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5期

朱莉娅·阿尔瓦雷斯：美国西语裔的“桑鲁卓”

作者：［中国］石平萍作

　　《以萨乐美的名义》的主人公是母女俩，来自多米尼加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亨里克斯•乌雷尼亚家族。母亲萨乐美•乌雷尼亚生于1850年，死于1897年，是多米尼加历史上最受尊崇的女诗人、政治活动家和教育家，被称为多米尼加的“缪斯女神”。在女性无权接受教育的年代，萨乐美受到很好的家庭教育，15岁开始写诗，17岁发表作品，既有细腻传神的描写女性题材的诗歌，又有激情洋溢的爱国主义诗歌，尤其是后者，在社会各阶层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如同号角一般在多米尼加掀起革命的热潮。20岁时，萨乐美嫁给弗朗西斯科•亨里克斯（1859—1935），育有三子一女，大约30岁时，萨乐美放弃诗歌创作，创办了多米尼加第一所女子学院，47岁时因肺结核并发症去世。女儿萨乐美•卡米拉•亨里克斯•乌雷尼亚生于1894年，死于1973年。1916年至1924年美国占领多米尼加共和国期间，她的担任总统的父亲拒绝做美国的傀儡，不得不流亡海外，卡米拉先是跟随父亲逃亡到古巴，后来独自移居美国，成为瓦萨学院的西班牙语老师，过着低调甚至压抑的生活。1960年，古巴建立以卡斯特罗领导的新政权，退休的卡米拉决定放弃美国的一切前往古巴，致力于扫盲运动，同时进行文学创作，受到古巴人民的爱戴。
　　这部小说分十六章，外加“序曲”和“尾声”。关于母亲的叙事共占八章，采用第一人称叙述者，聚焦于母亲的视角，按时间顺序从出生一直讲述到去世。关于女儿的叙事也是八章，采用第三人称叙述者，聚焦于女儿的视角，以倒叙的形式从去世讲述到出生，两者交替出现，最后汇合于女儿出生后、母亲去世前的三年时间，叙述者换成“我们”的口吻。在这个具有巴赫金“对话”意义的复线叙事结构里，女儿叙事形同母亲叙事的镜像，作家借此展示了这对母女在人生和境遇上的惊人契合：卡米拉的诸多内心挣扎也曾伴随母亲的一生，而母亲的人生抉择和成就在一个世纪后直接影响着女儿的人生道路。《以萨乐美的名义》把人物的个人命运置于时代的风云变幻当中，对美国、加勒比海各国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多有反映：政府的腐败似乎是历史的常态；美国社会的仇外心理相当猖獗；在历史的不同阶段，美国的外交政策及对加勒比海各国内政的干涉存在可疑的动机和目的。美国总统亚伯拉罕•林肯遇刺身亡、美国独立一百周年纪念、1876年贝尔发明电话、1881年美国总统詹姆斯•亚伯拉罕•加菲尔德遇刺身亡、美国历史上的禁酒时期、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苏联研发原子弹、麦卡锡主义、古巴革命等事件在小说中均有提及。小说在不动声色中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进行了贬斥，同时着力探讨了性、政治，表现了母亲作为女权主义先驱的奋斗和作为、母亲与父亲的关系、女儿失去母亲之后的孤苦无依和女儿的同性恋倾向等等。
　　《拯救世界》是阿尔瓦雷斯最新出版的长篇小说，采用复线叙事，讲述了两个并列的故事：一个是发生在美国佛蒙特州的以阿尔玛•许布纳为女主人公的现代故事，从第三人称有限视角讲述，一个是发生在19世纪初的以伊莎贝尔•森达雷斯•戈梅斯为女主人公的历史故事，以第一人称讲述。阿尔玛是美国的一位多米尼加移民作家，由于遭遇创作低潮，迟迟写不出一部关于一个多米尼加家庭的家世小说，出版社威胁要收回预付的稿费，她对写作的意义和原先信仰的许多东西开始产生怀疑，好在丈夫理查德和她伉俪情深，才使她免于陷入绝望之中。理查德在一个名为“国际援助”的人道主义组织任职，被派往多米尼加建立一个致力于自然资源保护的“绿色中心”，并和一家制药公司合作开设艾滋病诊所，拯救当地的患者。阿尔玛暂时留在佛蒙特，一边照顾患癌症的邻居海伦，一边试图完成拖欠的书稿，不料却对19世纪初的一段历史产生了兴趣，转而以此为基础创作一部历史小说，主人公就是伊莎贝尔。与此同时，与“国际援助”合作的制药公司在多米尼加穷人身上试验治疗艾滋病的新药，遭到当地热血青年的抗议，他们占领了“绿色中心”，把理查德扣做人质。阿尔玛（西班牙语里，她的名字意思是“灵魂”）立即飞往多米尼加共和国拯救丈夫和他的人道主义使命，在这个过程中越来越理解和同情参与暴动的当地人，并重拾对人生和写作的信心。伊莎贝尔的故事主要发生在1803年。弗朗西斯科•巴尔米斯医生得到西班牙国王的许可，组织西班牙皇家博爱远征队，把牛痘疫苗送到拉丁美洲的西班牙殖民地，试图遏止天花在新世界的蔓延，由于当时没有冷冻技术，他找到西班牙一所孤儿院的院长伊莎贝尔，想挑二十二个孤儿作为牛痘疫苗的活体携带者。伊莎贝尔的家人都被天花夺去了生命，自己也遭毁容，她答应帮助巴尔米斯医生实现他那救世主般的宏大计划，但有一个条件：她必须随队前往，一来亲自照顾这些孤儿，二来满足突破自身生活局限、到大千世界闯一闯的渴望。尽管航海途中遭遇种种困难和不适，尽管伊莎贝尔常常为孩子们和自己的未来担忧，但她的勇气、坚韧和奉献最终战胜了一切，牛痘疫苗被送到了目的地，拯救了成千上万的人。
　　阿尔玛与伊莎贝尔生活的时代相隔两个世纪，但两人的故事除了结局之外，有着很大的相似性：两人的时代都遭遇绝症的蔓延，一是天花，一是艾滋病；对两人影响最大的男人都怀着对抗天花或艾滋病、拯救远方受苦受难者的抱负；两人都全心帮助两个男人实现他们的救世理想，在这个过程中自己也获得精神上的成长。借助历史与现实之间的“对话”，阿尔瓦雷斯揭示了两者之间惊人的相似：现实不仅是历史的重演，甚至是历史的恶化。在诸多的相似之处中，作家突出了社会不公平这一问题的根深蒂固：贫富差距、阶级差异、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之间的鸿沟、性别歧视等等。小说更进一步提出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如何对待社会不公平？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很多人缺乏最起码的生活条件，更别谈做人的尊严，那么对那些幸运儿来说，是否光有良心和同情心就够了？谁能被拯救？如何被拯救？贪婪和无能是否与理想主义、利他主义相互矛盾？高尚的目的是否足以证明卑劣手段的正当性？在作家的笔下，拯救他人的梦想既至关重要，又难免显得天真幼稚。但在小说的结尾，作家仍旧借阿尔玛表达了自己的理想主义：在这个越来越不可救药的世界上，也许故事能发挥某种积极的作用。更重要的是，阿尔瓦雷斯以感同身受的立场和敏锐的洞察力，刻画了两个勇敢、博爱、坚韧的女性，尤其是伊莎贝尔的人格品质，两个世纪后仍能激励遭遇精神危机的阿尔玛，女性情谊、女性传统等女性主义主题得到了肯定和升华。
　　中篇小说《咖啡的故事》（A Cafecito Story, 2001）和五部青少年文学作品均与阿尔瓦雷斯在多米尼加的有机咖啡农场有关联，可说是其行动主义的产物。《咖啡的故事》的素材来源于这个小农场，是一部现代的“生态寓言”和爱情故事，倡导人与自然的可持续性发展，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A Cafecito Story,”May. 26, 2006 由于农场里开办的扫盲学校需要青少年读物，阿尔瓦雷斯开始涉足这一体裁。《秘密脚印》（The Secret Footprints, 2000）是根据多米尼加的一个民间传说创作的儿童文学作品，《恩赐的礼物：感恩女神传奇》（A Gift of Gracias: The Legend of Altagracia, 2004）则讲述了一个与多米尼加的传统宗教信仰相关的故事，两者有着浓厚的魔幻现实主义色彩。《罗拉姨妈来美记》（How Tía Lola Came to Stay, 2001）是一个现代移民故事。《在我们自由之前》（Before We Were Free, 2002）堪称多米尼加版的《安妮日记》，以1960—1961年的多米尼加为背景探讨极权政治对青少年的影响，颂扬人们对自由不屈不挠的追求。《找到奇迹》（Finding Miracles, 2004）以一对美国夫妇从拉丁美洲某国收养的孤儿为主人公，在探讨收养、寻根等主题的同时，也涉及独裁、战乱等对人民造成的伤害。
　　作为一个祖先来自拉丁美洲的西语裔女性，阿尔瓦雷斯有着强烈的使命感：“我要创作在我成长过程中从未在书本中找到过的故事。我来到美国、进入英语世界后不写下就会失去的故事，我进入这个他者的、北方的、‘处于支配地位’的历史和传统过程中的其他视角。那些空白和沉默常常是作家创作的动力。我们想用我们的故事填补那些空白和沉默。发出声音。开辟道路——不仅仅为我所属的民族。随着越来越多的故事被收入什么是人的大故事中，我们人类大家庭也越来越壮大。在我看来，那些沉默和空白不仅仅与多米尼加共和国有关，也和女性、和常常被排除在美洲国家历史之外的另一半有关。在我长大、上大学、读典籍的过程中，这些故事即便存在，也被归入‘社会学’，不是文学，没有得到充分的认可。”Daniel Eshom,“An Interview with Julia Alvarez,”May 12, 2006.换句话说，阿尔瓦雷斯要用她的生花妙笔，抵制、甚至纠正第一世界对第三世界、白人对有色人种、男性对女性的文化霸权，把拉美裔的视角、女性的视角写入美国文学，写入广大读者的意识之中。她的作品寻求以艺术的手段反映现实世界和人类社会的种种问题，人文关怀、政治意识与艺术美感兼具，尽管作品的背景多为多米尼加共和国和美国，人物多为女性，她所传达的对暴政、人权、性别、种族、阶级和性向的看法却能超越其地域的局限，在普天下的读者中间产生共鸣。这是因为对阿尔瓦雷斯而言，文学创作不光为自救，更为了让世界充满爱：“不管什么时候，桑鲁卓都是我的女主角，她通过讲故事救了自己的性命，救了王国里其他的女性，把苏丹的仇恨转化成了爱。”Lyons & Oliver, 133.阿尔瓦雷斯不正是美国西语裔的“桑鲁卓”吗？
　　（责任编辑 沈维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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