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8年第3期
山西省运城舜帝陵庙独特的上庙习俗初探
作者：常海燕
（二）陵庙修缮费用的解决途径——以庙会集市所得养庙宇修葺之用
据康熙六十年的《舜庙创修大门乐楼卧碑志》载“历来庙门狭小，只有一间。时值会场，往来出入甚是不便，见者皆欲创造奇观，奈工程浩大，赀财无出，所以心有余而力弗逮也。”可见至少在康熙六十年已有了庙会，且较繁华。而康熙元年的《重修庙墙垣及创立大门记》当时的庙墙剥落倒塌，村民“入而樵者，至大柏受伤；牛羊从而牧者至，寸草已濯。”非但祭祀不能举行，可见集市也开办不成。康熙三十六年重修了帝舜陵庙，有残碑为证。
所以集市设立最晚应是康熙后期的事情，乾隆三十五年重修大云寺碑刻中提到“寺内主持会同社首设立小会，得银两若干，又在远方募化得赀银若干。”遂重修了供拜谒帝陵的学士大夫休憩之用的大云寺。这里的“小会”即在庙门外数十亩的空地上设市场以得银两。在道光十五年《关圣帝君享殿创建碑记》中记载原关帝祠居帝陵东边很近，只有正殿，逢祭日，只能露天祭拜，村民想建享殿却无钱财，直至“道光十二年，四社首事等，谋设百人会，得金若干”并卖掉正殿前的两颗大柏树修建了享殿。光绪三十三年《斗捐花用报入庙碑记》载“然庙址周围数十亩，四面接壤，足为市利之场。时有首人诸贤，为修葺庙宇计，劝四村富家，创建市房□招客商。”等生意家多了以后，“于是公议条约，凡庙内外市房，每年房费□□，每年各出香资2钱，余无勒索。复起新会，以便交易，逢三八乡贤交至，村人往来，如同云集。而棉花来沽，亦复不少。然庙宇之凋敝如故也，祭奠之废弛如故也。”
至此可见，舜帝庙会的形成非一时兴起，主要是为修葺庙宇筹集资金以利祭奠。最后不但祭奠舜帝之风日盛，庙会集市亦兴并且一直持续至今，而且仍然是四村村民生活的亮点和焦点。这种为修缮庙宇而利用庙外空地办集市，所得资金再用于庙宇的办法远不同于国祀的奏请官银或动员乡绅民众捐资捐物捐力的方式，充满了民间的智慧与实践精神。
三、民间主体对迎神赛会程式的主动性创造
民间祭祀不像国家大祭要承载舜帝“睿哲文明”“至孝笃亲”等国家政治道德教化的宏大话语，不需要对每位上古贤君的历史功绩了然指掌。只要从历史传说中择取最能打动人心的一环情节则可，而上古传说中尧舜禹禅位让贤首当其冲占据了民众的心灵。而且这三位明君都建都在晋南一带，对此地域的后人来说，这是极为熟悉和荣耀的，民间老百姓提起来就得意地说“尧舜禹汤，四大名王嘛，代代传位让贤”。然而随着历史的延续，这个“尧舜禹汤”的四村尊奉模式却被西曲马村村民打破了，弃商汤改奉关公。
为何西曲马放弃商汤王选择关公这个与尧舜禹并列甚至有些相对的神祗，这个重择神灵的活动发生在什么时间以及发生过程我们已经无从知晓，只能从当地百姓对弃商汤改关公的民间故事中寻找解释。
（一）民间口头文学的解释
当地村民因为从小就听上辈人说舜帝葬在此陵墓中，人们都很敬仰，特别是帝陵周围四村的人争着塑神像、抬神像，而神像只有一个，四村人争执不下，最后决定塑四大名王四个神像，每个村抬一个名王。然后四村又争着抬舜，张贺村人数最多，村子最大，先争到尧，然后按照递让顺序，杨包村为舜，东曲马是禹，西曲马为汤。每年按照这个顺序各村抬着各自的神像上庙。时间一长，慢慢有人说商汤王不好，不如尧舜禹对人民好。西曲马村的人就不再尊奉汤王了，但这样一来又没神像可抬了，在三皇五帝中找不上可与尧舜禹齐名的贤君，就想到了当地的武圣人关公，但来不及塑关公像，有小道消息说紧邻的万荣县（有村民说很远的地方）有一破庙（有的村民讲是一到万荣赶集卖枣的人发现的，且关公保佑他每次赶集都能卖完枣），庙破了，屋檐漏水，关公很可怜，于是一伙村民就拿根椽到哪里去抬（有人说偷），抬时被人发现，打了起来，椽折了没法再抬。等那村的人都走后，西曲马的村民就从玉米地里拔了两根玉米秆把神像关公抬回来了。
这个故事谈到两个相距不远村落之间一方神像被另一方偷盗，而且故事的结论落脚在神灵自己愿意到另一地。也许由于乡野村民心理上对神像所代表的神灵有着浓烈的尊崇，在某种程度上双方只能默认这种偷盗神像这一独特物件的行为，甚至偷盗神像被蒙上了神秘的色彩，不像其他物类的偷盗会引起惩罚或追赃等后果。这也反映了民众对神像偷盗事件的一种特殊观念。
具体到西曲马村改尊奉关公，民间传说故事所讲的原因如果不足以做很好的解释。我们有必要对关公在此地的情况有所了解。
（二）关公神位提升产生的影响
舜帝庙内早就建有关公祠，据道光十五年《关圣帝君享殿创建碑记》载道光十二年四村庙首筹资建关公享殿前“有帝舜陵东偏，仅十余武（武，古代的半步，即三尺）许，旧有关圣帝君庙”，可见清代中期就有了关公祠，对于为何建关公祠，村民又讲关公是解州人，早年常骑马来舜陵祭拜舜帝，后人为纪念他，便在当年双马的古树旁建起关公祠。而最早建于何年，无从查考，这则故事也不能作为信史。但联系西曲马村改信关公以对应上古三贤君，应该在关公成为武圣之后，如果其神位很低，对其祭拜就不可能达到村民改换的要求。
关公被追捧盛于明清之时，明神宗万历十年加封为关公为“协天大帝”，明代学者王世贞惊呼：“故前将军汉寿亭侯关公祠庙遍天下，祠庙几与学宫、浮屠等。”至清代，历代帝王对关公的加封有增无减，达到“县县有文庙，村村有武庙。”清时关公庙达30余万座，是文庙的一百倍。可以说明清两季全国都处于广修关公庙之时，所以舜帝陵的关公祠很可能在明清关公信仰兴盛时修建。如果以此来推断，再加上西曲马村改信关公的故事至今还能被村民耳熟能详，庙内明代的重修碑刻未提及关公祠，可能建关公祠在清中期前后。那么改信关公很可能也是同时的事情。
从庙会的历史进程和上庙的程式来看，民众在现实的实践中逐渐形成自己和谐而又活泼的祭拜规程，有自己对祭仪的操作、管理、组织方式，且随着时代、社会的变化不断调整，以仪式的变动表达着村落民众对世俗生活的自我阐释和自足表演。并且充满了生存的智慧和世俗情感。
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如何在获得直接的经济利益的条件下，运用村落记忆维护好的习俗规则，使村落的地缘关系达到持续性的合作与竞争的共赢，为建设和谐的新农村服务，古风民俗为我们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参考文献】
[1]王永平．论唐代山西的民间信仰[J]．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学版），2004，27（1）．
[2]盐湖区虞舜文友社[J]．虞风，2003，（3）．
[3]运城市盐湖区虞舜文化研究会．鸣条舜陵古碑录[M]．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3．
【基金项目】2005年山西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自筹项目（项目编目：20053326）。
【作者简介】常海燕（1978- ），女，山西浮山人，运城学院中文系讲师，硕士，研究方向：民俗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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