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5期
缺月
作者：佚名
我原来在公司里的哥哥住宅吃饭，嫂子回娘家后就到父亲那里吃。给父亲做家务的一个员工妻子有时做些掺了芋头的面包，有时做些菜粥给我吃，父亲的女人有时也做掺了豆子的米饭给我吃。
跟我从小见惯的父亲比起来，和这个女人一起生活以后的父亲简直判若两人。父亲从年轻时便专心办实业，家里的事全交给母亲，自己四处奔走。他的眼中总闪耀着一种什么，那是永不停歇的追求。他常常深夜喝醉了回家，容易激动，只要他在家里，我们大气都不敢出，别指望父亲会使家庭气氛愉快。
和这个女人同居之后，父亲的表情变得温和了，看我们时眼光也不那么骇人了。
父亲和这个女人并排坐着欣赏院子景色时，甚至给人以一种安分守己的小市民的印象。
父亲把这个女人置于身旁，不知是不是对我们有点负疚感，看我们的时候显得有点难为情。女人的名字叫阿高，但在我和哥哥面前，父亲从不叫她的名字。也不知道哪儿弄来的酒，他养成了每晚必喝的习惯，而女人给他斟酒的动作活脱脱是个酒店女老板的样子。
院子里的枫叶开始变红的时候，某天傍晚，那个做家务的员工妻子气急败坏地跑进写字楼来。
宿舍楼的一侧有个浴室，那天同往常一样，父亲第一个洗澡，可是他很快就出来了，躺在女人铺好的被褥上。据说是刚一泡进热水就一阵剧烈的头晕袭来，于是从瓷砖地上爬起，摇摇晃晃地回到家里。
我立即离开办公室，同她一起来到家里。父亲仰躺着，吓得变了脸色的女人正在用湿毛巾敷他的额头。房里有点暗，女人站起来开了灯。
父亲把脸朝向我，说：
“可能和我妈一样，是脑溢血。头好痛。”
声音很微弱，嘴唇发白且干燥。
我一时呆住了。祖母是因脑溢血倒下的，她打着呼噜昏睡了一整天，再没有醒过来。我寻思每天喝酒的父亲一定是脑血管爆了。
我看到父亲没有血色的脸，顿感不安。父亲今年54岁，从人生五十年的尺度来看，他已进入了老境。我有种预感：父亲也会和祖母一样很快失去意识，然后死掉。
我对女人说：“我去叫医生。”便出了家门。
旧纺织厂那会儿有个和父亲关系亲密的老医生，但去年年底去世了，他那个当医生的儿子也作为军医出征了，至今没有复员，所以必须去镇上请别的医生。哥哥又去了嫂嫂家，只有拜托厂长了。
我走到透出灯光的厂里。
车间里并排放着铸件铸造机，工人们围着这些机器，将小炉子里熔化的硬铝倒入模具，同时用长把的铁条戳着。周围尽是焦炭的烟雾和气味。
我走到正在装箱的年轻员工身边，打听厂长在什么地方。这个员工想了想，走到拿着铁条的员工旁边说了点什么，然后回来告诉我，厂长到客户那里谈事去了，可能很晚才回来。
我没办法，只得出了车间往家里走。
我走进厨房，员工的妻子面色凝重地站着。我问她：
“附近有医生吗？”
她说了一个医生的名字，随后又说这个医生疏散到地方上去了。这个镇周围尽是田地，人家不集中，镇里医生看来很少。
她说去问问别的家属，就往公司宿舍那边去了，不久回来告诉我，有人看见离这儿约五百米的那个村落半年前有一家人家挂起了诊所的牌子。
我立即出了厨房，跑向工厂的大门。天黑了，家家点起了灯。
我一面赶路，一面回忆起亲人的死。幼年时祖母继姐姐之后病死，上初中时四哥死在战场，然后是母亲患子宫癌死去。母亲是在病榻上拖了两年才死的，而四哥的死则是一封邮政快递的通知，姐姐和祖母的死都是发病后一两天的事。经历了这么多亲人的死，我预感到可能是脑子里出问题的父亲也将很快死去。
我沿着河边小道前行，照着员工妻子所指的路，过了架在河上的短木桥。路两边是接连不断的长排房和独家独户的房子。我一家一家看过去，总算找到了左手边的一家，挂着一块写有“诊所”二字的崭新木牌。房子看上去像个小商店，没有诊所的气氛。
推开玻璃门，与客厅相连的一间六铺席大的房间就是候诊室了，里面坐着几名男女。客厅左边墙上开了一个递药的小窗，垂着块白布。
我走近窗口将布掀开一条缝，对里面说：
“麻烦一下。”
布帘里探出一个脑袋，是个穿着白衣的中年妇女。她戴着一副度数很深的眼镜。
“我想请医生出诊。”
我简单说了一下父亲的病情。
“在哪，你们家？”
女人以一副探询的神情打量着我。
我把地址、厂名、姓氏告诉她。
女人默默地点点头进去了，过了一小会再次伸出头，说：
“你们没请我们这儿的医师看过病吧？他很忙，你到别的诊所去吧！”
然后就把布帘放下了。
我完全没料到会被拒绝，一下慌了。
我撩开布帘，对护士鞠躬道：
“我们没有别的医生可请，请这位先生一定过去看一看！”
护士面无表情地继续做她的事，我执拗地重复着同一句话，她被我缠得没法，走到房间一角那个用帘子隔开的里面去了。
听见一个男子的声音，又听见他从椅子上起身，接着候诊室的玻璃门哗啦哗啦地拉开了，一个五十多岁理平头的男人手拿听诊器走了出来。
我向他鞠躬，再次把父亲的症状说了一遍。
“我很忙，去不了。”
医生不耐烦地说道。
我很清楚搬动患脑溢血的病人是有危险的，所以也不能说带父亲来，只能一个劲地求他。
“找平时给他看病的医生看看怎么样？”
这位医生瞪着眼睛说道。
“应征走了，还没复员回来。”
“这不关我的事。反正我忙着呢。我哪有空到陌生人家去出诊。”
医生说完，视线停在我脸上，高声说道：“能叫我给看病的，只有那些拿大米小麦来的人。药也好别的东西也好，都不是钱能买到的，要拿粮食来才能换到手。你什么都没拿来，突然就叫我去，我怎么会去呢？”
“那好，我去拿来。”
我立即说道。柜子里的箱子装着米和麦，我想用袋子把它提过来。
“说什么混账话！你现在说拿来我也不会去的。我只给那些平日里给我送粮食的人看病。平时怎么不想着点我？在洗澡时晕倒，只要安静躺着，再用毛巾冰一冰脑袋就会好的。我很忙，你回去吧！”
医生转身进去，粗暴地把门拉上。
我一时呆住了。我深切感到金钱已失去价值，人们现在只看重物品。黑市上的物资价格日益上涨，可以想像医生只靠收取诊疗费是难以生活下去的，然而我怎么也想不到医生会说这种话，什么只给平日里给他送粮食的人看病！
我重新打量起候诊室里坐着的人，只有一个把孩子放在膝上的女人看着我，其余的人都把视线移开。看上去这里尽是些并不富裕的人，既然医生可以毫不羞愧地在他们面前说米呀麦呀什么的，想必都是先送好了粮食再来就诊的吧。
由于自己的不通世故，我有一种被别人讥笑的感觉，于是推开玻璃门，走到路上。
往回走着，我恨自己只有18岁。如果自己是个大人，谅他医生也好护士也好都不敢对我这么冷酷无情，而且自己办事也相对老成了，可以对付他们。我认为自己被他们如此冷淡地对待，原因就在于自己还是个孩子。
我感觉自己几乎就要萎缩到地底下去了。我过了桥，停住脚步。镇上没有医生，即使有，也会和刚才那个拒绝出诊的医生采取一样做法的吧？隔着许多田亩，我看见远处工厂的墙和屋顶，我脑袋里描绘出躺在那儿的家里的父亲的形象。父亲也许早就失去意识，进入昏睡状态了吧？我有一种恐惧感，父亲能否免于一死就看我了。
我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去。战争结束后，我家搬离这个镇子还不到两个月，这儿就变得完全不认识了，也没一个熟人。我就像站在一片荒野之中那样感到无助。
我突然想，还是到日暮里去看看吧。那个镇子是我小时候生活的地方，虽然已经化为废墟，但幸存下一小块地方。母亲临终时一直守着她的春原医师家被烧毁了，但也许他还租了房在那里为病人看病呢。要是春原医师，他肯定会来我家出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