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5期
早年的阅读与影响
作者：朱景冬／译
答：不错。不过请不要忘记，我们海边的人是世界上最痛苦的人。此外，在那个时代，还流行一些倒霉的海边人跳的舞蹈。我记得在跳伦巴舞时，我们离开新娘，坐到一个角落里，随便对某个人滔滔不绝地谈论文学，朗诵诗歌，为的是结束那种嚓嚓——嚓嚓的舞蹈声。跳舞是代替不了的，因为那是一种癖好。
问：跟现在一样，不是吗？
答：现在依然如故。另外，你也知道：在拜访朋友时，人们是很喜欢炫耀自己的。不过做得很严肃；那时我在诗歌方面想干的事情，就是现在在小说方面我已经干的事情，即寻求诗歌的出路。
问：那你是如何继续保持那种癖好的呢？
答：我从来也没有多余的钱去买书，但是总会有朋友借书给我。有一位叫豪尔赫•阿尔瓦罗•埃斯皮诺萨，如今他是若干大企业的经济顾问，跟文化界毫无关系了。那时他掌握着一家我所知道的文学大书店。他把卡夫卡的《变形记》借给了我。我回到我当时住的大学生公寓，脱掉外套和鞋子，躺在了床上。我就这样打开书读起来：“一天早晨，格雷戈里•萨姆萨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大甲虫躺在床上。”我合上书说：“啊呀!我的天，我竟不知道可以这么写。如果小说是这样的，我也能够写。”第二天我就写了我的第一篇小说即《第三次无奈》。。那些小说都包括在小说集《蓝宝石的眼睛》中，都是颇具卡夫卡特点的小说。
问：是在《旁观者报》“周末”增刊上发表的那些吗？
答：是的，请听我讲讲当时的情况吧：在那些日子里，爱德华多•萨拉梅亚•博尔达是那张增刊的主持人。他在上面介绍福克纳、海明威和考德威尔。他是对世界的情况了解得最迅速的人物——早晨在《时代》上介绍的书，下午就会出现在他的写字台上——若干年后，当我回到波哥大进《旁观者报》工作时，他是我的上司和最好的朋友之一；实际上，他是一位出色的酒友。他那时针对一个青年的持久性的抗议信写了一封持久性的复信。那青年在信中表示了惯常的持久性的不满；他说青年人的作品得不到发表。爱德华多•萨拉梅亚回答说，文学上的年轻一代的作品似乎不那么令人信服，不过，不管怎样，门还是为他们敞开着的。在大家的支持下，我给他寄去一篇小说，下一个星期天就见报了，还加了爱德华多的按语，他在按语中纠正了他以前那种悲观的观点，并说：不错，年轻一代是大有希望的，这位加西亚•马尔克斯就是一个。当谈到这句话时，我心想：这可糟了，为了不让爱德华多•萨拉梅亚失望，我只能做一个好作家了。
问：1948年4月9日“波哥大事件”发生的日期。，你仅有的几本书被烧了，据说你的一部手稿也被烧。后来的情况如何？
答：我去卡塔赫纳进了《宇宙报》社。我的工作是写简讯。报社下午一点钟关门。然后我们就再去跟埃克托尔•罗哈斯•埃拉索、多纳尔多•博萨和古斯塔沃•伊巴拉•梅拉诺一块瞎聊，朗诵诗。最后这一位十分可敬，今天是海关的一位大律师。有一天他对我说：“你读的那些东西很好，不过那都是空中楼阁。你需要一个基础。”他花了两年时间教我学希腊文和拉丁文，我一辈子都感谢他。不是因为他借给我索福克勒斯的著作，而是因为他要求我一点一点地学习，然后检查我的学习情况。他是个天主教哲学家，所以他叫我读基尔基加德的著作和保尔•克洛代尔的剧作……
问：巴兰基利亚的那些朋友，即《百年孤独》最后出现的那几位：阿尔瓦罗、赫尔曼和阿尔丰索。你何时认识他们的？
答：在卡塔赫纳时，我通过报纸得知，巴兰基利亚的文学界比较活跃，令人愉快。现在，当我对你讲这件事，第一次讲述这一切的时候，我意识到那时我已落在混乱的文学秩序后面。他们已经为我的短篇小说写了评论。于是我到那里去了，酩酊大醉的时候随之开始，不用说，我们同时大谈文学。他们中有一个人提到一本我不知道的书，第二天他借给了我，我虽然酒后不适，还是把书读了。到下午我就已经能够谈论它了，谈起来滔滔不绝。我和古斯塔沃一起研究过三个重要作家：霍桑、梅尔维尔和爱伦•坡，但是对经典作家了如指掌的阿尔瓦罗•塞佩达却对我说：“那一切全都不值一提，你应该谈的是英国和美国作家的作品。”巴兰基利亚“世界书店”的豪尔赫•隆顿要求我们为他编书单。当然我们也向他要求我们感兴趣的东西。所以，每当进一箱子书，我们便高兴得不得了。都是“南美”、“洛萨达”和“南方”出版社寄来的书。那些杰出的作品是博尔赫斯那群人翻译的。其中也有利诺•诺瓦斯•卡尔沃翻译的书——《对歌》，福克纳的作品——，他是哈瓦那《波希米亚》杂志社的编辑部主任，他翻译的书在阿根廷出版。但是在卡塔赫纳时我患了肺炎，医生们建议我到苏克雷我父母家去。我只得到那里住了三个月。我给巴兰基利亚的朋友写了一封信，请他们给我寄些书来我读。他们寄来了三箱书，什么书都有：福克纳的、维吉尼亚•伍尔芙的、舍伍德•安德森的、多斯•帕索斯的、西奥多•德莱塞的。三个月后，当我把书交还他们时，我便决定写小说了。
问：不过那时你一本也还没有写。
答：噢，这是另一次经历：当我母亲从巴兰基利亚回阿拉卡塔卡卖掉我外祖父母那幢已经破败的住宅时，我陪她去了。我八岁那年离开阿拉卡塔卡，再没有回去过。当我们到达那个烈日炎炎的破镇子后，我们首先去了一家药店。店里有一位妇人在用机器做衣服；我母亲喊她说：“干亲家。”那妇人站起来，拥抱着我母亲对她说：“干亲家。”两个人拥抱着哭了半个小时，一句话也没说。当天下午坐火车回来后，我开始向我母亲打听我外祖父和家庭的历史，他们从哪儿来的。我觉得这一切都是我记在心中的文学素材，但我不太清楚它会在哪里爆发出来。所以我一回到巴兰基利亚，就迅速地着手写起《枯枝败叶》来。采用的完全是伍尔芙的方法：《达洛卫夫人》的技巧。但是愚蠢的批评家们并没有意识到。
问：那么海明威的作品，你何时读的？
答：我离开巴兰基利亚的《先驱报》后，提着箱子去瓜希拉卖了一阵子医药书籍和厄特哈百科全书。我走遍了阿拉卡塔卡、丰达西翁、科佩尔、巴列杜帕尔、拉帕斯、比利亚努埃瓦、圣胡安•德尔塞萨尔、丰塞卡、巴兰卡、里奥阿恰和瓜希拉内地。但没有卖掉一本书，夜晚我便读百科全书。有一天我在酷热的巴列杜帕尔镇一家旅馆里，收到了巴兰基利亚那些疯朋友们寄来的《生活》杂志，上面刊登着《老人与海》，它就像一包炸药一样。因为小说家是一些不同于其他人的读者。他们阅读只是为了知道书是怎样写的，是一种技术性的阅读，是为了把书拆开，看它的内部是怎样缝制的。我始终认为，海明威——我写小说的好几种美妙的技巧都是从他那里汲取来的——没有足够的勇气写长篇小说。他的勇气只够用来写短篇小说。《老人与海》是被拉长了的，可以看到书中有许多多余的描述：关于迪•马乔的全部思考和球。但是有趣的是，海明威最妙的作品是那部失败之作《过河入林》。人们阅读时会跳过那些做作的、关于种种异乎寻常的事物的对话，接受老人希望对你讲的一切。不过，这也是一篇拉长了的短篇小说。
海明威最优秀的短篇小说是《弗朗西斯•马库默的短暂而幸福的一生》，也许是世界上最优秀的短篇之一。但是这篇小说一开篇就有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海明威对我们讲述了马库默想的事情，威尔逊想的事情，女人想的事情，狮子想的事情，水牛想的事情。最后却为我们设置了一个骗局：他说他不知道是不是女人故意杀死了他还是由于事故。文学是一张棋盘，通过它向读者解说：从头讲起，棋子是怎样移动的。游戏一经开始，下棋人自己规定的规则就不能改变了。
问：你是在波哥大还是巴兰基利亚认识埃尔南德斯•特列斯的？
答：我是在巴兰基利亚认识他的。我每个星期天总要读他的专栏文章。不过，后来去波哥大我才更感到他可亲，因为他是一个热情的人。我们去波哥大，整个星期天都在朗诵蹩脚的小诗中度过，直到特列斯的夫人感到不耐烦，发火说：我受不了这种愚蠢透顶的小诗，例如描写那些野马的一首。
问：哪一首？
答：“从前有一位精明的国王，
他虐待他的臣民，
命令他们骑野马，
野马把他们颠得难忍。”
问：离开巴兰基利亚以后的情况呢？
答：阿尔瓦罗•穆蒂斯来找我，他说我正在外省生锈。于是我便到波哥大的《旁观者报》工作，同时读康拉德的小说。这两件事都是由于穆蒂斯。我认为康拉德的书是我怀着更大的乐趣读的书：读着他的书会让人渴望去找这类的书来读，并且渴望像书中描写的那样生活，再不愿意谈其他作家的作品。这一切就构成了我的文学修养的基本因素。从那以后，对我来说，重要的是保持发动机的热力，继续前进。但是我觉得后来再也不像从前那么热心读书，生活是那么紧张。这是事实，就是说，这是文学。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