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节 概说
六十年代中后期至八十年代中后期的苏联社会，不久前被史家们称之为 “停滞时期”。这一段时间里，统治苏联的领袖是勃列日涅夫及其接班人。需要指出的是，“停滞”，大约只是就社会的民主化进程而言的，而就经济、科技、教育等的发展而言，却不能说是“停滞”的。二十年的时间里。苏联的综合国力得到了进一步加强，人民的生活水平有所提高，在军事方面与美国竞争，终于赢得了与美国分庭抗礼的超级大国的地位。这一时期的文化与文学，也不能以“停滞”概括之。文学一直在过着自己正常的生活，新作和新人不断涌现，文学继续享有崇高的社会地位，并一直发挥着巨大的社会影响。
这一时期的俄罗斯文学，总本地看是比较平稳的。文学生活转变的开始，是从苏联官方和文艺界对“两个极端”的批评开始的。1967年1月27日， 《真理报》发表了题为《当落后于生活的时候》的社论。这篇社论对以《新世界》和《十月》两杂志为代表的文艺界的两种“极端”现象各打五十板。关于《新世界》，社论批评它过份热衷于暴露反面现象和消极现象，对正面现象和正面形象则没有兴趣；关于《十月》，社论批评它对社会和文学的进步估计不足，以简单化的方式对待严肃的文学问题。1971年，勃列日涅夫在苏共二十四大的总结报告中，也批评了文艺界的“两个极端”：一是对现实的抹黑”，把一切都“归之于个人迷信的后果”：一是“粉饰”过去，“无视个人迷信的后果”。此后，在处理 《青春》和《青年近卫军》两杂志的争论时，在引导整个文艺界的走向时，官方的明确原则就是：“既反对抹黑，也反对粉饰”。这一中庸路线，也许是一种明智之举，它来源于苏俄文艺几十年左右摇摆的经历所提供出的经验，对于了结众多不必需的论争、团结文学力量、稳定文学界和社会中的人心，具有一定的意义。相继召开的第四次 （1967）、第五次（1971）全苏作家代表大会，所讨论、所落实的主要问题，也就是“反对两个极端”。
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稳中有进。从体裁上看，无论是小说和诗歌，都有一种趋向大型的动向。就题材而言，战争文学、生产文学和乡村文学这“工、农、兵”的三位一体，仍是占据绝对优势的，与之前的同类作品相比，这一阶段的各类题材作品，描写场面有所扩大，对现实的暴露、批判色彩有所减弱，但同时，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探索却更加深入了，在人与社会、人与历史、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工业文明等的关系中描写人的心理及心理变迁史，探讨道德、良心在当今世界中的价值和位置，从而构成了一个“道德文学”的潮流。这一潮流打破了体裁间的界限，在小说、诗歌和戏剧中均有表现；它也打破了题材的界限，在类主题的文学中都占据了相当大的地盘。这也是一贯重视道德力量的俄罗斯文学的传统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的又一次体现。
停滞时期，在求稳求实的文学方针下，也出现了一些试图加强对文学的控制、将文艺更紧地纳入意识形态领域中去的做法。从六十年代中期起，集中营文学不再被提倡，曾支持发表《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的赫鲁晓夫，转而点名批评索尔仁尼琴。1966年，将所谓的“诽谤性”作品寄往国外发表的作家西尼亚夫斯基、达尼埃乐、塔尔西斯等人，被开除作协会籍、甚至国籍，并被判处长达数年的徒刑。1968年，又有两位作家受到审判，他们是加兰斯科夫和金兹堡，爱伦堡、阿克肖诺夫等十七位名作家曾联合发表公开信表示抗议。六十、七十年代之交，索尔仁尼琴、库兹涅佐夫、涅克拉索夫、科尔扎文、加里奇、布罗茨基等作家或出逃国外，或被撵出国境。这些人及其创作，构成了所谓的“持不同政见者文学”。在东、西方冷战的大背景下，这些人及其作品难免有为西方政治家们所利用之嫌，但这一在当时被禁、遭批判的文学，也有其独特的价值。若干年后索尔仁尼琴和布罗茨基先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一文学中的作品的“回归”祖国，也不完全是政治原因。而且，持不同政见者文学不仅在停滞时期为正统文学树立了一个对峙面，同时也在客观上扩大了二十世纪中期的俄罗斯文学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
另有一种虽未受到官方激烈批判、却也不被提倡的文学，是所谓的“自由文学”，或称“地下文学”。这一文学多以手抄本、录音带的形式在民间流传，从形式到内容都为广大人民所喜闻乐见，体现了底层人民的心声和愿望。由女诗人戈尔巴托夫斯卡娅主办的《时事记事》是当时较有影响的一个地下文艺刊物。在这类文学中，有一种体裁获得了最充分的发展，这就是“舞台诗歌”。这是一种将诗歌、音乐、戏剧等多种表现形式合为一体的新形式，诗人怀抱吉他，在旋律或节奏的伴奏下吟唱自己的诗。这类诗大多简明易记，却内涵丰富，发人深省。这类诗歌的朗诵会，常在剧院、广场、咖啡馆、甚至客厅中进行，其录音带广泛流传。八十年代初起，这类诗歌开始出现在电台和电视上，并有大量的磁带和唱片出版。在这类吟唱歌手中，最出名的、且其影响至今不衰的，是维索茨基、奥库扎瓦和加里奇。
维索茨基 （1938—1980）是一位多才多艺的文化人，他是莫斯科最著名剧院之一的塔甘卡剧院地演员，曾主演 《哈姆雷特》等名剧；他又能写很好的诗，弹很好的吉他曲，演很好的电影主角。这是一种罕见的俄罗斯艺术天才，和普希金、莱蒙托夫等一样，他也在英年早逝，但他留下了大量的艺术遗产。他生前未能获得任何官方的奖，甚至至今，在许多文学和艺术辞典中还查不到他的名字，可他的画像早已贴进了俄罗斯无数的家庭，他的歌早已响遍了俄罗斯的土地，他也许是俄罗斯最为家喻户晓的一位文艺人。如今，在莫斯科他的墓地旁，每天仍有成群结队的人群和大捧大捧的鲜花。维索茨基的巨大影响，既来源于他本人的艺术天才和真诚的良心，也来源于官方文艺与普通人之间越拉越大的差距。他敢于在自己的艺术中对抗官方的、正统的、流行的艺术趣味，揭露现实生活的阴暗，表达当代人的种种苦恼，讽刺社会上的各种丑恶现象。而这一切，又是通过“明星”的他表达出来的，因而有令人吃惊的社会效果。维索茨基及其创作，已构成了停滞时期一个独特的文化现象。
在人类文化史中，有人曾将二十世纪称为“批评的世纪”。受到同时代西方文学批评理论的刺激，同时挖掘着俄罗斯传统文艺学中尘封的宝藏，停滞时期的俄罗斯文艺学也获得了较快的发展。其中，尤以巴赫金理论体系的新发现、结构主义诗学的复兴和赫拉普钦科的类型学研究最为引人注目。巴赫金 （1895—1975）是一位享誉全世界的大理论家，但他的研究成果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默默无闻的，他在二十、三十年代发表的数本著作，在当时均未引起大的反响。1963年，他初版于1929年的专著《陀斯妥耶夫斯基创作诸问题》的修订本面世，在俄罗斯和国外产生了空前的影响。巴赫金在该书中提出的“复调小说”、“对话小说”等概念，其意义已远远超出了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小说体裁的研究范畴。他的许多观点和思想，对二十世纪文学理论的发展都起到了推动作用，如今，在世界许多大学的文学语言系中，都设有研究巴赫金的专题讲座。
进入七十年代之后，俄罗斯文艺学呈现出越来越丰富的景象，其标志之一，就是文学研究方法热的出现。在各种“方法”中较有影响的，既有依据传统加以发展的历史比较研究、文艺心理学研究、文艺社会学研究、结构—符号研究等，也有新兴的系统分析、类型学研究、历史功能研究等。这一文学方法论热潮，不仅促进了俄罗斯文艺学的发展，也对文学创作本身产生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第二节 战争题材文学
从六十年代末期起，苏联的军事实力大增，在常规武器方面、在军事力量的量的方面都超过了美国。武器竞赛、核竞赛使苏联社会背上了一个十分沉重的包袱，甚至影响到了整个国家、整个民族在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的发展。但军事强国的地位毕竟是值得骄傲的。对二次大战中胜利者之历史的自豪，加上这对现实的军事大国地位的骄傲，自然要影响到军事文学的总体风格。与此同时，官方也直接干预军事文学，将战争题材的文学创作当成和研制新式武器同样重要的任务来抓。战争真实派那种持续了一段时间的一味哀婉和细部真实，也开始让一部分读者失去了兴趣。在这种情况下，一种新类型的战争文学开始出现。这是二十世纪俄罗斯卫国战争题材文学创作史中的第三次浪潮，其主要特征就是对卫国战争全方位、史诗性的概括，在表现战争的残酷和悲剧性的同时也宏扬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在表现个人遭遇的同时也注重对人类命运的思考和预测。这又被称之为“战争全景文学”，其代表作有恰科夫斯基五卷本的 《围困》（1968—1975）、斯塔德纽克三卷本的《战争》（1970—1980）、卡尔波夫三卷本的《统帅》（1982—1984），仅从这些作品的题名和篇幅，就已不难看出这一时期战争题材文学的基本特征。
恰科夫斯基 （1913—）生于彼得堡，卫国战争时期曾是列宁格勒前线的战地记者，他在四十年代发表的第一部小说《这一切发生在列宁格勒》就是写列宁格勒保卫战的。二十余年之后，作家又回到了这一主题，以宏大的篇幅、广阔的画面再现了列宁格勒保卫战这一可歌可泣的战争壮举。小说从1941年6月22日战争爆发前夕写起，一直写到苏军突破列宁格勒围困时为止，真实地描绘了英雄的列宁格勒军民长达九百天的反围困斗争。对列宁格勒围困战中的主要事件，如卢加防线之战、沃尔霍夫争夺战、基洛夫工人保卫战、拉多加湖上生命线的建立、涅瓦河口激战，等等，作者都作了描写。在敌人的炮火以及饥饿和寒冷中战斗的列宁格勒军民，同仇敌忾，坚强不屈，他们在距敌人仅几公里的地方坚持生产，然后从车间里把坦克直接开上前线；他们坚持正常的城市生活，甚至还举办音乐会；朱可夫、伏罗希洛夫等高级将领，还多次冲上第一线。与此同时，作者又以很多篇幅，写到了双方统帅部在围困战期间的军事运筹，写到了与列宁格勒围困战相关的莫斯科保卫战、斯大林格勒反击战等相关战役，写到了工人、院士、军人们的日常生活，从而构成了一部全景式地反映列宁格勒围困战争的史诗。小说发表后，受到热烈欢迎，并被改编为电影，获得了当时最高的文艺奖——列宁奖。在 《围困》之后，长期担任苏联《文学报》总编之繁忙职务的恰科夫斯基，仍勤奋写作，又写出了《胜利》（1978—1981）和《未完成的画像》（1983—1984）两部战争大作。前者以波茨坦会议为契机，提出了缓和国际局势的愿望；后者以罗斯福总统的外交活动为素材，追叙了苏美两国在反法西 斯战争中成功合作的历史。
斯塔德纽克 （1920—）的 《战争》，以苏军的一机械化军的战斗经历为线索。描写了苏军在白俄罗斯等地与德军的激战。小说的主人公是苏军机械化军军长丘马科夫，他指挥他的军，从战争初期西线的失利打到斯摩棱斯克防御战的胜利，转战南北。在集中表现一个军的战争生活的同时，作者还描写了苏联统帅部在扭转战争局面时的所作所为。1985年，作者又推出了《战争》的姐妹篇《莫斯科·41年》。卡尔波夫（1922—）的 《统帅》是一部纪实性的小说，它以卫国战争时的苏军名将伊万·彼得罗夫在战争中的经历为描写对象，刻画出一个能征善战的苏军统帅的形象，又通过他的征战、他与各种人物的关系，或纵或横地写出了卫国战争的全过程。卡尔波夫在卫国战争时曾是一名活跃在前线的勇敢的侦察兵，对战争有过贴切的感受；战后他一直在军界工作，曾是一位上校衔的军校副校长，与军界上层人士交往甚多。这一切，使得他的《统帅》既有详实的资料、生动的描写，又有开阔的视野、内行的判断。《统帅》及其他作品的成功，加上他原有的地位，使卡尔波夫在1986年的第八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上被选为苏联作协第一书记。这也是苏联作家协会历史上的最后一任第一书记。
1971年，西蒙诺夫完成了他的战争题材三部曲的最后一部《最后一个夏天》，三部曲的前两部是《生者与死者》和《军人不是天生的》，分别发表于1959年和1964年。饶有兴趣的是，无论是从发表的时间、还是从作品的内容及其写法来看，西蒙诺夫在战时的创作以及战后的这一战争三部曲都是与苏联战争题材小说创作的三个阶段大体吻合的。在战时，以《日日夜夜》为代表的作品，歌颂了苏军将士的英勇精神，其手法是新闻性的。五十、六十年代的战壕真实风格，在三部曲的前两部中有较为明显的体现。《生者与死者》真实、无情地表现了苏军在战争初期的节节失利，并以随军记者辛佐夫的所见所闻，反映了苏联军民因思想和物质准备不足而普遍带有的“惊慌失措”，这部悲剧性的小说将情节结束在莫斯科保卫战。《军人不是天生的》虽然仍以卫国战争为描写对象，但也腾出了较大篇幅写了辛佐夫归队后遭到怀疑的事，从而体现出了“尊重人、相信人”的人道主义主题，这与作品写作、发表年代的社会思潮是合拍的。而在 《最后一个夏天》中，作者又采用了全景文学的写法，小说描写了解放白俄罗斯战役的全过程和大场面，还直接描写了斯大林作为最高统帅的指挥艺术。西蒙诺夫这部带有不同时代特色的三部曲，是二十世纪俄罗斯战争题材文学发展的一个缩影。
在战争题材文学发展的第三阶段上，还出现了另一类型的杰作，它们将对战争残酷性的渲染和对英雄主义的歌颂相结合，将战争中的真实描写与对人性的赞美或批判相结合。这一倾向最突出的代表，是瓦西里耶夫和康德拉季耶夫。
瓦西里耶夫（1924—）出生在一个军人家庭，参加过卫国战争，作为一个作家，他的作品也大多是描写战争的。在他的作品中，战争题材的三部曲 《这里黎明静悄悄……》（1969）、《未列入名册》（1974）和《后来发生了战争》（1984）最为重要，而这其中，又以《这儿的黎明静悄悄……》最为人们所乐道。这部小说以及根据这部小说改编的电影，都曾在中国激起过热烈的反响。小说描写驻守某车站的女高射机枪班的五名女战士，在军运指挥员瓦斯科夫准尉的带领下，在密林中与空降的德军不小分队周旋、搏斗的故事。五位经历不同、性格各异的女兵，在祖国召唤的时刻拿起了武器，战争将女性也引进了残酷的环境。随着情节的展开，五个青春、美丽的姑娘，一个个地牺牲在战斗中。班长丽达在战争一开始时就失去丈夫，她坚决要求上前线，在丈夫战斗过的地方复仇，战斗中，她在负了重伤后为了不拖累要转移的战友而向自己开了一枪；将军的小女儿冉妮娅热情活泼，为了引走敌人而保护战友，死在敌人的枪口下；游击队员的女儿丽达纯朴可爱，还对准尉一见钟情，但她未能来得及品尝爱的滋味，就在回去送信的途中陷进沼泽而牺牲；出身医生家庭的索尼娅是一位大学生，她沉默寡言，对世界充满着温情和幻想，在她返身去为准尉寻找遗忘的烟袋时，被德寇用刀刺中；从小是孤儿的嘉亚娅，她在战斗中因为惊慌和恐惧而暴露了自己，被敌人打中。这一个接一个的死，一朵接一朵突然凋谢的鲜花，使读者感到强烈的震颤。作者这是在把最美的、最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们看。但在这浓重的悲剧意味中，人们又能感受到壮丽的英雄主义气概。最后，身负重伤的瓦斯科夫仍全歼了敌人，这是对五个姑娘的告慰，也是对读者的告慰。
康德拉季耶夫 （1924—）也是上过前线的老战士，但他开始创作较晚，他的第一部小说《萨什卡》直到七十年代末才发表，之后他陆续发表的中短篇小说还有 《鲍尔卡的道路》、《伤假》（均1980）、《相逢在列斯坚科》 （1983）、《叶妮卡》（1985）等。《萨什卡》中的主人公是一个普通士兵，他诚实、善良，而又勇敢、坚强。作者将这一普通人置于战争的大背景中，让他在战斗、友谊、爱情等的考验中表现出他性格的内涵，从而揭示出俄罗斯性格的美德在战争的特殊环境中的释放。为了战友，他冒死去抓俘虏，搞弹药和服装；但当失去理智的营长命令他去枪毙俘虏时，他却冒着生命的危险拒不执行；他在战斗中也感到恐惧，但努力把恐惧埋在心底；他负伤后遇到了心爱的姑娘，但一想到战友们还在前线，又毅然返回。他似乎没有建立什么特殊的功勋，但他却是一个真正的英雄，俄罗斯人民的胜利基础，就是无数的萨什卡以及他们在战斗中体现出的献身精神。与传统的战争题材不同，在康德位季耶夫的小说中没有重大的战役、特殊的功勋，而是对战时日常生活的描写，通过普通人的普通战斗经历，表现出战争中人的命运，或是主人公经历中的战争。这种写法，又被人称之为“战争生活流”。它人物不多，情节单纯，叙述也很仆实，却总给人以更强的文学感，更大的思考空间。有人认为，以康德拉季耶夫的创作为代表的倾向也许是战争题材文学中又一个新阶段的开始。
第三节 生产题材文学
七十年代，苏联社会进行了“科技革命”和“新经济体制”。“科技革命”，就是加快科技的发展，促进科研成果的转化，将科技当成直接的生产力，变成促进社会发展的主要手段。在“科技革命”时代，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中传统的“劳动”主题、“生产”主题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它开始多以科技管理和管理者为具体的对象。
七十年代，素以对社会现实的变化反应迅速著称的俄罗斯戏剧，又推出了一大批生产题材的剧作，如萨伦斯基的《玛丽娅》（1969）、卡普林斯卡娅的《工程师》（1970）、德沃列茨基的《外来人》（1971）、鲍卡列夫的 《炼钢工人》（1972）、切尔内赫的《来去之日》（1975）、盖利曼的《反馈》 （1977）等等。这之中，社会影响最大的，当数《外来人》一剧。德沃列茨基（1919—）的这一剧作，不仅轰动了戏剧界，而且也轰动了整个文艺界和全社会。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该剧在全国各大剧院反复上演，观众不绝。剧中的主角是年轻的工程师切什科夫，他自愿到一个连续数年完不成任务的冶金车间当主任。这个“外来人”上任后，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不留情面地实行科学化的管理，终于使车间的生产走上了科学的轨道。剧本发表后，引起争论，有人认为主人公是时代的典型、新的领导艺术的代表，也有人称之为“小彼得大帝”，是“独裁的苗子”。但不管怎样，切什科夫的形象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效应，“外来人”不仅走上了许多现代化生产管理者的岗位，也步入了俄罗斯经典文学形象的行列。
与《外来人》中的切什科夫的领导风格相近的，还有李帕托夫（1927—）的小说《普隆恰托夫经理的故事》（1969）中的主人公。有人称这位普隆恰托夫经理是科技革命时代主人公画廊中的第一幅肖像。李帕托夫的小说由“现在的故事”、“过去的故事”和“未来的故事”三个部分组成。西伯利亚某大型木材企业的总工程师兼代总经理普隆恰托夫在改革企业管理体制、提高劳动生产率方面的一系列努力，是“现在的故事”；“过去的故事”是主人公的身世；而在“将来的故事”中，主人公终于正式就任总经理，这个毛遂自荐的新官，上任后敢作敢为，赏罚分明，终于消灭了企业中的懒惰现象。这位自己也“紧张得如压紧的弹簧”的代总经理，以及其“善良加拳头”的工作作风，在文学中，如同在生活中一样，都引起了非议，但这却代表着一种时代潮流，因而有人评论普隆恰托夫为科技革命条件下的“当代英雄”。
随着时代的发展，渐渐地，切什科夫、普隆恰托夫这样可敬不可亲的“外来人”离开了文学的中心位置，代之而来的是所谓的“实干家”形象。这些人工作踏实，既不守旧，又有人情味，是最理想的现代化领导人材。在这类形象中，比较突出的是阿尔图宁。阿尔图宁是科列斯尼科夫（1918—）的“阿尔图宁三部曲”中的主角。三部曲由《阿尔图宁的同位素》（1974）、《阿尔图宁作出决定》（1975）和《培养部长的学校》（1977）组成，描写了阿尔图宁从作业班长到副部长的成长过程，多方面地展示了他精通业务、富有革新精神和组织才能的实干家的性格。
格拉宁（1918—）是一位热衷科技题材、知识分子题材的作家。1954年发表的长篇小说《探索者》使他一举成名，六十年代的《走向雷电》也引起过较大反响。七十、八十年代，格拉宁继续相近题材的创作。在写实性中篇小说《奇特的一生》（1974）中，作者记述了动物学家留比谢夫饶有趣味的一生；《一幅画》（1980）塑造了“实干家”洛谢夫的形象，小说以计算机厂的兴建与文物保护之间的矛盾为契机，多线索、多层次地展示了众多现代人的心理，对人与环境、人与历史、人与文明等大主题进行了思索。“一幅画”，象征着对历史的记忆，象征着和谐的过去或现实，现代人如何保持这 “一幅画”的纯净和完整，这就是作者向读者和自己提出的问题。格拉宁的创作，虽以科技主题为主，但其意义已超越了题材的限制，他的创作因而获得了一种哲理意味和普遍意义。而他之前的大多数生产题材的作家们却未能做到这一点。他们往往在狭窄生产领域中设计两种势力的冲突，塑造带有某一鲜明倾向的主人公，虽在某一特定的阶段引起过反响，却很难具备较为持久的艺术魅力。
进入八十年代之后，传统的生产题材文学日趋衰落，纯粹反映劳动、生产的文学佳作越来越少。这也许是因为，现代化大工业枯燥的生产过程原本就缺少文学色彩，也许是因为，置身于后工业社会中的人更愿意用机器以外的东西去满足自己的美学需求。
第四节 乡村题材文学
与俄罗斯战争题材文学的全景化进程相呼应，这一时期的乡村题材文学也出现了一种追求史诗化的倾向，一些作品描写俄罗斯乡村近半个世纪的沧桑变迁，描写城乡的分离过程及其对现代人心理的影响。在这一时期乡村题材文学创作中取得较为突出之成就的俄罗斯作家，有阿勃拉莫夫、扎雷金、阿列克谢耶夫、别洛夫、阿纳尼耶夫等人。
阿勃拉莫夫（1920—1983）生在乡村，战后毕业于列宁格勒大学语文系，后在母校的苏联文学教研室任主任，从事乡村题材文学的研究和教学工作。与此同时，他也亲自进行文学创作，从五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末，他陆续发表了《兄弟姐妹》（1958）、《两冬三夏》（1968）、《十字路口》（1973）和《房子》（1978）等四部长篇小说，合成了洋洋大观的“普里亚斯林四部曲”。故事发生地是作者的故乡、俄罗斯北方阿尔汉格尔斯克地区，小说以佩卡申诺村中普里亚斯林一家从卫国战争至七十年代末长达三十余年的生活经历为线索，展示了俄罗斯北方乡村生活的历史变迁。《兄弟姐妹》写战争期间佩卡申诺村民与自然斗争、坚持生产支援前线的事迹；《两冬三夏》和 《十字路口》写的是五十年代初期的农村，农民们要重建家园，却又因强迫命令和官僚主义而背负重担，生活艰难，乡村中的矛盾正在激化，徘徊在“十字路口”的乡村在呼吁变革。《房子》写的是七十年代的佩卡申诺，农庄已成为国营农场，农庄庄员的温饱问题已经解决，但农场中仍然存在着混乱和懒散，乡村中的生活仍是那般沉闷。阿勃拉莫夫以一个后代之子的赤子之心，用严峻的现实主义笔触揭示了各个时期乡村中的各种问题和矛盾，对俄罗斯农民的处境和未来表现出极大的关注，他将一幅并不乐观的俄罗斯乡村生活编年史呈现在读者面前。
别洛夫 （1932—）是另一位杰出的乡村散文大师，这位被评论家称之为 “俄罗斯的声音”的作家，以朴实无华的文字描写着俄罗斯乡村的日常生活，使平凡的农家生活带上了某种诗意，在俄罗斯农民身上有更典型、更集中体现的俄罗斯人性格也得到了欣赏性的再现。别洛夫的重要作品有《炎热的夏天》 （1963）、凡人琐事》（1966）、《木匠的故事》（1968）、《前夜》 （1976）和《和谐集》（1981）。《凡人琐事》中的凡人伊万和《木匠的故事》中的木匠斯莫林，都是乡村中普通的人，作者把他们生活中最平凡的琐事捡起来，平淡地说给你听，然而就在这平淡之中，你却能受到某种强烈的感染，因为，无数的俄罗斯农民在艰难困苦中从不抱怨命运，而总是默默地对乡村、对故土尽着自己的义务，他们付出得多，索取得少，而且在任何环境中都坚守着他们传统的道德准则。俄罗斯人面对困难时的无畏和乐观，他们在爱和恨时体现出的洒脱，都是作者诗意地进行歌颂的对象。别洛夫也写到了俄罗斯乡村中的矛盾和问题，他的故事中也不乏沉重，但他写俄罗斯乡村，是怀有一种自豪，他试图以他笔下的乡村、乡村中的人和生活，与物欲横流的当代生活作一个对照。
六十年代中期以来，以乡村生活为题材进行创作的作家还有很多，他们各自从不同的侧面对二十世纪的俄罗斯乡村生活作了描写。扎雷金（1913—）在小说《在额尔齐斯河上》（1964）中，通过一个农民的悲剧性遭遇，揭示了乡村中一个重要的、长期未能得到解决的问题，即集体化与个人价值、专制领导与同情心、国家利益与个人命运间的冲突一直未能得到调和的问题；在《委员会》（1975）等一些作品中，作者又对同样的问题作了进一步的思考。阿列克谢耶夫 （1918—）的描写乡村生活的小说 《不垂柳》（第一部，1970；第二部，1974）和《爱打架的孩子》（1981），都以相当的篇幅揭示了乡村中各个时期都曾出现过的针对农民的过火行为，但作者不以揭露为唯一目的，他更善于表现俄罗斯农民的成长过程：绰号“垂柳”的主人公乌格留莫娃从一个普通的劳动妇女成长为一个劳动模范、最高苏维埃代表；幼年 “爱打架的孩子们”，在熬过艰难的童年后，又成了保卫祖国的英雄。阿纳尼耶夫 （1925—）的巨著 《没有战争的年代》（四卷，1975—1984）试图将农业问题与现代生活统一起来思考，在更高的层次上概括俄罗斯乡村的历史命运。小说以五个家庭的活动为线索，将描写的笔触伸向现代俄罗斯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但小说的中心问题，仍是乡村问题，尤其是人与土地的问题。在工业文明的冲击下，农民们大量流入城市，但在这一表面现象的背后，作者发现了农民抛弃故土的另一原因，即长期的官僚主义体制打击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不合理的劳动组合方式，又降低了农民对土地的感情，而人与土地的分离，是俄罗斯乡村许多悲剧的根源。
乡村题材文学在七十年代前后一度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潮流，并赢得了广泛的社会承认。上面提到了扎雷余金、阿列克谢耶夫和阿纳尼耶夫三位作家，分别长期担任苏联文艺界三个最重要的文学刊物《新世界》、《莫斯科》和 《十月》的主编，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乡村题材文学在文学界所享有的较高地位。
第五节 道德题材文学
道德问题一直是俄罗斯文学关注较多的一个主题，严肃的俄罗斯族作家们，总爱在充满哲学味、宗教味的文学实验室中解剖人的灵魂，并时时因人类的命运、因文化的命运作沉思状，作痛苦状。六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的俄罗斯文学中，又一次出现了探索道德的强烈兴趣，这一兴趣似乎成了这一时期文学生活最突出的特征。这一兴趣的出现，自然有社会的原因，如物质生活发达之后在精神生活领域中出现的空虚，东西方意识形态的对垒衍生出的不同价值观、人生观的碰撞，某一统帅性的政治信仰危机后出现的社会性的迷惘情绪，等等；但这其中也有文学自身的原因，或一味歌颂或一味揭露的作品，已开始让人感到直露、无味，而那种人为设计的新旧、上下、敌我间的矛盾冲突，已因为雷同和肤浅而难以继续下去了。文学要走向深刻，就必须走向人，走向人的内心，走向人内心的道德宇宙。
这里所论的道德题材文学，与前面三节所述的战争题材文学、乡村题材文学和生产题材文学是既平行又交叉的。对道德的探索倾向，在各个题材的文学创作中都有所表现；而这里所述的作家、作品，又仿佛可以分门别类地归入其他的文学题材中去。前文提及的田德里亚科夫、邦达列夫，都是这一时期道德探索倾向的重要代表人物。乡村题材文学对俄罗斯性格及其演变的把握，战争题材文学对个人在战争中的命运的思考，生产题材文学对科技文明与人的道德本质之关系的发掘，都带有浓厚的人性探究色彩。只不过，这里所述的作家、作品在道德探索方面做得要更深刻、更典型一些。
特里丰诺夫 （1925—1981）从六十年代下半期开始描写莫斯科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陆继写出了好几部中篇，如《交换》（1969）、《初步总结》 （1970）、《长离别》（1971）、《另一种生活》（1975）和《滨河街公寓》 （1976）等。这一组后被评论家称之为“莫斯科故事”的作品，因其对世侩心态入木三分的描摹和辛辣的讽刺而引起过激烈的争论。《交换》的女主人公列娜婚后与婆婆不和，一直不住一起，但在婆婆快要去世时却主动搬到婆婆处，为的是“继承”婆婆那套宽敞的住宅。小说通过房子、住所的“交换”，反映了现代城市生活中已司空见惯的感情“交换”，甚至是道德和灵魂的买卖。《滨河街公寓》的主人公格列勃夫八面玲珑，不择手段，终于攀上高枝，成为学术界的头面人物，住进了觊觎已久的滨河街的高级公寓，这个贪婪的学术新贵为了进一步向上爬，竟充当了迫害自己的教师和老师的独养女的打手。作品还揭示，格列勃夫在当代社会绝非个别现象，在功名利禄的诱惑下，越来越多的人出卖了他们作为一个人所拥有的最珍贵的东西，如爱情、友谊、忠诚、正义等等。1978年，特里丰诺夫完成了长篇小说《老人》，继续着他对现代城市市侩习气的抨击。“老人”列图诺夫在五十年前曾亲眼目睹一个忠于革命的哥萨克团长被错误镇压，那惨景让已年近七十的老人至今还感到一种良心上的不安；如今在他周围，他的子女却利用他的历史功劳不择手段地为他们自己捞实惠。作者将历史的现代的两条线索交织在一起，一是为了给出一个两代人、两种道德观的对照，二也为了说明往昔的怀疑人、不相信人的政治与今日的缺乏同情人、自私自利的生活这两者间的渊源关系。特里丰诺夫对现代市侩的无情揭露，具有深刻的道德力量，人们因而曾称他为“二十世纪的果戈里”。
特里丰诺夫通过揭露城市新市侩来实现其道德探索主题，舒克申 （1929—1974）则是以对乡村中普通人的道德演变的再现来达到同一目的的。和马雅可夫斯基、沃兹涅克斯基、叶夫图申科等人一样，舒克申也是一位艺术多面手。他毕业于苏联国立电影学院，做过电影制片厂的导演，在电影艺术方面取过显赫的成就，他导演的影片《有这样一个青年》曾获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他自导自演的影片 《红莓》曾获全苏电影节大奖，他曾因在《湖畔》中的出色演技获苏联国家奖。他在电影艺术方面的成功，使他成了俄罗斯的功勋艺术家。在文学创作方面，他也显露出横溢的才华。他一生共写有两部长篇小说、近十部中篇小说和百余篇短篇小说。他的小说具有与电影脚本相近似的风格，语言简洁，富有提示性、形象性和客观性，情节自然流畅。而他的作品对道德问题的关注，更让人关注。舒克申十分着重描写那些离开故土的乡村人的生活遭遇和心路历程。《在那遥远的地方》（1966）写天真纯洁的乡村姑娘在考上大学后不久，就沉沦在城市的花花世界中。作者以此表达了面对俄罗斯乡村传统道德风格的逐渐丧失而生的忧虑。代表作《红莓》 （1973）原为一部所谓的“电影小说”（这是由舒克申所独创的介乎于中篇小说和电影脚本之间的一种文学体裁），后由舒克申自导为电影，作者还出演戏中的男主角。这篇小说描写一个刑满获释的劳改犯，返回故乡，正当他经过痛苦的道德忏悔之后准备重新做人、开始新生活的时候，却被过去的同伙杀害，倒在故乡的白桦林中，倒在往日恋人的怀抱中。作者想告诉人们，人性的复归是艰难的，但是同时，道德的力量又是可以胜过死亡的。
在对现代人的道德世界的探究中，一个重要的主题被提了出来，即人与自然的主题。从二十世纪下半期起，人与自然的关系已开始处于全球性的紧张状态。人类对其赖以生存的地球进行着工业化的掠夺，自然界也已以其铁的规律开始了对人类的报复。这一严峻的问题，已引起了包括俄罗斯作家在内的全世界众多作家的注意，作家们也已在作品中以不同的形式试图将他们感受到的忧虑传染给读者。在俄罗斯，有一大批作家涉猎此题，出现了一批影响广泛的“生态文学”。如诗人伊萨耶夫（1926—）在长诗 《猎人射杀了仙鹤》 （1985）中，写一个老战士在射落一只仙鹤后负疚的心情，他受到了良心的谴责，也受到了他那些早已葬身疆场的战友们的谴责。诗人在长诗的最后写道：“人不是自然之王，而是自然之子”。瓦西里耶夫在小说《不要射杀白天鹅》 （1973）中，也警告人们应以理智和爱心来对待自然和自然中的一切。在处理人和自然的关系以及与此相关的道德问题上，一群西伯利亚作家表现出了他们出众的才华。这也许是因为他们自幼就生活在这世界上最阔大、最天成的自然之中，从而养成了与大自然休戚与共的深厚感情。
“西伯利亚文学”是一个较为悠久的概念，早在十九世纪中后期，由流放犯们带去的文化种子就已在那片浩翰的大森林中生出了新芽。在苏维埃时代，广袤的西伯利亚土地又培养出了一个又一个的杰出作家，他们的作品程度不一地体现着某种共性，这一共性除了风格上的地域色彩外，重要的还有那种对自然的眷念和对俄罗斯传统的珍视。早已有专门性的《西伯利亚文学史》问世，而新崛起的西伯利亚作家群更引人瞩目。前面提到的舒克申是西伯利亚人，叶夫图申科也出生在西伯利亚。而最纯粹、最杰出的西伯利亚作家，应是万比洛夫、阿斯塔菲耶夫、拉斯普京等人。
万比洛夫 （1937—1972）是二十世纪俄罗斯戏剧文学中最杰出的人物之一，也是道德心理剧的大师。从六十年代初开始文学创作时起，到他于1972年8月17日溺死在故乡的贝加尔湖中止，他总共写了近十部剧作。在这些剧作中，剧作家以一种抒情而又幽默的笔调，营造着一个又一个既荒诞又平淡、同时却具有深刻悲剧意味的戏剧冲突，把当代人迷茫、无奈的心态绝妙地体现在舞台上。但万比洛夫之所以展现这种悲剧，这种失望，目的还在于：在普通人的灵魂中寻找道德的支撑点。在他的代表作《打野鸭》（1967）中，主人公齐洛夫厌烦周围的工作和生活、甚至厌烦友谊和爱情，他把“打野鸭”作为生活的唯一寄托，可他从来就没去打过，而且也根本就不会放枪。这个人物是剧作家一个惊人的发现，而且，作者在剧中也对这一主角表现出某种不置可否的态度。这一切，引起了广泛的争论，但争论之后，人们发现，齐洛夫在他们中间随处可见，甚至就是他们自己！于是，“齐洛夫”这个人物便作为一种从当代社会中提炼出来的典型进入了俄罗斯文学的形象陈列馆。万比洛夫的最后一部剧作《去年夏天在丘里木斯克》（1970）则表现出了完养人性强大的道德力量。小餐馆的女招待瓦莲京娜在舞台上自始至终忙着修补那一次被人踏倒的栅栏，与此同时，她也在用自己的情爱，修补着别人和自己心中出现漏洞的道德堤坝。最后，齐洛夫式的人物沙曼诺夫终于在她那儿获得了生活下去的勇气和意义。
拉斯普京（1937—）与万比洛夫同年出生，又同出生在伊尔库茨克州。他的创作题材广泛，既又有写乡村生活的《为玛丽娅借钱》（1967）、又有写生产建设的《告别马焦拉》（1976），也有写卫国战争的《活着，可要记住》（1974）。将他的创作统一起来的，就是作家随时随地表现出的道德观。面对传统道德基础的逐渐丧失，作家痛心疾首，便通过文学来表达他的责任感，并希望在每一位读者的心目中唤起同样的责任感。《为玛丽娅借钱》写的是忠厚的乡村女售货员玛丽娅因不会做买卖而亏了一千卢布，为了使她免受牢狱之罪，她的丈夫四处奔走去借钱，但却处处遭白眼，受冷落。作者通过玛丽娅的困境，折射出了缺乏同性心的社会现实。《活着，可要记住》写一位伤兵从战场上逃回，躲在山洞里，靠妻子纳斯焦娜偷送东西维持生命，丈夫的偷生行为让纳斯焦娜羞愧，最后带着腹中新怀上的孩子投河自尽。作者以此表现了道德丧失的后果。《告别马焦拉》表面写的是一个水电站的建立，但当别人都在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而欢天喜地的时候，作者却在为被淹没的一切而惋惜，为自然界的命运而担忧。
阿斯塔菲耶夫（1924—）的小说 《鱼王》（1972—1975）是人与自然主题中最杰出的作品之一。这是一个由十二个中篇构成的系列中篇集，各篇之间无直接的人物和情节联系，但对大自然的描写和歌颂、对人与自然关系中表现出的道德问题的探讨，则是贯穿《鱼王》的中心思想。主题篇《鱼王》写的是偷渔者伊格纳齐依奇与大鳇鱼之间的搏斗。伊格纳齐依奇钓到这条近五米长的“鱼王”后，想马上得到这丰厚的收获和，而鱼王则不愿束手就擒，于是双方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魂的斗争，最后两败俱伤，负伤后的偷渔人在昏迷中突然获得了良心发现，放走了大鳇鱼。这个故事使人们很容易联想到海明威的《老人与海》，也容易联想到普希金的童话诗《渔夫与金鱼的故事》。但在这里，阿斯塔菲耶夫欲体现的不是人胜自然的硬汉精神，也不是善恶皆有报的寓言真理，他用人格化的手法赋予鱼王以象征色彩，象征着自然，象征着自然与人的平等权利，象征着自然可能投向人类的报复。《鱼王》之后，阿斯塔菲耶夫又写作了一系列作品，主题仍多为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和道德问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