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文学

　　概述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西部地区由美、英、法三国占领，称西占区。1948年9月，在波恩成立了议会委员会。1949年5月10日确定波恩为首都，23日公布《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并且决定成立政府；9月间，经过议会选举，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正式建立。战后，国外流亡的反法西斯作家回到西占区的不多，但留在西方国家的德国流亡作家，或用德语写作的作家同西德的联系比较多。少数返回西德的作家，没有得到参与国家民主建设的机会，小说家克劳斯·曼 （1906—1949）的自杀，反映了流亡回来的人们对于西德现状的悲观失望；德布林（1878—1957）虽在1949年参与创办美因兹科学院，也终因困难重重被迫于1951年重新出走法国。

　　二次大战后的联邦德国文学反映了战后西德历史发展的概貌。西德作家的作品，从各个不同方面描绘了西德战后四十多年的社会生活，如战争结束后头几年的萧条岁月，五十年代的所谓“经济奇迹”，军国主义的复活和对战争的谴责，法西斯分子的蠢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自我的关系，等等。在有些作品中，把对现实社会的描绘同德国的历史联系起来，把德意志民族的历次灾难同个人悲剧结合在一起，以加深对德国社会的认识。在题材选择和艺术手法上，西德作家颇受美国和法国现代文学的影响。

　　战后文学中首先出现的是废墟文学。这是指1945年的“零点”至五十年代初期的德国文学。一些青年作家面对满目疮痍的现状，主张对过去的文学传统“砍光伐尽”，从思想上、语言上进行冷静、谨慎的清理与探索。当时人们生活在废墟之中，他们都蒙受了战争创伤。战后的西德作家“写战争，写回乡，写自己在战争中的见闻，写回乡时的发现：废墟；于是出现了与这种年青文学如影随形的三个口号：战争文学、回乡文学、废墟文学”。 （伯尔语）其中以废墟文学最能正确地反映当时人们的心理状态和国家的现实情况。提出废墟文学不致“把同时代人诱骗到田园诗中去”，而是提醒人们：战争已经结束，世界遭到破坏，家园成了废墟，人们应该思索。废墟文学的题材大多是描写希特勒法西斯专政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带来的深重灾难以及在人们心灵上留下的巨大创伤。废墟文学都写得很实际，对事物抱怀疑态度，没有什么英雄行为或浪漫主义的情感；社会批评、嘲讽和怪诞是它的艺术风格。废墟文学的作家大多出生于1916—1925年间，其主要代表都是文学团体 “四七社”的成员，其中最重要的是小说家亨利希·伯尔（1917—1985）。他的早期作品《列车正点到达》（1949）、《亚当，你到过哪里？》（1951）、 《一声没吭》（1953）和短篇小说集《流浪人，你若来斯巴……》（1950）等，都反映了战争、回乡、战争中的见闻和废墟上的建设。其他著名的有博尔歇特（1921—1947）的短篇小说和剧本《大门外面》（1947），后者描写了年青的纳粹士兵贝克曼的悲剧，他在战后返回德国，既缺衣少食，也无容身之所；人是回“家”了，但四处碰壁，始终被关在“大门外面”。贝克曼的遭遇是当时西德青年一代的缩影，剧本被改编成广播剧后，引起强烈反响。安德施（1914—1980）的自传体小说《自由的樱桃》（1952），以记实手法回忆了过去的经历，特别是被征入伍后的军旅生活和在前线投诚的经过。瓦尔特·延斯（1923—）的长篇小说 《不，被告的世界》（1950）抨击极权主义国家对人性的扼杀，以影射希特勒政权。

　　1947年，作家和评论家里希特（1908—）、安德施等在慕尼黑建立文学团体“四七社”，以后参加者愈来愈多，有作家、评论家、出版商、新闻记者、大学文学教授，这个团体包括了战后西德文学的主要力量、这是一个没有严密组织、没有坚定的政治或美学纲领的松散的集体，以建立新的、民主的、自由的德国，促进战后德国新文学的繁荣和扶助青年作家为宗旨。从1947—1955年每半年集会一次，主要是朗读和讨论文学作品，对成员（有时也邀请客人）中的未公开发表的作品相互提出批评意见；从 1956—1967年改为每年集会一次。1950年起颁发“四七社文学奖”。“四七社”对战后德语文学的繁荣和发展起了重大的促进作用，并一度成为左右联邦德国文坛的力量。但由于其成员包括了各种倾向的作家，政治和艺术观点都不尽相同，因此矛盾较多，存在了二十年，于1967年举行最后一次会员大会后停止活动。1972年7月和1990年5月（在布拉格）“四七社”在长期沉默后又有过两次活动，但不再经常化。因为它已完成使命，于1977年正式宣告解散。

　　“四七社”成员中有代表性的作家很多，他们的作品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在表现手法上以现实主义为主，也适当吸收现代派的回忆、象征、荒诞、蒙太奇、意识流、内心独白、多层次结构、时空概念颠倒交错等艺术手法。诗人、剧作家君特·艾希（1907—1972）早年发表诗集《偏僻的田庄》（1948）、 《地下铁道》（1949）等，后来以写广播剧蜚声文坛， 1951年发表的《梦》以寓意手法描写发生在五大洲的五个不同人的梦，揭示危及人类社会的种种威胁。小说家伯尔除上面已提到的作品外，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又发表了长篇小说 《无主之家》（195）、《九点半钟的台球》（1959）、《小丑之见》 （1963）和中篇纪实小说《一次出差的终结》（1966）等。君特·格拉斯（1927—）的长篇小说《铁皮鼓》（1959）1958年在“四七社”朗读断片时就获得交口称赞，出版后轰动了国内外文坛，接着他又发表了《猫与鼠》（1961）、 《非人的岁月》（1963），构成《但泽三部曲》。西格弗里德·伦茨（1926—）的长篇小说 《空中群鹰》（1951）、《激流中的人》（1957）和《德语课》 （1968），从不同的角度揭露了法西斯主义的罪行，抨击了不合理的社会现实。克彭（1906—）的三部长篇小说《草里的鸽子》（1951）、《温室》 （1953）和《死在罗马》（1954），以社会现实为题材，描写战后知识分子阶层徘徊动摇的矛盾心理，提醒人们警惕法西斯主义复活和战争危险。马丁·瓦尔泽（1927—）的长篇小说《菲利普斯堡的几桩婚姻》（1957）、《间歇》 （1960）、《独角兽》（1966）等，揭露联邦德国“经济奇迹”时期社会道德的败坏和人们的种种心态。乌韦·约翰逊 （1934—1984）的长篇小说 《对雅各布的种种揣测》（1959）、《关于阿希姆的第三本书》（1961）、 《两种观点》（1965）等，大都描写德国的分裂给人们带来的影响，作品摒弃传统的叙事方式，通过人物对话和内心独白等手法展开情节，颇有新意。诗人、散文家恩岑斯贝格尔 （1929—）的诗集 《狼的辩护》（1957）、《国语》 （1960），抨击军国主义，揭露联邦德国表面繁荣的社会现实，语言锋利泼辣，诙谐幽默。彼得·魏斯 （1916—1982）是 1945年加入瑞典籍的德语作家，参加“四七社”活动，他的小说《马车夫的身影》（1960）、《告别双亲》 （1961）和《逃亡的终点》（1962），以细节描写精确见长，后两者主要措述流亡经历，具有自传性质；他的剧作《马拉/萨德》（1964）、《调查》 （1965）等，开创了德语“纪实戏剧”（一译“文献戏剧”）的新页。此外，尚有奥地利著名作家艾兴格（1921—）、策兰 （1920—1970）、巴赫曼（1926—1973）等也是“四七社”的重要成员。以上这些作家基本上都获得过“四七社”文学奖。

　　当“四七社”的作家全力进行文学创作，出版各种各样的文学作品时，一批老作家不甘寂寞，他们也发表了不少小说、诗歌、戏剧，为繁荣文坛作出贡献。除本篇第二、三章已经介绍过的托马斯·曼、亨利希·曼、黑塞、福伊希特万格、贝恩、维歇特、贝根格律恩等外，还有一些老作家必须提及。他们中又有三种：一种是纳粹德国时期流亡国外战后没有回国的作家，一种是流亡后回国的作家，再一种是留在国内的所谓“内心流亡”作家。女诗人内莉·萨克斯（1891—1970），生于柏林犹太工厂主家庭，受过良好教育。流亡后定居在瑞典。发表的重要诗集有《在死亡的寓所里》（1947）、《星辰黯淡》 （1949）、《无人再知晓》（1957）、《逃亡与变迁》 （1959）、 《进入无尘之境》（1961）和诗剧《艾里》（1951）、《沙滩上的画》（1962）等，她以诗歌形式反映犹太民族在法西斯统治下遭受的残酷迫害及其悲惨命运，隐喻含蓄，格调悲怆，节奏和谐，曾多次获瑞典和联邦德国文学奖，1966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剧作家楚克迈耶尔，小说家雷马克相继完成了他们的一些重要作品，这在前面已做了介绍。剧作家、小说家雅恩 （1894—1959）流亡回国后定居汉堡，潜心文学创作·长于心理描写。他的长篇小说三部曲《无岸之河》 （1949—1961），描写德国作曲家古斯塔夫·安尼阿斯·霍恩对过去年代的追思，表现了一个艺术家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坎坷经历；全书二千七百多页，采用意识流手法，评论家把它与乔伊斯、普鲁斯特的作品相提并论。诗人、儿童文学作家埃里希·凯斯特纳 （1899— 1974）没有流亡国外，三十年代两次被捕，并被禁止创作。战后长期任国际笔会联邦德国中心主席，发表诗集《审阅我写的书》（1946）、《日常琐事》（1948）、《小自由》 （1952）等，抨击资产阶级市侩习气，鞭笞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他的诗作通俗易懂，不拘形式；儿童文学作品有 《口是心非的特洛兴》（1949）、 《动物大会》（1950）等。女作家朗盖瑟（1899—1950）没有流亡， 1946年发表了具有魔幻现实主义特征的长篇小说《不可磨灭的印记》，描写了犹太人的遭遇。另一女作家卡施尼茨 （1901—1974）没有流亡，长期住在法兰克福和罗马，她的《诗集》（1947）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短篇小说集《长长的阴影》（1960）、《长途电话》（1966），主要描写小人物的生活，对他们的不幸遭遇寄予深切的同情。

　　1961年6月，由弗·许塞尔在多特蒙德建立新的文学团体“六一社”，包括作家、批评家、新闻记者和教师，其目的是通过相互批评和讨论，以促进工人文学创作为宗旨，主张“不受政治的、国家的使命和指示约束，以艺术探讨工业化劳动世界中的社会问题和人的问题。”每年集会两次。“六一社”成员的社会出身有工人也有职员，尽管政治观点和艺术风格不同，但都致力于在工业社会新的角度下革新工人文学，并以较多的理性思考去反映工厂、企业中的劳动世界，而不再象过去那样强调在文学作品中描写社会阶级斗争。他们的作品大多描述工人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里的处境，揭示工人遭受剥削的实情，反映劳资矛盾和工会为争取工人的合法权利而进行的斗争和问题。在一些工业区出现了工人写作小组。“六一社”中的著名作家有比舍尔（1918—）、格律恩（1926—）、瓦尔拉夫（1942—），女作家艾利卡·龙格 （1939—）、梅希特尔 （1943—）等。1970年，“六一社”中的左翼在瓦尔拉夫、龙格带领下又分裂出来，在科隆成立“劳工界文学社”，又称“七0社”，提倡写作“纪实文学”。瓦尔拉夫于1985年发表的描写外籍工人在肉体上和心灵上受压迫的报告文学《最底层》，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西德纪实文学的早期代表作有霍赫胡特（1931—）的剧本《基督代理人》（1963），基普哈特（1922—）的剧本《奥本海默案件》（1964），龙格的报告文学《波特罗普笔录》 （1968）等。

　　六十年代，“具体派”诗歌在西德风行一时，代表性诗人有海森比特尔 （1921—）、莫恩 （1926—），还有瑞士的戈姆林格 （1926—），奥地利的扬德尔（1925—）、吕姆 （1930—）等。这些诗人用单词或字母排列、组合成各种形象或声音，以表达一种情绪和内容。这一诗派到七十年代趋于消沉。在形式上追求革新的尝试，反映在阿尔诺·施密特 （1914—1979）的作品中特别明显，他的长篇小说 《纸片的梦》（1970），以每页三栏、三条线索并行记录一个离群索居的作家的心理活动，就是一例。

　　1968年，西德发生大学生反权威运动，把文学政治化倾向推向顶峰。激进的左翼知识分子甚至宣告文学的丧钟敲响了，要求停止纯文学创作，投身于直接的改革社会的行动。但不久这场运动就流产了，并没有动摇现存社会制度；可是，它对以后的社会政治生活和文化氛围却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它激发了青年知识分子的主体意识、环境保护意识、女性独立意识和公民自觉主动参与政治社会生活的巨大热情，唤起他们对权威的怀疑和反叛精神。但运动的失败也使他们深深感受到破灭的痛苦和沮丧。七十至八十年代的文学就反映了这种社会现实中人们复杂的心态。这一时期的西德文学，五光十色，斑驳陆离，千姿百态，变幻莫测。有位评论家说：“不论是主题还是素材，占主导地位的是含糊的不确定性”。没有共同的信号，不传达统一的信息，正是这种不确定性造成了当代德语文学多样化的状况。“四七社”老作家坚持社会批判精神，抨击政治、宗教等方面的弊端。这个时期伯尔发表了长篇小说《以一个妇女为中心的群像》（1971）、《保护网下》（1979）和中篇小说《丧失了名誉的卡塔琳娜·勃罗姆》（1974），他在197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金。格拉斯发表了长篇小说《蜗牛日记》（1972）、《鲽鱼》（1977）和《母老鼠》（1986）。伦茨发表了长篇小说《楷模》（1973）、《故乡博物馆》（1978）和《练兵场》（1985）。瓦尔泽发表了长篇小说《爱的彼岸》 （1976）、《激浪》（1985）和《保卫童年》（1991）。魏斯发表了长篇小说《抵抗的美学》（1975—1981）。约翰逊发表了长篇小说《周年纪念日》 （1970—1983）。以上这些老作家的作品在思想上和艺术上达到了新的高度，被认为是对联邦德国文学的重大贡献。

　　当年大学生运动的一些参加者经过反思，发表了不少描写青年知识分子失落自我的痛苦的作品。七十年代起对这些作家来说文学创作出现新的转折，注意力从社会转向个人、转向内心世界。这些作品描述了青年知识分子从怀着狂热的希望，憧憬美好的未来到乌托邦的幻灭而失望、消极的过程。这方面具有代表性的是彼得·施奈德尔（1940—）的中篇小说《棱茨》（1973），女作家斯特鲁克 （1947—）的长篇小说 《阶级之爱》（1973）、薇雷娜·斯特凡 （1947—）的 《蜕皮》（1975），尼·博尔恩（1937—1979）的长篇小说《历史背向地球的一面》（1976），博托·施特劳斯（1944—）的剧本《重逢三部曲》（1976），布林克曼（1940—1975）的散文集《罗马掠影》（1979）等等。文学史家把这种反映自我失落感的反思、内省的作品称为“新主体性文学”。七十年代中期以后，反思发展成为“重新发现自我”、分析自我的倾向，更多地采用心理分析的手法，有的评论家称之谓“新感受”派或“自我中心”派。这派作家多为三、四十年代出生的知识分子，除上述几人外，还有黑尔特林（1933—）、肖特耶维茨（1934—），女作家沃曼（1932—）、布隆克 （1937—）、汉内莉斯·塔肖 （1937—）等，这些作家在描写自我的同时，常常对社会以及社会对个人产生的畸形影响进行抨击。上述作家中的女性作家同时也是妇女文学的积极创导者，她们的作品往往从女权主义立场出发，并带有自传色彩。七、八十年代，活跃在文坛上的作家还有小说家恩德 （1929—），诗人特奥尔巴迪 （1944—），剧作家施佩尔 （1944—）、克罗茨（1946—），女作家弗·罗特 （1948—）、申克 （1948—）等。

　　联邦德国写作通俗文学的著名作家有康萨利克（1921—）、聚斯金德 （1949—）等。后者的长篇小说 《香水》（1985）曾轰动一时，起到了雅俗共赏的效果。

　　在文学理论方面，六十年代中期开始，姚斯 （1921—）和伊塞尔 （1926—）为代表的康斯坦茨学派着意于文学的接受研究、接受理论、接受美学。 “接受美学”的创立，导致文学研究中心的转移，即由过去的以本文为中心转移到以读者为中心，从而使文学研究的趋向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特别是对于文学理论和文学史研究方法的变革，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他们两人著述甚丰，在理论界很有影响。形成于三十年代的法兰克福学派，六十至七十年代是它的鼎盛时期。这虽是一个哲学流派，但它的重要理论特征是把哲学理论研究同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结合起来，对发达工业社会中科技进步带来的社会问题进行了考察和研究，其主要成员如霍克海默（1895—1973）、阿多尔诺（1903—1969）等，在写哲学著作的同时，也写了不少美学著作，对文艺理论研究和文学创作都产生了很大影响。

　　伯尔

　　亨利希·伯尔（1917—1985），出生于科隆一个天主教徒家庭，父亲是雕刻匠和细木工，祖先是爱尔兰的移民。伯尔中学毕业后，曾在波恩一家书店当学徒，1939年入科隆大学攻读日耳曼语文学。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同年，他被法西斯德国征兵入伍，在部队中经历了六年战争生活。1945年战争快结束时，他被美军俘虏，同年12月获释。战后伯尔住在科隆，一面在大学继续学习日耳曼语文学，一面做些辅助工作，如本工、统计员、职员等。1951年起成为专业作家。

　　伯尔在中学读书和做店员时，开始写小说，但都没有发表。战后，他的创作又正值“废墟文学”时期，他成了这一时期的重要代表之一。从1947年起，他的作品陆续发表，并应邀参加文学社团“四七社”的活动。中篇小说《列车正点到达》（1949）、短篇小说集《流浪人，你若来斯巴……》（1950）和长篇小说《亚当，你到过哪里？》（1951）是这个时期的代表作，这些作品大都以二次大战为题材，表达了作者对战争的厌恶和痛恨。他把战争渲染成一场抽象的人与命运的搏斗，结果是人的毁灭。“战争是无聊的”这是伯尔对战争的基本看法。特别是在短篇小说《流浪人，你若来斯巴……》中，作者通过伤病员的眼睛，把法西斯士兵的残暴行径和纳粹向学生灌输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的教育结合起来描写，把德意志民族的灾难和德国人的个人悲剧联系在一起，含意深刻。

　　从五十年代起，伯尔作品中描绘的社会面比从前宽阔得多。在他笔下，有上层资产阶级、军国主义分子、法西斯分子，但更多是的小职员、小商贩、穷教员、杂耍演员、普通工人、战争中失去父亲和丈夫的孤儿寡妇等人物。伯尔以生动细致的笔触，描述了这些所谓的“小人物”在西德战后“经济奇迹”中的生活遭遇，刻画了他们物质上的艰难困苦，精神上的彷徨苦闷，从而揭露和批判了战后西德社会中存在的种种不公正的现象。1953年发表的长篇小说 《一声没吭》是这方面的代表作。长篇小说《无主之家》（1954）描写的是西德战后出现的“寡妇婚姻”问题，这个问题与贫困、金钱联系在一起，同样构成严重的社会问题。伯尔采用多层次结构的手法，通过对两个遭到战争破坏而社会地位悬殊的家庭的描写。揭露了教会的虚伪和蠢蠢欲动的法西斯势力。另一长篇《九点半钟的台球》（1959）描写的是西德莱茵地区一个世袭建筑师家庭在一天内的经历。伯尔通过主人公亨利希·费麦尔一家三代人对圣安东修道院建造、炸毁和重建的回忆，概括地描述了德国在本世纪上半叶五十年的历史和命运，抨击了当时西德存在的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的复辟活动，表达了德国人民的希望、痛苦和幻想。长篇小说《小丑之见》 （1963）描写的是一个滑稽演员在教会的迫害下，爱情和事业都遭到失败的故事。伯尔以深切的同情控诉了天主教会的蛮横无理，讽刺了西德政治上和宗教上的保守主义，因而招致了教会人士的攻击，但却受到了广大普通人民的赞赏，使本书成为这一时期的代表作。中篇小说《一次出差的终结》（1966）是一部纪实小说，以新闻报道的形式，通过法院审理一起案件，描述木匠格鲁尔父子由于苛捐杂税不堪负担，而对社会采取了报复行动。伯尔以这部小说为开端，采用纪实体这一新体裁进行小说创作，以强调描写的事件的客观真实性。

　　伯尔在这个时期，继续创作了一系列短篇小说。这些作品的主人公更是那些不起眼的、默默无闻的“小人物”。他们往往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无事遭殃，落得悲惨的结局。在这些小说中，作者除了揭露法西斯战争罪恶、反映德国人民在战争中蒙受的灾难外，进一步从各个不同方面描绘了西德战后的社会生活，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些短篇的篇幅，长的八、九千字，短的仅一、二千字，故事生动、幽默，结构紧凑、集中，语言简单、自然，讽刺辛辣、尖锐，深受读者的欢迎。其中《败家子》（1951）、 《巴莱克老爷家的台秤》（1952）、《正义者丹尼尔》（1954）、《一定照办》 （1956）、《战争爆发的时候》（1961）等都是脍灸人口的名篇。

　　七十年代以后，伯尔作品的艺术手法有了很大发展。在这以前，他基本上遵循了旧有的现实主义传统手法，但 1971年发表的长篇小说《以一个妇女为中心的群像》（一译《莱尼和他们》或《女士和众生相》），1974年发表的中篇小说《丧失了名誉的卡塔琳娜·勃罗姆》，1979年发表的长篇小说《保护网下》和1985年发表的长篇小说《面对大河秀色的女士们》（一译《沿河区的女士们》），却采用了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相结合的艺术手法，使他的作品出现了崭新的面貌，在文艺界引起强烈反响，伯尔的文学成就达到了新的高峰。

　　《以一个妇女为中心的群像》通过二次大战后一个名叫莱尼的妇女所接触的人物，向读者展现了德国战前岁月、战争年代以及战后西德社会的广阔画面，从政治、经济、道德观念、生活习俗等方面对德国的社会现实进行了剖析，并塑造了各种典型人物形象，被誉为1971年度“欧洲之书”，伯尔“小说创作的皇冠”。《丧失了名誉的卡塔琳娜·勃罗姆》描写的是一个年轻正派的家庭助理员遭到黄色报纸的诽谤，最后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终于开枪打死了任意歪曲、捏造事实的记者。这部作品起因是1971年西德某地发生了一起银行抢劫案，某家报纸指控犯罪者是巴德尔——迈因霍夫恐怖主义集团，伯尔著文认为这种指责毫无证据，因而遭到这家报纸的攻击，住宅也受到警察局的搜查。作者通过这部小说，抨击了热衷于登载耸人听闻的消息，专门残害别人名声，以致迫使当事者家破人亡的低级新闻报纸，从中对西德政界、新闻界的卑劣行径进行了尖锐的讽刺和揭露。《保护网下》在题材上和前一部小说相联系，反映的是七十年代西方那个“感觉自身受到越来越大的威胁而同时又日益畸形化的社会”。伯尔通过报业巨头托尔姆一家受到警察严格的安全措施的保护而发生的戏剧性变化，抨击了联邦德国的所谓反恐怖活动以及1972年颁布的“禁止就业法”，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矛盾和弊端，批判了新闻界和警察局的罪恶勾当。以上两部针砭时弊的作品在西德曾引起轩然大波，少数评论家认为伯尔的描写“不真实”，是“失败之作”，甚至说他美化恐怖活动，同情恐怖分子；但大多数评论家和广大读者欢迎这样的作品。 《面对大河秀色的女士们》在伯尔逝世后一个月正式出版，这部作品描述的是波恩政治家的内幕故事。所谓“大河秀色”指的是西德首都波恩附近的莱茵河风光，这里是政治家角逐的场所，风云变幻的舞台。伯尔笔下的波恩政治家除少数几个外，几乎都是些无恶不作的蒙昧主义者，而小说中出现的女士们，大部分都成了那些尔虞我诈、争权夺利的政治家手中的牺牲品。这部小说与西德的政治现实紧密相联，但不是影射小说，作品中的人物不等于当今真实的波恩政治家。这部小说的形式也很独特，它有一个副标题，名为 《对话式和独白式的长篇小说》，它既象小说，又象剧本，完全打破了小说和戏剧之间的界限。全书共十二章，就象十二场戏，不是通过上场人物的对话就是通过内心独白来表现，作者的直接叙述只有几句提示式的说明。因此，这部作品既没有完整的故事，也没有情节的发展，既没有细节描写，也没有形象描写，完全靠读者的再创造来进行补充，其目的在于把读者从被动状态中解脱出来，让他们一起参与创作。

　　伯尔是一个多产作家，他除了写中短篇小说、长篇小说，还写广播剧、电视剧、舞台剧等戏剧作品和少量诗歌。他的文论、杂文、随笔也很有特色，短小精悍，尖锐泼辣，触及面广，1967年出版的《论文、批评、讲话》和1973年出版的《新政论和文论集》是这方面的代表。此外，他还翻译英语作品介绍给德国读者。

　　伯尔的作品充满同情“小人物”的人道主义思想，他不畏权势，不怕诽谤打击，无情地揭露和批判西德社会存在的种种弊端。他的创作总是和他所处的时代以及当前的现实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艺术上不断追求、不断创新，因此，他一直被看作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德文学的代表。他的作品至1985年止，已被译成四十五种文字出版，在世界各国的总发行量达三千一百万册。他获得了许多殊荣，被誉为“国际文坛巨擘”。他在1970—1972年被选为德国笔会中心主席，1971—1974年任国际笔会主席。他曾获得多种文学奖，在1972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的授奖证书上这样写道：“由于伯尔在作品中将他那个时代的广阔前景和对人物性格描写的灵敏技巧结合起来，他对德国文学的复兴作出了贡献。”

　　1992年，伯尔在1949—1951年创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天使沉默无语》在埋没四十年后正式出版，再次引起轰动。这部遗著描写了1945年月5德国投降后，面对战后沦为一片废墟的德国人的生活和精神状态，其主题与五十年代初伯尔的其他作品没有什么不同。德国舆论界所以对伯尔和他的这本著作又一次作为热点给予关注，主要是面对德国极右势力 （新纳粹分子）的抬头，德国人民必须如伯尔作品中一再警告的：德国人民必须敢于正视自己头上的疮疤，敢于批判清理过去的历史，否则将贻害无穷。伯尔作为一个富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他的作品将永世长存。

　　格拉斯

　　君特·格拉斯 （1927—）出生于但泽 （现波兰格但斯克），父亲是德国小商人，母亲是波兰人。1944年被征入伍，次年受伤被美军俘虏。1946年获释后当过农业工人、矿工和石匠学徒。1948—1951年在杜塞尔多夫艺术学院学习雕刻和版画，后又转入柏林造型艺术学院继续深造。1956—1959年旅居巴黎，进行文学创作。1960年后主要居住在柏林和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1983—1986年任西柏林艺术科学院主席。

　　格拉斯最初是以诗歌和戏剧登上文坛的，早期重要作品有诗集《风信鸡的优点》（1956）、《三角轨道》（1960），剧本《洪水》（1957）、《叔叔，叔叔》 （1958）、《恶厨师》（1961）等。这些作品揭露了时弊，抨击了社会丑恶现象，在艺术手法上既有现实主义成分，又受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和荒诞派戏剧的影响。使格拉斯获得世界声誉的是他1959年发表的长篇小说《铁皮鼓》，这部作品在未出版时就获1958年“四七社文学奖”；接着他又发表了中篇小说《猫与鼠》（1961）和长篇小说《非人的岁月》（1963），由于都以但泽为背景，合称为《但泽三部曲》。后来他除了发表《平民试验起义》和 《在此之前》（1969）两个剧本，诗集《盘问》（1967）和《诗歌全集》 （1971）外，主要创作小说，重要的有长篇《局部麻醉》（1969）、 《蜗牛日记》（1972）、《鲽鱼》（一译《比目鱼》1977）、《母老鼠》（1986），中篇《在特尔格特的聚会》（1979）。他的小说往往以动物隐喻人类，构思奇诡、情节怪诞，探讨的问题比较隐晦。作者喜爱烹饪，作品中常有烹饪知识。他还著有文集多部，如《论不言而喻》（1968）、《公民和他的选举权》 （1974）、《学习抵抗》（1984）等。

　　格拉斯信奉社会民主主义（1982年加入西德社会民主党），主张在“正常状态”下实行渐进的改革，因此他有时会遭到“左右夹攻”。在艺术上他主张摆脱一切意识形态的影响，提倡创作自由。他常到世界各地旅行，除欧洲各国外，去过美国、以色列、日本，1979年来中国访问。他曾获多种文学奖，为当代德语文坛最负盛名的作家之一。他除了创作文学作品外，还进行版画和雕刻创作，他的许多作品都由自己绘制封面或插图。

　　长篇小说《铁皮鼓》是格拉斯旅居巴黎期间完成的，1959年发表后很快赢得了国内外的赞誉。有人说二次大战后的德国文学受到国际的重视首先是从这部小说开始的。它很快被译成十多种文字。1979年由导演施隆多夫搬上银幕，多次在国内外电影节上获奖（包括获得1980年美国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更使这部作品传遍世界。

　　格拉斯的这一代表作，通过侏儒奥斯卡的所见所闻，描绘了作者家乡和西德的社会历史，揭露和讽刺了法西斯的残暴和腐败的社会风尚。小说采用第一人称倒叙法。主人公奥斯卡·马策拉特住在西德一所护理与疗养院里，回忆和叙述自己的故事。着重反映的是1924—1954年的德国历史，也追溯了1899年以来的情况。那时，奥斯卡的外祖母是一位美丽的波兰姑娘，她救了一名逃犯，两人结为夫妻，生下奥斯卡的母亲阿格内丝。阿格内丝和表兄扬·布朗斯基相爱，但没有成婚。1923年她嫁给了德国人阿尔弗雷德·马策拉特，两人在但泽经营一家殖民地商店。她并不爱自己的丈夫，私下仍和表兄幽会，怀孕后生下奥斯卡。他一生下就有成人的智力，但无法断定谁是自己的生父，把两个男人都作为“假想的父亲”。三岁生日那天，母亲买了一只铁皮鼓送给他作为礼物。也就在这时，他不愿长大后加入成年人的世界，决意“自我伤残”，故意从地窖阶梯上摔下去，这样他长到九十六公分就停止发育，成为侏儒。他有敏锐的洞察力，还有用嗓子“唱碎玻璃”的特异本领。三十年代他父亲成了纳粹冲锋队员，母亲病死。1938年11月“水晶夜”，纳粹党徒在但泽肆意抢劫，剥夺犹太人的财产。1939年9月，党卫军占领但泽，布朗斯基也被德国人枪杀。马策拉特找了邻居家十七岁的姑娘玛丽亚来照管他的店铺。这时奥斯卡已十六岁，但仍像三岁孩童。她帮助他穿衣、洗澡，晚上陪他睡觉。他爱上了她，两人发生了关系。马策拉特在此时正式娶玛丽亚为妻。后来她生下男孩库尔特，名义上是奥斯卡的弟弟，实际是他的儿子。1943年6月至1944年奥斯卡作为侏儒参加前线剧团去各地巡回演出。后来苏军攻占但泽，马策拉特在慌乱中想把党徽吞进肚里，结果被打死。奥斯卡在埋葬父亲时，把铁皮鼓扔进墓穴。库尔特用石子掷中他的后脑勺，他跌进墓穴，开始长高身体，一直长到一米二三，成为一个鸡胸驼背的人。战后玛丽亚带着他和库尔特来到西德。奥斯卡干过雕刻匠、模特儿、鼓手，并接受一笔遗产。后来他对生活厌倦，自己让人控告有杀人嫌疑，被送进护理与疗养院监视，以观察他是否患有精神病，他在这里倒也可以逃避人世的纷争。谋杀案真相大白，三十岁生日过后不久他将被无罪开释。但他究意想干什么？无名的恐惧的阴影不离他左右。

　　这一小说继承了欧洲流浪汉小说的传统，并有新的发展。奥斯卡的奇特经历，建构了这部作品的主要线索。作者认为，这是一个畸形的时代，只有通过畸形的人才能反映时代的真实面貌。小说中通过侏儒的眼睛审视人生，可以更加直截了当、更加无所顾忌。奥斯卡这一怪诞人物通过“自我伤残”—自我伤残是当年德国兵不愿打仗而采取的办法——而进入当时的社会，这就定下了一个愤世嫉俗的基调。这样，奥斯卡既成了“局外人”，又时时处处“身在现场。”他可以不被人们注意地到处观察、审视，象个“局外人”一样，冷眼旁观，讥讽嘲笑，嘻笑怒骂，无所不能。又因为他具有成年人的三倍智力，生活在现实社会中，当然也会被卷入现实事件，所以他制造闹剧，揭露丑闻，亲身经历，无所不在。格拉斯让奥斯卡进得去又出得来，以敏锐机智、诡计多端的流浪汉的眼光展示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到五十年代中期德国社会、历史发展变化的广阔画面，特别是在揭露法西斯暴行的同时，还幽默地讽刺了小市民社会阶层的百态，向人们敲响了反省的警钟。《铁皮鼓》可以说是一部现代流浪汉小说。小说语言粗犷、形象而生动，并富有地方色彩。

　　中篇小说《猫与鼠》在内容上与《铁皮鼓》没有关联，不过故事发生的地点也在但泽。小说主认公马尔克是但泽中学的学生，他的喉结特别大，吃饭、吞咽或讲话时象一只老鼠在跳动，为此时常遭到同学们的嘲笑。命运或社会好似一只猫，不停地戏弄、追捕这只老鼠。马尔克是个虚荣心极强的青年人，一次他和同学在一艘废弃的扫雷艇上玩，他表演了出色的潜水技巧，博得大家喝采。另有一次他将一个当了海军上尉的母校毕业生得到的一枚骑士勋章偷了来，因此被学校开除。后来他应征入伍，一度任坦克指挥官，获得了勋章。他想挂着勋章回学校作报告，以恢复自己的名誉，但没有成功。他绝望地逃离部队，在过去玩过的扫雷艇上失踪了。这部小说以猫与鼠的隐喻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与个人的矛盾，嘲讽了第三帝国对“英雄”崇拜的市侩风气。

　　1963年出版的长篇小说《非人的岁月》分三部：第一部叙述有一半犹太血统、出身商人家庭的阿姆塞尔，与同学马特恩的亲密友谊。阿姆塞尔有艺术天赋，心灵手巧，他扎的驱鸟稻草人十分逼真，人人喜爱。第二部叙述阿姆塞尔和马特思中学毕业后仍友情甚笃。阿姆塞尔还是扎稻草人，马特恩在一家剧院当统计员。德军占领但泽后，阿姆塞尔在扎稻草人时被一纳粹军官发现，他被抓了起来，拔掉全部牙齿，埋在雪里做雪人。马特恩也因不满纳粹而被投入苦役营，送上前线；后来他投奔了盟军。第三部叙述战后马特恩在西德，决心向纳粹分子复仇。但人们竟然忘记了战争、忘记了过去，竭力歪曲事实，他感到非常愤慨。这部小说的标题《非人的岁月》，德文原义也作 《狗的岁月》解，具有双重的意义。小说通过阿姆塞尔和马特恩这两个青年朋友由战前到战后的经历，揭露了德国纳粹党和军国主义的罪恶，也批判了战后西德社会对纳粹的姑息容忍。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格拉斯对战后西德社会现实的不满。

　　伦茨和格律恩

　　西格弗里德·伦茨 （1926—）出生于东普鲁士的吕克一税务官家庭。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不久被征入纳粹海军，后来他在丹麦受训时逃跑。战后在汉堡大学攻读哲学、英国语言文学和文学史。1951年任《世界报》副刊编辑，1951年起成为专业作家。他是“四七社”成员，曾获得多种文学奖。

　　伦茨的初期创作受托马斯·曼、陀思妥耶夫斯基、福克纳、特别是海明威的影响。他的处女作、长篇小说《空中群鹰》于1951年发表后受到评论界的重视。小说叙述战争中的一名战俘逃跑后被追逐最后在边境上被打死的故事。接着他又写了多部长篇小说。《与影子决斗》（1953）写一个德国上校重新访问非洲战场，受到良心的谴责。《激流中的人》（1957）写一个老潜水员因年老失业而涂改证件，虽努力工作但结果还是被解雇的故事。《面包与运动》（1959）写一个曾获得过荣誉的运动员，为了保持荣誉不顾体力和衰老，仍顽强地在运动场上和新起的一代进行力所不及的角逐，最后落得悲惨的结局。《满城风雨》（1963）通过一个游击队员与德国占领军的故事，提出了战争罪责问题。《德语课》（1968）是伦茨的一部力作，剖析了长期作为“德意志品质”宣扬的“忠于职守”的思想，发表后在德语文坛引起轰动，并立即被拍成电视片，广为流传。《楷模》（1973）描述三个教育工作者承担编写一部符合时代要求，作为青年人楷模的教科书，他们几经努力但最终还是失败；作品中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道德问题。《故乡博物馆》 （1978）写一个地毯工人呕心沥血在故乡筹办一座博物馆，后因纳粹省长被选为博物馆馆长，愤而将博物馆焚烧的故事。1985年他又发表长篇小说《练兵场》。

　　伦茨还写有多部中短篇小说集，著名的有 《苏莱肯村曾经如此多情》 （1955）、《灯船》（1960）、《败兴的人》（1965）、《爱因斯坦在汉堡横渡易北河》 （1975）和《塞尔维亚姑娘》（1987）等。他也创作戏剧（如1961年发表的《无辜者的年代》和广播剧（如1963年发表的《抄家》），不过没有小说有名。

　　揭露和清算法西斯的罪恶，吸取全民族的历史教训，是伦茨小说的一个重要内容，1968年发表的《德语课》是这方面的代表作。故事发生在1945年。少年西吉因“盗窃”艺术品被关进教养所。他在单人囚室里被罚写德语课的一篇作文；“履行职责的欢乐”。他想起了往事。父亲耶普森是一名乡村警察，1943年奉命监视画家南森，禁止他继续作画，并没收他的作品。当时十岁的西吉同情画家，帮他藏画。耶普森则忠实地执行命令。一次，警方借故抓走南森时，画家偷偷地把画塞给西吉。战争即将结束时，耶普森在院子里烧毁文件，英军赶来，把他抓走；西吉从火堆旁抢出一卷没收的画稿。战后，耶普森仍回小镇当警察，尽管时代早已不同，但他仍执行原来的命令，搜寻并销毁南森的画。他的顽固使西吉十分恐惧，最后发展到病态的地步。一次在画展上西吉唯恐南森的作品被毁，便继续偷藏画家的画。后被父亲发现，当作难以管教的少年犯送进教养所。

　　这部小说取材于画家埃米尔·诺尔德 （1867—1956）在纳粹统治时期被禁止作画的真实事件，并赋予新的内容，它深刻地揭示了希特勒纳粹执政的年代，某些德国人由于盲目“履行职责”以至沦为法西斯的帮凶和牺牲品的可悲教训。作者着意塑造的是非不分、冥顽不化的警察耶普森的形象和他的儿子西吉的形象十分成功，非常富有教育意义。《德语课》也是“德国人的一课。”

　　马克斯·封·德尔·格律恩（1926—），德国工人作家，出生于巴伐利亚州拜伊罗特市一个鞋匠家庭。中学毕业后入商业学校，因父亲被纳粹关入集中营而辍学，到商店当学徒。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纳粹征召入伍，在伞兵部队服役，1944年为美军俘虏，在美国留居三年，1947年回国。1948—1951年当过建筑工人、矿工，1951—1963年在鲁尔区当了十三年煤矿工人，后来专门从事文学创作。

　　格律恩从1953年开始进行写作，写过诗歌、散文、小说和文学评论。1962发表第一部长篇小说《双重黑夜里的人》，根据亲自经历描写了四名矿工因塌方埋在井下以及他们当时的心理状态，引起文坛重视。接着发表的重要长篇小说有《鬼火与烈焰》（1963）、《给波施皮希尔的两封信》（1968）、 《坎坷人生》（197）、《雪崩》（1986）等。他还写有不少中短篇小说、广播剧和描写工人生活的纪实文学，其中 《西德外籍工人生活景象》（1975）影响较大。1979年他为青年写了读物《当初情况究竟怎样？》描写了在第三帝国度过的童年与青年时代。

　　1961年格律恩和许泽尔共同发起成立以工人作家为主体的多特蒙德“六一社”。从此“劳工界文学”正式出现在西德文坛。格律恩是“六一社”的代表作家。他的创作方法基本上是现实主义。他的作品反映职工的生活和面临的问题，用工人的语言讲工人的事情，朴素而真实。他曾说过：“我从来不知道什么叫 ‘高雅’文学，我描写我们社会里的工人、职员。我观察他们，我只能描写他们的事，因为我了解他们的矛盾，我曾和他们一起受过苦”。格律恩当年是两个德国笔会中心成员，曾获得多项文学奖。

　　1963年格律恩发表长篇小说《鬼火与烈焰》，很快在社会上和文坛上引起强烈反响，先后被译成二十多种文字，并被拍成电影和电视剧，成了他的代表作。小说发表后，曾遭到国内一些人的攻击，某公司业主还以诽谤罪控告作者，后来格律恩虽被判无罪，但被公司解雇，从此成为职业作家。

　　小说以矿工生活为题材，通过主人公尤尔根·福尔曼多次变换工作，反映“福利社会”里各方面人物的经济状况、社会地位以及他们在精神和物质生活方面的种种问题。小说描写了六十年代初的西德社会，尤尔根原在矿山工作，后被解雇，又去钢铁厂、建筑工地等处劳动；他通过自己的经历和思考，对于“经济奇迹”采取了怀疑态度。他妻子则对“经济奇迹”抱有幻想，一味追求物质生活的改善，结果在“分期付款”的枷锁下被压得喘不过气来，家庭的和睦关系也成了问题。整个作品由工人家庭的日常生活入手，揭示了劳资矛盾，工人与工会的矛盾，以及纳粹势力的影响。格律恩在写作手法上无所拘泥，时而将故事讲得娓妮动听，字里行间流露出对主人公的深切同情；时而不动声色地如实记录，让读者自己去体会世间的不平。全书不分章节，只分几个大段和一般段落，叙述生动，语言通俗简洁。

　　《坎坷人生》（1973）是格律恩的另一部重要长篇小说。主人公卡尔·迈瓦尔德是马斯曼公司多特蒙德分厂工人、社会民主党党员，为人正直，富有正义感。他发现厂方用窃听设备窃听工人之间的交谈，监视工人。他设法弄到了这些谈话。在圣诞节的庆祝会上，迈瓦尔德在工人面前揭露了厂方的这一卑劣行径，并当场责问法贝尔经理。这事在全厂引起轰动。迈瓦尔德还把情况向区工会领导反映。不久，法贝尔经理被调回总管理处。新来的经理博施动用刑事警察，企图压服迈瓦尔德。迈瓦尔德在厂内厂外进行了揭发，但处处受到各种政治势力的压制和欺骗，使他有如履薄冰之感。他的活动尽管在公众中造成了一定影响，但并没有使工人政治地位得到改善，更可悲的是，迈瓦尔德反遭到工厂的解雇。但是工人们团结一致，组织罢工和示威游行。在工人群众声援下，最后劳工法庭出面迫使厂方收回解雇的决定。格律恩在小说中采用第一人称形式，生动地揭示了劳资矛盾、工人与工会的矛盾、各种党派力量之间的妥协与争斗，还以同情的笔调，描述了病退工人和外籍工人的遭遇。这部作品比较真实地反映了西德社会中工人的生活和斗争，抨击了不能代表工人利益的工会活动家，同时也描写了工业发达国家在全面机械化和向自动化过渡过程中劳动对人的异化的新阶段。

　　瓦尔泽和霍赫胡特

　　马丁·瓦尔泽（1927—）出生于博登湖畔瓦塞堡一旅店主家庭。1944年应征入伍。1946年中学毕业后入雷根斯堡和蒂宾根大学攻读文学、历史、哲学，1951年以研究卡夫卡的论文获哲学博士学位。后来在斯图加特的南德意志电台、电视台工作。1957年成为专业作家，回到博登湖畔定居。

　　瓦尔泽在电台工作期间，由于业务需要曾旅行意大利、法国、英国、捷克和波兰，后来又多次去美国旅行和讲学，大大拓宽了视野。他是“四七社”成员，曾获1955年“四七社文学奖”。他既写小说，又写剧本，也写诗歌。他的重要小说有短篇集《房上一飞机和其他》（1955），长篇小说《菲利普斯堡的几桩婚事》（一译《菲城婚事》1957）、《间歇》（196）、《独角兽》 （1966）、《虚构》（1970）、《加列斯特尔氏病》（1972）、《坠落》（1973）、 《爱的彼岸》 （1976）、《心灵的活动》（1979）、《致洛尔特·李斯特的信》 （1982）、《激浪》（1985）、《保卫童年》（1991）等，《一匹逃遁的马》（1978）被认为是中篇小说的杰作，另一中篇间谍小说《多尔勒和沃尔夫》于1987年发表后立刻成为畅销书。他的重要剧本有《橡树和安哥拉兔》（1962）、《身材超人的克罗特先生》（1964）、《黑天鹅》（1964）、 《夫妻同房之战》（1967）、《一出儿童剧》（1970）、《耳光》（1983）等。

　　瓦尔泽迄今已写了二十来部中、长篇小说，十多部剧本。他的作品从多方面多角度反映联邦德国的现实社会，揭露矛盾，针砭时弊，有明确的思想性和现实性，在艺术手法上他博采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两家之长，从形式、结构、语言等方面不断进行试验改革。因此他的作品发表后常受评论界的关注，有时褒贬不一，有时引起轰动。他曾获得多种文学奖，为当代德语文坛最负盛名的作家之一。

　　早期作品长篇小说《菲利普斯堡的几桩婚事》，通过出身低微的大学毕业生汉斯·博伊曼与大工厂主女儿安妮的结合以及向上爬的经历，揭露西德五十年代“经济奇迹”时期资产阶级上流社会道德败坏、人欲横流等现象，辛辣地讽刺了当时西德的社会现实。《间歇》、《独角兽》和《坠落》又称 《克里斯特莱因三部曲》，通过一个落魄的知识分子成为广告业大老板及其暮年的衰落，反映西德福利社会中人们相互竞争并走向自我毁灭的现实。小说主要运用第一人称叙述，绝大部分是主人公克里斯特莱因的感受、观察、联想和回忆，读者通过第一人称叙事者的内心视野看到了整个社会的全景。瓦尔泽的《间歇》等三部曲是托马斯·曼和穆齐尔的反讽式的讽刺小说传统的继续。

　　中篇小说《一匹逃遁的马》1978年发表后，获得评论界的一致推崇，被改编成剧本、广播剧、电视剧和电影，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这篇小说象作者以前许多小说一样，以故乡博登湖为背景，以他生活中熟识的原型为人物，描写了中年知识分子苦闷遁世的心情。小说主人公赫尔穆特·哈尔姆和妻子扎比内在博登湖度假，巧遇中学和大学时代的同窗好友克劳斯·布赫和妻子海伦妮也在这里度假。于是，两对夫妻一起游乐、一同聚餐，互相交谈。昔日的优等生赫尔穆特现在是中学教师，成绩平平，暮气沉沉；虽有苦闷，但也满足于此。而当年的调皮鬼克劳斯却已功成名就，既是作家，又是环境保护专家，体育运动员，朝气蓬勃。一天，他们在森林中散步，克劳斯制服惊马的行动，更使赫尔穆特夫妇钦佩不已。有一次赫尔穆特和克劳斯两人在湖上泛舟，克劳斯向赫尔穆特倾吐了苦闷遁世的心境。他一方面感到精力不济，为自己的社会地位感到忧虑，也担心失去年轻漂亮的妻子，另一方面又挑逗赫尔穆特，激励他再次下水，不能听天由命，以便他们两人最终能相互救助。正在这时，湖上聚起风暴，克劳斯落入水中，赫尔穆特死里逃生。后者向海伦妮报丧，但她在悲痛之余又向赫尔穆特夫妇叙述了她与克劳斯结合的苦闷，她丈夫实际是个失意的人，他的许多言词都是谎言。突然，克劳斯脱险归来，听到了他们的谈话，感到羞愧，与妻子匆匆离去。赫尔穆特夫妇也提前结束休假，乘火车离开博登湖畔。小说结尾一句和开头第一句完全相同，暗喻一切照旧，生活依然如此。这个作品既反映了知识分子的苦闷和遁世心情，又暴露了人际关系中的虚伪性；情节简单，叙述朴素，手法新颖，寓意深刻，为瓦尔泽的名篇佳作。

　　罗尔夫·霍赫胡特（1931—）出生于黑森州埃施维格一工厂主家庭。他很早对文学发生兴趣，实科中学毕业后就到书店工作，同时在海德堡、慕尼黑等大学旁听，后来任出版社编辑。1963年起住在瑞土巴塞尔附近，后又迁往维也纳。曾获柏林、巴塞尔、慕尼黑、汉堡等城市的文学奖金。

　　霍赫胡特开始时写自传性小说，未获成功，后转向戏剧创作。1963年第一部剧本《基督代理人》发表，引起西方剧坛强烈反响。以后的重要剧本有 《士兵们》（1966）、《游击队员》（1970）、《助产士》（1972）、《吕西斯特拉特和北约》（1973）、《猎人之死》（1976）、《法学家》（1979）、 《女医生》（1980）。这些剧作一般都恪守席勒的古典主义美学规范。作者相信戏剧的启蒙作用和净化效果，围绕着责任、道德和良心问题展开剧情，有明确的政治倾向性和社会现实性。他和彼得·魏斯 （1916—1982）、海纳尔·基普哈特（1922—）等一起，对六十年代德语国家兴起的文献剧作出了重要贡献。他的小说较著名的有中篇《柏林的安提戈涅》（1966）、《在德国的爱情》（1978）。此外，还有杂文集《在历史的禁区》（1980）、《强盗的谈话》 （1982）等。

　　《基督代理人》是霍赫胡特的成名作，有一个副标题《一出基督悲剧》，1963年在西柏林自由人民舞台公演，引起西方文坛极大轰动；接着的十五年中，在二十六个国家七十二个舞台上演出，使作者一跃成为享有世界声誉的剧作家。著名导演皮斯卡托 （1893—1966）曾为本剧的出版写了序言。

　　剧本描写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梵蒂冈罗马教皇纵容默许法西斯迫害犹太人的历史事件。1943年10月德国法西斯进入罗马后，将全城的犹太人抓起来要送集中营。面对这一惨无人道的暴行，教皇庇护十二世却听之任之。剧本取这个标题在于谴责教皇不配作为基督的代表，听任法西斯暴徒把人类投入苦难的深渊。剧中歌颂了青年神甫里加铎的行为。他为了洗刷教会蒙上的耻辱，自愿和犹太人一起进集中营，给他们以同情和安慰。

　　这是一出纪实性很强的文献戏剧。作者运用了许多文献资料，插入大段关于历史背景的注释，把批判的锋芒直接指向罗马教廷，尖锐地提出梵蒂冈在法西斯屠杀犹太人问题上的罪责问题。剧本的演出触怒了教会，从而引发激烈的争论，并在一些地区遭到禁演、删改，或破坏它的演出。但绝大部分观众和读者对这部揭露纳粹暴行、谴责罗马教廷的文献剧是非常欢迎的。

　　魏斯和瓦尔拉夫

　　彼得·魏斯（1916—1982），瑞典德语作家。生于柏林附近的诺瓦丰斯，他是西德笔会的成员，所以也有称他为联邦德国作家。他父亲是犹太资产阶级。1918—1929年在不来梅度过童年时代，随后移居柏林。1934年与父母一起流亡，经英国去布拉格。1936—1938年在布拉格艺术学院学习绘画。从1939年起定居瑞典，当过画家和导演，后与一位瑞典舞台布景设计师结婚，1945年成为瑞典公民。同时也是西德笔会的成员。他早年用瑞典文创作，自五十年代起改用德文写作；既写小说，也写戏剧，曾获得多种文学奖。他的绘画艺术也有相当水平，在瑞典和德国举办过多次展览。

　　魏斯的创作从小说开始，成名作 《马车夫的身影》（1960），表现一群精神空虚的流亡者的生活感受，描写过于精细，被称为“微观小说”。以后的重要小说还有《告别双亲》（1961）、《逃亡的终点》（1962）。去世前完成的长篇小说三部曲《抵抗的美学》（1975， 1978， 1981），卷帖浩瀚，内容丰富，风格新颖，是他小说艺术的高峰。他的小说具有卡夫卡风格，后三部作品还有明显的自传色彩。

　　他的戏剧作品较之小说更为著名，重要的有写法国大革命的 《马拉/萨德》 （1964），揭露德国法西斯分子在奥斯维辛集中营迫害犹太人和苏联战俘的《调查》（1965），反映越南战争的《论越南持久解放战争的来龙去脉》 （1968），关于托洛茨基的《托洛茨基在流亡中》（1970），描写德国诗人荷尔德林的《荷尔德林》（1971），以及根据卡夫卡同名小说改编的《诉讼》 （1975）。这些戏剧创作多数取材于历史文献，被称为“纪实戏剧”（一译 “文献戏剧”）或“舞台报告”。在艺术风格上，既汲取了布莱希特的间离手法，又具有荒诞派戏剧的某些特征，被认为是德语戏剧的新发展。

　　魏斯的剧本 《马拉/萨德》是英译本的缩写标题，它原有一个很长的标题： 《对让·保尔·马拉的迫害与谋杀，在德·萨德先生指导下由夏朗东精神病疗养院剧团演出》，也有人根据剧本内容译为 《马拉遇刺记》。该剧初稿完成于1963年，1964年首演并正式出版，接着在二十二个国家和三十多家剧院演出，轰动国际剧坛。1966年被摄制成电影。作者自称这是一部“马克思主义的戏剧”。

　　这个剧本受布莱希特教育剧的影响，以戏中戏的结构，把法国大革命的领袖让·保尔·马拉 （1744—1793）被谋杀的过程呈现于舞台，表现了极端的个人主义同主张政治与社会变革的思想之间的冲突。这是一出纪实剧，假托由萨德所写所导，演出地点是夏朗东精神病疗养院，演员都是该院病人，演出时间是1808年即马拉死后十五年。舞台上的观众是拿破仑皇帝治下的臣民，而舞台下面的是当代观众——即生活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居民，一个主题把三个时代串联在一起。主张政治与社会变革思想的代表人物是马拉。作者认为，过去某些史学家对马拉评价不公，把他写得凶恶可怕，嗜血好杀，许多暴行的责任都推在他身上。魏斯替马拉翻案，在剧中把他作为一个正面人物来颂扬。而萨德则是一个唯我主义者。剧中少女夏洛特·科黛以送信为名，将马拉刺死在他的浴缸中，基本上根据的是历史事实。评论家认为，这个剧本可以演成不同的模样，收到不同的效果，是一部多解性的戏剧。剧本广泛运用了对话、独白、评论、演说、歌唱、舞蹈、哑剧，以及现实与梦幻等多种表现手段，被称为“总体戏剧”。

　　君特·瓦尔拉夫（1942—）生于科隆附近布尔沙伊德一个工人家庭。1957年十年制中学毕业后当了书店学徒。1963年入联邦国防军服役，但他反对服兵役并进行了斗争，被认为是拒绝服役者。这次斗争锻炼了他的性格，并对未来产生了影响。1964年起他在福特、西门子、蒂森等一些大企业当工人，了解工厂和工人的情况，又当过一些杂志的编辑和记者。

　　瓦尔拉夫在书店工作时，开始练习写作，先在一些工会刊物上发表作品。他是在多特蒙德成立的工人文学团体“六一社”的成员。1970年，他和 “六一社”中的左翼又分裂出来，成立“劳工界文学社”，亦称“七0社”，提倡创作纪实文学。他擅长写报告文学，发表的重要报告文学集有：反映德国大企业中工人生活的《我们需要你》（1966），揭露西德社会一些违反宪法和人道主义原则的现象的《十三篇不受欢迎的报道》（1969），揭发豪富们生财之道的内幕的《你们在上面，我们在下面》（1973，与人合作），去希腊参加反对军事独裁政权斗争的 《我们的法西斯主义在邻国》（1975，与人合作），化名汉斯·艾塞尔进入《图片报》当编辑并揭露该报内幕的《头条标题》 （1977）和它的续集《诉讼的证人》（1979），陈述外籍工人在联邦德国遭遇的《最底层》（1985）。他的不少作品被改编成广播剧和电视剧。

　　瓦尔拉夫是当代纪实文学的开创者之一，在创作方法和写作技巧方面独辟蹊径。他把创作建立在亲身经历之上，因此他经常借助于乔装改扮，使自己能更接近作品中描写的人物，之后以亲身经历的自述写出揭露性的文字，为此他曾多次卷入诉讼的漩涡。但是他虽被控告，仍坚持认为：“人们只有乔装改扮才能揭露社会，人们只有欺骗和伪装才能发现事实真相。”瓦尔拉夫的作品描述准确，细节真实，语言简明，风格朴实，受到广大工人群众和社会底层的民众的欢迎。

　　长篇报告文学《最底层》于1985年10月出版后，在联邦德国引起轰动，立即成为最受欢迎的畅销书，创四个月发行一百八十万册的德国出版史上最高纪录。接着被译成多种文字在十几个国家出版，特别是在土耳其反响尤烈。

　　1983年3月，瓦尔拉夫改扮成土耳其人，化名“阿里”，在联邦德国各地打工。他在科隆郊区修过马厩，在农村打过零工，在鱼品加工厂清扫垃圾，在街头摇手摇风琴卖艺，在快餐店卖汉堡包、擦桌子、扫厕所，在蒂森钢铁公司非法做工，甚至还为一家科研机构充当“自愿”药物试验者。“阿里”总是干最脏、最重的活，或者最有危险的工作，但得到的报酬最少。作者通过两年多的打工经历，以纪实的手法描述了外籍工人在联邦德国这个“福利社会”到处受人歧视和侮辱的遭遇，揭露了某些企业和个人以转雇非法就业的工人牟取暴利的违法勾当。

　　本书出版后引起西德社会各阶层人士的广泛注意，纷纷呼吁社会要公正、平等地对待外籍工人，给予他们在联邦德国平等的生存权利，改善工人的劳动条件，等等。瓦尔拉夫从稿酬中拿出了一百万以上马克，为外籍工人设立“共同生活基金会”。为此，罗素道德法庭把瓦尔拉夫列为1985年的世界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