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6期
芥川奖的价格
作者：出久根达郎
第二十五届的获奖作品是石川利光的《春草》和安部公房的《墙壁》，前者值十二万日元，后者值十五万日元。
安部公房战后以做汽水为生，虽然进了东京大学医学系，但他竭尽全力在做蔬菜和煤球的生意，对汽水和煤球有着一种很强烈的时代使命感。当时先决条件是解决吃饭问题，只要能换钱，做什么都行。我读小学时，曾在邻街亲眼看到一位大叔将一块大磁铁绑上绳子，拖在地上一路走，吸在磁铁上的旧铁钉和铁具就收进腰袋里。我那时还是一个孩子，所以心里还在为他担忧：这样走一整天，到底能赚多少钱呢，还不如看着地面搜寻来得快。
五味康祐和野狗
第二十六届是堀田善卫的《广场的孤独》，十万日元。第二十七届没有当选作品。第二十八届是1953年，获奖的竟然是松本清张和五味康祐。对芥川奖来说，他们是另类的作家。
松本清张的获奖作品是《〈小仓日记〉传》。这部作品最初是入围直木奖提名的。永井勇男认为作品的内容应该属于芥川奖的评奖范围，便推荐到芥川奖去了。坂口安吾根据松本清张的小说结构和文笔功力，预见到他具备写推理小说的功底，便买下了作品。不出坂口安吾之所料，几年以后，日本文坛上刮起了松本清张推理小说的旋风。
松本清张的获奖作品是《〈小仓日记〉传》。这部作品最初是入围直木奖提名的。永井勇男认为作品的内容应该属于芥川奖的评奖范围，便推荐到芥川奖去了。坂口安吾根据松本清张的小说结构和文笔功力，预见到他具备写推理小说的功底，便买下了作品。不出坂口安吾之所料，几年以后，日本文坛上刮起了松本清张推理小说的旋风。
当时，五味康祐正沉溺在德国诗人里尔克(有人说他是奥地利诗人)的作品里，他多次把写作风格类似里尔克《玛尔迪手记》的小说送到出版社去，但总是石沉大海。获奖小说《丧钟》是他第一次试写的历史小说。当时他生活非常贫困，夫妇俩借着一间草屋居住，野狗总是盘居在草屋的屋檐下。五味康祐可怜那些杂交的野狗，想喂它们，但他自己也穷得连一根肉骨头都买不起。一天，野狗在马路对面看见五味康祐，便甩动着尾巴径直朝他跑过去，不料被汽车压死了。五味康祐抱着野狗的尸体失声痛哭。以后回想起这件事情，他说：“我从来没有像那时那样咀咒自己的贫穷。”“我甚至怀疑究竟什么才是人们为之炫耀的文学精神。”他还写道：“从那个瞬间起，我觉得自己变了。”
五味康祐得奖的消息在媒体上报道时，第一个跑来祝贺的，是开当铺店的父亲。父亲还送给他一瓶酒，五味康祐将酒供在野狗的墓前。
据说，正奖手表不久就被五味康祐送进了当铺，就是那家赶来祝贺他的当铺。
极力推荐五味康祐的《丧钟》的，是坂口安吾。如此说来，五味康祐和松本清张的作品中具有的韵味，与坂口安吾的嗜好很相似。收录着松本清张获奖作品的《战国权谋》价值十五万日元。收录五味康祐获奖作品的《秘剑》值五千日元。五味康祐的初版本之所以便宜，是因为《秘剑》的外表不美观的缘故，况且当时又非常畅销。
第二十九届是安冈章太郎的《坏伙伴》， 十万日元。第三十届没有当选作品。第三十一届是吉行淳之介的《骤雨》。据吉行淳之介自己说，当时只发行了五千册。
安冈章太郎拿出奖品手表给一个新宿的人看，不料那人不太知道芥川奖，看到奖品仅仅只是一块手表，连连说“阿科塔、阿科塔”。“阿科塔”是“垃圾”的意思，安冈章太郎大为沮丧。
第三十二届芥川奖是小岛信夫的《美国学校》和庄野润三的《塞得港小景》两部作品，前者值四万日元，后者是八万日元。第三十三届是远藤周作的《白人、黄人》，四万日元。《白人、黄人》也和《秘剑》一样，是讲谈社销量超过一百万册的畅销书。此书的书腰弥为珍贵，如果初版本保存得完好却没有书腰，只值三千日元。
第三十四届成为战后芥川奖划时代的一次。因为获奖者是石原慎太郎，因此如今人人都知道芥川奖。芥川奖不仅仅是文坛上的事，而且还成了社会性的事件。
石原慎太郎的获奖小说《太阳的季节》描写湘南海岸年轻人的生活状态，成为当时的畅销书，“太阳族”这个词也成为社会上的流行语。用男根顶破纸屏风的场面可称是绝招，甚至有人将《太阳的季节》理解为淫书。
我到旧书店当学徒是在《太阳的季节》出版三年后的1959年，我亲耳听到有个老人贬低芥川奖，说是“恶太郎屏风”。
然而，“男根屏风”并不是石原慎太郎首创。记得有人指出过，在石原慎太郎之前，武田泰淳就使用过。其实武田泰淳也不是第一个使用，江户时代的无名氏就已经写过。在江户时代中期鼎盛的十七字川柳诗里就有“恶作剧啪哧啪哧顶破纸屏风”的诗句。用手指顶破不能算作“绝招”，也不可能画到画里去，所以“啪哧啪哧顶破纸屏风”是诗中的得意之处，顶破纸屏风时用的象声词是让人联想起龟头。如果是用手指“啪哧啪哧”就不能算是恶作剧了。
“他感觉到房间里的英子正对着这边，他将勃起的阴茎从外面顶着纸屏风。纸屏风发出干裂的声音破裂开来，英子见状，随手拿起一本正在阅读的书，用尽全力朝着屏风扔去。书准确地命中目标落在草席上。” (摘自《太阳的季节》)只有准确地打中目标才能称“绝”吧，不过在江户时代，当时的女性是拿什么东西打中阳物的呢？
《太阳的季节》这本书当时发行了二十多万册，所以即使是初版，旧书价也很便宜。以后是近藤启太郎的《海人舟》，十二万日元。第三十八届芥川奖是开高健的《裸体皇帝》，两万五千日元。第三十九届是大江健三郎的《饲育》 (收在《死者的奢侈》里)，三万日元。
关于单行本《死者的奢侈》，笔者有一段回忆。那时我还在读中学三年级，一天，新潮社将那本书寄给父亲。父亲给《小说新潮》的读者文艺栏投稿，被当作佳作采用了，那本书就是奖品。
父亲喜欢读历史小说， 《死者的奢侈》并不是他喜欢的，因此他颇感失望，就把书给了我：你拿去看看吧。”我趴在草席上读起来，不料却沉溺其中欲罢不能，我一口气把它读完了。怎么回事？大江健三郎的文章竟然那么吸引人？对一个农村的少年来说，是相当煽情的，我简直怀疑这样趴着看书，会不会把草席顶破了。
事后父亲问我：这本书有趣吗？我回答说：没什么看头。我非常惊恐，万一父亲读了这本书就不得了了。我害怕父亲知道我内心的秘密。
第四十一届芥川奖是斯波四郎的《山塔》，三万日元。第四十三届是北杜夫的《在夜和雾的角落》，三万五千日元(中间缺少的届数是因为没有当选作品，下同)。二十多年前，旧书业界曾掀起过一股初版书大流行的风潮，芥川奖和直木奖的获奖本颇受人们的青睐，甚至还出现过这样的现象：刚出版三个月的初版本，出售时就可以根据定价把价格提高百分之五十。当时《在夜和雾的角落》连假书腰都出现了。这本书有书腰的很少，然而偏偏看中书腰的狂热崇拜者就只印刷书腰，他们在旧书店里看见没有书腰的本卖得很便宜，就装上假书腰高价卖给旧书店。不管怎么说，这也是一种贪图小利的欺诈行为。假书腰里有一个错字，所以才能够辨别出是假的，不过一直不知道那些造假者是不是被抓获了。这无疑是初版本过分热销才引起的犯罪。
第四十四届芥川奖是三浦哲郎的《忍川》，一万五千日元。在这本书出版的第二年(1962年)夏天，我和同年龄的朋友一起去练马贸然拜访三浦先生。这是痴迷者的任性。当时我们都只有十多岁，对文学大放厥词。三浦先生非常繁忙，但面对我们的“高论”，他丝毫也没有流露出心不在焉的神情，始终面带微笑地和我们交谈着。我们原打算打搅他一个小时，不料那天聊得特别开心，而且开心过头了，磨磨蹭蹭不愿离去，等到回过神来，竟然超过了预定时间三个小时。但是三浦先生还是没有表现出不快的神色，我们沿着田间小道回去时，他一直站在自家的窗口向我们挥手。直至今日，四十多年前三浦先生那穿着白色单和服的身影在我的脑海里还是格外鲜明，就像昨天的事一样。
那时，我朋友带着一本《忍川》请三浦先生签名。朋友毫无顾忌地谈自己的感想，说他得知“忍川”是一家小酒屋的屋号时感到有些失望，三浦先生听后大笑起来。
朋友至今还把三浦先生签过名的那本《忍川》初版本当作宝贝珍藏着。他曾问我：“旧中国书能卖到多少钱？十万日元能卖到吗？”我回答：“嘿！差不多吧。”我知道这位朋友不可能出让的，所以也只好含含糊糊地回答他。物品的价值是由物品的拥有者来决定的，容不得别人来妄加评论，但旧书店恰恰是专门给别人的藏书估价的，所以他才心平气和地来问我。
第四十六届芥川奖是宇能鸿一郎的《鲸神》，三万五千日元。这本书现在也很难觅见。第四十七届是川村晃的《美谈的出发》，三万日元。第四十九届是后藤纪一的《少年的桥》，三万日元， 同时获奖的还有河野多惠子的《美少女 ·蟹》，两万五千日元。第五十届是田边圣子的《伤感旅行》，两万五千日元。
编辑给我的篇幅快用完了，所以我就跳过去讲。
手表的价格
第七十五届芥川奖(1976年)是村上龙的《无限近似于透明的蓝》，引起的轰动超过了《太阳的季节》。书中关于生活在美军基地附近的年轻人追求摇滚、性爱、吸毒的描写，人们赞成与反对之声各不相让。
江藤淳先生持反对的态度，说：“结局不过是一种颓废文化的反映，谈不上是一种‘表现’。”而且他预言：“现代日本的文学也许会停下文化进步的脚步而在向颓废文化的表现接近。难道不是吗？”
持赞成态度的人是小说主人公那一代人。这本书销售两个月突破一百万部(这个记录还从来没有被打破过)。其读者大多十六岁到十九岁，其中女性占了一半。
刊登这部获奖小说的《文艺春秋》也销售了一百万册。
第七十七届芥川奖是三田诚广的《我是什么》和池田满寿夫的《奉献给爱琴海》。池田满寿夫原来还是国际版画家，竟然获得芥川奖，一时间成了大家谈论的话题。以后是尾辻克彦(第八十四届)、唐十郎(第八十八届)、新井满(第九十九届)等，他们都是“客串型”作家。他们的旧书价——不用写了吧。
进入七十年代以后，获奖作品发行数量陡增，珍稀度渐渐失去，因此旧书价总的来说是越来越低廉了。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旧书价是根据现在的残存数量来估算的。举一个《杂巾先生》的例子就可以明白。这本书旧书的价格很高，据作者说，那是因为出版的当时读到这本书的人不多的缘故。作为作家来说，再没有比这更不幸的了。何况旧书价无论怎么样高涨，作家本人都不可能有收益。只是名誉上的收获吧。令人感到遗憾的是，如果《杂巾先生》的作者不是芥川奖获得者，这部作品也不是获奖作品的话，那么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标上这么高的价。就是说，里面一大半是含着“芥川奖”这个无形资产的。这一点对历届的获奖作品而言无不如此，所以这么高的价也并不是作品创作者的实力的价格。仔细想想，能够用更加冷静的态度、更加世俗气的眼光来评价芥川奖价值的，也许只有旧书店的老板。大多数的人只是凭臆测注视着它，因为人们不知道应该怎样来估算它的价值。
前一段时间电视台开了一个“鉴赏团”的节目。这个节目颇有人气，鼓励大家把私藏品拿出来请鉴定家估价。一次有人拿出芥川奖的正奖——手表来请人作鉴定。这是某位获奖者保存到现在的私藏品，是正宗的芥川奖奖品。那时估价是一百万日元。
这与现在副奖的奖金一样多。据说，芥川奖如果换算成金钱，就是两百万日元。是低还是高，获奖者与第三者，两者立场不同，看法自然是不一样的。但是，这样明目张胆地换算成金钱来评价，有时也非常扫兴。芥川奖可以说是一种浪漫，给一本本获芥川奖作品估价的旧书商，内心里是这么想的。
最后讲一个第二十六届芥川奖的获得者堀田善卫的趣闻吧。
堀田在获奖那年的夏天去了北海道。他在月寒的牧场里躺了一天，回到札幌的旅馆里才发现芥川奖的奖品手表不见了。他想一定是掉在牧场里了，马上返回去在牧场里到处寻找，但最终也没有找到。他心想大概是被羊吃了，于是死了心。堀田说：“丢失那块手表，我肯定感到非常遗憾，感到很可惜。我在心底里想，那种形状的手表，上面还清楚地刻着我本人的名字，那块手表不翼而飞了，就是说变成了我头脑里幻想的手表，我或多或少感到好像松了口气。”
他的意思是，对获奖者来说，手表的价值是不可估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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