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7年第7期
阮籍《咏怀诗》中的孤独意识解读
作者：黄媛媛
内心的一切烦忧都是可以得到消除的。
四、不可调和的儒道理想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中国文化里，隐还分两种，一种是儒家式的归隐，一种是道家式的归隐。我们必须明确，阮籍所向往的归隐是道家式的归隐，这对我们理解阮籍的孤独意识的产生是很有必要的。儒道两家对人生价值及其实现方式的理解完全是对立的。儒家强调的是在社会中确立个体的价值。当社会环境不利于怀抱的施展时可以退而“独善其身”。一但条件允许则应当回归社会“兼济天下”。阮籍的老朋友，“竹林七贤”之一的山涛，遵循的正是这条“穷居达济”的原则。山涛在局势最为混乱时曾有一段短暂的归隐。当司马氏在党争中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之后，在司马师的动员之下，他很爽快地就出仕了。不仅官运亨通，连连迁升，还成为深受晋武帝器重的大臣。道家强调的是在超轶社会中确定个体价值。在政治或历史观层面上主张绝对的无为而治。在人生哲学层面上主张返朴归真，保全人性的自然纯真，追求“无为而无不为”或无待式的“逍遥”精神境界。对于道家信徒而言，不存在回归社会的问题，社会恰恰是他们所要遗落的对象。
事实上阮籍一生都没能实现归隐山林的愿望。在他所处的那个动乱年代里，以他这样大的名气，坚持归隐不仕只能是自寻死路。他的好友嵇康之死就是个典型的例子。对于这一点，阮籍心理非常清楚，于是他在司马氏那里一直做着个遗落世事的大官，追求精神上的自由。阮籍在晚年写了一篇《大人先生传》，设计了一个他理想中人格形象——大人先生。在这篇文章中，阮籍借“大人先生”自述其生活旨趣道：“必超世而绝群，遗俗而独往，登乎太始之前，览乎忽漠之初，虑周流于天外，志浩荡而自舒，飘飖于四运，翻翱翔乎八隅。欲以肆而彷佛，洗漾而靡拘，细行不足以为毁，圣贤不足以为誉。变化移易，与神明抉。廓无外以为宅，周宇宙以为庐，强八维而处安，据制物以永居。”这就是要超越现实世界，同时超越自我，抛弃一切世俗的礼法习俗，遗世独立；不仅如此，还要超越自然，超越时空，回到宇宙初始的混沌状态中去，从而保持精神上的绝对自由。在现实生活中，他纵酒谈玄，“不与世事”，“口不臧否人物”(《晋书，阮籍传》)，置当时社会公认的礼俗于不顾，我行我素，惊世骇俗。阮籍在他可能的范围内身体力行着“大人先生”的主张。如果说，阮籍真做到了完全的精神自由，那么由济世和归隐山林均不能实现所引发的孤独是完全可以“治愈”的。可事实完全没他想象中的乐观，在很多情况下，自己都会背叛自己，他始终都无法忘怀世事。
当我们把一句句归隐的“口号”还原到其出处时，会发现主张精神逍遥的诗人总是在对种种社会现象愤愤不平。且看这首归隐诗：
猗欤上世士，恬淡志安贫。
季叶道陵迟，驰骛纷垢尘。
宁子岂不类?杨歌谁肯殉?
栖栖非我偶，徨徨非己伦。
咄嗟荣辱事，去来味道真。
道真信可娱，清洁存精神。
巢由抗高节，从此适河滨。
(其七十四)
在诗中，诗人抨击那些在乱世中追逐名利富贵而惶惶不安的士人。他觉得在这个世上再也找不到一个与自己一样志趣高尚，安贫乐道的人了。在失望之余，他想到了离开这个令他愤慨的世俗社会，步随巢父、许由这些上世的著名隐者，遁居河滨，不涉世事。再看这一首：
河上有丈人，纬萧弃明珠。
甘彼藜藿食，乐是蓬蒿庐。
岂效缤纷子，良马骋轻舆。
朝生衢路旁，夕瘗横术隅。
欢笑不终宴，倪仰复欷歔。
鉴此二三子，愤懑从此舒。
(其五十九)
诗人借《庄子·列御寇》中的寓言故事讽刺追逐荣华富贵之人，说他们混迹于险恶的名利场，无异于九重之渊，恶龙颌下取珠，隐藏着极大的生命危险。诗中除了表现对名利小人的鄙夷、嘲讽之外，还带有一种诗人对自身处事之道的得意。
以上两诗，诗人的隐世之志表达得非常坚决、肯定。然而，他的愤慨、鄙夷、嘲讽，甚至是得意，恰恰从反面证明了他对世事的不能忘怀。阮籍对世事的关注还体现在《咏怀诗》大量历史典故的使用之中。非常典型的例子，就是组待中有三首都是写诗人登临大梁古城之所感所思的：
徘徊蓬池上，还顾望大梁。
绿水扬洪波，旷野莽茫茫。
走兽交横驰，飞鸟相随翔。
是时鹑火中，日月正相望。
朔风厉严寒，阴气下微霜。
覊旅无侍匹，倪仰怀哀伤。
小人计其功，君子道其常。
岂惜终憔悴，咏言着斯章。
(其十六)
昔余游大梁，登于黄华颠。
共王宅玄冥，高台造青天。
幽荒邈悠悠，凄怆怀所怜。
所怜者谁子，明察自照妍。
应龙沈冀州，妖女不得眠。
肆侈陵世俗，岂云永厥年。
(其二十九)
驾言发魏都，南向望吹台。
箫管有遗音，梁王安在哉。
战士食糟糠，贤者处蒿莱。
歌舞曲末终，秦兵已复来。
夹林非吾有，朱宫生尘埃。
军败华阳下，身竞为土灰。
(其三十一)
大梁是战圈时魏国都城，古今学者大多认为，阮籍以古之魏国事典寓今之魏国政事。今人徐公特认为， 《咏怀诗》的第十六道是暗寓司马氏当道，屠杀异己的“高平陵政变”。第二十九第三十一首是阮籍感叹魏明帝喜欢歌舞，骄奢淫逸，大兴土木，造成国家困顿，导致“战士食糟糠，贤者处蒿莱”；又痛惜明帝虽有人君气概，但却不辨忠奸，最终亡于晋。很明显，徐公特的这番见解是建立在“不贰忠臣论”的基础之上的。阮籍心里到底是支持曹氏还是倾心于司马氏，一直是学界争论不休的话题，因此，阮籍这三首诗是否如徐公特所解，实有所指，可暂不论之。但毫无疑问，阮诗“三顾”大梁古城，肯定有其现实的深意。诗人从历史中感受到的深沉忧患意识，正是诗人自觉地以历史为参照思考社会的结果。以上所引诗歌并非是阮籍“刺世”诗的全部，然完全足以证明，朝隐时的阮籍根本无法实现精神上的自由。《大人先先传》只能是他用理性所设计出的理想人格形象。这种“精神自由”的理想归根到底来源于庄子“有人之形，无人之情”的主张，即要求个体泯绝主体意识，把一切生死、福祸、贵贱、穷通、成败等视为暂时、相对的现象，是道的运行过程中的不同表现形态，从而将主体汇入大道之中，“安时而处顺，衰乐不能入”(《大宗师》)，“至人用心若镜，不将不迎，应而不藏，故能胜物而不伤”(《应帝史》)。这样，个人将不会再有任何烦恼，从而实现精神的逍遥。但是，生活在大千世界中的人根本不可能泯灭自己的精神存在。庄子的主张不过是一种设想与假设罢了。因此，阮籍的“大人先生”不过是他为摆脱痛苦所制造的一个美梦。他根本就不可能，也宋曾忘怀过世事。另外，做为一个从儒家阵营中杀出来的玄学家，当他力图遗落世事之时，在他的潜意识层面，仍然在以儒家思想文化作为考虑、分析问题的参照系，因此，对黑暗现实产生忧患、慨愤、失望等种种入世的情绪是在所难免的，从上述两个意义来说，阮籍道家理想也彻底宣告破灭了。
阮籍的一生都被重重矛盾所折磨着：济世与归隐的矛盾，济世与不能济世的矛盾，归隐山林和不能归隐山林的矛盾、追求精神自由却无法获得精神自由的矛盾……终其一生，他都无法找到一个可以诗意栖居的精神家园，陷入了孤独的黑洞之中而无法自拔!《咏怀诗》则成为了绝望孤独者的哀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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