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4期
在德忆往（节录）
作者：袁志英
和布列塔尼、科西嘉，还有爱尔兰相比是不恰当的，因为缺少基础，缺少直接明确的目标。对于布列塔尼来说是文化独立的问题，对科西嘉来说是政治独立的问题，而对爱尔兰来说则是在社会主义的标志下重新统一的问题。人们有权提出这些目标，也可以努力去实现这些目标。如果说到恐怖主义分子，可不要忘了本世纪最受尊敬的最有威望的国务活动家和政治家之一，那个瓦勒拉①，他曾出任爱尔兰共和国总统，几次出任总理，而在60年之前他曾是英国历史上最为厉害的恐怖主义分子之一，不过不同的是，对于巴德尔-迈因霍夫集团的纲领来说，这本是迈因霍夫的纲领或者说是马勒尔纲领。在我看来，在我们这里永无实现的可能性。这又得好好谈谈1933年之前，1933年之后，1945年之后，德国工人运动令人气馁的经验了，这可说来话长，与巴德尔-迈因霍夫有关的东西还需要加以说明。
不过对于我们，可说是无政府主义和恐怖主义在联邦德国的发展尚没有进行客观理智和历史地分析。我希望有一批年轻的历史学家对这一切都要加以再现，从当时几乎完全由施普林格报业托拉斯所控制的柏林的第一次游行做起。柏林甚至完全另外一种样子。在联邦共和国也有施普林格的报纸，不过也有其他的报纸。而在柏林，我相信，80%的报纸属于施普林格的。
拒绝谦虚
勒：海因里希·伯尔也关心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作家的物质状况。在您的国家里作家的生活如何？好还是坏？作家有无可能挺身而起反抗出版社、反抗新闻界、反抗广播、反抗电视而维护自身的利益？您是作家协会的奠基人之一，并担任国际笔会的主席之职。您在题名为《谦虚的终结》的演讲里您到底想要说些什么？
伯:国际笔会和作家权益的事毫不搭界，不过它在国内外和在各个作家协会合作中，它支持它们。我在联邦共和国根本就没做什么事，我的那篇讲话旨在澄清几件具体的事。一本书一旦杀青，便成了赢利的商品。人们对文学谈得很多，谈了很多形式上的问题，这很好。可我不信，作家在写点什么的时候，写一首诗或一部小说的时候，有很多人在想着经济利益，可是一部稿子摊在出版社的桌子上并被接受了的时候，那么它便成了赢利的工具。
我恰恰发现，我已经发现，作家所得经济利益的份额太低。作为社会伙伴的作家对一切逆来顺受，太过谦卑。首当其冲的乃是翻译家。我译了很多东西，我妻子译得还要多。我们常常有这样的经历∶得到一次性的稿酬，译文后来成书之后大获成功，可再也没有分文的报酬。这里可能也是这样，这是国际性的现象，付给翻译家如此低的报酬简直是犯罪。这种状况使得翻译质量降低，我这样说是言之有据的，应让一个国际组织来审查翻译事宜。对于诸如此类的事，我干脆研究和分析了一番，并搞来了有关的资料，在建立作家协会时我曾提到了这些事情。除此之外也没有做什么。这些社会政治方面的认识后来被德国作家协会所接受。狄特·拉特曼，此人代表社会民主党被选入议会，他要对此仗义执言，他一直坚持不懈地要求付出书钱！
向世界开放的文学
勒：我想，您还想再谈谈纳粹时代和战争。德国在当时是一座监狱。您无法离开您的国家，如果您能离开的话，那您是作为士兵，作为那时所说的“解放者”离开的。当时您对所谓的自由世界一无所知。可您，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您在您被禁锢的“监狱”中能够阅读被禁作家所有重要的作品。这怎么是可能的呢？您必定冒着风险？
伯∶不，这是误会。这些作家我并不是在战争结束以前阅读的，只是在战后我才知道了这些作家的。普鲁斯特我是在1936年阅读的，1937年或者1938年我想有了本亚明的译本。而所有其他作家我都是战后才读的。作为士兵我在法国的时候，有时可以买些东西。比如说在巴黎的一家旧书店里我买了托马斯·曼的作品，可没想到是《一个非政治人物的观察》，这在那时，在1942年，我对其所宣扬的奇怪的民族主义和普鲁士主义是不会感到敬佩的。
卡夫卡和乔伊斯我是在1945年或者是在1950年才读的。1945年以前人们所有的或者所能得到的仅仅限于古典作品，并且书总是很贵。不过我还记忆犹新，比如说我是在战争中读的克尔恺郭尔，在外当兵的行囊里有日记，有几本小书。我根本不知道，克尔恺郭尔是否遭禁，不过对此我从来就不感兴趣，就像天主教禁书目录不使我感兴趣一样。
我们阅读了俄罗斯的古典作品，法国的古典文学，读了福楼拜。然而了解1933年至1945年间在德国以外的世界文学是1945年以后的事。这德国以外的世界文学在当时起了一种解放性的作用。我相信，如果不知道加缪和萨特，还有卡夫卡、海明威和福克纳对于我们所具有的意义，那也就不能理解德国战后的文学。我曾从另外的角度说到法国天主教作家的解放性的效果，这种效果是相对的。
1945年以后，当我们不再孤立，能够阅读，能够参与德国之外在世界上发生之事，那真是一种巨大的解放。意大利作家帕韦泽①和莫拉维亚②、英国作家格雷姆·格林③真是起了巨大的作用！
肯定有人提出了世界文学的整个目录，在纳粹德国不言而喻只有特权者和知识分子的一定的圈子才能得以接触。这里还得搞清，这对苏联的情况也是重要的。在任何一个一体化的国家里，总是有那么一些人没有什么是不可以接触的，也包括被禁的文学。但是要找到一个我想阅读的作家，那么我事先对他要有所了解。也就是说，我必须有一定的信息和一定的教育，以便知道，有那么一个普鲁斯特，有那么一个格林，有那么一个海明威。这样的信息我们没有，我们当时都是青少年，我才十五岁，这您要知道。如果有人知道，在什么地方有什么样的书，即使历尽艰险也会去弄到手。这样只有精英才能接触到文学。因为作家先在那里，喜欢读他的人都能读到他，完全不应取决于他所受的教育和特权。
当然在德意志帝国中还有很多非纳粹知识分子，他们也栖身于纳粹统治集团中，或担任某一职务，或在什么办公室工作，或在国防军的最高司令部或某种没有纳粹的地方工作，他们有着足够的教育程度，以便知道，有海明威。不过我认为这没有什么意思，因为文学是为每个人而存在的，不管文学要求有多高。我不认为，普鲁斯特是个很普及的作家，但是每个人都应有可能去买他的书，去读他的书，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我们就是这样认为的，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靠的是偶然性。克尔恺郭尔的一本小开本的书就是我弟弟的朋友送给我的。后来我弄到克尔恺郭尔很多书，那可才叫艰难曲折呢。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即使在纳粹时代，克尔恺郭尔的书也照出不误，有的还附有令人莫名其妙的前言，人们还能读他的。
这种世界文学对战后德国影响的过程，我以为，尚有待于分析研究，困难就在于，纳粹时代所许可通行的文学对我们来说都没有什么可讨论的，虽则其中也不乏值得讨论的作家。开禁后的流亡文学，亦即德国文学，从图霍尔斯基到托马斯·曼，1945年后很快还有凯斯特纳，可是奇怪的是我们对此无法着手，我不知道该当如何，我不知道我的同事情况如何。后来我又读了一遍德布林，这里有重新和德国传统结合的意味。不过德国这12年使得德语有了很大的变化，不仅仅有消极方面的变化，这当中完成了非内在化的过程。流行的词语发生变化是通过难民、通过士兵、通过轰炸战争、某种玩世不恭，这首先是在德国妇女中，在所谓炸弹下的妇女中流传开来。在野战医院、在医院、在火车上、在候车室中，人们就是以这样的词语交谈起来，这绝非纳粹意义上的语言变化。
德国语言的这种变动我们也参与了，我们也经历了，这种语言也是我们的语言，它和流亡文学的语言甚少联系。流亡文学是以后的事，是在我们真正敢于适用我们自己的词语之后，这也是某些外国作家起一种解放作用的结果，这是极其复杂的过程。只是在十年前或者十五年我们才算真正地接触到流亡文学。
勒：您是否相信，盟军，占领国家在这种文化领域中起一种重要的积极作用？而且是在1945年之后立即发挥了这种作用？为了使得一直被禁文学的、哲学的、艺术的流派传播于德国，他们可说是千方百计。当然盟军的占领也带来了政治上的骚乱，盲动，失误……“再教育”首先还是必需的。不过盟军在文化领域中的活动到头来还是有益的。情况不是这样吗？
伯:情况就是这样。在占领区有着文化主权的占领国才使得这些出版物得以传播。这也是一个纸张分配的问题。美国人出版了很多很好的报纸。通过文化宫，有美国文化宫，英国的文化宫叫“桥”，还有法国的文化学院，做了很多工作，而且有着积极效果。戏剧上演，能看到电影，能借到书，书也在出版。
我还根本没有想起占领有什么消极的后果。我们是生活在英国占领区中，英国人非常小心谨慎。我们几乎看不到他们，几乎觉察不到他们。他们的存在，他们头几年关闭了娱乐场所，我觉得很正常。我从来就没有讨厌或者不舒服的感觉。相反，这使人感到很踏实。既然是占领国，它们当然也给占领区打下了烙印。这种情况也没有得到研究分析，比如说，美国文化在美战区中就占了主导地位。在法占区，法国文化大约也是如此。我还不甚了然，因为那时我很少在占领区之间穿来串去。英国占领当局在其文化宫中表现出一种令人愉快的风度，介绍作家，组织讨论，传达信息。这还真是社会学家和文化史专家研究的题目，即弄清占领国对德国的影响。这种影响肯定是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