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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七世纪初，穆罕默德创立了伊斯兰教，建立了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国家。在他逝世后，先后有四位哈里发继掌政权大权。这一时期是伊斯兰宗教精神大发扬的时期。阿拉伯史学家称为“拉希德时期”（622——661），一般称作伊斯兰初创期或伊斯兰时期。有的史学家则把这一时期的紧随其后的一个时期即伍麦叶时期合称为伊斯兰时期。
伊斯兰教的确立，伊斯兰政权的文化政策，改变了以诗歌为主轴的阿拉伯文学发展进程。贾希利亚时期的阿拉伯诗歌创作繁荣局面被 《古兰经》为代表的宗教文学倾向所冲击。
这是巨大的历史躁动期。文明的价值，文学的价值，发生了空前的变化。在真主至高无上的天启和先知穆罕默德的权威教谕面前，诗人的地位急剧地下降了。在前伊斯兰时代，诗人是部落的代言人，思想的指导者，精神上的领袖，被尊崇，被信赖。但是，伊斯兰旋风吹走了诗人的荣誉和他们的地位。在伊斯兰革命的疾风暴雨中，相当一批诗人的作用和政治倾向性受到怀疑。跟不上时代步伐的贾希利叶诗人，遭到了无情的淘汰。就连某些达到荣誉顶峰的悬诗诗人，也进入了蛰伏状态。在政治、经济、思想和文化领域，伊斯兰精神渗透一切，统治一切，支配一切。
《阿拉伯文学简史》的作者，东方学家汉密尔顿·阿·基布认为：“伊斯兰及其发展，并不能鼓舞这个民族的任何诗人”，“伊斯兰教的兴趣对旧诗起了不利的影响”。另一位东方学家希提也指出，“伊斯兰教的诞生，是不利于诗神的。在征服和扩张的光荣时代，在 ‘人人皆诗的民族’中，却没有一个诗人受到灵感，这个事实就是最好的说明。”
但是，也许不应以过分悲观的态度来看待阿拉伯诗歌的这一历史性停滞，因为在这短短的几十年中，产生了伟大的宗教——文学典籍《古兰经》。 《古兰经》的出现似乎补偿了同时代文学上的一切损失。
●伊斯兰圣典 《古兰经》
《古兰经》是伊斯兰教的圣书，是穆斯林的经典。
穆斯林认为：经典是真主降示给使者的，是真主的语言而不是人类的语言，更不是任何人所创作的，也是不能创作的。《古兰经》就是真主在穆罕默德二十三年的传教活动中逐渐降示给他的一部经典，也是真主降示给人类的“最后的一部”经典。
《古兰经》规定了伊斯兰教的基本信条，即信仰真主，信仰天使，信仰经典，信仰圣人，信复生和信前定。同时奠定了伊斯教的教律和立法基础。它既是伊斯兰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伦理道德的统一规范，又是穆斯林个人思想、言论和行为的最高准则。
“古兰”是“诵读”之意。以“古兰”为这本圣书的书名，其意是让信徒经常诵念以指导其行动。
《古兰经》经文一般是根据穆罕默德在传教活动中遇到的各种社会问题，有针对性地降示的。在作战、论辩、答疑、做出重大决定和解决重要问题时，穆罕默德常常宣布真主的各项“启示”。
《古兰经》经文尽管句句出自穆罕默德之口，但从来不被认为是穆罕默德本人的言论、谈话、意见、看法或决定。穆斯林把“真主的启示”与“先知的言论”分得清清楚楚，毫不含混。属于穆罕默德本人的言论，收集在《圣训》（“哈底斯”或“逊奈”）一书中。《圣训》是穆罕默德本人的言行录。
《古兰经》的成书过程：
《古兰经》的经文是在穆罕默德四十岁到逝世的二十三年中陆续颁降的。根据宗教传说，公元610年1月的一天，穆罕默德在麦加城外希拉山他不时去隐居的山洞中沉思默想，在朦胧静谧之中，他忽然听到一个声音，命令他：“你读吧！”，他惊讶不止，说“我不会读呀！”但这个声音一连催促了他三次，他仍不知从何读起。于是天使 （亦称“天神”、“天仙”）奉真主之命教他用阿拉伯文念：“你应当奉你的创造主的名义而宣读，他曾用血块创造人。你应当宣读，你的主是最尊严的，他曾教人用笔写字，他曾教人知道自己所不知道的东西。”
（第96章第1-5节）穆罕默德跟着读了，这是他有生以来接到的第一段 “沃哈宜”（启示）。在伊斯教史上，这标志着穆罕默德正式受命成为真主的使者，并将通过真主的启示来教化世人，宣扬正道。在后来的二十三年中，穆罕默德不断接到这样的启示，最后这些启示的总数达到6214节。它们就是组成 《古兰经》的各段经文。
穆罕默德在世时，《古兰经》并未成书。当时每当降示经文时，周围能写会书的弟子就将经文记录在石板、兽皮、骨片、椰枣树叶的坚柄上，其余的人则牢牢记背在心中。尽管经文未汇辑成册，但所有的经文都被保存下来，并随时用来指导处理一切问题。
公元632年，穆罕默德逝世后不久，许多能背诵全部经文的“哈菲兹”相继战死，这样下去《古兰经》有失传的危险。于是欧默尔提出“赶紧整理 《古兰经》，以免散失”的动议。第一任哈里发艾卜·伯克尔（632——634在位）接受建议，下令由穆罕默德的随身弟子宰德·本·萨比特将各人手抄心记的一切经文进行全面整理、汇辑，加以保存。到第三任哈里发奥斯曼（644——656在位）时代，《古兰经》的诵读问题引起纷争，奥斯曼接受胡宰福的建议，又命宰德主持校订，按古莱氏人使用的阿拉伯语进行标点读音的统一，编出定本，并抄写七部，除哈里发本人保存一部外，其余六部分送麦加、大马士革、也门、库法、巴士拉等地，作为统一的正式标准本，称“范本”或“奥斯曼本”。与此同时，将民间流传各种手抄本，尽悉销毁。
《古兰经》的结构和主要内容
《古兰经》与《圣经》不同，有一种特别的结构。它由114章组成，“章”有专门术语，称“苏拉”。每章包括若干“节”，即“阿亚”，全书共6214节。全部章节又被分成30个部分或30卷，即“朱兹乌”。每部分又分成两段 （“希兹布”），每段分4小段 （“鲁卜欧”）。如此划分是为了方便读念和背诵。
《古兰经》经文一部分颁降于麦加，称“麦加章”；一部分颁降于麦地那，称“麦地那章”；还有少量既非麦加又非麦地那颁降的经文。穆罕默德在麦加传教十三年（610——622），这期间领受的经文共86章。麦加章的经文在全经所占的比例较大，约三分之二左右。穆罕默德在麦地那传教十年（622——632），期间领受经文共28章，字数约占全经的三分之一。“麦加章”主要内容为伊斯基本信条和教义，宣示真主的全能与独一，预告末日审判和天堂、火狱的偿报和惩罚，抨击多神和偶像崇拜的迷误，阐述尊崇真主、服从先知的必要。“麦地那章”的主要内容是明示教法教律，规定有关宗教礼仪和义务，特别是关于礼拜、斋戒、天课、圣战禁忌等方面的要求。“麦地那章”的经文一般都比较长，因为它们是指导实施的，需有较详细的阐释性内容，特别是因为多涉及婚姻、罪罚、财产继承、主奴关系等社会律法问题。
《古兰经》反复强调伊斯兰教的宗旨。“伊斯兰”一词是和平和顺从的意思，此词在《古兰经》中先后出现过八次。《古兰经》也突出强调了先知的使命，称“穆罕默德不是你们中任何男人的父亲，而是真主的使者，和众先知的封印。”
《古兰经》的文学意义
《古兰经》的宗教经典意义十分明显，毋须赘述。作为阿拉伯中世纪一个极为特殊的散文文学现象，却应加以研究。
不能把《古兰经》与一般文学作品等量齐观。在穆斯林的心目中，它不是一部“作品”，而是真主之言，具有绝对神圣的性质。从内容到形式，它都是任何人不能学和学不到的。它被认为是一个“奇迹”。所以正统的穆斯要文学史家，很少将《古兰经》单独作为文学作品进行研究，而总把它与宗教研究结合起来。
论及《古兰经》的文学意义，一般的文学史家比较注意以下几点：
首先是其文化内涵的丰富性。《古兰经》不仅凝聚了阿拉伯先民的文化成果，而且汇集了与阿拉伯人相邻的各个民族和各个地区的不少文化遗产，特别是犹太教和基督教的文化遗产，其中包括《圣经》新、旧约传说、神话、故事、寓言等。《古兰经》似有把它之前的一切文化成果加以融汇和提炼的目的。严格地说来，伊斯兰教不是穆罕默德“创立”的，而是由他“复兴”的。因为伊斯兰宗教史把从易卜拉欣（亚伯拉罕）到穆萨（摩西）到尔萨（耶稣）再到穆罕默德这一漫长的历史链都看做伊斯兰的历史，穆罕默德只不过是恢复了耶稣之后中断五百年的伊斯兰的历史，重新举起了伊斯兰的旗帜，从而使这个古老的宗教得以复兴。他曾经说过，“我是在尔萨圣人之后的人们的首领，因为在我和尔萨之间未有过圣人。”
由于伊斯兰教在某种程度上对异文化持尊重和宽容的态度，因此使犹太教和基督教的某些宗教历史故事、神话传说和训谕典故等在不同程度上进入了《古兰经》。从亚当夏娃的故事到诺亚方舟和洪水的故事，从亚伯拉罕父子的故事到摩西、大卫和所罗门的故事，都以一种简洁明快的风格被叙述被加工。这样就扩大了《古兰经》的文化内涵和历史纵深感，突出了它的普遍意义。
其次，是它的语言和修辞风格。一般说来，《古兰经》是散文文体，但又具有诗的韵味和乐感，可以说是诗样的散文。它的语言是麦加古莱氏部族的纯正阿拉伯语，这种语言在《古兰经》产生之前已经成为文学领域的语言，诗歌的演说的语言，比起其他地域的阿拉伯方言来更显纯正，表达起来也更为清晰。各地阿拉伯人都模仿它，诗人演说家也都愿意采用它。它还吸收了邻近古老文明的语言之长，丰富了自己，从而日臻完善。因此，发展到贾希利叶时代已相当完美。用这样的语言颁降《古兰经》经文，可以把经文中最细微、最困难的意思表达出来。
同时，《古兰经》善于调动各种修辞手段，以达到训诫、规劝、警策、激励、辩驳、震慑等多种目的。它把明喻、隐喻、重复、排比、夸张、层进、设问、反诘、假借、特指、泛指等方法加以配合，灵活运用，造成时而深沉，时而明快，时而激越，时而舒缓，时而严峻，时而宽厚的效果。不过总体风格是庄严雄浑、富丽堂皇的，给诵读者一种崇高感。德国大诗人歌德说过： “《古兰经》是百读不厌的，每读一次，起初总觉得它更新鲜了，不久它就引人入胜，使人惊心动魄，终于使人肃然起敬，其文体因内容与宗旨而不同，有严正的，有堂皇的，有威严的——总而言之，其庄严性是不容否认的……这部经典，将永远具有一种最伟大的势力。”
再次，是它的多向性和超时空性。《古兰经》中出现了多种称谓，随着称谓的变化，受启受诫、受褒受贬的对象随之改变，这种改变是迅速的，经常的。由此造成一种多向性，使听者和诵读者有一种立体式的领受，多方面的吸收。以真主口气发出的训谕，具有一种浩大无边的气势，超越时空一切的限制，将受启者置入一种宏阔延展的境界，随着经文的转换，跨过一个又一个新的空间，以领会其更多的超绝神妙的启示。这种意境、这种时空的流动转换，不是一般散文或诗歌所能达到。造成这种神奇效果的原因，是有一个虽未出现却无所不在的“真主”。他是居于至高处、创造一切、洞悉一切、支配一切。对广大穆斯林来说《古兰经》可以使他们直接聆听到真主的声音，真主的教诲，使真主“至高至大”的形象确立于他们的灵魂中。即使是非穆斯林，也能感受到这一居高临下的力量。
《古兰经》是伊斯兰初创期文学田园中矗立的一座“独秀峰”。站在这座“独秀峰”上，“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可谓一览众山小。在《古兰经》和伊斯兰教带来的社会心理巨变中，一切的创造，一切的思考，都带上宗教的色彩，任何纯文学的东西都要让路了。从这时起，阿拉伯文学在很大程度上就处在伊斯兰精神的主导下了。
●宗教诗歌与政治演说
在伊斯兰开创斯间，尚未皈信伊斯兰教的一些部族诗人曾对穆斯林进行过恶毒的攻击。他们不但把诗歌当成抵抗伊斯兰教的武器，而且手持武器向穆斯林反扑。一个典型的例子是麦加诗人奥孜译·朱迈赫。此人曾多次凌辱穆罕默德。在著名的白德尔战役 （623年）中，他被穆斯林俘虏，在圣人而前请求饶命，保证不再反对圣人。但开释不久，又用诗歌煽动人们去反对穆斯林。在武侯德战役 （625年）他再次被俘，当他请求赦免时，穆罕默德说 “为穆民之人是不会再次将被蜇过的手伸入蝎子洞中去的。”这个反对伊斯兰教的诗人终于被杀。
在伊斯兰初创期一些诗人受到贬斥，跟当时的宗教斗争有直接的关系。伊斯兰教的支持者解释说，穆罕默德并未号召穆斯林弃绝诗人和诗歌，并未对诗人采取敌视态度；《古兰经》也没说诗人们本身是迷误的，而只是说“跟随他们的人”是迷误的。他们强调，穆圣不曾委屈过正直的诗人，例如，他曾为诗人哈萨·本·萨比特（？——674）在清真寺内修过诵诗台。还说，穆罕默德的妻子是位讲诗能手。圣门弟子，迁士和辅士们，很多法学家，甚至四大哈里发，人人都能诵诗。而穆圣本人在听过诵诗之后，还曾表示钦佩和赞赏，说过“修辞中有神奇，诗歌中有智慧”这样的话。
哈萨·本·萨比特是麦地那一富有家庭出身的诗人，原来喜欢饮酒、游乐和与女人调情。他在六十岁上皈依了伊斯兰教，立即成为积极捍卫这一信仰的人。他写诗反击古莱氏人的攻击，热情保卫先知。穆罕默德对这位年长八岁的跨代诗人十分欣赏，不但分给他战利品，而且把妻妹嫁给他。
哈萨的宗教诗歌，多为政治性的颂诗或讽刺诗。他赞颂先知、四大哈里发和为保卫伊斯兰教而战的英雄和战土，描写穆斯林的高尚品格和宣传先知的使命，说穆罕默德在瞬间降临，如引导万民的“明灯”。他虔诚地向真主表白，将生生世世向他祝祷，祈颂。他也写悼诗，痛挽穆罕默德，忆述这位使者的美德，希望能在天堂与穆圣相会。他写讽刺诗抨击古莱氏人中的多神教徒，措词严厉尖刻，表现出强烈的宗教倾向性。
哈萨的这些诗歌，代表了伊斯兰初创期宗教诗的一般特点。在内容上，比贾希利叶诗歌增加了一些属于宗教的新东西，如真主独一、趋善避恶、思赏惩戒等，但在艺术上缺乏润饰，诗句不够和谐，艺术性有所减弱。不过由于这些诗有记史叙事的内容，所以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和认识价值。哈萨被认为是“伊斯兰宗教诗的奠基人”。
阿拉伯文学史家把生活在贾希利叶和伊斯兰两个时期的诗人称作“跨代诗人”，哈萨就是一位典型的跨代诗人。
在这一时期散文文学也与宗教建立起密切的联系。演说、书信、函札类文献，是这一时期艺术和实用散文的主要形式。
在阿拉伯民族历史大变动的这一时期，演说极为盛行。有政治性的，有宗教性的，有军事性的、有公共事务性的，但所有的演说无不打上伊斯兰教的烙印。这些演说的基本特点是突出对伊斯兰教的无限忠诚，为了保证最大的效果，随时引用《古兰经》的教导和规定，昼量激起穆斯林听众的热情，同时对敌人发出警告和恫吓，显示出雄辩的力量。
这一时期的政治人物，从哈里发到总督，都扮演了演说家和鼓动者的角色。第四任哈里发阿里 （600——661）就是一个典型。阿里是穆罕默德的女婿和事业继承人，勇敢善战，被誉为“伊斯兰之剑”。他的演说，显示出对真主的坚强信念，他常常用热烈而美好的祈祷制造一种气氛，同时不失时机地向听众提出按正义、平等和自由的原则去行动。他号召团结统一，保证维护广大穆斯林和战士们的权利，从而博得广泛的拥护的支持。他特别善于在演讲和信函中加入简洁有力的格言警句，如“尔若后退，则死亡向前”、“最高尚之富足，乃抛开贪逐”，“给你警告，犹给你喜报”，“忍耐有两种：对你所恶之忍耐和为你所好之忍耐”、“没有比智慧更富足，没有比无知更贫乏，没有比文化更美好的遗产，没有比商量更能给人帮助”，等等。阿里的演说、命令、函件、书信等，在11世纪由诗人谢里夫·拉迪收集汇编成册，即著名的《修辞坦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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