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期
科马尔与梅拉米德的艺术
作者：欧阳英
进入纽约的艺术圈，科马尔与梅拉米德在手绘作品之外，也玩起了早在苏联就迷恋上的行为艺术等当代新潮，新环境给他们提供了发挥奇思异想的机会。1978年，他们成立了科马尔与梅拉米德公司，从事买卖灵魂的活动，为此设计出一组十分吸引人的广告。其中一幅的画面是浮现在曼哈顿上空的一只带绿叶的红色大苹果，一条像蛇的蛆虫正从苹果体内钻出来。这只让人想到“禁果”的如此的大苹果成为他们公司最鲜明的标识。在吸引人的画面上，题写着如下的文字：“纽约科马尔与梅拉米德公司，我们买卖灵魂”。第二年，他们在费尔德曼画廊举办了题为《灵魂》的表演艺术活动，莫斯科的买家也能通过电话参与此次拍卖。大名鼎鼎的波普艺术家沃霍尔也把灵魂交给他们拍卖，最后以三十卢布售出，高出底价近十倍。在三年半的时间内，科马尔与梅拉米德公司买卖了一千来灵魂。尽管并不赢利，他们还是坚持着这项艺术与商业结合的活动，1986年，他们还在时代广场灯箱广告中用英俄两种文字为自己的公司做宣传。
离开苏联后，科马尔与梅拉米德美术创作中最受关注的，并不是各种观念性的实验，而是传统色彩浓重的写实性绘画。当然，它绝非客观事物单纯的再现，其中糅合了象征的、超现实的、波普的因素，传达出他们的人生感悟和社会批判精神。“怀旧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系列”最鲜明地体现出他们这类绘画的特色。只要翻一下各种20世纪西方美术图集，代表他们风格的多是此类绘画。
作为自由派的美术家，他们对斯大林倡导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艺观十分不满，尤其是它的基本原则并没完全随斯大林时代消失而消失。“怀旧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系列”中的不少绘画就透露出他们对斯大林利用文艺神化自身的嘲讽和反思。《斯大林与众缪斯》(1981—1982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起源》(1982—1983年)、《作为少年先锋队队员的双人自画像》(1982—1983年)、《镜前的斯大林》(1982—1983年)等绘画，以想象和挪用的方式把种种写实性的形象和场面组合成一个不可能实际出现的图像，创造出一个个引人深思的象征性作品。某种意义上，他们的画法与超现实主义大画家马格利特有共通之处。
18世纪英国画家德比的约瑟夫·莱特创作过一幅颇为流行的油画《柯斯林少女》。它描绘了古希腊一个美丽的传说：柯斯林少女趁情郎熟睡之际，勾勒出他投在墙壁上的影像，于是美术就诞生了。科马尔与梅拉米德创作《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起源》时，创造性地挪用了英国人的绘画。在庄严的殿堂内，斯大林像神一样端坐在中央，一位半裸的缪斯小心翼翼地描摹着这位领袖的影像，于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就诞生了。这样的处理，显然充满着讽刺的意味。科马尔讲的一段话，可以作为此画的注脚，不妨抄在下面：“当然，在俄罗斯，对个人与集体历史之间的关系，有种特别奇怪的看法。斯大林时代的社会主义要求每个人加入集体。一种新的、社会主义的、非个人的精神出现了，但同时存在着对作为个人的斯大林的崇拜。”《作为少年先锋队队员的双人自画像》以一种更荒诞的方式，进一步揭示了个人崇拜的可笑与可怕。在一片金光衬托的斯大林“圣像”前，当年向他宣誓的少先队员早已变成大人，但仍在向他顶礼膜拜。
在绘制《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起源》等作品时，科马尔与梅拉米德选择了类似普桑或达维特运用的古典主义或新古典主义的表现方式，这种选择恰好揭示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实质上跟西方古典美术传统有着内在联系。古典美术注重塑造理想化的高贵美丽形象，强调表现神话、宗教、历史中的重大题材，让美术发挥有益社会的功能。这些基本倾向与提倡歌颂苏联社会，赞扬领袖和英雄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艺观确实可以融汇在一起，难怪古典美术在斯大林时代、在苏联受到尊崇。
虽然与苏联当局格格不入，生活在美国的科马尔与梅拉米德对这个资本主义大国的领导者也没什么好感。《半人半马怪的罗纳德·里根》(1981年)从绘画手法上看，跟前述嘲讽斯大林的作品没什么不同，只不过它针对的是美国总统，让他与希腊神话中可憎的角色合为一体。
多变是科马尔与梅拉米德艺术创作的一大特点。正如一位论者所言，他们在抽象与再现之间来来往往，尝试不同的表现方式，涉及差别巨大的各种题材。贯穿在多变中的不变，应当说就是他们从不想做纯艺术家，不愿创作仅仅从视觉上给人带来审美快感的艺术品。介入生活、引发思考的个性，始终左右着他们的艺术行动。
1984年3月，科马尔与梅拉米德延续了十年前在莫斯科搞的表演艺术《艺术属于人民》(亦称《艺术学校》)，在纽约搞了同题的一次表演艺术活动，四位俄国移民在他们的指导下，当众用毫无训练的手挥笔作画，其间夹杂着分析和讨论。
以若干画面组合在一起，更充分地传达作品的意蕴，这样的联画方式，出现在“日记系列”和“无政府主义者综合系列”中。由于不只有一个画面，他们可以选择不只一种绘画手法。前一系列中的《蛋、性交与西塞罗》(1984—1985年)以蛋形为基础，借助抽象与具象的画面，表现了生命的历程。《这是美国的时代》(1984—1985年)利用美苏国旗及各种图像的并置和叠加，传达出对现实的评价。后一系列中的《黑与白》(1985—1986年)让无生命的黑白两图衬托着中央被裹尸布半掩的女人体，一股奇特的不祥之感会从观画者心中升起。类似的情绪在注视《双人自画像》(1985—1986年)变为双人头骨时，或许也会不由自主地产生。
科马尔与梅拉米德富于成果的艺术活动得到了西方世界的认可。1987年，他们获得美国国家艺术捐献基金会的赞助，为俄国人开了先例。同年，他们应邀参加在德国举办的第八届卡塞尔文献展，成为首次出现在该展中的俄国人。1988年，科马尔与梅拉米德加入美国籍，正式成为美国公民。
由于厌倦了曼哈顿现代美术圈生活，科马尔与梅拉米德在成为美国公民的这一年移居新泽西州纽瓦克湾一带的贝永。当地一家有近百年历史的小铜器厂的员工对这对艺术家很热情，这激发起他们的创作欲望。两人深入到工厂中画素描和草图，然后以此为基础，怀着深情在画室里创作了一组表现新泽西工人形象的绘画。注视这些写实色彩强烈的绘画，令人恍若走进苏联绘画馆。题材、场景、构图、笔法、色彩、造型、氛围、情调，无一不透露出与苏联绘画密切的联系，跟“怀旧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系列”的古典式风格拉开了距离。或许，这些朴实的作品是他们对早年接受过的绘画训练的一种重现和再造。
进入90年代，始终关注艺术与大众问题的科马尔与梅拉米德在1993年12月，聘请一家专业民调机构搞了一次较大规模的问卷调查，向不同民族的人提出了一百余个有关公众喜欢何种美术的问题。科马尔与梅拉米德依据反馈的信息，创作出一批绘画，如《美国最需要的》(1994年)、《美国最不需要的》(1994年)、《丹麦最需要的》(1995年)，把各国最喜欢或最不喜欢的各种因素组合在一幅画中。以《美国最需要的》为例，民调的结果是喜欢写实风格的比例和喜欢风景画的比例最高，于是此作就是一幅写实性风景画。另外，喜欢风景里有人和动物的、喜欢蓝色的受访者也多，他们就把它画成蓝色调的湖光山色图，坡上有人、岸边有鹿。最有趣的是，由于喜欢点景人物为名人或凡人的比例各占一半不分上下，画面上便出现了华盛顿和一群老百姓。《美国最不需要的》则是一幅硬边几何形抽象画，其中的各种因素都处在最不喜欢的前列。这样创作出来的艺术品倒真称得上顺应民意，颇带有为人民服务的意味。但它们真会是优秀的艺术品吗?真符合艺术创作的规律和真谛吗?确实值得思索。当然，它们的启示远不止这些。
1997年，科马尔与梅拉米德一起出现在威尼斯双年展上。进入21世纪，两位艺术家渐渐分开活动，在2007年的莫斯科双年展上，人们就只能见到科马尔的作品了。
(特约编辑 戴际安)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