计算这四种词语在这四种文本里的复现次数和复现比率。
他操作的过程也是严格按照统计学成规设置统计项目，按照统计学公式进行计算。他举例（表中为假定的数字，并非由实际统计所得）说明如下：
《红楼梦》甲本副词分布表
|
复现次数 |
单词数目 |
复现总次数 |
二栏汇总 |
三栏汇总 |
平方数 |
| 1 |
765 |
765 |
7647 |
3493 |
365 |
| 2 |
430 |
860 |
882 |
2728 |
1720 |
| 3 |
201 |
603 |
452 |
1868 |
1809 |
| 4 |
102 |
408 |
251 |
1265 |
1632 |
| 5 |
72 |
360 |
149 |
857 |
1800 |
| 6 |
42 |
252 |
77 |
497 |
1512 |
| 7 |
35 |
245 |
35 |
245 |
1715 |
|
总计 |
1647 |
3493 |
|
|
10953 |
| |
（ S ） |
（ S ） |
|
|
（ S ） |
|
第一、二栏是指出现一次者有765个词，出现两次者有430个词，其余类推。第三栏是指各种类别（如出现三次、四次者）的“复现总次数”，它由第一、二栏同行数字相乘而得，如第六行：252〓6×42。第四栏数字是第二栏的汇总，如第二行是指出现两次或两次以上的副词，其复现总数是 882；其一般算法是：本栏数字均由第二栏最后一行数字起，向上逐行相加，加至本行而得。同样，第五栏数字是第三栏的汇总，其算法同第四栏。第六栏“平方数”，是指第一栏数字的平方乘以第二栏的同行数字，如第五行：1800〓5 ×72。
陈氏依照上法，对各类词汇（后来又添上了小品词，如语助词、语气词等）分别做了统计，其中有一表格汇总了各种统计结果：
|
词汇 |
甲本 |
乙本 |
丙本 |
丁本 |
| s |
s |
s |
s |
s |
s |
s |
s |
|
名词 |
2073 |
6482 |
1895 |
5895 |
1687 |
5686 |
2462 |
7501 |
|
形容词 |
279 |
864 |
223 |
874 |
185 |
528 |
277 |
818 |
|
副词 |
528 |
6736 |
432 |
6888 |
481 |
5763 |
445 |
5534 |
|
表态动词 |
491 |
1257 |
455 |
1305 |
373 |
1162 |
275 |
606
|
|
总计 |
3371 |
15339 |
3005 |
14962 |
2726 |
13139 |
3459 |
14459
|
|
S / S |
0.2197 |
0.2008 |
0.2074 |
0.2390 |
针对上述统计结果，陈氏说，甲、乙、丙三本各类词汇的复现比率十分接近，分别是：0.2197、0.2008和0.2074，丙本比率在甲、乙本之间；丁本的比率则与甲、乙本相距较远。
此外，他还对各种文本两两做了交叉比较，结果表明甲乙两本间的相关指数有十三项肯定，两项否定；甲丙两本间有十一项肯定，四项否定；乙丙两本间有十三项肯定，两项否定。适成对照的是，甲丁两本间有五项肯定，十项否定；乙丁两本间有七项肯定，八项否定。因此，他做出了如下结论：
这些结果否定了高鹗续写整个后四十回的看法。这一研究（按：指本书的 统计风格学研究）支持《红楼梦》实际出自一人之手的可能性。15
尽管新兴的统计风格学被一些人视为科学的、精确的方法，但也有人对它持怀疑态度。它明显的缺点是没有突出句法结构对风格形成的作用，——也许即使强调这一点，它也无法将千变万化、无穷无尽的句法结构，完美无缺地用统计图表表示出来。这样一来，它的功能就不能不受到限制。它在确定佚名作品的作者时，应该吸收其他方法所提供的研究结果。
第五节 母题研究
“母题”一词，在主题学和民俗学中有不同的含义，因此母题研究也就有着不同的内容。在这一节我们介绍的是以民间故事为剖析对象的母题研究。
如果研究民间故事的叙事性，就不可避免地要涉及“母题”这一概念；在此它与叙事学里的定义完全一样，指的也是构成一段情节或一段叙述的不可再分的基本单位。民俗学的母题研究在本世纪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并且形成了一股热潮。芬兰学者阿尔奈（ Antti Aarne）和美国学者汤普森（ Stith Thompson ）创立了国际通用的民间故事分类法（简称“AT分类法”）；在其《民间故事的类型》（1961）一书里，世界各地的民间故事和传说被分成多种类型，并在每一种下面标明常见的或可能出现的母题。专事西方研究的民俗学家，对我国的民间文学不甚了了，但汉学家填补了这一空白。
为了与国际上的分类法接轨，丁乃通撰写了《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他做了一些实际考察后明确指出：“……中国民间故事与流行于印欧和爱尔兰之间的故事，并无太大区分，它们之间是可以比较的。我们伟大的前辈之一瓦尔特·安德逊曾证实，许多中国民间故事与AT类型一致。”不过，即使中国故事与“世界传统分不开，它们也是明显的亚洲型”。16 他在书中分做“动物故事”、“普通故事”、“笑话”、“程式故事”等数种主要类型，其下或有若干次要类型。现在我们援引一例，以观其详：
676 芝麻开花
通常是由一个神奇的咒语打开了洞穴，或由一个神奇的甜瓜（南瓜、黄瓜等 ），极少情况是由于（a）薄菜刀或烧火棍（b）斧头 （c）一只公鸡或鸟（d）一只石滚或石臼（d‘）金钥匙（d”）铃（e）有时也可没有第二者介入，因为魔钥匙忘在洞里，或（f）只允许一人进洞，却进去两个人。或（g）它只在特殊情况下，对很穷的人开放。
【篇例】《民间文学》1956年7月号第58－62页（d）等41例。17
丁氏还指出，他的这本索引涉及到了含有民间故事的古代文学作品，因为其中多数“都包括一些传统习俗、仪礼事件、传说、神话、民间轶事等方面的简要叙述”，譬如“城市的月亮更圆”、“怕老婆”、“妒妇”等口传故事，即“见诸于古代文学的记载”。18
爱伯华（ Wolfram Eberhard ）的中外民间故事平行比较，是母题研究的另一种类型。在《近东和中国民间故事研究》一文中，他首先就研究方法做了说明。他批评一些研究者，只要看到不同的民间故事表面上稍稍相似，就过分地把它们扯在一起，还想当然地为之建立世界范围内的联系。他认为，从本菲（ Benfey ）——首次把欧洲大多数民间故事溯源到印度的学者——的时代起，比较不同文化地区的民间故事应采用哪种方法这一基本问题，迄今仍未得到解决。而他与他人关于安纳托利亚（土尔其的一个地区）民间古诗的研究已经证实：如果所研究的民间故事仍在不同地区流传、演变，那么这些地区就积蓄着一些母题，以及母题链，它们在某种限度内可被讲述者串接起来。因此，（一）如果某类故事的几种讲述形式有着明显的类似之处，那么就可以看作它们事实上有关联；（二）如果它们只是母题完全相同，而母题串接的序列不一样，那么就应该首先研究这些母题在各种文化中的状况和组接，同时考虑所有有用的历史事实和社会事实。只有能够证明母题或母题序列并不适合一种文化的一般框架，而基本上属于另一种时，才能得到这个故事一定是由此地流传到了彼地的结论。
然后，他对一个在中国和近东流传的民间故事的母题做了比较：
|
近 东 |
中 国 |
|
⒈一个穷人必定要娶国王的女儿（因命中注定）。 |
⒈一个穷人爱上了一个富人的女儿。 |
|
⒉国王为了摆脱他，派他到太阳上去收税。 |
⒉他要去问如来佛，如何得到作为聘礼的三件宝贝。 |
|
⒊路上，他遇见⑴一个僧侣，求他问太阳自己何时升天。 |
⒊路上，他遇见⑴几个和尚，请他问问如来，为何无人到他们的寺庙来朝拜神灵； |
|
⒋⑵四十个强盗，他们要他问问是否能升天； |
⒋⑵—— |
|
⒌⑶一个种树人，求他问问为什么苹果树结的果实那样酸，为什么井水那样苦； |
⒌⑶一个种树人，求他问问果树为什么不开花； |
|
⒍⑷一条半身在岸上，半身在水里的鱼，要他问问它为什么必须忍受这样的痛苦。 |
⒍⑷一条龙，求他问问它为什么还不能到天上去。 |
|
⒎这个穷人答应代他询问，接着这条鱼用背驮他到大海的彼岸去。 |
⒎这个穷人答应代他询问，接着这条龙就用背驮他到彼岸去。 |
|
⒏他又遇见一位老人，老人告诉他： |
⒏他又遇见一位老人，老人告诉他： |
|
⒐⑴那个所谓的僧侣要进地狱，因为他贪得无厌； |
⒐⑴那几个和尚私藏金子； |
|
⒑⑵那些强盗将要升天堂，因为他们悔改过错； |
⒑⑵—— |
|
⒒⑶他必须挖走埋在树下和井里的珠宝，然后苹果和井水就会变甜； |
⒒⑶他必须挖走埋在树下装满金子的罐子； |
|
⒓⑷那条鱼口中贵重的珍珠也必须取走。 |
⒓⑷那条鱼必须把珍珠交给他。 |
|
⒔这个穷人现在变得富起来了，便娶了国王的女儿。 |
⒔这个穷人现在能拿出聘礼来了，他娶了亲。 |
|
他将两地所用母题如此一一对照后指出，这个故事在近东和在中国的讲述形式完全一致，它一定是从一个地方流传到了另一个地方。
最后他又以母题为单位，分析了这个故事在两种文化环境中流传情况。他说，在近东的讲法里，婚姻命定母题反映了伊斯兰国家的宿命论，当地有几个故事以此为中心母题；在太阳上收税与安纳托利亚的谚语有关；邪恶僧侣和虔诚强盗（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强盗”）探问未来的母题在地中海地区很流行；井水不能饮用、河鱼即将断水这类现象，在近东很常见。这一切均说明上述母题已深深嵌进了近东的一般文化之中。此外，这个故事也以不同的形式在当地广泛流传。所以，割断这个故事与近东的联系，就会看到一种明显的不足。在中国的讲法里，故事母题同样与中国文化相融洽。不过总起来看，这个故事没有嵌入中国民间故事的主体，与中国的其他民间故事没有联系，它不见于书面作品，不见于中古和上古的文献。只是它的一些母题出现在中国本土的故事里，也有一些出现在中国的小说和传奇里。而且它只能在中国的东南沿海和南方沿海找得到。总之，这个故事的诞生地一定是在近东，很可能在伊朗，后来在十五世纪（郑和下南洋时）由海上传入了中国。19
根据上述两种研究可知，无论是为母题划分类型还是对母题平行比较，都为中国民间文学与世界各国的民间文学建立联系提供了可能。
注释：
1 白保罗《董说》（波士顿，1978）第103～104页。
2 参见荣之颖《西方体格心理学与<红楼梦>三女性》，夏雪等中译，载于《中国比较文学》1988年第1期。
3 参见上引白著，第95～98页。
4 白保罗对何谷理的硕士论文有较详的评介，上文中的有关引文和概述均出自上引白氏的著作，参见第103～106页。
5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中译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第38页。
6 参见罗里·赖安（ Rory Ryan ）等编 《当代西方文学理论导引》（李敏儒、伍子恺等中译本；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86），第78～80页。
7 萧庆松《中国诗歌的符号学阐释——以杜牧诗为例》（美国亚利桑那大学博士论文，1985）第一章，第2～3页。
8 除了萧庆松描述的解读过程之外，符号学还有更复杂的内容。例如，⑴皮尔斯建立了符号体系，并对它们做了细致的分类研究；⑵乔纳森·卡勒以符号学观点继续发展结构主义，认为文学符号学应该关注赋义活动和阐释成规；⑶前苏联塔尔图学派的尤里·劳特曼（ Yury M. Lotman ）认为，文学文本应该看作是自然语言和无数文学信息的双重语码；⑷克莉思特娃（ J. Kristeva ）是后结构主义者，她主张符号学不应关注符号体系本身，而应关注既创造又破坏符号体系的赋义过程；⑸巴尔特也将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结合起来，对种种语码做了详细的研究；⑹莫斯·佩堪（ Morse Peckham ）采取激进态度 ，声称符号的意义是对它所作的任何反应，但他仍然坚持认为，只有根据历史和哲学做出的解释才是站得住脚的解释；⑺拉康把符号学用于精神分析，为无意识现象建立符号结构。
9 参见上引萧文（注 7 ）第一章，第1～35页。
10 参见上引萧文，第三章，第109～116页。
11 参见艾琳娜·马卡里克所编《当代文学理论百科全书》（出处见第七章注 8 ）“主题”条，第642～646页。
12 埃里克·亨利的文章载于《哈佛亚洲研究》第47卷第1期（1987）。
13 参见傅汉思《唐诗中的怀古》，载于亚瑟·F·赖特（ Arthur F. Wright ）等编《唐代的透视》（纽黑文、伦敦，1973）。
14 参见卡登（ J. A. Cuddon ）《文学术语词典》（伦敦，1979年版）第663页。
15 上引陈著1986年于香港出版；引文见“前言”，第Ⅷ页。
16 丁乃通《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赫尔辛基 ，1978）前言，转引自孟慧英等中译本（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3），第14、27页。
17 上引书，第75页。
18 上引书，第19页。
19 参见爱伯华《近东和中国民间故事研究》 ，载于他的论文集《中国民俗研究及其他》（布卢明顿，197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