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5期
叶罗费耶夫小说两篇
作者：维克托 ． 叶罗费耶夫
星期五那天我附庸风雅，假充绅士，和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德国作家休特 · 格拉斯在“中国飞行员”餐馆一起吃晚饭。我们一边喝伏特加，一边品尝蘑菇和其他种种俄罗斯的美味佳肴，不一会就谈到了有没有上帝这个题目。格拉斯是加缪“荒诞”哲学的老式信徒，他坚信我们全都是徒劳地往山上推石块的西西弗，可是我知道上帝是存在的。他对我大光其火，因为他早跟“精神上的知音”、相交三十四年的精神情人彻底决裂了。我越是激昂慷慨地证实自己的观点，格拉斯越是坚信自己的无神论。后来发生的事情我已经模糊了。只记得这位情人突然出现在我们对面的桌子旁，开始要我们交出住房的钥匙，这比加缪还荒诞，因为她本来不打算住在那儿。与这件荒唐事相联系的是，美国驻莫斯科大使的翻译斯蒂夫突然不期而至，他居然和餐馆的总管伊丽娜 · 鲍里索芙娜跳起舞来。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蒸发了。而摆在我面前的，是要思考存在的不可纠正性。
假如我不是醉得那么厉害，那么我会拒绝的：一位无比青春的女郎把我拉到跳舞的人群中。她不像我生活中的那些女人对跳舞非常在行（我碰到的都是些善于跳舞的女人），充满了热情，而是故意模仿生活的舞蹈，置身在外，没有激情。我们周围空出了一大片地方。她盯着我看，仿佛要把自己的精力转移到我身上。我大汗淋漓，开始清醒，我已经欲罢不能。
将近天亮的时候我们三人走到街上：斯蒂夫、我和她。我们商量上哪儿去的时候，莫斯科开始变得美丽起来：太阳升起来了。我们在斯蒂夫那儿把他这位单身汉储藏的食品一扫而光，然后跑到商店里吃了早饭。我伸手拉她。
“不行。”任卡说，口气生硬却又友善。她留下来睡在客厅的沙发上。在上帝的办公室里，我的个人证件已经转交给了新的官员。
她的电脑知识不仅局限于杀死神龙。我的手提电脑出毛病的时候，任卡就拿去修理，像哄孩子似的嘴里说着亲切的话语。她的脑袋像一个“装配中心”，是混合了青年技术人员使用的英俄语计算机术语、蜜蜂叮了她肚皮的梦境、幻觉、破坏活动、技术进步、新款汽车的大杂烩。她轻轻地哼着关于神奇的酸奶酪的歌曲，经常玩弄文字游戏，就像莎士比亚笔下的那些主人公。这位受天上人间两个世界和市场经济的能量控制的神秘婴儿，经常为我朗读消费清单，其中包括奎宁水、饺子、巧克力酱、汤之类的食品，还有根据广告挑选的电影和话剧。她什么都想进行比较和选择。“第七大陆”商店里那一大溜瓶装意大利橄榄油使她兴奋的程度不亚于摇滚音乐会。她不知疲倦地将生活分门别类，这也许是她这一代人生活的目的，他们不喜欢至今还没有得到清算的俄罗斯现实。
任卡分不清高雅文学和低俗文学的区别，既读《神曲》，又看鲍里斯 · 维安的作品和免费赠阅的《顾客》。她的藏书五花八门，既有萨满教的书籍，又有护理指甲指南（根据季节不同她把指甲染成不同颜色），还有法文版《罗宾逊 · 克鲁索》（她在中学里学过一点法文）。任卡认为俄罗斯有许多“废话”，每当我长篇大论的时候她就生气。她讨厌“悒郁”——那种毫无出路的状态，也就是知识分子引以为荣的东西，她也讨厌免费的自助餐——贪吃的记者们享用的那份乐趣。世界始于她的内心，而不像知识分子习惯认为的那样始于个人意识的大门之外。她的审美观有着欧洲的渊源，但是她用筷子吃法国西红柿沙拉，更不用说米饭了。她脖子上挂的是西藏银项圈。她不喜欢现在的警察，但是她认为应该用人道主义的态度对待每一个警察。
吃晚饭的时候或者我们坐在汽车里的时候，任卡就给我说种种笑话。她记得成百上千的笑话：关于孩子，关于俄罗斯新贵，以及最黄色下流的。她说这些笑话的时候还伴有演员的表情，就像俄国诗人朗诵自己的诗作。她肚子里储存的那些笑话说完之后将会怎样呢？她是笑话之王，她像一架绞肉机那样绞烂俄罗斯的现实，让它变得容易消化。
任卡骂人的时候不喜欢俄罗斯的脏话，而宁愿使用英语中的脏话。她指称自己和我的生殖器的时候用的纯粹是下流话。如果说我的前情人阿加塔一听说“性交”这两个字就浑身不舒服，那么任卡恰恰喜欢这两个字，不喜欢比较婉转的“上床”。脏话作为被禁止的独立题材，将在任卡这一代身上消亡。
任卡和阿加塔都是乡下人。阿加塔来自捕鱼为生、鞑靼人聚居的阿斯特拉罕。任卡的父母至今还在克里米亚捕鱼。她们很少给父母打电话，即使打电话也很简短，报喜不报忧。她们俩的父亲都没有工作，都是酒鬼，任卡的父亲总共才剩下四颗牙。她们在莫斯科站住脚跟很不容易。都经历了没有房子住、没有钱花、饿肚子、碰到坏人这样的过程，最后靠关系通路子达到了懒散的莫斯科人望尘莫及的能源系统的生活水平。任卡的同班同学至今还能回想起她当初像贵族小姐那样沉默寡言、脸色苍白、坐在费奥多西亚滨海公园看书的形象。后来她的脸皮变厚了。她们俩都厚颜无耻地认为“男人应该买单”。我们相识初期，任卡在考虑她为什么需要我的时候就是这么说的。我们彼此差点儿建立起一种供养关系，但是靠爱情刹车了。“那是因为我绝望了”——她后来辩解道。
阿加塔想征服世界，但是她的地理知识很糟糕。我带着她到了旧金山之后，她朦朦胧胧地知道我们是在太平洋岸边。任卡与地理密不可分：克里米亚这一小块地中海文明的偏僻之地，她觉得比纽约和柏林更亲切，希腊比拜占庭更亲近。她像卡谬早期的作品，浑身充满了大海、风、草原上的枯草的气息。克里米亚成了外国的领土，这并不重要。如此莫名其妙地分割苏联帝国，她并不感到不安。
对她们来说，金钱类似美貌，也是一种“可怕的力量”。一位在各个窗台上摆上零钱，想用小钱把大钱引进家门；另一位怀着相同的目的向月牙儿展示钞票。她俩都相信，如果不关上抽水马桶的盖，家里就不会有钱，她俩都对古典音乐无动于衷。阿加塔无论如何也想不起法国革命的大致日期；任卡怀着一种轻蔑的态度认为拉季舍夫是靠沙皇政府豢养的。不仅如此，任卡坚信希特勒1941年在红场上检阅了德国军队，接着就发生了一场大火：在她的历史几何学中拿破仑和希特勒合而为一了。她们很少说“谢谢”和“对不起”。就像俄国人说英语的时候很少使用冠词一样，因为他们的母语里没有冠词。
阿加塔她们这一代人征服莫斯科靠的是“兴高采烈地”违法乱纪：制造假证件，假结婚。胆大妄为、来自阿斯特拉罕的拉斯蒂尼到处撒下智慧和欺骗之网。这个既有信仰又违背信仰、既害羞又不讲道德的女人什么都想得到：金鱼、鸡巴、拖拉机。我佩服她的气魄。当我称她是我“忠诚的伴侣”时，她扭动着身体，沉着个脸，说话吞吞吐吐，因为说谎而成了一条虫；任卡成了一件没有钮扣的婴儿反穿衣。任卡是这个暂时几乎无法无天的国家中遵纪守法的第一批幼苗。在加油站她要求开具发票，她痛恨盗版的录像带，绿灯亮了才拉着我的手穿过马路（她的第一个孩子被汽车撞伤后死在医院里）。跟她在一起我对俄国的进步会抱有一种朦胧的信任。
鞋子和爱情之间有什么共同之处？——老茧。还有更重要的呢，任卡赶紧补充说，只有爱情割断的时候你才会明白自己爱得多深。任卡的衣柜像她的藏书那样充满了折中主义色彩：牛仔裤、宽大的衬衣、黑色和白色的文化衫、美国式的格子衬衫、和她的长腿相配的长裙、银色的高跟鞋、老式的二手货大衣、俗气的深红色旅游鞋。至于胸罩么，那么连小巧玲珑的阿加塔也是不戴的，可是她从来不脱内裤，即使上床睡觉也不脱（白色内裤上沾满了黑黄色的狗毛，那是她那条唤作克里斯蒂的叭喇狗掉的），因此有时候我叫她难民。即使我们一起去法国大使馆赴宴时任卡也不穿内裤。这不是莫斯科同性恋的标志，也不是色情狂的打扮，只是她“不想穿”。
“那么她冬天穿什么？”安得烈 · 沃兹涅先斯基知道她这个特点之后不安地问道。
“什么也不穿，安得烈。”我的回答令诗人大为失望。
有一次阿加塔想惹我生气，她大声喊道：“打倒文学！冰鞋万岁！”可是她始终没有学会溜冰。任卡就是一双名副其实的冰鞋。我和阿加塔从来没有进过教堂。我开始跟任卡一起生活的时候，她问我：“咱们上哪一个教堂？”
“东正教的还是天主教的？”
“不，我说的是远近。到大斋戒期间我想守斋。那多好啊！”她兴奋地说，“不性交，不看电视，不读逗乐的书！”
玩斋戒是她人生游戏的一部分。我跟阿加塔经历了“专业”交往的爱情阶段，几乎就是一本生产小说。我的弟弟也碰到了这样的情况。这是人生的校对时代，战友时代，说实在的，这样的战友也可以是男人。阿加塔这位“理想读者”快速浏览电脑屏幕上的文章或者目不转睛盯着喜欢的段落的时候，往往为我的文本内容而“操心”。任卡觉得重要的是最后结果：可以得到多少稿酬。任卡是个疯狂购买的顾客，又是漫不经心的售货员。而阿加塔恰恰相反，她出售自己值钱的东西。我们恋爱的初期，她把自己围着细软卷曲的阴毛的耻部卖给了我，只象征性的收了一个卢布。她是个领袖人物，始终在盘算谁还欠着谁的钱。这是俄国女权主义运动的第一批民兵，她们学会了赚中产阶级的钱，拥有了施展爱情的权利。阿加塔成了一份杂志的编辑之后，她认为生活就像电影，而真理就是好莱坞的个人主义，就是轻松地作出独立的决定：按照美国文化依样画葫芦。阿加塔像那些她都能叫出名字的电影演员那样眯起眼睛跳过深渊，但是过后又懊悔不已。我们分手的时候我把整整一袋过期药扔了。她能写些不错的短篇小说，像她的生活那样的既透明又模糊。有时候我觉得她发疯了。也许这是最后的一代文人（任卡喜欢看书很可能是一种例外）：她带着书上卫生间总要待上很久（基本上看的都是实验派诗人的作品）。阿加塔对她处在我的庇护之下而感到忐忑不安，她很想出人头地，实质上她是我喜爱的一只“猴子”。有一次她说：
“在你身边我失去了自我。我确实是个讨厌、任性、凶恶的女人。”
我那古板的妈妈不喜欢阿加塔，尽量不让我和她一起到父母那儿。她教养很差，不懂什么礼节：她不会使用刀叉，吃沙拉的时候用刀塞进嘴里。
“没关系，妈妈，”我安慰她，“她吃饭的姿势像巴黎人。餐具摆得整整齐齐，腰板挺得笔直。”
但是妈妈还没有看到任卡就已经吓坏了。“只有那些坏女人才跟岁数大得多的男人上床，你今年多大了？”妈妈突然沉思起来。她在“商人”杂志社会版上看到，任卡参加艺术展开幕式的时候穿着破的连裤袜，长长的球衣上系着一条围巾。
“怎么，你没有钱给女孩买新的连裤袜？”
“穿破袜子是她精心策划、别出心裁的行动。”我勉强辩解道。
阿加塔把一些可怕的东西带到了我家里：带电池的黑色塑料闹钟、紫色的漏勺、运动鞋式样的便鞋。家里的一切都乱了套。从此以后可以为所欲为，对肮脏也可以熟视无睹了——打扫卫生的清洁女工不由得皱起了眉头。阿加塔我行我素，她不管年龄，像卓别林那样穿衣：袖子长得罩没手指，胸部露在衬衣外面。戴的饰物看上去非常可笑。裤脚管窄得像小丑表演。整个儿是个稻草人。一会儿精力充沛得像浸入水里的泡腾片那样吱吱的直往外冒，一会儿无精打采地呆坐在厨房里，脸色黄得像烤熟的安东苹果。有时候站在浴室里可怜巴巴地用毛巾捂着胸口。
“你怎么啦？”
“没什么。”
她们这一代人已经未老先衰。腐朽了。
阿加塔这块磁体本身就是两极对立的。这是一个强大的磁体。阿加塔属于内心矛盾、试图砸烂种种虚伪的禁忌的那一代人，一切都暴露无遗：可以随便杀人、偷盗、性交、亵渎神圣。强盗成了潜意识的偶像。任何一个事件都有不计其数的版本。就像电影《拉秀蒙》。什么都是版本。生活本身也成了一种版本。阿加塔摇摆不定，始终两头不落实：既享受现在的舒适又怀念童年的美好；既慷慨大方又斤斤计较；既对政治性辩论感兴趣又热中于“列宁格勒演唱组”；既富有母爱又恨母爱；既热烈盼望世界末日的到来又为俄罗斯较快地克服了金融危机而高兴；既向往精英阶层又厌恶他们。
将来有朝一日准会在莫斯科市中心捷尔任斯基纪念碑的地方竖起卡洛斯 · 卡斯塔涅达的纪念碑，周围放满了铁制的仙人掌——这位一半是哲学家一半是魔法师的人将80—90年代的俄国青少年从唯物主义的压迫中解放了出来（阿加塔和任卡都是他的崇拜者）。新的形象自发地形成了，不取决于国家的意识形态。阿加塔这一代人学会了给自己“确定立场”——这是当代俄罗斯人众口一致的基本词汇。自己确定立场使这一代人成了当地生活的界碑。在此之前俄国人不知道自己是谁，为什么活着。阿加塔的理想是获得成功。最初的感受是发现了成功这个概念，从二十世纪初以来这个概念第一次得到了正面的解读。那些被阿加塔欺负过的不怀好意的人骂她是“精明的傻比”，她准备不讲人性，甚至踩着别人的尸体，如果为了成功需要这样做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