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6期
略萨散文四篇
作者：马里奥 ． 巴尔加斯 ． 略萨
他的讲座结束时，我没有走过去问候他，也没有对他提起已经流逝的我们年轻时代的岁月，那时各种观念和书籍令我们兴奋，他还相信我们的存在。
爱德华兹和他的《不受欢迎的人》
我是在六十年代初认识豪尔赫 · 爱德华兹的，当时他刚到巴黎担任智利大使馆的三秘。那时他已经发表两本短篇小说集（《庭院》和《城市人》），并开始写《夜晚的分量》。我们成了很好的朋友，几乎天天见面，在一起交换关于我们正在写的长篇小说的情况，不知疲倦地谈论文学。谈到某些作品和作者时，我们的看法常常有分歧，这使我们的交谈更富有刺激性，不过我们也有许多不谋而合的地方。一个就是对文学的崇拜。这种快乐推动我们去参观作家们的故居和展览馆，仔细察看他们的衣物、用品和手稿，参观时我们总怀着好奇和尊敬的心情，就像其他人触摸圣徒们的遗物时一样。我们经常利用星期天去进行这种旅行：从位于帕西的巴尔扎克的故居到位于埃迈诺维尔的卢梭墓地，从克鲁瓦塞的福楼拜别墅到帕斯卡尔的波特——罗亚尔苦行僧修道院遗迹。
另一个一致之处是古巴。我们和古巴革命的联系既无限又难以说清，差不多跟宗教一般。我奉行的是我行我素，但是对他来说却意味着危险。我记得在某年的1月1日或7月26日我们沿着福奇大街上行去古巴使馆准备忍受革命的鸡尾酒（像反动派一样软弱无力）时，我曾问他，如果突然失业他会不会感到不安。因为在那段时间，智利跟古巴尚未建立外交关系，菲德尔多次破口大骂爱德华多 · 弗雷总统。爱德华兹用一句漫不经心的话承认危险是存在的。但是他没有改变他的想法，他那种高雅的冷漠表情，连同他的姓氏和散文修养，赋予他一副模糊的英国人的派头。在那些年间，尽管他的职务不高，我还是看见他在《世界报》社签署有利于古巴的宣言，公开为萨尔瓦多 · 阿连德第三次竞选总统奔走，请求欧洲的艺术家和作家们给予支持，他还担任《美洲之家》杂志评奖委员会委员。过了一段时间，在比尼亚·德尔·马尔召开的一次文学代表大会上，我听见他发言，主张作家面对政权必须保持自己的独立性，政权必须尊重作家的独立性。
然而，不要认为他是个不够格的外交官。完全相反。他“跑”的速度很快，他的工作效率能够使他的上司在那个时期面对他的放任行为宽厚地视而不见。简单地说，他是一位靠当外交官维持生活的作家，而不是一位靠写作谋生的外交官。其间的区别不是学术上的，而是实实在在的，因为正是两种人之间一种人对另一种人的那种优越性，那种一清二楚的级别，才使豪尔赫 · 爱德华兹首先能够生活，然后方可写作，把他在《不受欢迎的人》中讲述的经历公诸于世。
出版这本书要比撰写这本书需要更大的勇气，这是由该书的性质和它产生的政治时刻决定的。《不受欢迎的人》在拉丁美洲为左派知识分子打碎了一个极其神圣的禁忌：古巴革命碰不得，不可以大声地批评它，谁要是这么做就会自动地充当反动派的同伙。豪尔赫 · 爱德华兹的讲述是从左派的角度对古巴革命的重要方面进行的一种严肃批评。“左派”这个术语被糟蹋了，今天它可以指任何事情。我的意思是说，《不受欢迎的人》的批评虽然很尖锐，但是它的基点是赞成古巴革命和社会主义，承认革命为古巴带来的利益比造成的损失大得多，并且明确地反对美国帝国主义。显而易见，右派不喜欢这本书（皮诺切特政府撤销了爱德华兹的外交职务，因为他揭露过反对阿连德的军事政变，并且急忙禁止《不受欢迎的人》在智利流传），至少在拉丁美洲占多数的伪善的左派也不喜欢。但是实际上，这种情况也许并不使这位平静的游击战士感到恼火。相反，在那样的时刻出版这本书却很严重，因为智利发生了军事政变，巴西、玻利维亚和乌拉圭等国的、几乎四面八方都有的极权制度联合起来，使拉丁美洲的进步事业遭受了巨大挫折。拉丁美洲的政治背景可能引起对这本书的意图的严重误解，为不良企图提供众多的根据。当左派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团结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的时候，一本可能引起争论的书不会引起左派队伍的分裂吗？
豪尔赫 · 爱德华兹想进行这种冒险，是一个功绩。仅仅这本书的存在就提出了一个勇敢的建议：拉丁美洲的左派应该打破秘密的圈子，驱散它那种对一贯的真理和虚假的教条的信仰气氛，用文明的方式解决内部的分歧。换句话说就是，不要理睬那种从思想上妨碍它弃旧图新、妨碍它接触某些问题（以免给敌人提供武器）的恫吓。爱德华兹的书立足于最优秀的社会主义传统，今天趋于被遗忘的批评自由的传统。马克思和列宁即使在工人运动最困难的时期也公开进行内部批评，他们确信，闭眼不看本身的弱点比讨论它们更会削弱社会主义。
爱德华兹为他的陈述选择的形式介于自传和随笔之间。像他自己说的，它属于从前在智利曾经大放光彩的文体：即记事体。爱德华兹讲述了他的疑虑、趣闻和不安。他的散文清澈、诱人、古朴、奔放、直截了当、清新、诚实，不回避可能使他的看法变得一般甚至受到非议的事件和情况。这本书既是一份证明材料，也是一部思想录，无疑后者要比前者更重要。在实际上已被取消了特色、独特语调和疑问的拉丁美洲的政治著作中，他用来考虑他遇到的事情的自由方式是无限的，令人鼓舞的，完全异乎寻常的。在爱德华兹的书中，他讲述的一切都和叙述者的具体经验相联系。正是这种个人经历确立了他的思想，或使他的思想引起了争论。在谈论一本在很大程度上是一本政治性的书时，引人注意的、无疑也是健康的内容是，书中提出的疑问比肯定的东西多。爱德华兹怀疑它周围发生的一切，怀疑他所怀疑的事情，这使他的一位中伤者断言，《不受欢迎的人》是一部临床文献。是的，在一定程度上说，的确如此。这本书对古巴制度所做的批评的最大分量也许就在于此：它在作者心中激发出一股热情，在短短的三个半月中他一直怀着这种热情。
这本书描写了他作为商务参赞在古巴度过的三个月。他被人民阵线政府派去恢复智利根据美洲国家组织的决定中断的关系。所有的问题都是从他作为作家和外交官的双重身份产生的。为了使他的作家身份合法化，他在哈瓦那保持着甚至进一步加强了同一群作家的友谊。而那些作家，由于各自的独立自由、保守或批评的态度而受到官方的歧视。这种关系和爱德华兹本人的为人，使他先是受到官方的怀疑，随后又受到官方的敌视。
毫无疑问，《不受欢迎的人》所讲的故事是微不足道的，有限的，犹如一阵“政治性文学”的浪花，归根结底，是雷声大雨点小。这本书，并不像某个呆子说的那样是对古巴的攻击。书中包含着对往事的怀念，对人和事物的爱，和对古巴革命的重要事件的爱，这一切赋予此书以朋友的批评的性质，这完全不同于敌人的攻击。另一方面，书中最有趣的人物，故事的真正英雄，并不是埃贝尔托 · 帕迪利亚①，而是菲德尔 · 卡斯特罗，那个不知疲倦的巨人，他以令人嫉妒的无拘无束的方式活动、做决定和发表意见。他那种直截了当、无所顾忌的作风，运动员的样子和感染人的力量，《不受欢迎的人》都出色地给予了再现。
这本书特别令我感动。在古巴革命前，我从没有对一个政治事件有过这么强烈的热情和同情。我确信，将来也不会有。对我来说，古巴是第一个真正的证明，它证明社会主义可能成为我们美洲国家的现实，它尤其证明，社会主义可能是一种财富再分配的合理形式，一种和自由共存的社会制度。
1974年10月于利马
出笼的野兽
我厌恶关于罪恶和灾难的报道。虽然我是报刊杂志的贪婪的读者，但我总是跳过它们。但是这一回我却跟大不列颠所有的人一样，既困惑又着迷地关注沃尔顿——利物浦一个普通郊区的少年杀人犯的故事。
博比 · 汤普森和乔恩 · 维纳布尔斯，两个孩子都十一岁，在学校是因打架斗殴、调皮捣蛋而无人不晓。二月十二日早晨，他俩没有去学校上课，而决定去斯特兰德商业街闲逛。就像过去干过的那样，他们除了好奇地浏览橱窗里的商品外，还进大百货商场小偷小摸，把偷来的糖果、各种小物件、绘画用的小盒装满了衣袋。在游逛中，他们遇到两岁的男孩詹姆斯巴尔杰。小孩儿的母亲去买东西了，一时没有留神，他们乘机把他带走了。但是他们不曾想到的是，警察为抓盗贼而架在街上的一台摄像机把他们拍了下来。他们先是带着小詹姆斯在一座水塘边上走，大概想把他扔进水里淹死。但是他们随后改变了主意：把他带到铁路旁边的一个小峡谷，在他脸上乱涂乱画了一通，接着对他拳打脚踢，用砖头砸，用铁棍打，等他昏死过去后，便把他抬到铁轨上，不一会儿，一列火车把他轧成了两半儿。
无论博比 · 汤普森还是乔恩·维纳布尔斯，两个孩子都不正常；心理医生检查的结论却是，尽管他们的性格难以驾驭，但是他们的人品属于不好也不坏的那一类，是正常的少年儿童。两个孩子来自父母离异、经济拮据的家庭——其中一个孩子的母亲还是酒鬼。在警察询问时，乔恩哭过好几次，说他后悔干了坏事，恳求让他回到母亲那里去。但是博比却保持沉默，一声不响，好像对面前的一切都无动于衷。但是据说，在被警察查明是杀人凶手之前，他曾买了一朵玫瑰放在他们把詹姆斯杀死的地方。
整个社会被这桩可怕的故事激起的情绪如此高涨，是不多见的。所有的阶层都不停地谈论发生的事件，指出谁应该负责任，要求采取有力的纠正措施。问题何在或责任归谁呢？尽管所有的人似乎一致认为悲剧的根源是社会，不是个人，但是还是排除了年幼的博比和乔恩，指出了真正的罪魁。内务部长迈克尔·霍华德挑起了一场争论，因为他声称，天主教会有一份错误，因为它放弃了教育青少年区分善与恶的使命。英国国教的牧师和大主教们急忙回答了一个事实：他们曾大声疾呼，教育青少年学会区分善与恶，但是新一代的男孩和女孩不听他们的说教，虽然来听讲话，但是一点也听不进去。
莫兰法官负责审判工作，他在讲话中暗示，音像制品的暴力场面可能对少年杀人犯有影响。不久前，围绕一部电影——《儿童游戏之三》发生过一次论争。影片上有一组镜头表现折磨人和杀人的情景，和那两个孩子的行为相似。作案之前，乔恩 · 维纳布尔斯看过此片。考虑到这一点，大约一百位工党和保守党的议员提出了一项法律草案，用以限制销售和从电视上彻底根除“含有极端暴力和明显色情场面”的带子。这项提案受到影片分类委员会主席詹姆斯 · 弗曼的批评。他这样说：“这些议员不知道在联合王国，影片是受到特别严格的审查的。”
当然，否认某些社会集体——经济、宗教、文化或家庭对个人行为的影响，也许不明智。一个人出生和成长的环境，所受的教育，谋生（或勉强生存）的方式，等等，是理解其行为的真正有价值的材料。但是从这一点出发解释一切，总是不够的，而且常常不真实。因为社会因素也是一个骗局，一种烟幕，它冲淡和扭曲人的现实，不能用它来说明那些异常的行为，而那些行为恰恰违背了普通行为的规范，以其异常和极端的特点使我们感到困惑、惊讶或恐惧。
为了理解博比 · 汤普森和乔恩 · 维纳布尔斯的野蛮行为（尽管他们年纪很小），重新读一读威廉 · 戈尔丁 1954 年出版的长篇小说《蝇王》也许更有用处。这部美丽而可怖的小说讲述一群有教养的学生迷失在一个荒岛上，倒退到文身、神奇的礼仪和邪教学说，最后杀死了他们中的一个人。此作出版时，由于孩子那种不冷静的“成熟的”作为，曾受到猛烈批评。其实，此书意在反驳基督教文明的一个最顽固的神话，这个神话就是少年儿童固有的善良，一个纯洁的孩子不会去做“恶”。《蝇王》中的孩子们不坏不好，彼此并非一样；但是他们每个人身上都有某些阴暗的倾向，这些倾向受到他们周围的不安全的因素和极端的自由条件的推动和鼓舞，使一些孩子行为高尚，使另一些孩子像杀死小詹姆斯的那两个男孩一样行为残暴。
乔治 · 巴塔耶像对社会禁止的一切一样，他对“恶”特别着迷，他说这是受弗洛伊德影响所至。他在他的一篇非常优秀的文章中试图解释法国元帅、胡安娜 · 阿尔科的男友吉勒斯 · 德 · 雷斯现象，此人在供述了一系列令人迷惑不解的凌辱和杀害孩子的罪行后被烧死。巴塔耶在文章中说明了雷斯犯罪的社会背景。没有这种背景，雷斯的罪行便不可能。战争实践加强了他对血与死的嗜欲。他的权势和运气至少有一段时间使他有机会把他的残忍幻想付诸实际。但是巴塔耶也说明了这种“社会”解释的局限性：在法国中世纪，有许多无所不知的军人和贵族，但是其中只有一个犯了吉勒斯 · 雷斯的罪行。在他的文章中，最令人困惑的不是一个邪恶的布列塔尼人的性变态造成的众多无辜者丧生的场景，而是发现了那个怪物的“人性”，或者像巴塔耶写的那样，人是一个笼子，笼子里关着一头野兽，一旦被放出来，就会造成灾难。
的确，自由的后果之一就是这种笼子在受到审查和压制的封闭社会中可能更容易被打开。但是在这种社会中，恰恰由于对人的行为实施的禁止和约束，另一些野兽就从洞穴里跑出来为所欲为，也造成了巨大灾难。而这种社会总是在人类中间激起争取自由和享受自由的不可抑制的渴望，为此人们甚至不顾任何危险。到现在——现在也许比任何时候——更加明显，计算起来，自由所带来的好处远远超过了坏处。
但是不应该忘记，自由带来的坏处也是应该与之进行斗争的现实。但是有一个大问题，谁也找不到满意的解决办法。这个问题就是，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暴力行为不断发生。想证明利物浦的两个男孩在影视的影响下折磨和杀死了小詹姆斯，不是不可能，但是十分困难。然而，如果认为大量的暴力事件的发生仅仅是一种影响而绝不是社会上产生的问题的原因，也是不正确的。实际上，两者之间互相影响，彼此为对方提供了营养。这一点似乎很难否认。
没有阻挡自由泛滥的牢固堤坝，没有引导它有利于人类的严格批评，作为创造力源泉的自由，很可能变成对人具有破坏性和毁灭性的工具。在当今放纵的社会中，过去存在的许多平衡因素——宗教、文化、尊重精华、常规、社会偏见正在消失，或者失去了作用，在许多情况下，这对人类、对正义、对自由是一个进步。但是，没有什么取代它们。在我们所生活的这种放纵的社会中，巴塔耶作比喻的笼子已经大敞四开，野兽在街上自由地活动，没有人驯服他们。
（责任编辑 傅石球）
① 古巴诗人，因思想“反动”而受到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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