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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读的幅度：解读《白色旅馆》无法回避的几个问题
作者：［中国］范跃芬作
在布鲁姆的观念中，影响意味着根本不存在文本；只存在文本之间的关系，这些关系取决于一种批评行为，即取决于误读或误解，也即一位诗人对另一位诗人的批评、误读或误解。Harold Bloom, A Map of Misreading(London: Oxford UP, 1980), p. 970.也就是说，不存在任何原文，一切文本处于相互影响、转换、交叉重叠之中，影响关系支配着阅读，而阅读不过是误读而已。作者的物理生命终结以后，一切阅读便成为名副其实的误读，一切误读则各有依据。误读有没有一定的幅度呢？在标示（marker）十分明显的情况下仍拒不承认或接受合理的解读，不是无知便是强词夺理。
欲“把弗洛伊德挂起来”的批评家称将“营地”理解为“犹太人新的居留地”，是给整个小说贴上“后现代主义”、“神秘主义”、“超现实主义和魔幻现实主义”的标签。魏天真《一部小说和一门学说：把弗洛伊德挂起来》，《外国文学》，2004年第4期，第84页。“贴标签”的行为本身并无错。“指鹿为马”是名不副实、故弄玄虚地“贴标签,”“指鹿为鹿”则是恰如其分地“贴标签”。大凡研读过《圣经•旧约》、弗洛伊德以及后现代主义理论家马克• 柯里、琳达•哈琴、布里•麦克黑尔等人著作的论者皆知笔者所述并非妄言。
哈琴的论述从小说情节、人物等不同角度肯定《白色旅馆》作为经典的后现代主义小说的地位。她指出：“19世纪的叙事结局（死亡、婚姻、清晰的结尾）被后现代主义作品，如福尔斯的《空想》（A Maggot）、托马斯的《白色旅馆》、阿特伍德《掌上姑娘》（The Handmaid’s Tale ）所颠覆了。”在后现代主义小说中，“人物不再是一个连贯的、充满意义的主体，如在托马斯的《白色旅馆》中，小说的叙事者是多重的、难以确定的”。Linda Hutcheon, A poetics Of Postmodernism (London & NewYork: Routledge, Chapman and Hall, 1988), p. 59、p. 11.
马克•柯里把《白色旅馆》归入“魔幻现实主义”一派，而魔幻现实主义本身被他纳入了后现代主义的范畴。哈琴也在一次访谈中指出，后现代主义源于拉丁美洲，对欧美文坛影响很大的魔幻现实主义就是对现代主义小说的反动。朱刚、刘雪岚《琳达•哈琴访谈录》，《外国文学评论》，1999年第1期，第124页。柯里在伯明翰大学任教期间，曾将这部小说作为逾越事实和虚构叙事的范例，向学生讲授。Mark Currie, ed., Metafiction (New York: Longman Publishing, 1995), pp. 47, 85, 89, 153—154.
为何把第六部“营地”理解为“犹太人的新居留地”？查阅研究《白色旅馆》的英文文献，我们不难发现这种理解是被广为接受的。见http://litsum.com/whitehotel/。小说中有不少诸如“沙仑的玫瑰”、“迦南”、“约旦河”以及“以色列的帐篷彻夜通明”等标示。凡读过《圣经•旧约》的读者对此类标示并不陌生。如《圣经•旧约•雅歌》中的新妇自述：“我是沙仑的玫瑰花，是谷中的百合花。”《圣经》中的“迦南”是地名，原义是流着奶与蜜的地方。上帝引领以色列人出埃及, 应许他们不再做奴隶、可以居留在迦南地。后来，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复活后应许信仰他的人可以回家，也即返回迦南。通过这些标示，作者似乎在暗示那些经历过白色旅馆痛苦和血腥的人们，只有在这个“犹太人的新居留地”才能够“快快乐乐地享受生活”。
托马斯曾经说过，他对传统的英语小说毫无兴趣。在那些小说里，人物与情节基本遵循自然规律的发展，恋爱，然后结婚或者是死亡。D. M. Thomas, Memories and Hallucinations (New York: Viking Penguin Inc, 1988), p.18.读者在他的小说中几乎都能看到叙事技巧花样翻新。有评论家认为《白色旅馆》采用既是现实主义的又是后现代主义的某种技巧写出了两个不同的经验世界，即虚幻的、精神的世界和社会的、历史的客观实在。杨博华《碎片化与整体化——〈白色旅馆〉的历史感书写》，《当代外国文学》，2003年第4 期，第61页。前者将主人公置于一种白日梦的境界，渲染人的潜意识层面，故采用一种能够融象征和传统诗歌技巧于一体的话语形式，具有抒情性；后者注重现实主义小说的创作模式，描写人物的切身体验，具有比较鲜明的历史感。
这段理性的评论其实也间接道出当代英国小说一个重要的特征，即对文本可读性的注重。英国小说家根据自己的需要在小说中糅合各个时期的创作方法，因此在同一部小说中既有现实主义的手法，也有后现代主义技巧。现实主义的叙述使读者既能欣赏到这部小说深刻的人文蕴含，如本文第一部分对丽莎命运的探讨；写作技巧和形式的革新又使得马克•柯里、琳达•哈琴等后现代主义理论家能在托马斯的文本中找到契合自己理论的例证。显然，在解读托马斯的作品时，仅笼统地关注弗洛伊德的理论是否有效、科学，而无视作者在对丽莎命运探讨时所蕴含的深刻寓意，无视作者所进行的叙事试验，那便是对这部作品的简化甚至歪曲。
“诗学误读”就是“富有创造性的阐释”，“伟大的文学作品都是创造性的误读”。张龙海《哈罗德•布鲁姆教授访谈录》，《外国文学》，2004年第4期，第103页。艾略特说：“优秀的诗人不露声色的剽窃，而蹩脚诗人则暴露出他所受的影响——它借用了他人的声音。”哈罗德•布鲁姆《影响的焦虑》，徐文博译，三联书店，1989年，第31—32页。诗人的“创造性”是不露声色的，如果诗人在作品中暴露出他曾受到的影响，他只是一个蹩脚的诗人。
批评家在解读作品时能否不露声色呢？
（责任编辑 沈维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