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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阶级独裁政权将保加利亚拖入两次巴尔干战争和两次世界大战，使国家民族陷入了深重的灾难。统治者将战败的历史重负转嫁到人民头上，致使民怨沸腾，阶级矛盾空前加剧。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罢工运动和士兵起义此起彼伏，连绵不断。面对革命形势的高涨，各种反动势力勾结在一起，于1923年6月组成了君主法西斯政府。同年9月，无产阶级在共产党领导下举行了反法西斯武装起义。起义惨遭镇压，但在历史上影响深远。1933年希特勒建立法西斯政权后，保加利亚反动统治集团立即投入德国法西斯的怀抱。他们废除宪法、解散议会，禁止无产阶级政党活动，共产党被迫转入地下。1936年后，党内清除了左倾宗派主义，成立了以季米特洛夫为首的党中央，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坚持进行反法西斯斗争。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保加利亚法西斯政权把国家变成德国法西斯进攻巴尔干的桥头堡，对内实行野蛮统治。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联合民主进步力量，组成了反法西斯祖国阵线，积极开展武装斗争，于1944年9月，在苏军配合下取得了夺取政权的胜利。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保加利亚文学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其主要特征是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标志的无产阶级文学在与其他文学流派的斗争中逐渐确立了自己的主导地位。战后不久，一批年轻诗人，为斯米尔宁斯基、丘里亚夫科夫、亚森诺夫、赫列尔科夫等加入了无产阶级文学阵营，壮大了革命作家的队伍。新的革命文学刊物、如 《青年》、《红笑》、《新路》、《铁砧》、 《火焰》的涌现，对革命文学的繁荣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以格奥尔吉·巴卡洛夫（1873—1939）、托多尔·巴甫洛夫（1890—1977）为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批评家为确立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地位进行了大量的理论与宣传工作。革命文学创作在二十年代仍以诗歌发展领先，特别是讽刺诗流传甚广。它们主要反映人民群众对战争和资产阶级统治的不满。斯米尔宁斯基的诗歌抨击了资本主义制度，揭示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和胜利前景，开创了保加利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先河。
1923年9月起义遭到血腥镇压的惨痛现实，引起了进步作家的普遍关注，写出了大量反映这场斗争的作品。如米列夫的《九月》、拉茨维特尼科夫的《祭奠的火堆》、弗尔纳吉耶夫的《乡间荆棘》、米拉利切夫的《黑梦》等。这些作品被称为“九月文学”。
三十年代，革命作家以《星》、《工人文学阵线》、《盾》等报刊为中心，扩大了自己的阵地，建立了“劳动战斗作家联盟”，促进了反法西斯作家的团结。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被越来越多的作家所掌握。这一时期，文学创作的题材得到了丰富和拓展，体裁也日益多样化，反映社会生活广阔画面的中长篇小说已逐渐出现。它们的作者是瓦西列夫、丘里亚夫科夫、维尔科夫、卡拉斯拉沃夫等。
这一时期，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仍然存在并有所发展，但总的说来，其作品反映生活的深度已不及从前。但其中有些作家的作品仍然反映了时代和社会的迫切问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革命作家在十分严峻的形势下冲破重重障碍，坚持以文学创作为武器，英勇顽强地开展反法西斯斗争。瓦普察洛夫、拉德夫斯基、伊萨耶夫等写出了优秀的反法西斯文学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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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大战后的诗坛，象征派诗歌活跃一时。较有才能的象征派诗人有利利耶夫、波普迪米特罗夫、特列亚诺夫、亚森诺夫、拉依诺夫、波特维尔扎切夫、斯托扬诺夫和扣尔切夫等。它们主要在《环节》（1914）、《天平》 （1919）、《希佩里昂》（1922—1932）等刊物上发表作品，着意表现知识分子对现实不满而又找不到出路的苦闷、彷徨心情。他们不主张对现实生活作刻板的反映，热衷于抒写自己的直觉、意象和模糊、朦胧的情绪，刻意追求作品形式的完美，象征、隐喻、寓意是他们常用的表现手法。但在尖锐复杂的阶级矛盾面前，尤其是在1923年9月起义之后，大多数象征派诗人都不同程度地转向了现实主义，甚至参加到无产阶级作家的行列中来。
持续繁荣并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是无产阶级诗人创作的革命诗歌。继波梁诺夫等人之后，斯米尔宁斯基、丘里亚夫科夫、亚森诺夫、赫列尔科夫、米列夫、斯托扬诺夫等人取得了巨大的创作成就。到三十年代，拉德夫斯基、瓦普察洛夫等人更以自己的诗作汇合到革命诗歌创作的热潮中来，并使这股热潮成为诗坛的主流。
赫里斯多·斯米尔宁斯基 （1898—1923）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诗人。曾在中等技校、军官学校和大学法律系学习。十七岁时发表幽默作品。1921年入党，先后担任《红笑》、《工人报》、《人民军》等党报党刊的编辑工作并写诗。因积劳成疾，二十五岁死于肺结核。短暂的一生中，创作了五百余首诗和不少散文作品。
斯米尔宁斯基的诗作反映了资产阶级统治下社会的深刻矛盾，表现了劳动者所受的苦难。组诗《城市的孩子》（1921）便是社会底层的一面镜子，从中可以窥见因矿井失火而致盲的矿工、饱尝世态炎凉的老乐师、流浪街头的穷孩子、风姿凋残的卖笑女人……与此相对照，剥削者却“在罪恶和芳香中饮宴”。诗人愤怒控诉资本主义社会是“血污的世界”，压迫劳动者的是 “黄金、奴隶的法律”（《我们》，1920）。
在诗人的笔下，无产者已不是任人宰割的羔羊，而是燃烧起革命烈火的时代巨人（《工人》，1921）：
这奴隶已不再逆来顺受，
已不再无望地垂着双手。
他是从天神的羁绊下，
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
迎着时代的晨曦，
他迈开勇敢的步伐，
向着沉没在黑暗中的人类，
洒播着红宝石般的火星。
在许多诗中，诗人满怀激情地呼唤着人民起义。诗人预言，当那一时刻到来时，席卷全国的革命暴动将有如火山爆发，“炽烈的熔岩滚滚奔流”， “恐怖地动摇”那富人们“沉醉的天堂”（《维苏威的爆动》， 1920）。诗人坚信人民革命必将胜利。他号召以巨大的牺牲去迎接胜利的“节日的清晨”（《在狂风里》，1921）。诗人把自己的第一本诗集题名为《总有一天》，生动地反映了他的革命信念与胜利信心。
诗人还把自己最美好的诗献给了被压迫人民革命斗争史上的先驱和英雄。他赞颂古罗马奴隶起义的英雄斯巴达克斯 （《在狂风里》），痛悼巴黎公社委员德雷克留兹的牺牲 （《德雷克留兹之死》，1922）。他满怀喜悦地欢呼十月革命，赞美俄国弟兄“用红色光辉燃起了一颗星”（《北方的光明》，1920）。他描绘1919年德国无产阶级柏林起义时的壮烈图景，歌颂卡尔·李 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的牺牲精神（《柏林风暴》，1921）；《卡尔·李 卜克内西》，1921）。这些诗篇鼓舞了人民的斗志，呼唤着革命风暴的来临。
斯米尔宁斯基的诗歌画面生动，感情浓郁，气势雄浑磅礴。诗中多采用象征和借喻手法，形式上别具一格。
赫里斯托·亚森诺夫（1889—1925）1919年入党，1925年被捕，后被暗杀。早期曾写作象征派诗歌。诗集《骑士的城堡》（1921）中充满城堡、王子、神奇的王国等形象，抒情主人公对现实不满又远离人群。十月革命后，诗人看到了祖国的光明前景，开始写作富有革命理想的诗歌，如《彼得堡》、 《宣誓》、《在花冈石围墙前》等。这些诗主要歌颂十月革命和苏联红军，具有积极向上的乐观精神，一扫过去迷惘、彷徨的情调。此外，他还写有三十余首政治幽默诗，对资本主义的社会弊病进行了揭露和讽刺。
柳德米尔·斯托扬诺夫 （1888—1973）于二十世纪初登上诗坛，早期写作印象派诗歌。二十年代的诗作开始贴近现实生活。在 《人类之母》（1925）中，诗人从贫困与衣衫褴褛的劳苦大众身上见到了巨人的身影，并开始表现他们的反抗。三十年代的诗作，表达了诗人对远离人民的悔悟，以及对祖国、大地、人民和自由的热爱。他在《人间生涯》（1939）中写道：
我不能离群索居，
忍受不了周围的阒无声息；
要是原野上有两个人谈话，
我便是在远处聆听的兄弟。
这一时期，诗人还写作了不少反法西斯诗歌。组诗 《西班牙》中的抒情主人公已经站在反法西斯的最前线，对斗争的胜利充满了信心。这标志着诗人已完成向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转变。
格奥·米列米 （1895—1925）是一位博学多才的诗人，曾在德国攻读文学。1919年回国后，创办《天平》杂志，宣扬“为艺术而艺术”的观点，并发表象征主义诗歌如《残酷的戒指》（1920）、《圣像就寝》（1922）、《黄玫瑰集》（1922）等。1923年9月的无产阶级起义惨遭镇压，使米列夫看清统治者的凶残，思想深受震动，从此加入革命作家的行列。他创办了进步文学刊物《火焰》，并于1924年发表以9月起义为题材的著名抒情长诗《九月》。长诗共分三部分，真实地展现了起义由准备到失败的全过程。第一部分写革命风暴的酝酿和骤然降临。诗人形象的描绘了当时的社会危机四伏、阴霾满天、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情景。无尽的奴役与压迫把城乡劳动者逼入了绝境。他们忍无可忍，拿起武器同反动统治者进行殊死的搏斗。诗人以无比兴奋的情怀欢呼人民的觉醒，赞颂他们的英勇。第二部分写刽子手们的血腥镇压。由于力量对比的悬殊，起义者遭杀戮，村庄被焚毁，家宅被洗劫，马里查河变成了血的河流。诗人对惨烈情景的描绘，使人愤怒，也催人泪下。第三部分写沉痛的哀悼与必胜的信念。起义虽然镇压下去了，但牺牲者的血不会白流。诗人坚信，真理必胜，人民为之奋斗的美好社会必将来临。全诗充满爱憎分明的革命激情。赞颂起义者的英雄主义时笔调高昂，控诉统治者的暴行时词锋严厉冷峻。诗中对大自然的拟人化描写也烘托了情景，增添了长诗的色彩与表现力。长诗发表后即遭查禁，但在群众中秘密传诵，有广泛的影响。
尼古拉·赫列尔科夫 （1894—1950），曾流亡国外，参加工人运动。回国后写诗反对独裁政府，在《半夜宰割》中，他称独裁政府为“黑色的宰割者”，诅咒他们“播种灾难与死亡”。《党证》一诗写一名9月起义的牺牲者弥留之际请求党发给他党证并把它转交给年幼的兄弟，以便让他“记住那硝烟弥漫的黑夜”，“记住那冰冷森林中我弥留的时辰”。诗人歌颂了抒情主人公至死不悔的革命决心和对党的坚定信仰，塑造了起义战士的典型形象。
赫里斯托·拉德夫斯基 （1903—？），曾从事报刊编辑工作。他的著名诗集《心向党》（1932）、《脉膊》（1936）以激越深沉的感情、鲜明丰富的色彩反映了二三十年代的社会现实，呼唤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作为诗中的抒情主人公，他表示自己既是用火热的笔讴歌革命的诗人，又是普通的战士，愿意“象斯米尔宁斯基那样歌唱”，“象波特夫那样迎接死亡”。这样的情怀，表现了共产党人前赴后继、不怕牺牲的精神。
尼古拉·瓦普察洛夫 （1909—1942）是英勇的反法西斯战士，也是著名的无产阶级革命诗人。他生于班斯科城。从航海学校毕业后面临失业的威胁，先后当过伙夫、磨坊工与火车司炉工。1933年入党，后成为党的领导人之一。1942年在执行党的任务时被捕，随后被杀害。
瓦普察洛夫的诗歌是在沉重的劳动和革命烈火中用汗水和鲜血写成，篇篇激情饱满，色彩浓烈，在保加利亚诗歌史上占有光辉的一页。
瓦普察洛夫的诗歌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尖锐矛盾。在《工厂》、《忆旧》、《世纪》等诗中，诗人描绘了那“使人窒息的”氛围和奴役劳动的阴暗画面。“世界是一所监狱”，这就是诗人对丑恶现实所作的形象概括。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诗人以犀利的笔触刻画出德国“克虏伯”、“拜尔”兵工厂那磨刀霍霍的刽子手形象（《纪事》），表现出对法西斯猖獗的切齿痛恨。而德国法西斯在保加利亚的走狗所制造的白色恐怖，使“人们象秋天的苍蝇那样死亡”。对此，诗人发出了抗议的怒吼 （《历史》），并呼唤暴力革命的到来。在《别担心，孩子们！》一诗中，他把暴力革命比喻为 “时代之水”，无产阶级命令它往哪里流就向哪里流。他豪迈地宣称：生活 “教会我们起来斗争，我们能把天上的太阳摘回”，显示了千百万劳动者雄浑磅礴、势不可挡的革命气势。
诗人不仅用火一般的诗篇鼓舞劳动者的革命热情，而且身体力行，始终站在反法西斯斗争的最前列。他视死如归，要以自己的头颅索取“高昂的代价”，“我倒下了，另一个人就接替我”。《抒怀》、《一封信》等诗都表现了这种气贯长虹的英雄气概。
诗人深知，“战斗是艰苦而残酷的”，但他的诗作处处洋溢着历史乐观主义精神。他把进步人类与黑暗势力的较量比喻为两个人之间的殊死搏斗 （《决斗》），而能够“打穿他铠甲的子弹“还没有发明”（《信念》），表现了他对革命胜利的坚定信心。
诗人以国际主义精神关注着世界人民的命运。1935年西班牙人民举行反法西斯起义时，他写了多首诗歌颂起义者，表达了他对西班牙人民的同情和支持。
瓦普察洛夫诗歌的语言鲜明生动，节奏铿锵有力；在风格上，他把坦荡的抒怀、严峻的发向和亲切的自述融成一体，别具一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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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时期的初始阶段，小说创作以短篇为主。到三四十年代，中长篇小说日益增多。创作者除老作家斯特拉希米罗夫、埃林·彼林、斯塔玛托夫外，还有约夫科夫、明科夫、扎戈尔钦诺夫、佩特坎诺夫、斯坦内夫等。他们遵循民族文学中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传统，运用批判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表现人民的痛苦和不满。同诗歌相比，小说创作中直接反映革命起义作品较少，写农村题材的作品较多。
斯维斯托夫·明科夫 （1902—1966）以写讽刺短篇小说著称。小说《机械人》 （1932）表现的是资本主义把人变成没有意识的机器的主题。《长X射线眼睛的太太》 （1934）揭露了上流社会生活的丑态。《刺猥皮的故事》 （1936）描写小人物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悲惨命运。明科夫的作品想象丰富，构思奇巧，富于表现力。
约尔丹·约夫科夫（1880—1957）是这一时期批判现实主义的重要代表。他的作品主要描写战争和农村生活。中篇小说《老乡》《（1918）取材于1913年的巴尔干战争。在这次战争中，军人成了统治者实现扩张野心的炮灰。作品以幽默生动的笔调描写了战地生活场景和军队中各种人物的形象。这些人物身不由己地到了前线，但并不关心战争的因由，不知道为什么要打仗。他们一心惦记着家乡地里的庄稼无人照管，只希望战争快快结束，以便回家干活。然而，激烈的战斗一旦打响，他们却又表现出某种不怕死的勇敢精神。战争是非正义的，兵却是好兵，这就是小说所包含的真实意蕴。作品中四个穿军大衣的农民士兵的形象，写得真实而又具有鲜明的个性。
约夫科夫的多数作品以农村生活为题材。在小说集《最后的欢乐》 （1926）、《安蒂莫夫客店的夜晚》（1928）、《妇人心》（1935）、《边境的田庄》 （1934）等作品中，作者满怀同情地表现了农民的悲惨命运和他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短篇小说《白燕》中，一位老农用推车推着重病的女儿，沿着电线杆徒然地寻找白燕，因据说它能治百病，而且是幸福的象征。这一描写既揭示了深刻的父爱，也极有表现力地道出了农民的困苦。短篇小说《塞拉菲姆》写一个农民辛苦劳动一夏天挣了点钱，想买件大衣，但见到一个因给丈夫治病向财主借钱的农妇遭到拒绝时，他却慷慨解囊，把所有的钱都给了她。这里，富人的冷酷、吝啬和穷人的善良、无私形成尖锐的对比，突出地表现了农民的高尚品质和人道主义精神。小说《收割者》（1920）、 《戈罗洛莫夫的奇遇》（1938）表现了农民和财主的冲突；《阿尔贝娜》、 《鲍良娜》则描写了农村妇女的命运，塑造了她们动人的形貌和美好的心灵。 《斯塔拉山传奇》 （1927）描写了许多古代绿林好汉劫富济贫的传奇故事。约夫科夫还写有几部剧本，获得了良好的舞台效果。
格奥尔基·卡拉斯拉沃夫 （1904—1980）是著名的无产阶级作家。最初发表的小说集《街头沦落人》（1926）表现底层人民和流浪儿的悲苦生活。 《牧笛悲咽》（1927）再现了九月起义失败血泪斑斑的现实。三十年代中期写的短篇小说集《在岗位上》和《两条阵线》歌颂了劳动者的成长和所创造的革命业绩。在这些作品中，英雄形象的塑造是同残酷的阶级搏斗场面的真实描绘联系在一起的。
中篇小说《农村信使》（1933）描写农民群众阶级意识的觉醒。主人公卡扎卡为财主当雇工，财主以招他为婿作诱饵，进一步榨取他的血汗。卡扎卡经过吃亏上当，识破了财主的骗局，提高了自己的阶级觉悟，最终成长为坚强的革命战士。作品真切感人，富有时代的典型意义。
作家三十年代后期写作的几部小说转向了对农村私有制的揭露。其中以 《曼陀罗》、《儿媳妇》最负盛名。
长篇小说《曼陀罗》（1938）通过农村私有者玛丽奥娜的形象揭露了金钱对社会道德的毒害作用。为了聚敛钱财，玛丽奥娜不惜毒死丧夫的儿媳，并以自己所信奉的“人对人是豺狼”的人生哲学毒害小儿子。她本人既是这种私有制的化身，最终也成为它的牺牲品。作品以高度的艺术概括力揭示了主人公的生活哲学与个人命运之间的关系，形象地说明了金钱如同有毒植物曼陀罗，对金钱的贪婪追求无异于饮鸠止渴。
《儿媳妇》（1942）写农村财主尤塔兰和儿媳妇谢芙达之间的冲突。谢芙达终日不停地劳动仍不能使公婆满意。过门数年的不育更使她遭到公婆的岐视和虐待。她的丈夫身患重病，尤塔兰却说成是偷懒装病，是受了谢芙达的唆使，以致他未治身死。痛定思痛，谢芙达开始意识到丈夫实际上是被尤塔兰害死。于是，她勇敢地揭露了他曾杀害一个偷摘玉米的小孩的罪行。尤塔兰为了几穗玉米杀人，把儿子、媳妇视若寇仇，无非是聚敛家财。小说通过塑造尤塔兰这样一个财迷心窍、泯灭人性的典型、揭露了农村私有制的罪恶。作者对谢芙达的形象刻画很有心理深度。她是一个旧时代农家妇女的典型。她要改变自己被侮辱被损害的地位，只能在家庭矛盾的范围内抗争。于是，她由逆来顺受转变为公然揭发公公的罪行，其思想发展的脉络真实可信。
克鲁姆·维尔科夫（1902—1960）是三十年代的无产阶级作家。他的名作为长篇小说《鲍罗沃村》（1933）。它描写了山区鲍罗沃村1923年9月的起义。山村中有个锯木厂，厂里的农民雇工长期遭受区长兼厂主纳科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在城市工人起义的影响和推动之下，革命者马林带领这些农民工就地举行了武装起义。作品揭示了山村复杂的阶级矛盾，描写了起义由爆发到被镇压的全过程。作品结构严谨，人物形象鲜明，充满惊心动魄的场面。在保加利亚无产阶级文学史占有重要地位。
三十四年代还有许多作家写作历史题材小说，如扎戈尔钦诺夫的《最后一天》（1934）、斯托扬诺夫的《默罕麦德·辛纳普》（1936）、佩特坎诺夫的系列历史小说《收获》（1930—1937）等等。这些作品表现了人民的爱国思想和斗争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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