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8年第5期
文化学视域下的狮探析
作者：杨玉荣
由此可见，中国狮不是西方狮的简单翻版，它的风貌之所以独特，是由于隐藏着深层的民族心理——狮子在中国人心中是威猛和吉祥的象征。正是在这种心态的支配下，中国狮形才越发脱离真狮的兽性，愈发文质彬彬。所以中国狮不是生物之“狮”，而是文化之“狮”，民族之“狮”。
三、狮之地位：从“异物”到“瑞兽”
狮子进入中原之初，人们把它当作“殊方异物”。如前所述，《汉书·西域传》载有“巨象、师子、猛犬、大雀之群食于外囿。殊方异物，四面而至。”[2]（卷九六下）“异物”一词表明了中国人对狮子的隔膜，所以狮子最初在国人心目中是无足轻重的。但众所周知，在两千年来的传统社会中，狮子是作为“灵兽瑞兽”而被崇尚的。由“异物”到“瑞兽”的跨越，实际经历了四个阶段：“异物”→“神兽”→“灵兽”→“瑞兽”。经过这一演化，狮子才最终确立了“瑞兽”的地位。
狮子进入中国后，人们逐步确认了它“百兽之王”的地位，并赋予其“神兽”的品格。随着真狮的不断传入，耳闻目睹它的人越来越多，它也为越来越多的人所熟悉。就其形象来说，狮子高大威猛且髯耏斑白，宛若一位饱经沧桑的长者。这种形象在“敬老”的传统社会里，尤受人们的爱戴。就其个性而言，狮子虽勇猛超群，但它不出产于中国，百姓免受其害。相对虎豹的凶残和贪婪来说，狮子的性格比较文雅仁慈。它不贪多，也不过度虐杀。因此，人们对狮子顿生好感，尤其了解到它家族化的生活后，更加强了对它的认同。由此，他们越来越不满足于传统的“四灵”说——或把龙、凤、龟、麟作为四种祥瑞动物，如《礼记·礼运》篇记载：“何谓四灵？麟凤龟龙，谓之四灵”[12]；或把龙、凤、虎、龟作为四灵圣兽，如《后汉书》写道：“天有二十八宿，成龙虎龟凤之形。在地为四灵，东方为青龙，西方为白虎，南方为朱雀，北方为龟蛇。”[3]（卷二八下）前者把麟作为“走兽之长”，如《大戴礼》载“毛虫三百六十，而麟为之长”；后者把虎作为“百兽之王”，如《风俗通义》云：“虎者，阳物，百兽之长也，能执搏挫锐，噬食鬼魅。”[13]虽然这些说法流行于秦汉，但随着狮子的传入，人们逐渐认识到麟和虎都不适宜做“百兽之王”。麟是传说中的动物，又被渲染得过分仁义，如春秋公羊学家何休说：“（麟）状如□，一角而戴肉，设武备而不为害，所以为仁也。”[14] （卷第十七）而自然界中最凶猛的走兽无异于虎，但它过于残暴，以致人们谈虎色变。狮子的形象和个性正好契合了人们审美和崇拜的心理，它既相貌魁梧，本性又较敦厚。自然而然就取代麟、虎而成为“百兽之王”，并被赋予“神兽”的品格。如《博物志》记载狮子行“至洛阳三千里，鸡犬皆伏无鸣吠”，以六畜的战战兢兢反衬出狮子的威力。甚至连最凶残的虎豹也退避三舍，“而此兽（狮）见虎甚喜，舐唇摇尾，径往虎头上立，因搦虎面，虎乃闭目低头，匍匐不敢动；搦鼻下去，下去之后，虎尾下头起。此兽顾之，虎辄闭目。”[15]（《博物志》卷三）这些夸张的描绘，反映了人们对狮子的无比喜爱和崇拜。出于崇拜和喜爱，人们不由地神话了其本领，使其迈入了神兽的行列。东汉时期王公贵族墓前的石狮就被认为具有镇摄邪魔，保卫墓主灵魂平安的神力，因而成为镇守之神。
佛教的传入，促使狮子由“神兽”向“灵兽”转化。东汉时期，佛教传入中国，其主要艺术形象——狮子，也随之东传。在佛教中，狮有四方面的涵义：一是百兽之王，是威猛的象征；二是佛的护法神兽，神力无穷；三是文殊菩萨的坐骑，是睿智的象征；四是佛的化身，无所不能。因而佛教中的狮子是“威”“神”“智”“能”四种品性的化身，是一副威武神异、法力无边的灵兽形象。由于佛教把狮子渲染得非常神秘，再加上狮子“百兽之王”的地位和神威，使得狮子在民间被认作是历神显圣的神灵，具有避邪攘灾等神异功能。据《益州名画录》记载：“蒲延昌者，孟蜀广政中进画授翰林侍诏，时福感寺礼塔院僧模写宋展子虔狮子于壁。延昌一见曰：‘但得其样，未得其笔耳’。遂画狮子一图，献通进王昭远。公有嬖妾患病，是夕悬于卧内，其疾顿减。王公召而问其神异，延昌云：‘宋展氏子虔于金陵延祚寺佛殿之内画此二狮子，患人因坐壁下，或有愈者。梁昭明太子偶患风恙，御医无减，吴兴太守张僧繇模此二狮子，密悬寝堂之内，应夕而愈。故名曰辟邪，有此神验久矣。’”[16](卷六十)张僧繇是南朝梁武帝时的著名画家，他画的“二狮子”就是“灵兽”，具有驱魔祛邪，利物利人的奇特功能。至今流传于世的六朝辟邪狮，高18厘米，宽22厘米，是一尊走狮陶器。它双目圆瞪，威风凛凛，浑身散发着灵气和威力。可见六朝的狮子造型已蕴含驱除邪恶的意蕴，此为“灵兽”神力的一种表现。由此看来，南朝时，狮子已被赋予了辟邪去灾的灵性，被人们当作灵物崇拜，其灵兽地位显而易见。
唐宋至明清社会文化的世俗化和狮形的中国化最终导致了狮子“瑞兽”地位的确立。这一时期，狮子虽仍具有辟邪的内涵，但更被视为祥瑞之兽。狮子何以被认作“瑞兽”？除了人们崇拜、喜爱狮子之外，还与唐宋时期人们按照中国特有的审美理念改造狮形成功以及当时社会文化的世俗化有着莫大的关系。唐宋两代文化相当发达，尤其是宋代，作为一个市民化的社会，世俗化的气息相当浓郁，狮子的形象很快被世俗化。人们把凶猛狰狞的域外异兽改造成了威而不怒、温文尔雅、理想吉祥的中国狮。譬如宋代的狮子挂铃铛,吊红缨，既有威武的气派，又有祥和的面貌。这种形象正契合了人们理想中的“瑞兽”形象——仁慈而威猛，祥瑞又辟邪，因此以狮子为“瑞兽”也就理所当然。狮子作为“瑞兽”的造型几乎随处可见，从宫门到宅门，从寺庙到衙署，从饰品到器物，无一不见狮子的奕奕英姿。例如北京天安门城楼前的汉白玉石狮，福建金门民居门楣上的剑狮兽牌和山墙上狮形的鹅头坠等，都具有趋吉避凶的作用，是狮子“瑞兽”形象的广泛应用。明清时期狮子的“瑞兽”含义非常丰蕴。大户人家门前石狮就是瑞兽的实体表现。门东边的“狮子滚绣球”寓意为荣华富贵；门西边的“太狮少狮”象征着子孙昌盛。陕北绥德石狮内涵尤为丰富：人们在屋檐、门墩、门楣等处雕刻狮子来镇宅辟邪；把石狮饰件放在桌上，则是祈求发财；用长不足尺的石狮来拴小孩，又有祈福攘灾的意味。这些文化现象都反映出人们把狮子作为臆想中的一种吉祥物而加以崇尚的心理。此外唐宋至明清时期热闹非凡的民俗“狮舞”，每逢重大节日都要举行，就是一种吉祥舞，是以舞狮的形式来进行祈福、祈丰的艺术表现，所以狮子在这一时期已变成人们纳福攘灾、求天伦乐的重要载体，成为了吉祥的象征。对于狮子的“瑞兽”品格，康熙皇帝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康熙为五台山殊像寺的文殊菩萨的坐骑像（狮子像）题匾，题词就是“瑞相天然”。可见明清时期，狮子的瑞兽形象甚至得到了最高统治者的认可，其“瑞兽”的地位毋庸置疑。
综上所述，中国狮文化在世界狮文化中独树一帜。中国狮的形象是中华民族依据传统审美理念逐步创造的，它的显赫地位是在“本土化”过程中由于吻合了人们特殊的文化心理而逐渐取得的。从此，龙腾狮跃，二者共同成为我国民俗文化中最美丽的奇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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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杨玉荣（1976-），女（苗族），湖北来凤人，海军工程大学人文社科系讲师，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博士生，研究方向：民俗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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