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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诗词的创作问题（上）
作者：谢桃坊
(一)创作与学问的关系。创作诗词要求具有一定的中华传统文化的修养，这即是说作者应有一定的学问。从《诗经》到唐诗，它们与学问的关系不是很突出的。自宋代以来，学人之诗兴起，出现了以学为诗的倾向。江西诗派的领袖黄庭坚说：“词意高胜，要从学问中来尔”；“如老杜诗，字字有出处。熟读三五十遍，寻其用意处，则所得多矣。”(《论作诗文)，(山谷别集)卷六)南宋严羽针对此种情况提出了“别材”说：“夫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然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所谓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上也”。(《沧浪诗话。诗辨》)严羽虽然主张妙悟，反对以学为诗、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指出作诗与学问并无直接联系，却见到若无学问则难臻诗之极诣。我们若细读《诗经·大雅》，陶渊明的《饮酒》、(读山海经》，卢照邻的《长安古意)，骆宾王的《帝京篇》，陈子昂的《感遇诗》，李白的《古风》，杜甫的《秋兴》、《古迹咏怀》，白居易的《长恨歌》，韩愈的《荐士》等，不难见到作者在下字、遣辞、使事、用典，以及关涉到历史事实、名物制度、山川草木、风土人情等方面皆体现出甚为丰富的传统文化知识。从唐代以诗作为科举考试的科目以来，士子为应付考试不仅学习声律诗艺，更重要的是学习儒家经典、史籍和策论，还得学习天文、律历、地理、诸子百家。因此从唐代至晚清的诗人，他们的绝大多数皆为应试而认真学习过系统的传统文化知识。当然，以学为诗并非诗之正途，学人之诗亦非诗之正宗，学者并不等于诗人，但我们今天若要学习诗词创作则需要懂得—些传统文化知识；这样其作品必然具有民族文化的根基。
(二)创作与古典诗词的关系。诗词作为中国古典诗体有自己的基本艺术特点，无论各个时代诗人的创新求变，甚至晚清诗人们提倡的诗界革命，其基本艺术特点仍然被继承和发展。学习诗词创作必须熟读和背诵古典作品，选择适合自己审美趣味的作品进行模仿试作。宋人蔡居厚谈到北宋诗风说：
国初沿袭五代之余．士大夫皆宗白乐天(居易)诗，故王黄州(禹俑)主盟一时。祥符、天禧之间，杨文公(亿)、刘中山(筠)、钱思公(惟演)专喜李义山(商隐)，故昆体之作，翕然一变，而文公尤酷嗜唐彦谦诗，至亲书以自随。景祜、庆历后，天下知尚古文，于是李大白、韦苏州(应物)诸人，始杂见于世。杜子美(甫)晚出，三十年来学诗者，非子荚不道，虽武夫、女子皆知尊异之。⑦
宋人在学唐诗的过程中，有的并无创新，有的则经过学习而求变，形成自己的风格。清人沈德潜说：“诗不学古，谓之野体。然泥古而不能通变，犹学书者但讲临摹，分寸不失，而己之神理不存也。作者积久用力，不求助长，充养既久，变化自生，可以换却凡骨矣。”(《说诗啐语》)沈氏将学诗与学书法比较，这是极哈当的。汉字书法最富我们民族文化特色。如果不从临摹颜真卿、柳公权、欧阳询、苏轼或赵孟頫的字帖入手，则不可能学会书法的。初学诗词者熟读《唐诗三百首》和《宋词三百首》，背诵其中名篇，然后可以尝试模仿制作。学书法经过临摹阶段，可以进一步学习篆书、隶书、汉碑、魏碑、晋人法帖，根据个人特长而博观约取，求变创新。学诗亦然，经过模拟试作之后，读《诗经》、《楚辞》以探风骚之源；涉猎乐府古辞、魏晋五言诗，以继承汉魏风骨；读李白、杜甫、白居易、韩愈、李贺、李商隐、欧阳修、梅尧臣、王安石、苏轼、黄庭坚、杨万里、陆游、吴伟业、黄遵宪等诗集，以精研诗艺。学词则可进而读《花间集》、《草堂诗余》及柳永、苏轼、周邦彦、李清照、辛弃疾、姜夔、吴文英、张炎等词集以提高创作水平。这样的途径虽有模仿之讥，但确是必须经历的，舍此别无便捷之道。在此过程中熟悉诗词的用语、意象、韵味、格调，求得形似；继经精研传统艺术之后，形成个人风格，努力追求高深的境界。
(三)创作与诗词格律的关系。中国诗歌的发展自《诗经》以来即开始走向格律化的道路。诗词格律是—种规范，创作时必须严格遵守。我们在近数十年间常见不少的旧体诗词作品，形式是五言或七言的八句，或长短句标明为某词调，其用辞、下语、意象、句法、结构、意境颇有传统诗词的特色，然而却不合格律，即字声平仄、韵部、对偶、格式皆是失范的。这类作品，我们可以称之为韵文。作者有写作它们的自由，但它们绝非律诗或律词。格律是一种束缚，要掌握这种技巧是有一定困难的。因此，某些古典诗体的爱好者，为了去掉艺术枷锁而提倡革新，这主要表现为对新诗韵——现代语音为基础的俗韵的倡导。现代汉语语音是无入声的，它已分别转化为其他各声调了。由于古今声调的变化，《广韵》音系的声调和韵部与现代汉语语音呈现巨大差异，若以现代语音为准则意味着诗词格律的完全破坏。所以凡是主张诗词改革者是可以根本不考虑传统诗词的格律，去创作任何韵文的，如写新诗一样。不遵格律的五言或七言的韵文是否可以称为古体诗呢？这得看具体情形。唐以前的古体诗是没有固定格律的，但它们的用韵是属古音系的，其声韵音节是自然和谐的，绝非随意为之。我们读《采薇》、《东山》、《七月》、《饮马长城窟行》、《焦仲卿妻》、《羽林郎》、《董娇娆》、《西州曲》、休兰辞》等古诗，真是人间天籁。它们于自然流美之中是含有高度艺术技巧并存在某些规律的。从格律诗兴起后，唐宋人作的古体诗实际上已融入了声韵格律的经验，例如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刘希夷的《代悲白头翁》、高适的《燕歌行》、李白的《长干行》、杜甫的《丹青引》、白居易的《长恨歌》等皆用唐韵，在律句、对偶、换韵等方面皆吸收了近体的经验。可见古体诗并非我们想象的绝对随意的无形式规范的。现在懂得诗艺的作者，深知作古体诗在某种意义上更比格律诗困难的。词的格律比诗更为复杂多样，作词必须按谱，故称填词；若不按谱填词，虽标词名，而实为句读不葺之杂言了。格律是形式，作品缺乏诗意或词意，犹如没有灵魂的空壳；若有诗意或词意，却无格律，则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诗词的内容与形式应是统一的，缺一不可。
从上述诗词创作与学问、古典作品和格律的关系的探讨可见：这种创作不同于新诗，要求作者具备一定的学问和相关的专业知识。因而要征服这种古典艺术形式是很不容易的；然而正因如此，它又深深吸引着热爱中华文化的儿女们去学习和探索，并努力去征服这民族文学形式。
注释：
[1]王国维：{清真先生遗事)，(王国维遗书)第十一册，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
[2]《胡适古典文学研究论集》第34页附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
[3]胡适：《白话文学史》第3页，岳麓书社，1986年。
[4]胡风编(民族形式讨论集)第15页，重庆华中图书公司，1941年。
[5]引自游子：《信息时代的汉语与汉语诗歌》，《东南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
[6]舒晋瑜：《“别把我叫旧诗”——诗坛涌动“新旧交锋”》，《中华读书报》2002年2月6日。
[7]郭绍虞：《宋诗话辑佚》第398页，中华书局，1980年。
(下期续完)
作者：四川省文史研究馆馆员，四川省社科院文学所(成都)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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