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1期
小说的艺术（节选）
作者：米兰．昆德拉
萨：它是现象学的。
昆：这个形容词不坏，但是我不允许自己用它。我实在害怕那些把艺术当成哲学和理论流派分支的教授。小说在弗洛伊德之前就已经有了潜意识，在马克思之前就有了阶级斗争，在现象学家之前就涉及到了现象学问题(对于人类遭遇本质的研究)。想想看，在普鲁斯特的笔下有多么绝妙的“现象描述”，而他可不认识什么现象学家！
萨：让我们做个总结。有好几种抓住自我的方法。首先是通过行动。然后是通过人物的内心生活。至于您，您下了这样的判断：自我是由它存在的基本问题决定的。这种态度在您这里引起了若干后果。比如说，因为您如此热衷于理解人类遭际的本质，在您眼里，所有描写的技术似乎都失效了。您几乎从来不对您的人物做体貌上的描写。而且由于比较起心理动机的追寻，您显然对遭际的分析更感兴趣，于是您在描述人物过去的时候也显得非常吝啬。您叙述的这种过于抽象的特性会不会使得您的人物不够生动呢？
昆：这个问题还是问问卡夫卡或穆齐尔吧。也确实有人问过穆齐尔这个问题。甚至有些受过极好教育的大家指责穆齐尔不是个真正的小说家。怀特·本雅明①欣赏他的智慧但不欣赏他的艺术。爱德华 · 罗蒂提②觉得他的人物一点生命力都没有，建议他学学普鲁斯特：和迪奥蒂姆比起来，维尔迪兰夫人是多么鲜明真实！他说。确实如此，心理写实主义的长期传统建立了某些几乎是不可逾越的标准： 1. 要尽可能多地提供人物的有关信息：人物的体貌特征，他说话和行为的方式；2. 必须交代人物的过去，因为人物今日行为的所有动机皆源于此； 3. 人物应当具有完全的独立性，这就是说作者和他自己的想法应该消失，不要妨碍读者服从于想象，将虚构当成真实。但是，穆齐尔打破了小说与读者之间的这种古老的约定俗成。后来其他小说家也都如此。关于布洛赫笔下那个最伟大的人物埃施的外貌，我们知道点什么呢？什么也不知道，除了他长着大牙以外。还有K.或者帅克的童年，我们知道点什么呢？穆齐尔，布洛赫，贡布罗维奇一点也不在乎在小说中介入自己的思想。人物不是对活生生的存在的模仿。它是想象中的存在。一个试验性的自我。小说于是又回到了它的初衷。如果作为活生生的存在，堂吉诃德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但是，在我们的记忆中，难道还有比他更为鲜活的人物吗？希望您能正确理解我，我丝毫没有看不起读者的意思，我知道他们会任凭自己被想象的世界带着走，甚至时不时会与现实搞混，我也没有看不起他们这种天真却自然的欲望。但是我不认为，为了满足读者，心理写实技术是不可或缺的。我第一次读《城堡》的时候十四岁。那个时候我很欣赏住在我们家附近的一个冰球运动员。我曾经想象过K.长的就是他那个模样。一直到今天我还这样想。通过这一点我是想说读者的想象会自动将作者的想象补充完整。托马斯是金发还是褐发？他的父亲是富有还是贫穷？这由您自己选择！
萨：但这个规则也不是任何时候都适用于您：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如果说托马斯没有过去的话，特蕾莎不仅仅有自己的童年，而且是与母亲一起出现的！
昆：在小说中，您应当读到过这句话：“她的生命只不过是母亲生命的延续，就有点像台球的移动，只不过是台球手的胳膊所做的某个动作的延伸。”如果说我谈到了母亲，并不是为了开一张特蕾莎的信息单，而是因为母亲就是特蕾莎的重要主题，因为特蕾莎是“母亲生命的延续”并为此而痛苦。我们知道特蕾莎的乳房很小，“乳头周围的乳晕又深又大”，就好像是一个“乡村作家应饥不择食者的要求所创作的淫画一样”；这信息也是不可或缺的，因为身体是特蕾莎的另一个重要主题所在。相反，至于托马斯，特蕾莎的丈夫，我就从来不曾谈及他的童年，父亲，母亲，家庭，我们对他的身体和脸一无所知，因为他生存的主要问题存在于其它主题之中。缺少他的有关信息不会使得这个人物不够“鲜活”。因为让一个人物“鲜活”起来意味着：挖掘出他存在的根本问题。这就是说：挖掘存在的某些场景，某些动机，甚至组成这存在的某些词，深入到底。鲜活只在于此。
萨：您关于小说的概念因此可以被定义为关于存在的诗意思考。但是，您的小说从来没有以这样的方式被理解过。我们总是在您的小说中看到很多政治事件，因此我们会仅仅满足于做出社会的，历史的或者思想体系上的诠释。在存在的谜团之前，您如何调和您对历史、社会的关注以及小说所赋予您的使命呢？
昆：海德格尔用了一个现在已经过度泛滥、众所周知的词：in?鄄der?鄄Welt?鄄sein，在-世-的存在。人与世界的关系不是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不是眼睛和黑板的关系，甚至不是演员和舞台背景的关系。人与世界的关系就像是蜗牛和它的壳的关系：世界是人的一部分，它是他的构成要素，随着世界的改变，存在(在世的存在)也会改变。自巴尔扎克以来，我们存在的“世界”便开始具有历史特征，总是在一个刻有时间标尺的空间展开。小说从此后再也摆脱不了巴尔扎克留给我们的这份遗产。甚至连贡布罗维奇也不能避免，尽管他编造了那些异想天开，完全不可能的故事，违反了所有相似性原则。但是有两件事情不能弄混：一类小说审视的是人的存在的历史构成要素，而另一类小说是历史环境的展现，是对某一特定时刻的社会的描摹，是小说化的史记。您一定了解所有那些描写法国大革命的小说，描写玛丽 · 安托万的，或是描写1914年战争的，或是描写苏联建国的(赞成或反对的都有)；或者是关于1984年的；所有这些通俗化的小说都是将非小说世界的语言用了小说语言翻译出来。然而，我要永不厌烦地重复这一点：小说存在的惟一理由就是说只有小说能说的东西。
萨：但是关于历史，小说能说些什么特别的东西呢？或者说：您是如何对待历史的呢？
昆：我有几条自己的准则。首先：对于所有的历史状况，我都本着最经济原则。我对待历史的态度有点像拍电影的摄影师，只摆上几件行动不可或缺的东西，用来布置一个抽象的场景。
第二条准则：在众多的历史状况中，我只挑对于我的人物来说具有暗示意义并建立其存在环境的状况。举例说明：在《玩笑》中，路德维克看见他的好朋友和同事不费吹灰之力就举手表决，一致同意将他逐出学校，他的生活从此彻底改变。当然，即使是表决判他死刑，他们说不定也会同样爽快地举手同意。于是他这样为人下了定义：人就是在任何状况下都能将旁边的人送上死路的存在。路德维克最根本的人类学经验当然有它的历史根源，但是我对历史本身的描述(党的作用，恐怖的政治根源，社会机构的组织等等)一点也不感兴趣，你们在小说里找不到一点痕迹。
第三条准则：历史学描写的是社会的历史，而不是人的历史。因此我小说所谈到的历史事件通常都是被历史学遗忘的事件。举例说明：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之后，全面白色恐怖前有大屠杀发生，是官方组织的，放狗来咬！这个插曲被彻底忽略了，对于历史学家、政治学家而言没有丝毫的重要性，但是它却具有至高无上的人类学意义！这也是我在《告别圆舞曲》中惟一用来暗示政治气候的插曲。还有一个例子：《生活在别处》里的决定性时刻，历史以不雅而丑陋的短裤的形式出现；在那个时代，我们没有别的短裤；就在面临一生之中最为浪漫刺激的机会时，雅罗米尔因为害怕自己穿着这样的短裤显得可笑，不敢脱衣服，于是逃走了。不雅！另一个被遗忘的历史状况，然而，对于被迫生活在那样的共产党统治下的人来说，它又是何等重要啊！
第四个原则走得最远：不仅是历史状况应当有助于建立人物的生存环境，而且历史本身就应当被当成生存环境来理解和分析。举例说明：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亚历山大 · 杜布切克被俄国军队逮捕后，经历了绑架、囚禁和威胁，不得不和勃烈日涅夫谈条件，最终才得以回到布拉格。他在广播电台发表讲话，但是他说不出话来，他喘着气，句与句之间有长时间的令人窒息的停顿。在我看来，这个历史插曲所暗示的(而这个历史插曲也被彻底遗忘了，因为两个小时以后，电台的技术人员被迫做了处理，剪去他讲话中沉重的停顿)，是“衰弱”。作为生存基本范畴的衰弱：“遇到更为强大的力量时，人总是衰弱的；即便拥有杜布切克那样健壮的身体。”特蕾莎无法忍受这样的衰弱场面，她感到厌恶，感到受到了侮辱，情愿移民。但是面对托马斯的不忠时，她却像面对勃烈日涅夫的杜布切克，无奈而衰弱。您已经知道何为眩晕：眩晕是沉醉在自己的衰弱中，是一种无法遏制的坠落的欲望。特蕾莎突然明白了她“属于弱者，属于弱者的阵营，属于弱者的国家，她应该忠于他们，因为他们都是弱者，因为他们弱得说话都透不过气来”。沉醉在这衰弱之中，特蕾莎离开了托马斯，回到布拉格这座“衰弱之城”。这里的历史环境不是背景，不是衬托人类遭际的装饰，而是一种扩大化了的生存遭遇。
同样，在《笑忘录》中，布拉格之春事件也不是作为政治-历史-社会的背景来描述的，它是基本的生存遭际：人(一代人)在行动(革命)，但是他的行动不属于他自己可以控制的范围，不听从于他自己的意识(革命在蹂躏，屠杀，摧毁)，因此需要弥补，需要驯服这失去控制的行动(一代人建立起了反对和改革运动)，但是徒劳。我们从来都不能弥补已经脱离我们控制的行为。
萨：这让我们想起了您一开始谈到的宿命者雅克的遭际。
昆：但是这一次牵涉到集体的，历史的遭际。
萨：读懂您的小说，了解捷克的历史是否重要呢？
昆：不。所有应该知道的，小说本身都交代了。
萨：阅读小说不要求任何历史方面的知识吗？
昆：这里牵涉到的是欧洲历史。公元一千年至今，它都只是我们共同的惟一的遭遇。我们都是其中的一部分，我们所有的行动，个人的或是国家的，只有置于与它的关系之中才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我可以在对西班牙历史一无所知的状态下读懂《堂吉诃德》。但是我却不能在对欧洲历史遭遇毫无概念的情况下，比如说对这个骑士的时代，对骑士爱情，对中世纪到现代社会的这个过渡毫无概念的情况下读懂它，不管这个概念是多么宽泛。
萨：在《生活在别处》里，雅罗米尔的一生的每一阶段都会与兰波、济慈和莱蒙托夫等人的生平片段相连。布拉格的五一游行也和巴黎六八年五月游行穿插在一起。就这样您为您的主人公建立了一个囊括整个欧洲的广阔舞台。但是，您的小说还是发生在布拉格。它在一九四八年捷克共产党军事叛乱时达到顶点。
昆：在我看来，这是纯粹的关于欧洲革命的小说，是欧洲革命的浓缩。
萨：欧洲革命，这军事叛乱？而且是从莫斯科进口的？
昆：无论多么不真实，这军事叛乱曾经被当成革命来看待。今天，在我看来，它的浮夸、幻灭、思考、姿势和它所犯下的罪恶都是欧洲革命的滑稽的浓缩。就像是欧洲众多革命滑稽的延伸和完成。如同这部小说的主人公雅罗米尔，作为维克多 · 雨果和兰波的“延伸”，他就是欧洲诗歌滑稽的完成。《玩笑》里的雅洛斯拉夫延伸了那个时代正在消失的大众艺术的千年历史。《好笑的爱情》里的哈维尔医生是在唐璜已经不复存在的时代里的唐璜。《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里的弗兰兹，他是欧洲左派伟大的进军可悲的绝唱。而特蕾莎，躲在捷克一个荒芜的小村庄里，不仅远离了祖国的公众生活，更是远离了“人类，‘所谓的大自然的主人与所有者’继续前进的道路”。所有这些人物不仅在完成自己的历史，更是在完成欧洲种种遭遇的超越个人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